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聞業如何進行跨文化傳播

① 世界新聞傳播發展歷程分析

信息的傳播，是流經人類全部歷史的水流，不斷延伸著人類的感覺。簡單回顧現代新聞傳播之前的傳播史，對於現代新聞傳播業史來說，在歷史與觀念的銜接上都是必要的。
一， 遠古時代的信息傳播
從猿到人，經歷了數百萬年。語言僅出現於約10萬年前。此前人類的祖先能夠用於傳播信息的符號，不過以下幾種：
1，觸覺和嗅覺。2，視覺符號。3，聽覺符號。
二，基本的傳播媒介----語言
要了解人類信息傳播的歷史，就要了解語言的發生和發展，語言中所蘊含的聲形實體以外的豐富信息。這里有個線索，便是世界語言的譜系。世界上絕大多數語言都可以被編排到十大語系中，「語系」之下是「語族」，語族之下是「語支」，語支下才是具體的語言。從具體的語言往上推，語言→語支→語族→語系，可以看到現在各種具體語言之間在遠古時代關系的遠近，當然這也相當程度涉及到講各種語言的民族（種族）之間血緣關系的遠近，以及交往的疏密程度。
當今世界上分布的十大語系，實際上表達著人類社會流動和語言傳播的軌跡。其中分布較廣大的六大語系，反映了公元以來人們傳播的信息流動和分布。特別是印歐語系從歐洲向世界的傳播，則是最近幾百年的事情。
1，分布最廣的印歐語系2，擁有最多講話人口的漢藏語系。3，阿爾泰語系。4，閃含語系。5，班圖語系。6，南島（馬來－波利尼西亞）語系。
三，傳播的文字媒介
文字與語言的不同在於，它基本是一種改變了的語言形式，使聽覺符號轉變為視覺符號，使語言有形和得以保存。文字的出現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文字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世界，它的功能體現在歷時性上，即使時過境遷，以文字表現的世界可以較長久地明確記錄或報道歷史上的信息。傳播的文字作為一種媒介，由於帶有更為明確的傳播目的，因而相對語言的使用，要認真和嚴肅得多。歷史上的文字種類很多，經過數千年的演變、交融、創新和衰退，現在世界上跨國使用的文字體系，只有七種，除漢文外，均是字母文字。
1，遍及全球的拉丁文字體系。2，使用人口最多的漢文字體系。3，阿拉伯文字體系。4，斯拉夫文字體系。5，梵文字體系。6，希臘文字體系。7，回鶻文字體系。
四，走近現代新聞傳播的先導----印刷術的發明
能夠規模化地復制文字的技術，最早出現於中國，即6世紀的雕版印刷術，這種對工藝要求過於專業化的發明，可以適應宗教教義的傳播，但難於在時效上適應真正的新聞傳播。11世紀中國人畢升發明泥活字印刷術，適當改進，應當具有廣泛的應用價值，對於規模化的信息傳播，其重要意義大於雕版印刷術。但是，由於缺乏社會需要，中國在幾百年內沒有將其用於新聞傳播。當15世紀中葉德國人古登堡（Johann Gutenberg）重新發明出金屬活字印刷術，歐洲印刷新聞紙流行之後，直到17世紀中葉，中國才將活字印刷用於邸報。古登堡發明歐式印刷術不久，恰好遇上世界地理大發現，於是伴隨著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商人向全球的擴張，印刷術和最初簡單的新聞公報式的新聞紙傳到了全世界。
五，現代報刊得以在歐洲起源的五個相互依存的條件
現代報刊是現代新聞傳播的第一種載體，最早出現於歐洲，然後緩慢地推向全世界。
恩格斯在分析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帝國攻陷後歐洲形勢時的一些要點，對於我們綜合分析現代報刊的起源很是有借鑒意義。根據恩格斯的分析，考察15世紀末歐洲與世界的狀況，現代報刊在歐洲得以產生的原因，在於以下五個相互依存的條件：
1，世界地理大發現使得歐洲的商業和工業從地中海貿易轉向全球貿易，因此造成對新聞傳播的規模化需求。市場經濟向全球的拓展，要求規模化的新聞傳播。1566年義大利的威尼斯城出現定期手抄新聞，這是衰退中的地中海貿易對新聞需求的最高反應。義大利的貿易很快衰落，發生了城市人口向鄉村倒流的現象，使得義大利這個文藝復興的搖籃，此後300年才出現象樣的現代報刊。嚴格地說，威尼斯不是現代新聞傳播的開端，而是歐洲中世紀新聞信傳播發展的頂點，到了頂點，接下去就是急遽的衰落。
2，此時，歐洲地理上正在形成連成一片的文明地區，地理上進行貿易的關卡減少，傳遞信息的障礙也隨之減少。15-16世紀，正是歐洲大陸王權削減諸侯勢力的高漲時期（特別在法國），平民為了自身貿易的利益，大多站在王權一邊。相對統一的國家，提供了商品（包括信息）相對自由流通的空間條件。盡管這一過程是漸進發生的，但割據減少的趨勢，對於現代報刊來說，無論如何是一個必要的生存條件。
3，六個主要的歐洲民族（意、西、葡、德、法、英）經過文藝復興運動，自然形成了各自的標准語言和文字，奠定了規模化新聞傳播的語言文字基礎。報刊的規模化傳播，至少需要在一國或一種民族語言的使用區域內，採用通行的標准語言和文字，而這種文字又要以存在通行的標准語作為前提。當這些條件具備時，規模化的報刊生產和傳播才成為可能。
