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軍艦折疊相機當時賣多少錢

㈠ 甲午戰爭有什麼意義

影響：

1、甲午戰爭失敗標志著清朝歷時三十餘年的洋務運動的失敗，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為烏有，打破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對民族復興的追求。

2、割地賠款，主權淪喪，便利列強對出資本，掀起瓜分狂潮，標志著列強侵華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大大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中國的國際地位急劇下降。

3、甲午戰爭直接導致中國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運動高漲，資產階級掀起了維新變法運動和民主革命運動，中國人民自發反抗侵略的斗爭高漲，如義和團運動。

4、甲午戰爭的結果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則使日本國力更為強大，為其躋身列強奠定了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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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戰爭背景：

1、日本方面

1868年，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脫亞入歐」，開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國力日漸強盛。當時的日本，正交叉進行兩次工業革命，1888年，日本產業革命出現高潮，因此急需對外的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

但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國內本身就資源匱乏、市場狹小，加之國內封建殘余勢力的濃厚及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的尖銳，因此以天皇為首的日本統治集團急於從對外擴張中尋求出路。

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了所謂「清國征討策略」，逐漸演化為以侵略中國為中心的「大陸政策」。其第一步是攻佔台灣，第二步是吞並朝鮮，第三步是進軍滿蒙，第四步是滅亡中國，第五步是征服亞洲，稱霸世界，實現所謂的「八紘一宇」。

而甲午中日戰爭就是日本實現「大陸政策」前兩個步驟的重要環節，由於其自身實力資源都不具備相應條件，所以實行以戰養戰的策略來達到目標的實現。

2、清朝方面

當時中國處於清朝晚期，從19世紀六七十年代起，清朝統治集團中的洋務派掀起了一場以「自強」、「求富」為口號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在科學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方面向歐美看齊，因此清朝一度出現「同治中興」的景象。

清朝於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師，成為亞洲一個強大的海軍力量，但清朝並未像日本那樣變革國家制度，因此「中興」並未能使中國走上富國強兵的道路。此時清朝政治十分腐敗，人民生活困苦，官場中各派系明爭暗鬥、爾虞我詐，國防軍事外強中干，紀律鬆弛。

19世紀末的東亞地區，一個是迴光返照的老大帝國，一個是噴薄欲出的近代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和日本必定不能避免一戰。

3、歐美方面

當時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逐步向帝國主義過渡，日本的侵略行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強的支持。美國希望日本成為其侵略中國和朝鮮的助手；英國企圖利用日本牽制俄國在遠東的勢力；德國和法國為了趁日本侵華之機奪取新的利益，也支持日本侵略中國。

俄國雖然對中國東北和朝鮮懷有極大的野心，但尚未准備就緒，因此對日本採取不幹涉政策。列強默許或縱容的態度，成為日本實施侵略計劃的有利條件。

㈡ 為什麼中國會輸掉甲午風雲這場戰爭

一、對可能發生的侵略戰爭缺乏預見，准備不足，是戰爭失敗的認識原因

十九世紀後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了向帝國主義階段的轉變，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必然引起對殖民地更加激烈地爭奪。列寧分析道：帝國主義列強「除了對已經被分割了的世界來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爭奪半獨立國的斗爭就不免要特別緊張起來。」於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便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眼中的一塊肥肉。從鴉片戰爭開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從來沒有停止過，但1884年中法戰爭後，由於列強之間忙於爭斗，相對平靜了大約10年，中國政治家的神經鬆弛了一些，在人們對西方列強的「友善」感到慶幸的時候，東邊的一個鄰國正在虎視眈眈。

日本在19世紀60年代「明治維新」以後，資本主義得到較快發展，與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結合在一起，產生了軍國主義怪胎，極具擴張性和掠奪性。

侵略並戰勝中國，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國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陽子就主張：「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當開拓蝦夷。曉喻琉球，使之會同朝覲；責難朝鮮，使之納幣進貢；割南滿之地，收台灣、呂宋之島，佔領整個中國，君臨印度。」吉田的這一思想，對他的弟子，後來成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參議院議長）等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陸政策，大臣田中義一在奏摺中說：「明治大帝遺策是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滿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說這些議論還是一個「藍圖」，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體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國征討方略》，決定在1892年前完成對華作戰的准備，進攻的方向是朝鮮、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澎湖列島、台灣、舟山群島。7年後，日本正是按照這個時間表和路線圖發動侵略戰爭，並幾乎達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幾十年裡將上述國策一以貫之，進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備，前後實施了8次《擴充軍備案》。甲午戰前的幾年，平均年度軍費開支高達總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從皇室經費中擠出30萬元作為海軍補助費，這筆錢雖然不算很多，但表達了最高統治者的決心，勢必對全國產生很大激勵。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國富豪紛紛捐款，一年就有100多萬元。這不僅增加了軍費，也極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氣。日本一面擴軍，一面派出大批間諜在中、朝活動，在甲午戰前繪成了包括朝鮮和我國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和渤海沿線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條道路的詳圖。日本就像一架製作精良的戰爭機器，時刻不停地運轉著，一旦時機成熟，便會毫不猶豫地訴諸武力。與之相比，清政府對國家安全形勢的判斷就顯得很不到位，對遭受侵略缺乏應有的預見和警惕。

一些有識之士，如兩江總督沈葆禎，台灣巡撫劉銘傳等看出「倭人不可輕視」，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對日本的認識還停留在「蕞爾小邦」的階段，「不以倭人為意」。對國防負重要責任的李鴻章也認為「倭人為遠患而非近憂」。在日本傾全國之力擴充軍備，戰爭危險日益迫近的緊要關頭，清政府反而放鬆了國防建設，以財政緊張為由，削減軍費預算，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1891年停止撥付海軍的器械彈葯經費。中國就是在這樣一種不清醒的狀態下，迎來了一場命運攸關的戰爭。

甲午戰爭開端於朝鮮。19世紀後期，朝鮮一直是國際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關系的一個熱點。日本不僅要在朝鮮爭奪權益，更將其視為侵略中國的前沿陣地，一直在尋找機會，1894年這個機會終於來了。當時朝鮮發生內亂，朝鮮政府請求中國派兵支援（歷史形成朝鮮當時是中國的藩屬）。就在中國向朝鮮派兵時，日本軍隊也大舉入朝，戰爭拉開了序幕。這時日本還打著保護在朝僑民的旗號，照會中國政府「日本政府必無他意」。實際上，正如外相陸奧宗光所說：「發動戰爭的決心，在帝國政府派遣軍隊於朝鮮時，業已決定。日本假借這個好題目，是為了索性藉此時機促成中日關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組成戰時大本營；6月9日，日軍在仁川登陸，隨即進占漢城。還如陸奧宗光所說：「在軍事上一切皆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直到這個時候，清政府對一觸即發的戰爭形勢仍然未有準確的判斷，還寄希望於中日雙方同時撤軍。李鴻章給在朝陸軍的指令是：「彼斷不能無故開戰，切勿自我先開釁。」給北洋海軍的指令是：「日雖添軍，並未與我開釁，何必請戰，應令靜守。」李鴻章認為：「兩國交涉全論理之曲直，非恃強所能了事。日雖竭力預備戰守，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誰先開仗誰先理詘，此萬國公例。」

為了外交上的主動，避免先開第一槍，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緊的是不能因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實的臨戰准備，使敵軍從容調兵遣將，占據險要。直到日軍將中國在朝部隊圍困於牙山時，才匆忙派兵從海上增援，已經為時太晚，完全來不及了。導致陸軍在牙山大敗，倉皇退守平壤。海上運兵也遭到日本海軍伏擊，運兵船被擊沉，近2000名將士葬身海底。緊接著平壤戰役也因為漫無准備而慘敗，遭受重大損失，殘軍一口氣潰退500餘里，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戰爭剛剛開始就蒙上了失敗的陰影。

朝鮮戰場的失利，極大地影響了我軍的士氣，助長了敵人的氣焰。戰爭往往就是這樣，一方有備而一方無備，就會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頭腦清醒，准備充分，毫不示弱，針鋒相對，對侵略者必然產生威懾、遏製作用，就有可能改變戰爭進程，甚至把戰爭中止於初起階段。但是，中國喪失了這個機會。其根源就在於對侵略戰爭缺乏預見性而放鬆了警惕，造成戰前缺乏准備，初戰舉措失當，這是甲午戰爭失敗的認識原因，也是需要認真汲取的深刻教訓。

二、一味依靠外國調停，沒有把立足點放在自身力量上來，是戰爭失敗的外部原因

朝鮮戰場的失利，雖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動，但還沒有影響全局。這時候，清政府如果能認清形勢，堅定地投入反侵略戰爭，並採取正確的戰略，一定能夠挫敗敵人的進攻。可惜中國最高統治者中掌實權的慈禧太後、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鴻章也堅決主張「羈糜為上，力保和局」。從戰爭開始到失敗投降，他們一直致力於爭取英俄德法美等國家的調停，以達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軍事一樣，都是國家政治行為的重要手段。李鴻章想利用各國之間的利益沖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軍事對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顯然對列強干預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過分依賴外交斡旋而放鬆了軍事努力。他認為「列強必有區處，必有收場」，命令部下「靜守勿動」，「保艦勿失」，既殆誤了軍機，又影響了士氣。

李鴻章首先請求英國調停，他考慮英國在華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華「英人必不答應」。但沒有想到英國和日本已經在背後進行了交易，英國照會日本：「中國之上海為英國利益之中心，故須日本政府承認不在該港及附近為戰爭的運動。」當日本政府承諾英國在長江流域的權益不受影響時，英國不但放棄干預，還與日本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以示支持。英國外交大臣金伯利說：「這個條約的性質對日本來說，比打敗中國的大軍還遠為有利。」英國甚至對日軍擊沉本國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這樣，中國被英國出賣了。

李鴻章轉而請求俄國干涉，因為俄國的勢力范圍主要在東北，與日本有利益沖突。但這時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尚未修通，在遠東爭奪的籌碼還不夠，並不想和日本鬧翻，只是進行了一番口舌之爭了事。擔任中國稅務司長的英人赫德這樣評價：「俄國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過了兩個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鴻章討了老大一場無趣。」清政府還請求德、法兩國調停，那更是徒勞無益，白白浪費時間。

英俄德法調停落空後，李鴻章還異想天開地寄希望於美國調停。偽善的美國回復說：「美國抱嚴正的中立態度，只能用友誼的方式影響日本。」實際上美國並不是什麼中立的態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公然說：「戰爭是中國堅持在朝鮮的宗主國地位引起的，過在中國。」美國駐華代辦田夏禮說：「應該讓戰爭順著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幹涉帶來和平，那種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這個國家和世界融洽共處，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脅，中國的戰敗倒是一個有益的經驗。」田貝還寫信給李鴻章：「徹底放棄求得干涉的念頭，背向歐洲列強，面向日本。」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贏得戰爭，而是求和投降。美國在支持日本侵華的路上遠比其他國家走得遠，給日本提供軍事貸款，派遣軍事顧問，運送軍用物資，包庇日本間諜，甚至允許日本軍艦掛美國國旗蒙蔽中國海軍。美國把日本作為它在遠東的小伙計，而日本敢於悍然發動戰爭，也是有恃於美國作為後台老闆。正如列寧在甲午戰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奪東方的亞細亞國家，但是沒有其他國家的幫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獨立的財政及軍事力量。」

列強之間存在著利益沖突，經常會有一些矛盾，但在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加深中國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這是列強的基本立場，對此務必保持清醒頭腦。但清政府和李鴻章顯然見不及此，對列強「主持公理」抱有過大的期望和幻想。實際上列強的公理只是一種偽善，他們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強權。列強早已看清日本穩操勝券，必然會倒在日本一邊。赫德道出了實情：「所有國家均向中國表示同情，並說日本這樣破壞和平是不對的。但沒有一個國家採取任何實際行動幫助中國。」列強十分清楚，日本戰勝中國他們都可以分一杯羹，戰後的情況正是這樣，列強利用「最惠國待遇」「利益均沾」「門戶開放」的強盜條約都得到了很多好處。

