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佛教為什麼能夠融入中國
任何宗教的傳播都離不開政府.
從東漢開始,佛教陸續傳入中國,在長安建有中國最早的一所寺廟"白馬寺"從事經書的翻譯工作,從這個時候開始,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真正興起的過程里,都是默默無聞地流傳在士大夫階級,以其獨特的哲學范疇,精深的思維而收到知識份子的了解並且信仰.卻不適於普羅大眾,所以發展緩慢,局限.
到了南北朝時期,佛教開始興盛,最有名的莫過於梁武帝蕭衍,對於佛教文化極度推崇,從而也把僧尼身份高貴化.在這個時代里,佛寺等機構享受著極高的待遇,有大批的田地,租授到農民手裡收受租金.而租金與當時地主階級的待遇或有甚者.而且這些地都是不需要向國家交納賦稅的.
於是有越來來越多的人私自剃度,加入到僧尼的大行列中來,勞動人民背負的勞役越來越重.
在這個佛教被朝廷推崇的年代,無所事事的僧尼們無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想方設法把教義通化,把宗教人物神奇化,虛幻化.此中不乏有佛道兩家互相攻擊,論道.這裡面起到了一個宗教同化的作用,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把一些異端的,不為中國所接受的東西淘汰.
隨後北周武帝開始實行大規模的滅佛行動,銷毀大量佛像,佛經,強制僧尼還俗,或殺之,或流放之,把這些他認知中國家的蛀蟲清理掉.
經過這一場浩劫,佛教在之後的傳承中更傾向於依附王權.在之後的各個朝代中,儒家都是作為一種政治上的必然思想成為朝廷的不二選擇.但是儒家畢竟是知識分子的東西,與普通民眾而言有著太遠思想代溝.而道教無為而治的思想更無法作用與愚民.所以吸收了道教鬼怪之說,安民,撫民,引人向善等等內容之後的佛教,正是朝廷加強控制民眾思想的利器.
這裡面所反映的佛教為什麼能夠融入中國,是因為在百家爭鳴,思想大朝之後的歲月里,7國合並,焚書坑儒,給中國帶來了莫大的一段文化缺失.而各家思想能夠留存下來的已經基本定性.為政府所利用的儒家需要一部分更為簡單,民眾化的內容去配合他的統治.所以異端的佛教沒有被定性這一點被很好地利用,並且通過磨合與吸收,最終成為了朝廷的另一門法寶.乃至宋明時的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慾之說,也是作為儒家思想的最後完善,可惜這一補充,已經無法撼動當時佛教對於整個社會的積極意義.
所以說任何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內容去分析,而應該要尋求歷史來解決.
B. 我們已經有道教和儒家文化,為什麼還要引入佛家文化
因為中華民族是個兼容萬物的民族,也是十分實用的民族,能夠廣納百川,吞吐日月,能夠吸收一切對自己有用的東西!
嚴格的說,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儒釋道合一的文化,古人有雲,「紅花白藕青荷葉,三教原本是一家」,就是這個意思。根據南懷瑾老師的闡述,共同形成了類似於金字塔的文化結構:
1、儒家文化是塔基,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基本內容,核心思想是「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化用到生活當中,就是聽幾乎所有父母說的那一句話:「孩子啊,你要好好念書,將來找份好工作,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所以,儒家思想類似於食品和飲料,不吃不喝是會死人的。
2、道家文化是塔身,核心思想是「崇尚自然,無為而治」,這個「無為」,不是沒有作為,也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順應自然規律,講究天人感應和因果報應。所以道家思想類似於醫院,有了病就要上醫院,不僅要找出生病的原因,還要找到葯方整治。
3、佛教文化是塔頂,核心思想是「明心見性、解脫生死、超越輪回」,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吃飽喝足了,該考慮精神上的事情了」;或者叫「滿足了物質需求的人,必然會產生對精神上的需求」,當今社會為何信仰的趨勢又進入到新的熱潮,最大的原因就是人們發現吃飽喝足了但還是感覺不幸福,所以才開始從精神層面找原因呢!所以佛教類似於超市,沒錢進去逛逛,蹭蹭空調,看看產品,心情愉悅,有小錢就買點小東西,有大錢就買大件,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因此,對於中華民族而言,孔子、老子和釋迦牟尼,影響最大的首推孔子!