4，古登堡印刷術的發明，提供了規模新聞傳播的新技術條件。這個發明恰好遇上德國宗教改革，隨後遇上了世界地理大發現，於是它先是成為大量傳播德譯聖經的技術條件，接著成為全球性新聞傳播的必要技術條件。
5，文藝復興後，文化從僧侶階層的壟斷下逐步解放出來，轉向世俗社會，為規模化新聞傳播提供了一定的讀者群。
這五個條件，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沒有第一個大背景條件，單獨的其他條件都不可能造成新聞傳播的規模化；而其他四個條件，缺少任何一項，都可能使新聞傳播的規模化難以為繼。
六，現代報刊遍及全球的三個環節
現代報刊的起源與其說是一個具體的「點」，不如說是一個在全球的歷史發展的過程。因為現代報刊從歐洲傳播到全球，歷經數百年，只有當全世界主要國家都出現現代報刊，這個起源的過程方可說結束。考證起源的「點」，重要的是從宏觀上把握和理解「過程」。從這個角度看，現代報刊的起源表現為三個發展的環節：
1，15世紀中葉德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出現印刷新聞紙。就傳播內容和簡陋的程度而言，印刷新聞紙應看作是中世紀的新聞傳播類型。但是，由於恰好趕上了不久後世界新航路的發現和開通，於是原本屬於中世紀的新聞傳播與未來的現代報刊直接聯系了起來，成為現代報刊起源的第一個環節。
2，整個16世紀，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商業民族在全球的經商中，無意中傳播了歐式印刷術和簡單的公報式的報紙，構成了現代報刊起源的第二個環節。
3，從17世紀開始，英國作為工業民族逐步替代了西、葡、荷等國，有目的地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發展工商業，傳播西方文化，將報刊移植到世界各地。只是在這個時候，新聞傳播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正如哈貝馬斯（J.Habermas）所說，直到17世紀末社會才具備讓大眾知曉信息的條件，「才有真正意義上的新聞。」18-19世紀，現代報刊遍及世界各個角落，完成了起源的全過程。
在這里，德國中世紀的印刷新聞紙是最初的源頭，16世紀三個歐洲商業民族在全球的貿易是一個不可超越的歷史過渡，最後才發生以英國為主的將現代新聞傳播業移植到世界各個角落的文化傳播過程。
七，西方報刊發展的三個歷史階段
西方國家的新聞傳播史雖然各有自身的文化傳統和發展特點，但是多數國家報刊發展的歷史，都經歷了較為明顯的依次發展的三個階段。特別是對後兩個階段轉換的考察，尤為重要。
1，封建集權制下的「官報時期」。現代報刊出現於歐洲中世紀末期，因而在報刊誕生的時候，便受到王權的直接控制，或直接由政府部門創辦報刊（例如1665年時的英國、1702年時的俄國），或者特許少數王權信任的出版商出版報刊（例如1631年時的法國），對報刊內容實行書報檢查；同時嚴格查禁其他非官方的出版物。在殖民地，則由殖民當局代錶王權行使書報檢查。這個時期封建王朝對報刊內容的檢查，主要是禁止報道和討論與本國政治相關的問題，禁止對官員的批評（任何批評，即使的是真實的，均被視為誹謗），禁止一些當時宗教道德不允許報道的內容，而對於外國政治新聞，只要不涉及本國政治，一般允許報道。
2，新聞自由條件下的「黨報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包括臨近革命前夕的短暫時間）和革命成功以後的一段或長或短的時期，由於國家的基本政治體制、許多具體政策尚未確定，各階級和各利益群體都要為自身贏得更多的革命果實而進行宣傳活動。在結社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條件下，人們的熱情集中在政治問題上，政黨活動極為頻繁。在這種情況下，政黨報刊成為報刊的主體，即使是商業性的報刊，也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投入到各自選擇的政治宣傳和討論中。這種情況的典型國家是美國（獨立戰爭至19世紀中葉，大約60年），其他西方國家的黨報時期與商業報刊時期，有時存在一個較為長久的並存期。
3，「商業報刊時期」（又稱自由報刊時期）。一般來說，一個國家大規模地出現廉價的大眾化的報刊，是商業報刊時期到來的標志。此前的報刊屬於黨報時期，此後或者很快進入商業報刊時期（例如美國），或者從黨報時期的發展頂點走下來，逐漸轉向商業報刊時期。此前，報刊主要被看作一種事業；此後，報刊主要被看作一種產業。現在，西方國家的大眾媒介（包括後來出現的廣播和電視）業已經成為僅次於金融業的高回報產業，新聞傳播業的跨國性經營顯示出強勁的發展勢頭。
八，電子媒介以幾何級數的發展
1844年5月24日，華盛頓－巴爾的摩之間的電報線路開通，創造了令人自身感到驚異的東西，在較長的距離之間，信息可以瞬間傳遞。1847年底，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的《共產黨宣言》，將電報的發明列入資產階級創造的巨大生產力之內。19世紀中葉，歐洲與美洲（包括南美）間鋪設了海底電纜。通訊社開始利用電報傳遞重要新聞。1862年，電報首次用於戰時隨身的新聞傳遞。
