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文化產業自身如何實現轉型升級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為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加速文化產業轉型升級，今年，國家政策先後在文化立法、體制改革、文化「走出去」和新興數字文化等多個領域涌現出諸多閃光點。
文化「走出去」政策持續加碼
文化部正式發布了《文化部「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劃（2016~2020年）》。據悉，該行動計劃是為貫徹落實《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戰略規劃》所制定的，為「一帶一路」文化交流與合作的深入開展繪就了路線圖。
目前，我國已與「一帶一路」沿線全部國家簽訂政府文化協定，通過從健全「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機制、完善「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打造「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品牌、推動「一帶一路」文化產業繁榮發展、促進「一帶一路」文化貿易合作等五個方面發力，推進我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與合作。
商務部在官方網站發布了《關於公示2017~2018年度國家文化出口重點企業和重點項目名單的通知》。初步認定295家企業為2017~2018年度國家文化出口重點企業，108個項目為2017~2018年度國家文化出口重點項目，涉及出版、影視、動漫、游戲、演藝、文化用品、藝術品等行業。
自2007年起，發布文化出口重點企業和項目名單可謂商務部支持文化出海的「年度常規動作」。隨著今年十九大報告中對文化自信核心地位的肯定，可以看出政府層面對「文化出海」相關配套政策實施力度和強度將持續加大。而在政策紅利大方向明朗的情況下，這份名單就顯得有更積極的意義。
自貿試驗區放寬外商投資限制
國務院印發了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川、陝西等第三批7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總體方案。這些新晉自貿區的創新清單中，均有文化產業方面的措施，涉及對外文化貿易基地建設、藝術品市場建設、對外文化貿易等內容。
6月份，國務院還發布了自貿區負面清單2017年版，與2016年版相比減少了10個條目、27項措施。其中，縮減的和文化產業相關的措施共4項，涉及信息技術服務，文化、體育和娛樂業。自貿區文化產業外商投資限制再次放寬。
縱覽7個新設自貿試驗區的總體方案，既有從體制機制保障到搭建平台發展對外文化和版權貿易的廣度，也有就文化產業發展某一點著力展開的深度，在文化領域探索各具特色、各有側重的格局。例如，河南提出要探索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文化貿易創新發展機制，推進文化傳承和開發，完善服務鏈條，推進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創建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文交流的新模式，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文化交流新格局則被寫進了總體方案中。
積極參與游戲規則制定
由中國主導的手機（移動終端）動漫標准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國際電信聯盟第16研究組全體會議上順利通過審議；經過6周全球公示以後，3月16日，正式發布成為國際標准，由此成為我國文化領域的第一個國際技術標准。
業內人士指出，中國主導的手機（移動終端）動漫標準的通過，是文化領域中國科技、中國標准走向世界的重要標志，在國際電信聯盟和國際「互聯網+文化」的領域中發出了中國聲音，為全球手機動漫產業提供了中國標准。據文化部介紹，構建文化產業國際標准群，是文化部下一步工作的重要著力點。
此外，4月份，文化部發布了首個「數字文化產業」概念的政策文件——《關於推動數字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的指導意見》，向社會發出國家鼓勵數字文化產業發展的明確信號，到2020年，數字創意產業將成為產值規模達8萬億元級的新支柱產業之一。這意味著數字文化產業已經取得了高度的政策保障，未來將著眼於從人才培養、財稅金融、科技創新等多方面推動數字創意產業創新發展。
『貳』 文化轉型具有什麼樣的途徑和方法
1.內在創造性轉化（文化創新）
2.外在批判型重建（文化整合）
『叄』 近代中國文化的轉型過程
論中國近代文化轉型
一、洋務運動與物質文化的轉型
中國近代文化轉型是在鴉片戰爭的隆隆炮聲之中被迫倉促展開的。所以有人將這次轉型比喻為「中西文化的一場遭遇戰」。現代著名歷史學家錢穆曾經形象地說，「中國一向是一個農業文化的國家，他一切以『安足』為目的，現在他驟然遇見了西歐一個以『富強』為目的之商業文化，相形見絀了。」
