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文化遺址都聚集

Ⅰ 說說我國原始人類遺址分布有哪些特點為什麼這樣分布

1.分布特點：
概括而言，我國原始人類遺址都分布在江河流域，土地資源豐厚的平原地帶。
2.分布原因：
原始人類主要依賴捕魚、畜牧、種植等簡單勞作生存，對水資源土地資源要求較高，因此會選擇氣候適宜，土地肥沃的地帶居住，這樣更有利於繁衍生息。

Ⅱ 西安咸陽機場擴建發現3500餘座古墓，為什麼西安的古代文化遺跡這么多

陝西西安咸陽機場擴建發現三千五百餘座古墓，為什麼西安的文化遺跡會這么多？

這個機場要擴建的地方處於陝西省西咸新區空港新城，在古代，這個地方有許多的陵墓，比如，漢高祖長陵、漢惠帝安陵、漢景帝陽陵、漢武帝茂陵、漢昭帝平陵，這些陵墓被人們稱為“五陵原”。所以這一次被挖掘出了許多的古墓並不會讓人覺得很驚訝。

在秦國之前，還有許多的朝代都在這里建都。在這些朝代之前，還有最原始的人也在這里發展、繁榮。

在遠古時代，“藍田猿人”在西安一代接一代地生活；此外還有新石器時代的“半坡先民”，他們也在這里紮根，他們發展農業，發明農用工具，利用各種天然材料製作工具，比如獸骨、鹿角等等。

這就是為什麼西安會有這么多文化遺跡的原因。

Ⅲ 我國原始農耕文化重要遺址在地理分布上有什麼特點為什麼

特點：集中分布在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
但長江流域出現的時間更晚。原因：當時黃河流域農作物的產量高於長江流域，黃河流域的氣候條件更能滿足農作物的需求
原因：長江黃河流域屬於季風氣候，雨熱同期，溫暖濕潤，光熱充足，水源豐富，地形平坦，土層深厚肥沃

Ⅳ 半坡遺址,河姆渡遺址,洪山文化遺址,大汶口遺址,這種分布原因是什麼

都是靠近河流，氣候適宜,有利於農作物生長.

Ⅳ 西安咸陽機場擴建發現3500餘座古墓，西安為何這么多古墓

因為很多王朝的首都都是在西安，因此西安的歷史文化是非常豐厚的，而歷史上最出名的就是周秦漢隋唐5個最輝煌的朝代帝都是在西安，因此西安的歷史文化以及西安的文物也都是非常多的，最著名的可能就是秦始皇墓，並且我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可以說是唐朝時期，而唐朝時期的都城，當時就是西安，因此西安的古墓非常多以及文化都是非常的深厚。

文化遺跡數不勝數

西安是目前現在西北地區最大的城市，並且西安的西安國際機場也是西北地區最大的民航工程，因此准備想要將西安的咸陽機場進行擴建，而在擴建的過程中發現各類古代文化遺跡4600餘處，並且包括各個時期的古墓，3500多座歷史遺跡，數量和規模都是非常大的，並且考古挖掘的任務也是非常艱巨，隨後決定對於陝西西安咸陽機場的擴建暫停，准備將要去挖掘當時的古墓以及進行考古，而他這樣的新聞被曝出之後，很多網友紛紛表示西安到處都是文物，並且到處也都是古墓，由此也可以看出西安的歷史文化是非常的豐厚。

Ⅵ 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為什麼普遍分布在黃河流域

新石器時期的遺址在長江流域也很多，特別是分布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新石器遺址，比黃河流域新石器遺址文明程度更高，更多，氣候環境更適宜人類居住。遠古人類是從采獵慢慢開始轉為定居，定居必須有水源，培育訓養野生動植物，長江流域新石器時期遺址有當時最先進地生產工具，又先進的種植技術。長江黃河是華夏七千年文明的不息之源，近幾年考古證明，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遍布長江中下游地區，與黃河流域平分秋色。

