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看待文化圍剿

A. 我需要知道委員長 6次圍剿 全部歷史資料

其實國民政府對蘇區的圍剿之前已經有過四次,但是正式的圍剿應該從第三次算起.
1930年和1931年二次圍剿,都是地方部隊參加,中fe央軍根本沒有介入.
第一次圍剿中hg央軍沒有參與在於規模空間中原大戰剛剛結束,中gh央軍要對付地方軍閥的後續作戰,實在沒有精力參與.
而第二次圍剿則是國民黨大老林森,胡漢民等人一起聯合要迫使蔣介石下野,當時蔣介石被迫軟禁胡漢民,國民黨大老隨即群起攻之.國民黨內搞得天翻地覆,蔣也實在沒有精力再去對付紅軍
前兩次國軍都是地方部隊,如贛軍,湘軍等!這些部隊各自為戰,戰鬥力很差,而且幾乎沒有統一的指揮,結果必然被戰斗意志頑強的紅軍擊敗.
到了1931年7月到9月,中af央又開始了第三次圍剿.這次開始,中et央軍開始介入.圍剿也由中re央軍高級軍官陳誠將軍統一指揮.
國軍這次圍剿從軍事上比較成功,一度攻陷蘇區大部分戰略要地,但是沒有能夠打擊到紅軍的主力.
但是與此同時,國民黨反對派汪精衛等人在廣州成立的另一個所謂的南方國民政府,並且出動二廣部隊和北方的石友三配合南北夾擊中eg央軍,一度攻陷湖南江西大部分地區.
這還不算最嚴重的.到了9月,九一八事變突然爆發,張學良不戰而退,蔣介石被迫停止第三次圍剿.
除了外界因素的影響以外,在這三次圍剿中,國民政府中ed央軍和地方軍閥部隊都採用了錯誤的戰略戰術.
用後來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話來說:敵軍想一口吃掉蘇區.他們雖然曾經一度深入蘇區,甚至佔領了蘇區首都瑞金,但是三次圍剿必然要失敗.敵軍根本沒有充分的准備,沒有考慮到政治經濟和地理的情況,特別是敵人的軍事戰略不符合有組織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新要求.敵人愚蠢的排成漫長的行列行軍,而且是大部分行軍是在叢山的地區迅速推進,沒有足夠的掩護和偵察,更不用說是堡壘了.加上他們之間屬於不同的派系,沒有統一的指揮,互相也缺乏支持還鉤心斗角,他們甚至樂於坐視友軍的毀滅.
結果就是敵軍單個縱隊,整團整師的敵人在蘇區腹地之中,被紅軍誘引到埋伏圈殲滅.
根據以上所有的問題,國軍從第四次圍剿開始,使用了新式的戰略和戰術.
新式戰術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圍剿
老薩一直願意把四次和五次圍剿放到一起來看.
他們其實是一個完整的軍事行動,前後具有很強的一貫性!
第四次圍剿是第五次圍剿的序幕,他主要是肅清中rth央蘇區外圍的戰斗.最終粉碎了鄂豫皖蘇區和湘贛蘇區,消除了他們對中dtr央蘇區的支持.
第四次圍剿開始,蔣介石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進行變革.採用全新的戰略戰術對付紅軍,最大程度上削弱紅軍的優勢.
但是第四次圍剿剛剛進行不到一個月,日本關東軍入侵熱河省.國民政府急調二十五萬主力在華北和日軍激戰,被迫停止了這次圍剿.
第五次圍剿則不同了，蔣介石為了徹底肅清蘇區，改組了南昌行營。
蔣將第二，三，四次圍剿的負責人何應欽解職，任命江西省主席熊世輝為行營辦公廳主任，原行營參謀長賀國光擔任第一廳廳長，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兼第二廳廳長。
蔣介石親自指揮第五次圍剿，南昌行營的權力范圍擴大到 閩粵湘贛浙五省。
軍事上
共方面一直把第五次圍剿歸結為路線上的錯誤,其實這是不對的.
第五次圍剿的失敗,從根本上來說是軍事上的失敗.
第四次圍剿開始,國軍在國軍將領柳維垣,戴岳等人的建議下,開始採用著名的碉堡戰術對付紅軍。
這個戰術後來在經歷過一戰的德國顧問—德國國防軍之父馮.賽克特將軍和的指導下,越發完善和壯大.
所謂碉堡戰術簡單來說就是穩步推進的合圍戰術.
蔣介石分析前三次圍剿的失敗作戰教訓,決心使用自身的優勢瓦解紅軍運動戰的優勢.
國軍採用步步推進的戰略,主力從蘇區四面合圍過來.
和以往不同的是,他們不急於推進,而是走一步就修建一個碉堡.
沒有重武器，是無法打陣地戰的，尤其無法打破國軍的碉堡工事。
紅軍的步槍和手榴彈實在無法有效破壞國軍的水泥或者磚石結構的碉堡。
以碉堡作為依託,國軍只用較少的部隊(一般一個碉堡只有一個班或者一個排駐守)就可以封鎖住紅軍的連營一級的進攻.
而大量的部隊則集中在碉堡後方,隨時准備圍殲進攻碉堡的紅軍部隊.
而且國軍並非單純修建類似日軍抗戰中那樣的孤立炮樓,而是在德國軍工專家的幫助下,修建了可以互相支援的碉堡體系.
就雙方實力的對比上,根據李德的回憶:國軍用於圍剿中tytt央蘇區的兵力約40萬，其中中ty央軍多達30個師,地方軍閥福建十九路軍5個師,廣東陳濟棠的7個師,湖南何健湘軍3個師.
而中央蘇區的紅軍正規軍約有10多萬人,還有7到8萬地方武裝部隊.
失敗的結局看來難以避免了.
在建國以後，我們一直指責李德他們打單純的陣地戰，這顯然是不符合歷史。
李德的短促突擊，其實並非陣地戰，而是針對碉堡戰術的一種運動戰。 對此，紅軍中最有能力的二個軍團長，彭德懷和林彪也表示認同。
但是執行起來問題卻很多!
老薩說，短促突擊也是不得已的辦法，它如果成功，就意味著國軍犯了錯誤。如果國軍不犯錯誤，短促突擊是不會有什麼戰果的。
其實如果紅軍有重武器，比如平射炮，打破碉堡戰術的難度並不大。
總之,短促突擊的最終結果是,在五次圍剿的戰斗中,紅軍和國軍消耗了幾乎差不多的兵力。
最終紅軍被合圍在蘇區腹地較小的區域內。
這時候，紅軍只有一個選擇：就是放棄中ghh央蘇區，躍出碉堡線的封鎖，跳到外線作戰。
紅軍被迫開始了著名的長征!