一味求助別人，而鬆懈自己，放縱敵人，在戰爭中實為大忌，無疑是取禍之道。陸奧宗光幸災樂禍地說：「清政府自始即採取求歐洲列強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戰爭之政策，李鴻章屢求各國代表援助，且電訓其駐歐洲各國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駐在國之政府，中國政府不顧污辱自國之體面，一味向強國乞哀求憐，自開門戶，以迎豺狼。」於是，日本加緊進攻以求速戰速勝，而中國則在一次又一次的調停中喪失時間和機會，完全陷於被動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幾十次戰役中，沒能組織一次像樣的抵抗，正如禮部侍郎志銳所說：「我愈退則彼愈進，我愈讓則彼愈驕，彼則著著佔先，我則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無進展，軍事上也徹底失敗，海陸軍主力損失殆盡，最後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戰派也看出了問題，光緒皇帝下諭旨說：「他國勸阻，亦徒托之空言，應預籌戰守之計。」朝臣責備李鴻章，「觀望遷延，寸籌莫展，一味因循玩誤，險要之地，拱手讓於外人。」說得當然很對，但也沒有什麼用處。李鴻章上邊還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還有軍機處，還有慈禧太後老佛爺，都是主和派，而主戰派光緒皇帝、翁同和等沒有任何實權，只能是干著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實際的辦法。到了軍事上絕望的時候，他們也只能同意進行投降的求和。

歷史證明，一些小國依附大國尚可在夾縫中謀求生存，但大國此路不通。龐大而虛弱的中國，如果不能自強自立，把反侵略戰爭的立足點放到自身力量上，就會成為被宰割的對象。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願望是不行的，靠別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須在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這個道理，連改良派思想家梁啟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說：「李鴻章之手段，專以聯某國以制某國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後可以致人而不致於人。」是的，戰爭不相信眼淚，弱國無外交，戰場上如果沒有勝算，談判桌上肯定什麼也得不到。甲午戰爭的歷史教訓，充分證明了這個真理。

三、信奉「武器決定論」是戰爭失敗的思想原因

近代戰爭中，武器裝備的作用遠比古代更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軍事家中，李鴻章特別重視武器裝備。由於他的大力倡導和運籌，推動了洋務運動，組建起北洋海軍和新式陸軍，有利於提升軍事實力。但因為李鴻章把武器作用極端化、絕對化，由「武器決定論」導致悲觀情緒和失敗主義。

朝鮮戰場失利，李鴻章在向朝廷匯報時陳述他的觀點：「凡行軍制勝，海戰惟恃船炮，陸戰惟恃槍炮，稍有優絀，則利純懸殊。海軍快船快炮太少，僅是守口，實難縱令海戰。平壤之敗，因由寡眾不敵，亦因器械之相懸，並非戰陣之不力。海戰之艱危，較陸軍尤甚。海上交戰，以船行之遲速，船之新舊，炮之大小分強弱。我國快船不敵，故海上交鋒，恐非勝算。趕緊設法添購，亦不濟急。」李鴻章的結論是「彼之軍械強於我，技藝強於我」。所以中國的武備「平內亂有餘，御外侮不足。」李鴻章此論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對他予以反駁：洋務運動搞了30年，花費了國家巨額資金，為何尚不能一戰，與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還罷了，為何連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緒皇帝十分惱怒，訓斥李鴻章「怯懦規避，偷生縱寇」，要求北洋海軍集中兵力，迅速出戰。但李鴻章不為所動，仍然堅持「北洋千里，全資屏蔽，實未敢輕於一擲」。命令海軍「惟須相機進退，能保全堅船為妥」。

戰爭的勝負決定於軍事力量對比，這是一般規律。以弱勝強，以少勝多需要特定的條件，不是普遍現象。但在軍力相當的情況下，勝負又取決於什麼呢，這就不是唯武器論所能解釋的了。作為戰爭的主要指揮者來說，頭腦中打不贏的陰影必然會對戰局產生消極影響，這也是部隊士氣低落，一味潰敗的原因之一。

甲午戰爭無論從總體上還是從主要戰役來看，都不是敗在軍事力量對比和武器裝備優劣上。以黃海海戰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軍主力在黃海靠近中朝邊境的大東溝一帶海域相遇，一場震驚中外，對甲午戰爭進程產生深刻影響的大海戰爆發了。投入這次海戰的中日艦隊實力如下表：

軍艦總數 魚雷艇數 鐵甲艦 半鐵甲艦 重炮 輕炮 排水量 中國艦隊 14 4 6 0 21 141 3.5萬噸 日本艦隊 1201 2 11 209 4.1萬噸

可以看出，雙方艦隊的實力不相上下。北洋艦隊的優勢是鐵甲艦和重炮較多，其中定遠、鎮遠兩艘主力艦無論裝甲、噸位、火炮口徑都是當時世界領先、遠東一流的戰艦。日本艦隊的優勢是艦速較快、機動性強。單純從軍力上看，中國艦隊還略占優勢，但海戰的結局卻是相反。北洋艦隊被擊沉5艘軍艦，受到重創；而日本艦隊未失一艦，只有幾艦受傷。黃海海戰的勝利使日本舉國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頒布敕令嘉獎有功官兵，還親自譜寫軍歌《黃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義烈之戰，大破敵之氣勢，使我國旗高照黃海之波濤。」而北洋艦隊在此之後更不敢出海作戰，完全失去應有的戰略作用。

北洋艦隊黃海戰敗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幾點：一是指揮失當。本來預定的迎戰隊形是雙列縱隊，但逼近敵艦時成了散漫的雁形橫列隊。其原因有兩種說法，一說掛錯信號旗，二說部分軍艦未能及時到達預定位置。開戰不久，旗艦定遠年久失修的艦橋被本艦火炮的後坐力震坍，海軍提督（北洋艦隊司令）丁汝昌從艦橋上跌落負傷，不能繼續指揮戰斗，而他事先又沒有指定代理指揮者，這個致命的疏漏使中國艦隊一開始就失去統一指揮。緊接著信號旗也被擊毀，旗艦與艦隊的聯系中斷，各艦只能各自為戰，陷於混亂。二是有的將領貪生怕死，臨陣脫逃。在激戰中，致遠、經遠二艦不幸被敵軍擊沉，濟遠、廣甲、揚威三艦驚恐萬狀，倉皇逃竄，濟遠還可恥地掛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戰鬥力，還嚴重地擾亂了軍心。4艘魚雷快艇有3艘懾於敵威，一直躲在遠處不敢參戰，沒有發揮任何作用。三是炮彈不足，質量不好。這次戰斗只打了5個小時，但竟然不可思議地發生了炮彈不夠的情況，定遠和鎮遠的主炮炮彈全部用光。炮彈質量也有問題，有的打不響，有的「中敵船而不裂」。黃海戰前半個月，赫德在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說：「當前的難題是軍火，北洋艦隊有葯無彈，有彈無葯，漢納根（北洋艦隊的英國顧問）已受命催辦彈葯，他想能湊夠打幾個小時的炮彈，以備作一次海戰，在海上拼一下，迄今無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遠無到手的希望了。」四是軍事技術水平低下。北洋艦隊的一艘魚雷快艇在距離敵艦西京丸號40米處發射魚雷，竟然未能命中（魚雷從艦底一米處劃過），使敵艦逃逸，而日本海軍部長樺山資杞正在此船上督戰，失去了絕好的殲敵機會。

黃海之戰雖然失利，但相比還算是甲午戰爭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餘大部分戰役、戰斗，要麼一觸即潰，要麼望風而逃，根本不是武器優劣、裝備好壞、兵員多少的問題。英國駐華公使歐格納給本國政府匯報時說：「中國軍隊雖然在數量上較日本有相當的優勢，但訓練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遠不及日本。無遠見和缺乏軍事知識的中國當局，將面臨著海軍艦隊被徹底摧毀的危險。」事實證明這個英國人確有見地。

軍隊戰鬥力是決定戰爭勝負的直接因素，但戰鬥力的強弱不僅決定於武器裝備，還有軍隊的指揮、管理、訓練、精神狀態，戰略和戰術等。甲午戰爭的情況也是這樣，把戰敗單純歸於武器裝備說不過去，是一個長期形成的認識誤區。

四、放棄和喪失制海權是戰爭失敗的戰略原因

毛澤東同志說過：「辦法是跟著方針來的，方針是不抵抗主義的時候，一切辦法都反映不抵抗主義。」清政府避戰求和，消極防禦的指導思想，突出表現在忽視和放棄制海權的戰略失誤，這是甲午戰爭失敗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戰爭中，掌握制海權非常重要。所謂制海權，簡單地說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敵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權取決於海軍的實力和正確的戰略。甲午戰爭的制海權主要指黃海海域。黃海關繫到三個半島，即朝鮮半島、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的海上交通，所以黃海的制海權至關重要。

甲午戰爭的主戰場在朝鮮、中國一側，日軍屬於跨海作戰，補給線很長，必須從海上運輸。中國雖是內線作戰，但擾亂和切斷敵軍的海上交通是克敵制勝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軍主力，尋找有利時機主動出擊，必要時進行決戰，對敵方海軍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當時也有這個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國海軍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蘭、西班牙、義大利、土耳其之後，美、日之前。如果戰略正確，指揮得當，應該能夠取得一定的勝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軍方對侵華戰爭中制海權的重要性有著充分的認識。他們長期致力於海軍建設就是基於這種考慮。甲午戰爭前，日本「戰時大本營」和海軍部長樺山資杞針對可能發生的三種情況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戰獲勝，取得制海權，陸軍就長驅直入，進攻遼東、山東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戰勝負未決，陸軍只佔領朝鮮，海軍盡可能維持朝鮮海峽的制海權；三是若海戰失敗，則撤退朝鮮陸軍，海軍協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戰略思想非常明確，把整個戰爭基點放在制海權的爭奪上，在設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們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鴻章對這個重大戰略問題的認識卻很模糊，對戰爭中海軍應該發揮何種作用，怎樣發揮作用沒有清晰的思路。朝鮮開戰後，日本海軍在充分准備的基礎上集中主力尋找中國艦隊決戰，而中國海軍卻盡量避免與敵軍在海上相遇，沒有進行決戰的思想准備和軍事准備。一方主動，一方被動；一方有備，一方無備；一方伺機決戰，一方消極避戰。一旦海上遭遇，後果可想而知。

在黃海海戰之前，李鴻章電令北洋艦隊「不得出大洋浪戰，致有損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灣游弋」。光緒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艦隊出戰，但李鴻章在慈禧太後和恭親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執行主動出海決戰的上諭，北洋海軍一直蜷縮在渤海門戶，向朝鮮運送物資也不敢走海上捷徑而從陸上轉運。日軍則「縱橫遼海」，運輸船隻在海軍的護衛下暢行無阻。

黃海戰後，中國海軍雖然遭受損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鴻章更加保守，對海戰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軍艦隊，必不遠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張聲勢」。旅大戰役時，海軍提督丁汝昌建議主力出戰以援旅大，李鴻章斥責說：「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數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戰歿，亦不請恤。」此後，艦隊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軍作為一個戰略軍事力量，拱衛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復存在。

制海權的喪失使沿海陸戰孤立無援，極為被動，突出表現在兩次反登陸作戰的失利。

日軍兵分兩路攻打遼東半島，一路從朝鮮跨過鴨綠江入侵，一路從海上進犯，在花園口登陸，如成功即可直搗旅順後路。但日軍此著也是一步險棋，花園口不是一個理想的登陸地點，此處沿岸海灘很淺，大船不能靠近，軍隊與物資需換汽艇和舢板轉運。日軍36艘運兵船在軍艦的護送下，2.4萬人及大量軍馬輜重，從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陸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這次日軍行動的情報，如能派一支勁旅憑險扼守海岸，海軍攻襲敵艦，則可對敵形成兩面夾攻之勢。但奇怪的是，岸邊小股清軍放了幾槍便了無蹤影，海軍根本沒有出動。日軍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得以從容登陸，打開了進攻旅順的大門。很快，清政府經營20多年，耗銀數千萬兩的重要軍事基地旅順陷於敵手，大量船隻、武器、裝備、糧食被敵繳獲。日軍獸性發作，殘忍地進行屠城，旅順數萬軍民被殺害，全城僅有36人倖免於難。