Ⅶ 《中國境內氏族聚落重要遺址分布》這些遺址的分布有什麼共同點,為什麼會這樣分布

史前城址與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境內史前時代城址陸續被發現，部分並經發掘。綜合20多年的發現，已知這批史前時代城址分別分布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總數據不完全統計，達50座左右。
由早期城址的大批發現及國外考古學理論的陸續被介紹而引發的關於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中的地位的討論十分熱烈。本文也擬就這一問題，談一點一得之見，並著重討論在各地早期城址大批涌現的歷史背景下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問題，以就教於識者。
一
黃河流域發現的史前時代城址,僅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可以分作三群。
A、河套城址群
見於報道明確屬於史前時代的城址,約15座。主要分布於內蒙古境內陰山山脈以南的丘陵地帶。集中分布在黃河河套地區的包頭大青山南麓；准格爾與清水河之間的南下黃河兩岸和涼城岱海周圍三個地區。這批史前城址均為石城聚落，面積除涼城老虎山城址達13萬平方米，其它多在2萬平方米左右，如小沙灣石城址面積僅4000平方米。石城聚落均臨險而築，有的直接利用陡峭山崖使石築圍牆並不封閉，顯然是因山就勢而築的防禦色彩十分濃厚的城堡聚落。這批石城址的年代，約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間[1]。
B、中原城址群
分布於河南境內,見於報道和目前已知的有7座。中原城址群基本沿太行山東麓及屬於秦嶺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東麓一線南北分布。7座城址可分作兩亞群。豫北太行山東麓的2座城址，位於漳、衛河之間；豫中地區的5座城址，分別位於沙、潁河的上中游。就面積而言，後崗城址不明[2]，以孟庄城址[3]和新近確認的新密古城寨城址[4]為大，均在15萬平方米以上。其它為3萬平方米左右。登封王城崗城址[5]現有東西兩座並列城堡，面積僅約12000平方米。中原城址群的年代，西山古城約在距今5300年，王城崗城址約在距今4000多年前[6]。其中西山古城是目前中國境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由它的脫胎於環壕聚落的近圓形平面和先進的方塊版築法的夯築方式來看，中原地區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間，似還應有更多的城址分布有待於發現。
C、海岱城址群
集中分布在黃河下游的山東省境內,目前共發現史前時期城址約15座[7]。這批城址中，有13座分布在泰、沂山北麓,沿古濟水走向呈東西一線分布[8]。海岱地區的古代城址，規模宏大，如比較清楚的城子崖城址，面積20餘萬平方米[9]，近年發現的景陽崗城址和教場鋪城址，面積分別達到約35萬平方米和33萬平方米[10]。位於泰、沂山南麓的丹土城址的面積也達20餘萬平方米。新發現的江蘇連雲港藤花落城址[11]，應該屬於這一組群目前所知最靠南的一座，它有內外兩重城垣，外城面積約14萬平方米。丁公、田旺城址的面積均在10〜15萬平方米。這是黃河流域其它地方的同期城址所難以企及的。海岱城址群和中原城址群一樣，其年代分屬於兩個時期：屬於大汶口文化的西康留、王家莊城址，年代可早至距今6000年〜5000年前[12] ；其它屬於龍山文化的城址，年代當和中原地區的龍山時代城址相近。
二
長江流域大批新石器時代城址的發現，不論從其廣闊的分布區域還是其深厚的文化內涵上，都令人們耳目一新。這批城址，暫可分作兩群。
A、川西城址群
位於成都平原西側岷江上游兩岸，是90年代中期的重要的考古新發現。川西平原確認的4座史前城址，規模均較大，溫江魚鳧城和郫縣古城的面積均達30餘萬平方米，寶墩城址面積也達25萬平方米，最小的芒城內外兩重城垣，面積也達12萬平方米[13]。據初步研究，這4座城址的年代，約在距今4900年〜4000年之間。
B、江漢城址群
分布於長江中游南北兩岸湘、鄂兩省境內漢水與長江交匯處的東西兩側。目前確認的有8座。長江中游是中國境內率先實現新石器時代革命的地區之一，也是中國稻作農業的重要要起源地。8座城址中，以湖南澧縣城頭山[14]和湖北江陵陰湘城[15]做工作最多。城頭山古城面積約8萬余平方米，其時代據最新發掘成果已重新確定為早期城牆始築於大溪文化晚期，距今約6000年[16]。其它如江陵陰湘城、荊門馬家院[17]、公安雞鳴城[18]、應城門板灣[19]等均屬於屈家嶺文化城址，年代推測在距今5000年~4800年。這一區域內的城址，以屬於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門石家河[20]規模最大，面積達120萬平方米，城內面積也約80萬平方米。
杭嘉湖地區的良渚文化中心區,近年也有發現大規模城址的報道[21]，因具體情況尚不明朗，目前暫不作討論。
三
迄今中國境內發現的史前時代城址，有以下幾點值得予以特別注意：
1.這些城址，僅分布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這是中國新石器文化最早發育和最為發達的兩大地區。
2.中國早期城址最早出現在距今約6000年前，大約在距今4000多年前相繼衰亡。其最蓬勃發展的時期約在距今4800年〜4300年間。而且各地城址的發生、發展和衰亡的歷程大體上是同步的。