蘇區人力上的衰弱
除了軍事上衰弱以外,紅軍在兵源補充上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雖然一度發展到17,18萬人的規模,但是這已經是蘇區所能承受的極限了.
由於長年的戰爭，紅軍自身兵力消耗也不輕，需要大量年輕的新兵進行補充，才能保證旺盛的戰鬥力。
但中央蘇區本身就在貧窮落後的江西蘇區,人口也比較稀少.在1933年,蘇區人口總數不過300多萬,適合兵役的成年男子不過60萬人左右.但是由於忙於艱苦的勞作,他們普遍身體瘦弱,有很多人還有慢性疾病,能夠參軍的最多隻有40萬人.
但是還要除去政ee治不合格的比如地主,富農,反革re命分子和其他不可靠的人,滿打滿算能夠服役的人約30萬人.
當時紅軍兵力徵召幾乎已經到了極限。紅軍原有4萬多人，在從1933年5月到10月，紅軍新徵集6萬青年加入部隊。11月到12月，又徵集2.5萬人。短短半年時間徵集8萬5000人進入部隊，這個數量相當驚人。
通過大量徵兵，紅軍到了1934年底,紅軍數量已經達到14萬人左右.也就是說,已經吸收了一半的可用兵源!
這就當時的情況來說,已經是很多了.因為江西蘇區仍然也勞動密集的稻米種植為主要糧食來源,必須要有相當的男勞力從事農業生產。這種工作單靠婦女和老年人是不行的.
到了第五次圍剿後期，由於紅軍在一年戰斗中損失嚴重,開始大量徵召新兵.
據當時紅軍高rt層回憶:長征之前,紅軍隊伍不斷地擴大，各縣男子已所剩無幾。一九三三年長岡鄉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名參加了紅軍，只剩下婦女和老人。
到了五次圍剿快結束的時候，蘇區適齡青年幾乎全被參軍或者成為紅軍的民夫, 上杭縣才溪鄉，共有二千餘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擴軍後，鄉里只剩下男青年七人.
大量青壯年男子投入前方後，農村勞動力嚴重缺乏.
1934年4月，興國縣的紅軍家屬達61670人，留在後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殘。雖然蘇區中ey央努力動員婦女參加田間勞動，並加緊調動地主富農舉行強迫勞動，但勞動力缺乏仍然成為突出問題.
1934年春耕期間，主要因勞動力缺乏，各地尚未耕好的荒田，不下十二萬擔。以汀州為例,紅軍家屬由於田地荒蕪，1934年夏收前缺糧者達到1575人。
蘇區物資的缺乏
對原本就落後又忙於戰亂的蘇區進行經濟封鎖,實在是非常實用的招數.
長達一年多的封鎖和蘇區大量青年參軍導致農村勞動力不足.到了第五次時期,蘇區出現嚴重的物資缺乏問題,其中糧食問題尤其嚴重.
錯誤的政策
這是歷史的禁區,老薩就不多說了.
早期蘇區曾經劃過成分,當時地主和富農大約百分之七左右.這個數字對於貧窮落後的蘇區來說,其實已經很高了.其實因為江西蘇區過窮,很多所謂地主用全國觀點來看最多隻是富農.至於富農就更別說了!
五次圍剿前後,中央卻又搞了查田運動,說是要清查漏劃的地主和富農.把地主和富農的土地一律沒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要求消滅富農和地主，消滅富農經濟。
結果是，不但地主和富農被一掃而光，很多中農被錯誤的增劃進富農地主的行列,遭到了斗爭.
有過農村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富農和中農是農村生產力主要構成部分,他們和地主不同，大多是吃苦耐勞而且較為有頭腦的農民.貧農除了受地主壓迫以外，自身很多缺點也是他們時代貧窮的原因。富農，中農遭受打擊使得蘇區生產力大為下降!
這些都引起群眾的相當不滿,部分地區甚至出現群眾逃往國統區的情況.
國軍方面的政hj治和文化手段
蔣介石一直把第五次圍剿說成：軍事圍剿，經濟圍剿，交通圍剿和文化圍剿。
而蔣介石的智囊楊永泰更是把五次圍剿說成：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除了軍事手段以外,為了消滅紅軍在政yr治上和文化上的宣傳優勢,國民政府方面也相應的進行改進.
這些宣傳起到相當大的作用,根據李德回憶,在五次圍剿期間,國軍只有很少士兵投降,叛變的則是幾乎沒有.比起以往動輒整師整營的投降,實在無法同日而語了!
第六次就是到陝西後有張學良為主的那一次，由於張發動西安事變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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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何正確對待中西文化問題，結合五四新文化運動史實

一、現代化意識的曲折顯現—— 從「中體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補」 現代化並不是一個單向的歷史過程，而是近代西方的沖擊與東方國家內部回應兩者相結合的一個錯綜復雜過程。對於受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東方國家來說，自強圖存的第一個回應是強烈的民族主義的，它的具體措施就是模仿西方的先進技藝。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悠久的東亞文明傳播中心來說，西方沖擊在傳統知識分子思想中激起的最大反響是文化回應，即東西兩種不同文化體系的沖突，這就是關於東西文化觀的論戰的由來。 從自強運動（即洋務運動）到「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初期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居於領導地位的士大夫階層應付「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提出的最早的現代化口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從哲學上來看，這種兩分法可能是謬誤的，但中體西用論的基本精神是以西學來補中學之不足，承認中學不是完美無缺而有可補之處，這畢竟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進步。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統治階級包括它的知識精英從御夷圖強到變法圖強，都是一種「防禦性現代化」，其中心思想都是突出一個「保」字——保種、保教、保國、保民。在「保」的前提下進行「變」，就是在中國的舊「體」的框架內引進西方的器用。這種現代化模式在世界上也是有而且獲得成功的，那就是東鄰日本在「尊王攘夷」、「和魂洋才」的口號下進行的明治維新。中國的維新運動就是學日本的維新而來。日本的成功並不是丟棄自己東方文化而全力推行「西化」，而是在發揚狂熱的「神國主義」保持自己的國本的條件下，急速建設「軍國主義的工業制度」，建立了一個可與西方匹敵的准現代國家，通過侵略戰爭贏得世界聲譽。「日本精神加西方知識」的畸形現代化打敗了「中體西用」的現代化，固然證明中國現代化的失敗，但如果把失敗完全歸之於中體西用論的失誤，那就把復雜的歷史過於簡單化了。 「西化」論的主流思潮並非「全盤西化」 維新運動失敗之後，社會進化論的輸入為革新志士提供了新的思想武裝，於是激進的革命派提出種族革命的理論（孫中山、章炳麟等），維新派思想家梁啟超則從保國保種的思想轉向根本改造國民素質的「新民」理倫。「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梁氏這種除舊布新的「新化」思想中，已包含中國處在過渡時代的意識、現代競爭意識等現代化思想的閃光。這顯然已開始突破了中體西用論的框框。他為現代國家的國民設計的新德性，諸如自由、自治、進步、自尊、合群、尚武、進取冒險、權利思想、國家思想、義務思想等等，與當代美國社會學家英格爾斯在《人的現代化》一書中開列的現代人特徵比較，有許多觀點是吻合的。新民運動就是人的「新化」運動，是從「中體西用」觀向「西化」觀過渡的橋梁。 