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宋文化

Ⅱ 陳寅恪為何如此推崇宋代文化

陳寅恪先生這里說的是「文化」，而不僅僅是指制度。當然，宋代較之唐朝確有制度勝出之處。確切的說，兩宋文化是中華文化鼎盛時期（而不是某些人認為的盛唐時期），其理由如下：

1、作為當時世界上最為進步的人才遴選制度，兩宋科舉制較之唐朝完備而發達，政府賦予了科舉文人極高的地位，歐陽修、王安石、三蘇等人大多位極人臣而文名滿天下，這在其他朝代是罕見的。

2、兩宋政治氛圍較為寬松，一介布衣亦可慷慨論證，縱使昏庸於徽欽二帝，對持不同意見的論證者大多是貶官去職，而鮮有大規模的殺戮。

3、人才遴選的進步和政治的寬松，使得兩宋文化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無論詩詞、散文、書法繪畫均有大家出現。

4、兩宋科技水平領先世界。我們今天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有三種皆發端、發展於兩宋；與此同時，科學精神得到隱性的宣揚，沈括、蘇軾、王安石等人都曾親歷科學事項，難能可貴。

5、與上述相適應的，是兩宋經濟的高度發達。

顯然，歷史上兩宋的空前繁榮，多為兩宋軍事斗爭的敗績而掩蓋。（事實上，兩宋尤其是北宋的大多數軍事行動都是勝利的。）陳平原先生曾說過：我們今天的文人，生活得未必比兩宋時期好。這恐怕與陳寅恪「心有戚戚焉」

Ⅲ 宋朝為什麼是文化最鼎盛的時期

確實，宋朝堪稱中國歷史上文化最鼎盛的時期，不光體現在文化作品上的極大豐富，更體現在文人們的高風亮節上，比如在宋仁宗慶歷六年（1046年）的科舉，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那年殿試結束後，江西新餘人劉敞的卷子得到了考官們的一直贊賞，被公認為狀元的不二人選。主考官定好名次後，正准備給皇上送去，這時其中一個考官王堯臣對主考官說：「我覺得劉敞不適合當狀元，希望大人能再考慮考慮。」
王堯臣為什麼要跟劉敞過不去呢？其實兩個人並沒有仇，反而是關系很好的表兄弟，正因為是表兄弟，王堯臣才提出來不讓劉敞當狀元，因為兩人有親戚關系，外面的人肯定會認為這裡面有內幕。王堯臣一生正直坦盪，絕不能因為這件事給朝廷抹黑，於是就力阻劉敞當狀元。
主考官沒同意，說：「這個名次是我們大家一起評出來的，而且事先也不知道是誰的卷子，更不知道你跟他的關系，所以你也沒必要避嫌。」
但王堯臣死活堅持要把劉敞換掉，認為這不是他一個人的事，而是關繫到這項制度的公正性、嚴肅性，更關繫到國家的公信力。
主考官見他都上升到這個高度了，再跟他爭就顯得自己境界低了，於是就不再堅持，把劉敞跟第二名換了過來。
這位因王堯臣高風亮節而當狀元的幸運兒，叫賈黯，河南鄧縣人。
【賈狀元花絮】
賈黯狀元對大名人范仲淹很崇拜，是有名的「范粉」。有一年，范仲淹被貶到賈狀元的老家鄧州做官，賈狀元當時正擔任襄州通判，聽說後，立即從襄州千里迢迢地跑回老家，拜訪范仲淹。
范仲淹可是天下聞名的大名人，這樣的「范粉」見多了，就沒怎麼理他。結果過了一段時間，賈狀元又去了（沒人查崗嗎？），結果老范還是沒理他。直到第三次，老范終於被感動了，送了他一句話：「以你的才華，這輩子不用愁沒飯吃，但也很難有大作為，我送你兩個字——『不欺』，夠你這輩子用了。」說完，抓起筆，寫下了「不欺」兩個字，送給了賈狀元。

