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身心合一的神奇——《笛卡爾的錯誤》
大神級，一本刷新認知、開拓視野的燒腦神作，動搖了我很多既有認知，也許能讓你更接近人的底層真相，強烈推薦。
自《思考，快與慢》以來，我讀了很多關於人類非理性決策的書，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理查德.泰勒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這方面的書讀多了，就容易認為人總是不理性的，而情緒是誤導我們的決策的一大原因。
比如，不管是丹尼爾.卡尼曼的「系統1」、「系統2」，還是基思.斯坦諾維奇的「演算法心智」、「反省心智」，我總認為前者不好，後者很好；後來逐步認識到如果啥事都需要後者，人也就別想活了，因為後者太累，而前者往往幫我們處理很多事情，讓我們能夠集中精力思考一些「大事」。
但是，我極為推崇的思想家尼古拉斯.塔勒布在他的新書《利益悠關》中就揶揄丹尼爾.卡尼曼，說他其實一生也並沒作出什麼重大決策，有道理，我們不妨反思自己，上哪個大學、和誰結婚、何時繁衍、入什麼行、買什麼房……你真的認真思考過嗎？而我們平時的大量決策，究竟要怎樣才能更高效和正確。
這些問題在笛卡爾看來，必須要用理性來思考。比如笛卡爾的「弟子」，崇尚理性的達爾文同學糾結結婚還是不結婚，就用一張紙一支筆，左邊寫下幾個結婚的好處及其權重，右邊是幾個不結婚的好處及其權重，再對比哪邊更有利。恰恰是丹尼爾.卡尼曼，指出這個計算的人很可能錯用概率論和統計規律。
這本書的作者是安東尼奧·達馬西奧，當今世界公認的神經科學研究領袖，當代最傑出的心理學家之一。他挑戰了笛卡爾的二元論，主張世界上不存在一個獨立於身體的靈魂。
笛卡爾被尊為「近代哲學之父」，他是二元論的代表，他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即思考已經證明了我的存在，其他都無關，比如身體。
笛卡爾的錯誤在於：他在軀體和心靈之間劃分了一道鴻溝，即在有形有象、機械動作且無限可分的軀體，以及無形無象、無法觸及且不可分割的心智間，劃分了一道鴻溝；他認為，推理、道德判斷以及肉體疼痛或情緒動盪所帶來的痛苦存在於軀體之外。
具體來說：他將最精巧的心智過程，與生物有機體的結構和運作分開了。
達馬西奧用了大量篇幅以及專業的神經科學案例及數據進行說明，有些我也是一掃而過，因為讀書並不是只有逐字逐句讀這一種方法。先來看兩個故事。
25歲的蓋奇在美國佛蒙特州鐵路工地工作時發生意外，他不幸地被鐵棍穿透頭顱。這根鐵棍從他的顴骨下方刺入，又扎穿了他的眉骨，但他卻在嚴重的腦損傷後奇跡般地存活了13年。
蓋奇成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腦損傷患者之一，他的不可思議的經歷被譽為「十大起死回生事件」之一，而他本人也成為醫學研究的熱點。更為引人注目的是，蓋奇在經歷了腦損傷以後，脾氣、秉性、為人處事的風格等等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與從前判若兩人。蓋奇本是一個非常有能力、有效率的領班，思維機敏、靈活，對人和氣、彬彬有禮。但這次事故以後，他變得粗俗無禮，對事情缺乏耐心，既頑固、任性，又反復無常、優柔寡斷。他似乎總是無法計劃和安排自己將要做的事情。
