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夢魘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怎麼樣

1. 「天才少女」姚婷入華為，而曾經立志報國的哈佛女孩劉亦婷在哪兒呢

說起劉亦婷，她之所以這么出名，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她的母親對她的教育代表著一個時代教育的「特性」，這讓她很受嚴重矚目。記得當年，劉亦婷是所有老師都要求我們努力的榜樣，為此當時幾乎人手一本《哈佛女孩劉亦婷》。

曾經有人在一個論壇上寫下這樣的帖子：" 十年了，曾經痛斥美國的哈佛少女劉亦婷已嫁給了美國白人，在一個基金做副總裁，代理大中華區，拿了美國綠卡，沒有回國的跡象。

2. 電影《門鎖》有哪些嚇到你的瞬間

1、電影的開篇恐怖氛圍營造得滿滿的，但其中貢獻最大的就電影里的恐怖音效了，音效將所有害怕放大成恐怖，甚至在保安用腳擋住門的鏡頭和坐領導李總車下車時發現車門的鎖打不開等不該營造恐怖氛圍的細節都播放了恐怖音效。
2、第一天早晨方卉睡醒後彷彿聽見「已關鎖」，起床檢查也發現了家裡的東西好像被動過，出門看見垃圾桶里有自己冰箱的麵包袋子，她甚至扒拉了門鎖發現有明顯指紋印記，她卻只是擦去了指紋，帶著自己的懷疑去上班了。她回家後總是疑神疑鬼，發現自己放廁所的紙巾被人使用過，卻不修改門鎖密碼。

3、作為單身獨居女性的你，會在大半夜的開門？並且范丞丞飾演的保安眼角有傷，明顯與人搏鬥過。這樣的情景似乎不符合常理。既然保安都說這個攝像頭是壞的，為什麼不加強防範？

4、半夜熟睡的時候，有人通過密碼（數字密碼，指紋密碼）開了門鎖進入房間。作為獨居女性為什麼會把門鎖密碼透露出去？像這樣的密碼鎖為什麼會沒有機械反鎖
。5、自己單位的領導送自己回家，但是在准備下車的那段時間明顯已經害怕了，好不容易回了家，領導卻半夜三更跑過來敲門，她沒有馬上問清楚來意，加上自己覺得他竟然知道自己家的門牌號很不可思議，居然還讓他進入房間。這就值得讓人深思了。

3. 三國殺里的暴怒，忍，大霧，夢魘是干什麼用的是干什麼的

具體如下：

1、暴怒是神呂布的標記，神呂布的技能都圍繞暴怒標記展開。

2、忍是神司馬懿的標記，通過積攢忍得以覺醒，棄忍獲得技能。

3、大霧是神諸葛亮的標記，被大霧的角色免疫除雷電傷害外的一切傷害。

4、夢魘是神關羽的標記，對關羽造成1點傷害，該傷害來源獲得一個夢魘，神關羽死亡時選擇場上夢魘標記最多的人，令其判定，如果判定牌不是桃或桃園結義，該角色立即死亡。

介紹：

《三國殺》是中國傳媒大學動畫學院2004級游戲專業學生設計，由北京游卡桌游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出版發行的一款桌上游戲，並在2009年6月底由杭州邊鋒網路技術有限公司開發出網路游戲。

該游戲融合了西方類似游戲的特點，並結合中國三國時期背景，以身份、勢力或陣營等為線索，以卡牌為形式，合縱連橫，經過一輪一輪的謀略和動作獲得最終的勝利。

4. 世界黑幫排名

最龐大的東亞黑幫組織：雅庫扎

一個有數百年歷史的東亞黑幫。它在日本可以公開活動。教父由民主選舉產生，並通過記者招待會公之於眾。目前約有10萬成員，3個最大的幫會分別是山口組（26000人）、稻川會（8300人）和住吉會（8200人）。年收入在1000億美元以上，其中35%來自毒品，也有20％是正當投資所得的合法收入。

如果有人在日本街頭尋釁滋事，那麼最先趕到的，不是警察，是雅庫紮成員。他們會用最殘酷的手段對付鬧事者以維持自己地盤上的秩序；如果發生了謀殺案，雅庫扎也會像警察那樣不遺餘力地調查真相，然後把兇手交給真正的警察。投桃報李，每次政府掃黑前，雅庫扎高級成員都會提前迴避。考慮到警方的面子，他們通常會留下幾只槍，方便警察「沒收」。

雅庫扎和政界的關系很好，每次競選的背後，都有來自雅庫扎的資金和選票。因此，當山口幫教父因謀殺入獄時，前首相相岸信介和兩位前大臣聯名保釋他。這件事震驚了世界，但日本人卻習以為常。1975年，日本警方在一位山口組教父的家中發現一張巨幅照片，照片上的教父正與當時的首相大平正芳舉杯痛飲。

雅庫扎和官方也不是完全沒有沖突。當教父田崗葛路因心臟病去世時，山口組不顧警方的反復規勸，決定公開舉行傳統的佛教葬禮。作為報復，警方逮捕了近900名山口組成員。但到了葬禮那一天，還是有來自全國的1300名追隨者聚集神戶。大約800名頭戴鋼盔、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在四周嚴陣以待，另外500名警察在機場和火車站搜身檢查每一個參加葬禮的人，包括日本的頭號明星高倉健。高倉健因雅庫扎電影《網走監獄》而成名，並在《田崗生活三步曲》中扮演田崗葛路本人。

葬禮後，108名高級成員投票選舉竹中正久繼任教父。但是，二老闆山本廣拒絕合作。他召開記者招待會，他告訴日本人民為真理奮斗的時刻到了，並正式宣布：「我不能同意竹中做山口組教父，這是我誠摯的最後的決定。」