這簡直就是偶像為他私人定製的親筆簽名啊，賈狀元可想而知得有多麼激動，回去後就把這兩個字做成了腰牌，天天掛在身上，還到處跟人顯擺：「這可是范天王親筆寫給我的，我這輩子就靠它活著了！」
在偶像的感召下，賈狀元確實做的不錯，一生不欺人，也不欺心，遇事正直敢言，從不溜須拍馬。
有一個叫呂誨的同事，曾經暗地裡彈劾過他，讓他吃盡了苦頭。後來賈狀元得勢後，呂誨很害怕，擔心被他報復，天天在家裡提心吊膽地等著。結果幾天後，卻等來了升職的好消息。呂誨開始還沒弄明白怎麼回事，打聽後才知道，原來是賈狀元不計前嫌，在皇上面前保舉他的。
賈狀元小時候，父母鬧離婚，老媽給趕出了家門，小賈高中狀元後，想讓老媽跟著自己享享清福，就把她接了回來。可當時老爸已經給他娶了個後媽，親媽後媽湊一塊兒，可想而知得有多別扭，怎麼辦？別擔心，也不知道賈狀元用的什麼招兒，竟然讓兩個老媽和睦相處，一家人其樂融融，一時被傳為佳話。
另外還有個事兒值得一說。賈黯剛考上狀元的時候，去宰相杜衍家裡拜訪，希望能得到一些忠告，結果杜宰相別的都沒說，就問了問他的家庭情況。賈狀元很奇怪，出來後跟人發牢騷：「杜大人怎麼光關心我的家庭情況，難道對我的官場生涯一點沒興趣嗎？」
後來，這話傳到了杜衍耳朵里，老杜笑道：「一個人的家庭決定了他的事業，只有從小吃得飽，穿得暖，當了官才不會天天想著貪污。我問他的家庭情況，就是想知道他進了官場，會不會有貪念，只要沒有貪念，前途就很寬廣了。」
這話聽起來有點道理，但實際上狗屁不通，誰說家裡窮的人當了官就一定會貪？誰又敢說從小吃穿不愁的人當了官就沒有貪念？其實，有沒有貪念跟家裡條件好不好沒什麼關系，重要的還是看個人操守。老杜說出那樣的話真是老糊塗了，而賈狀元聽完後竟然還「為之嘆服」，也是個糊塗蛋。
難怪歐陽修評價他說：「黯為人剛直，但思慮或有不至耳。」
至於原來的狀元劉敞，性格上也跟賈狀元差不多，一生耿直敢言，堅持原則，而且學問極為廣博，歐陽修評價他說：「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

Ⅳ 為什麼宋朝的文人這么多

你的問題可以轉化為「宋代文學興盛的原因」關於這個問題有如下幾個方面的緣故：
宋代集會、結社之風盛行，是文學會社發展的成熟期。宋代文學會社之所以能獲得全面、迅速的發展，其原因主要有六：一是「以文會友」的文化傳統，二是民間集會、結社風氣的影響，三是文人追求雅、俗諧調的生活情趣，四是士子為應付考試而相互結納，五是多元文化選擇及文人黨爭的推波助瀾，六是亂世文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需要補充的是：
國家統一，政治穩定；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統治者的重視，隋唐文化的基礎等。
要從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分析，「一定時期的文化是一定時期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
以上就是大概的原因，敬請參考！
眼光決定前程！