在辛亥革命以後，中體西用的思潮日趨衰落，但是主張中西調和的觀點仍一直占居上風。到「五四」前後，陳獨秀、胡適等人在報刊上以毫不妥協精神向封建舊文化挑戰，在思想界才激起了軒然大波。陳獨秀以毫不調和的立場來對待中西文明的沖突，旗幟鮮明地主張接受近代西洋文明來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就徹底否定了「中體西用」論。他寫道：「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禮教為非，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答佩劍青年》）陳獨秀所說「歐化」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西化」，即梁啟超所說的「新化」，這是二十世紀初中國思想界對現代化的理解，其內涵就是科學化和民主化。對此胡適加以發揮，提出了東方落後民族應當以西化方式實現追趕型的現化化觀點（《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後來他在《我們對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中，又進一步提出要打破所謂東西方有「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之對立這種流行成見，並充分肯定西洋文明是理想主義的。清末以來，對西方文明的估價從器物層次上升到制度層次，現在又從制度層次上升到精神領域，不能不說是一個大進步。在十餘年內中國現代啟蒙思想的猛進，由此可見一斑。總之，五四時期的西化論的主流思想是輸入西方的民主與科學精神，通過激進的文化革命來徹底改造中國舊文化，以爭取中國的文藝復興。 從「西化」論到「中西互補」論 有關中西文化問題的論戰在「五四」前後歷時達十餘年，在這場論戰中徹底反傳統的西化派到底取得多大成果，還有待於深入研究。從近百年中國啟蒙思想運動來看，「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主要並不在於已經批倒了各種舊禮教和舊道德，而在於破除了對自由探索的各種桎梏，形成了一個各種新思潮百家爭鳴的局面。只有在這樣的思想黃金時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才得以迅速傳播。在「五四」前後發生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論戰中，圍繞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年）一書展開的論戰，是後斯關於東西文化問題討論的一個新的熱點。 近代中國涌現的所有新思潮都是世界思潮的某種反映，世界思潮的變化也必然影響中國思潮的轉變。「五四」以前，中國維新志士倡導的新學，留學生提倡的新文化，實際上都是十九世紀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暴露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各種問題，才引起了西方信仰危機，使西方思潮發生了大變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新形勢下，從俄國和西方輸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持激進的觀點批判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從西方、印度、日本輸入中國的羅素、泰戈爾等人的思想，則持溫和的觀點重新估價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這樣，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東西文化的論戰，都面臨全新的復雜形勢。曾經謳歌過西方文明的梁啟超到歐洲旅遊歸來，對西歐文明的幻想破滅了。曾經鼓吹過西方的民主自由的陳獨秀轉向了俄國社會主義新文明。梁啟超號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聖」和「東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的最新觀點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歐游心影錄》）。這一觀點可以稱之為「中西互補」論，但其骨子裡卻是「以中補西」，也就是以重新「孔化」來代替「歐化」。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角度來看，這無疑是一種開倒車的思潮。但這一思潮中包含了對西方現代化的批判的審視，從這個角度來看，又有其合理的內核。 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接受並全面發揮了梁啟超的觀點，並把它歸結成為一個新的命題：東方化還是西方化，也就是孔化還是歐化的問題。該書的特色是不局限於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之比較，而是第一次從更廣闊的視野把中國、印度與西洋三種文明放在一起加以比較，主要是從人生哲學的角度分析研究。該書以獨創的文化多元論來反對當時西化論的文化一元論，即認為中國、印度、西方三種文化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發展「路向」，各自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和倫理哲學，而否認東西文化屬於人類文化發展的不同階段。因此，中國人無論走多久也走不到西方人可達到的地點。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西化論的理論根據。另一方面，作者又認為這三條路向是可以穿行的，並提出了西洋文明、中國文明、印度文明三大文明循序演化的世界文化觀，認為在最近未來將有「中國文化復興」，將來繼之以「印度文化復興」。在當時，這本書確是從世界比較文化這個新角度來探討中西化問題的一部論著，引起思想界的轟動並非虛妄。這是儒學現代化的一部開路之作，而且是在反儒學的高潮中誕生的。西化派高呼打倒的儒學轉眼之間就披著振興世界文化的道袍重新登場，這說明對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單靠猛烈的文字討伐是無濟於事的。 在「五四」後期關於中西文化觀論戰的新爭論中，有必要提醒注意一部長期被人遺忘的書，那就是楊明齋寫的《評中西文化觀》。楊在十月革命前就到過俄國，加入過布爾什維克黨，後來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有數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之一。《評中西文化觀》出版於1924年初，全書共分四部分：第一卷評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二卷評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卷評章士釗的《農國辨》，第四卷總解釋，從理論與歷史的結合來闡明一種新的文化觀。如果說《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反映文化折衷論觀點的集大成之作，那麼，《評中西文化觀》就是從廣闊的視野對各種折衷論觀點進行較系統地分析批判的獨一無二的著作。此書通篇沒有引用馬克思的詞句，而是用「大多數社會的事實及其歷史」來研究文化問題，「從大多數平民生活方面觀察中國文化」，然後對歷史的復雜現象進行理論概括。作者把人類社會的演進分為漁獵、畜牧、農業、工業四個階段，指出長期生活在農業生產組織下的社會的經濟變遷是依靠於「自然轉機的大流」，從而長期停止了進化。