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稷睿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怎麼樣

A. 如何發揮傳統文化對當代企業管理

文化是民族的靈魂，同樣也是企業的靈魂。一個企業沒有了文化就等於缺失了靈魂。近些年來，凡是長盛不衰的企業都有其獨特的企業文化。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企業文化已成為未來企業興衰存亡的關鍵因素。

優秀的企業領導者能創造企業文化，他的工作是無形的，看不見的；而普通領導者的作為是能看到的，是有形的。在創造了企業文化之後，優秀領導者的工作就如老子所說：無為而治。企業文化的建立，公司的掌門人的作用至關重要。林宜龍先生是我在香港結識的好朋友，是一名成功的實業家。林先生的成功除了他堅持不懈的努力以外，還與他對企業文化孜孜不倦的追求有關。

近日，林先生送給我一本書，《傳統文化與現代管理》，這是林先生的大作。為了建立格蘭達的企業文化，他不惜花費大量時間和心血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並把傳統文化的精華融於自身的企業發展之中。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對中外諸多大企業家產生過重要影響，作為現代企業管理者在借鑒西方現代管理理念的同時，還應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從五千年優秀傳統思想中吸取精華，創造性地應用於企業管理工作，林先生做到了這一點。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文化是民族國家國際競爭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民族國家發展壯大的重要社會資本之一。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各國越來越重視由科學文化、思想意識、價值觀念、民族凝聚力等構成的"軟力量"的較量。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看似無形，但它和經濟、政治的互動作用卻是潛移默化而又深刻長遠的。中國的歷史文化源源流長，林先生這本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沿著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順理了中國歷史文化的脈絡，從而使這本書更具有可讀性。但這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心血，作為一個企業家能夠完成這樣的研究，實在是難能可貴，這種精神令人敬佩！人生要取得成功，首先要修煉內功，提高自身的品德修養。如果你是一個內涵豐富、品德高尚的人，眾人就會願意與你交往、合作，你也就容易獲得成功。
企業管理有四種模式：外圓內圓，外方內方，外方內圓，外圓內方。作為一個企業管理的成功人士，作者從自身實踐中感知到，在企業管理的四種模式中，外圓內方是一種最好的模式。對此筆者通過最近的一段時期的管理實踐亦有了同樣的感觸。"圓"，代表著曲線，從視覺上就具有美感。圓可以減少阻力，代表著順暢，特別是在現代社會，對外部的事物要易於融合。"取象於錢，外圓內方。"這是中國著名教育家黃炎培的座右銘。它的意思是說為人處世應該像銅錢，外圓而內有方孔。外圓內方，不是虛偽圓滑，是中國幾千年優良傳統積淀而成的人文精粹，是中國最具有社會良知的人格體現。"方"，稜角分明，代表著踏實穩重，堅定執著。而在管理方面稜角分明，體現嚴格要求。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傳承過程中，一直提倡"以柔克剛"、"剛柔並濟"，其精髓是為人處世隨和謙讓，當剛則剛，當讓則讓。縱觀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太過尖刻的人往往容易被柔和之人征服利用。柔是自然之道，柔也是養身之道，柔還是治世之道。"剛柔並濟"是運用智慧來巧妙地為人處世，也是企業管理的有效手段。個人與個人之間如此，團隊與團隊之間也如此。方圓之間，天地之大"，如果在生活和工作中能做好這一點，你會覺得游刃有餘，工作起來也會輕松自信。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但"和"字佔有很重要的位置。我們講以仁為本，"以和為貴"、和氣生財，關鍵是一個"和"字。必須強調，和的重要性決不僅僅表現於能夠生財，而是滲透於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歷史上的"將相和"講的是藺相如，為了社稷長治久安，三讓廉頗，終使廉頗心悅誠服，千百年一直被世人稱道。現代國際學術公認：最提倡和諧的古代聖賢是孔子。古代聖賢擅長把不同的事物聯系起來進行研究運用，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群體之間的和諧，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和諧，乃至人與自然的和諧。縱覽古今，凡事業上有所建樹的人，無不襟懷坦盪，度量恢宏，抱著"以和為貴"的處世態度。歷史上睿智的哲人曾證明過，像龐涓那樣忌賢妒能的小肚雞腸者，最終兵敗馬陵道，貽笑天下。
現代社會，商場上的"和"還有得與失之意，和是前提，得失是目標。在和的前提下，雙贏才是好生意，單贏的生意無法長久。單贏是短和，是假和，是表面的和，是偽和。這種類型的和，眼前看是贏了，從本質上看是徹底地輸了，輸在誠信，輸在德行。自然有自然的法則，做什麼事情都要遵循自然之道，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林先生的大作在梳理中國傳統文化脈絡的同時，總結提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三條自然法則："物極必反"、"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其實這三句話日常生活中人們會常常提起，但他的許多含義往往是在經歷之後才有所感悟、深刻明了，很多情況下會悔之晚佾！

B. 我們是千年文明古國,什麼文明

華夏文明指華夏族所創造的文明。華夏也稱「華」、「諸華」，又稱「夏」或「諸夏」。「華夏」一詞最早見於《尚書·周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意思是說無論是中原地區的民族，還是邊遠地區的民族，都對周武王表示順從。其中的「華夏」是指漢族的前身。
依據中國歷史大系表順序和古籍記載，華夏文明經歷了有巢氏[1]、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炎帝）[2]、黃帝（軒轅氏）[2]、堯、舜、禹等時代[3]。後來的炎帝和黃帝為共主，華夏先民在黃河流域留下眾多的文明遺址。
華夏文明以禮樂為制度、易經八卦、丹書朱文、上古漢語為源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歷史上一脈相傳。
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國」。
"華夏文明"中的"華夏」一詞最早見於《尚書·周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釋詁》雲：「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5]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孔穎達注曰：「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梅頤《偽孔傳》：「冕服采裝曰華，大國曰夏」，「華夏」一詞的本義即是：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
可見，華夏是以服飾華采之美為華；以疆界廣闊與文化繁榮、禮儀道德興盛為夏。從字義上來講，「華」字有美麗的含義，「夏」字有盛大的意義，「華夏」本義即有文明的含義。華夏二字在現實中的實體展示就是服飾、禮儀、經典。華夏文明是炎黃血統、詩書禮儀文化和中華疆界統合在一起的實體。
文明思想
華夏文明的思想核心是神道設教、禮樂教化，嚴華夷之辨，推崇仁義禮智信。易學是中華文明博大精深的根本。[6]
共8張
華夏始祖
「華夏」，一般作為代稱中國，依據中國歷史大系表順序和古籍記載，華夏文明經歷了：有巢氏[1]、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炎帝）[2]、黃帝（軒轅氏）[2]、堯、舜、禹等時代[3]。後來炎帝和黃帝為共主，相傳在大約五千年前，以河南為中心的黃河流域中下游一帶的華山與夏水之間分布著許多部落，比較重要的有後來的炎帝部落和黃帝部落等。炎、黃兩部落融合成的「華夏」，即為「炎黃子孫」。據《史記·五帝本紀》載，五帝中的首位是黃帝，後來的人稱黃帝為華夏的始祖。黃帝之後，最著名的有唐堯、虞舜、夏禹等人。禹系夏後氏部落之領袖，姒姓，又稱夏禹、神禹、夏後禹、大禹。夏後大禹治水有功，取代了舜的共主地位，登基為天子，夏朝成立了中國的第一個文明王朝。[7]
「中華」一詞最早使用是用在天文方面，「東藩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天文經星·中宮》）華夏、中國、中華，如今指的是我國全境，這三個詞，不僅是地理層面的，更深一層的價值在文化沉積方面。[8]
在周朝時，凡遵周禮、守禮義之諸侯，稱為華人、夏人，通稱為諸華、諸夏[9]。古籍中將「華」、「夏」作為中原，「夷」與「裔」作為四方。華夏又稱中華、中夏、中土、中國。周朝時，依據《周禮》，華夏是以六輅祭祀昊天上帝和五方上帝。五方上帝分別是：東方青帝太昊伏羲、南方炎帝、中央黃帝、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顓頊。
華與夏曾相互通用，兩字同義反復，華即是夏。「中華」又稱「中夏」。如《左傳》定公十年載孔子語雲：「裔不謀夏，夷不亂華。」這里的「華」亦即「夏」。孔子視「夏」與「華」為同義詞。華與夏二字在甲骨文中的地位非常崇高。
「華夏」一詞（華與夏的合稱）最早見於《尚書·周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釋詁》雲：「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左傳》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孔穎達注曰：「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10]「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梅頤《偽孔傳》：「冕服采裝曰華，大國曰夏。」此即「華夏」的本意。
共2張
華夏文化漢服
可見，華夏（漢族）是以服飾華采之美為華；以疆界廣闊與文化繁榮、禮儀道德興盛為夏。從字義上來講，「華」字有美麗的含義，「夏」字有盛大的意義，「華夏」本義即有文明的含義。華夏二字在現實中的實體展示就是服飾、禮儀、經典。華夏文明是炎黃血統、詩書禮儀文化和中華疆界統合在一起的實體。[11]
文明起源
華夏文明源自大地灣文化、裴李崗文化、龍山文化、仰韶文化，華夏族父系Y染色體主體是O3及其支系,母系線粒體單倍群主要為M7c、F 和B4含其他支系。母系線粒體單倍群主要為M7c、F 和B4。六千年前，華夏學會了種植小米的農業技術。糧食漸漸充足，不再像游牧民族那樣缺乏食物，使得華夏部落的人口很快的增長。於是華夏部落開始為生存空間而擴張，向四方的其它民族掠奪土地，土地的爭奪也發生在華戎之間。但是對華夏更有吸引力的是東方適於農作的肥沃土地。[12]據現有的考古發現資料與研究表明，5800年至5300年前，中國大地上的文明燦若星斗[13]。良渚古國遺失後，中原漸成史前東方文明中心[13]。
根據史書記載，華夏部落是黃河流域（河南一帶）的最早居民，華夏先民早在8000年前就在黃河流域建立了大地灣文化（甘肅天水一帶）和裴李崗文化（河南新鄭一帶）。又於7000年—5000年前在北到長城沿線及河套地區，南達鄂西北，東至豫東一帶，西到甘、青接壤地帶建立了仰韶文化。再於距今約4600-4000年在分布於黃河中下游的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等省地區建立龍山文化。距今5300年前後，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14]。
關於華夏文明（古代中原地區居民創造的文明）的起源時間，西方學者根據他們的標准一直認為是3000年前，中國學者雖然存有異議，但一直無法證明這一觀點的錯誤。紅山文物的最新研究結果和關於文明標準的定義，可以證明中華文明起源於8000年前。[15]按照西方對文明起源的定義，中華文明發源於3000年前。而紅山文化的考古研究，使得我們對於中華文明的起源有一個重新認識——中華文明的起源應前推5000年，應是8000年前。[15]中華文明起源時間前推5000年，不應以青銅器為標准。[15]據「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發現表明，盡管中華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發展過程由於地理的原因處在東亞地區，是相對獨立、自己摸索向前發展的，但是在「古國時代」的晚期，中華文明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和其他外來文明有了接觸[14]。「良渚文化」實證了中華文明五千年，良渚距今約5300~4300年，大體與古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哈拉帕文明同處一個時代[16]。
華夏先民分為大大小小許多個部落，活躍於黃河中下游。其中比較著名的首領有燧人氏、太昊（伏羲）、少昊（白帝）、顓頊（黑帝）、黃帝、炎帝（赤帝）、帝嚳（高辛氏）、有巢氏、祝融、伯益、舜帝、堯帝。其中炎帝和黃帝為共主。華夏在黃河流域留下眾多的文明遺址。