1876年，電話首先在美國出現。僅僅由於英國郵政部門的總工程師認為他們有的是郵差，不需要電話，認識的差距使得英國十年後才開始發展電話。
也是在19世紀，真實圖象的記錄和傳播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1822年，法國拍出了第一張靜物照片，1839年照相術公之於世，得到不斷的改進，推廣速度較快，於1853年用於戰地新聞采訪。1895年法國首次出現真實再現活動影像的技術電影，並很快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推廣。
以上19世紀的發明，為20世紀電子媒介的快速發展奠定了技術基礎，提供了觀念准備。
1920年11月，美國匹茨堡的KDKA電台的播音，標志著世界上出現了一種新的面向社會的大眾媒介----無線廣播電台。幾年內，廣播技術遍及世界各主要國家。既然聲音可以跨越空間傳播，圖象可不可以？從20年代末到30年代，世界主要國家，美國、英國、德國、法國、蘇聯，都在研究無線電視。1936年德國的實驗電視部分轉播了柏林奧運會。現在一般把英國BBC電視台1936年11月播出節目，視為世界電視廣播的開端。具體哪個算第一並不重要的，重要的是20世紀30年代，在廣播電台出現十幾年內，電視技術就被推向社會了。只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斷了電視的發展，使之在50年代初從新開始。然而，又是僅過了十幾年，蘇聯和美國於1962年將通訊衛星送上天空，並成功地進行了衛星信號的洲際傳播。
計算機技術從60年代起，很快被運用於發展大眾傳播媒介，先是報刊和通訊社業務（編務和印務）的自動化控制，接著是數字化技術武裝衛星廣播和電視。如果將現代新聞傳播的歷史做一簡單的年代分析，不難看出，20世紀之前的發展處於相當緩慢的算術級數，而20世紀內的電子大眾傳播媒介，其發展則是幾何級數。
1457年第一張印刷新聞紙（紐倫堡）
1615年第一張「真正的報紙」（法蘭克福）
1650年第一張日報（萊比錫）
1835年第一家通訊社（巴黎）
1920年第一家廣播電台（匹茨堡）
1936年第一家電視台（倫敦）
1962年第一次衛星傳播（歐美之間）
顯然，早期報刊的發展是相當緩慢的。其實，19世紀以前報刊對社會的影響力，除了政治動盪時期起些煽動作用外，遠不及文學、哲學、自然科學那樣巨大而深遠，報刊在社會中處於文途末路地位。但是在20世紀，廣播電視的出現和發展，大眾傳播媒介對社會的影響力，由於無處不在、深入到家庭所有成員而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如今，全世界每天有近4億份報紙在傳播，全社會擁有20億多架收音機和8億多台電視機。21世紀世界新聞傳播面臨的情形是：無止境的傳播技術創新、高度的商業化操作、全面的全球化趨勢。
九，發展迅速但不成熟的網路新聞傳播
互聯網被視為報紙、廣播、電視之後的「第四媒體」。這種媒體有一個不同於傳統媒體的地方，即它並不是一種提供某種信息的媒體，而只是一種信息平台。個人、團體、傳統大眾媒介、權力組織，只要擁有一定的設備和技術，就可以上這個平台，看到別人的信息和發出自己的信息。它沒有提供不同於其他媒體的內容，但是具備了將各種信息形態（圖文、聲音和活動圖象）相互轉換的能力（盡管目前這種能力是有限的），具有強大的同步交互傳播的能力，以及全球性高時效的傳播能力。然而，一種不能具備產業特徵的交往手段，即使科技含量很高，在沒有市場的支持下是難以發揮作用的。至少在當前，網路傳播處於兩難的境地：最先進的傳播科技，但是不擁有規模化的市場。
網路新聞傳播具有相當的市場發展的可能性，世界上數千家傳統媒介都上了「網」，但是除了個別上網媒介的體育部分外，多數只有投入，很少產出，無法形成商業規模。網際網路是為了商業目而開發的，它的火爆也是由於指望得到巨額回報，現在形成用戶群後卻難以建立起消費市場。迫於競爭壓力，上網媒介又不得不投入巨大的資金和人力，維護系統，升級換代。投資網路是否有出路，利潤何在？首先要考慮的是生存問題。然而日益龐大的網路用戶群（它的特點又是游移的，難以全面控制）卻永遠是一個誘惑，不斷驅動著人們要解決這方面的困難，對此炒作得很熱鬧，尚沒有看到成功的地平線。一個以免費吸引用戶的傳播平台，能夠成為21世紀新聞傳播業的新的形式嗎？這需要持續的誘人動力，以保證新聞源長久地與網路結緣。
基於歷史經驗，在法律確立信息自由流通的前提下，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實行某種形式的新聞政策是否符合時代的要求，需要綜合考察其政治歷史傳統、經濟形態、公眾和領袖人物的民主政治素養等等。歷史上一些發展中國家新聞傳播業的情形，有的似乎超前了些；現實中似乎滯後的多一些。從最近數百年新聞政策發展變化的歷史看，實現自由的信息流通的政策是不可逆轉的。也許會有不同看法，那麼我們共同研究世界新聞傳播史，更多地領會這個世界已經須臾不可缺少的行業走過的歷程，討論中一定會有更好的理解。

