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對現代藝術有什麼影響

1. 談談儒家禮樂觀對中國文化藝術的影響。

儒家禮樂文化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及影響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演化而匯集成的一種反映中華民族特質和風貌的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各種思想文化、觀念形態的總匯。從外延上說，中國傳統文化包含了歷史上形成的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走向有著重大影響的許多文化形態，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從內涵上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就是以儒家思想學說為主要代表的、廣泛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主流觀念和價值取向。
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思想體系的核心價值觀念就是「禮」。「禮」是指社會人生各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行為規范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在儒家思想體系中，另一個經常與「禮」相提並論的范疇則是「樂」。二者相輔相成，形成「禮樂文化」。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有別於西方文化的特質。所謂「禮」、「樂」，本源自於上古初民尊祖、祭祖與祭祀天神地祗的活動。「禮」本是指尊祖、祭祖與祭祀天神地祗活動中的一些儀節規范；而「樂」則是與這些禮儀活動相配合的樂舞。後來「禮」、「樂」的所指逐步擴大化、系統化，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禮儀活動以及與其相配合的樂舞都被泛稱為「禮」「樂」。經過夏、商、周三代的演化，就有了所謂的「夏禮」、「殷禮」和「周禮」，匯集成為一整套典章、制度、規矩、儀式，乃至於包括關於禮治的政治思想、倫理思想。西周初年，偉大的政治家周公依據前世流傳下來的禮俗並根據時代需要加以損益而「制禮作樂」(《禮記·明堂位》)，建立了一整套與當時的宗法社會相適應的禮樂制度，通過「禮樂」的形式把階級社會中各等級的權利和義務制度化、固定化，使社會秩序處於相對穩定和諧的狀態之中，從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鬱郁乎文哉」的禮樂文明極盛期。
至春秋時代，隨著社會形態的演變和政治格局的變遷，逐步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有鑒於此，偉大的思想家孔子通過總結、清理和反思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遺產，創造性地以「禮樂」為核心建立起儒家思想體系，使「禮樂」成為儒家思想體系中的核心價值觀念。孔子從哲學本體論和社會歷史觀的角度，對「禮樂」進行了全方位和多層次的闡釋和論證，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關於生命本質與意義目標的基本觀念，創擬了旨在讓社會各階級(階層)在「禮樂」的約束下和諧共處的社會理想，並使古老的「禮樂」觀念逐步升華為全社會普遍接受和認可的社會意識形態，使「禮樂」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內容。此後，經過孟子、荀子等儒學大師的進一步發揚光大，以「禮樂文化」為核心的儒家學說日益興盛。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學說更上升到國家法典的高度，不僅受到歷代統治者的提倡和尊崇，而且幾乎得到社會各階層的認可和信奉，致使孔子所開創的儒學成為中國最古老、最博大、最富影響力的學派。
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禮」是孔子政治思想和社會倫理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其目的和功用是從外部對社會各階層的人們在行為和思想方面進行教化、約束和規范；而「樂」則與「禮」相輔相成，從內心感化、誘導人們對「禮」(亦即各種社會規范和約束)的衷心認同。禮樂配合，以禮修身，規范人們思想行為；以樂治心，感化人們自覺地按照「禮」的規范來行事，保持人們內心的平衡，從而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保持整個社會秩序的穩定。儒家「禮樂文化」的精髓就是《論語》所提出的「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的社會和諧思想，這也是儒家「禮樂文化」的普世價值所在。眾所周知，儒學基本上是一種關於社會倫理的學說，它是探討宗法等級社會中人際關系的學問。「禮樂」是儒家傳統倫理思想道德規范體系的邏輯起點與核心觀念。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既是一種社會政治理想，也是一項倫理道德原則與規范。「禮樂」是用來調整和制約人的行為的。它調節著人的主觀欲求和客觀現實之間的矛盾，使二者之間達到一種能夠維持人類社會和諧共處的平衡狀態。孔子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禮記·禮運》)可見，在孔子的思想觀念中，「禮」的功用就是教化人們按照規范正確處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及其他社會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從而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也就是說，「禮樂」是為了應對社會穩態結構的需求而產生的。
「禮之用，和為貴」，高度概括了儒家「禮樂文化」的根本精神。根據這一「貴和」的道德價值取向，儒家主張當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發生矛盾與沖突時，應採取寬容、謙讓的態度，這樣不但有利於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和良好的社會秩序，也有助於使整個社會形成強大的凝聚力。當然，儒家所主張的「和」並不是無原則的同一、調和，而是在一定條件和原則下的諧和、融合。所以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形成的寬容禮讓、謙恭善良、求大同存小異的道德傳統，正是這種「貴和」(即崇尚「和諧」)的價值取向長期影響和積淀的結果。
