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安慶宿松文化
宿松縣處於吳楚文化交匯地帶，鍾靈毓秀，是我國五大劇種之一黃梅戲發祥地；黃梅戲以其動人婉轉的甜潤唱腔，清新濃郁的鄉土氣息，倍受人們喜愛，歷經千年風雨，芳香依舊沁人心脾；構成黃梅戲唱腔和劇種基礎的「斷絲弦鑼鼓」（以打擊樂為主、間以絲竹音樂伴奏的攜掘伏民間器樂形式，曲牌有30餘首，分為打擊樂和絲竹樂間奏的斷絲弦曲牌、鑼鼓曲牌、弦樂曲牌三類）和「文南詞」（一種類似歌舞演唱的形式，多為2～4人演出，其典型代表作為1950年代初期佐壩區虞松巒村文南詞劇團排演的《浪子拋球》）是當地土生土長的兩朵民間藝術奇葩，至今廣為流傳。據宿松縣人民政府地方誌辦公室廖理南先生考證，黃梅戲淵源於唐初的黃梅採茶歌，經宋代民歌的發展，元代雜劇的影響，逐漸形成民間戲曲雛形。至明代已經形成獨樹一幟的地方戲曲。是安徽安慶市宿松縣和湖北黃梅一帶勞動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勞動和社會生活中，吟唱的一種曲調藝術形式。兩縣毗鄰，有很長的邊界線，很多東西是無法分開的。歷史上不少時候兩縣曾屬同一行政區域。就是共產黨創建初期，兩縣還屬同一個黨支部。廖理南先生通過查閱《中國戲曲志》、《黃梅縣志》、《宿松縣志》等文獻資料發現，在黃梅戲發展史上，宿松有十幾項第一。 如：1、第一個專散歲演黃梅採茶戲。從明代中葉開始，宿松人就於每年的三月初三，在松梅嶺街上專演黃梅採茶戲；2、第一個將黃梅戲劇目寫入廖河戲台楹聯。清代道光年間，當地人把《送香茶》、《西樓會》等十幾個為群眾喜聞樂見的黃梅戲劇目寫入廖河戲台楹聯；3、第一個進行「官方公演」。宿松於1853年將黃梅戲由草野請進官方的縣城公演，比《黃梅縣志》記載的「黃梅戲1934年進黃梅縣公演」早81年；4、第一個正式把流行於民間的黃梅採茶歌定名為黃梅戲，1921年版的《宿松縣志》中，第一次正式記載了「黃梅戲」這個名稱。 鼓書是流行於全縣廣大地區的一種單人表演的表演形式，表演者左手持檀板（牙子），右手輕巧鼓錘敲擊一用數根近米長的竹桿做成的鼓架支撐的一面小扁鼓，說書人在表演過程中，有四句頭或二句頭的清唱，有或長或短的說白段落，說唱中的開頭、中間、末尾均夾以節奏很強的鼓板打擊聲。 燈班、燈會、燈展：民間春節燈班在該縣較為活躍，燈班的「大件」是龍燈，一般還有舞獅、綵船、挑花籃等，燈班中夾以各色方圓、大小不等的花燈，還有鑼鼓班子和吹奏的號者。許嶺、下倉的燈會，佐壩的龍舟會，曉星、趙嶺的獅舞，百餘年來深受縣內外群眾歡迎。
民間工藝
根雕是20世紀90年代在該縣興起的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造型藝術，宿松從事根雕創作作品較多且有一定造諧者有周青、洪水先等人；周青，安徽省農民書畫研究會會員，有根雕作品300餘件，其根雕《芭蕾》1977年獲解放軍某部建軍50周年美展一等獎，1992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授予「民間根藝美術家」稱號。木雕工辯攜藝在宿松由來已久，早期作品多為佛像和花板；許嶺鎮高家的木雕佛像曾銷往外省外縣，小孤山啟秀寺有一幀觀音菩薩像是其作品。花板雕刻是宿松頗有歷史淵源的工藝製作，其作品用於床、櫃、建築飾品或構件，縣內陳漢、涼亭、二郎、隘口、北浴等地均有從事花板雕刻的藝人。