1. 為什麼魏晉南北朝時期會創造出輝煌的石窟藝術
自公元220年曹丕代漢,至公元589年隋統一南北,史稱魏晉南北朝。這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分裂、動盪的時代,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文學藝術獲得巨大成就的時代。
起源自佛教美術
一、佛教美術的興起 這個時期佛教美術的重頭戲是在北中國展開的。
二、早期的石窟壁畫
佛教美術大致包括3個部分:建築、雕塑和壁畫。三者是互相結合的統一體,是宗教性和審美性、實用性和藝術性的結合體。一般的石窟和寺廟中都繪有壁畫。魏晉南北朝時期寺廟中的壁畫,隨著建築本身的倒毀已盪然無存,而石窟壁畫,至今仍有大量遺存。
三、石窟造像
佛教雕塑按材質來劃分,大致有銅雕、石雕、泥塑、木雕、陶塑、崖刻等幾大類。
在魏晉南北朝時代佛教造像中最重要、最能體現佛教藝術興盛景象的,無疑是石窟造像。除敦煌莫高窟外,其中規模較大,較有名的有山西大同雲岡、太原天龍山、河南洛陽龍門、鞏縣石窟寺,甘肅天水麥積山、永靖炳靈寺,界於河北與河南間的響堂山,南京棲霞山等,均始建於南北朝時代。
2.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書畫藝術發展的特點
魏晉南北朝的書法藝術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動盪時期，在三百幾十年中，戰亂紛繁、朝代迭更。雖有短暫的統一，但絕大部分時間都處於若干政權對峙的局面，把它作為亂世來看，當無疑義。 出人意料的是，這么一個動盪時期，在文化思想方面，卻是有其輝煌燦爛成就的。這一時期不僅出現了為數眾多的文學家、詩人、藝術家。如曹子建、陶淵明、謝靈運、顧愷之等等，而且還前所未有的出現了評論詩、文、書、畫的著作。如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謝赫的《古畫品錄》、姚最的《續畫品錄》等等。而以論書、品書法的文章為最多，如羊欣、王僧虔、蕭衍、陶弘景、庾肩吾、袁昂等等，都有著述行世。足見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之盛為前所未有。 魏晉時期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背景促成了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魏晉風度，實際上是一種儒生名士風度，是做為士族意識形態的人格表現，亦即魏晉時期的審美理念。遭到後人指責的原因，無非是飲酒過度、狂放簡傲；華服粉飾、風流自賞；捫虱而談、悖逆常理；文風浮靡、清言誤國。而練丹服葯，以求長生，亦成風氣。這當然與動盪的時局有關。人們珍惜生命、愛戀自由，尋求人生的歡樂與價值。 魏晉風度是源於以《周易》、《老子》、《莊子》為核心的玄學的興起，是一種生命哲學，它啟迪魏晉人士用精神超越的方式來面對現實，變苦難為理想中的精神世界。玄學的興起，標志著漢代以來儒家哲學思想的危機。強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也沖擊著魏晉時期的文學藝術領域。因此，魏晉南北朝不同於漢代人強調文藝與政教的關系，而更看重個性，強調文藝要表現作者個人的特點。曹丕說得好：「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作為統治者的這種議論，在漢代以前，是不能想像的事情。 所謂魏晉風度，即為魏晉士人自由精神、個性以及靈感的釋放，凸現人的主體意識以及對大自然的留戀、賞鑒。陶淵明、謝靈運以及竹林七賢等為代表人物。而魏晉南北朝的書法藝術，也必然蘊帶這種意識，書法已不再是單一的記事的講究優美造型的字體，而是上升為達情寫意的藝術表現形式。以自身的作品品質、氣韻、情感標譽當代、影響後世。從嚴格意義上講，中國書法直到魏晉時期，才真正成為自覺的藝術行為。