C. 姬姓的由來，名人與發展史

姬姓，中華上古八大姓之一，為黃帝之姓、周朝的國姓。春秋戰國時代的姬姓諸侯國有吳國、魯國、燕國、衛國、晉國、鄭國、曹國、蔡國，有近5000年歷史。姬姓的得姓始祖為華夏民族的人文初祖——黃帝[1]，黃帝因長居姬水，以姬為姓。[2]
姬姓位於《百家姓》第297位，人口54萬余。姬姓在先秦時代演化出多個分支姓氏，如周姓、吳姓、鄭姓、王姓、魯姓、曹姓、魏姓等411個姓，占《百家姓》總數504姓的82%，由這411個姓衍生出來的姓氏更是數不勝數，姬姓是名副其實的「萬姓之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漢族姓氏的起源。[3]
姬姓名人有五帝中的高陽氏顓頊、高辛氏帝嚳，周朝始祖後稷、勾吳始祖泰伯，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發、周公姬旦、召公姬奭、穆天子姬滿、周平王姬宜臼，春秋霸主中的鄭庄公姬寤生、晉文公姬重耳、吳王闔閭，以及神醫扁鵲、法聖商鞅、燕昭王姬職、子產姬僑、禪宗二祖慧可、形意拳始祖姬際可、新中國前外交部長姬鵬飛等。
中文名
姬
外文名
Ji
得姓始祖
黃帝
得姓地
姬水
望郡
南陽郡、太原郡
快速
導航
得姓始祖遷徙演化人口分布姓氏文化姓氏名望
源流發展
源於黃帝
共5張
姬-古代寫法
《國語·晉語》載：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黃帝以姬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所以黃帝又稱姬軒轅。[4]《史記·五帝本紀》中說：「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四語》中胥臣解釋說：「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惟青陽與夷鼓同己姓。」[5][6]《史記·三代世表》記載：堯立後稷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後稷承繼姬姓，是周朝的始祖，周初周天子姬發大封諸侯時，姬姓國有53個，當時可以說遍地姓姬。[7]
外姓更改
姬姓位於《百家姓》第297位，人口54萬余，由姬姓直接演支出的周姓、吳姓、鄭姓、王姓、魯姓、曹姓、魏姓等411個姓[7]占《百家姓》總數504姓的82%，由這411個姓衍生出來的姓氏更是數不勝數，姬姓是名副其實的「萬姓之祖」。
公孫姓恢復。漢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丙午封姬相如為褒魯節侯，奉周祀侯二千戶，本系魯頃公姬仇之裔，更姓為公孫氏，後來又恢復為姬姓。[8]
周姓恢復。根據《姓氏考略》記載：南北朝陳時，尚書右僕射周弘正，召附王偉，避侯景諱，改為姬姓；梁時直閣將軍、南豐侯周石珍等因事改姓為姬。
宗姓所改。《續通志·八四·有故改姓》記載：金宗端修，字平叔，汝州人（今屬河南省），章宗時（1190～1208）避睿宗諱上一字（金睿宗名宗堯），凡太宗諸子皆加「山」為崇，並改宗氏為姬姓。[9]
雍姓所改。金國時澤州高平（今山西省高平市）人雍翼，為避皇帝金世宗完顏雍之名諱，改姓為姬，名志真，其後世沿用姬姓。[10]
少數民族
屬於流改為漢姓姬氏。白族姬姓，為「雞氏族」諧音所變。苗族之姬姓，為名字所改。《中國古今姓氏大辭典》雲：「據傳清朝造冊登記時，依名取姓，有祖公奶名『香雞』者，遂諧雞音而為『姬』，以為姓。」回族中的姬姓，有的系外國人姓氏所改。土家族等少數民族也有漢化改姬姓。[11][12]
滿族姬姓，為近代才有，屬於漢化改姓為氏。據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滿洲八旗姓》記載，滿族格格氏，滿語為Gege Hala，漢義「姐姐」，是滿族最古老的姓氏，為古靺鞨族母系氏族社會時期就出現的原始姓氏。靺鞨族以傳統漁獵為生，後成為靺鞨族黑水部，史稱黑水靺鞨，在唐朝時期隸屬於黑水都督府的管轄之下。到了宋朝時期，黑水靺鞨演變為完顏部，即生女真，格格氏即其分支之一，世居黑龍江沿岸地區。清朝中葉以後，格格氏所冠漢姓即為姬氏[13]。少數民族姬姓的分布范圍、人口都遠不及黃帝姬姓。[14]
得姓始祖
黃帝，華夏始祖之一、人文初祖，是中國遠古時期部落聯盟首領，與生於姜水之岸的炎帝並稱為中華始祖。黃帝為少典之子，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出生、建都於有熊，亦稱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他以統一中華民族的偉績載入史冊。播百穀草木，大力發展生產，始制衣冠，建舟車，發明指南車，定算數，制音律，創醫學，且在他統治期間有了文字。黃帝有嫘祖、女節、麗娛、嫫母四位夫人。[15][16]
共4張
姬姓始祖-黃帝
遷徙演化
遷徙
周朝以及姬姓諸侯國滅亡之後，姬姓族人幾乎都要被迫遷徙，姬姓在歷史上較大的遷徙有：
第一次：周武王滅商建周之初，周公之子伯禽代其就封魯國，伯禽帶領姬姓族人從陝西西安到山東曲阜創建魯國，當為姬姓第一次大遷徙。第二次：周成王期間，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周公居東都洛邑（今洛陽），部分王室姬姓族人隨遷。
第三次：前770年，周平王姬宜臼由鎬京（今陝西省西安市）遷都洛邑（今河南省洛陽市），王室成員大多隨之遷徙。
第四次：周公之子滑伯所建的滑國滅亡之後，其後裔四散。
第五次：前256年，周朝滅亡之後，王室成員變為庶民，四處逃散，散居河南、山西、陝西等地區。
第六次：前255年，西周國被秦所滅，遷周文公姬咎於悉狐聚（今河南省汝州西北），部分西周國王族隨之遷徙。
周武王姬發
第七次：前249年，魯國滅亡之後，姬姓族人四散，隱居各地。此支姬姓人繁衍最盛。
第八次：前249年，東周國被秦所滅，遷東周君於陽人聚（今河南省汝州西北），部分東周國王族隨之遷徙。
第九次：明朝大移民，分別由山西省遷居河南、山東、河北、浙江、陝西各地，其後裔又有轉遷到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17]
演化
姬姓演化
在當今《百家姓》上，姬姓名列第297位，人口約54萬余，僅佔全國人口總數的0.033%左右。[14]
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為二：姓所以別婚姻，區別家族；氏是統於姓族之下，二者有主體與分支的關系[18]。西周初年大封諸侯，其中姬姓國就有 53 個。《左傳》曰：凡、蔣、邢、茅、胙 、祭，周公之裔也。又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5]
周滅後，末代天子——周赧王姬延被遷為家人，其後代始姓周，極大的分化了姬姓人數。同樣，姬姓封國封邑滅亡之後，其王族後代多以被封之地為姓，就出現了吳、魯、魏、胡、楊、蔡、韓、霍、蔣、鄭、毛、衛、閻等姓，相反姓姬的人卻不多了。[19][20]
根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的記載，在唐朝開元年間，因「姬」與唐玄宗李隆基之「基」同音，為避諱，姬姓改為周姓，這一來，又分散了姬姓家族的力量。[20]
分支
中國許多姓氏起源於姬姓，在現今按人口排名前四百的姓氏中直接起源於姬姓的有120多個，其中部分姓氏有多個源頭，但多以姬姓為主要源頭：
王姓、張姓、楊姓、周姓、吳姓、李姓、孫姓、胡姓、朱姓、林姓、鄭姓、郭姓、管姓、魯姓、蔡姓、霍姓、康姓、毛姓、曹姓、衛姓、畢姓、魏姓、滕姓、楊姓、蔣姓、韓姓、唐姓、詹姓、何姓、梁姓、於姓、孟姓、許姓、萬姓、常姓、武姓、喬姓、賀姓、賴姓、龔姓、文姓、智姓、傅姓、沈姓、彭姓、呂姓、蘇姓、盧姓、賈姓、刁姓、閻姓、余姓、潘姓、杜姓、戴姓、汪姓、田姓、任姓、方姓、石姓、廖姓、鄒姓、陸姓、孔姓、崔姓、秦姓、江姓、史姓、顧姓、侯姓、邵姓、召姓、龍姓、段姓、雷姓、錢姓、易姓、劉姓、黃姓、謝姓、馮姓、董姓、程姓、袁姓、虞姓、邢姓、茅姓、單姓、甘姓、耿姓、焦姓等。[14]
人口分布
中國各省、市、自治區均有姬姓人員，主要分布於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河北、蘇北、淮北，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慶市，湖北省老河口、襄陽，湖南省芷江，貴州省台江縣，雲南省瀘水、河口、隴川，四川省合江縣，福建省寧德市、吉林省四平市、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甘肅省蘭州市、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福海縣，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盟等地。[12]
姬姓分布圖
姓氏文化
郡望堂號
郡望
姬姓的望郡在南陽郡（今河南南陽）、太原郡（今山西太原）[12]。
堂號
壽丘堂：因為黃帝是姬姓的始祖，而黃帝又是生於壽丘，所以有這個堂號。
赤舄堂：歌頌周公旦的詩叫《赤舄》，所以姬姓又叫做「赤舄堂」。[14]
宗祠對聯
四言
黃帝故里拜祖大典
源自黃帝，望出南陽
——佚名撰姬姓宗祠通用聯。
全聯典指姬姓的源流和郡望。
紅衣國士，赤舄元公
——佚名撰姬姓宗祠通用聯。
上聯典指明代正統年間監生姬序。英宗曾在夢中見異人，被告知：監生中穿紅衣服的是忠臣。待監生們朝賀時，只有姬序穿紅衣褐襖，於是被提拔任用。下聯典指西周初政治家姬旦，即周公。
邠封衍慶，狼乳流祥
——佚名撰姬姓宗祠通用聯。
全聯典指姬亶父事典。
六言
明代西安知府，漢時信義將軍
周公廟祭祀
——佚名撰姬姓宗祠通用聯。
上聯典指明代西安知府姬敏，字好學，孟津人。德行純備，節操過人。下聯典指後魏信義將軍姬澹，字世雅。事桓、穆二帝，征戰有功，封樓煩侯。
七言
帝嚳苗裔周室後，姬氏聖王天子門
——姬序陽曲公爵後裔撰姬姓宗祠通用聯。
橫匾批額：壽丘世庭，吉時撰。
九言
教稼田官，肇周家始祖；行仁者王，徙岐山古公
陝西黃帝陵拜祖大典
——佚名撰姬姓宗祠通用聯。
上聯典指姬姓的祖先後稷。下聯典指姬姓的先人遷岐。[14]
家譜文獻
山東金鄉《姬姓族譜》四卷，（民國）姬中倫纂，民國十一年（公元1922年）木刻活字印本。現被收藏在山東省金鄉縣卜集鄉石廟村。