身處此「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逐漸放棄傳統的文化中心主義和自大心態，放眼世界，認識和學習當時人認為先進的西方文化，這便是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的實質。從文化的內在結構來看，這次文化轉型首先從物質層面入手，逐漸深入到制度層面，最終到達思想層面。在歷史實踐中，這次文化轉型大致表現為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三個階段。
洋務運動的興起並非偶然，它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由少數政治精英們在深刻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的雙重困境下作出的艱難抉擇。1861年初，奕忻、文祥等人在一封奏摺中詳細描述了這種困境：「就今日之勢論之，發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憂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故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由此不難看出，盡管第二次鴉片戰爭隨著《北京條約》的簽訂終於結束了，但是英法聯軍攻陷京城而遺留給清廷的深刻震動無疑還將持續存在。不過，這也意味外國軍事勢力帶來的威脅已經退居次席，而南方爆發的太平天國起義此時成為滿清政府的關注焦點。
在當時人眼裡，為了應付清政府所面臨的深刻政治和社會危機，最簡捷的方法便是創建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如李鴻章所言，「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這種思想來源於魏源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著名洋務思想家馮桂芬進而將此主張分為三個階段，「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強之道，實在乎是」。他特別強調道，「且用其器，非用其禮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由於物質文化的具體感知性，中國人在近代認識西方的過程中，最先映入眼簾的便是西方的堅船利炮。因此，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都被急功近利地簡化為軍事問題。而西方各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向清軍展示了強大的軍事實力，如李鴻章在太平天國戰爭時期已經認識到洋人的「大炮之精純，子葯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走上向西方學習製造堅船利炮的道路就成為當時人的必然選擇。
具體而言，李鴻章認為中國欲自強首先要「學習外國之利器」，而學習外國利器，先要「覓制器之器」，所謂「制器之器」就是指現代機器。這樣，以建立強大的近代軍事工業為直接目的的洋務運動便應運而生。所謂「洋務」指的就是實現此目的的牽涉對外關系的一切事務，包括外事交涉、派遣留學生、學習西方科學、使用機器開礦辦廠、購買洋槍洋炮、按照洋法編練軍隊等等。自1862年曾國藩創設安慶軍械所起，至七八十年代，各省相繼設立軍火工廠，形成官辦軍事工業。然而，強大的軍事工業又必須依賴於發達的國民經濟。中國傳統的財稅政策根本無力為開辦這些現代化的軍事工業提供充足的財政支持。因此，開發和挖掘新的稅收來源便勢在必行。洋務運動後期，各地紛紛建立各種民用工業，開礦設廠，修建鐵路，鋪設電纜，設立洋務學堂，還大量翻譯外文書籍，派遣出國留學生。1872年，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五年後又創辦開平礦務局，九十年代張之洞在湖北主辦的漢陽鐵廠、織布局等等，形成官督商辦的民用工業。這批洋務企業中，少數完全由官方投資，大部分除了官方資金外，還招募了私人資金入股。
當時許多人都樂觀地相信洋務運動的種種改革措施，都是為了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一時權宜之計。「中體西用」文化觀的提出，無疑為他們的樂觀主義提供了最好闡釋。早在洋務運動前期，馮桂芬就已經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主張。洋務運動後期的代表人物張之洞也倡導「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這些主張既有力地推動了洋務運動的蓬勃發展，又將其實踐活動局限於物質層面，未能將中國近代文化轉型提高到更高層次。
不過，洋務運動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最早嘗試，深刻地動搖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結構，揭開了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的序幕，無疑具有積極的歷史意義。隨著嶄新的近代大工業的初步建立，中國開始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工業化歷程。同時，這也必然意味著適應於農業社會和自然經濟的中國傳統文化，不得不以適應於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和商品經濟的西方現代文化為目標，在現代化道路上邁出了艱難的第一步。