不久榮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轍。山東榮城距北洋海軍基地威海僅有30海里，是日軍襲擊威海的最佳路線。1895年1月29日，日軍聯合艦隊掩護50艘運兵船共3.4萬人，用5天時間在榮城登陸。中國陸軍未能組織有效抵抗，海軍近在咫尺，但李鴻章命令「以艦隊全力堅守劉公島」，伏匿於威海坐以待斃。日軍艦隊司令伊東佑享後來承認：「如丁汝昌率艦隊前來，用魚雷艇對我襲擊，我軍豈能安全上陸？」

登陸和反登陸作戰，本是最為慘烈的作戰類型，一般來說，反登陸方都會依靠防禦體系———包括岸邊陣地和海上襲擊，使處於不利條件下的登陸方腹背受敵，遭到沉重打擊，甚至登陸失敗、全軍覆沒，中外戰例中不乏此

㈢ 銀行自動取款機最少可以取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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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法國「陣風」戰斗機的資料

「陣風」是法國達索飛機製造公司為滿足法國海軍和空軍的需要，於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研製的雙發單/雙座多用途超音速戰斗機。「陣風」的研製始於1983年達索飛機製造公司宣布的先進實驗戰斗機（ACX）方案，取名為「陣風」A。1985年12月14日，「陣風」A飛機順利出廠，1986年7月4日，該機進行了首次試飛，至1996年底，該機已經完成了3500多次飛行。預計將於2005～2009年形成作戰能力。

「陣風」戰斗機採用先進的雙三角翼加近距耦合鴨式氣動布局，再加上先進的數字式電子飛行控制系統，因此具有很好的操縱性和穩定性，其機身仍採用傳統的半硬殼式結構，並大量應用了碳纖維復合材料，增加了結構強度的同時還減輕了結構重量。「陣風」的動力裝置為兩台推重比為10一級的法國斯奈克馬公司的M88－2型渦扇發動機，單台加力推力72.9千牛，其生產型將安裝推力更大的M88－3型渦扇發動機，最大推力增加到87千牛。「陣風「可以在晝夜以及各種氣象條件下完成從對地攻擊到爭奪空中優勢的各類任務，其機動性能和敏捷性能好，可短距起降，並具有超視距作戰能力和一定的隱身性能，其總體性能介於第三代戰斗機和第四代戰斗機之間。

「陣風」目前共有四種型號：「陣風」B，雙座空軍型；「陣風」C，單座空軍型；「陣風」D，單座空軍隱身型；「陣風」M，單座海軍型。該機除了滿足法國海軍和空軍的需要以外，還將出口到其它國家。

武器裝備：一門裝在右側發動機側面的30毫米「德發」791B機炮，全機共有14個外掛架，分別為機身下4個（2個在機身中線，2個並排在後機身）、翼下6個、翼尖2個、進氣道下2個。執行截擊任務時，可掛「米卡」中距攔截空對空導彈和「魔術」近距格鬥空對空導彈；執行對地攻擊任務時，可掛「米卡」空對空導彈和常規炸彈；對海攻擊時還可掛「飛魚」導彈。

尺寸數據：翼展10.90米，機長15.30米，機高5.34米，機翼面積46.00平方米。

重量數據：空重（D型）9060千克，（M型）9670千克，最大起飛重量（C型）19500～21500千克，正常外掛載荷6000千克，最大外掛載荷8000千克。

性能數據：最大平飛速度（高空）M2，（低空）1390千米/小時，作戰半徑1093～1852千米，起飛滑跑距離400～600米，限制過載＋9.0/－3.6g。

「陣風」是法國達索公司為法國空海軍研製的雙發多用途超音速戰斗機。該機可以在晝/夜，以及各種氣象條件下完成從對地攻擊到空中優勢的各種類型的任務，是目前西方國家正在發展的先進戰斗機中的一種。

1983年法國達索公司宣布研製先進試驗戰斗機（ACX），取名「陣風」A。「陣風」的研製分兩步進行，第一步設計製造一架實驗原型機，驗證雙三角器加近耦鴨式氣動外形和各種要採用的新技術；第二步在實驗原型機基礎上研製實用戰斗機。實驗原型機「陣風」A裝兩台美國F404渦扇發動機，1986年7月首次試飛，之後按計劃共進行440次363小時的試驗飛行，其中包括在陸地機場模擬航空母艦甲板著陸和進場。「陣風」A的最大速度達到M2.0（高度13000米）。「陣風」A從1990年2月開始裝法國斯來克瑪公司研製的推重比10一級的M88-2渦扇發動機試飛。「陣風」戰斗機實用型外形尺寸比「陣風」A略小，有空軍型D和海軍艦載型M。艦載型加強了起落架，使之能承受最大65米／秒的下沉速度。前起落架另作修改，使之能經受牽引彈射，並能採用滑躍起飛技術；機體結構作修改和加強，以承受彈射起飛和攔阻著艦時的縱向過載，為此M型機體重量增加760千克。

到目前為止，「陣風」共有四種型號：

「陣風」C 單座空軍型。

「陣風」B 雙座空軍型。增加了武器控制員座椅，具有全部的空戰能力。

「陣風」D 單座空軍隱身型。

「陣風」M 單座海軍型。與空軍型相比，稍稍加長了機身，並增加了攔阻鉤，增加了前起落架的高度以提高艦上的起飛迎角，並對起落架的結構進行了加強。為保持與空軍的通用性，機翼不能折疊，全部系統中有95%與空軍型通用。

動力裝置
原型機裝兩台法國斯奈克瑪公司M88－2渦扇發動機，單台靜推力48.7千牛，加力推力 2×72.9千牛（2×7422公斤），最大推力 2× 487千牛（2 × 4965公斤）。在生產型上將裝 2台 M88－3發動機，其加力推力2 × 87千牛（2× 8870公斤）。 飛機機體內的油箱可載5700升燃油，機身中線掛架和二個內翼、二個中翼掛架都可掛1250升的油箱，最大外部載油可達9500升。具有空中受油能力，可在內分鍾內將內部油箱裝滿，7分鍾內將所有油箱裝滿。

主要機載設備

裝780千克的航空電子設備。採用先進的通信、導航和座艙顯示設備，其湯姆遜一CSF／ ESDRBC火控雷達可同時跟蹤8個目標，並可評估威脅，確定優先進攻目標。EAS公司的超高頻/甚高頻電台和TRT公司的超高頻電台，六分儀公司的語音無線電控制系統和語音告警系統；MIDS數據鏈路和各種偵察/電子對抗/干擾設備。

武器

右側發動機進氣道側面裝1門GiatM79lB航炮。14個掛架（機身下4個，進氣道下2個，翼下6個，翼尖2個），正常載彈量6000千克，正常外掛載荷6000千克，最大載彈量9500千克。執行核打擊任務時可攜帶一枚ASMP中距核攻擊導彈；在執行截擊任務時可掛8枚馬特拉「米卡」空對空導彈和2個副油箱，或6枚「米卡」導彈及3個副油箱；對地攻擊時可帶16顆227千克炸彈、2枚「米卡」導彈和 2個1250升副油箱，或者2個「阿柏齊」遠距武器投放器、2枚「米卡」導彈及3個外掛油箱；執行反艦任務時可攜帶2枚「飛魚」導彈或計劃中的ANS掠海攻擊導彈、4枚「米卡」導彈和2個副油箱。

尺寸數據

翼展（含翼尖導彈）10.90米，機長 15.30米，機高5.34米，機翼面積46平方米。

重量數據

空重9060千克（D型）、9800千克（M型），最大起飛重量19500～21500千克，最大過載+9g/-3.6g。

性能數據

最大平飛速度（高空） M2.0／ 2120公里／小時，（低空）1390公里／小時；進場速度213公里／小時。起飛距離（防空）400米、（對地攻擊）600米；作戰半徑（低空入侵，帶12顆250千克炸彈，4枚「米卡」空對空導彈，共4300升的3個副油箱）1033公里、（遠程空對空截擊，帶8枚「米卡」空對空導彈，6600升的4個副油箱，高度12200米出航）1759公里。作戰巡邏時間大於3小時。

法國陣風
法國新型第四代「陣風」（Rafale）雙發多任務戰斗機，採用前置鴨翼、後掠三角翼和單垂尾氣動布局，大量採用復合材料。能夠執行廣泛范圍短程和遠程作戰任務，包括對地、海上攻擊、空中防禦、空中優勢、偵察、高精度打擊，還具有核打擊能力。新型「陣風」戰斗機完全由法國自行設計和製造，大量採用獨有的先進技術來保證具有優異的綜合性能。在眾多的相同技術水準新型戰機中，目前只有法國「陣風」擁有海軍型，部署在航空母艦上。據美國一些媒體評價，「陣風」戰斗機現有的三種型號所表現出的優異性能，已經在飛行中被證明：750節最高飛行速度；最大限制過載9g/-3.6g；最大沖角32度；小於400米的115節進場速度；短距起飛和降落能力。這些性能和操作主要得益於「三角-鴨翼」空氣動力學概念綜合性設計和運用。

一、發展狀況

「陣風」戰斗機是法國最重要軍用飛機計劃，用於代替F-8P「十字軍戰士」(Crusader)、美洲虎(Jaguar)、「超軍旗」（SuperEtendard）、幻影F.1CT和CR、幻影2000C和N等戰機。目前在發展方面主要面臨的重要問題是嚴格的預算問題。雖然在技術上計劃是成功，而且試驗正在平穩地運行，但是許多由於政治上的和財政上的各種理由，使計劃進展一再拖延。直到現在，只有13架「陣風」戰斗機正式服役。

「陣風」計劃早在80年代中期就開始啟動，主要由法國達索公司負責研製和生產。第一架示範原型機，「陣風」A型，從1984年3月開始設計，最初採用兩台美國通用動力公司(GE)F404渦扇發動機作為過渡動力裝置，現在所有「陣風」戰斗機全部均使用法國的斯奈克瑪公司（SNECMA）M88渦扇發動機。「陣風」A型1985年12月出廠，從1986年7月4日開始進行飛行測試。稍後，四架飛行原型機和一架靜力試驗機身(「陣風」M組態)被定購。靜力試驗機身於1991年10月交付到圖盧茲試驗中心做疲勞試驗。四架飛行原型機首次飛行時間如下：

?「陣風」C01：1991年5月19日

?「陣風」M01：1991年12月12日

?「陣風」B01：1993年4月30日

?「陣風」M02：1993年11月8日

到現在為止已經成功的結束3500次飛行，包括各種不同的試驗。1993年4月19日，「陣風」M海軍艦載型在「福煦」號（原法國海軍的一艘航空母艦，現已退役）首次降落去證明和航空母艦相容性。

第一架生產型飛機(雙座位B301)在1998年11月24日完成首次飛行。「陣風」戰斗機目前有三種發展型號，M型、B型和C型，其中生產的「陣風」M型單座位海軍專用型號，用於部署到航空母艦上；B型和C型是空軍專用型，一種是雙座位型號和另一種是單座型。因為法國海軍急需新型戰機，因此優先生產「陣風」M型。「陣風」B型和C型在2004年將會進入法國空軍服役。正在為法國海軍發展一種雙座位的「陣風」N型，預計在2008年交付。

二、法國「陣風」戰斗機的主要性能特點

1、先進駕駛座艙

採用「手不離桿」(HOTAS)側桿雙桿駕駛座艙非常先進，可以說是「陣風」多任務作戰能力的重要體現。裝備一套寬視角全息技術平視顯示器，由泰利斯Avionique公司生產。提供飛機控制數據、任務數據和發射提示。一套瞄準、多圖像廣角衍射光學平視顯示器顯示戰術情形和感測器數據，由法國航空導航設備公司提供。兩套側面觸摸屏幕顯示器顯示飛機系統參數和任務數據。飛行員也有一個頭盔安裝瞄準顯示裝置。一個CCD照相機，安裝在飛機上記錄儀在任務中自始至終記錄平視顯示器的圖像。