Ⅳ 為什麼宋代文化,科技經濟發達

先看文化宋朝是個群星匯粹的年代，寇準、包拯、歐陽修、范仲淹、王安石、蘇東坡、沈括、岳飛、朱熹、李清照、辛棄疾、文天祥等等一大批在中國乃至世界史中光彩奪目的人物。

根本原因在於[[宋朝因為極其重視文教]]，學術文化的成就極高，中國文化至此更趨精深成熟，所以更方面的人才也就不斷的涌現了

再看經濟，宋富 這已早成歷史的定論 其他王朝「抑商」 而惟獨宋例外

宋初 太祖趙框胤就言「多積金 市田宅以遺子孫 歌兒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 後 宋太宗也號為「令兩制議政豐之術以聞」 神宗在位時"尤先理財" 令眾「政事之先 理財為急」這樣的重視經濟的思想一直貫穿於宋朝 這是保證經濟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在宋之初 官員們研究理財求富之道 宋朝調整了歷代立法中重刑法 輕民法的傳統做法 專門研究施行了專賣法 如鹽法 酒法 茶法等法令 宋代則成為中國古代經濟立法 最為活躍的時期之一 而且宋的經濟法令 統一了國家與經濟活動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 順應商品經濟的規律 是非常科學的法律法規 這些正確的政策導向使商業大潮興旺 商貿發展迅猛 手工業發展迅猛 使宋朝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銀行 這是絕無僅有的!甚至銀行可以貸款 異地付款 就算是從近代來看 都是非常先進的經濟管理體制 以地域而言 宋時的發展不僅僅局限於江浙和四川等老牌地區 就連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 也比唐代有較大發展 這也是另人很驚訝的

其次從手工業看科技水平 坑礦 茶鹽 造船 造紙 製糖 紡織 制瓷等都比唐代進步的多 宋的手工業除了產地擴大 產量增加以外 技術提高也是非常明顯 比如「糖冰」（冰糖）的生產技術 「單筒井」的開鑿 宋瓷的精良等 無不反應了技術的成熟和創新 而商業和手工業的興起 解放了大量受俘於土地的農民 使他們投入於商業 手工業中 北宋時期就已經開始大量開採金 銀 銅 鐵 煤等礦藏 而且全國各地也出現了世界史上最早的製造工廠 加工工廠 如 造船廠 造紙廠 印刷工廠 織布廠 火器廠 還有各地的官窯等等 可見當時的手工業之興旺是空前的！
早在北宋 中國已懂得用燒煤 煉鋼 大型手工業則僱傭幾百全職的產業工人 而政府的兩處軍工業聘用八千工人——這已經是重工業規模了！華北的鋼鐵業以1078一年為例 年產達一百二十五萬噸的水平 而英國於1788年亦即工業革命之始才不過年產七萬六千噸 此外 礦冶 造紙業 制瓷業 絲織 航海業也高度發達 宋代無愧於 世界近代之前的"高科技"之家 更是當時世界上的手工業之霸主!

從商業看 唐代的城市多趨於行政中心 而宋代市鎮則趨於工商業化 唐代都市內的貿易地區由官員嚴格控制 宋代則更加自由 由於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城市的發展 「坊制」的突破 集鎮的興起 因此住宅區與商業區的界限逐漸消失 宋代的這一類的"新型"都市有些發展至有了很大的規模 如開封和杭州都達到一百萬人口 而後者就是"馬可波羅"在元初所見的「前所未有」的城市 即使是到了至元朝後期 中國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達" 其人口只有三十至五十萬之間 數百年後阿拉伯旅行家 伊本．貝圖塔也稱杭州為"世上最大的城市"!從事工商業的人口逐步增多 產量加大 投入資本大幅度擴充 因此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 也已不單獨只是農業了 工商業所比重已經超過了農業
且在其商業運作中還出現了 銅板印刷的廣告 這比西方資本主義的廣告要早三百多年 就學士蘇東坡來說 他就曾給一位做油食老婦人 做過一首廣告詩 使之興隆
更有意思的是 宋朝還出現了近似現代報紙的「小報」和史上最早的商標 商標是小可意義重大 這標志著宋朝商業化體系的逐步完善
此外 著名學者沈括所著<貨幣流通速度論>也是達到了現代貨幣理論水平

Ⅵ 詞為什麼會成為宋代文化的主流形式

宋詞是一種新體詩歌，句子有長與短，便於歌唱。因是合樂的歌詞，故又稱曲子詞、樂府、樂章、長短句、詩余、琴趣等。始於唐，定型於五代，盛於宋。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皇冠上光輝奪目的明珠，在古代文學的閬苑裡，她是一座芬芳絢麗的園圃。她以奼紫嫣紅、千姿百態的神韻，與唐詩爭奇，與元曲斗艷，歷來與唐詩並稱雙絕，都代表一代文學之盛。
「曲子詞」源自民間，俚俗粗鄙就是其天然傾向。由於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詞」被重新發現，詞源於民間