3.各城址群分別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同一文化區域內大體呈均衡分布且多位於該文化的腹心地區。城址規模有大有小，若僅依此標准固然可以劃作不同的等級，但彼此之間卻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大小城址間有著嚴格的隸屬關系。龍山時代長達千年的兼並戰爭和萬國林立的歷史真實，必然導致弱肉強食和小國（姑稱之為國）對大國的一定程度的依附關系,因而可能形成一定區域的霸權勢力范圍和區域政治中心,但遠非有些人所說已形成了「都?邑?聚」格局的政治金字塔結構[22]。因為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同一文化區域內大體呈均衡分布的城址，正好說明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加劇，其各自築城防禦的目標，或說可直接面對的敵人，重在內――同一文化相鄰部落集團，而非外――為抵禦外族的入侵。大小城址均衡分布在同一文化的腹心地區，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相互戒備和對立的關系。再從龍山時代的社會發展進程看，當時在各獨立的文化區域內，尚沒有實現政治上的統一，而是一種各自為政，割據自立的局面。既然如此，更談不上大城者為都，小城者為邑的等級結構。張忠培先生對良渚文化的研究也表明：良渚文化「在政治上其文化分布范圍內，還沒有形成處於一尊統治的局面，仍被那些權貴分割成被他們分別統治的地域勢力范圍。把良渚文化中眾多的被不同權貴集團統管、具有國家性質的實體，或暫可稱之為方國。」[23]良渚文化如此，各城址群崛起時代的其它文化分布范圍內的情況，有理由說大體與之類似。而正是遂後崛起的夏文化，在中原地區首次完成了這統一進程，在一個比較遼闊的區域內最先建立起一尊統治的局面，並且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最終奠定了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文明中心的地位，揭開了三代文明在這一地區持續輝煌發展的首頁。
4.城址的興廢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以中原城址群為例分析，登封王城崗城址[24]的年代屬王城崗龍山文化二期，至第三期廢棄。由城內發掘及出土物觀察，二、三期正是王城崗遺址的繁榮期。淮陽平糧台[25]的夯土城垣屬不晚於三期的遺存，南門衛房屬三期（下另疊壓一層房基，未發掘），內側第7、8、9層疊壓主城牆，似此時城牆或者已廢。但外側疊壓主城牆的附加夯土（編1〜5層）則屬第四期，表明城牆曾經從外側修補增築。城內F1、F4及墓葬、灰坑等多為三、四期遺存，則這一時期應是遺址的繁榮期。進一步分析,由三期的F4被H31打破,H31內出菱形方格紋罐形鼎、籃紋罐及殘 ，同屬於第三期的H45內出侈沿深腹細繩紋罐、長瘦袋足繩紋 及I式盤、斂口斜腹盆等來看，三期至少可分作早、晚兩段。則平糧台古城始建於三期早段，旋至三期晚段廢棄，而至第四期時，再次修補重築。其間城址存續的二百餘年間，曾經廢棄、修補，重築的過程。郾城郝家台城址[26]疊壓在3層下，被H316打破，城牆及H316和3層同屬郝家台二期，表明城牆存續的時間也不長。輝縣孟庄城址的情況也是迭經修廢[27]。由此可見，城的興起和衰落都是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的一種集中的社會現象。城址的興建、廢棄、重築，正好表明其間經歷的戰爭、弭兵、會盟、再戰的歷史真實，形象地說明了當時社會經歷的巨大動盪和激烈變革。
四
城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大批地出現在中國的大地，決不是一個偶然的社會現象，它與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進程有著不可分割的必然聯系。
中原城址群興起的歷史背景，是仰韶文化後期廟底溝文化發生嚴重裂變，各地具有鮮明的自身特徵的考古學文化紛紛崛起。此前蓬勃發展的廟底溝文化，其分布范圍以陝晉豫鄰境地區為中心，北達河套平原，南至漢水中游，東到鄭洛地區，西至渭河上游。在這一廣闊的區域內，盡管存在著一些細微區別，但其主體文化面貌則大體相同。就陶器而言，流行卷沿或斂口的盆、斂口缽、雙環重唇小口尖底瓶、瓮、鐵軌式口沿深腹罐、釜及灶等；彩陶發達，以黑彩為主，兼用紅彩，多見白衣彩陶，主要用圓點、月牙形，弧線三角或直線條帶組成花狀幾何形彩繪圖案和寫實的鳥紋。表明這一地區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曾經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和平繁榮發展的時期。而至公元前3500年前後，這一局面開始發生明顯變化。在廟底溝文化分布范圍內，關中地區的半坡晚期類型、豫西晉南的西王村類型、豫北冀南的大司空類型和鄭洛地區的秦王寨類型同時崛起。它的實質是各氏族集團不斷發展壯大並日益顯示出其獨立性。由此，各區域文化間發展的不平衡性也隨之增強，原屬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和撞擊加劇。此時秦王寨文化的擴張便是一個耐人深思的例證。據孫祖初對秦王寨文化的研究[28]，在這一文化的早期階段，其分布范圍大體限於鄭洛地區及沙潁河上游，而至它的中晚期，秦王寨文化分布面的四至可依次外推到淮河下游的豫東平原、黃河沿岸地帶、晉南地區、伏牛山北麓。發生於原屬同一文化內部的沖突和撞擊日趨激烈，直接導致保衛氏族集團內部公共財產的設防城堡相繼出現。這種大型防禦設施的產生及其掠奪性戰爭的加劇，必然推動氏族集團內部的變革，促使凌駕於一般社會成員之上的公共權力的集中並進而與神秘的宗教權力相結合，從而催生了一批最早的氏族特權顯貴，產生出最早的特權階層，為早期國家的誕生提供了必要的條件，把中原地區推入到了文明社會的門檻。在這一點上，中原及其周邊地區似乎走著相似的道路。
五
在公元前3500年前後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原以外的其它周邊地區各考古學文化，如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紅山文化，黃河下游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長江下游杭嘉湖地區的良渚文化和江漢平原區的屈家嶺文化等，與中原地區大體處於同一發展水平，有的甚至比中原仰韶文化更為發達。是什麼原因，使得中原得以一枝獨秀，最終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中心呢？探討這一問題，應該從公元前3500年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的歷史進程開始。經過對這一時期及其以後的各考古學文化的比較研究，有以下幾點值得予以特別的注意。