② 跨文化傳播學的發展歷程

文化人類學家是跨文化傳播學的開拓者。從20世紀初期開始，以英國和美國的文化人類學家為先導，對人類不同文化的差異及跨文化傳播活動的學術努力日益深入。在「二戰」進入後期階段之後，美國面臨著一個現實的問題：如何確保美軍能在新近佔領的島嶼上與土著居民溝通與合作？由於美軍對這些土著居民的語言和文化一無所知，美國政府就邀請了一些優秀的文化人類學家，專門研究這些地區的文化。在這一時期，研究者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重要性產生了全新的理解，同時也積累了這樣的認識：作為一門學科的跨文化傳播學，應致力於考察那些對不同文化成員之間的人際傳播最有影響力的文化因素。
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與刀》（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書，就是美國政府在1944年委託研究的成果之一。當時，美國政府需要兩個問題的答案：第一，日本政府會不會投降？盟軍是否要進攻日本本土而採用對付德國的辦法？第二，如果日本投降，美國是否應當利用日本政府機構以至保存天皇？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所說：
嚴重的事態接二連三地出現在我們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將採取什麼行動？能否不進攻日本本土而獲致投降？我們是否應該直接轟炸皇宮？從日本俘虜身上，我們可以期望得到什麼？在對日本軍隊及日本本土進行宣傳時，我們將宣傳些什麼才能拯救美國人的生命，並削弱日本人那種抵抗到最後一個人的意志？這些問題在日本通中也引起了相當大的對立。如果和平降臨，為了維持秩序，日本人需要永遠進行軍事管制嗎？我軍是否要准備在日本深山老林的要塞中與那些瘋狂的抵抗到底分子進行戰斗？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來之前，日本會不會發生一次法國或俄國式的革命？誰將領導這次革命？或者，日本民族只有滅亡？
本尼迪克特的研究報告推斷：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直接統治日本；要保存並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機構——因為日本與德國的諸多不同，不能用對付德國的辦法對付日本。隨後的發展確如本尼迪克特所料，美國政府的一系列決策也與她的意見大抵一致。
「二戰」之後，美國在世界許多地區建立了海外基地，與此同時，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等國際性機構也在紛紛建立。美國政府急需了解各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情況。194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外交法令》（Foreign Service Act），決定在美國國務院下設駐外事務處（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為美國援外技術人員和外交官提供語言和人類學意義的文化培訓。一些學者認為，此舉意味著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正式開始。 1958 年，美國南亞問題專家伯迪克（Eugene Burdick）等出版了《醜陋的美國人》（The Ugly American），直指50 年代美國駐東南亞的外交官和經援人員漠視當地文化的令人反感的形象。美國國務院向駐外人員明確提出，應以該書為鏡子來對照各自的行為。
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Edward Hall）是美國駐外事務處任職的專家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選拔和訓練到國外工作的美國人。霍爾發現，美國人與他國人民相處時的許多困難是由於美國人「以我們自己的標准與他人交往」引起的，美國形象的不堪也與培訓不足以及缺乏對其他文化了解的外交人員和出國人員有關。在發表一系列有關跨文化訓練的論文後，霍爾在1959年出版的《無聲的語言》（The Silent Language）具體勾勒了跨文化傳播研究範式的若干原則：跨文化傳播訓練的參與和體驗；從單一文化社會層面的研究轉向跨文化人際交往的研究；重視非語言傳播；強調文化無意識（unconsciousness）；堅持非評判性的族群相對主義（non-judgemental ethnorelativism）；關注傳播與文化的關系，兼之《無聲的語言》首次使用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詞，許多研究認為，此書的出版標志著跨文化傳播學的誕生。
20世紀60年代，美國總統肯尼迪發起創立的「和平隊」（Peace Corps） ，讓美國各個學術領域對不同文化之間的有效傳播產生了更多的興趣。在這一時期，美國國內少數族群爭取民權的斗爭和不斷深入的文化多樣性爭論，更使美國政府認識到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群體之間傳播的重要性。以1964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民權法案》為標志，美國政府開始正視少數族群文化的合法權利，同時，以文化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為主力，社會科學不同領域都加強了文化與傳播的綜合性研究。
在這一時期，跨文化傳播研究逐步從人類學中分離出來，開始成為傳播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主旨是對造成文化差異的文化、語言、非語言要素進行探討，尤其是聚焦於理解人際層面的跨文化傳播，以及增進有效傳播的相關技巧。自1961年到1969年，霍爾的《無聲的語言》一書的發行量高達50多萬冊，並被譯為6 種語言暢銷海外。霍爾還出版了他的另一力作《隱蔽的空間》（The Hidden Dimension），分析了分屬於不同文化的人們的行為類型、學習特點、接受和反應方式，得到了世界各地學界乃至普通讀者的廣泛關注。1966年，史密斯（Alfred Smith）主編了論文集《傳播與文化》（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反映了知識界將文化研究與傳播學結合起來研究跨文化傳播現象的集體努力。
20世紀70年代，交通和通信技術迅速發展，世界各國之間的往來日漸密切，進一步促進了文化人類學、社會心理學、語言學、傳播學等學科對跨文化傳播現象的關注和理論匯聚，跨文化傳播學逐漸發展成為傳播研究領域的一門獨立學科。這一時期，全美傳播協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與國際傳播協會均成立了跨文化傳播分會。1972年，第一屆跨文化傳播國際會議在日本東京舉行。1974年，《國際與跨文化傳播年刊》（The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創刊；1977年，《跨文化關系國際雜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創刊。跨文化傳播專業出版社在這一時期開始出現，其中包括影響至今不衰的Intercultural Press、Sage Publications等。大批跨文化傳播的研究和教學著作陸續問世，最有影響的是拉里·薩默瓦等主編的《跨文化傳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1972 年首版後每隔3 年就重新修訂，成為長期通行的專業教材。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美國高等院校廣泛設立跨文化傳播相關課程，1977 年，全美有450 所教育機構開設了這門課，部分院校開始授予跨文化傳播專業的碩士和博士學位。
20世紀80年代，跨文化傳播學迎來了快速發展的時期，這一學科在學術研究和應用領域的重要性得到了西方學界的普遍認可。1989年，阿森特（Molefi Asante）與古迪孔斯特主編的《國際與跨文化傳播手冊》（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就集中了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鑒於跨文化傳播學無可辯駁的實用性，其研究成果進一步被應用到外交、國際貿易和經濟管理等機構，特別是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紛紛成立進行跨文化傳播訓練的專門機構。此外，由於跨文化傳播學自身的發展，跨文化話語分析學、跨文化語用學、跨文化心理學等分支科學也應運而生，研究領域日益寬廣，服務領域也在不斷拓展。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類各個文化之間的交融和沖突日益頻繁，呈現著不同層次的摩擦、矛盾和沖突，跨文化傳播愈加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特別關注的對象。正像薩默瓦指明的，「生產的流動性、不斷增多的文化交流、全球化市場以及具有多元文化的組織和勞動力的出現——這些都要求我們掌握適應多元文化社會和全球村生活的技能」。 學界更為深刻地認識到，跨文化傳播能力的掌握可以幫助人們與不同文化進行比較，改善人們的自我認識，促使人們重新審度自己的文化。跨文化傳播學的研究議題也變得更為多樣，全球化趨勢與本土化的矛盾分析、文化多元與文化霸權已成為探討的焦點之一，現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認同危機等問題正在被廣泛關注。一些學者還藉助後殖民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女性主義、知識話語權力理論等，對跨文化矛盾和沖突的根源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