2個月後，山本和另外18位高級成員組建了「伊地和」幫，拉走了山口組的一半成員。為了不讓山本廣的風頭壓過自己，竹中正久舉行了更為隆重的就職典禮。300多名成員參加，全部是黑西服、白領帶和鍍金的幫徽。在一家日式酒店裡，前教父遺孀庄嚴地把一支象徵無上權力的短劍交給新教父。

在日本黑幫里生存，是件非常難的事。1993年6月，稻川會的一個組長小宮政芳朗，因無法完成組織分配的保護費定額開槍自殺了。自殺前他給情婦打電話說：「與其因借不到錢被組織開除而丟臉，還不如去死。」3周後，山口組的一位組長也因同樣的原因而飲彈自盡。

最囂張的販毒集團：麥德林

巴勃羅·埃斯科巴曾被《財富》雜志評選為全球7大富豪之一，他那由4萬人組成的私人軍隊裝備精良；他的專機叫「雲雀"。這架戰斗直升機原屬哥倫比亞海軍，配有多管火箭筒及響尾蛇導彈，號稱「空中坦克」。埃斯科巴出動3架戰斗機把「雲雀」迫降在自己的機場，成為他的私人專機。

埃斯科巴是有史以來最囂張的毒梟。逮捕他的警察，不出3天就被人射殺；審判他的法官，妻子被輪奸後，沾滿精液的乳罩和內褲被寄到法官辦公室；通緝他的哥倫比亞總檢察長，被他反過來懸賞1億美元捉拿，最後橫屍街頭。1987年，他的兄弟奧喬亞被捕。負責審判的哥倫比亞最高法院院長先後辭職，司法部長不得不取消逮捕令。

但在當地人眼裡，埃斯科巴是一個英雄。「哥倫比亞人民終於拿起了打擊美帝國主義的有力武器，我們對美國社會上的2500萬吸毒者不負任何責任！」埃斯科巴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說。

美國政府一直想除掉埃斯科巴，這很不容易。1984年3月，在美國軍事顧問的指揮下，5000名哥政府軍乘坐大力神運輸機直搗麥德林集團的老巢。在數十架美製F-16戰斗機和阿帕奇直升機的空中支援下，打死150名毒販，俘虜了上千人。

但是，埃斯科巴的反擊也異常犀利。僅過1個月，哥倫比亞禁毒總指揮——司法部長拉臘被槍殺。5月，50多名毒販乾脆沖入哥倫比亞司法部大廈，試圖綁架正在開會的司法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緝毒警察局的高級官員。400多名軍警奮力抵抗，雙方一度形成僵持局面。隨後，300名攜帶地對地導彈的販毒前來增援。戰斗一直持續到深夜，直到哥倫比亞國防軍加入戰斗，毒販們才帶著5名法官和1名警察局長離去，留下34具警察和11名法官的屍體。

1989年，美國航天局動用最先進的「大鵬」偵察衛星和紅外熱像儀確定了麥德林集團的准確位置，哥倫比亞政府發動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緝毒行動：由美國訓練的200名特種隊員直接空降虎穴，國防軍精銳第14旅的數千名官兵左右兩側合圍，切斷陸地和海上逃亡路線，最後由50架F-16戰斗機組成轟炸機群，對麥德林基地進行毀滅性轟炸，夷平為止。但是，埃斯科巴和他的手下還是奇跡般地逃了出來，繼續跟政府軍糾纏。

1991年，哥倫比亞政府接受了埃斯科巴提出的3項招安條件：保證他的個人財產合法化；懲辦侵犯過毒販及其家屬人權的警察；建一座由正規部隊看守的專門監獄以確保他們的生命安全。

邊境線養肥的黑幫：墨西哥黑幫

2003年5月，美國海關在一輛卡車上發現了80名來自墨西哥的偷渡者，其中18人已窒息而死。這樣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來自世界各地的「蛇頭」雲集墨西哥邊境。那些懷抱著美國夢的各色人等不知疲倦地一次次闖關，一次次被驅逐。統計數字告訴他們，如果沒有暴斃途中的話，平均冒險7次就能進入富裕的美利堅。

販毒是美-墨邊境的保留節目，每年有超過100億美元的毒品從這里進入美國。

綁架是墨西哥黑幫的傳統游戲，這里的綁票僅次於哥倫比亞，排名世界第二。2000年被捕的頭號通緝犯卡萊特里，一人就做了20多票大案，從墨西哥克萊斯勒汽車公司老闆到總統飯店集團總裁，只要被他盯上，絕對沒跑兒。連外國大使也無法躲避劫掠。2002年11月，西班牙國王卡洛斯正式訪問墨西哥。在西班牙駐墨大使前往機場迎接國王的途中，暴徒洗劫了這輛掛有西班牙國旗和外交牌照的汽車。事後西班牙駐墨使館說，他們不打算向警方報案，因為「這純粹是浪費時間，不會有結果」。

庫利阿坎、瓜達拉哈拉、華雷斯、馬塔莫羅斯、索諾拉和蒂華納——墨西哥的這6大黑幫家族共同控制著與美國接壤的3200公里長的邊境線，他們因此腦滿腸肥。毒販子和非法移民的組織者都樂意聚集在他們周圍，分享豐盛的殘羹。

墨西哥政府並非坐視不管，他們先後重金請來兩位「黑手黨剋星」做顧問。一位是紐約前市長朱利安尼，另一位是巴勒莫前市長萊奧盧卡·奧蘭多。但結果如何呢？收了400萬美元顧問費的朱利安尼認為，初見成效至少要在3年以後

從冷戰結束中受益：俄羅斯黑幫

冷戰結束後，俄羅斯黑幫終於能自由地與國外同行切磋技藝。雙方惺惺相惜，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俄羅斯黑幫向奈及利亞提供武器，從哥倫比亞購買毒品，與義大利黑手黨合作洗錢，跟日本雅庫扎攜手開拓色情市場，他們販賣核材料的企圖一直是美國政府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魘。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認為，俄羅斯黑幫已經取代了前蘇聯軍隊，成為歐美安全體系的新威脅。