魏晉風度成就了一代書風，至東晉王羲之，集書法之大成，被尊為書聖，使書法藝術發揮到了極致，形成所謂「晉韻」的前所未有的藝術內涵，同時也成為中國後世書法的楷模。 魏 楷 晉 韻 長達60年的三國鼎立，從文化發展方面來看，魏為主流，東吳次之，僻處西川的蜀漢則由於頻於治蜀保國，尚無暇文化建設。就書法藝術而言，亦是如此。 東漢後期極為盛行的刻碑風氣，至曹魏遭到大力禁斷。除政府有必要刊石立碑之外，私人嚴禁為之。雖亦有違禁而私立碑者，但為極少數，故刻碑數量較東漢後期大為減少。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較為著名的碑跡有《上尊號奏》、《受禪表》、《三體石經》、《毌丘儉紀功殘碑》、《曹真殘碑》、《王墓殘碑》、《範式碑》、《郛休碑》、《孔羨碑》、《太公呂望表》、《天發神讖碑》、《禪國山碑》、《爨寶子碑》、《葛府君碑》、《九真太守谷郎碑》等等。 魏建立之後，就書法史來說，對後世影響是很大的，留下了許多著名碑跡，出現了衛覬、韋誕、邯鄲淳、鍾繇等等許多書法家，這當然與曹操、曹丕父子對書法的重視有關。《三國志》中記載，曹操傾慕梁鵠書法，以至宮殿中有題署，皆為梁鵠所書，而且曹操還將梁鵠的書法「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唐張懷瓘評：「武帝尤工章草，雄逸絕倫。」 有人認為曹氏父子對書法的垂青異於漢靈帝時用琢磨書法把知識分子引向脫離政治的道路不同。一方面，出身宦官之家的曹操利用書法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抵制一些名士對他出身的鄙薄與輕視。另一方面，也是曹氏父子用來招徠名士文人、籠絡知識分子的一種手段，將大量受壓抑、排斥的志士名流吸收到自己的周圍，用以鞏固自己的領袖地位。因此，雖然三國紛爭，戰亂不斷，但書法藝術卻一直成為官僚、世族子弟、知識分子競相標榜的一種風尚。競講書法成為廣泛的社會現象，曹氏父子對書法的重視，對於推動書法的發展與進步是有直接關系的。這也是吳、蜀在書法上不能與魏抗衡的原因。 從這一時期遺留下來的碑刻看，質朴凝重、雄渾奇縱，依然是東漢後期碑刻的延續，足證魏初於莊重的碑石上，仍用漢隸書體。其中《上尊號碑》、《孔羨碑》、《曹真殘碑》、《黃初殘碑》等等，毫不遜色於漢碑。 《上尊號碑》，也稱《上尊號奏》、《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百官勸進表》。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考為魏黃初元年（公元220年）。隸書體。碑額陽文篆書。為三國魏時著名碑刻。書體雄強奇偉、嚴整端凝，整飭中透出靈秀的韻致，極具特色，不同凡響。 《孔羨碑》，也稱《魯孔子廟碑》。三國魏黃初年（公元220年）立。隸書體。碑額《魯孔子廟碑》為篆書體。書風淳古，沉穩勁健，筆畫多用方筆，雄強利落，碑末有宋嘉佑七年張稚圭題記。為魏隸中之名品。 《黃初殘碑》也稱《郃陽十三字》。魏黃初五年(公元224年)立。隸書體，殘石四塊，共35字，乾隆初年出土後即歸私人所有，有摹刻本、影印本行世。碑字秀整多姿，法度井然而又瀟灑適意，似為天成。書風與《曹全碑》相類似，而勁健過之。 《曹真殘碑》，全稱《魏鎮西將軍上軍大將軍曹真殘碑並陰》。曹真於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卒，碑當在其後立。現僅存殘碑中部。隸書體，布局嚴整、端凝莊重。用筆方、圓並摻。但卻顯流動多姿、點畫生動、精能之至，當屬魏時隸書碑中之上佳者。 東吳所遺留下來的碑跡較曹魏要少得多，但卻不乏精品，如《九真太守谷朗碑》、《葛府君碑》和《天發神讖碑》等。 《天發神讖碑》也稱《天璽紀功頌》、《吳孫皓紀功碑》等。宋代時，碑已斷為三塊，故又名《三段碑》。吳天璽元年（公元276）七月立。碑為幢形，置於江寧（今南京）天禧寺。清嘉慶十年（公元1805）遭受火災而被焚毀。《天發神讖碑》相傳為吳國皇象所書，書風獨特。