埃利奧特在他30多歲時患上了嚴重的頭痛病。他變得難以專注，看上去像是缺乏責任感，也因此丟了工作。後來他被診斷出患有腦腫瘤，並進行了切除手術。手術成功了，恢復前景也樂觀。但隨後埃利奧特的表現，卻與「樂觀」相去甚遠。他四肢健全，聰明老練，具有重返工作崗位的能力，一些專家也認為他心智健全。但他的表現卻讓大家普遍都覺得他那副懶懶的樣子只是為了逃避工作，無病呻吟。
科學家通過新技術復原，研究得出一些確切的結論：蓋奇大腦的前額葉損傷削弱了他規劃未來的能力、依照已經習得的社會規范行為的能力和做出對自身生存有利決策的能力。
與蓋奇類似，埃利奧特的人格出現了變化，他身邊的人都覺得他不再是原來的那個他了。他們都擁有正常的智力，但是無法做出正常人會作出的決策，尤其是這些決策涉及個人和社會事務時。他可以感知，但無法感受。也就是說他可以在理智上意識到視覺或者是聽覺的刺激，但是永遠無法獲得這些刺激曾經給他帶來的那種感覺，無論是欣賞喜歡的畫作，還是聆聽熱愛的音樂，都無法讓他感到愉快。
隨著研究的進展，達馬西奧發現了更多的類似病例——腦損傷同時導致了決策能力和感受能力損害。他懷疑，情緒感受也是推理系統的組成部分之一。
事實正是如此： 情緒和感受的缺失同樣會嚴重損害人類的理性。 而正是理性使人類獨一無二，使人可以根據遠景、社會習俗和道德原則作出決定。
那這個結構是如何運作的呢？
1.人類大腦並不存在一個特定區域是「推理中心」，推理依賴多個腦區，與推理相關的系統在不同神經組織層面協同工作。
2.從前額葉皮層到下丘腦再到腦干，高級「腦區」和低級「腦區」互相合作，共同完成推理。
3.推理的神經結構之底層——低級「腦區」，一方面調節情緒和感受的處理，另一方面調節機體存活所必需的功能。同時，這個底層結構還與幾乎所有機體器官保持直接和雙向的聯系，並由此使軀體也加入了一條運轉迴路。這條迴路會作用於高階的推理、決策，甚至作用於更廣泛的社會行為和創造力。
所以，情緒、感受以及生物調節得以在人類推理中發揮重要作用。
1.感受依賴的神經網路不僅包括傳統的大腦邊緣系統，還應包括部分前額葉皮層，更重要的是包括映射、整合軀體信號的腦區。
2.感受有具體的內容，即軀體狀態；以及支持感覺的具體神經系統，包括周圍神經系統以及整合軀體結構和調節信號的腦區。
3.在產生軀體狀態感覺的同時，其他一些不屬於軀體的知覺或回憶也會產生，如一張臉、一段旋律或一縷清香，於是感受最終成為這些事物的「限定物」，即與之綁定。
4.感受可以限定軀體狀態，無論這個狀態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感受都伴隨著或圍繞著對應的思維模式：當軀體狀態是積極愉快的時候，思維敏捷、想法多變；而當軀體狀態痛苦失落的時候，思維也會變慢，躊躇不前。
可見，感受就是探測器，用來探測天性和環境是否匹配。 這個「天性」，不僅指人類通過遺傳得來的一系列適應性行為，也包含我們在個體成長過程中與社會環境互動時有意或者無意習得的行為。
感受同其情緒源一樣，是必需品。 感受作為內部向導，幫助我們與其他種類的信號進行溝通，另一方面，其他種類的信號同樣也會指引感受。
感受並非無形的，也並非高深莫測。與傳統科學觀點相反，感受和其他知覺一樣是認知層面的。它們是一種最神奇的生理安排的結果，這一安排把大腦變成了軀體的非自願聽眾。
1.我們的軀體而非外部現實構成了人類的基本參照，我們利用這個參照構建身邊的世界與主觀體驗；我們最縝密的思想、最完美的行為、最巨大的喜悅、最深沉的傷痛，都是以軀體作為參考標準的。
