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樂府民歌有何藝術特色
樂府民歌的藝術成就及其影響
1、兩漢樂府民歌都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生活，而且多是發自社會最底層的聲音，直接表達廣大人民的愛憎。拿它與「漢賦」相比較,差別極大。樂府民歌題材廣泛,真實而深刻地反映著廣闊的社會生活，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是對《詩經》開創的現實主義精神的繼承和發揚。
2、兩漢樂府民歌的敘事性特色。《詩經》基本上是抒情詩，其中有的作品如《氓》、《谷風》、《七月》、《大雅·生民》等雖有某些敘事成分，只是一些客觀鋪寫，只能是抒情詩而帶有某些敘事成分。漢樂府民歌中，已出現比較完整的情節，講述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如《孤兒行》，通過行賈、行汲、收瓜、運瓜等諸多勞役，突出孤兒的悲苦命運。有的擷取一二個生活片斷，如《東門行》，只寫丈夫拔劍東門去時與妻子告別時的一幕；有的出現了由第三者敘述的故事作品，出現人物對話和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如《陌上桑》，秦羅敷的反抗強暴的形象相當鮮明，而且有生動的對話，幽默而有戲劇性。《孔雀東南飛》的故事情節更是波瀾起伏、扣人心弦。詩中的矛盾沖突不是單線式的 ，而是兩條線索同時展開 。一條是劉蘭芝和焦母、劉兄之間的矛盾沖突，由被遣歸、兄長逼嫁、太守求婚、決計自殺等情節組成；另一條是劉蘭芝和焦仲卿之間的愛情發展，包括卧室話別、路口分別、結下盟誓、共約同死、赴水懸樹等，愛情升華到頂點，故事也就結束。情節跌宕起伏，人物形象和性格在情節展開中越來越鮮明。劉蘭芝的剛強、焦仲卿的忠厚、焦母的蠻橫、劉兄的勢利眼，都刻畫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漢樂府民歌標志著我國敘事詩的一個新的更趨成熟的發展階段。
3、語言樸素生動，常用烘托，側面描寫、比喻、誇張和擬人的手法，如《上邪》的一連串的假設。《陌上桑》寫羅敷形象時所應用的手法，如其中的一段：「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歸來相怒怨，但坐觀羅敷」用的是側面烘托的手法。
4、形式多樣，不固於四言格式，而以雜言為主，並逐漸趨向五言。漢樂府的雜言體，到唐代則發展為自由奔放的「歌行」體。樂府民歌中也有不少完整的五言詩，如《陌上桑》《上山采蘼蕪》、《十五從軍征》。
5、樂府詩歌的影響：一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面向現實的精神對後世文學的影響。後代作家如曹氏父子 、鮑照、李白 、杜甫、白居易等，都創作了大量的樂府詩，把現實主義的詩歌創作推向一個更新的高度。 二是對五言詩發展的影響，除了雜言之外，漢樂府民歌中出現了不少完整的五言詩 。五言詩雖比四言詩僅 僅多一個字，但它卻便於把單音詞和雙音片語合起來，寓變化於整齊之中，又適應了當時社會語言和發展（當時雙音節已經逐步地增加起來，而動詞又多保持著單音的形式，因此雙音詞和單音詞的搭配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而五言詩就是適應了當時社會語言的發展而產生的一種新的形式）。五言詩可以擴大詩歌的容量。五言詩的產生和興起是由樂府民歌開其先河的，然後才擴大到整個文壇。文人五言詩從東漢開始興盛，到建安時代，出現了一個「五言騰涌」的盛況，使五言詩成為我國古代最重要的詩歌形式之一。
Ⅱ 簡述漢樂府民歌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
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以及她承先啟後的作用已被歷代文人、評論家評論得差不多了，而且早有定論。本文試從三個方面再重復論述一下，看漢樂府承先啟後的現實主義精神。
一、樂·樂教·樂府
「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皆本於心」。於是「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於干戚羽旄謂之樂」。①因此，有心就有所感，有感就有所發，言語表達不了就可手足舞蹈，再表現不了就歌唱。所以自人類產生以後，也便產生了樂。
《尚書.舜典》中說：「帝曰：變，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水，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這便是樂教的開始。
施行樂教，可以以樂制人心，即用樂為涵養人格品性的工具。孔子說過「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施行樂教，可以感化百姓，即用樂為移風易俗的工具。如我們農村常見的舊戲舞台之上的「高台教化」就是一例。
蕭滌非說：「樂在先秦，乃所以為治，而非以為娛。乃將以啟發人之善心，使百姓同歸於和，而非以滿足個人耳目之慾望。」②不是沒有道理的。一句話樂是統治者統治人民的重要工具之一。
那什麼是樂府呢？顧亭林說過：「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繳。《漢書·張放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群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霍光傳》：秦昌邑王，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後漢書·律歷志》：元帝時郎中享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樂府。」③因此，樂府的職責，在於採取文人詩賦以及民間歌謠，配上音樂在「郊廟朝宴」上演奏，把入樂的詩歌，稱之為樂府。即「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④就是說所謂樂府，就是用五聲來配合歌詠，用十二律來調節五聲。
「樂府」的演變是復雜的。兩漢所謂樂府是指的音樂機關，樂即音樂，府即官府，這是它的原始意義。但魏晉六朝卻將樂府所唱的詩，漢人原叫「歌詩」的也叫「樂府」，於是樂府便由機關的名稱一變而為一種帶有音樂性的詩體的名稱。六朝人雖把樂府看成一種詩體，但著眼還在音樂上。到了唐代，便才撇開音樂，注重其社會內容，白居易的《新樂府》等都來入樂，也名為樂府，於是所謂樂府又一變而為一種批判現實的諷刺詩。