在俄羅斯國內，黑幫則控制了一切。「體壇教父」托克塔霍諾夫，不僅在鹽湖城冬奧會操縱裁判令旗下選手獲得雙人滑冠軍，還把手伸向網球界。卡費爾尼科夫、薩芬、庫爾尼科娃公開承認和這位「體壇教父」是朋友，但都拒絕深談細節。庫「辣妹」解釋說：「我是一個俄羅斯人，我還要回到那去。」 活著的人只能保持沉默，敢談論細節的體育人都死了。1996年，斯巴達克職業冰球俱樂部總經理被槍殺。不到一年，俄羅斯冰球協會負責人下了地獄。2個月後，莫斯科斯巴達克足球俱樂部總經理也見了閻王。

網路賣淫是俄羅斯黑幫步入信息時代的標志。在國際徵婚網站里，雖然肯定有良家婦女，但如果徵婚者過於美艷動人的話，很可能就另有玄機了。俄羅斯《真理報》說70%的跨國徵婚都由俄羅斯黑幫控制，一個嫁到美國的新娘熟悉當地環境後，就會把她的姐妹們弄過去，共同開拓當地市場。是否屬實，不得而知，但在俄羅斯最大的國際徵婚網站上，確有很多明眸皓齒的少女。如果你願出2000美金，網站可以為你安排一次「特殊」的相親之旅。

犯罪之都——聖彼得堡

俄羅斯總統普京花了15億美元慶祝「聖彼得堡建市300周年」，44國元首也前來捧場。但在當地人眼裡，這是一座「犯罪之都」。

2000年爆發的新一輪沖突中，波羅的海石油公司總裁卡盧什於光天化日下被打死在市中心，而俄羅斯最大的啤酒製造廠的二號人物、35歲的沃爾斯曼也被神秘的職業槍手在家門口乾掉。2002年，聖彼得堡警方繳獲2000多件武器，包括100多枚手榴彈和21挺機槍。而當地媒體認為，警方所繳獲的與黑幫持有的相比，「連冰山的一角都算不上」。

在這座犯罪之都，官員似乎很難一塵不染。謠傳說聖彼得堡市長弗拉基米爾·雅科夫列夫是在黑幫的支持下贏得兩次連任。就連普京這位以清白無瑕著稱的總統，也似乎脫不了關系。據美國《新聞周刊》報道，美國和歐洲情報官員懷疑聖彼得堡的俄羅斯-德國房地產開發公司參與黑社會洗錢，而普京在聖彼得堡當副市長期間曾在該公司的顧問委員會中任職。盡管沒有證據表明普京從這家公司得到過好處，但在這些蛛絲馬跡里依然可以嗅到無孔不入的黑幫氣味。

臭名昭著的華裔黑幫：大圈幫

最早的華裔黑幫被稱為「中華英雄」，他們有資格驕傲，面對警察的漠視，除了團結起來對付當地黑勢力外，他們別無選擇。

在警方檔案中最早出現的華裔黑幫，是20世紀70年代紐約唐人街的ABC（American-born Chinese，在美國出生的中國人）組織。ABC與黑手黨進行了3年戰爭，令甘必諾家族失去了37名得力干將。據聯邦調查局對保羅·甘必諾的竊聽錄音顯示，這位教父認為黑手黨已無法繼續控制唐人街，不如放棄。就這樣，ABC「解放」了唐人街，並在地下社會贏得了聲譽。

失去共同的敵人後，ABC內部開始火並，內戰長達10年，直到1985年美國警方成功卧底，一舉將所有老大全部投入監獄，唐人街才恢復了寧靜。但和平是短暫的，沖突才是永恆主題。ABC的失敗，給另一個華裔黑幫大圈幫提供了迅速崛起的機會，偷渡和高科技犯罪成為唐人街的新油水。

大圈幫只是初級階段的黑幫，沒有嚴密的組織結構，核心成員多有行伍背景。大圈幫最早成名於香港，然後隨著內地移民潮轉戰北美和澳大利亞。

80年代初期，大圈幫的標准配備是「黑星」（五四手槍）。盡管黑星的指向性差（25米的距離能跑偏20公分）、握把角度不好（正常握持時槍口向下，所以手腕要向上挺），但是它的穿透力極強，極其適合黑幫的近距離作戰。當時香港警察的防彈衣，遇到「黑星」絕對是一槍一個洞。因此有經驗的香港警察，見到「黑星」掉頭就跑。

加拿大也是大圈幫的勢力范圍。在當地有組織犯罪調查局的名單上，大圈幫已經超越港台的蓮花幫和越南幫，成為亞裔黑幫中的老大。它與當地的地獄天使幫攜手，控制了毒品批發市場的半壁江山。

大圈幫在澳大利亞也赫赫威名。2002年，澳大利亞警方查獲一起上億美元的販毒案，結果發現有10名大圈幫成員涉嫌其中。他們不僅把越南裔的「5T黨」趕出澳大利亞唐人街，也向當地白人發動了新一輪的鴉片戰爭。

黑社會的智囊：美國猶太幫

每個成功男人的背後，都有一個猶太智囊。小布希的智囊是副國防部長沃爾福威茨，而盧西安諾的猶太智囊是邁耶·蘭斯基，他是唯一能參加黑手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外國人。雖然沒有投票權，但義大利教父們異常尊敬他，因為蘭斯基不僅有頭腦，還掌控著黑手黨的財務收支。