D. 中國歷史上著名人物有哪些

1、武則天（624年－705年12月16日 ），自名武曌 ，並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正統女皇帝（690年－705年在位），也是即位年齡最大（67歲）、壽命最長的皇帝之一（82歲），與漢朝的呂後並稱為「呂武」。

武則天為荊州都督武士彟次女。十四歲時，進入後宮，為唐太宗才人，獲賜號「武媚」 。唐高宗時封昭儀，後為皇後，尊號「天後」，與高宗並稱「二聖」。高宗駕崩後，作為唐中宗、唐睿宗的皇太後臨朝稱制。

2、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嬴姓，趙氏，名政，又名趙正（政）、秦政，或稱祖龍 ，秦莊襄王之子。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戰略家、改革家，完成華夏大一統的鐵腕政治人物，也是中國第一個稱皇帝的君主。

秦始皇是出生於趙國都城邯鄲（今邯鄲），並在此度過了少年時期。前247年，13歲時即王位。前238年，22歲時，在故都雍城舉行了國君成人加冕儀式，開始「親理朝政」。

除掉呂不韋、嫪毐等人， 重用李斯、尉繚，自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後滅韓、趙、魏、楚、燕、齊六國，39歲時完成了統一中國大業，建立起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強大國家——秦朝，並奠定中國本土的疆域。

3、孛兒只斤·鐵木真（1162年5月31日—1227年8月25日），蒙古族乞顏部人。大蒙古國可汗，世界史上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生於漠北斡難河上游地區（今蒙古國肯特省），取名鐵木真。淳熙十一年（1184年）前後，成為蒙古乞顏部可汗，一步步統一蒙古諸部。

開禧二年（1206年），建立大蒙古國，尊號「成吉思汗」（Genghis Khan），頒布了《成吉思汗法典》。多次發動對外戰爭，征服西達中亞、東歐的黑海海濱地區。寶慶三年（1227年），興兵征伐西夏，途中去世，秘密安葬。

4、愛新覺羅·玄燁（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清朝第四位皇帝（1661年-1722年在位），清定都北京後第二位皇帝。

年號康熙。蒙古人稱他為恩赫阿木古朗汗或阿木古朗汗（蒙語「平和寧靜」之意，為漢語「康熙」的意譯）。西藏方面尊稱為「文殊皇帝」。順治帝第三子，母親為孝康章皇後佟佳氏。

康熙帝8歲登基，14歲親政，在位61年，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執政初期，國內國際形勢非常嚴峻。面對嚴峻局勢，他堅持大規模用兵，以實現國土完整和統一。

5、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又號「謫仙人」，是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被後人譽為「詩仙」，與杜甫並稱為「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

據《新唐書》記載，李白為興聖皇帝（涼武昭王李暠）九世孫，與李唐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愛飲酒作詩，喜交友。

李白深受黃老列庄思想影響，有《李太白集》傳世，詩作中多以醉時寫的，代表作有《望廬山瀑布》《行路難》《蜀道難》《將進酒》《梁甫吟》《早發白帝城》等多首。

E. 清朝有多少年的歷史

清朝有276年的歷史（1636年—1912年）。

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立後金，脫離了明朝的統治；雖然明朝多次派兵攻打後金，但都被擊敗。1636年，皇太極在沈陽改國號為大清，正式開始了滅明的戰爭。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後，遠在山海關的總兵吳三桂以為明帝報仇為名引清軍入關。隨後開始了統一全國的戰爭。