C. 佛教對後世儒家的影響
儒家通過修身實踐(上升到理論)達到身修,天下大同的理想,這是很多中國聖賢追求的家國情懷夢,情系萬民,心憂天下,根基扎在中國文化上。其受黃帝、堯、舜、禹等德治的影響,又加上中國醫學、《周易》占卜等實踐,形成了不是宗教而遠超常人所說的宗教的儒家文化(這是很多外國人不能理解的地方),讓人形成高度的自覺的不惑之態,形成無所不包、兼容並蓄的中國文化的內核之一(這恐怕也是中國祖宗為什麼能接受佛教的原因)。但在追求世界的真相時,就走到《周易》那裡去了。其本體論應該是受佛教的影響很深的。為什麼這么說?佛教在修身(心)的可操作性上比儒家好用很多(這里甚至包括道家,也有很多實用操作)。在勸人向善,讓人自覺向上方面,儒、釋、道三教更多的是統一性。但是佛教的本體論是紮根於修證實踐(比如修心之中見到了眼耳鼻舌意的作用之時發現其後的更深的規律),而非簡單的邏輯推理。儒家實踐雖然高深,但這方面卻有不足之處,受佛教影響再所難免。
在尋找影響的答案時,不要總在文字上尋,應該在修身(心)養性上去體會,這個更深刻,更接近事實。
D. 馮友蘭說理學是佛教化了的儒家,有何依據
儒學是由孔子(公元前551-479年,春秋時期明丘、資中尼、魯人)創立的,其宗旨是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長期以來被封建統治者視為正統思想。儒家思想對中國、東亞和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儒家的「人治」原則是重視人的專業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慈悲心,重視人可以改變的觀念,重視人的能動性和倫理性的選擇。
從這個角度看,「以德治國」和「人治」有很多聯系。「德治」強調啟蒙的程序,而「人治」則強調道德家自身,是一種聖人政治。因為儒家認為「人格」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所以它發展成了極端的「人治」原則,如「為政而治」、「為民而治、不為法而治」。
E. 佛教在中國傳播時內部發生了變化,逐漸成為儒教的輔助對嗎
淺談佛教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佛教自東漢明帝傳入我國,已有漫長的2000年左右的歷史了,除了短暫的三武一宗的法難外,可以說一直常盛不衰,直至今日,雖然大陸佛教式微,然在港澳台三地,西藏青海,佛教依然相當興盛,可見佛教對我國的傳統文化發生了十分深刻的影響,並成中國傳統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什麼使佛教有如此大的力量在中國這片沃土上生根發芽,成為當時大眾普遍的信仰,如今日國人普遍信仰馬克思主義一樣,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佛教在中國發展的大致歷程。 東漢時,佛教初步傳入中國,最初佛教被當作道家方術之一,從而有效的減輕了一種外來異質文化傳播的阻力,此時不少西域僧人開始來華傳播佛教,並帶來了大量的佛教典集,因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是伴隨著佛經的翻譯開始的,比較早翻譯成漢文的佛經有一部叫四十二章經,被稱為天竺的論語,無論從文體上(42條語錄),還是文義上都與中國傳統備受文人們親睞尊崇的論語相近,因而佛教後來能與儒家文化融合,與最初傳入的這本經有很大關系。隨著大批印度西域高僧的來華,佛經的大量翻譯,國人逐漸認識到它與儒道文化的不同,並有一批文人為這種新異的文化所吸引,成為我國佛教最初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在家信眾)。 此時的佛教主要在上層文人,統治者間流傳,對民間的影響不是很大,隨著國人了解的深入,我國一些修行有成就的高僧根據自己個人的修行體驗,從汗牛充棟的佛經中取一部或幾部作為修行的依據,從而開始有了宗派,如天台宗的智者大師根據法華經等幾部經典開創天台宗,廬山的慧遠大師與一些僧人在廬山結社,共同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彌陀凈土,成為凈土宗(也稱蓮宗)開創的開始,此宗主要依據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等經典,由於凈土宗念佛法門簡單易行,很快流傳到民間,成為民間流傳最廣泛的宗派,後來法華經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一樣由於簡單易行,被單獨列出,廣傳民間,得到了無數民間普通百姓親睞,形成了「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的盛況,可以說佛教得到廣大老百姓的信仰與佛教里這一特殊的凈土法門是密不可分,因為絕大多數佛教經典深奧難懂,一般文人都無法窺其全貌,更何況幾乎不識字的普通百姓。 