碑文為篆書體，但多用隸書筆勢，是以古篆與隸書筆法雜用而創造出一種新的風貌。起筆處如刀削斧截，轉折處方銳刺目，收筆多露尖鋒，字體結構緊密，保持小篆上緊下松、上收下散的基本格局。似篆似隸、厚重雄渾、鋒棱威利、瑰瑋奇異。古奧特立的體態，在中國書法史是一件史無先例的特立獨行的藝術珍品。 《天發神讖碑》對後世書法尤其是對清代的篆書、篆刻有著深遠的影響。故後人評價極高。清張叔未有雲：「吳《天璽紀功碑》雄奇變化，沉著痛快，如折古刀，如斷古釵，為兩漢以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跡。」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中雲：「吳碑有四，其《天發神讖碑》奇偉驚世。」 從書體上看，魏初的碑跡如《受禪碑》、《孔羨碑》、《上尊號碑》等都是漢隸的遺韻。到了吳之《谷郎碑》則似楷似隸，康有為說它「上為漢分之別字，下為真書之鼻祖」，以作為「由隸變楷」的證據。而《吳衡陽郡太守葛福君碑》的出現，才算是中國現存的最早的楷書作品。康有為說它：「高秀蒼渾，殆中郎正脈，為真書第一古石。」其後，中國書法開始了楷書、行書、草書並行的時代，而隸書已不如東漢那樣興盛，篆書則幾乎無人問津。 曹魏時期，在曹操的倡導下，書法藝術空前普及，特別是官僚及文人學士，都把書法視為表現自身修養方式，許多人都成為書家為時人景仰。鍾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鍾繇，字元常，穎川長社（今河南長葛東）人，為曹魏重臣。漢末舉孝廉，累遷侍中、尚書僕射、東武亭侯。魏初，為延尉，進封嵩高鄉侯、太尉、平陽鄉侯。明帝時封定陵侯，加授太傅，故世稱鍾太傅。他以東漢曹喜、劉德升、蔡邕為師，取各家之長為己用，擅隸、真、行、草諸體，尤以楷書成績為巨大。他以真書的橫、捺取代了隸書的蠶頭燕尾，參以篆、行、草書筆畫的使轉，完成了楷書的形體，並使之定型化。雖然不能說楷書為鍾繇一人所創，但楷書是由鍾繇通過努力，使之定型、完善，並得以廣泛應用，是功不可沒的。能夠確立一種新的書體，須有超常的才能和巨大的勞動創造力。史書記載他學習書法，十六年不出門戶，精研書法。「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卧畫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忘歸，見萬類皆畫像之。」（李贄《初潭集》） 詳查文獻資料，三國之前未見正規的楷書記載，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鍾繇的書作多為楷書。單就他整理、創立楷書體這一傑出的貢獻，便足以彪炳千秋。書史上稱他為「楷書之鼻祖」，足以說明他在書法史上的地位。 鍾繇的書法真跡我們已無從得見，傳世的《宣示表》、《薦季直表》、《賀捷表》、《力命表》、《刀命表》、《丙舍帖》、《昨疏還示帖》、《白騎帖》等等，均屬楷書，且為小楷。清麗典雅、樸拙端凝。其中以《賀捷表》與《宣示表》最能代表鍾繇書法風貌。《賀捷表》書風自然古樸、茂密幽深，字型方扁，略有隸意。《宣示表》寫得端莊古雅、質朴渾厚、雍容華貴、天趣盎然。蕭衍評其書法：「如雲鵠游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張懷瓘評其書法：「真書絕妙，乃過於師」，「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鍾繇以外，曹魏的著名書家尚有胡昭、韋誕、邯鄲淳、衛覬、衛瓘、衛恆、索靖等。其中以衛覬最能與鍾繇一爭高下。衛覬好文辭，篆、隸、草書無所不能，著名的《受禪表》即為衛覬所書。其草書瘦勁精妙。曹魏以後的書家都是師承鍾、衛兩家，逐漸形成兩派，代代傳承。至永嘉之亂，名門世家皆離故土，有的避居北方，有的流離江南。衛覬的弟子江瓊、江統，再傳弟子崔悅、崔潛，父子相繼傳承衛覬書法，置根於北方。而王導攜《宣示表》過江，故江南賴鍾書得以傳承書法。 鍾、衛兩家書派對後世影響不同，南北書風相異自是由魏開始。