2.心智存在於軀體並為軀體而存在。如果沒有在演化過程中、個體發展中及在當下發生的軀體和大腦的交互，我們的心智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心智首先必須是跟軀體有關的，否則就不能作為心智而存在。在軀體持續不斷地提供基本參照的情況下，心智才能與其他許多真實和想像的事物有關。
3.人類大腦和軀體構成不可分割的機體，這個機體的整合依賴於生物化學和神經調節迴路的雙向互動，這些迴路包括內分泌、免疫和自主神經系統。
4.機體以其整體和環境互動：軀體或大腦無法單獨進行這種交互過程。
5.我們稱之為心智的這種生理過程來源於人類結構和功能的整體，而非只來源於大腦：只有在某個大環境與機體互動的背景下，我們才能完整地理解心理現象。
在你推理前，如果發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於是出現了與某個反應相關的負性結果，哪怕只是一個瞬間，你都會體驗到一種不愉快的軀體感受。達馬西奧把這個過程稱為軀體標記假設，指某個現象標識了一個基於知覺在頭腦內形成的感性形象。
軀體標記是次級情緒（成人在先天的基礎情緒上隨後來的社會生活經驗所形成的復雜的情緒）所產生的感受的特例，通過學習，這些情緒和感受被連接在一起，並用來預測特定情境的未來結果，當一個負性軀體標記伴隨一個特定未來結果時，兩者結合就起到警示作用。反之，當一個積極的軀體標記伴隨一個特定未來結果時，就可以起到激勵的作用。而軀體標記是悄悄運作的，並沒有進入到意識層面。軀體標記並不會替我們思考，它是一個自動檢測系統，是一個偏向裝置。
由此可見， 情緒位於推理的迴路中，情緒可以幫助決策，而不是像大多數人認為的只會干擾決策。推理並不是單獨在起作用。如果情緒被排除在推理過程之外，就類似特定神經疾病的狀態，那麼推理過程就會漏洞百出，這比情緒干擾決策時還要糟糕。
從笛卡爾開始的西方科學傳統，是將意識和身體分開，並且把意識當做主體，而把身體當做一個純物質機器來對待，並且會假設思維或認知是獨立於身體之外的，是純粹意識層面的存在。
達馬西奧則雄辯地證明，愛恨善惡、科學研究乃至藝術創造，都基於大腦的神經活動，前提是大腦需要一直跟軀體交互。靈魂通過肉體呼吸，切膚之痛、臆想之痛，都與肉體密不可分。
如果再往深處推測，我們會得出一些可能會重整三觀的東西：
比如， 大腦是為軀體服務的。
比如，心智和身體互為隱喻，或說，互為投影。我們之所以持有如此這般的認知，是因為我們擁有如此這般的身體和頭腦；而我們之所以擁有如此這般的身體和頭腦，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如此這般的世界之中。
比如，人與環境的互動塑造了身體和腦，身體和腦塑造認知。反過來對不對？你有怎樣的身體，是因為有什麼樣的認知和環境。
比如，我們應塑造自己用身體和情緒去感應對方的能力，既聽對方講話，又留一部分注意力在我的身體上，去留意我身體的各種感受以及各種情緒，並通過身體感受和情緒情感，一起去判斷對方在向我傳遞什麼信息。
Ⅱ 藝術家的傳奇-1 普桑--黎塞留--笛卡爾（下）
（三）有取有舍，有繼承有突破
普桑在繼承文藝復興繪畫傳統的基礎上，不斷進行無止境的藝術探索。他逐漸舍棄了威尼斯畫派過於鮮艷的色彩和明亮的光線（提香的特色），也不再刻意渲染戲劇性的場面和情感（卡拉瓦喬的風格），而是越來越轉向簡潔單純和肅穆沉靜，越來越追求永恆、和諧、理性與哲思。普桑飽讀詩書，最終被認為是達·芬奇之後最博學的藝術家，他的朋友也都是義大利和法國的文化名人。他對於世界和人生的洞察與思考日益深刻，這些也越來越清晰地體現作品中，其中最有名的無疑是《阿卡迪亞的牧人》。