除了凈土宗外,另一個對中國傳統文化發生巨大影響的是由達摩大師傳入的禪宗,最初達摩來到南朝,面見梁武帝,然而南朝舉朝只重修福德,不堪法器,於是來到北朝嵩山少林寺,面壁十年,等到了慧可,後來傳至五祖弘忍,自此禪宗分為兩支,神秀大師創立禪宗北宗,慧能大師接弘忍衣缽創立南宗,形成「南頓北漸」的局面。真正對中國文化發生影響的是慧能創立的「頓教」——不立文字,直下見性,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自唐武帝滅法一難,諸宗皆衰,禪宗獨興,因而禪宗為中國佛教的代名詞並不為過。以至於後來寺院幾乎都是禪寺,法師幾乎都是禪師。禪宗貼近文人的生活,義理簡明,深受士大夫文人的歡迎,如宋朝的蘇東坡,黃庭堅他們的文學作品深受禪宗影響,充滿了禪意。 因而,佛教的一大影響表現在傳統文學上,唐詩,宋詞,元曲等都深受佛教尤其是禪宗的影響,佛教的傳入,佛經的翻譯帶來大量的外來詞彙,如般若,意識,禪那,摩訶,三摩地,豐富了我國漢字詞彙。唐代詩人中如王維深受大乘維摩詰經的影響,田園詩富有禪意。宋朝的三蘇他們的詞賦洋溢著禪的味道。明清小說使用了一些佛教名相,如:佛十號之一的如來,過去劫五十三佛之一的斗戰勝佛,但在使用時顯然以大大背離原意,不似唐詩宋詞那樣借詩詞表達內心對禪的體悟,因而對小說的影響只能算是表象上的。 佛教的另一大影響體現在茶文化上,佛教本意是佛陀的教誡,因而非常重視戒律,禁止僧侶飲酒,但對於具有清心作用的茶不但不排斥,而且大力提倡世人飲用,有香客來朝聖,都會請香客品茶,加之大的寺院多建於山上,山上適合種茶,因而對中國茶文化的開發和發揚有非常大的貢獻。 由於佛教寺院大多在山上,因而寺院建築無疑豐富了山的人文文化,如四川峨眉山是有名的佛教道場,浙江天台山是天台宗的道場,北少林寺建在河南嵩山上,五台山建有漢傳,藏傳佛寺,廬山是有名的凈土宗祖庭的道場。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是佛教石窟寺廟,一般人將游山和朝聖結合在一起。 佛教作為三教之一,對儒教,道教影響巨大,宋明理學,心學的產生與儒學士大夫借鑒佛學分不開。儒家文化通過理學心學得以系統化,思辨化,無疑受到了佛教的影響。道教的寺廟的建築借鑒了佛教建築的特點。儒學士大夫受佛家坐式影響,也由跪坐改為盤坐這一舒服的坐式。 大乘佛教以慈悲為懷,普渡眾生為宗旨,倡導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區別於只顧自身得度的小乘教,不少作為在家居士的官員在吏治腐敗,貪官污吏橫行的時代依然能堅持廉潔行政,關心百姓疾苦。與他們的佛教信仰是分不開的。不少士大夫在閑時以閱佛經,參禪理為樂事,遠離酒色縱逸,無疑抵制了官員的不良作風的蔓延。而作為在家居士的普通百姓則以念佛(或觀世音菩薩),禮佛,齋戒為日常事務,並兼以放生,布施,對於他們鄰里的和睦,身心的改善發揮著重要作用,這與他們深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的佛家教誡分不開的。可見佛教的影響並不局限於某個特定的階層,而是當時大眾普遍接受的信仰。 (下文轉自幸福樂園) 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佛教思想文化,不但是中國各民族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還對中國的社會、政治、歷史、哲學、倫理道德、文學、語言、音樂、舞蹈、建築、雕塑、繪畫、天文、醫學、科技以及婚喪嫁娶、吉慶節日等民俗民風、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質等世俗文化的諸多方面產生過重大影響和積極作用。 佛教傳入中國,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發展發生過很大的影響和作用,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燦爛輝煌的佛教文化遺產。印度佛教文化與中國固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僅帶動了佛教與中國文化相結合的全面發展,而且在交融過程中形成了學術思想、修養方法、音樂美術、工藝建築、風俗習慣等等。中國佛教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佛教哲學蘊藏著極深的智慧,佛學和中國古典哲學的交互影響,推動了哲學提出新的命題和新的方法。佛學對宇宙人生的洞察,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對概念的分析,有著深刻獨到的見解。在人生觀上,佛教強調主體的自覺,並把一己的解脫與拯救人類聯系起來。