二、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與制度文化轉型
在洋務運動後期，隨著對西方文化認識的深入，一批改良主義者已經逐漸認識到西方堅船利炮的背後是發達的科學技術和有效的行政體制。通過對早期洋務運動的實踐經驗和成果的反思，他們開始將目光轉移到了西方諸國的議會民主制。如鄭觀應認為：「中國而終自安卑弱，不欲富國強兵為天下之望國也則亦已耳，苟欲安內攘外，君國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設立議院始矣！」張之洞也認識到，「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他們看重的不是西方政治中體現的民主精神，而是這種民主政治制度產生的高效的行政管理體系。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步伐緩慢，成果不彰，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整個傳統官僚體制已經無力適應現在列強競爭的危局。改良主義者並沒有否定洋務運動所高舉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只是在他們看來，西方人的「長技」技已經遠遠超出於堅船利炮，而且還包括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體制。然而，少數有識之士的深刻認識並不能改變反映遲緩的滿清政府的保守態度。
當中日甲午戰役慘敗的消息傳來，舉國上下都沉浸在「亡國滅種」的深刻危機感中。中國文化轉型的歷程也搖身一變，從溫和轉向激烈。較之早期改良主義者的穩健作風，以康有為為領袖的維新派則以慷慨激昂的姿態登上歷史舞台。1895年，他在《強學會敘言》中大聲疾呼：「俄北瞰，英西（目夾），法南瞬，日東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 值此存亡之際，維新派認為救亡之道惟有變法自強。所謂「變法」，梁啟超以一言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7維新派突破了洋務派的思想局限，將改革的矛頭直指中國傳統官僚政治制度。
維新派的政治理想就是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政治，如康有為主張「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以國會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總之」。實行三權分立，只要行憲法、開國會，君民共主，「則中國之治強」指日可待。在當時的維新派中，嚴復和譚嗣同的民主思想更為鮮明。譚氏的《仁學》一書公開向封建三綱五倫宣戰，提出每個人都應「不失自主之權」，經濟政治上都應有平等權利。嚴復把孟德斯鳩《法意》、穆勒《論自由》等名著介紹到中國，極力倡導個人自由。這些主張大大超越了洋務派和早期改良主義者「中體西用」的思想。
中國傳統官僚政治體制，作為中國古典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制度化載體，遭到了維新派的深刻懷疑和批判。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經驗已經不能為今日中國所處之「千年未有之變局」提供任何思想資源了。為了尋找救亡道路，維新派將西方思想大規模介紹到國內，不僅超越了洋務運動時期偏重翻譯自然科技類西方書籍的局限，而且也推動了中國近代文化轉型向制度層面的過渡。在此期間，各種新學堂如雨後春筍般地涌現出來。這無疑宣告了傳統文化的深刻危機，也加快了文化轉型的步伐。同時，各種學會團體和報刊雜志也應運而生，《中外紀聞》是維新派創辦的最早的刊物之一，被迫停刊後，又先後於上海澳門等地創辦了《時務報》《知新報》和天津《國聞報》等等。各報大聲疾呼國家處於危亡之境，變法不僅是修路開礦、練兵購炮，而且要在政治上來一番改革，甚至提出了「民權」的口號，對於西方政治思想的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隨著戊戌六君子血灑菜市口，震動一時的維新運動宣告流產。這也預示著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開始成為歷史的主角。孫中山自少年時期便開始學習西方文化，因此他對西方文化的了解無疑較維新派更深刻，他的政治主張也就更徹底。他折衷西方社會主義和中國傳統民本主義思想，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試圖將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革命派堅持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主張推翻滿清政府，實現共和政治，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因此與避居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展開了激烈的論戰。論戰的結果是革命派的激進主義成為社會主流思想。