紙扎工藝在宿松有相當長的歷史，民間扎制花燈、龍燈、祭品等藝匠較多，特別是扎制的祭祀工藝品，如亭台屋宇、花鳥人物，栩栩如生。 石雕石刻藝術源遠流長，石雕作品有獅、龍、鳳等，石刻作品以碑刻居多，不僅運用陰陽刻技法雕刻文字，有的還刻有各種圖案，如龍鳳花鳥，人物走獸；程嶺鄉王惠文石雕石刻技藝水平較高，宿松小孤山、太白書台、彭澤龍宮洞等處都有其作品。 盆景製作20世紀80年代開始興起，喜愛盆景並親手製作者漸多，作品有山石盆景、植物盆景、珊瑚盆景、木雕盆景、山石、植物盆景等。竹編工藝20世紀80年代興起，工藝竹編有花缽套、果盤、食品盒、竹製工藝涼席等。剪紙在宿松民間較為時尚，有綉花鞋、窗花等。
民俗鄉風
語言，宿松方言，從廣義上來說，屬北部方言區。但宿松自古屬楚頭吳尾，近代系三省交界，南來北往，兼收並蓄，方言中也就既有九歌楚辭中的「剛」，也有吳儂軟語中的「柔」。剛起來，青雲直上，凜凜威風。柔起來，肝腸寸斷，纏綿悱惻。黃梅戲就吸收了相當多的宿松方言，所以唱起來柔情百轉，百聽不厭。特別是《天仙配》中「樹上的鳥兒成雙對」那一段，「綠水青山帶笑顏」中的「綠」，「寒窯雖破能避風雨」的「避」，用宿松話來唱才算正宗，才有韻味。據語言學家研究，宿松方言有六個音調，分別是陰平、陽平、陰雲、陽去、上聲和入聲。 該縣語言比較復雜，與地理位置有直接關聯；宿松話可能受到古文字聲韻的影響，學詩韻，呼平仄，較易入門，但由於尾音重，學普通話、拼音字母和外語，發音較難准確。如把「來」叫「雷」，「吃晚飯」叫「吃夜」，「吸煙」叫「吃煙」，「妻子」叫「堂客」等。 居住，建國前，在封建宗族制度影響下，農村崇尚家族群居即同姓同族的人員聚居在一個村落，房屋連在一起，一進多重，暗巷穿通，中有祖堂和大門，宅戶相望，門窗相對。建國後，經土地改革，廣大人民的居住條件逐步改善，通戶減少，獨戶增多，一般都是「明三暗五」。許多村落建起了康居新村，與城裡在居住條件上的差異進一步縮小。 衣飾，該縣人民在衣飾方面，素有愛美儉朴的傳統，青春少女，尤愛打扮，入學青年，甚講整潔，新婚夫婦，必穿華麗。舊時的習俗，隨著時代的發展，已很難看出痕跡。 飲食，該縣居民，向有「一日三餐」、「一稀兩干」或「兩稀一干」習慣。惟逢年過節、婚喪賀吊諸喜事，則盛辦酒席，分海參席、香藎席、木耳席之類，酒菜甚豐，而且席位排次較嚴，禮節頗多，有里俗遺風。節日還沿襲舊的飲食傳統，元宵吃湯圓，三月三吃避疫耙，端午吃粽子、飲雄黃酒，中秋吃月餅、糍粑、咬菱角，重陽吃螃蟹、飲菊花酒，臘月初八吃臘八粥，春節除買魚肉外，還講究做印子粑。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交流活動頻繁開展，飲食漸有南北風味。 婚姻，婚姻制度在建國前多為封建習俗，婚姻過程一般經過托媒說合、父母同意定婚、親家過門、女婿上門、行報日禮、迎親禮、抬嫁妝、新郎新娘拜堂、合巹交杯、謝媒、酬謝賓客、三朝回門等儀式。而新娘坐轎上門，行前要哭嫁，放鞭炮，吹喇叭，敲鑼鼓，熱熱鬧鬧送走。至門前，新婿要迎接，擇福壽兼備之婦女二人為「牽娘」，扶新婦下轎。新婦以紅帕蒙首，同新郎一起，先入堂拜祖先、天地，夫婦交拜，再入洞房，由新郎揭開紅帕，夫妻並坐喝好順茶，行合巹禮，晚上還撒帳，鬧新房。次日謁舅姑，新婦同舅姑共餐。三日入廚作羹湯，夫妻結伴回娘家探親，當天返回。民國期間，城鎮大戶人家亦有仿西式結婚者，其禮節大有改進。