蘭斯基和盧西安諾的友誼可以追溯到童年時代。當盧西安諾向這個猶太小孩收保護費時，得到的回答是：「把你的保護費塞進你的屁眼裡吧，我不需要。」他們從此成為朋友，除了相同的野心和暴力外，他們都是冷靜的職業罪犯。20世紀20年代，盧西安諾和蘭斯基開辦了「七家集團」，壟斷了紐約的私酒市場。為了保持與蘭斯基的友誼，盧西安諾甚至不惜幹掉自己的教父——馬塞利亞。

在蘭斯基的策劃下，盧西安諾一步步地把充滿暴徒氣息的黑手黨改造為組織嚴密的現代化社團。當盧西安諾入獄時，蘭斯基設法營救了他；當盧西安諾被流放西西里時，蘭斯基成為他在美國的代表。

但是，教父之間的友誼建立在實力基礎上。盡管遠在西西里的盧西安諾依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但遙控指揮總不如身臨其境，蘭斯基開始悄悄發展自己的勢力，一個重要的舉措是投資建立賭城拉斯維加斯。

提出建議的是本傑明·西格爾，蘭斯基童年時期的戰友；促使黑手黨全國委員會通過建議的，是習慣於幕後操縱的蘭斯基。1943年，西格爾開始在荒涼小鎮拉斯維加斯建設第一座賭場——「火烈鳥」旅館。但是，1946年旅館的開業徹底失敗，600萬美元打了水漂。更致命的是，西格爾的女友弗吉尼亞·希爾在瑞士的賬戶卻多了50萬美元。這令蘭斯基和黑手黨感到憤怒。他一邊以5萬美元盤下破產的旅館，打發掉債權人；一邊促使委員會通過了對西格爾的死刑判決。

兩年後，旅館重新營業。經過前一次的失敗，這次開業大獲成功，第一年就賺了100萬美元。在上個世紀40年代，這相當於紐約黑手黨一年的保護費收入。會下金蛋的旅館越蓋越多，到了60年代，蘭斯基和他的猶太幫在拉斯維加斯有了17家賭場，而黑手黨只有11家。

蘭斯基的過人之處還在於他始終躲在黑手黨的背後。黑手黨的所有收入，他都有一份；而來自政府和警方的打擊，卻全落在黑手黨的背上。

囂張加拿大的黑幫：地獄天使

60年代，一群騎著大功率摩托車四處亂逛的美國嬉皮士創造了這個名詞。這些穿著黑色皮衣、蓄著落腮鬍子，肥胖粗魯、決不洗澡的傢伙沿著高速公路穿行北美，嚇壞了許多寧靜的村鎮，也吸引了不少崇拜者加入。到了80年代，厭倦了流浪的「天使」們在加拿大成立了地獄天使黑幫，目前已茁壯成長為加拿大的第一黑幫。總部設在蒙特利爾，成員約4萬人，以販毒為主業。

1995年，地獄天使和另一大黑幫滾石機器在魁北克省爆發了地盤爭奪戰。沖突持續了7年，在你來我往的謀殺和報復中，雙方共有160人下了地獄。迫於平民不滿情緒日趨強烈，加拿大警方發動了「2001春季行動」。2000多名警察在一夜之間逮捕了100多名「天使」。警方暗示，如果雙方繼續廝殺下去，他們還會採取更嚴厲的鎮壓措施。和平的呼聲產生了效果，2001年9月26日下午，雙方舉行了閉門會議，地點選在魁北克省的一家法院里。那裡既安靜又安全，沒人能把槍帶進法院，而警方掃黑組也不會光顧法院。地獄天使的教父茅利斯·布徹與滾石機器的老大弗萊德·特莫各帶了3名助手，在庄嚴的法院里達成了歷史性和解。魁北克安全部的發言人事後證實了這一消息，但他強調，雙方的和解不會影響警方對暴力事件的打擊。不過在那以後，加拿大警方再也沒有進行大規模掃黑行動.

三合會犯罪活動威脅全世界

香港黑幫三合會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也最令人懼怕的有組織犯罪團伙。這個活動詭秘、組織嚴密、觸角遍布全球的黑幫從事的非法活動包括販毒、勒索、色情、綁架、組織偷渡、各種造假和欺詐、盜版錄象、放高利貸和賭博等。據一名西方專家和作家的估計，三合會經手了世界上90%的海洛因交易。由於該團伙行事高度隱秘，在考證其活動范圍和程度時，很難區分傳聞和事實。但《龍記辛迪加》（The Dragon Syndicate）一書的作者布斯（Martin Booth）試圖對三合會的幫派文化作較深入的探索。他援引聯合國消息來源說，三合會是人們所知道的對世界構成最大潛在威脅的黑幫。

古已有之

三合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的民間幫會勢力。布斯在書中考證說，第一個「正式」的三合會組織是在公元九世紀時出現。當時，這種秘密幫會主要是為富有家庭提供保護。「三合會」這個名稱據信代表了天、地、人三者和諧的意思。

早期秘密幫會發展成員的基礎主要是宗族聯盟、互相保護和償還私人債務或報恩。三合會就在這種幫會基礎上不斷發展，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時間里作為一種亞文化組織存在和延續。但到了十九世紀，中國朝廷開始對民間秘密幫會社黨採取格殺勿論的政策。

遍布全球

隨著華人不斷移居到全世界各地，三合會的勢力也在全球范圍內不斷壯大。三合會在荷蘭、馬來西亞、澳大利亞和美國等許多國家都已經紮下了根，而僅僅在香港，就有50個屬於三合會的團伙。目前據說有4個三合會團伙在英國活動，其中人數最多的一個叫14K。

而在中國，三合會的勢力近年來也在增強。2004年初，中國政府開展了一次打擊有組織犯罪團伙的運動，據稱逮捕了數千名被認為是三合會成員的人。

在世界其他國家，當地警方在對付滲透到當地社會中的三合會勢力時也感到棘手，因為這個組織通常只在華人社區內活動。三合會的受害人往往因為害怕而不敢向當地警察報案，事件的證人即使向當局提供了證詞，在臨近法庭開庭審理時往往也會撤回證詞。