北方雄渾自然，多豐碑大字；南方閑適淡泊，多紙素手札。至清代阮元著《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指明書法「由隸字變為正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間。」此後分為南北兩派：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於啟牘，減筆至不可識。」「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於碑榜。」由此可以看出，南派書法，亦即自東晉開始，中國的書法藝術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曹魏時期還有一位書法家索靖不能不提。索靖，字幼安，敦煌（今甘肅）人。張芝姊孫。官至征南司馬。善隸書，尤精章草。師從張芝、衛誕，骨勢峻邁，筆力勁健。《宣和書譜》雲：「靖以章草名動一時，學者宗之。如歐陽詢以翰墨自名，末嘗妄許可，路見靖碑，初過而不問，徐視乃得之，至卧碑下，不忍去。」「王廙嘗得靖書，每寶玩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以上這段話中舉了兩個例子，一是唐代大書家歐陽詢，路見索靖碑刻，「初過而不問」直至「至卧其下，不忍去」。由初見不以為然，再看覺得不錯，三看竟然接連幾日住在碑側，仔細研習，「不忍離去」。這三過索靖碑的記載，說明索靖書法的高度內涵，能征服歐陽詢這位大書家，自是高妙之極，不同凡響。二是書法家王廙得到索靖的書跡，如獲至寶，動亂之際，與其兄王導懷藏《宣示表》渡江一樣，王廙也將索靖的書跡「四疊綴衣中以渡江」。於是江南士子也賴以傳承。 索靖的書法，流傳於後世的作品有《出師表》、《月儀帖》、《急就章》等。宋代的《淳化閣帖》收集有索靖的書跡。 《月儀帖》是其代表作。刻本，11章，104行。是類似於今天的書信集的內容形式。《月儀帖》的每月分為兩部分，上段多為敘景寒暄，下段暢敘友情。由於流傳久遠，缺四、五、六月的內容。章草書體，書法淳古峭拔、行筆簡便，筆姿動盪妙曼、字勢斜正自然，極具韻律，字雖獨立而氣脈暢達，渾然適意，實為學習章草的絕佳範本。 西晉書法名家的尺牘墨跡流傳下來的極為少見，且均以刻本傳世，刻本難免失真，且不見筆墨痕跡，終為憾事，因此墨跡的流傳就顯得彌足珍貴。西晉書法名家陸機的草書《平復帖》是我們現在能見到的最早的、最為可靠的墨跡真品。這足以說明《平復帖》的價值連城的身份，是名至實歸的國寶。 陸機，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東吳名將陸遜之孫，與其弟陸雲，並有異才，時稱「二陸」。官祭酒、平原內史等職，後為讒言所陷，死於司馬穎之手。 陸機在歷史上以文學著稱，他能詩、善賦，好為駢文體，是西晉太康、元康年間最著聲名的文學家。他注重文辭形式技巧，典雅宏麗，講究聲律、對偶，然內容多空泛、模擬，代表了太康文學的主要傾向。他20歲就寫有《文賦》，對後世文學創作、理論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史學、藝術學上也多有著述，惜多亡佚，有宋人輯《陸士衡集》傳世。 由於《平復帖》的留傳，使陸機得以在書法史上佔一席之地。《平復帖》是陸機寫給朋友的一封信。9行84字。用禿筆寫在麻紙上，外表上看，只是一紙普通信札，介於章草、今草之間，字格高雅、神采飛揚，字形偏長，上窄下寬，左低右高，欹側取勢，但斜而能正，頗具奇趣。用筆斑駁古拙，風格平淡質朴。由於是信札，故盡顯率意揮灑而無半點矜持之態。與漢、晉簡牘書頗為近似，當屬由章草向今草嬗變過程中過渡的典範書體。 客觀地看，陸機在書法上的影響很難與同時的索靖、衛瓘相比，且他的草書有明顯的東吳風氣，與吳簡也極為相近。成就他在書法史上的地位是《平復帖》這一難得真跡的歸屬。 歷代書論，涉及《平復帖》者甚多。《大觀錄》中說《平復帖》：「草書，若篆若隸，筆法奇崛。」董其昌雲：「右軍以前，元常之後，唯存數行，為希代寶。」