建國後，男女婚姻獲得自由，婚禮一般從簡，但也要經過雙方戀愛、上門定親、節日互相往來、正式迎親結婚、回門探親等過程。農村婚禮較隆重，舊習較多，定婚前要托媒介紹，定婚後，一年三節要向女家送厚禮，定婚時要加送衣服貴重禮物，結婚時要加送邊豬壇酒。推行文明新風，移風易俗，許多婚禮習俗並沒有那麼繁瑣的細節。 喪禮，舊時陋習，頗尚迷信，凡老父老母死後，一律要舉行喪葬禮儀，以盡子女孝意。窮人家辦喪事一切從簡，豪富人家則大肆鋪張，從服喪到殯葬，一般要經過如下禮節：斷氣時要抬上門板，燒送路錢；遺體洗澡，穿衣下塌後，在送進棺材；訃告親友，設置靈堂，子女輪流守孝；至親穿白色孝服，婦女系白裙，親友穿白蓋頭，穿半截白鞋；三日內接受親友來吊，入殯封棺；來吊者送軸、輓聯和錢，有的加送三牲，均要焚香跪拜，孝子在帷內跪拜回禮，放鞭炮，奏哀樂助哀；靈柩停放期間，請道士做齋、和尚念經，有管燈、做七、收斂、破獄之類迷信項目，目的是為死者超度靈魂，入地獄免罪；出殯前做堂祭，禮生呼禮，哭訴祭文，孝子腰系草繩，腳穿麻鞋，手執孝棒，頭披白布蓋頭，隨禮生環堂祭奠三次，反復上香叩首，哭泣至哀；出殯時鳴鑼開道，燃放鞭炮，沿途丟紙錢；入葬前要請風水先生擇地，定出墓葬的方向和時日，提前掘穴，按時營葬。建國後，這些舊俗和迷信活動基本制止。 節日，節日在民間流行的較多，幾乎月月都有，以農歷節候而定。正月初一為元旦，又名春節，早起開門，放鞭炮，出天方，拜家長，互相祝福。飯後，鄰里造拜，名曰賀年，親友開始往來。是日，不灑掃庭廚，取蓄藏也，見面均講「恭喜發財」。初七為人日，傍晚鳴鞭炮，如除夕，祝人類長壽。十五為元宵節，盛行玩龍燈和花燈。二月十五為花朝節。三月清明日為清明節，祭祀、緬懷祖先、先烈。四月初八為浴佛節，五月初五為端午節，六月初六為天中節，七月初七為七巧節、十五為中元節，八月十五為中秋節，九月初九為重陽節，十月十五為小陽春，臘月初八為臘八節、二十三日送灶神、二十四日過小年、臘月最後一天為除日。建國後，一部分仍保留下來，賦予其新的內容和意義，另外還增加了許多公歷上的重要節日，如國際勞動婦女節、五一國際勞動節、五四青年節、國際兒童節、八一建軍節、國慶節等，可謂新舊兼顧，推陳出新。[8]
2. 荊州的風土人情
關帝廟會 每年正月和農歷 5月l3，關帝廟都要舉行大型廟會，屆時，荊州人在這里玩龍燈，劃采蓮船，騎馬射箭，吹喇叭套轎子，把關帝廟內外鬧騰得紅紅火火。荊州人敬仰、崇拜關公，已成了延續千年的習俗。當年關羽出兵伐吳獲勝歸來，荊州軍民在大北門外敲鑼打鼓放鞭炮，夾道歡迎祝捷。而今，此街仍名為「得勝街」。逢年過節，荊州人玩龍燈，耍龍的小夥子們都要先到關帝廟內拜拜關公，再沿古城街巷舞龍。荊州城生產的旅遊紀念品，也有以關公文化為主要內容的，如綉有關羽像的絲織手絹，印有關公的精緻背包，還有關公畫片、小塑像等等。荊州城內的賓館、商店和許多民宅，多喜歡在大堂供奉關公像，有的還一日一拜。荊州的大人小孩，幾乎每人都能講上幾段關羽鎮守荊州的故事。關公的忠義精神，已深深根植於荊楚大地。隨著台灣海峽兩岸的交流日漸頻繁，隨著中國和海外的交往日益增多，越來越多的台港澳和外國朋友來荊州朝拜關公，進香還願。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經常聚在荊州關帝廟，用不同的語言贊頌關公的忠義精神，給關公文化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 荊州花鼓 荊州花鼓戲作為一種荊州獨有的文化藝術形式，源遠流長。