他用這個觀點，對中國文化的特徵、儒家的學說和人生觀，孔老墨的思想發展背景、實行儒家文化的後果等，提出了新解釋。指出「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倫理等在中國之所以能生存不變至二千餘年的原因，便是全憑農業生產組織」。農業生產方法進到工業生產方法，才能引起生產力的大變動，這樣，最重要的就是產生了資本、知識、教育、組織、秩序五種新生產之要求。「有了以上五種新生產之要求的設備，這便是由農漸化為工，於是『新世界』生。」這里所通俗表述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進化史觀，實際上是關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進化的現代化理論的最基本觀點。這在當時是極其難能可貴的。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轉向一種嶄新的世界觀和歷史觀來研究中國與世界的演進歷程，《評中西文化觀》大概是這方面最早的一部系統性論著。這是早期馬克思主義啟蒙運動、中國現代化啟蒙思想運動留下的珍貴遺產。 必須指出，關於中國文化復興的思想，並不始於梁漱溟，在梁啟超、蔡元培的文章中早已提出，嚴復的後期言論也露此端倪，孫中山更是一貫有此思想。正如蔡元培所說：孫氏「是為國粹與歐化的折中」（《中華民族與中庸之道》）。孫中山沒有參加東西文化觀的論戰，但他熱情贊揚「五四」新文化運動。由於他早就深知近代西方文明的弊端，所以一貫主張把中國固有文明與近代西方新文明相結合，認為這樣才能使中國「駕乎歐美之上」。他一貫反對盲目抄襲西方，在他制定的第一個現代化綱領《建國方略》的「物質建設計劃」中，講完總的建設計劃之後，特別指出中國建設不能追隨「西方文明之舊路徑」。他打了一個比喻，哥倫布航行美洲時，從歐洲繞道極遠而到美洲，而現在則可採取「直捷方向」航行。我國的經濟建設也要取得「最直捷之途徑」。他一再提倡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用日本學習歐美文化取得成功的經驗來鼓勵國人的現代化的鬥志。在這方面，他顯然高出於同時代的那些啟蒙思想家。但孫中山以為中國對於外國的長處只要能夠「迎頭去學，十年過後，雖然不能超過外國，一定可以和他們並駕齊驅」（《三民主義》）。很顯然，這一估計失誤是與他對中國封建文化傳統的深層結構缺乏認識，對於舊體制改造的艱巨性缺乏深刻理解是分不開的。 二、現代化概念的初步形成—— 「中國本位」與「全盤西化」之爭 過去審視30年代中國社會思潮的起伏變化，局限在文化「圍剿」與「反圍剿」的框架之中，這里擴大視角，提出探索中國現代化概念的形成問題。 「現代化」一詞，在「五四」前後東西文化觀的爭論中，已偶爾出現，如有所謂「近代化的孔家思想」的提法。1929年胡適為英文《基督教年鑒》寫的《文化的沖突》一文，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現代化」的提法。但「現代化」一詞作為一個新的詞彙在報刊上使用是在30年代。1933年7月《申報月刊》為創刊周年紀念發行特大號，刊出「中國現代化問題號」徵文特輯，大概是這個新概念運用的正式開端。這次徵文是在世界經濟危機導致國民經濟衰落和東四省喪失的背景下舉行的，重點討論兩個問題：一，中國現代化的困難和障礙是什麼；二、中國現代化應當採取的方式以及實現這個方式的步驟。 這次討論會共收到10篇短論和16篇專論，作者包括了當時學術界知名之士如陶孟和、吳澤霖、金仲華等人。徵文提出的觀點五花八門，論述深淺不一；但對中國現代化問題的總的趨向性意見，多數人都是一致的，即認為在當時中國的現狀下，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主張走受節制的資本主義或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如大體作一統計：完全贊成走私人資本主義道路的，只有1篇；認為應采某種社會主義形式或以社會主義作為終極目標的，約有5篇；認為應兼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者之長，或主張採取非資本主義形式、統制經濟、節制資本的，約有9篇；未正面回答採取何種方式而強調或專論工業化、產業革命、國民經濟改造為先決條件的文章，約有5篇；沒有明確回答問題或討論其他問題的，有3篇。雖然論者對現代化缺乏統一認識，但認為應「著重於經濟之改造與生產力提高」以及類似的論文，在討論中明顯占上風。這次徵文討論可以看作是知識界一次小型的民意測驗，對民族危機和世界經濟危機的思想回應，較之20年代東西文化之爭時對西方文明進行抽象而空洞的辯護有很大的不同，反映了中國思想界對世界潮流的趨向認識的講步。 在這次討論之後不久，1935年初，陶希聖等十位教授發表了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這是當時國民黨授意作的一篇洋洋大文，實際上盡是浮詞和同語反復，空洞無物，「宣言」的未宣之言是要用三民主義文化統一中國。無論它的政治用意如何，「宣言」一經拋出，就立即引起全國文化界的熱烈討論。這是繼「五四」前後那場大爭論之後思想界的又一場大爭論。涉及的不只是文化問題，而是由此引出中國的出路即社會發展道路的問題。 所謂本位文化建設，從中西文化沖突的角度來看，是本位文化受到外來文化嚴重沖擊而引起的「重整反應」。20年代有過一次，30年代是第二次。在這場論戰之初，站在「宣言」即中國文化本位論的對立面、觀點最激烈的是主張全盤西化論的陳序經。他在《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1934年1月出版）中首先提出自己的新觀點，指明是針對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觀點而發，因此實際上是20年代論戰的繼續與發展，於是對十教授宣言的評論也引起對全盤西化論的觀點的評論。 胡適的「文化惰性」理論 在這里，有一學術公案必須予以澄清。近年來，海內外學者都有人根據胡適在這場論戰中偶爾使用「全盤西化」一詞，把他劃為「全盤西化派」。事情是這樣的：在討論開展之初，陳序經或別的論戰者都沒有把胡適歸入全盤西化派，而是歸入「折衷派中之一支流」。這是有案可查的。胡適由於被人說成是折衷論者，就在陳序經逼他明確表態之後，在《獨立評論》142號的《編輯後記》中聲明：「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論的不可能。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這一聲明為全盤西化論大為張目，一時群起而攻之。胡適察覺到「全盤」一詞不妥，於是很快就承認了自己「用字的疏忽」，聲明「全盤」的意思不過是「充分」而已，提出改用「充分世界化」一詞來代替「全盤西化」（《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從新文化運動以來，胡適始終是近代西方文明最積極的鼓吹者和傳播者，他對西方文明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價值觀的推崇簡直是五體投地，甚至否認有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存在，但是對祖國的文化遺產從未採取過否定一切的態度。早在「五四」時期，他就提出「研究學問，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就是用科學的精神、批判的態度去重新估定文化遺產的價值。因此，只能說胡適是一位「一心一意的西化」派或「充分的西化」派，決不能說他是全盤西化派。 胡適之所以一心一意鼓吹「西化」，是由於他持激進的文化革命觀，其基礎是他有一套獨特的「文化惰性」理論。胡適認為，在多種文化沖突中進行自我調整，絕不能採取折衷態度。因為舊文化有一種「惰性」，這種惰性的根子可能在於某種固有環境與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生活習慣，構成為某一文化的「本位」，即使物質生活驟變，思想學術改觀，政治制度翻造，那個本位都不會有毀滅危險。