宋詞-狄少英書法作品(6張)
俗文學的觀點已得到廣泛承認。隋唐之際發生、形成的曲子詞，原是配合一種全新的音樂--「燕樂」歌唱的。「燕」通「宴」，燕樂即酒宴間流行的助興音樂，演奏和歌唱者皆為文化素質不高的下層樂工、歌妓。且燕樂曲調之來源，主要途徑有二：一是來自邊地或外域的少數民族。唐時西域音樂大量流入，被稱為「胡部」，其中部分樂曲後被改為漢名，如天寶十三年（754）改太常曲中54個胡名樂為漢名。《羯鼓錄》載131曲，其中十之六七是外來曲。後被用作詞調的，許多據調名就可以斷定其為外來樂，如《望月婆羅門》原是印度樂曲，《蘇幕遮》本是龜茲樂曲。《胡搗練》、《胡渭州》等調，則明白冠以「胡」字。部分曲調來自南疆，如《菩薩蠻》、《八拍蠻》等等。部分曲調直接以邊地為名，表明其曲調來自邊地。《新唐書·五行志》說：「天寶後各曲，多以邊地為名，如《伊州》、《甘州》、《涼州》等。」洪邁《容齋隨筆》卷十四也說：「今樂府所傳大麴，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伊州為今新疆哈密地區，甘州為今甘肅張掖，涼州為今甘肅武威，熙州為今甘肅臨洮，石州為今山西離石，渭州為今甘肅隴西，這些都是唐代的西北邊州。燕樂構成的主體部分，就是這些外來音樂。二是來自民間的土風歌謠。唐代曲子很多原來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記箋訂》對教坊曲中那些來自民間的曲子，逐一做過考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劉禹錫《竹枝詞序》說：「余來建平（今四川巫山），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為賢。聆其音，中黃鍾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又如《麥秀兩歧》，《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見聞錄》言五代朱梁時，「長吹《麥秀兩歧》於殿前，施芟麥之具，引數十輩貧兒襤褸衣裳，攜男抱女，挈筐籠而拾麥，仍和聲唱，其詞凄楚，及其貧苦之意。」宋代民間曲子之創作仍然十分旺盛，《宋史·樂志》言北宋時「民間作新聲者甚眾」，如《孤雁兒》、《韻令》等等。燕樂曲調的兩種主要來源，奠定了燕樂及其配合其演唱歌辭的俚俗淺易的文學特徵。歌詞在演唱、流傳過程中，以及發揮其娛樂性功能時，皆更加穩固了這一文學創作特徵。歌詞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徵，與正統的以雅正為依歸的審美傳統大相徑庭。廣大歌詞作家所接受的傳統教育，歷史和社會潛移默化之賦予他們的審美觀念，皆在他們欣賞、創作歌詞時，發揮自覺或不自覺的作用。努力擺脫俚俗粗鄙、復歸於風雅之正途，便成了詞人們急迫而不懈的追求。
唐朝時已經出現，最初在民間流行。經過五代到兩宋，詞得到很大發展，成為宋代主要的文學形式。宋詞以描寫艷情為主。張炎說：「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蓋聲出於鶯吭燕舌間，稍近乎情可也。」（《詞源》卷下）就是對這方面特徵的一個總結。宋詞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第一個抒寫艷思戀情的專門文體，「詩言志詞言情」、「詞為艷科」都是宋詞這種創作主流傾向的歸納。宋詞的題材集中在傷春悲秋、離愁別緒、風花雪月、男歡女愛等方面，與「艷情」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被後人推尊為「豪放詞」開山祖的蘇軾，其絕大多數詞仍屬「艷科」范圍。