5. 四年級以《陽光》為題的自創詩歌

赤橙黃綠青藍紫
七種顏色組成了摸不著的你
你不遠億萬里
給我們送來溫暖
讓地球的生命充滿勃勃生機
清晨
你從海面上冉冉上升
浪花在你的映照下燦爛無比
中午
你高居正上方
為綠色植物把能量送去
傍晚
綿延的西山迎接著你
把你送進黑夜好好休息
我要大聲贊美你
你是那麼的無私
你是那麼的神奇
你創造地球萬物
願你周而復始生生不息
為了人類的長久永存
保重你百億年的身體

6. 袁隆平為理想不斷奮斗的事例

1. 1949年11月，重慶解放了。袁隆平上的農學系，經合並、調整，成為農業部所屬的全國重點高等農業大學。1953年夏，結束了大學學習生活，他服從分配，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農校任教，開始了他長達19個春秋的教學生涯。

2. 1954年，他教普通植物學。他下苦功夫，從構成植物體的最小單位——細胞的構造開始，到根、莖、葉、花、果的外部形態，植物的生物學特性，及其遺傳特性等等，進行系統的學習研究。為了在顯微鏡下觀察細胞壁、細胞質、細胞核的微觀構造，他刻苦磨練徒手切片技術。幾百次，上千次，一直到能在顯微鏡下得到滿意的觀察結果為止。

3. 1959年，袁隆平進入「而立」之年，也是他走上教學崗位的第七個年頭。國慶前夕他以「我的十年」為題，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從思想與業務兩個方面進行了解放後10年來的回顧總結：「黨的10年教育，使我明確了人生真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確是人生最大的光榮和義務。

4. 在教學當中，袁隆平不滿足於僅當一名合格的中專老師，還想在農業科研上搞出點名堂來。10多年來，他始終堅持一邊教學，一邊科研，教學與科研、生產緊密結合。

5. 50年代，生物教學中主要向學生講米丘林、李森科的遺傳學說，他就按照其理論進行無性雜交、嫁接培養、環境影響等方面的試驗，把月光花嫁接在紅薯上、西紅柿嫁接在馬鈴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得到一些奇花異果，但並沒有得到經濟性狀優良的無性雜交種。這引起他的沉思，並決心擴大視野，另闢蹊徑。

6. 到60年代,他從閱讀外文雜志中獲悉，歐美的孟德爾、摩爾根創立的染色體、基因遺傳學說，對良種繁育有重大指導作用。他就開始大膽地向學生傳授染色體、基因學說，講雜種優勢利用在作物育種中的廣闊前景，自己也開始向水稻的雜種優勢利用方面探索。

7. 1960年受到天然雜交稻株啟示後，在育種方法上他由採用系統選育法，轉變到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課題上來。從1964年在大田中發現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學通報》上發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第一篇重要論文，就是他堅持一邊教學，一邊從事科研的豐碩成果。

8. 「文化大革命」中袁隆平利用被批鬥的空隙，仍專心研究水稻雄性不育，在不利條件中爭得了從事科研活動的機會。

9. 試驗材料「野敗」毫無保留地分送給全國18個研究單位，加速了「三系」雜交稻研究的步伐。在他的培養和帶領下，我國雜交水稻界精英輩出，研究成果層出不窮，30多年來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10. 袁隆平永不滿足。從「三系法」到「兩系法」，從一般雜交稻的成功到超級雜交稻一期、二期再到三期，袁隆平將水稻產量從平均畝產300公斤左右先後提高到500公斤、700公斤、800公斤。
    

    

7. 初中《最後一課》的做者是誰

十九世紀法國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課》1912年被譯入中國①，從上一世紀二十年代開始，長期入選我國中學語文教材，超越了時間和不同意識形態的阻隔，是在中國最有普遍群眾基礎的法國文學名著之一。盡管在它之後，都德的其他作品也陸續譯入，為數不能算很少②；但是關於都德，中國人記憶最深的，永遠是普法戰爭，是《最後一課》。可以說，在漢語言說都德的語匯中，最具表現力的就是《最後一課》，她甚至可以作為都德的代名詞，作為「愛國主義」的符碼編入了近代中國人百年的經驗史和情感史。法國人眼中或許更是擅寫南方風情的溫婉的都德，在中國語境中被愛國主義作家置換。盡管學者文人曾在以哀逝情懷敘寫湘西風土的沈從文身上體認了都德的韻致，顯示了他們對這位誕生於普羅旺司的法國作家的審美回應，而對於普通的中國受眾，星光下牧羊人的柔情和賽甘先生的山羊遙遠而陌生，只有《最後一課》和都德一起熔鑄為愛國主義的代碼，成為我們自己精神財富的一部分。由此可見，對一個作家的接受，尤其是對一個異域作家的跨文化接受，有時會出現對這一作家的部分的強調或部分的偏廢，它是接受者自主選擇的結果，與接受者所處的歷史文化現場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法國文學史家朗松曾言，「每部代表作的歷史都濃縮著生產該作品的民族以及接受這一作品的其他民族的興趣史和敏感史」③。因此，還原一個作品的跨文化閱讀中所牽涉的歷史語境，考察其最初接受者的閱讀敏感，有助於理解這一作品在相異文化中的機遇，同時也能揭示接受者自我在外來作品的本土化運作中的意義。

本文從《最後一課》最初的譯本著手，結合其他早期出現的譯本，分析這部法國文學名著在中國的特定歷史時期、特殊文化語境中被接受時，中國本土文化的切身經驗和民族情感的積郁怎樣制約著譯者，並通過譯者的個人敏感穿透作品，奠定了接受之基，使這部作品成為幾代中國人在割地賠款的陰影下，在亡國的現實危機中愛國感情表達的媒介。