因此有遠見的領袖們不應焦慮中國本位的動搖，而應焦慮那固有文化的惰性太大。要改造中國，「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的新文化」（《編輯後記》）。胡適的這種獨特的西化理論，當時就有人稱之為「文化的自然折衷論」。我認為這就是胡適堅持必須盡量接受西方文明的重要根由。這種看來非常過火的西化觀，同我們常說的「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其精神是一致的。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看，可說是一種頗有獨到之見的文化的「涵化」理論。拚命走極端，再讓文化的惰性拉向折衷調和，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倡導此說還是可以理解的。只要看看中華民族近百年來經歷了多次大革命的震盪仍未能徹底沖掉舊文化的惰性，就知道此說確有某些可取之處。不管怎樣，這一激進文化革命觀決沒有意思要根本否定祖國的歷史文化。這一點，在胡適對中國本位文化觀提出尖銳批評的同時，有明確的表白。他認為應該虛心接受西方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的朝氣銳氣來打掉我國「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中國本位文化中「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輝光大的」（《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這些觀點，胡適幾年前就在《文化的沖突》一文中闡明過。如果認為胡適為了政治上倒向國民黨而修改自己的觀點以與十教授調和，那是完全錯誤的。 現代化概念：中國思想界自身認識深化的產物 1935年關於中國文化出路的討論，實質上是關於如何重建中國文化問題的討論。這次討論較之「五四」前後中西文化觀的討論和1933年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廣度與深度都前進了一大步，學院習氣也要少得多。在幾個月中就留下大約150多篇論文，參加討論者包括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各種觀點都自由地暢抒己見，看法非常分歧，有主張資本主義化的，有主張非資本主義化的，有主張民族資本主義性的文化即三民主義的文化，也有主張介紹社會主義文化的，但這場大爭論仍反映了當時思想界的一般動向。 一、在這場爭論中，全盤西化論剛亮出旗幟，就遭到從西化派到中國文化本位派的批評與責難，可見其立論之脆弱。有人指出，既然全盤西化最終也仍要折衷和妥協，這實際上已從根本上否定了全盤西化論的觀點（張佛泉：《西化問題之批判》）。胡適也在討論中收回了自己支持全盤西化的提法。也有人在討論中提出「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並解釋為「全盤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來「調整中國固有之優美文化」，這可視為是「全盤西化」論的修正觀點（熊夢飛：《談「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之閑天》）。但總的說來，在這次討論之後，「全盤西化」這個曇花一現的口號，在中國思想界幾乎完全無人再提起了。 二、「五四」以來中西文化之爭，辯論的雙方大多是持僵硬的文化觀，採用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好就絕對的好，壞就絕對的壞。胡適對近代西方文化的執迷態度是一個突出的表現。在這次討論中，對如何認識西方文化的問題，持分析態度的意見顯然占上風，不論對資本主義文化或社會主義文化，都提倡進行客觀的科學研究。就是大力支持西化論的人也客觀地分析了西方生活方式之缺陷，指出西方文化也有歷史的惰性，特別是指出現代資本主義文明是「奢侈文明」、「拜金主義」，以及階級斗爭、國際斗爭之殘酷；指出中西文明之不同是農業經濟文明與現代工業文明之不同，中西文化比較從文化層次擴大到經濟層次。 三、「中國本位文化」論與西化論的兩極對立，在討論中逐步接近，或者說是互相吸收。西化派放棄了「全盤」的提法，而本位派也不斷充實對「本位」的闡釋，提出建立「中國本位意識」的觀點。一是要徹底檢討我們自己民族的優點與缺點，這叫作「認識自己工作」；二是須盡量探索歐美各強的實情和歐美文化的本質，這叫作「認識他人工作」；三是多多研究各民族各文化過去的盛衰興亡史實，發現其所以興盛、所以衰亡的因果法則，以衡量我民族文化的生存能力，這叫作「比較認識工作」（劉jié＠①敖：《中國本位意識與中國本位文化》）。這較之東西文化討論時的泛泛空論，有明顯的進步。 四、在討論中，不論是主張西化論者還是主張中國本位論者，都逐步產生一種新認識，即用「現代化」這個新概念來取代「西化」或「中國化」等概念。「現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卻不能包括現代化」。中國現代化的努力方向：第一，發展自然科學，這是現代化的根本基礎。第二，促進工業發展，一個國家若無現代工業，平時無法生活，戰時無法進攻。第三，提倡各種現代學術，沒有現代學術也不能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第四，思想方面的科學化，以使我們的思想、態度和做事的方法都現代化、效率化、合理化（張熙若：《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 30年代的文化爭論是20年代文化爭論的繼續和擴大。從「東方化」引出「中國本位」觀點，從「西化」引出「現代化」的觀點，表明中國思想界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思想認識在逐步深化中。把現代化的基本概念確定為工業化、科學化、合理化、社會化，在這些年中也基本形成。中國知識界通過自身的思想論辯與探索得出的現代化概念，與戰後西方學者根據馬克斯·韋伯的觀點提出的現代化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到40年代初，現代化一詞引起哲學家討論的興趣。馮友蘭曾指出「西化」改為「現代化」是一種見解上的改變：「這表示，一般人已漸覺得以前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的，並不是因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為它是近代底或現代底。我們近百年之所以到處吃虧，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底，而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古底，這一覺悟是很大底」（《新事論》）。 近年來西方流行的一種現代化理論，是二次大戰後美國學術界提出來的，對中國人來說是一種舶來品。實際上中國從自己的實踐中提出現代化的概念和觀點，早於西方的現代化理論約20年。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我國理論界對於自己的豐富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對於現代化理論的探索都遠遠地落後了！

C. 左翼文化運動所處的時代背景