阿卡迪亞，是古希臘文化中相當於「世外桃源」的地方。很多畫家都曾經以阿卡迪亞為主題創作過。論繪畫性，比如風景的寧靜優美和人像的典雅傳神，普桑的 《阿卡迪亞的牧人》 不輸於任何同題材的作品，而論哲學性，普桑的作品則明顯地勝出。在充滿詩情畫意的人間仙境，三個健壯的牧羊人和一位沉靜的美女（可能是掌管歷史的女神）被墳墓上的銘文吸引，「即使在阿卡迪亞，死亡也依然存在」。生命和死亡，愉悅與憂傷，今生與永恆，人間和天國，這些深刻的終極命題在無言的優美中呈現在眼前，引人沉思。「繪畫必須面對人的最為高貴而又嚴肅的情境，必須依照理性的原則並通過典型而又有秩序的形態表現出來；繪畫與其說是視覺的，還不如說是心靈的」，普桑的這些繪畫主張在《阿卡迪亞的牧人》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備受贊譽的普桑，多次接到紅衣主教黎塞留和國王路易十三的親筆信；信中主教和國王力邀他回國擔任宮廷首席畫家，主持王宮的裝飾，享有獨棟住房和固定年俸。普桑回到法國，很快他就發現自己失去了繪畫上無拘無束的創作自由。為此，他非常苦悶，說「像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兩年之後，即1642年，紅衣主教黎塞留去世，非常懂得取捨的普桑借故要回羅馬看望病中的妻子，離開了法國，此後二十三年再也沒有回國。
義大利繪畫的傳統是重人像而輕風景，風景只是人像的背景。普桑後期的作品突破了這個傳統，在畫面上引入大面積的風景，人物所佔的面積反而很小。例如，在這幅創作於約1657年的《第歐根尼棄碗》中，普桑用大部分面積描繪自然風景和遠處的豪宅，而用很小的面積講哲學故事：犬儒主義哲學家第歐根尼主張拋棄一切不必要的物質，回歸自然；當他看到一個人用手捧水喝的時候，他突然意識到，連自己手中的碗也是不必要的，於是他就把碗丟棄了。遠處的豪宅，與第歐根尼的一無所有形成對比；而風景如畫的大自然，恰恰就是第歐根尼要回歸的。正是這種精妙絕倫的藝術構思和哲學趣味，為普桑的眾多作品提供了經久不衰的魅力。
紅衣主教黎塞留也很懂得進退取捨。他知道法國人並不擅長戰爭，因此一直用金錢支持丹麥和瑞典與神聖羅馬帝國作戰；但是，當瑞典國王戰死，神聖羅馬帝國將要統一德意志時，黎塞留果斷組織法國軍隊，分四路開赴戰場。他知道要治理好當時的法國，就必須嚴懲反叛者；而對手下和盟友則通情達理，慷慨大方。他創辦《法蘭西報》、巴黎大學和法蘭西學院，大力推動古典主義藝術，發展法國文學和戲劇，但是，他也首次建立了出版審查制度。
黎塞留繼承了馬基雅維利的政治主張，並且，發展出「民族國家」的概念，在外交上突破王室聯姻和宗教至上的舊傳統，奉行「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首開西方近代外交之先河。外交大師基辛格評價黎塞留，「他深信可以根據目標權衡人心，並確定相應的手段和邊界，從而達到近乎幾何般的精準。」黎塞留確實有超一流的戰略眼光和預見力。除了一個四分五裂的德意志之外，他的另一個政治遺產就是扶持起來一個海上強國荷蘭，以壓制宿敵英國，從而為法國的海外殖民擴張贏得戰略空間（可惜，短視而貪婪的路易十四竟然聯合英國進攻荷蘭；在荷蘭輸掉「英荷戰爭」之後，英國不可阻擋地強勢崛起，法國海外勢力從此開始崩潰）。