(5)四川稷睿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怎麼樣擴展閱讀

清朝是中國歷史最後一個大一統封建王朝，康雍乾三朝走向鼎盛，在此期間，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在原有的體系框架下達到極致，改革最多，國力最強，社會穩定，經濟快速發展，人口增長迅速，疆域遼闊。

多民族國家得到統一鞏固，清朝統治者統一蒙古諸部，將新疆和西藏納入版圖，並在西南推行改土歸流政策。最終確定了中國近代的版圖，積極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但是封建專制也推向了最高峰。

中後期由於政治僵化 、文化專制 、閉關鎖國、思想禁錮、科技停滯等因素逐步落後於西方。

鴉片戰爭後多遭列強入侵，主權和領土嚴重喪失。也開始了近代化的探索，進行了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等近代化改革。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使得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清朝後期，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1912年2月12日，北洋大臣袁世凱誘使年僅六歲清帝溥儀遜位，頒布了退位詔書，五族共和，清朝從此結束。

清朝沒有法定的國旗與國歌。近代以後，隨著與西方國家的交往，逐漸引入西方國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國旗與國歌。光緒十四年（1888年），清政府認定「黃底藍龍戲紅珠圖」（即俗稱的清朝「黃龍旗」）為大清國旗。

清前期清軍主要分為八旗和綠營二種。八旗制是努爾哈赤在女真牛錄制的基礎上創立的一種兵民合一的制度。八旗又分為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旗設都統（固山額真），由中央八朴詡統衙門掌握，地方督撫無權征調。

順治七年（1650年），順治帝對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由自己親自掌握正黃、鑲黃、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變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時加強上三旗的實力，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有所削弱。

F. 歷朝歷代象包青天一樣的人有哪些

1. 西門豹，春秋戰國時期魏國人。當時鄴地是魏都的重要門戶，且是戰略要地，但天災人禍不斷，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門豹擔任鄴縣令，治理鄴地。西門豹到鄴地後，微服私訪，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婦」事件，智懲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實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時，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發展農業生產，使鄴地百姓逐步富庶起來。西門豹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後，鄴地百姓專門為他在漳水邊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2. 趙廣漢，字子都，西漢時期涿郡蠡吾縣人。曾任守京兆尹、潁川郡太守、京兆尹。在潁川郡任太守期間，是趙廣漢前期治理的最佳階段，他不畏強權，精明強干，剛到任的幾個月時間，就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打擊豪門大族的勢力，緩和社會矛盾；二是加強地方管理，轉變當地的不良風氣。其威名由此流傳，《漢書》本傳中就把擅長處理政務說成是他的天性。趙廣漢在擔任京兆尹時，表現出高度的責任心，處理各項公務，往往通宵達旦。並且善於思考，講究辦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間，京兆地區政治清明，官屬和百姓無不交口稱贊。但京兆尹的職責在於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腳下，日常處理政務容易得罪皇親國戚和當朝顯貴，所以，雖然趙廣漢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斬的下場。趙廣漢任京兆尹期間，為官廉潔清明，威制豪強，深得百姓贊頌。

3. 黃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漢時期淮陽陽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學家班固評論說：「自從漢朝建立以來，要講治理百姓的官吏還是數黃霸第一。」黃霸還在年少時，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於漢時並無科舉制度，漢武帝為緩解財政困難，發布詔令，凡是向國家貢獻財產的給官做。黃霸便用糧食換了一個卒史。從政後，奉公守法，以廉為本；體察民情，以勸課農桑為重。特別是黃霸斷案，崇尚仁政，反對酷刑；對疑案堅持從輕處理；主張對犯罪實行外寬內明，教化為先，把重點放在防患於未然上，所以，黃霸為官，百姓擁護，朝廷滿意，屬下悅服。黃霸也因此從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當時的大郡--潁川郡任太守的政績最為突出。此前，潁川郡是一個豪強地主稱霸一方，百姓流離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後，大刀闊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視農桑，施行教化，經過幾年的精心治理，潁川出現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產發展，「田者讓畔、道不拾遺」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詔稱頌黃霸是良吏中的最優秀者。

4.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長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專司審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數官職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專門的審案官，但在官僚體系中地位極低，也難有作為。徐有功雖長期擔任專職審案官，卻因敢於嚴格守法，犯顏直諫，執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達萬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後任過蒲州司法參軍、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員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職。徐有功為官之時，正值武周時期，上有武後作亂，下有酷吏網羅，執法守正彼為不易。由於徐有功前後執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數以萬計，因而難免得罪酷吏、奸臣，頻遭彈劾、推審，但最終皆因找不出他貪贓或徇私枉法的證據，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兩次被罷官又兩次復出，盡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諛奉承，一心執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為歷史上罕見的一位名留青史的專職"法官"，被當時人譽為"自古無有"的好官。

5. 狄仁傑（公元607-700），字懷英，唐朝並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應試明經科（唐代科舉制度中科目之一），從而步入仕途。從政後，經歷了唐高宗與武則天兩個時代。初任並州都督府法曹，轉大理丞，改任侍御史，歷任寧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職。狄仁傑為官，如老子所言"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為了拯救無辜，敢於拂逆君主之意，始終保持體恤百姓、不畏權勢的本色，始終是居屆堂之上，以民為憂，後人稱之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處理了前任遺留下來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沒有一人再上訴伸冤，其處事公正可見一斑，後人據此編出了許多精彩的傳奇故事，連荷蘭也有人以此為題材，編了一本《大唐狄仁傑斷案傳奇》。

6. 陳希亮，字公弼，北宋時期眉州青神（今屬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陝西西安市）。他從進士及第開始，為官30餘年，先後任過知縣、知州、知府、轉運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開封府及朝廷任職，不論是在地方還是京城為官，陳希亮嫉惡如仇，不考慮個人的禍福進退，為平民百姓稱頌，使王公貴人害怕。後因辛勞過度而逝世，享年64歲。著名文學家蘇軾，自稱平生不為人作行狀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陳希亮的為人，擔心陳希亮的事跡失傳於後世，而破例寫下了《陳公弼傳》。
7. 況鍾（公元1383-1442），字伯律，號如愚，明朝江西靖安縣龍岡州人。況鍾一生出色政績在蘇州知府任上，他直接減輕官糧，實行折征的辦法減輕百姓負擔，穩定和發展經濟。同時，整肅吏治、端正風氣，注意清理冤獄，為民伸冤。他排了一個日程表，每天勘問一個縣的案，周而復始，從不間斷。在剛到任的八個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經他審理過的案子，無論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為非作歹。現在，只要一提起況鍾，人們立即就會想到《十五貫》故事裡那位甘冒風險、敢於伸張正義、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還做了興修水利、舉辦學校、推薦賢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況鍾任職十三年間，三次離任三次留任，替蘇州百姓辦了不少實事，最後積勞成疾，病逝於蘇州任上。當地百姓為紀念況鍾，在他死後，蘇州和七個縣都建立了祠堂。

8.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賢，海南瓊山縣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轉折時期。表面一片昇平，其時危機四伏。海瑞年青時，便對社會問題表現了極大的關注。在戶部供職時，出於對國家財力的憂慮，為進諫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縱容各地大興土木修建廟壇道觀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著必死決心毅然上疏。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後人稱為《治安疏》。奏疏遞上後，海瑞即被入獄，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階的勸說之下，才得以獲赦，官復原職，並逐步升至應天十府巡撫等職。之後，他為匡正時弊，嚴肅法紀，主持制定了貪污滿「八十貫絞」等嚴刑。他鐵面無私，對一直有恩於他的老丞相徐階也毫不留情，將徐家仗勢多佔的40萬畝良田退還原主，將欺壓良民的徐階的兩個兒子及20多個家人依律問罪。縱觀海瑞為官，歷經嘉靖、隆慶、萬曆三朝，多次冒死進諫，雖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的根本利益，但他嚴於執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撫流亡，注意發展生產，興修水利，限制大地主無止境的盤剝，改革落後的風俗習慣，等，得到了百姓的廣泛擁護，其行為具有不可否認的歷史進步作用。