在二十世紀最初十年中，在舉國上下的變革呼聲中，保守的清政府也一度竭盡全力地依照當初維新派的改革措施施行新政，宣布君主立憲，建立中央內閣機構，先後制定了憲法、刑法、民法等諸多法律，徹底廢除科舉制，大量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等等。但是，極富歷史嘲諷意味的是，滿清政府的新政最終只是為自己培養了掘墓人。當武昌起義倉促爆發，竟出人意料地結束了清朝兩百多年的統治，同時宣告了中國兩千年的專制政治成為歷史。
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頒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意義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是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座里程碑。這標志了中國近代文化轉型在制度層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所以，在中華民國建立五年後，袁世凱企圖在傳統政治中為自己找尋政權合法性基礎的努力，最終只可能是一出荒唐的歷史鬧劇。袁世凱及其黨羽以為可以利用中國社會中迷信皇權的傳統習慣勢力來穩定自己的統治，過高估計了帝國主義支配中國政治的作用，過低估計了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民主共和潮流以及民族主義情緒，因此受到了歷史無情的嘲弄。
三、新文化運動引起的變遷
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制度後，中國的現實卻使孫中山不禁發出「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反令之陷水益深，陷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的嘆息。而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們則更進一步地指明了新社會的誕生必須伴隨著文化深層結構的轉型。1915年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志（後改名《新青年》）在上海正式發行，發起了沖決封建精神網羅的斗爭，這標志著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新文化運動揭開序幕，也同時宣布了中國文化轉型發展至精神層面。
新文化運動首先是從文學革命開始的，它主要發生在中國的文化領域，如倫理道德、社會風俗、文化教育等。這場運動的根本目的就是胡適在1919年總結的，以「一種評判的態度」來重估傳統文化的價值。因此，這場運動也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傳統的精神文化進行的一場大批判。在猛烈攻擊儒家文化和孔子思想後，中國的知識精英都主張全方位學習西方先進文化。同時，來自西方的各種社會思潮在中華大地上都受到熱烈歡迎，新村主義、工讀互助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革命民主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等也紛紛亮相。在這場思想和文化革命中涌現出來的知識精英群體在文化價值觀上大大超越其前輩，他們不再把中國文化置於與西方文化相互沖突的地位，而是繼承了中國早期傳統思想中的大同觀念，站在世界主義和普遍主義的角度來認識西方文化，大力主張對西方文化兼收並蓄。
新文化運動深刻動搖了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價值的至高信念。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李大釗等依據進化論構建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的「沖突論」，張東蓀提出文化發展的「突變論」駁斥新舊文化調和論，胡適也主張在文化上的革命與突變。換言之，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認為中國不僅經濟落後、政治落後，而且素以禮儀之邦自豪的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也是落後的。由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的發展，必須經過政治經濟思想各方面的文化更新重塑民族精神才能實現，主張引入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精神從根本上改造傳統文化。陳獨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中說，要用民主和科學來「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一個民族的心理定勢，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反映了該民族的文化精神，在二千多年封建專制傳統文化壓制下的中國國民，嚴重缺乏民主和科學觀念。