儒家禮樂文化的本質特點，是把「親親」的血緣關系與「尊尊」的社會政治關系結合在一起，在「禮」的框架下形成一整套相應的規范和制度，把自然的人置於人為的社會政治關系之中，使之成為社會政治等級中的人；同時又把理想的政治社會建立在人的自然血緣基礎之上，形成以「禮樂」文化為表徵的宗法等級社會。與此同時，儒家禮樂文化精神的宗旨就是要利用禮樂的制度規范性與藝術熏陶性的特點，對自然的人進行人文化育，把自然人納入到政治性倫理性軌道上來，使社會成員都成為「克己復禮」的「文質彬彬」的君子，自覺遵守社會倫理規范，從而達到維持社會秩序和諧的目的。而儒家禮樂文化的內涵就是為了社會各階層的和諧共處而在制度層面、倫理層面和儀節層面所制定的一些規范和原則。不言而喻，沒有一定的人性化的、有益於社會道德建設的規范和原則，就不可能實現「和諧」的「大同」社會。儒家禮樂文化的特徵就是用禮樂展現和處理人際關系，進行社會調節和管理。其終極目標就是為了通過引導社會各個階層按照「禮樂」的規范和原則來處理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從而在社會公共生活中形成一種良好的穩定的社會秩序，達到建立和諧融洽的社會人際關系的目的。
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精神，對中國周秦以降的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廣泛而深刻地滲透於古代社會的政治、法律、軍事、教育、宗教、倫理和文化藝術之中，成為人們思想情感的一部分，成為社會習俗風尚的底蘊，形成周秦以來的數千年中國古代文化的基本範式。
當然，我們說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對我國數千年的古代社會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積極影響，並不是說儒家禮樂文化盡善盡美，也不是說我國古代社會在制度層面和思想層面中存在的一些消極、落後的因素都應歸咎於儒家禮樂文化。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孔子所倡導的禮樂文化中蘊含著許多具有普世價值的內容，如「和為貴」的思想、「仁愛」的精神以及「溫、良、恭、儉、讓」的處世原則等等，都具有超越時空的社會價值。同時我們還應充分認識到，儒家禮樂文化中確實存在著一些過時的、消極的、落後的內容。比如對社會等級的過分強調，對人性情慾的過分節制等等，都有矯枉過正之嫌。此外，我們還應該認識到，我國古代傳統文化中一些消極、落後的思想觀念表面看來似乎來源於儒家禮樂文化，但實際上並非完全是孔子所倡導的「禮」文化中所固有的，而有相當一部分是後世極端專制王權時代增益附加的。比如漢代以後確立的「三綱五常」學說，雖然與孔子所倡導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內在聯系，但孔子在《論語》中所倡導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對君臣、父子雙方的要求是對等的，即要求雙方都要依「禮」行事，君要像君，臣要像臣。而漢代以後所確立的「三綱五常」則強調君、父的絕對權威，以君臣關系而言就是「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無論是非，「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在原始儒家的思想觀念中卻不是這樣的!如《論語·八佾篇》記載，魯定公向孔子咨詢應該怎樣處理君臣之間的關系，孔子回答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可見孔子這里強調的是君臣之間對等的以「禮」行事的相互關系，而不是只強調「臣忠」。又如孟子在見齊宣王時，齊宣王詢問說：商湯流放夏桀，周武王討伐商紂，他們這樣以臣弒君對不對?孟子回答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可見，孟子的君臣思想與後世的「三綱五常」觀念是大相徑庭的。從而可知以孔孟為代表的原始儒學所倡導的禮樂文化並不能與後世的「禮教」簡單地劃等號，因此不能簡單地將「禮教」中一些過時、消極、落後的內容完全歸咎於儒家學派所倡導的禮樂文化。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所倡導的「禮樂文化」是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經過創造性的借鑒和轉換，完全可以成為我國現代精神文明建設和制度建設的思想資源。當然，我們對儒家禮樂文化的借鑒並非簡單的繼承，而是批判地繼承和超越。儒家所倡導的禮樂文化中原有的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一些過時的、落後的內容必須堅決摒棄，其過分節制人的情慾的一面也應該予以消除或調整，這是不言而喻的。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儒家禮樂文化的「和諧」精神完全可以幫助我們適當地解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在社會道德、價值取向、人際關系、家庭和社會秩序等方面出現的一些問題，從而保證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和人自身的和諧，保證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安定和健康發展。因此，我們應該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宗旨，用現代意識和眼光挖掘傳統禮樂文化中的合理因素，發揚中華民族重禮節、尚美善的優良傳統，建構與現代經濟生活相適應的禮儀規范和審美情趣。我們相信，通過吸收儒家傳統禮樂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完全可以實現傳統與現實的對接，構建起符合社會主義倫理道德和現代人文精神的新型道德規范、倫理規范和禮儀規范，並進而構建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人和諧相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人性化的新型社會。