9. 湯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別號荊峴，晚又號潛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縣）。主要政績在康熙朝，官至內閣學士、江寧巡撫、禮部尚書等。湯斌為官一生，除著書立說，發展理學學說外，幾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務和漕運的治理上，並注意為百姓減輕負擔、賑災救施、興利除害，從而始終躬身實踐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民本」思想，為變「滿目榛荒，人丁稀少」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做出了一定貢獻，其為官清廉，至死僅遺俸銀八兩，連買棺材的錢都不夠，真正可謂是一代清官。
———————————————————————————————————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歷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從青少年時代起，就開始立志要為國家出力，「竭忠死義」。包拯仕途的起點是知縣，後歷任知府、轉運使等地方行政長官；擔任過監察御史等監察大臣、戶部副史等掌理國家財政的高級官員、都部署等軍事要職；當過外交使節出使遼邦；最有名的是做過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所以後人稱他為包待制、包龍圖、包學士。他在開封任知府雖僅一年多的時間，但死後，開封百姓卻在開封府署旁邊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紀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簡朴，從不講究排場，即使做了大官，穿著仍與布衣時一樣；對貪污深惡痛絕，在給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贓吏》中說「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 他一生嚴於律己，身體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頓吏治，打擊貪污，深受百姓歡迎，離任時當地精製一好硯相送，他都婉言謝絕，「不持一硯歸」；他一生鐵面無私，不避權貴，執法如山。對皇親國戚、宦官權貴的不法行為，一律極力主張繩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獄，是包拯生前與死後深為百姓所贊揚和稱頌的主要內容。
包拯在當時和後世都享有盛名，特別在死後，作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體裁的文藝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帶有神奇色彩。隨著國際上文化交流的進展，包拯這個歷史人物和藝術形象還贏得了世界的聲譽。雖然史料中的包拯與藝術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懸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統治者的賞識，也受到處於水深火熱中的下層人民的擁護和愛戴，作為清官確實是非常典型的。

G. 紀曉嵐是怎麼樣的人

時下關於紀曉嵐與和珅的電視劇層出不窮，劇中的紀曉嵐正直、機智、英俊、灑脫，與油腔滑調、不學無術的和珅形成鮮明對比。紀曉嵐與和珅打成一片，時時不忘捉弄對手，讓他出盡洋相，又每每能化險為夷，成功避開來自和珅的報復。觀眾看了無不忍俊不禁，深感痛快。可是，歷史上紀曉嵐的真實面貌到底是怎樣的呢？

紀曉嵐（1724～1805），名昀，曉嵐是他的字，直隸河間獻縣（今河北滄縣）人。據史書記載，他一生詼諧、滑稽，機敏多變，才華出眾，給後世留下許多趣話，素有「風流才子」和「幽默大師」之稱。他是清代著名的學者、詩人、目錄學家和小說家。總體而言，他的一生與民間傳說中的形象和銀屏上的形象存在很大的不同。

在流行的民間傳說和電視劇中，紀曉嵐與乾隆這對君臣的關系是十分融洽的，其間充滿信任、調侃和幽默。這是經過美化了的描寫，歷史上並不如此。實際上紀曉嵐不過是乾隆蓄養的文學詞臣而已。這要先從紀曉嵐的長相說起。

在民間傳說中，紀曉嵐的形象風流倜儻，一表人材；在銀屏上，基本上由張國立「壟斷」的紀曉嵐形象，也頗說得過去。真實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據史書上記載，紀曉嵐「貌寢短視」。所謂「寢」，就是相貌醜陋；所謂「短視」，就是近視眼。另外，跟紀曉嵐交遊數十年的朱珪曾經有詩這樣描述紀曉嵐：

河間宗伯奼，口吃善著書。

沉浸四庫間，提要萬卷錄。

如此說來，紀曉嵐還有口吃的毛病。當然，紀曉嵐既然能通過各層科舉考試，其間有審音官通過對話、目測等檢查其形體長相以及說話能力，以免上朝時影響朝儀「形象」，應該不至於丑得沒法見人，但無論如何，紀曉嵐長相不好看，卻是無疑的。長得丑，近視眼，口吃，這些生理特點都成為紀曉嵐一輩子與乾隆貌合神離、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這里需要介紹一下背景知識。紀曉嵐的官場命運是由乾隆掌握的。乾隆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聖主」，也是一位自小生長深宮的皇帝，有很多怪習。對於紀曉嵐來說，乾隆最要命的一條就是對身邊近臣的用人標准。他不但要求這些人機警敏捷，聰明干練，而且要相貌俊秀，年輕漂亮。例如和珅、王傑、於敏中、董誥、梁國治、福長安等人都是數一數二的「美男子」，故而得到重用。和珅的美貌是不用說的了，即使是福長安，能在乾隆晚年得到寵信，一方面是由於他死心塌地地追隨和珅，與其結成死黨，另一個重要原因卻是因為他年輕漂亮。曾經來華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在其著作中記載說，福長安英氣逼人，是一個典型的貴族美少年。

長相本由天註定，沒有辦法選擇。相貌醜陋的紀曉嵐卻偏偏又碰上乾隆，所以即便他再才華橫溢，也難得到真正的重視，難以參預重大的政治決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紀曉嵐只能做乾隆的詞臣，而難以做乾隆的寵臣、重臣。紀曉嵐一生中兩次任鄉試考官，六次任會試考官，三次任禮部尚書，均是這種際遇的體現。這種官職並無重權、實權，只是大清朝廷的擺設而已。即便是乾隆派他出任都察院，因判案不力，本應受罰，乾隆卻說：「這次派任的紀曉嵐，本系無用腐儒，本來只不過是湊個數而已，況且他並不熟悉刑名等事務，又是近視眼……他所犯的過錯情有可原。」可見紀曉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其實，長相不過是一個表層原因。紀曉嵐跟乾隆的隔閡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專制君主從本質上來說，不會喜歡稍有個性、具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有一次，內閣學士尹壯圖指陳弊政，稱各省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我經過各省地方，問起官吏的好壞，人們都皺眉嘆息，各省風氣大抵皆然」。由於這些話惹惱年歲已高、再也聽不進忠言的乾隆，結果軍機大臣要將尹壯圖擬斬。尹壯圖之父尹松林與紀曉嵐為同年進士，當紀曉嵐打算為尹壯圖求情時，乾隆竟勃然大怒，當即罵道：「朕以你文學優長，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爾何妄談國事！」原來，皇帝讓紀曉嵐總纂《四庫全書》，並不是真正把他當成獨當一面的重臣，只是把他當作給皇帝解悶的戲子之流。公元前一世紀，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因為為李陵說了幾句話，竟惹得漢武帝大怒而受到殘酷的宮刑。司馬遷痛定思痛，說道：「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1800多年過去了，紀曉嵐面臨的竟是同樣的處境：在專制的皇權面前，一個知識分子是難有尊嚴的。紀曉嵐面對乾隆的指責，只能忍氣吞聲。我想，在電視劇中，是絕對不會出現這樣的鏡頭的吧？

正如清史專家鄧之誠先生所言，乾隆用人「頗以貌取，文達（即紀曉嵐）貌寢短視，且江北人，故不為純帝（即乾隆）所喜。一時若翁覃溪、朱竹君、王蘭泉、鄒一桂皆不得朊（ruǎn）仕，際遇頗相似，純帝所許為明敏之才，率外擢督撫。若於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以長相作為選用人才的標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悲哀。

如上所述，紀曉嵐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不過如此。那麼，從紀曉嵐這一方來說，他是怎麼認識自己的處境呢？紀曉嵐一生，做過翰林院編修、日講起居注官、侍讀左庶子、侍讀學士、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總理中書科事務、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書、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官，誥受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兼文淵閣直閣事，賜紫禁城內騎馬。中間只有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給親家盧見曾通風報信而捲入鹽政虧空案，被發配到烏魯木齊，但也僅僅兩年多就被召回京師做官。所以在一般人眼裡，紀曉嵐也可以算是官運亨通的一個人。然而，久在官場浮沉的紀曉嵐並沒有體會到多少飛黃騰達的快感，他的內心更多的時候是充滿孤獨、愁苦的感嘆。這從紀曉嵐一生中的幾個細節可以看出來。

不敢著書紀曉嵐一生著述甚豐，既有以官方身份主持編纂的《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熱河志》等，也有以私人身份著述的《閱微草堂筆記》。但在紀曉嵐生前，就有關於他平生不著書的說法流傳。

有人說，紀曉嵐認為自己的作品超不過古人，所以不重著述，不存作品。紀曉嵐的門生劉權之就說他老師文名滿天下，經常給人寫文章，但都「隨手散失，並不存稿」，原來紀曉嵐總是認為這些文字不過是古人的糟粕而已，沒有刊刻的價值。紀曉嵐的另一門生陳鶴也說，老師自從主持纂修《四庫全書》，縱觀古今著述，知道該有的都已經有了，後來的人再怎麼挖空心思，所著也不出古人的范圍，而那些自謂超過古人的人，都是自不量力罷了。所以紀曉嵐「生平未嘗著書」，偶爾為人作序記碑表之類的文字，也都隨即丟棄，未嘗保存。陳鶴感慨地說，如今某些人偶爾寫了一點小東西就四處炫耀，急欲表露，真是厚顏啊！

清代大學者江藩在其《漢學師承記》中卻說，紀曉嵐一生精力全都耗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又喜歡寫些稗官小說，故而「懶於著書」，他青少年時期的著作都藏在家中，未曾流傳於世。