荊州花鼓原是民間窮苦人乞討謀生的「沿門花鼓」和薅草秧歌。這種「花鼓」是一人擊鼓唱詞，數人幫腔和調。近幾十年來，荊州花鼓已演變成獨具特色的地方花鼓戲。1955年有一位老藝人搜集記錄了花鼓戲的全部唱腔，整理出從未有過的第一套完整的花鼓音樂曲譜，並大膽地把二胡、板胡、琵琶、揚琴、竹笛、嗩吶等民族樂器用來為花鼓戲伴奏，使花鼓戲結束了「一唱眾和」和單純用鑼鼓伴奏的歷史。如今，荊州花鼓戲充滿濃郁的地方情調，唱腔悠揚、甜美、悅耳，已有《家庭公案》、《水鄉情》等幾十個劇目，既取材於湖鄉生活，又展現湖鄉風貌。在民間，男女老幼走路、勞作，不時哼唱花鼓調。有人說：「聽了花鼓的喲喂喲，害病可以不吃葯！」「做活不唱花鼓戲，渾身上下無力氣」，由此可見荊州人對荊州花鼓戲的由衷喜愛。 鼓盆歌 《鼓盆歌》於2006年5月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鼓盆歌是在喪事中演唱、為喪禮的內容之一，現代俗稱「喪鼓」。鼓盆歌，古代亦稱「鼓缶、擊缶」。鼓盆歌的起源可以元溯到《詩經》和《周易》的記載。「鼓盆"擊缶」以娛樂內容和喪禮習俗的共存持續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現今主要分布於荊州市沙市區及其周邊地區。沙市鼓盆歌在千百年歷史中，從形成到內容不斷發展變化。形式上，打擊的樂器由最早的缶到木盆，再到木盆上架鼓，最後定型為單一的鼓。沙市城區的藝人現在仍保持著原生態坐唱不表演的格局。鼓盆歌的曲目內容豐富多彩，尉為壯觀，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戲曲故事、民間傳說、神話演義、市井習俗、風花雪月、幽默笑話、民間丑態、人生疾苦等無所不包。現已發現曲目多達500多篇，大多數為藝人手抄本，可謂「案積如山」。沙市鼓盆歌的唱腔是以沙市地方語言為基礎，本地人極易上口。「鼓」是沙市鼓盆歌中唯一的伴奏樂器，擊鼓者雙手持鼓槌，左手為「板」，右手為「敲」、「扎」，擊鼓面的中部、側部、邊部，鼓槌有沉、浮、立、斜、平之分，構成了鼓聲的豐富性特徵。鼓的節奏總是在唱腔的上、下句結束前，悖於音樂拍的常理，出現強拍無重音的獨特性特徵。鼓盆歌是荊楚文化的一朵奇葩。它形式簡單，不受地域環境之限，紮根楚文化的沃土，深受群眾歡迎。 馬山民歌 曾經出土稀世文物越王勾踐劍的荊州區馬山鎮，素以民歌之鄉著稱。這里悠久的歷史、特定的地理環境，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民歌風格，被譽為荊州民歌的搖籃，在整個湖北民歌音樂寶庫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馬山民歌為湖北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馬山民歌地域文化特色鮮明、流傳久遠，其歷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揚歌」、「田歌」。戰國楚襄王時期，宋玉在《對楚王問》中說：「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後，唐、宋、明、清各個時期都有關於「郢中田歌」的記載。