在蔣介石「四一二」叛變後，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陸續聚集到上海，使上海成為這個時期的革命文化中心。1927年冬，由蔣光慈、錢杏屯、孟超等人創辦了太陽社，由郭沫若、成仿吾、馮乃超、李初梨等人創辦了創造社。這兩個革命文學團體的成員雖然大多數是共產黨員，但他們無論在政治經驗、馬列主義水平，都處於幼稚階段，加之受國際、國內「左」傾情緒的影響，表現了較為嚴重的急躁情緒與宗派主義情緒，特別是對「五四」以來有成就的進步文化人士缺乏正確的認識和評價，甚至持貶低和否定的態度，視為異己力量進行攻擊，魯迅、茅後等人也對這兩個團體的某些主張提出過尖銳批評。為了加強黨對國民黨統治區文化戰線的統一領導，團結和組織廣大的進步文化工作者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1929年下半年，中共江蘇省委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成立一個統一的文化界組織的指示精神，在上海組成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1930年初，我黨根據進步作家統一自己組織的要求，在「文委」的直接領導和支持下，經過多次醞釀和討論，於3月2日在上海召開大會，正式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大會通過了「左聯」的理論綱領和行動綱領，選舉魯迅、沈端先(即夏衍)、馮乃超、錢杏屯、田漢、鄭伯奇、洪靈菲七人為常務委員，並決定成立馬克思文藝理論研究會、國際文化研究會、文藝大眾化研究會等機構，創辦《萌芽月刊》、《拓荒者》等刊物。

在「文委」的領導下，又相繼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中國左翼新聞記者聯盟和電影、音樂小組等左翼文化團體。為便於統一領導這些組織和團體，「文委」於1930年10月，在上海成立「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參加「文總」的共有八個左翼文化革命團體，其中陣容最大、最為活躍、最有影響力的是「左聯」和「社聯」。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及其所屬團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化界的統一戰線組織，團結和爭取了大批左翼文化工作者，同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展開了激烈的斗爭，創作了一大批具有很高水平的文藝作品和理論著作，宣傳了馬克思主義，鍛煉造就了一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隊伍。而魯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被毛澤東譽為是「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D. 後殖民主義主要觀點

「後殖民主義」是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在「二戰」之後的冷戰和後冷戰時期對「落後」民族和國家進行文化圍剿和文化滲透的一種侵略政策，因而在理論上常常表現為一種文化殖民主義、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依照後殖民主義的觀點，只有西方先進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模，而非西方的「落後」民族的文化則常被貶稱為邊緣文化、愚昧文化。正是在這個所謂「落後」文化被不斷淪為他者化的時代，西方文化霸權逐漸代替了西方以往對第三世界經濟和政治的直接控制，因而，與西方文化霸權的對抗就成了「後殖民時期長期政治沖突」的主要內容。
後殖民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思潮其實就是指薩伊德、斯匹瓦克和巴巴這樣一些西方理論家對殖民地寫作／話語的研究。其理論根源主要是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的一些批評概念；

E. 左翼文化運動在哲學、史學和文藝方面取得哪些成就

1929年中國共產黨根據當時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提出建立左翼文藝統一組織的建議，並且成立了相應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由於當時的上海是中國的經濟中心，更是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地。

1930年3月，為了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在共產黨領導下，魯迅、茅盾、馮雪峰、田漢、潘漢年、陽翰笙、郁達夫等50餘名進步作家在上海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不久，其他左翼文化團體也相繼成立，形成了一支具有相當實力的革命文化工作者的隊伍。左翼文化取得了許多成就。

F. 求~文學評論的例文~題目是給一篇文章，自選角度寫評論1500字~

眾所周知，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的小說樹起了愛的大纛和憎的豐碑；他的雜文猶如匕首、投槍，往往致強敵以死命。相對來說，對於他的近體詩的研究卻尚欠深入。其實，魯迅是主張用詩歌來喚起國人爭天拒俗的，並且身體力行，因此，他的近體詩同他的小說和雜文一樣，反映現實，撼動人心，具有極為深刻的社會意義。
一
《尚書·舜典》說，「詩言志」。《毛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魯迅更認為詩能「攖人心」，而且「不與緘口同絕」(見《摩羅詩力說》)。在光輝而坎坷的一生中，魯迅精心創作了《詩經》國風體詩、楚辭體詩、近體詩(魯迅稱為舊體詩)、新詩、民歌體詩等共79首，其中近體詩就有59首，占他全部詩作的74.7%。所謂近體詩，是唐人指與唐以前古詩相對而言的唐代律詩和絕句。魯迅擅長寫近體詩，在他的這些近體詩中，詩人亮出了一顆 炎黃赤子之心，憂國憂民的思想像一根紅線貫穿他的詩集，感人至深。這種閃光的思想無疑具有團結國人，振興中華的巨大作用。
首先，詩人強烈地抒發了愛國情愫。青年時代的魯迅在出國前做的詩里，如《別諸弟》等篇，還只是寫離愁別恨。他到日本留學接觸了舊民主主義的革命思想以後，樹立了推翻滿清王朝，拯救中華民族的雄心壯志，整個心靈就被愛國的感情佔有了。
試讀《自題小像》這首詩：「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塞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這首詩寫於1903年，詩人在詩中不僅描繪了祖國風雨飄搖的黑暗情景，訴說了同胞尚未覺悟的寂寞之感，而且直抒獻身祖國的懷抱。「我以我血薦軒轅」，這是詩人畢生實踐的一句誓言，也是當時如秋瑾、陳天華、王金發等留日愛國青年的共同心願。
再讀《偶成》：「文章如土欲何之，翹首東雲惹夢思。所恨芳林寥落甚，春蘭秋菊不同時。」詩人寫這首詩的時候，「百物騰貴，弄筆者或殺或囚，書店多被封閉，文界孑遺，有稿亦無賣處，於生活遂大生影響」1931年4月15日《致李秉中》)。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十九路軍奮起抵抗，詩人的住處在火線上，只好避居英租界內山書店，到3月19日才搬回去。詩人於3月31日為沈松泉寫了這首詩。詩中表達了詩人「時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舊鄉，仍不能絕裾徑去」(1931年2月18日《致李秉中》)的感情。這種愛國感情跟屈原對祖國的忠貞是一致的。
其次，詩人明顯地流露了對紅色革命根據地的無限嚮往。詩人留學日本，棄醫從文，荷戟奮戰，積毀銷骨，都是為了救國。詩人辛苦輾轉，上下求索，都是為了尋找一條通向理想境界的道路。當毛澤東、共產黨領導的紅色革命根據地創建以後，詩人看到了祖國的光明前途，情不自禁地唱出了動人的贊歌。