③ 中國如何應對跨文化傳播

請參考下面一篇範文，也許對你的問題有所幫助和借鑒
新世紀跨文化傳播對我國本土文化的影響及應對策略
人類已經邁入了21世紀，在這個嶄新的世紀里，世界形勢正在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化，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在這個大背景下，各國之間的跨文化傳播與交流也必將越來越頻繁，這對於各國本土文化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一方面，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獨特性正面臨著挑戰；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化在彼此的傳播、影響和融合中，生命力將得到不斷增強。對於我國而言，目前正處於市場經濟體制構架尚未形成，文化產業起步不久，文化市場機制尚不健全，文化的法制建設和管理還很滯後的情況下，如何迎接人世後不同文化和價值觀沖突的挑戰，在學習、吸收、借鑒他國優秀文化的同時，弘揚和發展我國優秀民族文化，壯大我國民族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為祖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服務，是我們面臨的重大課題。

一、經濟全球化時代跨文化傳播對我國本土文化所帶來的沖擊

當今世界正處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西方的強權政治，使得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不僅把經濟觸角伸向全球，而且通過文化傳播輸出西方的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念。這種文化的傳播和滲透對於世界各國的傳統文化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對我國本土文化的沖擊，歸納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我國本土文化所包含的價值觀念的沖擊

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是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的源泉。文化產品和文化設施承載著一定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傳統，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這已是世界各國的廣泛共識。我們中華文化源遠流長，豐富多彩，自古就有為祖國、為理想"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堅定信念，"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寬闊襟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精神，也有"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不畏強暴英勇不屈的反抗斗爭精神；既有濃厚的人倫道德觀，也有樸素的辯證法和唯物論；既有孔子的學、問、思、辨、行結合的教育思想，也有近代形成的科學民主精神......，這正是在古代四大文明當中惟獨我們中華文明長久不衰的真諦。黨的十五大提出要在全社會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廣泛開展社會主 義道德教育、民主和法制教育、紀律教育，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使人們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新型公民，這些都離不開文化所具有的教化、激勵和導向功能。

經濟全球化以來，外國文化資本和文化產品、文化樣式也隨之大量湧入我國。從積極意義上講，這對豐富人們多元化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學習和借鑒別國優秀文化都是有益的。但也應該看到，一些宣揚西方個人主義的道德倫理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文化產品的湧入，對我國本土文化所包含的價值觀念無疑會產生一定潛在的負面影響。比如崇洋媚外的風氣泛濫，一些人的個人主義惡性膨脹，"一切向錢看"的拜金主義像瘟疫一樣吞噬著人們的良知，腐蝕著人們的靈魂，給社會帶來極大的破壞。對此我們不能不保持清醒的認識。