首先，在古代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中原地區先於國家而出現的凌駕於一般社會成員之上的公共權力的取得，主要不是通過大量聚斂私人財富進而樹立其在氏族集團內部的權威，而是通過攫取公共財產分配權及對公共事物的發言權而取得的。就這一時期經過大面積發掘的幾處聚落遺址的平面布局分析，在鄭州西山[29]、孟津妯娌[30]、澠池班村[31]、新安鹽東[32]等遺址的發掘中，均可見倉儲區在聚落內部相對集中，可知儲存的財物仍為氏族成員的公共財產。私有財產的觀念在這一時期的中原地區並沒有強烈地表現出來。這一時期的墓葬中反映的情況大體與這一結論相吻合。主要見於鄭州大河村[33]、後庄王[34]、西山、洛陽王灣[35]和陝縣廟底溝[36]等處的屬於這一時期的墓葬，均為單人葬，盡管墓葬規格有別，但皆極少見隨葬品。孟津妯娌遺址M50的主人，從其埋葬位置和墓壙規格觀察，顯然是一位氏族權貴，但除了棺槨和佩戴的象牙箍顯示其權威外，卻並不見有更多的身外之物。這些情況，與同時期的其它地區隨葬用器物的豐富多彩，適成為鮮明的對照。更有意思的是，在屬於這一時期的廟底溝遺址中僅有的兩座各隨葬一隻蛋殼彩陶杯的墓葬中，兩只杯子明顯具有屈家嶺文化的風格。在鄭州大河村遺址僅有的隨葬兩件背壺的一座墓葬，墓主人為老年女性，兩背壺卻又系大汶口文化風格的器物。與之相比較，同期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墓葬發現最多。其中在泰安大汶口[37]和莒縣陵陽河[38]發現的大墓均有二層台、棺槨，墓中隨葬較多的玉石器、骨牙器等禮器和工具、豬頭、豬下顎骨等視為財富的標志物。曲阜西夏侯[39]、臨沂大范庄[40]的一些大汶口文化墓葬，則隨葬多達百餘件的陶器。貧富分化的現象在大汶口文化的許多墓地中都表現的非常明顯，表明海岱地區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會財富已越來越向少數人手上轉移並集中。相對而言，中原仰韶文化的氏族權貴們在財富的擁有量上與氏族一般成員是在一個可以接受的低水平差距以內，整個社會財富的分配比較合理，換言之，這是一個大致平均的社會。這樣的社會顯然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加強氏族集團內部團結，提高氏族權貴們的威望和號召力，增強對外擴張的力量。掌握公共財物分配權和對公共事物發言權的氏族權貴們，同時也就獲得對其它氏族的生殺予奪大權，最初的絕對權威就這樣樹立起來。鄭州西山、澠池班村遺址發現的殘酷的人祭遺存，可以視為對違犯族規家法而對氏族成員處以極刑的例證。不靠大量聚斂個人財富，而是大體平均地分配社會財富，通過攫取公共財物分配權和對公共事物的發言權建立個人絕對權威，這一具有中原特色的歷史傳統，在中原龍山時代及其以後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仍然得以延續和發揚。
第二，中原地區氏族部落集團的統治者們，推行了一條符合當時社會發展要求並得到社會廣泛擁護的路線，代表了當時先進的生產關系的發展。這主要可以概括為在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促使國家機器不斷趨於完備。包括完善官僚體制；《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之時:「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舉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創立刑法；仍據《五帝本紀》帝舜之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 過，赦；怙終賊，刑。」發展強大的軍隊。按黃帝之時，已「教熊貔貅豸區虎，」張守節在《正義》中謂此「言教士卒習戰，以猛獸之名名之，用威敵也。」似是以猛獸命名的軍隊番號。其次，由近80年中原地區有關仰韶晚期及龍山時代的考古發現看，中原部族成員普遍實行薄葬，未見有耗費民力的大型禮儀建築，可知這一部族的傳統是崇尚節儉，不事奢華的。反觀曾經輝煌一時的良渚文化的統治者們，此時卻在濫用民力，大興土木，忙於修建規模巨大的貴族墳山和祭壇，窮奢極欲，無度揮霍，驅使成千上萬的人製作工藝復雜的精美玉器，供其生前享有，死後隨葬。對社會財物的巨大浪費，終於導致社會崩解，文化式微。從這一意義上，乃是最早說明了一個被後世的歷史發展反復證明的簡單真理――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第三，中原地區「天下一尊」的中國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確立，決非一場平穩的過渡，而是經過長期的血與火的戰爭實現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戰爭的完成，就生產力發展水平而言，不是簡單的先進戰勝落後的進程，而是如前所述，是代表先進的生產關系而最終決定生產力發展方向的一方戰勝落後的陳腐的一方的結果。中國以後的歷史發展進程，如商之取代夏，偏居西陲的周之滅商，戰國時代的楚之衰亡和秦成一統，無不反復地證明了這一規律。
夏部族所領導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戰爭，是以嵩山及其周圍地區為基點，以伊洛平原為中心逐步向四面展開推進的。在這一歷史進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礙來自強大的東夷部族集團。夷夏斗爭的序幕，約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時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曾經西侵南下，深入至豫西、豫南部分地區，更曾深入到中原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區――潁水中、上游和伊洛河下游平原[41]。歷史文獻如《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的炎黃阪泉之戰，黃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應該講的也是這一時期夷夏斗爭的故事。