因此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首先從解剖中國人的「國民性」著手。陳獨秀曾指出中國的國民性其一「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其二「只知道聽天命，不知道盡人力」，「阿諛、誇張、虛偽、迂闊」，正是招致民族危亡的深層原因之一。魯迅也認為要解救同胞，就要首先向同胞的病軀——國民劣根性開刀。他們不約而同地開出了民主與科學的葯方。陳獨秀指出：法律上之平等人權，倫理上之獨立人格，學術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為歐洲文明進化之根本原因，缺乏這三者也正是中國落後、專制、黑暗的症結所在。李大釗號召青年「竭力鏟除種族根性的偏執」，希望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從精神層面指出了世界潮流是全世界的西方化，也就是「科學化」與「民治化」。
他們指出中華民族要追趕世界潮流，應「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也是鑒於鴉片戰爭時期的抵抗派只知道科學技術可以學而制夷；六七十年代的洋務派企圖用科學挽救清朝的沒落；戊戌變法時期的維新派要用科學以救亡圖存，均不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窠臼。只有從物質、制度和精神諸方面徹底揚棄傳統文化，將民主與科學作為國人自我解放的武器，讓民主與科學的光芒照耀整個民族，將未來的新社會建築在民主與科學的成果之上，才能實現民族的復興和世界大同的遠大目標。
他們把科學引入人生觀領域，把人的解放與科學的解放同時推向了高峰。他們用科學來擊破儒家聖道的權威，大膽懷疑過去的一切，提倡科學實證方法，使事事求實證成為思想界的新風氣。近代科學主義思潮歷經半個世紀的傳播，到新文化運動時期才被作為一面旗幟舉起，力圖把中華民族從蒙昧主義狀態下解放出來。正是在這個視角上，他們發現了科學與民主之間有深刻的內在聯系。
知識精英們高唱民主和科學，尋求人的自我追求與社會和諧之間的合理關系。他們努力在傳統社會的廢墟上建構起全新的現代道德倫理體系。他們不僅大聲吶喊個性解放，而且不斷實踐，試圖找到一種新的民主的社會組織方案，以沖破傳統專制社會的束縛。例如王光祈等人1919年發起成立「北京工讀互助團」，主張「人人作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無政府主義者也提出，政治權力和政府是人類社會一切暴力和不平等現象的根源，因此只要廢除政府，人類就會自然進入理想社會。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張東蓀等人更主張首先發展實業和教育，建立由生產者和消費者各自自由聯合組成的二重結構社會。他們已經意識到資本主義經濟形態，是民主與科學賴以生存的基礎，社會改造的終極目標是社會主義，但當下的主要目標不是謀求「分配平均」，而是發展生產。
盡管新思潮中涌現出來的各種主張具有很多烏托邦色彩，但是追求民主與科學，改造中國傳統文化，尋求中國在世界的平等地位卻是各派思想和主張一以貫之的目標。此間，共產主義思潮逐漸在新思潮中脫穎而出，其原因也正在於它為這個總目標提供了科學化系統化的解決途徑。然而，新文化運動畢竟歷時太短，而且其影響更多地滯留於知識群體內部。歷史沒有給中華民族留下從容建設現代文化，尤其是充滿民主和科學精神的現代文化的建設時間，物質和制度層面的文化轉型還需要整個民族來消化吸收。
『肆』 傳統文化如何實現現代轉型
以馬克思主義為引領，努力研究、發現、挖掘中華傳統文化，深入研究和闡發傳統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思想，從而推動中國現代文化的全面躍升，使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推進中華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轉化。
『伍』 中國文化該怎樣轉型
中國文化應該引領全世界！
『陸』 中國文化轉型問題
中國古典文化我覺得最輝煌的就是四大發明。在我看來，到目前為止，中國古典文化還沒有一個系統的總結。中國人喜歡玩弄文字，是出了名的了，他們所說的古典文化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單方面的就概括為儒家文化和各種文字類的詩書文化、科舉文化。其實發明文化才是中國的主體，琴棋書畫只是載體，然而現在琴棋書畫在貌似只有特定的人才會學的人也是少數，明明是一個很好的文化發明和文化傳承，為什麼現在卻成了封建還有落後的代名詞呢？只要還是受儒家文化中的一些腐朽文化封建文化給近代人太多的束縛，人們想擺脫它，而沒有意識到正在的中國古典文化。例如中國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典型的文化案例，它把中國的發明文化完全給否定了，現在給人一種說不清的假象。個人知識有限，不能詳盡，涉及面廣，說的也不是很到位，還請見諒。
『柒』 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向現代化轉型
1.確定基本格調。
現代化本身具有其深層內涵,即文化轉型,文化的轉型和現代化概念是密不可分的。它是人的生存方式由傳統向現代的根本轉變.中國的現代化必須用現代工業文明的技術理性和人本主義啟蒙和塑造中國人以構成現代化主體,這是中國文化轉型的主導價值目標,同時它又構成了中國現代化文化建構的框架內涵的基本點.