2．對我國本土文化優勢地位的沖擊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千百年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我們祖祖輩輩的心目中一直占據著絕對的優勢地位。然而，近年來它的主導地位日益受到挑戰,甚至於被歪曲、排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逐漸加強，西方文化對我國的影響正日益擴大。由於一些外國文化產品大量地運用了現代科技成果，其產品的娛樂性、觀賞性、知識性較強，又有生產製作成本低、價格便宜等優勢，再加上能夠滿足人們渴望了解和欣賞外來文化的心理，因此受到廣大文化消費者的歡迎，而且在一定時期仍然還會佔有很大的市場份額。以電影為例，以好萊塢為代表的美國影視製品的出口值，"僅在歐洲地區就達到300億美元，超過了航天工業"。①光是一部《泰坦尼克號》，收入就達18億美元。筆者從浙江省電影公司了解到，2000年浙江省共投放市場22部進口影片，除四部系香港拍攝外，其餘18部均為美國影片。其中占據2000年進口片票房前10名的有《碟中碟續集》；《恐龍》、《黑客帝國》等8部美國影片，其票房收入基本每部都在200萬元以上；1998年浙江放映《泰坦尼克號》時，觀眾更是高達206．5萬，票房收入達3654．8萬元。而杭州的浙江慶春電影大世界2000年放映22部進口片的票房收人為813．6497萬元，竟然超過了該年度該影院放映的其餘107部國產片票房收入的總和。

這一事例，讓我們看到了以好萊塢為代表的美國影視文化對我國電影市場的巨大沖擊，以及所佔有的巨大經濟份額。而更重要的還在於這些美國電影給人們帶來巨大的思想認識、價值取向，審美情趣、道德觀念等方面的影響。觀眾在觀賞影片的同時，不僅了解了美國文化和藝術，而且會受到作品所要表達的思想內涵的影響，久而久之，潛移默化，一些缺乏批判眼光的消費者就自然會覺得"西方的月亮比中國圓"。

台灣學者鄭貞銘先生稱電視是"大眾傳播媒介中最具滲透力的利器"，他還引用麥克魯漢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書中的觀點說："電視不僅是娛樂工具而已，還是製造現代人心靈，改變整個生活情境的新力量，不容吾人忽視。"①這段話也同樣能幫助我們認識美國影片對廣大中國觀眾的巨大影響和滲透力。

3．西方中心主義與文化多元論的碰撞造成的沖擊

從世界文化發展態勢來看，世界文化正向多元一體的現代格局邁進：一方面全球文化一體化趨勢日益加深，另一方面全球文化多元化趨勢更加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後一趨勢正是對前一趨勢的反擊和響應。自從資本主義和工業文明誕生以來，在所謂"西方文明中心論"面前，其他各個文明，包括中華文明，都面臨著邊緣化的危險，甚至面臨著被西方文明所覆蓋、徹底喪失自身文化個性而湮滅在西方文化席捲世界的洪流裡面的危險。面對西方強大的文化工業和現代傳媒帝國的沖擊，民族文化的危機意識和自覺意識在加強，各個文明都在強化自身個性，突出自身特點，保護和發揚民族文化的獨特優勢，抵抗西方文化的全面同化，世界文化大戰的警示不再是危言聳聽。民族文化相對封閉、互相隔離發展的觀念早已過時，甚至區域文化的概念也在逐步退出歷史舞台，在西方中心主義與文化多元論的碰撞中，我們的本土文化如何在未來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佔有自己的應有地位，更好地謀求自存自強，不能不說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課題。

二、經濟全球化時代跨文化傳播對我國本土文化發展所帶來的機遇

經濟全球化對於本土文化而言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對於以信息接受為主的非英語和發展中國家來說，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傳播將會造成對本土文化的沖擊；但另一方面，這種跨文化傳播對於本土文化又提供了一種發展機遇，各個民族文化在沖突和融合中，生命力將得到不斷增強。

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獨立的起源、成熟、衰亡的動因和過程，而且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能替代另一種文化自身的功能。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文化具有"不可交流"的對抗性，因而整個世界是一個多種文化並存的"文化場"。當不同模式、不同價值取向的文化相遇時，文化的傳播和文化的交流就不能是暢通無阻的，必然出現不同文化的沖突。而歷史已證明：文化的沖突也是文化發展的動力，任何一種文化只有在開放、比較和競爭中才能獲得新的發展。經濟全球化正好為文化交流與發展提供了一個契機，對我國本土文化而言，主要提供了以下兩方面機遇：