東夷集團在龍山時代力量之強大，約略可從山東境內如城子崖等一批規模宏大的城址、臨朐朱封龍山文化大墓中的發現[42]及以精美蛋殼黑陶為代表的制陶業和整個手工業的高度發達而見一斑。龍山時代夷夏斗爭的結局，是中原夏王朝的崛起和山東龍山文化的衰落。個中原因十分復雜，其中一點我們可以從夏王朝建立之後夏夷斗爭仍然時斷時續的分析中得到某些啟示。夏初，太康無道，夏政凌遲，因而失國。東夷族有窮氏首領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實質上是東夷部族對中原夏王朝政權的一次顛覆。而後羿代夏後，夏後相逃至同姓斟灌氏處避難。寒浞代羿，滅二斟，殺帝相。其時,相妃後 以有孕之身，逃歸有仍，生少康，更為有仍牧正，寒浞更使其子求殺少康以斬草除根，少康逃奔有虞氏為庖正。有虞氏乃「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更有夏遺臣，逃奔有鬲氏的靡聯合二斟殘餘力量，滅浞復國，史稱「少康中興」。由這段歷史可見，中原夏部族曾以聯姻方式與東夷集團某些部族結成了政治上的聯盟。而整個東夷集團則如此前南方的良渚文化部族一樣，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一尊統治的政治局面，始終處於分裂割據，內亂不已的狀態，使得夏人可以從容進行聯姻結盟，採取分化瓦解，各個擊破戰略，從而最終建立並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天下一尊」的地位。夏王朝建立之後，促進了以青銅冶鑄業、建築業為代表的生產力的大發展，而山東龍山文化衰落之後，代之而起的岳石文化似乎較之前者倒退了一大截。孰優孰劣，一目瞭然。盡管東夷集團的強大力量一有是以後整個殷商一代的主要威脅，但顯然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無法根本扭轉其頹勢,而只是強弩之末了。
第四，以堯、舜、禹為代表的英雄人物對推動歷史發展的進程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堯、舜、禹的時代，約與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相當，也正與夏王朝建立之前夏部族所領導的統一戰爭約略同時。這一時代產生的許多優秀的部族集團領袖，對推動歷史發展的進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批部族集團領袖是在嚴酷的實際斗爭中產生並經部族成員推舉出來的。流行於這一進程晚期被後世文獻推崇備至的「禪讓制」，其實質就是部族集團領袖經過長期的實際斗爭考驗深受擁戴而經推舉產生。這一進程，據《古本竹書紀年》記載[43]，包括舜之代堯，可能都不是和平的「禪讓」，而是夾有暴力的奪取。即便依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如果說堯、舜以賢、孝禮讓而名於天下，則大禹純粹是以勤奮智慧和功績卓著而樹立起自身的絕對權威的。部族集團領袖在實際斗爭中產生並深受擁戴，因而被授予許多特權並由此成為夏以後世襲天下的統治集團建立專制制度的基礎。至啟殺益而自立，這一制度終於壽終正寢，蛻變而為世襲制的專制制度。由此中國社會沿著夏王朝開創模式的軌跡，開始了漫長的周而復始，循環發展的歷程。
第五，中原地區「天下居中」的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廣泛吸納各地文明創造的優秀成果的寬廣胸懷和能力，決定了它成為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座大熔爐,奠定了它成為中國古代文明中心的基礎。
仰韶晚期及整個龍山時代的中原社會，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是一座融匯四方文化精華的巨大熔爐。早在仰韶時代晚期，中原文化就與東鄰的大汶口文化、南界的屈家嶺文化廣泛交融。至龍山時代，則更多地吸收了山東龍山文化的因素。如制陶業中一定數量的黑陶的生產，器表裝飾中的泥餅、泥條和圓形鏤孔裝飾等，器類中的鼎、規鬲、瓮、豆、杯等。來自東南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玉鉞等禮器以及代表君權和神權結合的玉琮上的獸面紋等，在二里頭夏文化乃至後來的商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其影子並發展而為最具特徵的文化內涵。在這些陶器、玉器、獸面裝飾等的表象後面，更重要地是接受了其內蘊的統治思想，使得中原文化更顯其博大精深。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個廣泛吸納各地創造的文明成果的社會，必然不斷發展進步。有些學者在探討山東龍山文化乃至此前的良渚文化和北方地區的紅山文化的衰落時，往往將之歸結為偶然的自然因素，「洪水說」是這一研究的必然歸宿。但是，大約肆虐於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滔滔洪水，不惟是中國古史傳說中的重要內容，也是世界范圍內廣見記載的一場人類浩劫。中原文化同樣面對無情洪水的威脅。它非但沒有衰亡，反而在洪水中崛起。實際上，一個封閉的社會環境，內亂不已的社會局面，一個暴虐的統治集團，腐敗透頂，失去民心的社會統治，即使在短時期內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文明，也是不可能長久的。這也正應是中原周邊地區幾支輝煌的古代文化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最後，中原地區文明中心地位的確立，如果以夏部族完成統一並最終建立夏王朝為標志的話，那也只是它的早期。其文明中心地位的鞏固，則是以後文字的發明和廣泛傳播。從目前考古資料看，舞陽賈湖遺址發現的屬於裴李崗文化的甲骨契刻文字[44]，各地仰韶、龍山文化遺址中大量發現的刻劃符號，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發現的刻字陶文[45]等，可見文字的發明曾經經歷了漫長的歷程，而文字的起源也可能是多元的。可以想想，夏王朝建立後，曾經在推行文字的統一和使用傳播上做出過偉大貢獻。只有囿於目前的資料，這一進程，仍然只能認為完成於以甲骨文的廣泛使用和傳播為標志的商代時期。