2、武器系統

「陣風」戰斗機空軍型號具有14個外硬掛點，最大有效載荷超過九噸。海軍型號有13個外硬掛點。「陣風」戰斗機能使用廣泛多樣性空對空和空對地武器，包括法國、美國、英國和歐洲聯合研製的武器系統。目前能夠掛載的武器及每種武器系統最大掛載量如下：

?30毫米DEFA791機炮，射速2500發/每分鍾

?8x「魔術」、「角響尾蛇」（Sidewinder）或「先進近距空對空導彈」（ASRAAM）等近程空對空導彈

?12x「米卡」先進中距空對空導彈

?7x「先進中程空空導彈」（AMRAAM）

?5xAM39Exocet或「企鵝」-3或「魚叉」等反艦導彈

?4xAS30L/M制導炸彈

?5x「阿巴斯」（Apache）反永久設施導彈

?2x「風暴陰影」（StormShadow）/「斯卡爾普」EG遠距離巡航導彈

?5x「空射反輻射導彈」（ALARM）或「高速反輻射導彈」（HARM）

?4x「小牛」空對地導彈

?5x1000公斤炸彈

?22x250公斤炸彈

?10x400公斤炸彈

?16x「迪朗達爾」(Durandal)反跑道炸彈

?4x火箭吊艙

?1x3000公升油箱

?3x2000公升油箱

?5x1250公升油箱

?前視紅外（FLIR）吊艙、攻擊型干擾機(3套)、偵察吊艙、機炮吊艙和空中加油系統吊艙

當然，這些武器系統並不是全部能夠互相相容，同時掛載，需要根據任務不同來配置武器種類和數量。

3、電子戰系統

「陣風」戰斗機裝備了性能全面和先進的「頻譜」（Spectra）電子戰系統，由泰利斯公司生產。「頻譜」電子戰系統整合固態發射機技術、雷達告警器、DAL激光告警接收機、導彈告警器、探測系統和干擾機。

4、感測器系統

「陣風」戰斗機裝備一套由泰利斯公司發展電子掃描RBE2雷達，具有下視和下射能力。雷達具有先進的邊跟蹤、邊搜索能力，能夠同時跟蹤40個目標，並同時攻擊4個目標，而且提供威脅辨識和優先化。光電系統包括泰利斯/薩吉姆（Sagem）OSF紅外搜索和跟蹤系統，在飛機的前端中安裝。光電系統套件實行搜索、目標識別、測距、自動目標識別和跟蹤。F3標準的「陣風」戰斗機，安裝一套法國達索公司研製的「地型跟隨」3D立體雷達，具有陸上和海面兩種操作模式，使戰斗機自動按照預置在一個無源被動式的數字式資料庫的飛行數據，根據慣導和GPS自動導航來自動駕駛飛行。陸上模式飛行高度最低僅100米；海面模式最低飛行高度僅15米。飛機根據預定的航線飛行，並隨地形自動轉變和傾側，包括一些急轉彎和90°的傾轉。

5、導航和通信系統

在「陣風」戰斗機上安裝使用第二代「土星」（Saturn）通信套件，進行V/UHF無線電通信。反干擾戰術超高頻無線電（UHF）用於北約組織內通信。「土星」提供快速-頻率跳變模式的語音加密。用於與民用空中交通管制通信，裝備固定頻率VHF/UHF無線電裝置。一套多功能信息分布系統（MIDS）終端提供安全的、高傳輸速率戰術數據，與北約組織C2站、空中指揮管制飛機（AWACS）或軍艦之間進行戰術數據交換。「陣風」戰斗機裝備泰利斯公司TLS2000導航接收機，用於進場降落階段飛行。TLS2000整合儀器導降系統(ILS)、微波降落系統(MLS)、特高頻全向無線電-測距儀(VOR)和信標器功能。雷達高度計來自泰利斯公司的AHV17高度計，特別適用於非常低的高度飛行。「陣風」戰斗機為在途中導航安裝一套TACAN戰術空中導航接收機，也被當作一套降落援助裝置。「陣風」安裝一套泰利斯公司生產的SB25A組合詢問-應答器。SB25A是世界上第一種使用電子掃描技術的敵我識別（IFF）裝置。

6、「陣風」戰斗機高推力發動機

「陣風」戰斗機安裝兩台M88-2型發動機提供動力，由法國斯奈克瑪公司（SNECMA）製造，每個提供75kN推力。用於空中加油安裝一個飛行補給燃料管和浮標接頭。

7、「陣風」戰斗機機身結構大量採用復合材料常規半硬殼式結構機身的50％採用碳纖維復合材料。後機身為碳纖維復合材料，機頭整流罩和噴管整流罩為聚芳醯胺纖維復合材料。起落架及發動機艙門為碳纖維復合材料。

三、「陣風」戰斗機主要參數指標

1、尺寸

長度：15,27米；機高：5,34米；翼展：10,80米；翼面積：45,70平方米(492平方英尺)

2、重量

空重：9,4噸(「陣風」C型)；9,6噸(「陣風」B型)；9,9噸(「陣風」M型)；內部的燃料：4500公斤；外面的燃料：7500公斤；最大外載荷：9500公斤；最大起飛重量：24500公斤

3、性能

最高飛行速度：馬赫1.8+/750節(1390個公里/小時)；進場速度：120節(220公里/小時)；最大爬升速率：超過1000英尺/秒(350米/秒)；操作的升限：55000英尺(16765米)；起飛距離：大約400-600米，依賴上面負載；登陸距離：450米；作戰半徑：突破任務；超過1000海里(1850公里)；戰斗空中巡邏徘徊時間：超過3小時；翻轉率：270度/秒；最大即時旋轉比率：超過30度/秒；最大限制過載：+9/-3,2g

「陣風」戰斗機用於法國空軍和法國海軍，估計總需求量約294架左右。其中法國空軍需求234架，其中139架B型和95架「陣風」C型；法國海軍需求60架。目前法國國防部已經定購61架，法國空軍36架和法國海軍25架。

同時，達索公司正在繼續它的產品出口努力，已經進行多次嘗試。參加了韓國空軍戰斗機采購招標，最近正在參加新加坡空軍采購招標。總體來看，法國「陣風」有許多獨到之處，如世界上第一種生產型電子掃描雷達、獨有的「地形跟隨」系統等先進技術。但正如外界所評價的，最大發展障礙在資金方面。獲得外銷，將對法國「陣風」戰斗機發展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

㈤ 甲午大海戰中購買艦艇要多少錢

定元艦造價150萬兩，當時普通家庭一年的開銷也就2兩銀子

㈥ 農行自助機最少可以存多少錢

ATM上最少100元，只能存100的整數倍，櫃台上最少存10元錢。
拓展資料：
自動取款機又稱ATM（Automated Teller Machine的縮寫），意思是自動櫃員機，因大部分用於取款，又稱自動取款機。它是一種高度精密的機電一體化裝置，利用磁性代碼卡或智能卡實現金融交易的自助服務，代替銀行櫃面人員的工作。可提取現金、查詢存款余額、進行賬戶之間資金劃撥、余額查詢等工作；還可以進行現金存款（實時入賬）、支票存款（國內無）、存摺補登、中間業務等工作。持卡人可以使用信用卡或儲蓄卡，根據密碼辦理自動取款、查詢余額、轉賬、現金存款，存摺補登，購買基金，更改密碼，繳納手機話費等業務。
201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通知，ATM機轉賬可實時到賬，無需等24小時。
1963年，Luther George Simjian發明了自動取款機。但公認的自動取款機發明人是英國的謝潑德_巴倫。謝潑德1925年出生在蘇格蘭的羅斯郡，畢業於愛丁堡大學。
20世紀60年代中期，謝潑德_巴倫是德拉路儀器公司的經理。有一天，他在洗澡時突發靈感。想到自己常常因為去銀行取不到錢而惱火，於是打算設計一種24小時都能取到錢的機器。他見到英國巴克萊銀行的總經理，讓對方給他90秒時間來聽他介紹這個主意，結果對方在第85秒就給了答復，即只要能把這種機器造出來就馬上買。
1967年6月27日，謝潑德成功了，世界上第一台自動取款機在倫敦附近的巴克萊銀行分行亮相。最初，顧客從自動提款機中一次只能取10英鎊，因為當時10英鎊已足夠普通家庭維持周末了。
如今，ATM機發展的速度相當快，與銀行機構的比例達到了4：1。美國海軍甚至將ATM機裝到了軍艦上。
ATM機根據安裝位置可分為戶外ATM機、戶內ATM機及獨立ATM機三種。
戶內：根據ATM機的使用方式，戶內的ATM機又可分為大堂式和穿牆式兩種。
戶外：根據安全性能要求，戶外的ATM機有半封閉式和全封閉式ATM防護亭，全封閉式按外觀形狀可再分為方形和圓形，方形通稱為戶外ATM防護亭，圓形通稱為ATM防護艙。

㈦ 甲午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甲午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的腐敗無能。

清朝末年，世界各國已經發生巨大變化，工業革命帶來了歐洲工業以及軍事技術的迅速發展。清朝卻閉關自守，不屑於看周邊國家的變化。當時清朝的一些有識之士看出日本不可輕視，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對日本的認識還停留在小小邦國的階段，不以為意。

在日本傾全國之力擴充軍備，戰爭危險日益迫近的緊要關頭，清朝反而放鬆了國防建設，以財政緊張為由，削減軍費預算，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1891年停止撥付海軍的器械彈葯經費。

而且清廷內部黨派爭斗激烈，為了攻訐北洋軍事集團，帝黨的清流派言官們不惜用誇大事實甚至造謠中傷，栽贓陷害的手段攻擊李鴻章及其下屬的北洋將領。甲午戰爭時期，清流派處處和李鴻章作對，各種奇葩的借口不發援軍。

一場戰爭由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以及外交等多種因素起作用，國家意志是精神支柱和脊樑，也是力量的源泉。即使規模再龐大的軍隊，如果將士沒有發自內心地作戰，也很難發揮作用。反之，如果具備上下一心的精神意志，即使武器裝備上稍有欠缺，也同樣有機會贏得戰爭的勝利。

而當時的清朝，上下都沒有一個明確的國家觀念和國家意識，在遇到危機的時候，就無法團結一致來迎戰、保衛國家，導致最終戰敗。

(7)英國軍艦折疊相機當時賣多少錢擴展閱讀：

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軍節節敗退，被迫向宗主國清朝乞援，日本乘機也派兵到朝鮮，蓄意挑起戰爭。

1894年（光緒二十年）7月25日豐島海戰爆發，甲午戰爭開始，由於日本蓄謀已久，而清朝倉皇迎戰，這場戰爭以中國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告終。中國清朝政府迫於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壓力，1895年4月17日簽訂了《馬關條約》。

甲午戰爭的結果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則使日本國力更為強大，為其躋身列強奠定了重要基礎。

㈧ 甲午戰爭中日實力對比

實際上，當時中國的經濟、軍事實力並不比日本差，從經濟上看，甲午戰前日本的重工業還比較薄弱，輕工業中也只有紡織業比較發達。鋼鐵、煤、銅、煤油、機器製造的產量都比中國低得多。當時日本共有工業資本7000萬元，銀行資本9000萬元，年進口額1.7億元，年出口額9000萬元，年財政收入8000萬元，這些指標除了進口量與中國相當外，其它都低於中國，說明當時日本的經濟實力和中國一樣並不強盛。從軍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戰前的一二十年裡，竭全國之力提升軍事實力，尤其重視海軍建設，到1893年，擁有軍艦55艘，排水量6.1萬噸，與中國海軍主力北洋艦隊相當（中國還有廣東、福建水師）。日本常備陸軍22萬人，總兵力不到中國的一半，武器裝備也相差不大。很顯然，中日軍事力量對比，不像鴉片戰爭時大刀長矛對堅船利炮那樣懸殊，有的方面如海陸軍總量中國還略占優勢。也就是說，甲午戰爭中國之敗，並不是敗在軍事力量上。

那麼，甲午戰爭中國失敗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我們應該從中汲取哪些教訓？這對我們今天維護國家安全和加強國防建設有哪些借鑒呢？