想來陸機在世時，絕想不到他的這件平常書信，竟然能堂而皇之地成為中國早期書作中的扛鼎之作。 「永嘉之亂」結束了西晉的一統天下，同時也改變了中國書法以中原為核心的格局，將書法中心由黃河流域轉移到了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 晉時的書法是中國書法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成就這輝煌的時期，大致包括如下原因：一是書法是魏晉風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書法的優劣直接表現其風度的高下，故士人學子於書藝一技，不敢有絲毫的怠慢。二是晉人研習書法蔚成風氣，且有許多卓有成績的書家，受到時人的推重。唐孫過庭《書譜》開篇即言：「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則鍾繇，羲、獻父子都為魏晉人物，時人將鍾繇、王羲之並稱「鍾王」，代表了中國書法的最高水平，是書壇的領軍人物，受到士人的擁戴。三是兩晉時期對詩、文、書、畫的研究頗為重視，且成績卓著，而書法的研究有過於詩、文，更為深邃、精妙，涌現出衛恆、索靖、成公綏、衛鑠、王羲之、王珉等等眾多的書論家，他們書、論具佳，理論的視角各具特色，精深的書學理論，自然推進了兩晉的書法創作。 書法藝術在魏晉南北朝，不僅用來書寫碑文、表章記事、歌功頌德，更發展成為人們文化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了。從書法的欣賞、研究和創作中，人們可以獲取美的享受，豐富精神生活。比如東晉的桓玄就「雅愛羲之父子書，各為一帙，置左右玩之。」他還「每請長康（顧愷之）與羊欣論書畫，竟夕忘疲。」可見書法已經同詩、畫、音樂一樣，躋於當時士大夫階層的愛好之列了。這時期，有的書法作品，就是寫在絹或紙上的親朋之間日常生活的書札。作者一時興會所至，隨意揮毫，略無拘束，所以字里行間往往有一種縱逸瀟灑之氣，因而書札在完成它通訊問候的使命之餘，還能給人們以別有一番美輪美奐的書法藝術的享受。這種書札在所謂「帖」的中間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而寫帖又給了書法以比寫碑更大的用武之地。從寫碑轉入以寫帖為主，是我國書法發展史上的一大轉折。從此以後，人們對書法藝術的美的要求就更加自覺、強烈，銳意地講究使筆用墨，追求筆墨氣韻。因為書法藝術越是精美，個人的思想感情和審美趣味就表現得愈加充分，反轉來，也就使書法藝術的表現力愈加豐富和提高。通過對魏晉南北朝書法藝術的全面審視，清楚地展現出中國書法藝術已經完全進入了一個自覺的、獨立發展的、藉以表現個人思想、情懷、意念、品質的新的時期了。 晉時的書法，主要是楷書，行書和草書（今草）。而且這三種書體至東晉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經過晉人的整理、完善，幾乎達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度，為後世學書者的不二法門。比如王羲之學習鍾繇的楷書之後，將楷書進一步完善，盡消鍾楷之隸意，筆法上進行梳理，使晉楷不同於魏楷，與鍾楷相較，一為古韻，一為新姿，晉人楷書更顯秀整清逸，更易於為後人所接受。而王羲之的貢獻，主要的還是在行書、草書上。 門閥士族，多以書法世代相傳，是東晉時期的一種特殊現象。在東晉眾多的書家中，以王、謝、郗、庾四家族為最盛。王家當然以羲、獻父子為最有名聲。父子之外，羲之父王曠、伯父王導、叔父王廙，堂兄弟王怡、王洽、王劭、王薈，子獻之，侄王珣、王珉等都擅長書法。 謝家能書的有謝奕、謝安、謝萬、謝藻、謝敷。 郗家能書者有郗鑒、郗愔、郗曇、郗超、郗儉、郗恢。 庾家能書者為庾亮、庾翼等。 四家之外，尚有著名書家陶侃、劉超、顧榮、任靖、卞壺、應詹、范寧、范汪、丁潭、孔愉、葛洪、張澄、劉、張彭祖、康昕、荀輿、劉劭、張翼、韋昶、沈嘉、劉璞、桓溫、劉懷之、盧諶、虞安吉、袁松山、顧愷之、桓玄、陳暢、諸葛長民、女書家衛夫人，王羲之妻、王凝之妻、郗惜妻等等。 