而按照紀曉嵐自己的說法，與上面都稍有出入。紀曉嵐晚年就曾講起，「我早年就學習詩歌，其間意氣風發，與天下同好互相唱和，總是不甘人後。如今我年紀差不多80歲了，卻轉而瑟縮不敢著一語，平生所寫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說這是因為隨著閱歷的增長，回過頭來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經說過的東西，自己辛辛苦苦地著述，不過是徒自苦耳。從紀曉嵐的話來看，他並不是「未嘗著書」，早年還是勇於吟詩弄賦的，只不過後來他對自身所處的世道逐漸有了深刻的體會，越來越不敢從事寫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說是因為怕超不過古人而罷筆，這個理由似乎很是勉強。這個理由背後還有著極大的社會政治背景，那就是乾隆年間思想控制的加強，文字獄屢見不鮮。

清朝文字獄集中發生在號稱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其中著名的，康熙時有庄氏《明史》獄和戴名世《南山集》獄，雍正時有查嗣庭獄和呂留良、曾靜獄。其中查嗣庭獄是莫須有的罪名外，其他的還是或 多或少確因文字有犯忌之處。而在乾隆時期，文網更加苛密，大多是無中生有、借題發揮來殺人。例如有內閣學士胡中藻獄。胡中藻的詩歌中有兩句詩引起乾隆的敏感。一句是「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認為是故意加濁字於大清國號之上，大不敬；一句是「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乾隆認為這是諷刺他朝門不開，不進人才。又因為胡中藻在廣西學政任內，曾出試題「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隆認為龍與隆同音，這是詆毀他的年號。乾隆就憑著這些強詞奪理的借口，將胡中藻殺了。乾隆一朝的文字獄，大多都是這樣。作為乾隆的詞臣，紀曉嵐對這些文字獄自然深有感知。

同時，紀曉嵐及其同僚也因纂修《四庫全書》而飽嘗文字所帶來的窘迫，甚至家破身亡。本來，進行偌大一個文化工程，中間出現一些差錯是難以避免的。只要盡心盡力，有錯即改，加以完善就可以了。可惜紀曉嵐他們面對的是乾綱獨斷、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一點點不完善之處帶來的就是殺身之禍。在纂修四庫過程中，總纂紀曉嵐、陸錫熊和總校陸費墀等人因有差錯而遭到多次呵斥、交部議處、罰賠等處分，最後，總纂陸錫熊死在前往東北校書的途中，而陸費墀因無力負擔江南三閣的修改費用而被革職，鬱郁而終，家產被查抄，妻離子散。同僚和自己的親身遭遇一定會給紀曉嵐帶來更深的感觸，也使他真切認識到自身所處環境的險惡。

《清稗類鈔》中有一則紀曉嵐軼事很值得回味。據說紀曉嵐做翰林時，有一天起草文牘，文思枯竭，於是出屋順著走廊散步。廊下有一個老兵正睡得香，鼾聲陣陣。紀曉嵐拍醒了兵士，問他睡得可好。老兵說很好。紀曉嵐於是拿來一部書讓他認字，老兵說不識字。紀曉嵐這時若有所思地說：「人生識字就是困苦患難的開端，你不識字，真正是快樂啊。」這則軼事不一定是真，但它所反映的心態可能跟真實的紀曉嵐相距不遠。紀曉嵐4歲就跟筆硯結緣，後以文字走上仕途，卻沒料到文字也動輒給人帶來殺身之禍，給他帶來窘迫，有這種感嘆自在情理之中。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他「瑟縮不敢著一語」的現象，不正反映了他在專制君主面前那種戰戰兢兢的感受嗎？

H. 三國中的諸葛亮，大家如何評價

諸葛亮志存高遠，他躬耕南陽之時自比管、樂，很可能僅是其追求的較低目標。以三國當時形勢而言，不排除諸葛亮亦有爭奪天下、建立王霸之業的雄心。可惜的是，由於諸葛亮出道太遲，漢朝十三州之地已被各路諸侯瓜分殆盡。諸葛亮已失去自樹大旗，成為獨霸一方諸侯的最佳時機。胸懷濟世之才，欲圖王霸之業的諸葛亮要想攀上權力的高峰，唯一的途徑只能是擇主而事之，這對諸葛亮而言，雖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但與司馬懿相似，仍是實現其政治目標的重要契機。

一 借刀除關羽
諸葛亮攫取權力的最大障礙是誰，毫無疑問，是關羽。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發動襄樊戰役，雖然水淹七軍，威震華夏，但最終卻導致荊州失守，自身也為孫權所殺。
諸葛亮對襄樊戰役採取了壁上觀的態度，致使關羽兵敗臨沮，蜀中卻無一卒往援。而曹操親統大軍屯駐摩陂，並不斷調遣於禁、龐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規模巨大的軍事行動，蜀漢方面也絲毫沒有採取任何對策，最後當關羽敗走麥城，全軍覆沒之際，蜀中援軍還是遲遲不至。最終關羽被東吳擒殺。
關羽鎮守荊州，手握重兵，驕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劉備死後）之後將難以對付，即使劉備健在之時，諸葛亮也很難越過關羽這道障礙，而攫取更大的權力。所以諸葛亮寧可丟失荊州，也要借吳人之手除掉關羽。

二 操控後主掌政權
諸葛亮執政時並沒有被時人視為事君以禮、謀國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漢政權中，李嚴、廖立、來敏、魏延等人對諸葛亮專政攬權頗多微詞，諸葛亮在世時，迫於其權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諸葛亮甫卒，丞相參軍、安漢將軍李邈即上書後主劉禪，曰：
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歿，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
蜀漢政權中不僅李邈有此看法，甚至連尚書令李嚴亦猜忌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國志·李嚴傳》注引《諸葛亮集》雲：「（李）嚴與（諸葛）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
自王莽始，權臣易代，奪取帝位，必先封王，加九錫，然後再龍袍加身，登上九五。漢末，曹操欲加九錫受漢禪，遭到心腹荀彧的堅決反對，「荀彧素為操謀主，亦以其阻九錫而脅之死」。李嚴亦是劉備臨終時的託孤重臣，難道他的天良已盡，會容忍異姓篡奪劉氏江山？他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勸諸葛亮受九錫，只有一種解釋合乎常理，即表面上尊崇諸葛亮功高蓋世，當賜以殊禮，而實際上是在試探諸葛亮是否將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錫，建國封王，進而代蜀漢稱帝。
按理來說，作為託孤重臣的諸葛亮對此應表示極大的憤慨，除嚴厲斥責李嚴外，也應鄭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漢室的心跡。但諸葛亮的答書卻並非如此，他回書曰：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及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曹）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錫）邪。
諸葛亮雲「十命」，乃指「九錫」之外再加「一錫」，可見其「十命」之謂比李嚴勸進九錫更上一層。我認為諸葛亮這番話的口氣相當大，完全不像出自一個自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人之口，說得難聽一些，反倒像一個亂臣賊子所言。眾所周知，九錫非人臣之常器。漢制，非劉氏不封王，曹操封魏王，加九錫，不臣之心路人皆知，諸葛亮難道不懂這個道理？漢魏之際，除曹操受九錫外，還有劉備自加九錫，稱漢中王。孫權受魏主曹丕九錫，稱吳王。曹操、劉備、孫權為三國之主，難道諸葛亮欲與他們比肩？
諸葛亮同劉備的君臣關系曾被世人贊不絕口，然而諸葛亮同後主劉禪的關系又如何呢？通過對有關史料的仔細分析，我認為，諸葛亮秉政後，根本就沒有把後主劉禪放在眼裡。他頤指氣使，動輒教訓皇帝。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說：「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又告誡劉禪，「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進而特別指出，「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諸葛亮明確要求劉禪把宮中之事也要交給他的「相府」來管，如若後主不答應，那就是「內外異法」了。諸葛亮的這番話固然是出於治國安邦之需，但他一連講了這么多「宜」怎樣，「不宜」怎樣，其口氣之嚴厲，完全不像人臣之語，而猶如一個嚴厲的父親在教育不聽話的兒子。尤其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宮中的地位並列等同，而實際上則是凌駕於皇帝之上，這顯然嚴重違反了封建專制體制所規定的君臣名分。諸葛亮覺得這樣還不夠，繼要劉禪將宮中之事交給「相府」處理後，又舉薦將軍向寵「為督」，說只要「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此前執掌保衛皇室的禁軍統領是劉備的心腹大將趙雲，而此刻諸葛亮將其帶走出征，換成了自己的心腹向寵，雖然從另一方面來說是人盡其用，但聯系《出師表》的前後語義和當時的形勢，不能說沒有一點其他用心在內吧！
盡管劉備臨崩時託孤於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為輔政大臣，而並非讓諸葛亮單獨執政，劉備除規定諸葛亮與李嚴並受遺詔輔政外，又「呼魯王（備次子劉永）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這無疑是要劉禪兄弟與諸葛亮共同治理蜀國，因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須以父輩之禮尊崇之。但諸葛亮卻完全違背了劉備的遺詔。諸葛亮讓李嚴留在永安，自己則扶劉備靈柩回成都，辦完喪事，便開府治事。自此，諸葛亮獨攬了蜀漢全部的軍政大權，「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諸葛亮大舉北伐時，劉禪已是二十多歲，年富力強，正值青春有為之際。按漢制，諸葛亮應還政於後主，但諸葛亮不願放權，甚至想都沒有想過讓劉禪「親政」。劉禪雖然對諸葛亮不滿，但也無可奈何，只得感慨嘆息：「政由葛氏，祭則寡人。」諸葛亮臨終前，在其接班人的問題上也獨斷專行，根本不同後主商量。而劉禪也不敢擅作主張，居然派尚書李福千里迢迢地從成都趕赴陝西岐山五丈原軍中，代表皇帝聆聽「相父」的指示。可見，劉禪當時的處境和漢獻帝毫無二致，是個十足的傀儡君主。