一、對可能發生的侵略戰爭缺乏預見，准備不足，是戰爭失敗的認識原因

十九世紀後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了向帝國主義階段的轉變，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必然引起對殖民地更加激烈地爭奪。列寧分析道：帝國主義列強「除了對已經被分割了的世界來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爭奪半獨立國的斗爭就不免要特別緊張起來。」於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便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眼中的一塊肥肉。從鴉片戰爭開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從來沒有停止過，但1884年中法戰爭後，由於列強之間忙於爭斗，相對平靜了大約10年，中國政治家的神經鬆弛了一些，在人們對西方列強的「友善」感到慶幸的時候，東邊的一個鄰國正在虎視眈眈。

日本在19世紀60年代「明治維新」以後，資本主義得到較快發展，與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結合在一起，產生了軍國主義怪胎，極具擴張性和掠奪性。

侵略並戰勝中國，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國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陽子就主張：「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當開拓蝦夷。曉喻琉球，使之會同朝覲；責難朝鮮，使之納幣進貢；割南滿之地，收台灣、呂宋之島，佔領整個中國，君臨印度。」吉田的這一思想，對他的弟子，後來成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參議院議長）等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陸政策，大臣田中義一在奏摺中說：「明治大帝遺策是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滿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說這些議論還是一個「藍圖」，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體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國征討方略》，決定在1892年前完成對華作戰的准備，進攻的方向是朝鮮、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澎湖列島、台灣、舟山群島。7年後，日本正是按照這個時間表和路線圖發動侵略戰爭，並幾乎達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幾十年裡將上述國策一以貫之，進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備，前後實施了8次《擴充軍備案》。甲午戰前的幾年，平均年度軍費開支高達總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從皇室經費中擠出30萬元作為海軍補助費，這筆錢雖然不算很多，但表達了最高統治者的決心，勢必對全國產生很大激勵。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國富豪紛紛捐款，一年就有100多萬元。這不僅增加了軍費，也極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氣。日本一面擴軍，一面派出大批間諜在中、朝活動，在甲午戰前繪成了包括朝鮮和我國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和渤海沿線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條道路的詳圖。日本就像一架製作精良的戰爭機器，時刻不停地運轉著，一旦時機成熟，便會毫不猶豫地訴諸武力。與之相比，清政府對國家安全形勢的判斷就顯得很不到位，對遭受侵略缺乏應有的預見和警惕。

一些有識之士，如兩江總督沈葆禎，台灣巡撫劉銘傳等看出「倭人不可輕視」，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對日本的認識還停留在「蕞爾小邦」的階段，「不以倭人為意」。對國防負重要責任的李鴻章也認為「倭人為遠患而非近憂」。在日本傾全國之力擴充軍備，戰爭危險日益迫近的緊要關頭，清政府反而放鬆了國防建設，以財政緊張為由，削減軍費預算，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1891年停止撥付海軍的器械彈葯經費。中國就是在這樣一種不清醒的狀態下，迎來了一場命運攸關的戰爭。

甲午戰爭開端於朝鮮。19世紀後期，朝鮮一直是國際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關系的一個熱點。日本不僅要在朝鮮爭奪權益，更將其視為侵略中國的前沿陣地，一直在尋找機會，1894年這個機會終於來了。當時朝鮮發生內亂，朝鮮政府請求中國派兵支援（歷史形成朝鮮當時是中國的藩屬）。就在中國向朝鮮派兵時，日本軍隊也大舉入朝，戰爭拉開了序幕。這時日本還打著保護在朝僑民的旗號，照會中國政府「日本政府必無他意」。實際上，正如外相陸奧宗光所說：「發動戰爭的決心，在帝國政府派遣軍隊於朝鮮時，業已決定。日本假借這個好題目，是為了索性藉此時機促成中日關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組成戰時大本營；6月9日，日軍在仁川登陸，隨即進占漢城。還如陸奧宗光所說：「在軍事上一切皆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直到這個時候，清政府對一觸即發的戰爭形勢仍然未有準確的判斷，還寄希望於中日雙方同時撤軍。李鴻章給在朝陸軍的指令是：「彼斷不能無故開戰，切勿自我先開釁。」給北洋海軍的指令是：「日雖添軍，並未與我開釁，何必請戰，應令靜守。」李鴻章認為：「兩國交涉全論理之曲直，非恃強所能了事。日雖竭力預備戰守，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誰先開仗誰先理詘，此萬國公例。」

為了外交上的主動，避免先開第一槍，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緊的是不能因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實的臨戰准備，使敵軍從容調兵遣將，占據險要。直到日軍將中國在朝部隊圍困於牙山時，才匆忙派兵從海上增援，已經為時太晚，完全來不及了。導致陸軍在牙山大敗，倉皇退守平壤。海上運兵也遭到日本海軍伏擊，運兵船被擊沉，近2000名將士葬身海底。緊接著平壤戰役也因為漫無准備而慘敗，遭受重大損失，殘軍一口氣潰退500餘里，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戰爭剛剛開始就蒙上了失敗的陰影。

朝鮮戰場的失利，極大地影響了我軍的士氣，助長了敵人的氣焰。戰爭往往就是這樣，一方有備而一方無備，就會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頭腦清醒，准備充分，毫不示弱，針鋒相對，對侵略者必然產生威懾、遏製作用，就有可能改變戰爭進程，甚至把戰爭中止於初起階段。但是，中國喪失了這個機會。其根源就在於對侵略戰爭缺乏預見性而放鬆了警惕，造成戰前缺乏准備，初戰舉措失當，這是甲午戰爭失敗的認識原因，也是需要認真汲取的深刻教訓。

二、一味依靠外國調停，沒有把立足點放在自身力量上來，是戰爭失敗的外部原因

朝鮮戰場的失利，雖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動，但還沒有影響全局。這時候，清政府如果能認清形勢，堅定地投入反侵略戰爭，並採取正確的戰略，一定能夠挫敗敵人的進攻。可惜中國最高統治者中掌實權的慈禧太後、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鴻章也堅決主張「羈糜為上，力保和局」。從戰爭開始到失敗投降，他們一直致力於爭取英俄德法美等國家的調停，以達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軍事一樣，都是國家政治行為的重要手段。李鴻章想利用各國之間的利益沖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軍事對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顯然對列強干預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過分依賴外交斡旋而放鬆了軍事努力。他認為「列強必有區處，必有收場」，命令部下「靜守勿動」，「保艦勿失」，既殆誤了軍機，又影響了士氣。

李鴻章首先請求英國調停，他考慮英國在華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華「英人必不答應」。但沒有想到英國和日本已經在背後進行了交易，英國照會日本：「中國之上海為英國利益之中心，故須日本政府承認不在該港及附近為戰爭的運動。」當日本政府承諾英國在長江流域的權益不受影響時，英國不但放棄干預，還與日本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以示支持。英國外交大臣金伯利說：「這個條約的性質對日本來說，比打敗中國的大軍還遠為有利。」英國甚至對日軍擊沉本國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這樣，中國被英國出賣了。

李鴻章轉而請求俄國干涉，因為俄國的勢力范圍主要在東北，與日本有利益沖突。但這時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尚未修通，在遠東爭奪的籌碼還不夠，並不想和日本鬧翻，只是進行了一番口舌之爭了事。擔任中國稅務司長的英人赫德這樣評價：「俄國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過了兩個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鴻章討了老大一場無趣。」清政府還請求德、法兩國調停，那更是徒勞無益，白白浪費時間。

英俄德法調停落空後，李鴻章還異想天開地寄希望於美國調停。偽善的美國回復說：「美國抱嚴正的中立態度，只能用友誼的方式影響日本。」實際上美國並不是什麼中立的態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公然說：「戰爭是中國堅持在朝鮮的宗主國地位引起的，過在中國。」美國駐華代辦田夏禮說：「應該讓戰爭順著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幹涉帶來和平，那種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這個國家和世界融洽共處，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脅，中國的戰敗倒是一個有益的經驗。」田貝還寫信給李鴻章：「徹底放棄求得干涉的念頭，背向歐洲列強，面向日本。」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贏得戰爭，而是求和投降。美國在支持日本侵華的路上遠比其他國家走得遠，給日本提供軍事貸款，派遣軍事顧問，運送軍用物資，包庇日本間諜，甚至允許日本軍艦掛美國國旗蒙蔽中國海軍。美國把日本作為它在遠東的小伙計，而日本敢於悍然發動戰爭，也是有恃於美國作為後台老闆。正如列寧在甲午戰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奪東方的亞細亞國家，但是沒有其他國家的幫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獨立的財政及軍事力量。」

列強之間存在著利益沖突，經常會有一些矛盾，但在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加深中國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這是列強的基本立場，對此務必保持清醒頭腦。但清政府和李鴻章顯然見不及此，對列強「主持公理」抱有過大的期望和幻想。實際上列強的公理只是一種偽善，他們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強權。列強早已看清日本穩操勝券，必然會倒在日本一邊。赫德道出了實情：「所有國家均向中國表示同情，並說日本這樣破壞和平是不對的。但沒有一個國家採取任何實際行動幫助中國。」列強十分清楚，日本戰勝中國他們都可以分一杯羹，戰後的情況正是這樣，列強利用「最惠國待遇」「利益均沾」「門戶開放」的強盜條約都得到了很多好處。

一味求助別人，而鬆懈自己，放縱敵人，在戰爭中實為大忌，無疑是取禍之道。陸奧宗光幸災樂禍地說：「清政府自始即採取求歐洲列強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戰爭之政策，李鴻章屢求各國代表援助，且電訓其駐歐洲各國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駐在國之政府，中國政府不顧污辱自國之體面，一味向強國乞哀求憐，自開門戶，以迎豺狼。」於是，日本加緊進攻以求速戰速勝，而中國則在一次又一次的調停中喪失時間和機會，完全陷於被動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幾十次戰役中，沒能組織一次像樣的抵抗，正如禮部侍郎志銳所說：「我愈退則彼愈進，我愈讓則彼愈驕，彼則著著佔先，我則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無進展，軍事上也徹底失敗，海陸軍主力損失殆盡，最後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戰派也看出了問題，光緒皇帝下諭旨說：「他國勸阻，亦徒托之空言，應預籌戰守之計。」朝臣責備李鴻章，「觀望遷延，寸籌莫展，一味因循玩誤，險要之地，拱手讓於外人。」說得當然很對，但也沒有什麼用處。李鴻章上邊還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還有軍機處，還有慈禧太後老佛爺，都是主和派，而主戰派光緒皇帝、翁同和等沒有任何實權，只能是干著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實際的辦法。到了軍事上絕望的時候，他們也只能同意進行投降的求和。

歷史證明，一些小國依附大國尚可在夾縫中謀求生存，但大國此路不通。龐大而虛弱的中國，如果不能自強自立，把反侵略戰爭的立足點放到自身力量上，就會成為被宰割的對象。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願望是不行的，靠別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須在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這個道理，連改良派思想家梁啟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說：「李鴻章之手段，專以聯某國以制某國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後可以致人而不致於人。」是的，戰爭不相信眼淚，弱國無外交，戰場上如果沒有勝算，談判桌上肯定什麼也得不到。甲午戰爭的歷史教訓，充分證明了這個真理。

三、信奉「武器決定論」是戰爭失敗的思想原因

近代戰爭中，武器裝備的作用遠比古代更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軍事家中，李鴻章特別重視武器裝備。由於他的大力倡導和運籌，推動了洋務運動，組建起北洋海軍和新式陸軍，有利於提升軍事實力。但因為李鴻章把武器作用極端化、絕對化，由「武器決定論」導致悲觀情緒和失敗主義。