馬山民歌代表了江漢平原民歌的總體形態特徵和音樂特色，具有濃郁的原生態風味。它奇特的五句成歌、句尾點題的唱詞結構，是荊楚文化的一塊瑰寶。「喇叭調」、「伙計調」、「 嘚嘚調」、「叮口當調」、「哦嗬調」五大調和五句子歌更是聞名遐邇，久唱不衰，在民間廣為流傳。馬山民歌內容涵蓋歷史朝代故事、生產生活知識、四季花鳥蟲魚、婚喪習俗禮儀、節日玩燈賀彩等各個方面。種類有田歌、號子、小調、燈歌、兒歌、風俗歌、宗教歌等數十種。「五句子歌」又有「喊五句」、「趕五句」、「 穿五句」之分，曲體結構差別較大，基本旋律大同小異。荊州區在收集整理的同時還對傳統的馬山民歌進行了改編和創新，賦予其新的內涵，推出了以民間歌舞《車水鑼鼓》、《火燒粑》、《鳳鼓齊鳴》、《開秧門》、《夜漁》、《山歌唱出農家樂》等為代表的一批新的馬山民歌，使馬山民歌更具時代感，更加貼近生活，貼近群眾。 公安說鼓子 公安說鼓為湖北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公安說鼓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從文學形式角度來看，它是和唐代的變文一脈相承的，因為「敦煌變文是後世各種說唱文學的先驅。」到了宋代，說唱藝術盛極一時，涌現了許多說唱的形式。鼓子詞正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曲藝形式。宋代以後，鼓子詞幾番變化，經元明時期「詞話」，大約在明末清初時期逐漸發展衍變為公安說鼓。清代至民國時期，公安說鼓得到了進一步發展，說鼓藝人不斷增加，曲目逐漸增多，內容也日益廣泛豐富。公安說鼓，亦叫公安說鼓子。以說為主，說中帶唱。說，即在本地方言聲調上加以適度的誇張，有起有伏，帶有韻味，富有節奏感，快而不亂，慢而不斷，吐詞清晰，層次分明。唱，一般是夾在每個小段落的結尾處。往往是在一段有韻律的說白之後，以兩句唱腔來結尾，收腔後用嗩吶重吹一遍下句的旋律，打一陣鼓，然後再起下一個段落。公安說鼓的音樂分為唱腔曲牌和嗩吶牌子兩部分。唱腔曲牌又分為主腔、花腔和哭腔三類。公安說鼓的傳統曲目，內容豐富，題材廣泛。一是取材於街談巷議，閭里瑣事，笑話趣聞；二是來源於民間傳奇故事；三是來源於武俠及歷史演義小說。此外，也有從地方戲曲和外地曲種中移植的。公安說鼓採用鼓和嗩吶配合伴奏，鄉土氣息濃郁，極富表現力，具有獨特的鄉土風味和藝術特色；公安說鼓這一文藝形式形成於民間，發展於民間，流行於民間，因而具有民俗學價值。公安說鼓的音樂分為唱腔曲牌和吹奏牌子，具有濃郁的地方風格，經過百年來的積累衍變，已形成了很多固定的曲牌，因而具有音樂研究價值。 松滋說鼓子 松滋說鼓子為湖北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據現存資料考證，松滋說鼓子原名「說古書」，由元、明朝的「詞話」演變而來，並逐步形成一種民間說唱形式。清同治年間（1862年前後）開始在松滋境內的大岩咀、西齋、街河市、紙廠河一帶流行。鼓書說唱經過歷代藝人們的傳承和不斷改進，已經有了長足的變化，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通過曲藝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說唱乃至表演伴奏樂器作了進一步改革，韻白採用本地南面方言，說唱並重；音樂吸收松滋民歌部分曲調；伴奏除嗩吶外，還增加了管弦、彈撥樂器。