即使是「艷情」之外的題材，也要受到主流傾向的滲透，或多或少地沾帶著「艷」的情味宋詞創作的主流傾向，正屬於被孔子屏棄的淫靡的「鄭衛」之聲一流，與風雅篇什背道而馳。它只有表層次上的享樂生活追求，決沒有深層的意蘊供回味。所以，宋詞人們一面沉湎於聲色的快樂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飾，自我辯解，「自掃其跡」。後人「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也為其曲意解釋。貪圖享受，人所難免，興發情動，形諸歌詠。事後又覺得不合雅趣，有失顏面。這種矛盾普遍存在於歌詞的創作之中。如能將艷情的表述含蓄化、朦朧化，似有興寄，讓接受者產生無限言外托喻之想。且將字面、句子、聲韻皆加以鍛煉，使其具有典麗高雅之風貌，豈不是兩全其美?基於這樣的立場，「去俗復雅」作為宋詞創作的主要努力方向，從不自覺到自覺，從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創作流派，從創作的實踐到出現較完整。
宋詞只是一味的寄情山水，或者歌以明志。陳師道用「以詩為詞」評價蘇詞，道中蘇詞革新的本質。從整體上觀照，詞的「雅化」進程，某種意義上也是詞逐漸向詩靠攏的一個過程，努力跨越「言志」與「言情」界限的過程，所以，陸輔之才說：「雅正為尚，仍詩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詞。」蘇軾以前，這個過程是漸進的，至蘇軾卻是一種突飛猛進的演變。首先，蘇軾詞擴大了詞境。蘇軾之性情、襟懷、學問悉見之於詩，也同樣融之於詞。劉辰翁《辛稼軒詞序》說：「詞至東坡，傾盪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他外出打獵，便豪情滿懷地說：「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他望月思念弟弟，便因此悟出人生哲理：「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水調歌頭》）他登臨古跡，便慨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念奴嬌》）五彩紛呈，令人目不暇接。劉熙載《藝概》卷四概括說：「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其次，蘇軾詞提高了詞品。蘇軾的「以詩入詞」，把詞家的「言情」與詩人的「言志」很好結合起來，文章道德與兒女私情並見乎詞，在詞中樹堂堂之陣，立正正之旗。即使寫閨情，品格也特高。《賀新郎》中那位「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的美人，可與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格調比高。胡寅《酒邊詞序》因此盛稱蘇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豪氣超乎塵埃之外。」詞至東坡，其體始尊。再次，蘇軾改造了詞風。出現在蘇軾詞中的往往是清奇闊大的景色，詞人的曠達胸襟也徐徐展露在其中。傳統區分宋詞風格，有「婉約」、「豪放」之說，蘇軾便是「豪放」詞風的開創者。凡此種種「詩化」革新，都迅速地改變著詞的內質，況周頤因此肯定說：「熙豐間，詞學稱極盛，蘇長公提倡風雅，為一代山斗。」（《蕙風詞話》卷二）劉熙載轉換一個角度評價說：「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古。」（《藝概》卷四）東坡的復古，正是詞向詩的靠攏，突出「志之所之」，也是向唐詩的高遠古雅復歸。至此，詞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質性的突破。