Ⅷ 對於良渚文化的理解

良渚文化簡述：

一 驚人的成就

1. 世界同一時期規模最為龐大、最為先進的都市防洪系統

在良渚遺古城西北部，先民構築起了一道長達6.5公里的大型堤壩，用以防範天目山余脈的洪水。浙江餘杭地區是整個浙江省最大的暴雨中心區，經常發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良渚人為了保護國都——良渚古城而修建了這個堤壩。當地人稱它為「塘山土垣」，它除了6.5公里的長度之外，平均至少4米高，30米寬，在它的外圍形成蓄洪的水庫，至今能夠行船。

從塘山土垣向西7公里，還有兩條大堤——彭公堤防和奇塢山堤防，一個長5公里，另一個長6公里，其中一段山間隘口處，堤防高達20米，由不同的土壤層層夯築而成，異常堅固。這兩重防洪體系保證了良渚古城千年之間未曾為洪水毀滅。在良渚古城的南部，經航拍顯示，也存在著綿長的土垣，很可能就是防洪工程的一部分。而對比同一時期印度的古城——號稱「遠古曼哈頓」的莫恆佐·達羅曾七次被洪水摧毀，最後不得不廢棄。我們應嘆服良渚人防洪能力的強大。

2. 公元前2500年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市以及土建工程

5000年前，良渚古城一帶還是一個人跡罕至的沼澤地帶。然而從4900年前開始，一批人突然來到此地，填平和沼澤，並且修建了大規模的都市。從考古學年代上說，這些人很可能來自天目山南麓，他們在古城建立之前就已經聚集在瑤山一帶，修建了規模宏大的瑤山祭壇。

很可能在離開天目山之後，他們立即開始起建良渚古城。最先完工的是巨型建築基址「古上頂」，在考古學上，它也被稱作「莫角山」——這個巨型的建築台基高8-10米，東西長約670米，南北寬450米，面積30餘萬平方米，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土建工程。之後，良渚人又在莫角山周邊修建了面積達數十萬平方米的次級台基。之後，可能又順次建立了反山和皇墳山。由於考古發掘工作尚未全面給予揭示，我們現在無法猜測這些巨大的工程到底耗費了多少土方量。

大約從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300年，良渚古城「城牆」修建完成，古城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東西長1500-1700米，南北長1800-1900米，所圍積達290多萬平方米。城牆底部鋪墊石塊作為基礎，寬度40-60米，基礎以上用較純凈的黃土堆築，部分地段地表以上還殘留4米多高城牆。共發現六座水門。整個城牆的土方量當不亞於埃及金字塔。從長江流域其他地區的古城形態來看，它們均有共同之處——城牆牆面平緩，內直外斜——極為注重防洪功能。因此，該「城牆」應該是水城牆，主要用作防洪。