根據自己總結出來的方法論，笛卡爾對前人思想作出最大限度的舍棄，他提出「普遍懷疑」的原則：「因為我希望徹底獻身於對真理的追求，我認為對於我來說，有必要對任何我可以設想有哪怕再小不過的一點理由加以懷疑的東西都當作絕對錯誤的而加以拒絕。」這樣一來，笛卡爾就需要找到真理的「原點」，即「一條確定的不可懷疑的真理」；從這個「原點」出發，他才能一點一點地搭建自己的哲學體系。最終，笛卡爾在懷疑中找到了這個「原點」：我正在懷疑我的身體是否真的存在，我正在懷疑我是在做夢還是醒著，我正在懷疑ABCDE，而「我正在懷疑」（即我在思維）這件事情本身是正在發生的，是不可懷疑的；「沒有任何思維能夠離開一個進行思維的東西而存在，這一點是肯定的」，既然我在思維，那麼就可以肯定我是存在的；簡而言之，「我思，故我在」。這就是笛卡爾哲學體系的「原點」。當然，笛卡爾也有繼承，那就是數學和幾何；他把數學看作「清楚精密的思維的最好例證」，他想把一切知識都做成「普遍數學」。
有了「原點」和方法論，笛卡爾運用數學的理性和推演，一點一點地建起相當恢弘的哲學大廈，其中包括把幾何與數學結合起來的解析幾何學，基於解析幾何學的光學，包含被首次明確表述的慣性定律和動量守恆定律的物理學，心靈和物質二元論等等。
對比普桑、黎塞留和笛卡爾，我們發現，雖然，他們有著不同的家庭背景，又各自選擇了不同的戰場，但是，他們對於理性的推崇，對於人生目標的熱切追求，以及在嚴謹中大膽創新的精神是共通的，他們也都為後人開辟了道路：
普桑，「法蘭西繪畫之父」，他的成功之路成為法蘭西繪畫學院派的官方模式：學習素描、構圖、色彩、透視法、解剖學，畫石膏像，學習古希臘羅馬文化，優秀者被送到義大利深造，盼望能「復制」普桑的成功；在題材上，歷史畫被列為最高等級（1664年，巴黎皇家繪畫雕塑學院的章程規定，非歷史畫家和雕塑家不得被授予教授頭銜），強調畫家要提升自我，要具備深厚的文學和歷史學修養，以把握「最難和最有價值的主題」，「甚至與詩人在智慧上一較高下」；在風格上，反映古希臘羅馬藝術中「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的古典主義被定為學院派的典範。
黎塞留，開啟法國近代文明的進程，讓「民族國家」的概念在歐洲興起，開創現代外交學。一方面，法國沿著他所規劃的道路日益走向強盛，法國也因此取代義大利成為新的歐洲文化藝術中心；另一方面，彼得大帝、俾斯麥、基辛格等大戰略家也時常從他的內政外交智慧中汲取營養。
笛卡爾堪稱對西方哲學界和科學界最有影響的人，既是「近代哲學之父」，又是「近代科學的鼻祖」。他的墓碑上是這樣一句話：「笛卡爾，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第一個為人類爭取並保證理性權利的人。」在他身後，大陸理性主義哲學和近代科學都沿著他所開創的道路前進。
普桑、黎塞留和笛卡爾，分別專注於藝術、內政外交、哲學科學；他們是在三個不同的領域里極其相似的三個人：三個酷愛閱讀、思考和寫作的人，三個非常推崇理性的人，三個有著清晰目標且對目標無比執著的人，三個善於繼承也善於創新的人，三個在法國歷史和人類文明史上創造傳奇並開辟道路的人。
最後，讓我們欣賞普桑的組畫《四季》（1660-1664年）。《春》、《夏》、《秋》、《冬》，每一幅畫中都藏著一個《聖經》故事，你發現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