Ⅶ 為什麼宋朝經濟和文化繁榮，都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那為什麼還亡國

宋朝重文輕武，所以，宋朝經濟繁榮，文化興盛，軍事上卻軟弱至極，不堪一擊。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大興科舉，興詞賦。少管軍隊，少練兵。
同品級武官見到文官要行禮，並且各地錢糧都由文官掌握並且直接監督武將。

一、「重文教」
宋太祖深知「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的道理，因而有一系列尊崇文人的措施出台。宋朝大力發展科舉，徹底取消了門第限制，社會各階級的優秀子弟都被允許應試入仕。范仲淹、李綱、岳飛、宗澤、文天祥、陸秀夫等皆科舉出身。而這些寒門出身的士子一旦登第，多懷忠君愛國之心。宋朝統治者對文人極其尊重，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俸祿也極豐厚。世人多稱宋朝為士大夫政治。
在一系列重文措施的鼓勵下，宋朝開始盛行讀書風氣，宋代兒童啟蒙教育念的《神童詩》開篇就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一政策極大地促進宋朝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諸如天文學、數學、醫葯學、火葯、指南針、活字印刷術、造船技術等方面成果累累，對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文學藝術也發展到新的水平，涌現出的眾多的文學家、畫家和詞人，宋代的名著和名作成為世界文化寶庫中璀璨的明珠。
二、「輕武事」
北宋輕武政策具體表現在其軍事領導體制，將握兵權、調兵權與統兵權分而為三：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三衙平列分立，全都握有兵權，卻無調兵權。樞密院掌握調兵權。這樣就形成了統兵權和調兵權的相互制約，兩者都由皇帝直接管轄。保證了軍權從屬於皇帝。同時軍隊實行更戍法，讓統兵的將帥定期調動，互換防區，避免將帥培植自己的勢力，形成小的集團。
輕武政策，雖然有效地防止了將領的擁兵自重，鞏固了中央集權，但它也產生了不利影響，武官的積極性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嚴重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和國防力量。因此，在對遼、西夏、金的戰爭中屢戰屢敗，只能屈辱忍讓、納幣求和。即使面對國難，皇帝對武將的猜疑始終如一，致使岳飛的精忠報國之願未遂，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朝廷殺害。
宋仁宗慶歷中，左司郎中、龍圖閣直學士范仲淹與文臣韓琦、龐籍及王沿共同主持西北四路對夏戰事。也許是出於鼓勵軍隊士氣的考慮，宋中央突然下令，將范仲淹等四位文官統帥的文職同時改為屬於武職的觀察使。范仲淹接到這一任命後，上書堅決辭之。他向皇帝這樣說道：「觀察使班待制下 ,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二人均為觀察使銜帶兵將領）為伍，第恐為賊所輕」。史稱其言辭「甚切」。
由此可見，即使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雖勇於指揮作戰，但也不願充任武職。繼范氏之後，龐籍和王沿也先後上表堅辭，「不肯拜」。