王羲之便是生活在講究門閥的時代，而且是四大家族之首的王家的貴公子。 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今屬山東）。晉懷帝永嘉元年（公元307）生，卒於晉哀帝興寧三年（公元356）。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後世稱他為「王右軍」。他幼時訥於言語，長大後卻能言善辯。他是一名有遠見的政治家，幼時即有骨鯁之稱。我們能見到的羲之遺跡只有小楷、行書、草書，章草極少，以小楷《黃庭經》、行書《蘭亭序》最為著名。對於古代書家，不能以未見到的書體，就說他不能書，如果涉獵不深，取材不博，是不會有大成就的。他自己說他渡江後見到李斯、曹喜、鍾繇、梁鵠的書跡，以及蔡邕的《石經》、張昶的《華岳碑》於是「遂改本師，仍於眾碑學習，遂成書耳。」他渡江所見到的書跡，李斯、曹喜是篆書，鍾繇、梁鵠是楷書、隸書，《石經》、《華岳碑》是隸書。他講這番話時，已經53歲了，此時他的書法藝術已爐火純青，見識極具廣博，回顧往事，才講出這樣中肯的話來，他的成功，賴於他的苦學隸書，與他爭勝的是鍾繇和張芝，兩人的正、草書體，實際上皆是隸書的發展，故羲之學鍾、張，即是一種發展。他學習碑跡、學習隸書，說明他博覽是為了約取。所以，他能成為書聖，樹立了不朽的傳統，為後世楷模。 把自己的書作與前代作一番比較後，王羲之說：「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觀。」他認為與自己一爭短長的，只有鍾繇和張芝，其餘都不足論。又說：「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他的天資比鍾繇高，所書楷書當然要比鍾繇更具姿態。他認為張芝的功夫太深，以至「池水盡墨」，所以草書不如張芝，實際上張芝寫的是大草，羲之寫的是小草，他可能認為張芝的恣肆的大草要比小草更具氣魄，還看不到他的這種新的小草書體的進步價值。 王羲之被後人尊為「書聖」，他的作品代表了魏晉時期乃至整個中國書法史上的最高水平，也是書法史上一座承前啟後的里程碑。他在行、草書的創造與貢獻上，除了對書法創作與技法上的高度提升外，更為重要的是他把行、草書引上了一個具有空前意韻的書法境界，即後人所謂「晉韻」，這不單是代表了晉代書風，也是中國書法的最高境界，時至今日，仍無人能得以逾越。是他把純乎自然發展的書法引向了一個注重技巧華美特徵又具無限意韻的精緻的境界。當然，王羲之在書法上的這種前無古人的創造，不是空穴來風，一種文化、一種藝術的形成不能只靠個人的獨思冥想，它一定會受到時代的大環境及周圍人物的文化素養的影響之中。如前文所講，晉代是一個強烈表現個性特點的魏晉風骨的時代，是一個競講文化論理的時代，無論是玄學，也無論是繪畫上「氣韻生動」的提出，拋開其中消極的一面，無非是在追求一種境界。王羲之本人的政治地位顯赫、權勢炙手可熱的王氏家族的出身；他的父兄、妻兒、親友的書法藝術水平、文化素養的影響等等，都與他在書壇上獨樹一幟、成一家之風范不無關系。 所謂「晉韻」的依託，除了學識、情操、人格、襟懷等方面外，創作過程、技法等方面當然亦至關重要。王羲之於此亦對後人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在題衛夫人《筆陣圖》後雲：「夫欲書者，先干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運算元，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在《書論》中說：「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齣，十起五伏，方可為書。」等等的論述，都是留給後人的寶貴財富。他的筆法含篆書、隸書而不露痕跡，用筆多用裹鋒、回鋒，以斂其氣，為「內」筆。行筆中、側鋒並用。