使得演唱、音樂、擊鼓於一體，成為獨具風格的民間奇葩，深受群眾歡迎，在湘鄂邊界尤其是松滋境內廣為流傳。松滋說鼓子曲目豐富多彩，尉為壯觀。街談巷議、民間瑣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戲劇故事、神話演義、風花雪月、幽默笑話、人生疾苦等無所不包。「松滋說鼓子」是松滋的地方曲種，採用的是方言俚語，起初是以說為主，在末尾一句或兩句加上唱腔，並以松滋「南五場」的地方語言為基調，鄉音土調，幽默詼諧，通俗易懂。說古書在松滋已流傳上千年，古人由於文化生活貧乏，茶餘飯後聽「說古書」，可謂是一種精神依託，人們對這種聽書的習俗有一定的依存性。特別是鄉音土調使人備感親切，人們愛聽、愛學、愛唱，由此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 啰啰咚 「啰啰咚」為湖北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監利自古屬江漢楚地，尚楚風，作楚聲。「啰啰咚」主要是以演唱民間戲曲唱本為內容。屬接力式的傳聲唱法，曲式結構具有復調音樂的特色和「無伴奏自然和聲」的特點，俗稱「打和聲」。「啰啰咚」的發音是監南地區的方言，處於西南官話和湘鄂方言的過渡地段，開口呼的音節占所有音節的一半。在民歌音調中監南和洪湖東，這是鄂中、鄂東南、湖南凍庭幾種語言音調的匯合之處，形成了一個與眾不同的獨特風格。歌詞的結構類型可分為：簡單的一句子結構、較復雜的多段體結構。監利以第二種居多，這種結構形式，新穎別致，此起彼落，博採口語，妙趣橫生。構成了「啰啰咚」歌詞的藝術特色。「啰啰咚」在音樂上自由的節奏，悠長的旋律，使它具有平原地區山歌風的特點：行一般以四、五度跳進為其特徵；句法上構成先揚後抑的旋律線；上在高音區運用富於色彩性的「偏音」。「啰啰咚」在監利文化歷史環境中，在長期農耕生活和稻作勞動中，形成了別具特色的一種文化形式，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和民間傳承性。「啰啰咚」曲調高亢悠揚，旋律抒展自由，有「無伴奏自然和聲」的特點。「啰啰咚」是平原地區唯一的具有山歌特點的原生態民歌，運用大量的襯詞襯腔，在調式調性及曲式結構上具有復調音樂特色，有很高的藝術研究價值。 荊河戲 荊河戲為湖北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湖北荊州地方傳統劇種。系以本地彈腔吸收崑腔和高腔的優點融合而成。明代永樂二年(1404)，沙市已有荊河戲演出，時稱「楚調」。萬曆四十三年(1615)袁小修曾看楚調《金釵》演出。晚清至民國年間，著名戲班有「三元班」、「泰壽班」。現今茶社、酒館亦常有當地「圍鼓」班子為群眾清唱。荊河戲有南路、北路、子母調(南北反)三大腔調，板式有導板、三眼、原板、搖板、三流、平板、一流、慢二流、流水等，行當有生、旦、凈、末四種，樂隊分文場、武場。常用曲牌約150支，堂曲150支。荊河戲表演重做功，講究「內外八塊」。唱詞及念白以荊州口語為基礎，京白、蘇白、川白夾雜其中。