它以獨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給予中國傳統社會民眾精神生活以新的啟發。 佛教為中國文化、文學藝術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命意遣詞方法。數千卷由梵文翻譯過來的經典本身就是偉大富麗的文學作品。馬鳴的《佛所行贊》帶來了長篇敘事詩的典範;《法華》、《維摩》、《百喻》諸經鼓舞了晉唐小說的創作;般若和禪宗思想影響了陶淵明、王維、白居易、蘇軾的詩歌。變文、俗講和禪師的語錄體都和中國俗文學有著很深的關系。 如何看待宗教和文化的關系,這是每一個民族在發展文化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的問題。佛教對中國文化發生過很大影響和作用,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燦爛輝煌的佛教文化遺產。例如,我國古代建築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現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磚塔,山西五台山南禪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構建築,應縣大木塔,福建泉州開元寺的石造東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國古代建築史的寶貴實物。許多佛教建築已成為我國各地風景輪廓線突出的標志。在一片鬱郁蔥蔥之中,掩映著紅牆青瓦、寶殿瓊閣。精巧的佛教建築為萬里錦綉江山平添了無限春色。敦煌、雲岡、龍門等石窟則作為古代雕刻美術的寶庫舉世聞名,它吸收了犍陀羅和印度的特點而發展成為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造象藝術,是我國偉大的文化遺產。 佛教還為中國文化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命意遣詞方法。數千卷由梵文翻譯過來的經典本身就是偉大富麗的文學作品。馬鳴的《佛所行贊》帶來了長篇敘事詩的典範;《法華》、《維摩》、《百喻》諸經鼓舞了晉唐小說的創作;般若和禪宗思想影響了陶淵明、王維、白居易、蘇軾的詩歌。變文、俗講和禪師的語錄體都和中國俗文學有著很深的關系。 佛經中的動人故事常常成為藝術家們繪畫的題材,曹不興、顧愷之、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吳道子等歷代名畫家皆以擅長佛畫而傳世。中國畫學中由王維一派的文人畫而發展到宋元以後盛行的寫意畫,則與禪宗思想有關。由此可見佛教對繪畫藝術所起的作用。至於音樂方面,公元三世紀,中國已有梵唄的流行。唐代音樂又吸收了天竺樂、龜茲樂、安國樂等來自佛教國家的音樂,唐代音樂至今還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廟中。 伴隨佛教俱來的還有天文、醫葯等科學技術的傳習。唐代高僧一行創《大衍歷》和測定子午線,對天文學作出了卓越貢獻。隋唐史書上記載由印度翻譯過來的醫書和葯方就有十餘種,藏語系佛教中並且有醫方明之學。佛教的刻經促進了我國印刷術的發展,至今被保存下來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幾乎都是佛教經書圖像。 佛教哲學蘊藏著極深的智慧,它對宇宙人生的洞察,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對概念的分析,有著深刻獨到的見解。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稱譽佛教徒處在人類辯證思維的較高發展階段上。在世界觀上,佛教否認有至高無上的「神」,認為事物是處在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因果網路之中。在人生觀上,佛教強調主體的自覺,並把一己的解脫與拯救人類聯系起來。佛學和中國古典哲學的交互影響,推動了哲學提出新的命題和新的方法。它以獨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給予人們以新的啟發,使人們得以解放思想,擺脫儒學教條,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個新的世界。 那麼佛教在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新文化過程中還有沒有作用?人類文化發展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斷。