藏、露鋒互見，結字奇、正、拙、巧變化，字形大小相摻，形成了獨具風姿的節奏與韻律，而以他的學養、風度、情操、襟懷為靈魂，書作自然迥異前賢，不同凡響而為他人不能望其項背、步其青雲後塵的超絕的風姿情韻。 令人非常遺憾的是王羲之的書作真跡，我們已無從得見，我們所見到的王羲之書作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以上小楷）、《喪亂帖》、《姨母帖》、《初月帖》、《行穰帖》、《平安三帖》、《快雪時晴帖》、《蘭亭序》（以上為行書）、《寒切帖》、《十七帖》、《上虞帖》、《遠宦帖》（以上是草書）等都是後人摹刻、摹寫的，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能通過這些遺作，看出筆姿的精細輕重、方圓曲直、結字的欹正巧麗、字間的聚散斷續、變化無窮、端莊清逸的字態、氣韻。 《蘭亭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品，對後世影響最大，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成於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三月初三，王羲之與名士謝安等42人，聚會於會稽山陰的蘭亭，曲水流觴，恣情詠、飲，唱和，所得詩作集結一起請王羲之作序言，這就是千古書法傑作《蘭亭序》帖。是用繭紙、鼠須寫成。全篇28行、324字，章法布白，渾然一體，還有幾處塗改痕跡，更顯得自然瀟灑，全篇二十幾個「之」字，七個「不」字，各具特色而不雷同，體現了王羲之殊異於前代書家的書法面貌，代表了他所遺留下來書作的最高造詣。 《蘭亭序》的成功，主要的，不是筆墨上的功力與技巧，而是在於天朗氣清、風和日麗的優美春色中「暢敘幽情」的充滿詩情畫意的氛圍，自然要影響書家的情緒、創作風格。良朋雅集、情景交融使他心手相暢，於是這「天下第一行書」便產生了，而這偶然沖動的創作靈感的依託，是晉代文人共有的晉人風度，是使晉人得以精神解放的玄學，而書法是這精神解放了的自由精神人格最為適當的藝術形式。因此，《蘭亭序》是王羲之棄官之前蘭亭春遊的自由自在的心態反映；抑或是他發乎自然、率真恣情的老莊思想根源的體現，大而言之是晉人書法從表現自然精神到人本身精神的轉移，亦即成為晉人神韻典型的書法形式。我以為後世人雖努力追求晉人風韻，但多做作而不自然，是因為沒有了晉人所處的環境，說明了晉人的空靈的精神和個性自由的文化環境的不可重復性。 王羲之的書法，歷史上多有評價。梁武帝蕭衍《古今書人優劣評》中說：「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李嗣真《書後品》說他：「若草書雜體，如清風出袖，明月入懷」「草之聖也」。唐張懷瓘《書斷》中評其隸書：「骨肉相稱，婉態妍華」；行書「動合規儀，調諧金石，天姿神縱，無以寄辭」；草書「雖損益合宜，其風骨精熟，去之尚遠」。《唐人書評》評他的書法：「羲之書如壯士拔劍，壅水絕流。頭上安點，如高峰墜石；作一橫畫，如千里陣雲；捺一偃波，若風雷震駭；作一豎畫，如萬歲枯藤；立一倚竿，若虎卧鳳閣；自上揭竿，如龍躍天門。」唐代以前，羲之書法並不十分彰顯。唐太宗李世民對他的書法佩服之至，收藏王羲之真跡三千餘幅，命褚遂良逐一鑒定。並親撰《王羲之傳論》稱贊王羲之書法：「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美盡善，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他得到王羲之《蘭亭序》墨跡後，命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響拓數本，分賜給皇太子、諸王近臣，死後以《蘭亭序》墨跡作陪葬。故我們已見不到《蘭亭序》的真跡。傳世的只有馮承素、褚遂良和虞世南的臨本了，其中以馮承素的鉤摹本最為逼真。摹刻本以《定武蘭亭》為最佳。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