以武功戲見長，尤以各種姿態的「拗軍馬」、「抖殼子」最具表演藝術的獨特風格。荊河戲是荊州及鄂西群眾最喜歡的劇種，民謠稱「漢腔偏是客幫重，調愛荊河本地哥」。荊河戲傳統劇目極為豐富，保留下來的有「三殺」、「五圖」、「十二山」以及《大回荊州》、《打黃蓋》等500餘本。研究荊河戲的興衰對揭示戲曲藝術與社會經濟發展，與民間習俗，與人們的心理、文化需求的關系，與社會倫理道德標準的認同，有著十分積極的社會意義和人文價值。荊河戲經過荊河藝人們長期的藝術實踐和積累，其劇目，聲腔，音樂表演等豐富多彩，具有很強的觀賞性，因而荊河戲也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荊河戲故事敘述流暢，人物刻畫細膩，道白准確生動，唱詞形象精彩，具有很多的文學價值。研究荊河戲的聲腔，曲牌，鑼鼓經，樂器使用，演奏技巧等，破譯音樂旋律中的密碼，對解讀戲曲音樂、聲腔的發展、流變具有重要的作用。 松滋滾燈舞 松滋滾燈舞為湖北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滾燈，是我國花燈藝術中紙燈的一種，源於江浙一帶，由於歷史上人口大遷徙傳入湖北松滋。史籍燈節起於漢、隋、唐有群眾觀燈游樂活動，以後愈盛。八寶東岳鄉民間藝人劉守玉的父親劉魯成，在解放前就曾用滾燈形式為四鄰鄉親們賀新年，討吉利。新中國成立後，劉守玉把她父親當年口授於她的滾燈舞傳承講授，使這一民間藝術流傳至今。1978年，詞曲經整理改編後，收入《湖北民間歌選》；1980年，選入《中國民間歌選》（上海出版發行）。滾燈舞以「拖、戲、晃、擺」為主體動律，形成燈為人舞，人為燈轉，生動活潑、祥和喜慶。充分表現人民群眾對「團、圓、亮」的美好心願。滾燈舞表演時，打擊樂起著貫穿，烘托、連接之作用，它由鼓、大鑼、大鈸、馬鑼、小鑼五件擊樂組成。鼓（冬）音色熱烈、厚實；大鑼（廣）音色深厚，奔放；大鈸（且）音色穩健，明快；馬鑼（得）音色開朗、活潑；小鑼（太），音色清脆、悅耳，合奏起來是一個較為完整的擊樂音響體，獨奏時又可充分顯示擊樂本身的特點和性能。「滾燈舞」是根據松滋自古已形成「正月十五鬧花燈」玩「滾燈」的傳統習俗演變而來的，一般都在元宵節前後進行，它具有民間習俗的傳承特徵。「滾燈舞」選自別具一格的松滋鄉土擊樂音響，特別是馬鑼起著指揮、協調作用，並貫穿於整個舞蹈的始終，鑼鼓點譜主要有：花鑼、長錘、大小收頭、亂錘、滾頭子等，演奏時隨舞蹈的變化而變化，時輕時重，快慢交替，節奏鮮明，氣氛熱烈，使整個舞蹈場面更富活力，具有濃厚的鄉土特徵。「滾燈舞」舞蹈通過表演者採用「推、拖、戲、晃、擺」等動律，加之大小「圓場」，形成燈為人舞，人為燈轉的場面，因而極具審美特徵。 挑擔圍鼓 「挑擔圍鼓」為湖北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挑擔圍鼓」俗稱「挑鼓架子」「打踩街」，是可以行進演奏的一種民間吹打樂演奏形式。先秦時期，古楚樂盛行，已八音俱備，凡重大慶典、祭祀、宴樂之舉，必有鼓樂演奏。漢唐以來，荊州民間吹打樂在人們的生活生產中運用十分廣泛，南北朝時期直至宋代，荊州民眾於臘八日舉行「驅儺」民俗活動時，「村人並系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人們敲鑼打鼓，走街串村「以逐疫」。唐宋時期，泊於沙市長江碼頭的船隻，有擊鼓鳴鑼開船的習俗。