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胡適翻譯的《最後一課》(原名LaDernireclasse)是都德作品漢譯的第一篇，它最初刊登在1912年11月5日上海《大共和日報》，譯名《割地》④。此後，同一譯本又由留美學生編輯，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留美學生季報》在1915年春季號仍以《割地》之名重新刊出。1919年，亞東圖書館為已然成為新文化運動領袖的譯者出版《短篇小說集》，以《最後一課》原題收入該譯本。而後，這一譯本又在二十年代初開始，在白話文進入基礎教育的背景下，被收入由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印行的中學語文教科書，成為都德這部作品在中國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譯本，最有力地參與了漢語語境中都德形象的構造。與胡譯重刊於《留美學生季報》同在1915年，同樣在上海，創刊於1914年6月，以都市市民為讀者對象，以娛樂休閑為旗幟的小說周刊《禮拜六》推出了署名「靜英女士」譯的《最後之授課》，是胡適譯本之外今天所見最早的他譯；由於《禮拜六》所牽涉的與《留美學生季報》不同的讀者層，這一新譯本的出現對於還原《最後一課》在中國的接受語境別有意義。此外，在上述兩個譯本出現之間的1913年，在長沙出版的《湖南教育雜志》刊載了標明「匪石譯」的《最後一課》⑤，盡管經過文本的對比分析發現這個譯本只是對胡適譯本的改寫，但是這一現象本身，和都德之同一作品在不到三年時間里一再被選擇被發現，都從不同層面顯示著接受者社會集體意識在對異域文學作品移植和化入過程中的有力運作。

胡適譯本初名《割地》，這一譯名的選擇就已准確無誤地傳遞著鮮明的時代印記和強烈的情感信息，以一個詞語的選用開啟了本土經驗、民族情感對都德的再創造。《最後一課》法文原名LaDerniereClasse，鮮明而貼近故事內容:一個學童對自己「最後一課」的深切記憶。在翻譯時，譯者與第一讀者胡適，放棄了直接將其譯為《最後一課》這樣合情而又輕松的做法，而選擇把這部作品最能激起他回應的故事的本質直接推向前台，「割地」一語道出了超出作品主人公孩子所能理解的，國土淪喪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心中激起的屈辱與悲憤。正是二十世紀初年承載著一系列割地賠款的歷史，刻骨銘心地日夜感受著亡國焦慮的經驗促使他做出了對這一詞語的選擇。在為譯本寫的短序中，胡適看似隨意地交代了譯名的變化，字里行間也清晰地透露了譯者對都德作品的最突出敏感點:

著者都德生於公歷千八百四十年，卒於千八百九十七年，為法國近代文章巨子之一。當公歷千八百七十年，法國與普魯士國開釁，法國大敗，普國盡據法之東境。明年進圍法京巴黎，法人力竭求和。賠款五千兆弗郎，約合華銀二千兆元，蓋五倍於吾國庚子賠款雲。賠款之外，復割阿色司娜戀兩省之地以與普國。此篇托為阿色司省一小學生之語氣，寫割地之慘，以激揚法人愛國之心。原名《最後一課》，今名乃譯者所更也。民國元年九月記於美國⑥。

下筆所及，處處以法國反觀「吾國」，涉及賠款，則折以「華銀」，比照「庚子」。對於近代中國，「割地賠款」可以說是驅之不散的夢魘，是「亡國」命運的壓迫，而譯者本人正是在這壓迫的痛苦中發現並感受了都德。所以，「割地」這一詞語交織著接受者情感歷史與現實的積郁，在都德作品的刺激下脫口而出，幾乎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社會集體意識借青年胡適之手的「自由寫作」。

當時的胡適以庚子賠款公費身份留學，在美國已經兩年。這種經歷和處境是他作為《最後一課》譯者的獨特資源。盡管被美國「泱泱大國之風」浸漫，並已漸生第二故鄉的感情，故國之憂未能稍減。從他當時的日記和書信中屢屢可見其「遠人焦思」隨國內風雨而動。在給母親的家信中，他多匯報異國見聞，記述友人仁善，學業長進，盡管也難掩對故鄉局勢的關切，對家境窘迫的擔憂；而在對同輩朋友的書信中，在日記里，「亡國」之威脅與貧窮之壓力是當時並懸於頭上的雙劍，尤其是側身於優游的美國中產階級社會里感受的貧窮，更加劇著對弱國、對亡國的體味。可以說，作為譯者的青年胡適，是在某種極其個人化的背景中，獨特地經驗著亡國的慘劇和弱國的悲哀。在當時國人的眼中，他或許應是幸運的，庚款留學，脫離了以朝不保夕的小生意或卑微的教職謀生的苦境，來到「風俗極佳」、「無不有泱泱大國之風」⑦的美國。但是，這一幸運卻又是宿命地使他感受亡國悲哀的根源:他的留學本身正是割地賠款的伴生物，他的「幸運」又正是家國不幸的鏡子。因此，他的留學身份帶給他的，不僅是美式生活陶冶的平和溫厚，而且使他比一般中國人更痛切地體認割地賠款的情感意味。那是一種無所不在的壓迫，而這壓迫使他反省，分別寫於1913年和1914年的《賠款小史》和《非留學篇》，見證了他對自身處境與家國命運的獨特敏感。所以當他被都德的小說所感動時，他順從自己的情感波瀾，在翻譯活動中注入了自己正在身歷的經驗，並借移譯都德之作一澆心中塊壘。

《割地》的譯文最初發表於上海的報紙，而報紙作為成熟中的都市生活的公共空間直接反映著一個時代的社會敏感。胡適留學在美，長期處於「遠人聞亂，心日夕不能安」⑧的境地，報紙是他藉以關注故國的主要媒介。就在他翻譯《最後一課》前後，1911年3月24日日記:「連日日所思維，夜所夢囈，無非亡國慘狀」⑨。在1912年11月14日，則有「讀英報紙論吾國事，中心如搗，又至鄒秉文處讀上海報紙」⑩等語，真實記錄了青年胡適現實情感與國內危亡局勢的呼應，而他對祖國命運的焦慮則成為他感受都德、接受《最後一課》的精神土壤。