2.文化的主文化和亞文化在不同時間和空間上的轉化可以用來作為一個研究的角度，以前的一些傳統文化由主文化變成亞文化，甚至產生文化墮距現象。
3.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的轉型可以採用中國家庭的變化這個角度分析。
中國的城市都熱衷於建高樓大廈不但寫字樓和酒店「欲與天公試比高」，住宅樓也二三十層不在話下。城市居民居住結構的改變也直接影響到了人際關系的改變：計劃生育政策已經使得中國的家庭變小，傳統大院式住宅的消失和封閉的高樓住宅使得中國的城市家庭以不可逆轉的方式趨向孤立的小單元化。核心家庭成為主流，人們的思想觀念逐步改變。
另外，很多城市年輕人的生活取向——趁年輕有時間有經濟有錢時多多享樂，離婚現象很嚴重，這些都是傳統文化的轉型中的一個表現。把這些現象描述出來作為一種傳統文化在現代的轉型並稍加分析即可。
4.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物質論、唯物論等分析歷史轉型與文化轉型的聯系。本人認為文化的產生根源和發展載體，其實都是歷史問題，傳播、傳承的過程就是一個歷史不斷發展不斷變化的轉型過程，文化轉型寄予在歷史轉型中，歷史轉型又依託於文化轉型，理解時要結合起來。
附：本人是社會學專業學生，有機會可以深入交流下此類問題QQ237111170
『捌』 中國文化轉型為什麼那麼困難
這個問題很難具體理解。
難道是要具有五千年傳統的中國民族文化、歷史文化丟掉自己的本質特色而完全的轉型成為西方文化的從屬么？中華民族文化從此只成為一個完全沒有自己特質的空殼？
『玖』 中國文化如何完成現代轉型
中國文化轉型？轉型了之後還叫中國文化嗎？我覺得應該是如何讓中國文化成為世界主流文化，讓中文成為世界通用語言，這是我們這一代要探討的問題。首先我們要自己發展經濟，在經濟上成為世界追捧的超級強國
『拾』 文化產業該如何轉型
抗日劇本是提醒民眾不忘歷史、奮發圖強的文化載體，然而近來，抗日劇卻越來越變了味，「全裸女」、「手榴彈炸飛機」、「手撕鬼子」、「用鷹爪功、鐵砂掌、綉花針殺鬼子」等大尺度、滑稽、離奇的情節驚現於抗戰劇劇情中，抗日戰場儼然成了武林大比拼。電視劇粗製濫造、娛樂苦難，其程度已經令觀眾忍無可忍，央視評論稱「一部接一部抗日劇是比著看誰俗、爭著看誰二」。難道這些投資人、製片人、導演都傻了、瘋了嗎？明明滑稽搞笑的場面卻沒有覺察？筆者認為，究其原因，這乃是文化產業轉型之陣痛。正如目前國內其它很多產業一樣，只要投資回報率高，投資「短、平、快」，則「只講數量不講質量」的一窩蜂通病立即生效，抗日劇目前的井噴正是此前抗日劇高收視率、高回報率的一種延續，是文化產業產能過剩的表現。對於新興的文化產業，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提出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宏偉目標，並在黨的「十八大」中明確提出 「文化產業要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經濟路線。透過「抗日劇事件」，拷問政府如何在文化產業市場中發揮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筆者愚見，政府可以從以下三方面進行管理，避免文化市場「先天不足」，促使文化產業順利轉型升級。一是逐步建立完善的文化產業市場准入制度。摸清文化市場現狀，理順各個分支，凡是違背社會主義價值觀、不符合真善美、內容不積極健康的作品，進行清理整頓；設立一定門檻，避免此類產品進入市場。二是建立健全文化產業審查監督機制。借鑒製造業已有的經驗，建立文化產業行業規范、製作流程以及產品質量審查制度，真正實現政府審查；集思廣益、發揮公眾監督等作用。三是鼓勵文化產業適度競爭，獎優罰劣。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為行業樹立標桿企業和標桿產品，發現和培育、扶持一批具有良好市場前景的公司或產品，使其具有足夠的國內國際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