朝鮮戰場失利，李鴻章在向朝廷匯報時陳述他的觀點：「凡行軍制勝，海戰惟恃船炮，陸戰惟恃槍炮，稍有優絀，則利純懸殊。海軍快船快炮太少，僅是守口，實難縱令海戰。平壤之敗，因由寡眾不敵，亦因器械之相懸，並非戰陣之不力。海戰之艱危，較陸軍尤甚。海上交戰，以船行之遲速，船之新舊，炮之大小分強弱。我國快船不敵，故海上交鋒，恐非勝算。趕緊設法添購，亦不濟急。」李鴻章的結論是「彼之軍械強於我，技藝強於我」。所以中國的武備「平內亂有餘，御外侮不足。」李鴻章此論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對他予以反駁：洋務運動搞了30年，花費了國家巨額資金，為何尚不能一戰，與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還罷了，為何連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緒皇帝十分惱怒，訓斥李鴻章「怯懦規避，偷生縱寇」，要求北洋海軍集中兵力，迅速出戰。但李鴻章不為所動，仍然堅持「北洋千里，全資屏蔽，實未敢輕於一擲」。命令海軍「惟須相機進退，能保全堅船為妥」。

戰爭的勝負決定於軍事力量對比，這是一般規律。以弱勝強，以少勝多需要特定的條件，不是普遍現象。但在軍力相當的情況下，勝負又取決於什麼呢，這就不是唯武器論所能解釋的了。作為戰爭的主要指揮者來說，頭腦中打不贏的陰影必然會對戰局產生消極影響，這也是部隊士氣低落，一味潰敗的原因之一。

甲午戰爭無論從總體上還是從主要戰役來看，都不是敗在軍事力量對比和武器裝備優劣上。以黃海海戰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軍主力在黃海靠近中朝邊境的大東溝一帶海域相遇，一場震驚中外，對甲午戰爭進程產生深刻影響的大海戰爆發了。投入這次海戰的中日艦隊實力如下表：

軍艦總數 魚雷艇數 鐵甲艦 半鐵甲艦 重炮 輕炮 排水量 中國艦隊 14 4 6 0 21 141 3.5萬噸 日本艦隊 1201 2 11 209 4.1萬噸

可以看出，雙方艦隊的實力不相上下。北洋艦隊的優勢是鐵甲艦和重炮較多，其中定遠、鎮遠兩艘主力艦無論裝甲、噸位、火炮口徑都是當時世界領先、遠東一流的戰艦。日本艦隊的優勢是艦速較快、機動性強。單純從軍力上看，中國艦隊還略占優勢，但海戰的結局卻是相反。北洋艦隊被擊沉5艘軍艦，受到重創；而日本艦隊未失一艦，只有幾艦受傷。黃海海戰的勝利使日本舉國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頒布敕令嘉獎有功官兵，還親自譜寫軍歌《黃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義烈之戰，大破敵之氣勢，使我國旗高照黃海之波濤。」而北洋艦隊在此之後更不敢出海作戰，完全失去應有的戰略作用。

北洋艦隊黃海戰敗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幾點：一是指揮失當。本來預定的迎戰隊形是雙列縱隊，但逼近敵艦時成了散漫的雁形橫列隊。其原因有兩種說法，一說掛錯信號旗，二說部分軍艦未能及時到達預定位置。開戰不久，旗艦定遠年久失修的艦橋被本艦火炮的後坐力震坍，海軍提督（北洋艦隊司令）丁汝昌從艦橋上跌落負傷，不能繼續指揮戰斗，而他事先又沒有指定代理指揮者，這個致命的疏漏使中國艦隊一開始就失去統一指揮。緊接著信號旗也被擊毀，旗艦與艦隊的聯系中斷，各艦只能各自為戰，陷於混亂。二是有的將領貪生怕死，臨陣脫逃。在激戰中，致遠、經遠二艦不幸被敵軍擊沉，濟遠、廣甲、揚威三艦驚恐萬狀，倉皇逃竄，濟遠還可恥地掛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戰鬥力，還嚴重地擾亂了軍心。4艘魚雷快艇有3艘懾於敵威，一直躲在遠處不敢參戰，沒有發揮任何作用。三是炮彈不足，質量不好。這次戰斗只打了5個小時，但竟然不可思議地發生了炮彈不夠的情況，定遠和鎮遠的主炮炮彈全部用光。炮彈質量也有問題，有的打不響，有的「中敵船而不裂」。黃海戰前半個月，赫德在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說：「當前的難題是軍火，北洋艦隊有葯無彈，有彈無葯，漢納根（北洋艦隊的英國顧問）已受命催辦彈葯，他想能湊夠打幾個小時的炮彈，以備作一次海戰，在海上拼一下，迄今無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遠無到手的希望了。」四是軍事技術水平低下。北洋艦隊的一艘魚雷快艇在距離敵艦西京丸號40米處發射魚雷，竟然未能命中（魚雷從艦底一米處劃過），使敵艦逃逸，而日本海軍部長樺山資杞正在此船上督戰，失去了絕好的殲敵機會。

黃海之戰雖然失利，但相比還算是甲午戰爭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餘大部分戰役、戰斗，要麼一觸即潰，要麼望風而逃，根本不是武器優劣、裝備好壞、兵員多少的問題。英國駐華公使歐格納給本國政府匯報時說：「中國軍隊雖然在數量上較日本有相當的優勢，但訓練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遠不及日本。無遠見和缺乏軍事知識的中國當局，將面臨著海軍艦隊被徹底摧毀的危險。」事實證明這個英國人確有見地。

軍隊戰鬥力是決定戰爭勝負的直接因素，但戰鬥力的強弱不僅決定於武器裝備，還有軍隊的指揮、管理、訓練、精神狀態，戰略和戰術等。甲午戰爭的情況也是這樣，把戰敗單純歸於武器裝備說不過去，是一個長期形成的認識誤區。

四、放棄和喪失制海權是戰爭失敗的戰略原因

毛澤東同志說過：「辦法是跟著方針來的，方針是不抵抗主義的時候，一切辦法都反映不抵抗主義。」清政府避戰求和，消極防禦的指導思想，突出表現在忽視和放棄制海權的戰略失誤，這是甲午戰爭失敗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戰爭中，掌握制海權非常重要。所謂制海權，簡單地說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敵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權取決於海軍的實力和正確的戰略。甲午戰爭的制海權主要指黃海海域。黃海關繫到三個半島，即朝鮮半島、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的海上交通，所以黃海的制海權至關重要。

甲午戰爭的主戰場在朝鮮、中國一側，日軍屬於跨海作戰，補給線很長，必須從海上運輸。中國雖是內線作戰，但擾亂和切斷敵軍的海上交通是克敵制勝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軍主力，尋找有利時機主動出擊，必要時進行決戰，對敵方海軍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當時也有這個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國海軍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蘭、西班牙、義大利、土耳其之後，美、日之前。如果戰略正確，指揮得當，應該能夠取得一定的勝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軍方對侵華戰爭中制海權的重要性有著充分的認識。他們長期致力於海軍建設就是基於這種考慮。甲午戰爭前，日本「戰時大本營」和海軍部長樺山資杞針對可能發生的三種情況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戰獲勝，取得制海權，陸軍就長驅直入，進攻遼東、山東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戰勝負未決，陸軍只佔領朝鮮，海軍盡可能維持朝鮮海峽的制海權；三是若海戰失敗，則撤退朝鮮陸軍，海軍協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戰略思想非常明確，把整個戰爭基點放在制海權的爭奪上，在設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們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鴻章對這個重大戰略問題的認識卻很模糊，對戰爭中海軍應該發揮何種作用，怎樣發揮作用沒有清晰的思路。朝鮮開戰後，日本海軍在充分准備的基礎上集中主力尋找中國艦隊決戰，而中國海軍卻盡量避免與敵軍在海上相遇，沒有進行決戰的思想准備和軍事准備。一方主動，一方被動；一方有備，一方無備；一方伺機決戰，一方消極避戰。一旦海上遭遇，後果可想而知。

在黃海海戰之前，李鴻章電令北洋艦隊「不得出大洋浪戰，致有損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灣游弋」。光緒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艦隊出戰，但李鴻章在慈禧太後和恭親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執行主動出海決戰的上諭，北洋海軍一直蜷縮在渤海門戶，向朝鮮運送物資也不敢走海上捷徑而從陸上轉運。日軍則「縱橫遼海」，運輸船隻在海軍的護衛下暢行無阻。

黃海戰後，中國海軍雖然遭受損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鴻章更加保守，對海戰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軍艦隊，必不遠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張聲勢」。旅大戰役時，海軍提督丁汝昌建議主力出戰以援旅大，李鴻章斥責說：「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數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戰歿，亦不請恤。」此後，艦隊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軍作為一個戰略軍事力量，拱衛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復存在。

制海權的喪失使沿海陸戰孤立無援，極為被動，突出表現在兩次反登陸作戰的失利。

日軍兵分兩路攻打遼東半島，一路從朝鮮跨過鴨綠江入侵，一路從海上進犯，在花園口登陸，如成功即可直搗旅順後路。但日軍此著也是一步險棋，花園口不是一個理想的登陸地點，此處沿岸海灘很淺，大船不能靠近，軍隊與物資需換汽艇和舢板轉運。日軍36艘運兵船在軍艦的護送下，2.4萬人及大量軍馬輜重，從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陸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這次日軍行動的情報，如能派一支勁旅憑險扼守海岸，海軍攻襲敵艦，則可對敵形成兩面夾攻之勢。但奇怪的是，岸邊小股清軍放了幾槍便了無蹤影，海軍根本沒有出動。日軍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得以從容登陸，打開了進攻旅順的大門。很快，清政府經營20多年，耗銀數千萬兩的重要軍事基地旅順陷於敵手，大量船隻、武器、裝備、糧食被敵繳獲。日軍獸性發作，殘忍地進行屠城，旅順數萬軍民被殺害，全城僅有36人倖免於難。

不久榮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轍。山東榮城距北洋海軍基地威海僅有30海里，是日軍襲擊威海的最佳路線。1895年1月29日，日軍聯合艦隊掩護50艘運兵船共3.4萬人，用5天時間在榮城登陸。中國陸軍未能組織有效抵抗，海軍近在咫尺，但李鴻章命令「以艦隊全力堅守劉公島」，伏匿於威海坐以待斃。日軍艦隊司令伊東佑享後來承認：「如丁汝昌率艦隊前來，用魚雷艇對我襲擊，我軍豈能安全上陸？」

登陸和反登陸作戰，本是最為慘烈的作戰類型，一般來說，反登陸方都會依靠防禦體系———包括岸邊陣地和海上襲擊，使處於不利條件下的登陸方腹背受敵，遭到沉重打擊，甚至登陸失敗、全軍覆沒，中外戰例中不乏此

㈨ 分析中國在黃海戰役失敗的原因,越詳細越好!