2. 儒家、法家、墨家有多種思想文化，這些文化對現代的我們有著怎樣的影響

儒家、法家、墨家有多種思想文化，這些文化對現代的我們的影響：在我國實現現代化，是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路。現代化建設不僅需要有物質文明建設，也要有文明創建。我國現階段在推進現代化建設的過程當中，所存有的不容樂觀難題之一是文明創建跟不上物質文明建設，在近些年的四化建設中，因為資產階級革命自由經濟思維的泛濫成災。

3. 儒家思想對現代社會有何積極影響 儒家思想對現代社會的影響

1、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孔子所提出的教育主張，對於現代人文教育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其中，孔子曾經提出「有教無類」，指明受教育的人不分三六九等，每個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力，不論貴賤貧富，不論高矮胖瘦，教育的對象是每個人，不能區別對待受教育對象。「有教無類」的提出，對我們的學校教育具有深刻影響，義務教育為每一個孩子提供學習的機會。

2、儒家思想提出作為一個人應該具有良好的品德，這是中華千百年來一直所堅持的傳統。儒家思想堅持做人應該有原則、有底線。作為一個人要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做到誠實守信、善良待人、求知上進、熱愛祖國，不做違背道德底線的事情。儒家思想正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謀而合，也是中華千百年來不斷堅持的傳統。精神文化比物質文化更加重要，在物質文化飛速發展的時代，我們更應該注重自身的精神追求。

3、儒家思想有利於提高現代人的精神文化。儒家思想從根本上提出人生的精神追求，有利於構造美好的精神世界。

4. 儒家思想對現代社會有何積極影響

儒家思想的積極影響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疇、命題、思想豐富了中國傳統道德寶庫。
2.沖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對人們思想的侵蝕。
3.「民為邦本」的民本主義體現了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
4.「天人合一」的生態倫理為我們建設生態文明提供了廣闊的思想文化基礎。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為中國以德治國的一大特點和政治優勢。
6.「過猶不及」的辯證思維體現了高超的處世方法和領導藝術
7.儒家豐富的教育思想成為中華民族優秀教育傳統的主要內容，對現代素質教育仍有啟迪意義。
8.儒家思想中的許多優秀成分溶入中華民族精神，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靈魂

。
儒家思想的消極影響
1.等級觀念壓抑了人的個性和創造性。
2.過分注重人際關系，輕視對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
3.輕視生產勞動，不利於生產力的發展。
4.過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
5.把「中庸」上升為方法論，不利於培養人們的敢闖敢冒、改革創新精神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於理論創新。
7.「重道輕器」的體驗性籠統思維，不符合現代科技的發展要求。