第一，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睜眼看世界的機會。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歷史悠久，但並不意味著它是十全十美、無需發展的；相反，由於中國文化長期植根於農業社會和封建專制的土壤之中，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變過程往往是通過與外來文化的交流和劇烈碰撞形式(如"五四"新文化運動)完成的。西方文化也有許多優秀的方面，而不僅僅是"狼來了"。所以在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依然離不開與世界先進文化的交流溝通。經濟全球化正好為這種交流溝通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遇和操作平台，我們可以抓住它所帶來的開放環境，加強文化交流，學習、吸收、借鑒他國優秀文化，積極繼承和發揚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不但"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而且"採用外國的良規，加以發揮"①，以使我國本土文化得到創新與發展，壯大我國民族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第二，為我國本土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中華民族有著光輝燦爛的歷史文明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但由於我國歷史上特別是清王朝的閉關自守、固步自封，以及近代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的入侵與西方的文化霸權主義，加上多年來一些西方媒體對新中國的或敵意或片面的宣傳，致使不少西方人不了解中國文化，甚至產生種種誤解。這對我國本土文化的弘揚是極為不利的。經濟全球化恰好給世界了解中華文化提供了一個契機，為中華文化在全球得到傳播和弘揚提供了一條絕佳的途徑。

三、面對挑戰和機遇，我國本土文化應採取的對策

當今世界，國與國之間的國際競爭，已不僅僅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競爭，而且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未來世界生存權利、發展權利的競爭，是如何贏得更加有利的國際地位的競爭。在手段上，也不僅僅是政治軍事實力的競爭，而且包括經濟競爭和不同文化之間的競爭，說到底，是綜合國力的競爭。綜合國力是自然國力(面積、人口、資源、環境等)、社會國力(主要是政治國力、軍事國力以及社會動員能力等)、物質國力(以經濟國力為主)和精神國力(以思想文化為代表)等多方面的統一體。但文化乃國家之心，民族之魂，文化國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方面。來自文化的挑戰，首先應當以文化的手段來響應。我們應當加強對外文化戰略研究，為新世紀的中國文化發展理清思路，制定策略。21世紀的中國對外文化戰略的制定和實施，不僅關繫到國際文化力量對比的調整，新的國際文化關系的重構和國際文化新秩序的建立，而且直接關繫到21世紀中國文化的世界地位和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形象。振興中華文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重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我們既不放過任何發展的機遇，也有信心迎接各種挑

戰。在分析我國本土文化所面臨的眾多沖擊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我國的政治優勢和文化優勢，我們有優越的社會制度，有五千年文明的積淀，有新中國成立50餘年豐厚的文化建設基礎，只要有清醒的認識和必勝的信心，有切實可行的方針和措施，我們一定能在學習和吸收外來優秀文化的基礎上建設好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人手：

第一，在經濟全球化面前，擺脫"狹隘的民族主義"，要以理性科學的精神積極參與文化全球交流活動，取長補短，而不是關起大門，消極地逃避。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歷史上，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一直進行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璀璨的中華文化之花，是56個民族共同培育而成。但盡管這樣，我們的本土文化並非完美無缺，需要而且也應該吸收外來文化，經過不斷篩選和融化，使我們優秀的民族文化愈益豐富發展。如漢唐時代對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的吸收，明代和清代對一些西方文化的吸取，都表明了中華民族海納百川的偉大氣魄。鴉片戰爭以來，為了改變我國落後挨打的狀況，我們的先輩刻苦學習一切有用的救國救民真理，"五四"運動學到了民主和科學，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從而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中國的復興與發展開辟了道路。而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巨大變化，更是為全世界所矚目。今天，我們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挑戰面前，更應該向世界敞開大門，吸收外國的一切先進成分來充實提高自己或改進自己的落後部分。

第二，反對"全盤西化"，對外來文化要保持清醒的認識，"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中華文化凝聚全世界華人的精神財富，也是維護國家統一的牢固壁壘，我們應該珍惜、繼承和發展它的優良成分。當然，它其中也有損傷民族活力的劣質，比如與封建專制主義相聯系的帝王統治的權術、暴力(含文化暴力，如文字獄)、宗法、迷信等。為了使我們本土文化在全球化過程中得到更好的弘揚和發展，我們就得善於消化和吸收世界優秀文化。而且，在與世界的文化交流中難免魚龍混雜，會出：現一些負面現象，文化交流的過程和後果也不可能獲得完全而徹底的控制——文化的交流會促使人們思想和觀念的改變，這種改變自然不可能納入完全的社會控制。這就要求我們在對待此問題上要保持應有的辨別力和批判力，採取辯證的觀點，"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第三，開展多種形式的跨文化對話，加強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本土文化與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流，從而使我國本土文化在這種互動過程中得到弘揚和發展，進而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世界文化是由豐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組成，多樣性既是世界文化的本來的、自然的面貌，也是世界文化的魅力所在和生命力所系。正是在各具特色的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過程中，在這種交流及其必然產生的相互交融和沖突中，世界文化被不斷地推向新的發展高度。歷史上，古希臘文明就曾在歐、亞、非廣大地區傳播。漢唐盛世，以儒家為中心的中華文明在東亞、南亞、西亞等周邊地區產生深遠影響。17世紀以後，以天主教傳教士為媒介，中國文化又西漸歐洲。當時《論語》、《周易》及許多中國文化典籍都被譯成西文在歐洲傳播。同樣，印度佛教的傳人，又對中國文化產生巨大影響。近代，西方文化又以其先進的物質文明影響了世界。①可見，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傳播，是推動人類進步的重要力量，是人類文化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所以，為了使我國本土文化在新經濟時代能夠得到進一步的弘揚和發展，我們就得加強跨文化交流與對話，或者說不但要輸入文化而且要輸出文化，即在這個問題上要同時採取"拿來主義"與"送去主義"。我國現在在外貿上有"順差"，在文化交流上則是"逆差"，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北京申奧成功和中國加入WTO，正是中華文化扭轉"逆差"，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走向世界的大好機會。