我們要汲取傳統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精華來充實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新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內。現在有一種偏見,一提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其實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已不再是純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匯合而成的文化形態。 研究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文化史離不開對佛教的研究。事實上,自公元148年安世高東來譯經引起,260年朱士行西行求經至公元1175年朱熹、陸象山鵝湖之會(前者標志一個新的文化運動——佛學之開始,後者標志又一個新的文化運動——理學之創立),這一千餘年是中國民族文化的燦爛輝煌時期,也就是中外學者盛稱的魏晉六朝隋唐文化。五代北宋為其餘波。恰恰在這一時期中作為中國哲學思想發展主流的卻是佛學。其時期之長,聲勢之大,影響之廣(傳播國外),都遠非兩漢經學、宋明理學所能比擬。所以胡適當年寫《中國哲學史》半途輟筆,就是因為當時不懂佛學寫不下去了。還有一位我國當代著名的史學家早年曾對佛教文化採取過虛無主義態度,但到了晚年卻開始系統地鑽研佛經,表示自己需要補課。這位史學家對人說,在中國歷史上,佛教和文化關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學就不懂中國文化。可是現在人們還是不重視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例如對玄獎這個中國歷史上偉大的翻譯家、旅行家、語言家和佛學大師,在西方學者的世界史著作中都給他留下了應有的篇章。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戶曉,印度前總理尼赫魯把他尊為歷史上的四大偉人之一。但在中國,人們反而只知《西遊記》里的唐僧,不知中國文化史上的玄獎。更有甚者,有人還把佛教文化,這筆寶貴的文化遺產單純地當作生財之道,發生了許多不該發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國不尊重文化的話柄。現在許多人雖然否定佛教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張嘴說話其實就包含著佛教成分。語言是一種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吧!我們日常流行的許多用語,如世界、如實、實際、平等、現行、剎那、清規戒律、相對、絕對等等都來自佛教語匯。如果真要徹底摒棄佛教文化的話,恐怕他們連話都說不周全了。因此,今天在制訂文化發展戰略時應該提出認真研究佛教文化精華的問題。 佛教對中國文學影響也十分廣泛。佛經浩如煙海,僅《大正藏》便收錄了一萬多卷經文。佛教中的許多經典,如教界廣為流傳的《金剛經》、《維摩經》、《法華經》,即使單是從文學角度來看,也足以是傳世力作。 佛經所展現的時空觀,更是國人聞所未聞的。中國人的時空觀比較狹窄,正如莊子所言,「六合之外,聖人論而不議」。而佛經闡述的時空,則為我們展現了極為磅礴的氣勢。在《維摩經》中,維摩詰示病,佛陀派弟子前往問候。其居處雖僅一丈,但數百人進入後並不感擁擠,房間也未曾變大,這就是佛教所說的不可思議的境界。舍利弗進屋後轉念:眾人前來探病,卻連坐處也沒有,當於何坐?此念方起,維摩詰便詢問文殊菩薩:您游於無量千萬億阿僧只國,何處的座椅最為殊勝庄嚴?文殊菩薩答言:距東方三十六恆河沙國,有須彌相佛國,那裡的獅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庄嚴美妙堪稱一絕。維摩詰便示現神通之力,即刻運來千萬獅子座安放於丈室之內。佛經中的敘述,是以整個宇宙為舞台,以無限時空為背景。對於不信佛教的人來說,或許只是當作神話看待。即便如此,它那開放的想像空間,也從另一個角度極大地拓展了國人的思維。 佛教典籍的體裁也非常豐富,既有詩歌式、散文式的,也有小說式、戲劇式的。即使不從信仰層面來接受,也可作為文化傳承來學習,因而在傳統的文人士大夫中非常普及。早在東晉時期,即有十八高賢會集廬山,於高僧慧遠法師門下同結蓮社,共修凈業。及至唐宋,文人好佛之風更盛。著名的王勃、王維、白居易、柳宗元、劉禹錫、范仲淹、王安石、蘇東坡等,都是虔誠的佛教徒。文學作品代表著作者對世界的觀察、心得及生活積累,同時也是作者思想境界的反映,精神信仰的折射。因此,古代的很多文學作品都蘊涵著佛理,流動著禪意。如果我們不了解佛教,就很難透徹這些作品的底蘊。 