胡適與《大共和日報》的聯系，在於他中國公學時代的同學葉德貞，當時葉在這家創辦於1912年初的報紙工作。在胡適的日記中，1911-1912年間曾頻頻出現與「德征」書信交往的記載。如:1912年9月28日，譯《割地》期間(據日記載，9月26始，至9月29日譯畢)，「夜作長書寄德征」 ，9月29日「夜譯《割地》成，寄德征，令載之《大共和》」 。10月14日，又見「得德征寄報甚多，一一讀之。 」可見，此時德征和報紙更直接聯系起了在異鄉的胡適與祖國。而故國的報紙對遊子來說總是切盼而又深恨的——因為它常常傳遞著「國亡在旦夕」的哀音，加劇著遠游者的焦思。查閱僅見的《大共和日報》1912年10-12月，《割地》題名與連日各版面警報般的標題相互呼應，彼此和諧，感染著那個時代知識者層體認亡國在即的高度緊張:10月27日社論《嗚呼蒙古，竟為朝鮮繼也》，10月28日評論《忠告瀕死之支那》，10月29日《嗚呼蒙古，嗚呼青島》——來自故國的消息聲聲入耳皆為淚，成為亡國危機下譯者胡適以中國悲懷演繹異國之《最後一課》的基本語境。

同樣浸潤著故國焦慮、伴隨譯文發表的周邊文本——譯者的前言後記，更直接地體現了其作者翻譯活動的意義指向:借「他者」之歷史，寫「自我」之現實。在前引譯序中，他以法國命運對中國的比附，不僅使譯文的讀者更貼近都德，也使中國人遭遇的割地賠款的歷史直接介入對外來文本的解讀。比之前言，置於文後的「譯者識」表現了青年胡適對都德短篇小說藝術的欣賞，但他最不能忘懷的還是作品藝術地表現的「割地之慘，奴隸牛馬之痛」，並呼籲「讀者勿輕易放過」 。胡適的譯文為白話，簡潔樸素，盡管有細節的刪略，那以天真的孩童口吻傳遞的深摯的傷痛以其樸素平實打動了幾代中國讀者。在胡適譯本對細節的刪略中，有一點比較突出體現了譯者的翻譯策略，更值得注意，這就是對人名的盡量簡化:第一人稱敘事的主人公小佛朗茨之名在原文有三次出現，而譯本從未出現。這一改變削減了由於陌生的名字帶來的文化隔膜，拉近了本土讀者與異國故事的情感距離，使讀者更容易直接進入主人公的情境，產生超越地域與文化的呼應。盡管也要看到，在胡適譯本以後的廣泛傳播中，譯文載體——白話的崛起和譯文作者的身份都可能是重要因素，但是譯本本身及其產生之初的基本語境已然奠定了這一作品的總體接受指向，並給後世以深刻影響。

當胡適譯本再刊於《留美學生季報》時，處於歐戰背景下的中國進一步從歷史在現實的延續中再度選擇了都德。如果說《留美學生季報》的讀者主要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涉及最為敏感的精英的社會階層，那麼，同期出現在通俗文藝期刊《禮拜六》的另一個譯本則可能從不同層次揭示《最後一課》在中國被普遍接受的情感基礎。

《禮拜六》是創辦於1914年6月的小說周刊。在編者為其發刊寫的「贅言」里有編輯者鈍根的著名言論:「買笑耗金錢，覓醉礙衛生，顧曲苦喧囂，不若讀小說之省儉而安樂」，「一編在手，萬慮都忘，勞瘁一周，安閑此日不亦快哉 」。它不僅解釋了該刊所以命名的原因，也張起了健康休閑的旗幟。而在該刊創辦不及一年，第38期(1915年2月20日)就有作者馬二先生在其「寓言小說」，《賭》的「著者曰」中說:「時局至今，何暇更做小說，然小說未始不可利用以促起國民之迷夢 」。在他的寓言中，子孫眾多、曾廣有財富的「華老頭」家成了賭場，被來自「西村」的賭徒「英」「法」「德」「俄」「管領」，而又有陰險的緊鄰「東方」的欺凌覬覦……

都德《最後一課》的又一譯本，靜英女士譯《最後之授課》就刊出於同時期的1915年3月27日第42期。在此前後，關於戰爭、愛國、英雄的作品密集出現於《禮拜六》，如《血性男兒》、《愛國少年傳》、《裸英雄》等等，小說實已成為「驚起迷夢」的工具，而不再追求使人「萬慮全消」。第46期《裸英雄》的作者黑子呼應馬二先生的感慨，說，「時局如此，吾人非特無暇做小說，且亦不忍作小說，……嗚呼，強鄰狼突，或戰釁將開」 。刊登於同一期，署名「劍俠」的短篇小說《弱國餘生記》則全然沒有一般小說的藝術架構，只是用幾百字，敘寫了一個青島少年在日德交戰中家破人亡的慘劇。作者在後記中說，「此次日軍德軍戰於青島，我國人民被害者甚眾，特識少年事以寄哀悼，願我同胞毋忘此痛」 。編者鈍根也特別為此篇加了「按語」，給後人留下了更多的時代印記:「劍俠此作投到時，日軍初下青島，及今登出，而日本之侵略手段已一日千里，要求條件之苛虐，浸浸有吞並中國之勢。嗟我同胞，不起自衛，行且盡為亡國奴，何暇悲少年哉!」靜英女士譯《最後之授課》在這樣的語境中出現，使都德《最後一課》進一步參與了被時局激起的救亡合唱。這一文言譯本本身也許在當時或以後都沒有如同胡適譯本的反響，而且如同許多當時的譯文，它在刊出時甚至沒有提到原作者的名字。但在都德的中國接受進程中，結合此時的《禮拜六》對民情民心的真實記錄，原作者的缺席似乎更突出了《最後一課》與本土語境的深刻和諧，體現了都德這篇小說中國接受與再造的深厚土壤。曾以引導健康消閑為已任的《禮拜六》，與遠在異國的留學生胡適一起，在國事危難中，自覺或不自覺地「以筆報國」，並在喚起迷夢的努力中，使來自異域的聲音匯入本土文化的激流，獲得新的面貌與新的生命。