同一時期，在城牆外圍，更大規模的土建工程拔地而起，如美人地、卞家山等長形土垣里三層外三層地將良渚古城包圍起來，構成了它的「外城」，經過考古發掘，這些土垣實際上是當時制陶工匠和漆器工匠們工作和居住的社區——當然，可能還製作絲綢。這些社區有大規模的人工運河網路相連，並且均配有自己的碼頭。通過這些水路交通方式，將古城的產品輸送到整個蘇浙地區，形成一個以良渚古城為中心的大規模貿易網。

良渚古城和其外城總體規模達到了30平方公里，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都市。

3. 漆、絲、玉、珠寶、舉世無雙的黑陶工藝以及文字的萌芽

良渚文化中的玉器馳名天下，尤其是琮、璧、鉞等重器，其雕刻和造型已經達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網站上到處都有相關的資料，此處我不多說。良渚時期的漆器也異常發達，不但能夠製造出多彩的漆器，還能夠製造復雜的鑲玉漆器。良渚時期，社會富足、文化昌明，漆器從貴重物品流入尋常百姓的家中。當時良渚人的墓葬中，棺槨均施以漆繪。甚至在農具犁的木質部件上以及箭簇的木桿上也有漆繪，可見漆器在當時不但不是奢侈品，而且還是相當常見的日用物資。

在良渚古城北部的錢山漾遺址，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家蠶絲織品。絲線密度和現代的細亞麻布相當，體現出高超的紡織技術水平。良渚人的陶器工藝舉世無雙，不但造型雍容典雅、氣象非凡，而且工藝復雜，令人驚嘆。卞家山曾經出土過一件陶片，不到20平方厘米的陶片上刻著23個精緻的鳥形紋。而在綽墩遺址出土的一個黑陶寬把杯，造型別致，通體刻滿精心設計的神聖紋樣，即便是當代的藝術家也對其嘆為觀止。

良渚人還喜歡瑪瑙、象牙等珍貴器物，並製成工藝品。其中，在福泉山出土過象牙權杖，雕刻工藝復雜，完全可以媲美良渚玉琮上的神人獸面紋。而良渚人的航海能力也頗為強大，它們能夠深入遠海，捕獲鯊魚等深海魚類。而當時收集鯊魚的牙齒，是良渚貴族們的一種奢侈風尚。

良渚人文化時期的陶文比中國同一時期任何地方的陶文都復雜得多，有些陶器上的記事符號可以連接成句。美國哈佛大學博物館收藏有一件良渚陶器的頸圈，上面刻有9-12字的成行規整的刻畫符號，其行文風格比甲骨文還要美觀。可以說，良渚時期就有了中國文字的萌芽——當然，還需要更多類似的考古發現確證它。

值得一提的是，良渚人在中國古代最先採用了犁耕技術，以及大規模農田水利灌溉系統（見茅山良渚稻田遺址），使得糧食產量獲得了質的提高。這也成了支撐良渚社會繁榮富強的根本因素。

二、 良渚文化興衰略說

公元前3500年，年輕的華夏族突然在黃河中游崛起。 他們最初在公元前6000年時發源於陝甘一帶，隨後向中原腹地大舉擴張，形成了舉世聞名的仰韶文化。

不得不說，這是一支了不起的民族——他們打敗東夷族的後崗文化，將勢力深入陝甘、豫東、河北、遼西以及長江流域，形成了上古時代最為強大的族團。然而，就在他們的鼎盛時期，卻遭到了一隻神秘民族的迎頭痛擊。這支神密民族來自遙遠、濕潤的南方，他們橫沖直撞，一直打到黃河南岸，之後又突然地從中原腹地消逝。

這一民族來自長江下游的太湖一帶，後來被考古學者稱為「崧澤人」，也就是良渚文化的祖先。

他們為什麼要攻打千里之外的中原？為什麼要和強大的華夏族火並？原因可能永遠不可能探明。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北方的財富在吸引他們進行軍事上的冒險。早在公元前3800年，崧澤人的社會就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東山村遺址的發掘顯示，崧澤文化的早期，已經形成了貴族和平民兩大集團。貴族們開始用玉器來裝點自己的生活，死後也要拿它們下葬。

然而，當時中國境內最好的玉器生產基地卻在淮河一帶的凌家灘。凌家灘人的社會也非常崇尚玉器，他們的制玉技術發達，而且燒造技術和建築技術也在當時首屈一指。崧澤人很顯然異常垂涎他們的財富。公元前3600年，崧澤人武力奪取了凌家灘一帶的統治權，之後又占據了整個淮河流域——這使得他們和中原的沖突不可避免。