請看《湘靈歌》：「昔聞湘水碧如染，今聞湘水胭脂痕。湘靈妝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窺彤雲。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無余春。鼓完瑤瑟人不聞，太平成象盈秋門。」這首詩是1931年3月5日寫的。當時，紅軍第一次反圍剿勝利結束，湘贛邊區工農民主革命政權進一步鞏固發展。這首詩的前面四句正面描寫革命根據地的美好景象，並用神話來寫革命根據地的新奇可愛，字里行間洋溢著詩人喜悅之情。「胭脂痕」、「彤雲」寫的就是萬桿紅旗映入水中的美景。傳說中的湘靈是憂傷的，可是現在的湘靈高高興興地對著湘水梳妝打扮，連湘靈也喜愛這塊地方了。後面四句描寫國民黨統治區死氣沉沉的景象，用來反襯紅色革命根據地的興旺發達。
再看《贈畫師》：「風生白下千林暗，霧塞蒼天百卉殫。願乞畫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日。」這首詩是1933年1月26日寫的。顯而易見，前面兩句寫一片黑暗，百花凋零的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白區。「春山」象徵紅色革命根據地。「願乞畫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請求畫家運用新的藝術構思畫出生氣蓬勃、春意盎然的春山來，這不就是號召藝術家們描繪、反映紅色革命根據地嗎?這里含蘊著詩人無限的希望和理想。
再次，詩人含蓄地表達了對革命勝利的堅定信念。大革命失敗以後，詩人轟毀了進化論，接受了階級論，學習辯證法，用馬列主義的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分析問題，從腳踏實地的共產黨人身上看到了中國的脊樑，從欣欣向榮的紅色革命根據地中看到了中國的美好未來。詩人後期的一些詩篇形象地寫出了革命勝利的信心，給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以極大的鼓舞。1934年5月30日寫的《無題·萬家墨面沒蒿萊》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於無聲處聽驚雷」可謂石破天驚之筆。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詩人的心跟全國人民連在一起，他想得很遠，想得很深，感受到人民革命驚天動地的偉大力量。這樣的詩，反動派看了會不寒而慄，革命人民看了會鬥志昂揚，其社會意義是不可低估的。
這類作品中，《亥年殘秋偶作》說得更有深意：「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這首詩作於一九三五年秋末，正值毛澤東同志領導紅軍長徵到達陝北，與陝北紅軍勝利會師之時。當時，魯迅和茅盾共同致中共中央一個慶祝長征勝利的電報，說：「在你們身上，寄託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這電文的意思也寓寄在《亥年殘秋偶作》這首詩中。這首詩用對比的方法寫，前半部分明寫國民黨軍官在日軍威脅下紛紛南逃，結尾暗寫紅軍長征勝利，北上抗日。這就向人民指出了，當時的中國雖然還是萬籟俱寂的黑暗社會，但長征的勝利已經給黑暗的時代透露出快要破曉的曙光了。這是多麼振奮人心的喜訊啊!詩人就是這樣盼望著明天，嚮往著黎明，憧憬著未來，心裡充滿希冀，一見曙光即發而為詩，猶如五更雞鳴，給生活在漫漫長夜中的中國人民以莫大的鼓舞。
二
詩歌是一種最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形式。作為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舊中國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在魯迅的近體詩中同樣得到了真實鮮明的反映。特別是三十年代，魯迅的詩歌從革命民主主義者的詩發展為無產階級戰士的歌聲，真實地反映了十年內戰時期的階級大搏鬥，有力地鞭撻了國民黨反動派，滅了反動派的威風，長了革命人民的志氣。
一是憤怒地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如《無題·禹域多飛將》，就暴露了國民黨空軍狂轟濫炸革命根據地的兇殘行徑。《二十二年元旦》更把矛頭指向國民黨的頭子蔣介石。這首詩寫道：「雲封高岫護將軍，霆擊寒村滅下民。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聲里又新春。」這首詩寫於1933年1月26日，寫蔣介石在廬山設立總部，進行反革命事「圍剿」的罪惡活動。「高岫」指廬山。開頭一聯是對偶，「護將軍」和「滅下民」相對，正好說明「滅下民」的罪魁禍首是那個「將軍」，即在廬山上的蔣介石。這首短小的詩好比一大篇聲討獨夫民賊的戰斗檄文。當時這樣寫，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啊!
當革命根據地的軍民粉碎了國民黨的三次軍事「圍剿」以後，魯迅興奮地寫下了《無題·血沃中原肥勁草》：「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春華。英雄多故謀夫病，淚灑崇陵噪暮鴉」。這首詩指出了國民黨反動派軍事「圍剿」的結果只能有兩個：一個結果是紅軍的壯大和革命根據地的擴展；另一個結果是反革命營壘更加分崩離析，日暮途窮。這完全是現實生活的生動寫照。
1931年2月寫的《送O·E君攜蘭歸國》控訴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文化「圍剿」，害得「椒焚桂折佳人老」。1933年3月寫的《無題·大野多鉤棘》有「花樹已蕭森」的詩句，指出中國文化界受到了極大的摧殘。《慣於長夜》這首詩反映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徹底失敗，而採用兇殘的逮捕和屠殺的最末手段來對付革命作家；反映了李偉森等五位青年革命作家被秘密殺害後，以魯迅為首的革命作家、詩人無限悲憤和「怒向刀叢覓小詩」的戰斗精神，具有振聾發聵的政治鼓動力量。
更值得一讀的是《無題·一枝清采妥湘靈》：「一枝清采妥湘靈，九畹貞風慰獨醒。無奈終輸蕭艾密，卻成遷客播芳馨」。詩中「一枝清采妥湘靈」，是贊美瞿秋白同志一枝富有才華的筆。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瞿秋白同志與魯迅》中講到，一九三三年三月，瞿秋白同志在一天里寫了《關於女人》《真假堂·吉訶德》《內外》《透底》《大觀園的人才》等五篇戰斗的雜文，說：「能在同一天里寫作出來，真使人感到秋白同志的革命才華，足令我們人民感到驕傲，令敵人為之喪膽。他為革命文學的威力增加了不少分量。」這就是「一枝清采妥湘靈」的最好注腳。「九畹貞風慰獨醒」，指出了革命根據地的廣大人民堅貞的革命斗爭精神也給秋白同志很大的安慰。這首詩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反映了革命根據地人民反對軍事「圍剿」和國統區革命作家反對文化「圍剿」這樣兩個不同地區、兩條不同戰線的密切配合，同時取得偉大勝利的社會現實。
此外，《秋夜有感》指出了國民黨反動派在「柏栗叢邊作道場」，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鎮壓人民的兩手：一手是劊子手，殺人；一手是牧師，進行宗教欺騙。這對於革命人民總結斗爭經驗，增長斗爭才幹，也是十分有益的。二是形象地勾勒出反動派腐朽沒落的丑惡嘴臉。國民黨反動派對人民窮凶極惡，內部也經常勾心鬥角。1931年春天，國民黨內發生了嚴重的派系斗爭，蔣介石和胡漢民沖突得很厲害，5月，廣州竟另組擁胡反蔣的國民政府，使國民黨的統治四分五裂。魯迅的政治敏感性很強，及時暴露了反動派的種種丑態。那年2月作的《贈鄔其山》寫道：「廿年居上海，每日見中華。有病不求葯，無聊才讀書。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忽而又下野，南無阿彌陀。」詩中「一闊臉就變」這一神來之筆，生動地刻畫了「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形象。「有病不求葯，無聊才讀書」二句對「落水狗」進行了揶揄。魯迅在原稿里還把「南無阿彌陀」五個字寫得特別大，這反映了魯迅對那班軍閥和政客的蔑視和冷嘲。