此外,還有部分作品直接取材於佛教或相關內容,如《西遊記》便是以唐僧(玄奘三藏)西去印度取經的經歷為題材。學過歷史的同學應該知道,玄奘大師是中國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譯家之一,對漢傳佛教貢獻卓著。《西遊記》取材於這段歷史,創作中自然滲透了許多佛教思想。遺憾的是,經過部分影視作品的演繹,唐僧反而成了孫悟空、豬八戒的拙劣陪襯,未能再現歷史真實。而《閱微草堂筆記》、《聊齋志異》等筆記小說,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至於名著《紅樓夢》中,則為讀者展現了許多極富禪意的詩作。如果對佛教一無所知的話,勢必無法正確解讀這些作品。 佛教只是被統治者歪曲利用了,沒有正確使用,統治者的行為背離佛法普度眾生,慈愛人民的宗旨,走向衰亡是必然的。
F. 論佛教和儒學的關系
發給你一段東林寺大安法師的回答,希望對你有用。
居士:有人說,沒有儒家文化,佛家文化就沒有基礎,弘揚佛法首先要弘揚儒家文化。請法師開示。
法師:確實儒家文化是讓我們完善道德人格的一種文化,仁義禮智信,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如果儒家文化不具備,想學佛家的戒定慧,想學止觀、般若、凈土,就缺乏福德智慧去契入。做人都做不好,心很彎曲,就會障礙我們進入佛法大海。近一二十年來學佛的人多起來了,但由於缺乏儒家文化的基礎,很多學佛的人 學得並不得力。他連起碼的做人都做不好,不注重信譽,對上級缺乏忠心,對朋友缺乏友愛,對父母不盡孝道。於是在一個團隊裡面,或者在一個僧團裡面,或者在一個居士團體裡面,與人相處都很不融洽。有的人甚至不學佛他還正常,一學佛反而怪怪的,他很難跟人交流,很難處理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常常出問題,相互生煩惱。所以我們也感覺到中國現在需要儒家文化,再不提倡儒家文化,整個社會道德都沒有底線。但儒家的道德、文化也需要佛家的三世因果、六道輪回做為理論的依據,才有立足之處。所以釋儒兩家要相輔相成地推進。對弘揚儒家文化的社會團體和個人,我們隨喜贊嘆,隨力幫助,但是東林寺做為一個寺院,我們主要推進的還是凈土文化。
G. 佛教如何進入中國並成為主流文化的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是公元前6至5世紀時由古印度迦毗羅衛國的王子悉達多·喬達摩所創立。佛教徒後來尊稱悉達多·喬達摩為釋迦牟尼,意為釋迦族的聖人。到公元前3世紀,在阿育王的扶植下,佛教開始廣為傳播。其後不久,西域諸國就有不少皈依佛教的。佛教正式傳入我國,正是經過西域這條路線,而時間則要晚一些。
漢武帝派張騫通使西域,見到過關於佛教的活動。西漢末年哀帝時,西域佛教國大月氏派使臣伊存到漢朝來通音問,他曾向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浮屠,或譯浮屠、佛陀,都是「佛」的音譯)這是佛教思想開始傳入我國的正式記錄。但當時還沒有宗教性活動。到東漢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楚王劉英(劉秀的兒子)曾為「浮屠」齋戒祭祀,供養「伊蒲塞」(佛教信徒)和「桑門」(一譯「沙門」即和尚)。受到漢明帝的褒獎。這是封建政權和統治集團正式承認佛教地位的明確記載。
永平十年,漢朝派使臣蔡到大月氏,邀請天竺「沙門」攝摩騰和竺法蘭二人,以白馬馱載佛經及釋迦像,到達東漢都城洛陽。東漢政府為此專門修建了一座白馬寺。現在洛陽東郊的白馬寺,已經被列為國務院重點保護文物單位之一。這些都說明東漢初年佛教已正式傳入中國。東漢時期,人們對佛教還沒有多少認識,當時只是當作神仙方術家宣傳的一種道術來信奉,而且信奉的人不多,影響甚小。到了魏晉,尤其是南北朝時期,佛教得到很大發展。天竺的各種佛教流派,大都已傳入中土。佛教典籍,也被大量翻譯過來。僅魏晉時期即後譯經702部,1493卷。南北各地。廣修佛寺,佛教信徒人數大增。南朝梁武帝時,僅建康一地就有寺院500多所,僧尼10多萬人。北朝的北魏末年,全境所建寺廟,竟達3萬多所,南北朝佛教的空前興旺景象,於此可見一斑。
魏晉南北朝佛教的興盛。確實與封建統治者的大力提倡分不開。如北朝前秦的苻堅,後秦的婉興,北魏的文成帝,南朝的宋明帝、梁武帝、陳後主等。莫不崇敬佛法,尊禮髙僧,對於佛教,從政治上保護,從經濟上支持。南齊宰相竟陵王蕭子良,為僧眾設齋,親自給他們端水送飯。梁武帝時定佛教為國教。他本人幾次到同泰寺捨身去做「寺奴」。然後每次又由群臣籌集一萬萬錢或兩萬萬錢的巨款把他贖回來。他們這些行動,抬高了佛教的地位。在封建統治者的扶植下,佛教的影響空前擴大,其政治勢力和經濟力量也就隨著增長起來。寺院力量的壯大,既是佛教空前發展的產物,也反過來為佛教的進一步的發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