中原人打敗後崗人之後，將同屬於東夷民族的大汶口人壓制在山東一隅，大有一統黃河之勢。然而，經過崧澤文化的沖擊，華夏族的擴張開始轉向衰落。當時，崧澤人也許就是東夷人的一支盟軍——但是無論如何，這種同盟關系很快就不復存在了。公元前3300年，太湖地區發生巨變，良渚文化取代了崧澤文化——這種巨變是怎樣發生的，尚不得而知。但是我們至少可以看到，良渚人很快就和東夷族反目，他們攻入蘇北地區，將東夷族從其世代居住的蘇北中心區趕了出去。在花廳遺址，考古學者們發現了良渚貴族的墓葬以及大汶口平民的墓葬共處同一個遺址的情況，還發現了中國最早的人殉坑。而考古調查顯示，整個蘇北地區的聚落數量急劇下降——東夷人不但被入侵的良渚人打敗，還舉族遠遷。

現在，華夏人反倒成了遙遠民族的盟友，共同夾擊東夷族。然而，東夷人在西部的擴張卻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他們順利地攻佔了豫東和豫中。仰韶文化四分五裂，華夏集團不得不退回關中。

東邊日出西邊雨，對於良渚人來說，和平的發展時期卻開始了。良渚古城開始建立，並且取得了對整個太湖周邊的支配權。根據玉器的形態以及製作特點的分析，學者們大致可以肯定，整個環太湖流域的玉器均由良渚古城所分配——這很可能體現了一種具有宗支特點的政治關系。良渚城很可能統領著一個疆域廣大的古國。

隨著良渚古城的城市化進程，太湖流域又出現了幾個不同的「都市」——福泉山遺址以及寺敦遺址。其中福泉山遺址面積達1平方公里，中心建有大型的祭壇和等級頗高的貴族墓地。寺敦遺址規模和福泉山遺址面積相當，它不但擁有中心祭壇，還擁有內圓外方的兩重環濠——以寺敦為中心，他們還開鑿了一個正十字形的運河工程，但是它到底通向什麼地方，尚不得而知。

不論如何，整個良渚文化6萬平方公里的分布范圍內，良渚古城的顯赫地位從未被動搖過。良渚古國的疆域，北起蘇北，南到浙中，西至安徽（這只是估計，其西部邊界尚未確定），東至大海，而它的玉禮器遠播至廣西、陝北。可以說影響了大半個中國。

然而，不久以後，外部的情況開始變化。從公元前2600年開始，中原龍山文化崛起。其中一支叫做「造律台文化」，從公元前2400年開始，他們逐漸向東南方擴張。良渚社會受到了劇烈的影響，良渚文化也轉變為錢山漾文化。不過這一時期，良渚古城的建造仍在持續，這似乎說明他們仍然保持著政治上的獨立。

約公元前2200年，造律台人對良渚地區的擴張加劇，一種新的文化類型——廣富林文化出現在環太湖地區，同一時期，良渚古城遭到廢棄。良渚古國可能在此時遭到了亡國的命運。即便如此，有些證據顯示環太湖地區的文化依然繁榮，外來的統治者好像並沒有完全破壞太湖地區原住民的生活秩序。

到了公元前2000年，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政治形勢出現劇烈的動盪。中原地區繁盛一時的陶寺古城被毀，慘遭屠城（見陶寺「大擾坑」）；鄂爾多斯地區的鬲文化人群滲透到中原的大部分地區；山東龍山文化大范圍衰敗，蛋殼陶工藝、制玉工藝失傳，人口數量銳減；長江中游的石家河古城被摧毀，來自中原的一支力量占據了該地區；四川的寶墩古城遭到廢棄，城市化進程中止。

也就是同一時期，來自浙南的一支野蠻民族再次洗劫了太湖地區，將造律台人趕出了蘇南、浙北一帶。此後，太湖地區陷入了長時間的文化空白和衰落——城市不復存在、玉器不再製作、貴族們的生活方式也被摒棄。太湖地區重新回歸到質朴的鄉村生活和原始的等級秩序。曾經昌盛一時的良渚古國，被永久地遺忘了。直到20世紀，通過考古學家們的努力，先民們的偉大業績才再次為子孫們所知曉。

Ⅸ 鄭州有什麼古代遺址，為什麼會成為古都呢

鄭州擁有的古代遺址可能不是我們通常認為的唐宋元明清，鄭州歷史悠久。早在3600年前，這里就是商王朝的都邑，夏、商、管、鄭、韓5次為都，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在此設州。3600年前，這里是
商王朝的重要都邑之一。 轄區內發現有距今8000年的裴李崗文化，距今5000年的大河村、秦王寨等多種類型的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遺址。所以河南近年來也在大力發展全域旅遊，眾多的文化遺址也吸引了不少的國內外遊客。

Ⅹ 我國文化遺址在分布上有何特點這些特點說明了什麼

我國古代的文化遺址分布星羅棋布，重點是三大地區：一是燕山南北地區，二是黃河兩岸、華山地區，三是長江下游江浙地區。從距今五千年的紅山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到後來的北京、西安與洛陽、六朝古都（南京）與杭州，都說明了這三個地區是中華歷史文明的重心所在。實際上，上述三個地區分別代表了北方的草原文明、中原旱作農業文明、南方的水稻、漁獵文明。這是宏觀的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