5. 儒釋道對中國傳統藝術的影響

春秋之後的兩千五百多年中，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深的是儒家、釋家和道家。這三家的鼻祖：孔子、釋迦牟尼和老子也因此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長久的受到後人的景仰和崇拜文化本身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是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徵和民族特徵，又具有時代特徵。 中國傳統文化並不簡單地等同於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簡單相加，而是中華民族各種思想文化的總和，包括了各種觀念形態和物質形態的文化。 佛學、道學、玄學也不能成為精神的寄託和心靈的慰藉，這些引導人們超脫俗世的思想傾向，直接滲透在傳統繪畫里，一並和畫家的生活境遇遠離。隨著時代的變遷，入世的世界觀是主導，人們被現代西方文化吸引著，因此，對傳統藝術形式的理解和繼承的熱情大減。 中國的文化是以儒、道、釋、墨、名、法、陰陽等各家學說多元互補而構成的，自然中國的科學也是這多元化學說交融的結晶。然而就諸子百家對中國傳統科學影響的廣度與深度而言，道家無疑是主流。

6. 儒家思想對於中國現代文化有那些影響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也是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儒家思想、君主專政制度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史的兩大主體內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1）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義的性質：主張「禮」，維護周禮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後來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正統文化。
�（2）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張施行仁政，並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主張給農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農民勞動時間，寬刑薄稅。
�（3）西漢的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他的思想集中於《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晉之際出現的玄學用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的易經，這是為士族辯護的一種消極思想。《周易》、《老子》、《莊子》稱之為「三玄」。玄學主張君主無為、門閥專政，主要活動在洛陽。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賢。
�（5）唐朝中期的儒學大師韓愈，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用儒家的天命論和封建綱常來反對佛道的觀點。
�（6）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學，是宋代主要的哲學思想。朱熹是理學發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北宋哲學家程顥、程頤的思想，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後人稱之為程朱理學。其核心內容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慾」對立起來，認為人慾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慾」。這實際上是為封建等級秩序辯護。
�（7）明中葉的王陽明反對朱熹把心與理視為兩種事物的觀點，創立與朱熹相對立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心學。理學由客觀唯心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演變，說明它已經走到極端。
�2．進步的思想家對傳統儒學的批判
�（1）元朝的鄧牧：自稱「三教外人」，著書大膽否定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其非君思想，對明清進步思想家有一定影響。
�（2）明朝：李贄是明後期「異端」進步思想家，他指責儒家經典並非「萬世之至論」，揭露道學的虛偽，反對歧視婦女和壓抑商人。他是我國反封建的思想先驅，他的思想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要求，帶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黃宗羲：在明亡後，隱居著述，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他的思想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晚清民主思潮的興起也有一定的影響。②顧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強調「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主張把學術研究與解決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力圖扭轉明末不切實際的學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他提倡「實學」的目的在於批判理學，反對君主專制政治，顧炎武的學風對清代學者影響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認為「氣」是物質實體，「理」是客觀規律；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義觀點，朱熹的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給予批判，他還提出「靜即含動，動不舍靜」，否定理學家主靜的形而上學思想。他用發展觀點來看待歷史，認為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趨時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閃爍著革新的光芒。
同步導學