Ⅷ 為什麼要最近提倡宋文化

沒有說法說是提倡宋文化，而是要繼承和發展我國古代優秀的文化，宋朝作為文化發達的朝代，有許多需要繼承的文化傳統。

Ⅸ 知識分子為什麼喜歡宋代文化

對於悠久的中國文化傳統來說，它並不是純粹的和諧或一成不變的延續,而是在動盪、沖突和融合中不斷向前進展，其中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風貌。姑且不說春秋貴族的勇敢、自由和榮譽，戰國時期的「君子必辯」和思想上的探索，漢代的「實事求是」與科技進步及魏晉名士的曠達與風骨，單是在從唐代到宋朝的文化變遷中就存在重要的差異。20世紀初日本內藤湖南及京都學派借鑒歐洲傳統，將唐代作為中世，宋代則作為近世，類似於歐洲的文藝復興。柳詒徽1925年在其專著《中國文化史》中說，「自唐迄宋，變遷孔多，其大者如藩鎮之禍，諸族之興，皆於政治文教有種種變化；其細者如女子之纏足，貴族之高座，亦可以見體質風俗之不同。而雕版印刷之術勃興，尤於文化有大關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為吾國中世紀變化最大之時期。前此猶多古風，後則別成一種社會。」由於這種差異，後世的人們總是在不同時代之間見仁見智，對此我常會在課堂上根據對從先秦到明清不同時代的偏好，以判斷各自的氣質或稟賦，就如今天的學人在傳統中也總是有所取捨一樣。
宋代的士人不喜歡唐代的霸道和文化上的歧異，但事實上這正是唐代文化的特色和魅力所在。唐王室就有胡人血統，對「夷狄」也不排斥，而且尤其喜愛外來的物品和風尚。唐太宗就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
當時的敦煌，更是成為各國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薈萃融合之地，其盛況多保存在壁畫和實物中。而到了宋代，在東南海路貿易日益繁榮的同時，則失去了對河西走廊的控制權，那裡成為西夏王朝所在。在軍事上，宋代也失去了河西及西北馬場對優良戰馬的供應。由於這種狀況以及交通的改變，宋代敦煌的石窟比起唐代來也表現出某種創造力的衰退，這就如一個社會學家所說的，即一個城市不再接受移民，就會失去活力，隨著優秀藝人的南遷，宋代敦煌的石窟壁畫也只能是依賴本地人了。在敦煌的榆林窟的第13窟中，那些宋代的壁畫表現得千篇一律，單調重復，在色彩上也偏向綠色，顯得沉靜內斂，與第12窟中唐代壁畫的活力和想像形成鮮明的對比；在第15窟中，唐代壁畫中的飛天俊秀飄逸，但到宋代則退化了。在莫高窟第130窟中，那座大佛左手的造型是唐代的風格，而右手向上的造型則是宋代的修補，明顯不太自然。唐代敦煌的雕塑和壁畫的成就是正處於由信仰到現實的過渡中，開始趨於寫實，但還沒有完全沉浸於現實，所以能在世俗的肉體中恰到好處地保存了神性的庄嚴，但在宋代那種神性的成分以及想像和活力都減退了。
對於敦煌宋代石窟藝術的這種狀況，李澤厚將之歸於佛教的衰退和向世俗化的回歸，他在《美的歷程》中說：「正如宗教藝術將為世俗藝術完全替代，宗教哲學包括禪宗也將為世俗哲學的宋儒所完全替代……所以，走進完成了這一社會轉折的敦煌宋代石窟，便感到那已是失去一切的宗教藝術，盡管洞窟極大，但精神全無。壁畫上的菩薩行列盡管多而且大，但毫無生氣，簡直像影子或剪紙般地粘貼在牆上，圖式化概念化極為明顯。甚至連似乎是純粹形式美的圖案也如此，北魏圖案的活躍跳動，唐代圖案之自由舒展全沒有了，有的只是概念化的呆板迴文，整個洞窟給人以一派清涼、貧乏、無力、呆滯的感受。」
單純從敦煌石窟藝術來看，宋代表現出了某種創造活力的衰退，但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魅力所在，假如我們不是以佛教或佛教藝術為參照，而是從文學以及哲學、科學和經濟等領域來看，宋代也可以看成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
在宋代，海外貿易增長快速，南方文化的影響大大增加了，它的城市建設也呈現更多商業化的色彩。在政治上宋王朝中央政府的權力逐漸加強，唐代貴族的熱情轉向了宋代士人的理性，唐代貴族尚武的精神也被對宋代士人文治的嚮往所代替。宋太祖誓碑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宋太宗「以文廣取士人」，公元980年殿試的題目是「文武孰為先？」1000年科舉的賦題是「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姚鉉將宋代開國的成就歸於「崇文右學之效。」宋代的士人也以「撥亂反正」為己任，認為唐代是亂多治少。那些曾對彼岸無限嚮往的宗教熱情也大大減退，儒家的道統被重建以代替外來的佛教，對夷狄的排斥也增加了。在教育中,唐代的門閥觀念在宋代逐漸淡化，等級差別也日漸縮小。宋代文化的主色調是中等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它們尤其表現在宋詞、宋畫、宋文及朱子理學中。對此,陳寅恪概括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
唐宋之間的文化變遷，確實給後世的文化研究者留下了不少困惑。在以前，人們曾簡單地將它們歸之於封建社會，並不過多地考慮其間的差異，但隨著對「封建」一詞的辯證和傳統文化的回歸，有的人借鑒日本學界的說法，將宋代儒學思想看作中國近世思想……總之，不同的人在唐宋之間往往見仁見智。
知識分子雖往往偏好宋代，但有的像熊十力那樣具有熱情、偏好外王和事功的人又不喜歡宋學偏好心性和內傾的特徵；方東美也曾批評宋代對夷狄的褊狹態度。錢鍾書在《談藝錄》開頭也談到「詩分唐宋」，認為它們的對立就如太極之有兩儀，「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 在思想文化的包容多元上，如果你贊賞唐代詩人少有忌諱，「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那無疑是正確的，但同時它又是與當時貴族離心的力量並存的。宋代的士人也不像我們今天那樣贊賞唐代的多元文化或三教並存，孫復在《儒辱》中，以唐代的三教鼎立為「儒者之辱 」，號召儒者「鳴鼓而攻之」。石介寫《中國論》，嚴華夷之防,主張「四夷處四夷，中國處中國，各不相亂」。在當代新儒學中，牟宗三也將唐代佛教看成是背離正統之歧出。宋代士人對佛教的這些看法確實表明了當時的潮流及其與唐代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