6月，魯迅作了一首《無題》：「大江日夜向東流，聚義群雄又遠游。六代綺羅成舊夢，石頭城上月如鉤。」這首詩寫南京政府一片寂寞凄涼。人們從這里不難看出，國民黨反動派的末日不遠了。在同一天寫的另一首《無題》里，詩人不禁發出浩嘆：「所思美人不可見，歸憶江天發浩歌。」這是通過懷念孫中山這位「美人」，讓人體會到弦外之音，即蔣介石背叛了新三民主義，葬送了辛亥革命的精神。
《學生和玉佛》《吊大學生》等詩揭露反動派只會誇大口，不敢抗日寇，掠奪大批古董，在「煙花場上」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表達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憤慨之情。在日寇得隴望蜀，步步進逼的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反動派卻出賣華北，出賣中國。魯迅寫了《亥年殘秋偶作》，用「金風蕭瑟走千官」的詩句，怒斥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不抵抗而一味逃跑的反動派。
三是辛辣地諷刺了反動文人的丑惡行徑。反動派用鋼刀殺人，反動文人用軟刀殺人，魯迅對這種丑惡的社會現象也進行了深刻的揭露。例如《吊盧騷》：「脫帽懷鉛出，先生蓋代窮。頭顱行萬里，失計造兒童。」魯迅在這里揭露梁實秋借盧騷來攻擊一般浪漫文人的行為是「借頭示眾」，用軟刀子殺人，這同國民黨反動派殺人以後將頭掛來掛去示眾的性質是一樣的，都是反革命罪行。
三
衡量一個詩人作品的社會意義和歷史價值，主要取決於它的人民性。魯迅的近體詩表現出對被壓迫人民的深切同情，體現了詩人對於社會生活最熱切的關注和從中迸發出來的正義呼聲。
第一，是對被迫害致死的進步人士表示沉痛哀悼。無論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還是國民黨反動派肆虐時期，進步人士都受到排擠打擊，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詩人滿腔悲憤，寫下了幾首悼詩，讀來催人淚下。例如《哀范君三章》描繪了范愛農「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的倔強形象，贊揚了范愛農潔身自好、蔑視權貴的高尚品質。在詩中，詩人關切地詢問范愛農在天之靈「獨沉清冽水，能否滌愁腸?」感情多麼真摯深厚!在詩中，詩人還深刻地揭示了造成范愛農悲劇的社會原因，是「世味秋荼苦，人間直道窮」，「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這就形象地說明了辛亥革命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社會照舊沒有公正是非，壞人當道，好人受欺。
又譬如《悼楊銓》：「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到，詩人竭力地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裡，不讓它流露出來，但當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執行委員楊銓被國民黨藍衣社特務暗殺以後，又抑制不住，灑淚痛哭了。還有一首《悼丁君》，是從謠傳丁玲遇害來的，哀悼「耀高丘」的人，即有才華的人被害，揭露反動派的罪行。
第二，是對舊社會不幸婦女表示深切同情。連年內戰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嚴重破壞了社會經濟和無數家庭的和平生活，使千千萬萬的婦女陷入痛苦的深淵。詩人目睹舊中國廣大婦女的悲慘命運，在詩中對他們表示深切的同情，向國民黨統治集團和日本侵略者發出嚴正的譴責。
請看《所聞》：「華燈照宴敞豪門，嬌女嚴妝侍玉樽。忽憶情親焦土下，佯看羅襪掩啼痕」。這首詩是1932年「一·二八」閘北被炸毀後有所聞而作，寫出了一方的豪奢，一方的無告。罪惡的侵略戰爭把民居化為焦土，無數女孩子的父母兄弟都被炸死了，這些女孩子就淪落到豪門去侍宴。詩里勾畫了凄楚可哀的少女形象：在豪門的淫威下，她們連內心的痛苦都不敢流露出來，當內心痛苦難熬之時，連忙「佯看羅襪掩啼痕」。詩人表現少女的痛苦心情極為細致，充滿對「嬌女」的高度同情心。
再看《贈人二首》：「秦女端容理玉箏，梁塵踴躍夜風輕。須臾響急冰弦絕，但見奔星勁有聲。」「明眸越女罷晨妝，荇水荷風是舊鄉。唱盡新詞歡不見，旱雲如火撲晴江。」這兩首詩都寫歌女的不幸。第一首寫秦女(泛指隴陝一帶女子)理箏，弦斷星奔，擔心親人被害，心裡充滿恐怖。第二首寫越女(泛指江浙一帶女子)在天災人禍的迫害下，離鄉背井，流落城市謀生，學唱新詞，一想起故鄉的嚴重旱災，笑容就立即消失。這樣傳神的詩無疑具有震憾人心的作用。
第三，是對患難中的日本戰友表示熱情關懷。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主義十分猖獗，軍人集團橫行，對外發動侵華戰爭，對內鎮壓日本人民的反抗，因此，詩人對日本反法西斯主義的戰友十分關懷。《一、二八戰後作》就是這種心情的反映：「戰雲暫斂殘春在，重炮清歌兩寂然。我亦無詩送歸棹，但從心底祝平安。」這首詩是為日本山本初枝女士寫的。在1932年2月和3月間，日本軍人集團策劃政治暗殺事件多起，5月間，連在對華侵策略政治中主張「持重」的首相犬養毅也不能倖免。山本初枝是憎恨法西斯主義的歌人。因此，魯迅在這首詩里特別關心她的安全，誠懇而熱情地祝她平安。
日本西村博士「於上海戰後，得喪家之鳩，持歸養之；初亦相安，而終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題詠」。魯迅寫了《題三義塔》一詩，「聊答遐請」，表達了中日人民的友好情誼：「奔霆飛@①殲人子，敗井頹垣剩餓鳩。偶值大心離火宅，終遺高塔念瀛洲。精禽夢覺仍銜石，鬥士誠堅共抗流。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這首詩中，「精禽夢覺仍銜石」一句，使我們看到了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精神至死不渝；「鬥士誠堅共抗流」一句，使我們看到了中日反帝戰士精誠堅強，一同斗爭；更值得一提的是，詩人為我們指出了美好的前景，「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就是說，抗戰勝利以後，中日人民依舊會保持著兄弟的情誼，在一笑中泯滅掉過去的仇恨。由此可見，詩人的胸懷何等寬廣，目光何等遠大!這些動人的詩作給中日兩國人民以深刻的啟迪，架起了一座中日人民友好往來的橋梁。
綜上所述，魯迅一生所寫的近體詩數量雖然不多，卻具有深廣的內容，真實地反映了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現實生活，揭示了社會的基本矛盾，提出了發人深醒的社會問題，激勵人們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創造美好的新生活。這就是魯迅近體詩的歷史功績和社會意義。

G. 李子柒被外國媒體「圍剿」，吐槽傳統服飾及作品真實性，你覺得呢

被稱作「中國人第一網紅」的李子柒公布了自身闊別很久所做的視頻。在這里視頻中呈現了非常少見的竹殼棕子，這類棕子是用毛竹製成薄薄葉片，隨後包上檽米所製做，和普遍的那類粽子葉所做出去的棕子徹底不一樣，而網民在視頻下邊的留言板留言，也證實了這類棕子的確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