�中國古代對治國思想的選擇：史學界認為：自漢武帝至清末，中國統治階級選擇的治國模式是外儒內法而劑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飾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調劑政治。這種治國模式的形成，在秦漢以前經歷了較長時期的選擇和探索的過程。
�在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生活原始粗放，民風淳樸，沒有私有觀念，人人平等相親，過著一種美好的無憂無慮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聯盟事務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聯盟首領的智慧和美德來教化民眾，治理國家的思想處於萌芽狀態。在奴隸社會隨王位世襲製取代「禪讓制」，產生了階級和國家，統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級制度以維護奴隸主階級的統治，一方面以武力作為統治的後盾。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處於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時期，歷史經歷著劃時代的變革，周王室衰微，諸侯坐大，維護奴隸主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諸侯爭霸，社會處於動盪之中。這時候代表各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異常活躍，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歷史舞台，著書立說，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們各自為新興的地主階級設計了一套結束割據，實現統一的治國方案，為秦漢以後的封建社會治國思想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西漢建立之初，由於長期戰亂，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以致人口銳減，農民流亡，經濟凋弊，府庫空虛。鑒於這種形勢與秦之敗亡，漢初統治者便採取了「與民休息」的政治，緩和階級矛盾，發展生產力，以鞏固統治。一方面對人民採取「輕徭薄賦」、「獎勵耕織」以及緩刑等政策，以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當時郡國並行的制度下，對地方諸侯王採取不過多干涉的政策，以鞏固封建統治。與這種形勢相適應，黃老思想也就得到廣泛流行，成為西漢前期起主導地位的治國思想。其核心是清靜無為，因循而治。實踐證明，完全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起到了促進生產恢復與發展的作用，並出現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無為而治」的治國之道對中國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響。每當大的政治動亂之後，統治階級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往往採用道家治國之策，與民休息，以蓄國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漢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於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國家的鞏固，也利於社會的穩定，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風騷，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內核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為儒傢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面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先秦儒學的內容體系充滿著濃重的、溫柔淳樸的倫理親情色彩，顯得「迂遠而闊於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於通過「正名」恢復「周禮」所代表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孟子的「仁政」說，雖已轉到新興地主勢力的立場上，但其「仁政」說是建立在「民為貴」、「君為輕」的基礎上的，過分突出了小農利益，因而也不會得到統治者的贊賞。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儒學隨之有了恢復生機的條件。
�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於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盪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盪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後，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後，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法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認識：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於經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
�漢興以來，除黃老之學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較活躍並有所發展，景武之際的董仲舒便是西漢儒學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統治，也應遵循「大一統」的「常經通誼」，而「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從理論上闡明尊崇儒學的思想統治原則，受到漢武帝賞識。隨後武帝採取一系列措施，從而確立了儒學的統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設置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詔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內容。武帝改造選官制度，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這樣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西漢皇帝詔令和廷議中多稱引儒家理論，司法過程中以《春秋》義例決獄。武帝時遵循儒家思想，舉行封禪、改正朔、修郊祀、定歷數等重大禮制活動，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歷史傳統。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這一政策與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學獨尊後其它思想學派並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學本身也廣泛吸收了法家、陰陽家等各家學說，統一的思想帶有一定的綜合傾向，因而獲得了成功。儒家興學，把教育、考試與選官結合起來，是武帝的創造，在客觀上促成了重視知識、重視教育的社會風尚，儒家思想逐漸滲透到社會各方面，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範式。但從本質上看，這仍是一種封建專制主義文化政策。漢武帝運用皇權干預思想學術，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發展，禁錮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違悖了思想統一於真理的規律，有明顯的消極作用。
�如何正確對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待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近代以來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想傾向：一是國粹派，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對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國落後的一切根源歸之於文化傳統，主張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全盤西化。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和方法應該是古為今用，批判繼承。但是如何進行「古為今用，批判繼承」呢?我們認為：（1）對哪些在長期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優秀價值原則，可以轉化為時代精神來繼承。例如《周易大傳》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健有為精神，《論語》中所提倡的捨生取義、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品質，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歷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以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憂患意識，《春秋公羊傳》中強調的天下統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轉化為新的時代的。尤其是強調統一的思想傳統，更具有現實意義。（2）對有些內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內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為今天新文化建設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從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本思想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內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們剔除其封建內核，則可以從人民當家作主的角度來轉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將其發展為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社會主義觀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仍具現實意義。今天我們仍需要提倡自身修養和為社會主義而獻身的精神。（3）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必須否定和拋棄。如「三從四德」的女性觀，「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自然觀，「別尊卑，明貴賤」的封建等級觀等。

7. 儒家思想對當代社會的影響

儒家思想的積極影響：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疇、命題、思想豐富了中國傳統道德寶庫。

2、沖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對人們思想的侵蝕。

3、「民為邦本」的民本主義體現了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

4、「天人合一」的生態倫理為我們建設生態文明提供了廣闊的思想文化基礎。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為中國以德治國的一大特點和政治優勢。