南北朝以來，沙市龍舟所用擊節之樂器便為鼓、鑼、馬鑼。入宋，「唐代俗樂，盛傳民間，」宋太祖趙匡胤平定荊南，曾從其都城江陵得精藝樂工32人納入教坊樂部。明代荊州王府所用之樂曲及演奏方式，對「挑擔圍鼓」的影響極大。「挑擔圍鼓」演奏和樂曲一部份源於明、清散曲和套曲，一部分為荊楚民間音樂。清代，荊州城為將軍府所在地，據「挑擔圍鼓」老藝人講，過去荊州的將軍出行，都用「挑擔圍鼓」演奏。「挑擔圍鼓」主要是在荊州市的中心城區及公安、江陵等地。市內各條街巷如：梅台巷、杜工巷、勝利街、拖船埠等等，都有各自不同的挑擔圍鼓。市郊如：躍進村、張溝村、連心村、同心村、三板橋村、草市、岑河。曲牌的種類主要分為上字調、六字調、正宮調及洋盤等幾種類型。如表現曲調低回的「上字調」曲牌「大紅袍」，表現曲調婉轉的六字調曲牌「嗩吶皮」，表現曲調高吭的正宮調曲牌「風夾雪」，以及洋盤曲牌「鬧龍舟」等都是挑擔圍鼓曲牌的代表作。樂手們根據不同的場合選擇不同的曲牌進行演奏，如傳統節日（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工商廟會節日（布財神會、軒轅會、土地會）和民間喜慶禮儀（婚慶、壽誕）等多用正宮、六字、洋盤等曲牌。白喜事（喪事）多用上（合）字，六字、洋盤等曲牌。「挑擔圍鼓」自清代早期在民間形成基本形態流傳至今，演奏曲目豐富，樂器獨特，道具工藝精美，其保護、傳承價值和研究價值極高。 跳喪鼓 跳喪鼓為湖北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打喪鼓，唱孝歌，這種民間風俗幾乎流行全國各地。舊時習俗，成年人死後要在家「停靈」三至七天；守靈時，不僅靈前要燈火通明，而且往往要請會唱孝歌的歌師擊鼓唱歌，通宵達旦，徹夜不息。絕大多數地方唱「孝歌」都是只唱不跳，惟有荊州及鄂西地區是又唱又跳，故名「跳喪鼓」。跳喪鼓的表演通常是在死者的靈堂內夜間進行。一般是在靈堂中央放一張方桌，俗稱「歌台」，三名歌師中有一人坐在歌台旁邊擊鼓，鼓徑二尺許；另二人則一手持銅鈸、一手持竹筷在歌台前邊邊歌邊跳。跳喪鼓具有完整的表演程序和成套的唱腔及舞蹈動作。先由擊鼓的歌師（一般是長者）擊鼓三通，並高聲「叫白」，念一些哀悼之詞，表示喪歌開台。擊鈸的歌師則由歌台兩邊出場，想死者靈位弓身拱手，然後就開始按照鼓點節奏邊擊鈸、邊舞蹈。鼓聲一停，舞步則止，跳舞的歌師就開始唱孝歌，擊鼓歌師負責幫腔。唱完一段再跳一段，跳完一段又唱一段，循環反復，直至天明。在表演過程中，喪家要不時燃放鞭炮，烘托氣氛。跳喪鼓唱和舞的節奏由鼓師掌握，唱則一拍一鼓，舞則一拍四鼓，舞師在舞蹈過程中要和著鼓點擊鈸。拿鈸的方法很有講究，一般都近似「端碗」，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纏緊銅鈸上的綢帶，再用拇指控制鈸的發音，拇指與鈸分開時擊鈸，聲音清脆明亮，稱為「明擊」，拇指頂住鈸敲擊，聲音沉悶，稱為「悶擊」。每段擊樂有五小節。跳喪鼓的鼓師和舞師均為男性，舞蹈動作剛勁有力，主要舞步為「顫步」（俗稱「一步三顫」），其它的舞步還有「四大步」、「滾身子」、「吆耶嗬」、「風擺柳」等，這些動作均源於生產生活，如「扯蘿卜」、「倒線耙子」等，也有模仿飛禽走獸的姿式，如「老鷹散翅」、「吊鷹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