三 北伐的真正目的
劉備逝世後，諸葛亮雖獨攬朝中大權，但在蜀漢政權內還沒有建立起絕對的權威，諸葛亮治國理民的政治才能以及聯吳抗曹的外交之才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其軍事才能究竟如何呢？劉備在世時，亮僅以「撫民劃策見任」，從未單獨領兵作戰。眾所周知，三國乃爭戰之世，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國。曹操、司馬懿、孫策、周瑜、陸遜等人皆以其傑出的軍事才能而威震諸侯，聞名天下。諸葛亮若要代漢自帝，必須在蜀漢朝廷中樹立崇高的聲望和絕對的權威，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要建立顯赫的軍功。
對於蜀漢政權而言，不北伐必然坐以待斃，對於諸葛亮個人而言，不北伐就不能顯示其軍事才能，蜀中士人就不會心悅誠服，也無法樹立起個人聲望，最終也就不能達到登上帝王寶座的目的。諸葛亮前後《出師表》的主旋律就是兩個字：北伐。這是諸葛亮執政後，舉國上下推行的一以貫之、始終不變的政策，「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錫）邪」！在我看來，諸葛亮這番話並無任何矯情飾偽，反倒是心中隱私的真情流露。因為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諸葛亮將功高蓋世，無人可與之頡頏。屆時，其已功高不賞，他要廢掉「不才」的劉禪而「自取」，就有雄厚的政治資本。
蜀漢北伐的勝算到底有多少？其實諸葛亮的心裡是非常清楚的。巴蜀之地雖號為「天府」，但畢竟僅一州之土，其戰士人民，只天下九分之一也。單憑蜀漢自己的力量欲收復中原、一統華夏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作為三國時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諸葛亮知己知彼，他對形勢的判斷洞若觀火，絕不可能看不到這一點。那麼，為何諸葛亮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呢？對此問題，陳壽倒是作了很好的詮釋，壽雲：「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盪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諸葛亮想通過北伐來證明，蜀漢政權中能夠「蹈涉中原」，與強敵曹魏爭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這是其代漢稱帝過程中極其重要的政治砝碼。

四 打壓魏延
魏延善養士卒，勇略過人，是北伐時蜀中唯一一員超群絕倫的上將。劉備拔魏延為漢中太守，「一軍皆驚」。在北伐中，魏延曾率兵大敗魏國名將郭淮，立下赫赫戰功。然而諸葛亮對於魏延這樣一個難得的將才卻始終不肯委以方面之任。
魏延的軍事才幹，諸葛亮不是不知，但為何不盡其才？個中之因值得探究。由於北伐是諸葛亮稱帝的本錢，故北伐的軍事指揮大權必須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戰功，但必須在諸葛亮的直接指揮下，是諸葛亮神機妙算的結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卻冀圖「如韓信故事」，單獨統率一支軍隊，獨當一面，這在諸葛亮看來，就是要擺脫他的領導，和諸葛亮爭奪北伐的軍功，這當然遭到諸葛亮的制而不許。
諸葛亮與魏延關於北伐路線之爭的公案，曾引起後世史家的濃厚興趣，為之爭論不休。
北伐的成敗既關繫到蜀漢政權的安危，也關繫到諸葛亮「禪代」的政治目標是否能夠實現，諸葛亮深知其中利害，故其用兵怎能不謹慎持重呢？其實，諸葛亮對北伐的期望值並不太高，以弱蜀主動攻擊強魏，這本身就創造了軍事史上的奇跡，只要能奪取曹魏的部分疆土，取得局部戰爭的勝利，就足以顯示諸葛亮傑出的軍事才能，並給其帶來崇高的政治聲望。若依魏延之計，諸葛亮即使奇襲長安得手，但不過二十日，魏軍就會重新集結，全力反撲（這是魏延本人的估計），蜀軍必然要在關中這一曹魏的心臟地區同魏軍主力展開殊死決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若戰事曠日持久，諸葛亮將長期不能返朝主政，則恐大權旁落於他人之手。若一旦失利，蜀軍損失慘重，諸葛亮不僅不能實現「自取」的圖謀，甚至連相位亦難保。事關個人政治命運的這一重大決策，諸葛亮當然是要慎之又慎。作為三國時期一流軍事家的諸葛亮，不可能不懂得出奇制勝的兵家常理。但是使用「奇謀」的風險是極大的，若「奇謀」不成，軍隊損失慘重，諸葛亮本人就將身敗名裂，稱帝則更無從談起。
人的慾望與追逐的目標是會隨著主客觀條件的變化而不斷改變的。即如曹操「亦未遽有覬覦神器之心。他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曰：其初起兵時，僅「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慾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操之「不遜之志」，是在其「三分天下有其二」時，才逐漸萌生的。諸葛亮遭逢亂世，幸遇明主，初必竭盡全力酬答劉備的知遇之恩。然「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又掌握了蜀漢全部的軍政大權，其是否能心甘情願地輔佐幼主，就很值得懷疑。漢魏之際，皇權衰落到極點，君臣名分的綱常倫理亦遭到嚴重破壞，這就給權臣受九錫與禪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與輿論導向。在此歷史背景下，一旦時機成熟（比如北伐大獲全勝），諸葛亮效仿「漢魏故事」，在蜀中築起受禪台代漢稱帝亦是極有可能的。

I. 司馬光經歷了怎麼樣的過程寫出的資治通鑒

「儉朴」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它的主要功績在於積有限之社稷資財，以興家業，繁吾中華。故此，我國歷史上眾多有識之士在生活土都十分注意自身的儉朴，也十分重視對後代的「儉朴」教育。這種身教言傳之精神， 成為後人正身教子的楷模。 北宋傑出史學家司馬光，進士出身，屢官天章閣侍兼侍講、御史中丞、尚書左僕射，後追封為溫國公。他著述宏豐，其名著《資 治通鑒》是我國一部很有價值的歷史著作。他的生活十分儉朴，工作作風穩重踏實，更把儉朴作為教子成才的主要內容。 在司馬光的一生中， 流傳著許多動人的故事。 據有關史料記載，司馬光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謹身節用。他在《答劉蒙書》中說自己「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 為了完成《資治通鑒》這部歷史巨著，他不但找來范祖禹、劉恕、劉斂當助手，還要自己的兒子司馬康參加這項工作。當他看到兒子 讀書用指甲抓書頁時，非常生氣，認真地傳授了他愛護書籍的經驗 與方法：讀書前，先要把書桌擦乾凈，墊上桌布；讀書時，要坐得端端正正；翻書頁時，要先用右手拇指的側面把書頁的邊緣托起， 再用食指輕輕蓋住以揭開一頁。他教誡兒子說：做生意的人要多積蓄一些本錢，讀書人就應該好好愛護書籍。」為了實現著書立說治國鑒戒的理想，他15年始終不懈，經常抱病工作。他的親朋好友勸他「宜少節煩勞」，他回答說：「先王曰，死生命也。」這種置生死於不顧的工作、生活作風，使兒子同僚們深受啟迪。 在生活方面，司馬光節儉純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 但卻「不敢服垢弊以矯俗於名」。他常常教育兒子說,食豐而生奢, 闊盛而生侈。為了使兒子認識祟尚儉朴的重要，他以家書的體裁寫 了一篇論儉約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強烈反對生活奢痱，極力提倡節儉朴實。 在文中他明確指出：其一，不滿於奢痱陋習。他說，古人以儉約為美德，今人以儉約而遭譏笑，實在是要不得的。他又說，近幾年來，風俗頹弊，講排場，擺闊氣，當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下地的農夫也腳上穿著絲鞋。為了酬賓會友「常數月營聚」, 大操大辦。他非常痛惡這種糜爛陋習，為此，他慨嘆道：「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其二，提倡節儉美德。司馬光贊揚了宋真宗、仁宗時李亢、魯宗道和張文節等官員的儉約作風，並為兒子援 引張文節的話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告誡兒子這句至理名言是「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接著，他又援引春秋時魯國大夫御孫說的話：「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接著，他對道德和儉約的關系作了辯證而詳盡的解釋。他說：「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慾。君子寡慾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 行；小人寡慾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反之，「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 其三,教子力戒奢侈以齊家。司馬光為了教育兒子警惕奢侈的禍害, 常常詳細列舉史事以為鑒戒。他曾對兒子說過：西晉時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祟「以奢痱誇人，卒以此死東市。」 近世寇準生活豪侈冠於一時，「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 。 司馬光還不斷告誡孩子說：讀書要認真，工作要踏實，生活要儉朴，表面上看來皆不是經國大事，然而，實質上是興家繁國之基業。正是這些道德品質，才能修身、齊家，乃至治國、平天下。司馬光關於「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警句，已成為世人傳誦的名言。在他的教育下，兒子司馬康從小就懂得儉朴的重要性，並以儉朴自律。他歷任校書郎、著作郎兼任侍講，也以博古通今，為人廉潔和生活儉朴而稱謄於後世。 今天，我們的生活比我們過去的任何時代都富裕多了。但我們才剛剛擺脫貧困，剛剛踏上富裕的台階，並沒有真正的富裕起來。 而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年輕家長擺闊氣、講排場，揮霍無度，這種無節制的浪費風氣正像傳染病那樣在社會上擴散，已深深影響著下一代。「儉朴」是我們興家繁國的法寶，揮霍無度必將禍害家業， 殃及國家。所以，為了家業興旺，國家強盛，我們必須努力培養、教育我們的下一代樹立勤勞、儉朴的高尚情操。只有這樣，我們才 能擁有明天，我們的民族才能興旺發達。
司馬光（1019—1086年），字君實，世稱涑水先生，北宋陝州（今山西夏縣）人，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歷史學家。他經過19年的不懈努力終於在元豐7年（1084年）完成了《資治通鑒》的通史巨著，內容以總結歷史統治者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為主。在政治上，司馬光守舊，竭力反對神宗支持的王安石變法，長期辭官退居。宋神宗死後，他被召入京，主持國政，廢除了王安石變法的新政。司馬光死後被追封為溫國公，葬於家鄉夏縣。入朝為官