與《禮拜六》休閑不得繼以救亡不同，《湖南教育雜志》的主辦者是忠實的「教育救國論」者，他在國事艱危中更痛切關注外侮之下民族內在的痼疾，欲挖掘所以貧弱被辱的根源，並以教育療救之。1913年初，署名「匪石」譯的《最後一課》在該刊是以「教育小說」出現的。值得注意的是，這篇譯文基本上是對胡適譯本的改寫 ，而發表時間僅在《大共和日報》刊出《割地》幾個月內。這一速度與頻率，再次從一個側面為我們提供了當時讀者與青年胡適敏感共通的例證，也在《最後一課》的中國接受史上留下真實而富有戲劇性的一頁。

縱觀以上所見，《最後一課》入華的最初三年，都德已在本土特殊語境中成為中國人愛國情感激發和表達的媒介。而後，當胡適譯本被選入語文教科書，它的接受隨之進入了新的更廣闊的空間。今日所見最早收入胡適《最後一課》全文的教材，由洪北平等編，192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白話文范》在半年內出了四版；而1923年為適應新學制編的《國語教科書》在七年中印行曾高達112版，傳播及影響甚遠。在1932年，當出版這兩種教材的商務印書館毀於日本人的大火後，幾個月內，它就推出了《國語教科書》的「國難後第一版」，並在一個月內連出了五版。收入了都德這篇小說的「國難版」教材的戰火經歷具有象徵意義，它所掀開的將是《最後一課》中國接受新的一頁:抗日戰爭的血與火將使它最終定型為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代碼，深深地融入我們民族文化的血脈。

參考書目《比較文學形象學》孟華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二十世紀西方文藝批評》讓-伊夫.塔迪埃著，史忠義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胡適留學日記》海南出版社1994年。《胡適書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胡適文集》(卷9《早年文存》)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短篇小說第一集》胡適譯，亞東圖書館1919年。《胡適年譜》耿雲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胡適傳》白吉庵，人民出版社1993年。《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北京華文出版社1989年。《大共和日報》(1912年10-12月)。《湖南教育雜志》(第2-3年)湖南教育雜志社1913-1914年。《禮拜六》(百期匯訂)上海中華圖書館印行1921年。《留美學生季報》(民國四年春季號)上海中華書局發行1915年。《白話文范》洪北平等，商務印書館1920年。《新學制國語教科書》顧頡剛、葉聖陶等，商務印書館1923-1932年。《法國作家與中國》錢林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胡適與都德的〈最後一課〉》蘇華，載《文藝理論與批評》1998年第3期。《中學語文教科書百年回眸》溫立三，載《中國圖書評論》2000年第3期。[日]樽本照雄，編《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齊魯書社2002年。

①關於《最後一課》最早的譯入時間，近年研究界有一說為陳匪石譯，刊於1903年《湖南教育雜志》，此說的緣起大概是《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施蟄存主編，上海書店1991年出版)提供的錯誤信息造成的。事實上，1903年並無《湖南教育雜志》存在，關於這一問題，筆者已有另文做了考辨。現在掌握的情況，1912年胡適譯本為首譯。
②自1912至1918都德作品漢譯的粗略統計數字為15篇(部)，其中《最後一課》重譯或改寫共計5次，其他幾種譯文分別是:江白痕《小子志之》，載1915年《中華小說界》第2卷第5期；梁蔭曾《最後一課》，載《工讀雜志》第1期(1917年5月)；段茂瀾(末次之課程)，載《南開思潮》第1期(1917年12月)。
③轉引自[法]讓一伊夫?塔迪埃《20世紀的文藝批評》，史忠義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第206頁。
④需要說明的是，見於1912年11月5日《大共和日報》第10頁的僅是《割地》的後半部分。當時該報版面為「四大張」八頁，而11月5日則多了一張，可能此前還有一次這樣的臨時「附張」，刊出了《割地》的前半部分，但在筆者查閱的北圖《大人和日報》中未見留存。
⑤《湖南教育雜志》創辦了1912年6月，1913年1月刊出《最後一課》，譯者署名「匪石」。《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在收錄該譯文時變動了署名，並把出版年誤為1903年，致使不準確的信息流傳。
⑥胡適《割地》譯者序，首次刊出的《大共和日報》本尚未見前半部分，因此，此序文引自《留美學生季報》第2卷第1號。
⑦1910年致同學胡紹庭等，見《胡適書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第16頁。本小節未加註之片斷引語皆出自胡適書信及日記。
⑧1913年致母親，同上。
⑨1911年3月24日日記，《胡適留學日記》海南出版社，1994，第9頁。
⑩ 1912年11月14日日記，同上，第70、53、54、57頁。胡適《割地》「譯者識」，見《留美學生季報》第2卷第1號。鈍根:《禮拜六》出版贅言，《禮拜六》第1期(1914)，引自《禮拜六》百期合印本，上海中華圖書館印行，1917年。同上，第38期。 同上，第46期，1915年4月16日。胡適刪去的原文內容均未出現於「匪石」譯，而「匪石」增加的文字都是原文沒有的。「匪石」的序跋文字也與胡適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