黃海戰役也是甲午戰爭 1895年3月，甲午戰爭的硝煙尚未散盡，一個71歲的老人，中國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東渡日本，作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權大使，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日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規定：（一）中國承認朝鮮獨立。（二）中國向日本割讓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三）中國賠償軍費白銀2億兩（加上贖回遼東半島的3000萬兩共2.3億兩）。以及新開通商口岸，增加內河航線等共11款。甲午戰敗及《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從此走向更深重的災難。巨額戰爭賠款相當於全國3年的財政收入，清政府根本無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強貸款，不但利息很高，還要以海關、稅收、財政的管理權作抵押。大面積割讓國土直接導致帝國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戰後的幾年裡，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長城以北屬俄，長江流域十省屬英，山東屬德，雲南、兩廣屬法，福建屬日。而美國這個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則打著「利益均沾」的旗號，以支持日本為主要手段，謀求在中國的更大權益。戰後朝鮮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跳板，中國東北部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台灣被日本割占，使數百萬同胞離開祖國的懷抱，飽受欺凌50多年。

日本是戰爭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價值1億兩白銀的戰利品和2.3億兩的賠款。這筆巨款相當於日本當時7年的財政收入，日本朝野對此歡欣鼓舞，外相陸奧宗光高興地說：「在這筆賠款之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幾億日元，本國全部收入只有8千萬日元，一想到現在會有3億5千萬日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和私人都覺得無比的富裕！」戰後，日本經濟和軍事實力飛速擴張，為其在上世紀30年代大舉侵華埋下伏筆。總之，甲午戰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機，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在中國近代的反侵略戰爭中，中日甲午戰爭可以說是規模最大，失敗最慘，影響最深，後果最重，教訓最多的一次戰爭。正因為如此，重新學習、研究這段歷史，也最具現實意義，這里最重要的是分析甲午戰爭中國慘敗的原因，總結、汲取其中的教訓。

長期以來，一些論者從力量對比的角度分析問題，認為甲午戰爭中國失敗的原因是日本及其支持者實力強大，中國不具備贏得反侵略戰爭的條件，由此強調落後就要挨打，必須奮發圖強，提升國力，才能最終立於不敗之地。這個觀點自然有其積極意義，但就甲午戰爭而言，僅作此分析還嫌不夠，也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甚至容易陷入「武器決定論」的誤區，應該進行更全面、更准確的分析。

實際上，當時中國的經濟、軍事實力並不比日本差，從經濟上看，甲午戰前日本的重工業還比較薄弱，輕工業中也只有紡織業比較發達。鋼鐵、煤、銅、煤油、機器製造的產量都比中國低得多。當時日本共有工業資本7000萬元，銀行資本9000萬元，年進口額1.7億元，年出口額9000萬元，年財政收入8000萬元，這些指標除了進口量與中國相當外，其它都低於中國，說明當時日本的經濟實力和中國一樣並不強盛。從軍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戰前的一二十年裡，竭全國之力提升軍事實力，尤其重視海軍建設，到1893年，擁有軍艦55艘，排水量6.1萬噸，與中國海軍主力北洋艦隊相當（中國還有廣東、福建水師）。日本常備陸軍22萬人，總兵力不到中國的一半，武器裝備也相差不大。很顯然，中日軍事力量對比，不像鴉片戰爭時大刀長矛對堅船利炮那樣懸殊，有的方面如海陸軍總量中國還略占優勢。也就是說，甲午戰爭中國之敗，並不是敗在軍事力量上。

那麼，甲午戰爭中國失敗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我們應該從中汲取哪些教訓？這對我們今天維護國家安全和加強國防建設有哪些借鑒呢？

一、對可能發生的侵略戰爭缺乏預見，准備不足，是戰爭失敗的認識原因

十九世紀後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了向帝國主義階段的轉變，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必然引起對殖民地更加激烈地爭奪。列寧分析道：帝國主義列強「除了對已經被分割了的世界來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爭奪半獨立國的斗爭就不免要特別緊張起來。」於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便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眼中的一塊肥肉。從鴉片戰爭開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從來沒有停止過，但1884年中法戰爭後，由於列強之間忙於爭斗，相對平靜了大約10年，中國政治家的神經鬆弛了一些，在人們對西方列強的「友善」感到慶幸的時候，東邊的一個鄰國正在虎視眈眈。

日本在19世紀60年代「明治維新」以後，資本主義得到較快發展，與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結合在一起，產生了軍國主義怪胎，極具擴張性和掠奪性。

侵略並戰勝中國，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國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陽子就主張：「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當開拓蝦夷。曉喻琉球，使之會同朝覲；責難朝鮮，使之納幣進貢；割南滿之地，收台灣、呂宋之島，佔領整個中國，君臨印度。」吉田的這一思想，對他的弟子，後來成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參議院議長）等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陸政策，大臣田中義一在奏摺中說：「明治大帝遺策是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滿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說這些議論還是一個「藍圖」，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體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國征討方略》，決定在1892年前完成對華作戰的准備，進攻的方向是朝鮮、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澎湖列島、台灣、舟山群島。7年後，日本正是按照這個時間表和路線圖發動侵略戰爭，並幾乎達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幾十年裡將上述國策一以貫之，進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備，前後實施了8次《擴充軍備案》。甲午戰前的幾年，平均年度軍費開支高達總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從皇室經費中擠出30萬元作為海軍補助費，這筆錢雖然不算很多，但表達了最高統治者的決心，勢必對全國產生很大激勵。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國富豪紛紛捐款，一年就有100多萬元。這不僅增加了軍費，也極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氣。日本一面擴軍，一面派出大批間諜在中、朝活動，在甲午戰前繪成了包括朝鮮和我國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和渤海沿線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條道路的詳圖。日本就像一架製作精良的戰爭機器，時刻不停地運轉著，一旦時機成熟，便會毫不猶豫地訴諸武力。與之相比，清政府對國家安全形勢的判斷就顯得很不到位，對遭受侵略缺乏應有的預見和警惕。

一些有識之士，如兩江總督沈葆禎，台灣巡撫劉銘傳等看出「倭人不可輕視」，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對日本的認識還停留在「蕞爾小邦」的階段，「不以倭人為意」。對國防負重要責任的李鴻章也認為「倭人為遠患而非近憂」。在日本傾全國之力擴充軍備，戰爭危險日益迫近的緊要關頭，清政府反而放鬆了國防建設，以財政緊張為由，削減軍費預算，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1891年停止撥付海軍的器械彈葯經費。中國就是在這樣一種不清醒的狀態下，迎來了一場命運攸關的戰爭。

甲午戰爭開端於朝鮮。19世紀後期，朝鮮一直是國際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關系的一個熱點。日本不僅要在朝鮮爭奪權益，更將其視為侵略中國的前沿陣地，一直在尋找機會，1894年這個機會終於來了。當時朝鮮發生內亂，朝鮮政府請求中國派兵支援（歷史形成朝鮮當時是中國的藩屬）。就在中國向朝鮮派兵時，日本軍隊也大舉入朝，戰爭拉開了序幕。這時日本還打著保護在朝僑民的旗號，照會中國政府「日本政府必無他意」。實際上，正如外相陸奧宗光所說：「發動戰爭的決心，在帝國政府派遣軍隊於朝鮮時，業已決定。日本假借這個好題目，是為了索性藉此時機促成中日關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組成戰時大本營；6月9日，日軍在仁川登陸，隨即進占漢城。還如陸奧宗光所說：「在軍事上一切皆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直到這個時候，清政府對一觸即發的戰爭形勢仍然未有準確的判斷，還寄希望於中日雙方同時撤軍。李鴻章給在朝陸軍的指令是：「彼斷不能無故開戰，切勿自我先開釁。」給北洋海軍的指令是：「日雖添軍，並未與我開釁，何必請戰，應令靜守。」李鴻章認為：「兩國交涉全論理之曲直，非恃強所能了事。日雖竭力預備戰守，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誰先開仗誰先理詘，此萬國公例。」

為了外交上的主動，避免先開第一槍，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緊的是不能因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實的臨戰准備，使敵軍從容調兵遣將，占據險要。直到日軍將中國在朝部隊圍困於牙山時，才匆忙派兵從海上增援，已經為時太晚，完全來不及了。導致陸軍在牙山大敗，倉皇退守平壤。海上運兵也遭到日本海軍伏擊，運兵船被擊沉，近2000名將士葬身海底。緊接著平壤戰役也因為漫無准備而慘敗，遭受重大損失，殘軍一口氣潰退500餘里，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戰爭剛剛開始就蒙上了失敗的陰影。

朝鮮戰場的失利，極大地影響了我軍的士氣，助長了敵人的氣焰。戰爭往往就是這樣，一方有備而一方無備，就會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頭腦清醒，准備充分，毫不示弱，針鋒相對，對侵略者必然產生威懾、遏製作用，就有可能改變戰爭進程，甚至把戰爭中止於初起階段。但是，中國喪失了這個機會。其根源就在於對侵略戰爭缺乏預見性而放鬆了警惕，造成戰前缺乏准備，初戰舉措失當，這是甲午戰爭失敗的認識原因，也是需要認真汲取的深刻教訓。

二、一味依靠外國調停，沒有把立足點放在自身力量上來，是戰爭失敗的外部原因

朝鮮戰場的失利，雖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動，但還沒有影響全局。這時候，清政府如果能認清形勢，堅定地投入反侵略戰爭，並採取正確的戰略，一定能夠挫敗敵人的進攻。可惜中國最高統治者中掌實權的慈禧太後、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鴻章也堅決主張「羈糜為上，力保和局」。從戰爭開始到失敗投降，他們一直致力於爭取英俄德法美等國家的調停，以達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軍事一樣，都是國家政治行為的重要手段。李鴻章想利用各國之間的利益沖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軍事對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顯然對列強干預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過分依賴外交斡旋而放鬆了軍事努力。他認為「列強必有區處，必有收場」，命令部下「靜守勿動」，「保艦勿失」，既殆誤了軍機，又影響了士氣。

李鴻章首先請求英國調停，他考慮英國在華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華「英人必不答應」。但沒有想到英國和日本已經在背後進行了交易，英國照會日本：「中國之上海為英國利益之中心，故須日本政府承認不在該港及附近為戰爭的運動。」當日本政府承諾英國在長江流域的權益不受影響時，英國不但放棄干預，還與日本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以示支持。英國外交大臣金伯利說：「這個條約的性質對日本來說，比打敗中國的大軍還遠為有利。」英國甚至對日軍擊沉本國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這樣，中國被英國出賣了。

李鴻章轉而請求俄國干涉，因為俄國的勢力范圍主要在東北，與日本有利益沖突。但這時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尚未修通，在遠東爭奪的籌碼還不夠，並不想和日本鬧翻，只是進行了一番口舌之爭了事。擔任中國稅務司長的英人赫德這樣評價：「俄國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過了兩個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鴻章討了老大一場無趣。」清政府還請求德、法兩國調停，那更是徒勞無益，白白浪費時間。

英俄德法調停落空後，李鴻章還異想天開地寄希望於美國調停。偽善的美國回復說：「美國抱嚴正的中立態度，只能用友誼的方式影響日本。」實際上美國並不是什麼中立的態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公然說：「戰爭是中國堅持在朝鮮的宗主國地位引起的，過在中國。」美國駐華代辦田夏禮說：「應該讓戰爭順著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幹涉帶來和平，那種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這個國家和世界融洽共處，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脅，中國的戰敗倒是一個有益的經驗。」田貝還寫信給李鴻章：「徹底放棄求得干涉的念頭，背向歐洲列強，面向日本。」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贏得戰爭，而是求和投降。美國在支持日本侵華的路上遠比其他國家走得遠，給日本提供軍事貸款，派遣軍事顧問，運送軍用物資，包庇日本間諜，甚至允許日本軍艦掛美國國旗蒙蔽中國海軍。美國把日本作為它在遠東的小伙計，而日本敢於悍然發動戰爭，也是有恃於美國作為後台老闆。正如列寧在甲午戰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奪東方的亞細亞國家，但是沒有其他國家的幫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獨立的財政及軍事力量。」

列強之間存在著利益沖突，經常會有一些矛盾，但在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加深中國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這是列強的基本立場，對此務必保持清醒頭腦。但清政府和李鴻章顯然見不及此，對列強「主持公理」抱有過大的期望和幻想。實際上列強的公理只是一種偽善，他們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強權。列強早已看清日本穩操勝券，必然會倒在日本一邊。赫德道出了實情：「所有國家均向中國表示同情，並說日本這樣破壞和平是不對的。但沒有一個國家採取任何實際行動幫助中國。」列強十分清楚，日本戰勝中國他們都可以分一杯羹，戰後的情況正是這樣，列強利用「最惠國待遇」「利益均沾」「門戶開放」的強盜條約都得到了很多好處。

一味求助別人，而鬆懈自己，放縱敵人，在戰爭中實為大忌，無疑是取禍之道。陸奧宗光幸災樂禍地說：「清政府自始即採取求歐洲列強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戰爭之政策，李鴻章屢求各國代表援助，且電訓其駐歐洲各國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駐在國之政府，中國政府不顧污辱自國之體面，一味向強國乞哀求憐，自開門戶，以迎豺狼。」於是，日本加緊進攻以求速戰速勝，而中國則在一次又一次的調停中喪失時間和機會，完全陷於被動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幾十次戰役中，沒能組織一次像樣的抵抗，正如禮部侍郎志銳所說：「我愈退則彼愈進，我愈讓則彼愈驕，彼則著著佔先，我則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無進展，軍事上也徹底失敗，海陸軍主力損失殆盡，最後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戰派也看出了問題，光緒皇帝下諭旨說：「他國勸阻，亦徒托之空言，應預籌戰守之計。」朝臣責備李鴻章，「觀望遷延，寸籌莫展，一味因循玩誤，險要之地，拱手讓於外人。」說得當然很對，但也沒有什麼用處。李鴻章上邊還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還有軍機處，還有慈禧太後老佛爺，都是主和派，而主戰派光緒皇帝、翁同和等沒有任何實權，只能是干著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實際的辦法。到了軍事上絕望的時候，他們也只能同意進行投降的求和。