6、「過猶不及」的辯證思維體現了高超的處世方法和領導藝術。

7、儒家豐富的教育思想成為中華民族優秀教育傳統的主要內容，對現代素質教育仍有啟迪意義。

8. 儒家思想對書法藝術有什麼影響

儒家思想的主張儒家思想主張對中國書法美學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它的思想貫穿於三千多年的書法元素長河之中，是一條重要的血脈，在其中起作用的是一種潛美學，也就是審美上的潛在、轉折的制約。它通過對人生的指導，隱秘地反映在書法元素的創作中，這也致使中國書法元素始終是以和諧自然、和諧社會作為終極價值。同時儒家思想又成了書家精神的調節劑，它著眼於書家的帶有共性色彩的人格塑造。儒家的思想是圍繞著「仁」、「德」來構建的。
要實現「仁」、「德」的修養，達到秩序和諧，必須有「中庸」作為行為制約標准。「中庸」即是一種適度與和諧，不走極端，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要「文」與「質」相輔，進而文質彬彬。「文」和「質」的和諧統一，是評價作品時不可偏廢的准則。孔子提出「文質並重」的觀點，其指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孔子在既有文、質的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文與質的和諧統一，並將其用於音樂鑒賞上，從孔子對《韶》、《武》兩樂的分析，我們也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對作品文、質的不同而做出的不同評價。中庸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精華，此外，中庸思想對中國古典藝術精神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在書法元素的發展過程中，中庸思想具體物化為對「中和之美」的追求，從兩漢、魏晉南北朝到宋元明清，一直發揮著或隱或顯的作用。中國歷代書家無不奉此為圭臬，實踐書法的「中庸之道」。『中』是適合，『庸』是按照適宜的方式做事。而按照適宜的方式做事就可以長久，就是『善』。」
作為傳統文化，張辛認為「中庸精神」就是適度把握，按照適中方式做事，並力求保持在一個合情合理的范圍之內。書法元素受儒家思想影響深遠，主要體現在兩點。第一是中和之美的思想對中國古代書法元素的形成和發展都影響深遠，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推崇德治，其基本做法是禮樂教化。在德治中，禮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范疇，禮在孔子那裡泛指禮節、禮儀，通過研究中國的書法作品和評論可以看出，中庸之道始終是其思想的核心內容。中和之美成為了書藝評判的終極尺度。第二就是充實之美對書法的深遠影響，孟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把孔子的「仁」思想發展為「仁政」，進一步提出了「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在倫理觀上，主張「性本善」，通過實行仁政來回復和擴充人的善性。孟子認為人應該具有一種無所依傍的人格力量，具有捍衛自己信念的堅定信心，並將其總結為六個方面，包括「善、信、美、大、聖、神」。荀子在《樂論》中說，不全不粹不謂之美。全，就是孟子所說的「充實之美」，是「實」的。粹，就是「去粗取精」，是「虛」的。「充實之美」給中國傳統書法注入了「氣勢、氣概」。這主要體現在書法作品表現出的形象生動，一脈貫通的特徵氣勢。
氣勢構成了書法的力感和運動感。儒家稱「充實」為美，書法講線條要有力度、有彈性；儒家講「仁、孝」，書法講「書德」，藝術的最高評判標準是「厚德載物」。唐顏真卿楷書《麻姑仙壇記》，充滿鐵骨錚錚之氣，充分反映了盛唐之勢與顏真卿剛正不阿的性格。而唐張懷瓘《文字論》記載「氣勢生乎流便，精魄出於鋒芒。」儒家藝術標准都是要符合善，符合中庸，符合和諧之道。