自古到今，民間樂府成熟於兩漢，如同周、楚的《詩》、《騷》一樣。它的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之高以及對後世的影響都可以與《詩》和《騷》相媲美。往往後代把漢樂府與唐詩、宋詞、元曲相提並論。《通志·樂府總序》中說：「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污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體者，樂府也，樂府之體，宛同風雅」論述得真知灼見。
二、樂府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漢書·藝文治》有「自漢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足以官風俗，知薄厚雲。」這正是漢樂府的由來。它的任務顯而易見，那便是除了將文人歌功頌德的詩製成曲譜並製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它不同於後代的最大特點，或者說一項最有意義的工作，便是採集民歌。據《漢書·藝文志》所記載，西漢樂府民歌已有一百三十八首，已接近《詩經》的「國風」東漢的尚不在其內。
這些漢樂府民歌不僅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而且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它們廣泛地反映了兩漢人民的痛苦生活，象一面鏡子一樣照出了兩漢的政治面貌和社會面貌，同時還深刻地反映了兩漢人民的思想感情。
漢樂府民歌的藝術性
漢樂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藝術特色是它的敘事性。這一特色是由它的「緣事而發」的內容所決定的。在《詩經》中我們雖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敘事成分的作品，如《國風》中的《氓》、《谷風》等。但還是通過作品主人公的傾訴來表達的，仍是抒情形式，還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節，缺乏對一個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繪，而在漢樂府民歌中則已出現了由第三者敘述故事的作品，出現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較完整的情節，如《陌上桑》、《東門行》，特別是我們將在下一節敘述的《孔雀東南飛》。詩的故事性、戲劇性，比之《詩經》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強了。因此，在我國文學史上，漢樂府民歌標志著敘事詩的一個新的更趨成熟的發展階段。它的高度的藝術性主要表現在：
(一)通過人物的語言和行動來表現人物性格。有的採用對話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羅敷和使君的對話，《東門行》中那個妻子和丈夫的對話，都能表現出人物機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采蘼蕪》和《艷歌行》的對話也很成功。如果和《詩經》的《國風》比較，就更容易看出漢樂府民歌這一新的特色。對話外，也有採用獨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稱讓人物直接向讀者傾訴，如《孤兒行》、《白頭吟》、《上邪》等。漢樂府民歌並能注意人物行動和細節的刻劃。如《艷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寫那個「夫婿」的猜疑；《婦病行》用「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寫那個將死的病婦的母愛；《陌上桑》用「捋髭須」、「著綃頭」來寫老年和少年見羅敷時的不同神態；《孤兒行》則更是用一連串的生活細節如「頭多蟣虱」、「拔斷蒺藜」、「瓜車翻覆」等來突出孤兒所受的痛苦。由於有聲有色，人物形象生動，因而能令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二)語言的樸素自然而帶感情。漢樂府民歌的語言一般都是口語化的，同時還飽含著感情，飽含著人民的愛憎，即使是敘事詩，也是敘事與抒情相結合，因而具有強烈的感染力。故應麟說：「漢樂府歌謠，採摭閭凈，非由潤色；然而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天下至文，靡以過之!」(《詩藪》卷一)正說明了這一語言的特色。漢樂府民歌一方面由於所敘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詩的作者往往就是詩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於作者和他所描寫的人物有著共同的命運、共同的生活體驗，所以敘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淺而能深」。《孤兒行》是很好的範例：
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如錯，足下無菲。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肉中，愴欲悲。淚下渫渫，清涕累累。冬無復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氣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興校計。」亂曰：里中一何譊譊，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宋長白《柳亭詩話》說：「病婦、孤兒行二首，雖參錯不齊，而情與境會，口語心計之狀，活現筆端，每讀一過，覺有悲風刺人毛骨。後賢遇此種題，雖竭力描摹，讀之正如嚼蠟，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也。」這話很實在，並沒有冤枉「後賢」，但他還未能指出這是一個生活體驗的問題。《孤兒行》對孤兒的痛苦沒有作空洞的叫喊，而著重於具體描繪，也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