歷史證明，一些小國依附大國尚可在夾縫中謀求生存，但大國此路不通。龐大而虛弱的中國，如果不能自強自立，把反侵略戰爭的立足點放到自身力量上，就會成為被宰割的對象。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願望是不行的，靠別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須在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這個道理，連改良派思想家梁啟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說：「李鴻章之手段，專以聯某國以制某國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後可以致人而不致於人。」是的，戰爭不相信眼淚，弱國無外交，戰場上如果沒有勝算，談判桌上肯定什麼也得不到。甲午戰爭的歷史教訓，充分證明了這個真理。

三、信奉「武器決定論」是戰爭失敗的思想原因

近代戰爭中，武器裝備的作用遠比古代更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軍事家中，李鴻章特別重視武器裝備。由於他的大力倡導和運籌，推動了洋務運動，組建起北洋海軍和新式陸軍，有利於提升軍事實力。但因為李鴻章把武器作用極端化、絕對化，由「武器決定論」導致悲觀情緒和失敗主義。

朝鮮戰場失利，李鴻章在向朝廷匯報時陳述他的觀點：「凡行軍制勝，海戰惟恃船炮，陸戰惟恃槍炮，稍有優絀，則利純懸殊。海軍快船快炮太少，僅是守口，實難縱令海戰。平壤之敗，因由寡眾不敵，亦因器械之相懸，並非戰陣之不力。海戰之艱危，較陸軍尤甚。海上交戰，以船行之遲速，船之新舊，炮之大小分強弱。我國快船不敵，故海上交鋒，恐非勝算。趕緊設法添購，亦不濟急。」李鴻章的結論是「彼之軍械強於我，技藝強於我」。所以中國的武備「平內亂有餘，御外侮不足。」李鴻章此論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對他予以反駁：洋務運動搞了30年，花費了國家巨額資金，為何尚不能一戰，與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還罷了，為何連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緒皇帝十分惱怒，訓斥李鴻章「怯懦規避，偷生縱寇」，要求北洋海軍集中兵力，迅速出戰。但李鴻章不為所動，仍然堅持「北洋千里，全資屏蔽，實未敢輕於一擲」。命令海軍「惟須相機進退，能保全堅船為妥」。

戰爭的勝負決定於軍事力量對比，這是一般規律。以弱勝強，以少勝多需要特定的條件，不是普遍現象。但在軍力相當的情況下，勝負又取決於什麼呢，這就不是唯武器論所能解釋的了。作為戰爭的主要指揮者來說，頭腦中打不贏的陰影必然會對戰局產生消極影響，這也是部隊士氣低落，一味潰敗的原因之一。

甲午戰爭無論從總體上還是從主要戰役來看，都不是敗在軍事力量對比和武器裝備優劣上。以黃海海戰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軍主力在黃海靠近中朝邊境的大東溝一帶海域相遇，一場震驚中外，對甲午戰爭進程產生深刻影響的大海戰爆發了。投入這次海戰的中日艦隊實力如下表：

軍艦總數 魚雷艇數 鐵甲艦 半鐵甲艦 重炮 輕炮 排水量 中國艦隊 14 4 6 0 21 141 3.5萬噸 日本艦隊 1201 2 11 209 4.1萬噸

可以看出，雙方艦隊的實力不相上下。北洋艦隊的優勢是鐵甲艦和重炮較多，其中定遠、鎮遠兩艘主力艦無論裝甲、噸位、火炮口徑都是當時世界領先、遠東一流的戰艦。日本艦隊的優勢是艦速較快、機動性強。單純從軍力上看，中國艦隊還略占優勢，但海戰的結局卻是相反。北洋艦隊被擊沉5艘軍艦，受到重創；而日本艦隊未失一艦，只有幾艦受傷。黃海海戰的勝利使日本舉國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頒布敕令嘉獎有功官兵，還親自譜寫軍歌《黃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義烈之戰，大破敵之氣勢，使我國旗高照黃海之波濤。」而北洋艦隊在此之後更不敢出海作戰，完全失去應有的戰略作用。

北洋艦隊黃海戰敗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幾點：一是指揮失當。本來預定的迎戰隊形是雙列縱隊，但逼近敵艦時成了散漫的雁形橫列隊。其原因有兩種說法，一說掛錯信號旗，二說部分軍艦未能及時到達預定位置。開戰不久，旗艦定遠年久失修的艦橋被本艦火炮的後坐力震坍，海軍提督（北洋艦隊司令）丁汝昌從艦橋上跌落負傷，不能繼續指揮戰斗，而他事先又沒有指定代理指揮者，這個致命的疏漏使中國艦隊一開始就失去統一指揮。緊接著信號旗也被擊毀，旗艦與艦隊的聯系中斷，各艦只能各自為戰，陷於混亂。二是有的將領貪生怕死，臨陣脫逃。在激戰中，致遠、經遠二艦不幸被敵軍擊沉，濟遠、廣甲、揚威三艦驚恐萬狀，倉皇逃竄，濟遠還可恥地掛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戰鬥力，還嚴重地擾亂了軍心。4艘魚雷快艇有3艘懾於敵威，一直躲在遠處不敢參戰，沒有發揮任何作用。三是炮彈不足，質量不好。這次戰斗只打了5個小時，但竟然不可思議地發生了炮彈不夠的情況，定遠和鎮遠的主炮炮彈全部用光。炮彈質量也有問題，有的打不響，有的「中敵船而不裂」。黃海戰前半個月，赫德在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說：「當前的難題是軍火，北洋艦隊有葯無彈，有彈無葯，漢納根（北洋艦隊的英國顧問）已受命催辦彈葯，他想能湊夠打幾個小時的炮彈，以備作一次海戰，在海上拼一下，迄今無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遠無到手的希望了。」四是軍事技術水平低下。北洋艦隊的一艘魚雷快艇在距離敵艦西京丸號40米處發射魚雷，竟然未能命中（魚雷從艦底一米處劃過），使敵艦逃逸，而日本海軍部長樺山資杞正在此船上督戰，失去了絕好的殲敵機會。

黃海之戰雖然失利，但相比還算是甲午戰爭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餘大部分戰役、戰斗，要麼一觸即潰，要麼望風而逃，根本不是武器優劣、裝備好壞、兵員多少的問題。英國駐華公使歐格納給本國政府匯報時說：「中國軍隊雖然在數量上較日本有相當的優勢，但訓練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遠不及日本。無遠見和缺乏軍事知識的中國當局，將面臨著海軍艦隊被徹底摧毀的危險。」事實證明這個英國人確有見地。

軍隊戰鬥力是決定戰爭勝負的直接因素，但戰鬥力的強弱不僅決定於武器裝備，還有軍隊的指揮、管理、訓練、精神狀態，戰略和戰術等。甲午戰爭的情況也是這樣，把戰敗單純歸於武器裝備說不過去，是一個長期形成的認識誤區。

四、放棄和喪失制海權是戰爭失敗的戰略原因

毛澤東同志說過：「辦法是跟著方針來的，方針是不抵抗主義的時候，一切辦法都反映不抵抗主義。」清政府避戰求和，消極防禦的指導思想，突出表現在忽視和放棄制海權的戰略失誤，這是甲午戰爭失敗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戰爭中，掌握制海權非常重要。所謂制海權，簡單地說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敵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權取決於海軍的實力和正確的戰略。甲午戰爭的制海權主要指黃海海域。黃海關繫到三個半島，即朝鮮半島、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的海上交通，所以黃海的制海權至關重要。

甲午戰爭的主戰場在朝鮮、中國一側，日軍屬於跨海作戰，補給線很長，必須從海上運輸。中國雖是內線作戰，但擾亂和切斷敵軍的海上交通是克敵制勝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軍主力，尋找有利時機主動出擊，必要時進行決戰，對敵方海軍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當時也有這個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國海軍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蘭、西班牙、義大利、土耳其之後，美、日之前。如果戰略正確，指揮得當，應該能夠取得一定的勝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軍方對侵華戰爭中制海權的重要性有著充分的認識。他們長期致力於海軍建設就是基於這種考慮。甲午戰爭前，日本「戰時大本營」和海軍部長樺山資杞針對可能發生的三種情況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戰獲勝，取得制海權，陸軍就長驅直入，進攻遼東、山東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戰勝負未決，陸軍只佔領朝鮮，海軍盡可能維持朝鮮海峽的制海權；三是若海戰失敗，則撤退朝鮮陸軍，海軍協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戰略思想非常明確，把整個戰爭基點放在制海權的爭奪上，在設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們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鴻章對這個重大戰略問題的認識卻很模糊，對戰爭中海軍應該發揮何種作用，怎樣發揮作用沒有清晰的思路。朝鮮開戰後，日本海軍在充分准備的基礎上集中主力尋找中國艦隊決戰，而中國海軍卻盡量避免與敵軍在海上相遇，沒有進行決戰的思想准備和軍事准備。一方主動，一方被動；一方有備，一方無備；一方伺機決戰，一方消極避戰。一旦海上遭遇，後果可想而知。

在黃海海戰之前，李鴻章電令北洋艦隊「不得出大洋浪戰，致有損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灣游弋」。光緒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艦隊出戰，但李鴻章在慈禧太後和恭親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執行主動出海決戰的上諭，北洋海軍一直蜷縮在渤海門戶，向朝鮮運送物資也不敢走海上捷徑而從陸上轉運。日軍則「縱橫遼海」，運輸船隻在海軍的護衛下暢行無阻。

黃海戰後，中國海軍雖然遭受損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鴻章更加保守，對海戰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軍艦隊，必不遠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張聲勢」。旅大戰役時，海軍提督丁汝昌建議主力出戰以援旅大，李鴻章斥責說：「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數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戰歿，亦不請恤。」此後，艦隊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軍作為一個戰略軍事力量，拱衛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復存在。

制海權的喪失使沿海陸戰孤立無援，極為被動，突出表現在兩次反登陸作戰的失利。

日軍兵分兩路攻打遼東半島，一路從朝鮮跨過鴨綠江入侵，一路從海上進犯，在花園口登陸，如成功即可直搗旅順後路。但日軍此著也是一步險棋，花園口不是一個理想的登陸地點，此處沿岸海灘很淺，大船不能靠近，軍隊與物資需換汽艇和舢板轉運。日軍36艘運兵船在軍艦的護送下，2.4萬人及大量軍馬輜重，從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陸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這次日軍行動的情報，如能派一支勁旅憑險扼守海岸，海軍攻襲敵艦，則可對敵形成兩面夾攻之勢。但奇怪的是，岸邊小股清軍放了幾槍便了無蹤影，海軍根本沒有出動。日軍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得以從容登陸，打開了進攻旅順的大門。很快，清政府經營20多年，耗銀數千萬兩的重要軍事基地旅順陷於敵手，大量船隻、武器、裝備、糧食被敵繳獲。日軍獸性發作，殘忍地進行屠城，旅順數萬軍民被殺害，全城僅有36人倖免於難。

不久榮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轍。山東榮城距北洋海軍基地威海僅有30海里，是日軍襲擊威海的最佳路線。1895年1月29日，日軍聯合艦隊掩護50艘運兵船共3.4萬人，用5天時間在榮城登陸。中國陸軍未能組織有效抵抗，海軍近在咫尺，但李鴻章命令「以艦隊全力堅守劉公島」，伏匿於威海坐以待斃。日軍艦隊司令伊東佑享後來承認：「如丁汝昌率艦隊前來，用魚雷艇對我襲擊，我軍豈能安全上陸？」

登陸和反登陸作戰，本是最為慘烈的作戰類型，一般來說，反登陸方都會依靠防禦體系———包括岸邊陣地和海上襲擊，使處於不利條件下的登陸方腹背受敵，遭到沉重打擊，甚至登陸失敗、全軍覆沒，中外戰例中不乏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