9. 儒家思想如何影響美術創作

在中國繪畫中，儒家思想主要影響繪畫藝術創作的主體，即畫家。而道家思想主要影響繪畫藝術創作的本體，即繪畫作品。
儒家思想對中國繪畫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成教化，助人倫」的繪畫功能論、靜心創作論、意象造型觀和審美層面上的儒家觀照四個層面上。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道德倫理思想，這種道德倫理思想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是作為一種基礎教育形式而存在的，並成為各代科舉制度取士的重要手段，對中國古代繪畫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士大夫們的思想表現上。創作主體人格的塑造直接影響著中國的繪畫。在古代的畫論著作中，常常會提到「畫品」與「人品」的辯證關系，這正說明了儒家思想對繪畫潛在的影響主要是通過畫家人格在作品中的反映體現出來的。我們知道，藝術作品不僅僅是對事物的描繪，更重要的是創作者內心情感的反映，這種情感其實正是創作者人格的體現。清代畫家鄭板橋的人格魅力完全映射在他所畫的那些孤高挺拔的竹子上。還有八大山人把他那種憤世的心態活生生的體現在那些孤石、獨鷹的刻畫上。自古以來，中國的繪畫者主要是一些文人士大夫們，他們深受儒學思想的影響，也可以說儒學思想塑造了他們的人格。儒家思想強調中庸氣息，其核心是「仁」，這種思想帶給畫家的是平和的心態，從思想層面上深層次的影響著畫家，使得畫家能比較靜心的進行藝術創作。由於儒家思想的道德意識比較強烈，所以，畫家在進行繪畫造型的塑造時，依然是遵循著儒家思想來進行選擇和塑形的。在唐代，繪畫的題材主要是政治性的題材，這正吻合了繪畫的「成教化，助人倫」的功能。作品中的形象也比較符合唐代的社會狀況，男性比較彪悍、精明，女性比較豐滿、嫵媚，這種意象造型的表現很好的體現了唐代的繁榮昌盛的社會景象。在審美層面上，儒家的思想帶給畫家的是藝術為政治服務，因為儒家思想主要是培養統治人才，具有很強的政治教化作用。所以，不同時代的畫家有著符合當代政治需求的審美觀念，尤其是一些官場畫家，不遺餘力的將政治性的需求融入自己的審美觀，創作出一幅幅政治性很強的藝術作品。當然，到了五代時期之後，社會上出現了一批民間畫家，他們是一些逃避政治的士大夫們，他們突破了繪畫的政治性功能，自由的表現自己內心的情緒，或悠閑，或憤世。
誕生於春秋戰國時期的道家思想，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成為中國哲學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主流。道家思想主要以效法自然為主，「道」是萬物之靈，是事物的本源。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對立的，可以相互轉換的。中國人向來對自然都有一種很強的親和力，主張與自然和睦相處，適應自然。道與自然的關系正如老子所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認為，道是最崇高的。道家思想崇尚大自然，山水正是大自然的精華。在人們的主觀意識中，山水與玄理是相通的。所以，古代的士大夫們沉浸於領略山水，追求某種精神境界。即使在現代也有很多畫家迷戀山水以領略玄趣，追求精神境界。古往今來，山水景物形象大量進入詩歌和繪畫之中，使詩歌和繪畫成為了言玄悟道的有效工具。
在老子的文化墮落論中，老子以「道」為本體，「道」與「無」同義，是「先天地生」的精神實體，不具有任何規定性。所以，在中國的繪畫中，畫家們常常表現自然地虛無，充分利用繪畫的空白和不定性來表現「道」的「無」，給人一種空靈感。尤其是五代之後，這種虛無感越來越成為主流，在「邊角繪畫」作品中，我們看到的似乎是一幅幅不完整的作品，其實，正是這種看似不完整的繪畫作品帶給我們了一種不一樣的感受，感受到了視野的遼闊、山河的壯麗、孤帆的聊寂……老子還認為，「無為」的對立面是「有為」，即人為地創作。中國的繪畫，尤其是古代的士大夫繪畫，主要以山水畫為主來表現自然地美，體現自己的情感。
在老子的人性「復歸」論中，提出從道德虛無性推出人本性的「無知無敵」，把人性的「復歸」作為拯救社會的理想，回到嬰兒般的天真，對一切漠然無動於衷。老子的這種思想在古代文人的身上體現的比較明顯，他們為了逃避現實，常常遠離城市，過著悠閑地隱居生活，創作出了一幅幅優秀的作品。道家這種漠視的思想，直接影響著繪畫主體——畫家的思想。
道家思想對中國山水畫的影響特別大，老子崇尚「玄」，導致中國繪畫「山水畫居首」「水墨最為上」。道家崇尚「柔」，影響山水回話表現形式及材料上反對過於偏激、剛勁的線條，主張柔和的線條。中國山水畫視圖上的自由性來自於道家主張精神絕對自由的思想，中國畫採用散點透視，十分自由，實則根本無透視。
無論是孔子的儒家思想，還是老莊的道家思想，都從思想層面影響著中國的畫家對社會、事物和人的審美認識。同時，中國繪畫理論也是在儒家和道家哲學和教育思想的基礎上拓展開的，人們在評論中國繪畫、描繪作品時，都離不開道家和儒家思想。由此可見，古代教育思想為豐富和發展中國民族美學傳統做出了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