司馬光出生於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一月，當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於是便給他取名「光」。據史書記載，司馬光幼年聰穎好學，尤喜《左氏春秋》，常「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他不僅能夠熟練地背誦《左傳》，而且可以把二百多年的歷史梗概講述得清清楚楚。他好讀書，求甚解，又有選擇，他不喜佛、老，對歷史有著十分濃厚的興趣。

宋仁宗寶元初年（1038年），司馬光二十歲的時候，中進士甲科，初任奉禮郎、大理評事一類小官，後經樞密副使龐籍的推薦，入京為館閣校勘，知同禮院，改並州通判。嘉佑六年（1061年）升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神宗即位後拜翰林學士。

在政治上，司馬光是保守派領袖，他頑固地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教條，竭力反對、阻撓王安石變法。當神宗准備任命他為樞密副使時，他堅持不受，並以廢除新法為條件相要挾。他還以故交舊友的面目三番五次給王安石寫信，攻擊其變法是「侵官、生事、征事、拒諫」，致使「天下怨謗」，遭到王安石的嚴厲批駁。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看到新法已勢在必行，便自請離京，出知永興軍，第二年至洛陽，任兩京御史台。清廉簡朴

司馬光政治保守，無可諱言；但他襟懷坦白，居官清廉，恭謙正直，不喜華靡的品格卻也是公認的。史書上記載著他這方面的許多小故事，一直傳為美談。就連他的政敵王安石也很欽佩他的品德，願意以他為鄰。

司馬光敢於直諫，不阿諛奉承；他舉忠斥奸，不為身謀。在一篇《諫院題名記》上，他要求做諫官的「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吁名者，猶汲吁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他曾經說自己平生所作所為，沒有一件事是不能對人講的。他廉潔奉公、以節儉為樂的品德更是一直被眾傳頌。仁宗皇帝臨終前曾留下遺詔，要賞賜司馬光等大臣一批金銀財寶，司馬光領銜上書，陳述國家窮困，不願受賞。但幾次都未被批准，最後他將賞賜自己的一份交給諫院，充作公費。他在洛陽任職時，曾買地修築了一所居住、讀書、游覽的「獨樂園」，幽雅簡朴，他非常滿意。但當皇上的使臣到這所宅院來向他問政時，卻為這低矮的瓦房、間隔的陳設暗暗發笑，他不能相信名揚天下的「司馬相公」會這樣寒磣！司馬光的妻子死後，沒有錢辦理喪事，兒子司馬康和親戚們主張借些錢，也該把喪事辦得排場一點，司馬光不同意，並且教訓兒子處世立身應以節儉為可貴，不能動不動就借貸。最後還是把自己的一塊地典當出去，才草草辦了喪事。這就是民間流傳的所謂司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嘔心瀝血著《通鑒》

司馬光在中國歷史上最突出的貢獻，是他主持編寫了不朽的歷史巨著《資治通鑒》，他的名字將和這部著作一起永遠留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史上。

司馬光從小勤奮好學，博通經史，出仕後也一直堅持讀書，尤其留心研討歷代史書。他在館閣校書以及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官時，看到滿架滿架的都是史書，幾間屋子都放不下，如此浩翰的朝野史籍，一個人窮畢生之精力也是看不過來的。於是他逐漸產生了一個編寫一本既系統又間明扼要的通史，使人讀了之後能了解幾千年歷史的興衰得失。他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好友、歷史學家劉恕的贊同和支持，於是在嘉佑年間，司馬光便在公事之餘開始了《通志》的編寫和工作。

治平三年（1066年），司馬光將他寫好的《通志》進獻給英宗皇帝。《通志》共八卷，記述了從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一百九十五年的歷史，主要寫秦、楚、齊、燕、韓、趙、魏七國的盛衰興亡，供皇帝參考。英宗看後，非常滿意，要他繼續寫下去，並下詔設置書局，供奉費用，增補人員，專事編寫工作。司馬光深受感動，很快便在右掖門處的秘閣內設立了書局，並請來了當時著名的歷史學家劉班，劉恕、范祖禹等人，共同討論了書的宗旨、提綱，並分工由劉班撰寫兩漢部分，劉恕撰寫魏晉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寫隋唐五代部分，最後由司馬光總其成，由司馬光之子司馬康擔任文字的校對工作。

第二年，英宗病逝，神宗即位，開經筵，在邇英閣進讀《通志》，他認為《通志》比其他的史書更便於閱讀，也易於借鑒，就召見司馬光，大加贊賞，並賜名《資治通鑒》，說它「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還要親自為《資治通鑒》作序。這就更加促進了這部史書的編修工作。到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資治通鑒》最後脫稿修成，前後共成時十九年。

《資治通鑒》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記述了從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後周顯德六年（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豐富的歷史事實。全書計二百九十四卷，另附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這部書，取材甚廣，網羅極富，除依據正史處，還採用了野史雜志三百二十餘種，而且對史料的取捨極嚴，考辨異同，盡力求真，所以記述內容，比較翔實可信，為歷代史學家所推崇。《通鑒》文字以荀悅的《漢紀》為宗，力求簡明扼要，文筆生動流暢，朴質精煉，富有文學意味。不僅可以作為歷史著作閱讀，有些篇章也可當作文學作品欣賞。

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鑒》的十九年中，付出了巨大的勞動，特別是在洛陽的十五年裡，幾乎付出了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為編書，常常廢寢忘食，有時家裡實在等不上他回來吃飯，便將飯送至書局，還要幾次催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長，而且上邊沒有一個草字。他的房子低矮窄小，夏天悶熱難堪，灑下的汗珠把書稿都浸濕了。後來，他請匠人在書房裡挖了一個大深坑，砌上磚，修成一間「地下室」，他就在這個冬暖夏涼的地方，專心致志地埋頭編書。他對史料考核極其認真，追根尋源，反復推敲，不斷修改。《通鑒》編成後，洛陽存放的未用殘稿就堆滿了兩間屋子，可見他為這本書付出了多麼艱辛的勞動啊！重執政廢新法

元豐八年，神宗病逝，不滿十歲的哲宗即位，由宣仁太皇太後垂簾聽政，司馬光被起用為陳州知州，路過京城時，被留作門下侍郎，次年又升尚書左僕射，與呂公著（尚書右僕射）同執朝政。司馬光執政後，便開始排斥打擊變法派人士，接連上表，徹底廢止新法。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馬光病逝，終年六十八歲，朝廷贈以「太師」、「溫國公」等稱號，派專員扶靈柩返夏縣安葬，謚「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