第四，藉助現代科技手段，尤其是要充分利用被視為"第四媒體"的互聯網，從而實現資源共享，開拓視野，進而更好地弘揚我國本土文化。

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得到了飛速發展，並且對全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華民族一方面應以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和勇氣，熱情擁抱、接納互聯網路這一科技明星，另一方面要積極抵禦互聯網上滾滾而來的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侵蝕，為建設21世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而努力。這就要求我們充分利用互聯網這一世界性網路傳遞中國的聲音，使網際網路上有足夠多來自中國的信息，從而實現平等的跨文化傳播。正如中文對國外用戶是個障礙，網上充斥的英文信息對於大多數普通中國用戶也是個障礙。目前，我國的網際網路用戶絕大部分是經濟能力較強、學歷較高又懂英語的人，雖然網路用戶在我國發展的速度很快，但相對於整個中國人口基數來說，還只佔很小的比例。跨文化傳播是雙方的，若無國內用戶的充分參與，所謂有效地利用網際網路進行跨文化傳播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大力開發中文信息資源，加速建立中文歷史文化站點，全面地反映我們的學術研究成果，提供大量准確的學術資料，以及面向廣大讀者的通俗性、普及性的內容，促進網際網路在中國的普及。歷史文化站點除中文外，還應有英文版，通過大眾傳媒跨越國家地域的界限，向國外用戶展示中國優秀民族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幫助廣大國外受眾了解真實的中國，特別是有著悠久歷史而又能展現時代精神的中華文化。

第五、開拓創新，努力把我國本土文化培育成為代表前進方向的先進文化。

先進文化的建設，必須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的要求，結合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我們需要積極進行文化創新，努力繁榮先進文化。這就要求我們著眼於世界科學文化發展的前沿，抓住機遇，不斷發展健康向上、豐富多彩，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一方面我們要站在世界的高度看中國，實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弘揚超越。這就是說，要把中國置於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與時俱進地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站在世界的高度，視野寬闊了，就不會局限於傳統而固步自封，也不會因世界變化無窮而不知所措，而是冷靜辯證地分析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傳統和歷史局限，做出符合歷史潮流的文化選擇。另一方面，要立足於中國的國情看世界，實現對外來進步文化的借鑒融合，主動參與世界文明進程。文化是人類的共同財富，世界各族文化是在相互借鑒、相互補償中得到發展和提高的，這是文化發展的規律。在中國古代，在外交受到限制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傳統文化還是實現了對印度佛教的兼容以及在東亞的廣泛傳播，並且，在18世紀的歐洲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近百年來，中國曾幾度被動遭遇西方文化的沖擊，由於思想准備不足，導致非此即彼的絕對化思維，沒有形成主動參與型的大思路。現在，人類已進入21世紀，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我們的本土文化應努力實現對外來進步文化的借鑒融合，主動參與世界文明進程。只有做到這兩方面，才能保持我國本土文化的先進性，並代表前進的方向。

四、展望：昨天我們曾是世界文明古國，明天我們
必將成為世界文化強國

在廣袤的土地上原生、歷經至少五千年而不衰並不斷發展壯大的中華文化，植根於世界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之中，依託著越來越強大的綜合國力與經濟力量，正在逐步地成為世界強勢文化之一，具有獨特的巨大優勢。不斷壯大的經濟實力，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環境和高度發達的現代化科學技術，為中國文化真正走向世界提供了強大的經濟後盾、開放的外部條件和充分的技術手段。我們應當針對新的形勢，及時調整策略，從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生存的高度保護本國文化，從祖國自強和民族復興的高度壯大發展本國文化，不斷增強我國綜合國力與文化國力，實現中華文化的更新發展和現代崛起。另外，我們還要盡量使我們的文化與經濟相結合，讓精神產品與現代傳媒手段相聯姻。從而使得我們的文化產品不僅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實現著自身的社會價值，同時還以其高附加值實現著自身的經濟價值。

只要我們堅定不移地堅持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為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服務的方向，堅持以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為基本出發點，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我們就一定有能力、有信心建設好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中華新文化，從而實現國家的富強、民主、文明。我們這個世界文明的東方古國，也一定能永葆青春，成為新千年世界文化的強國。

④ 國際新聞專業的交流方向

國際新聞與跨文化傳播研究是從國際間文化交流傳播的視角來考查國際新聞傳播活動的特徵和規律性。它拓展了國際新聞研究的認識視野，對建立和完善國際新聞傳播學學科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把新聞學與跨文化交流學結合起來進行專門研究，既是新聞學研究的深化，也是跨文化交流學從人際關系、組織關系向媒介關系延伸和拓展的必然趨勢，而目前這一跨越在國內學界當屬首創，在國際學界也少有先例，因而具有理論開拓性，其學術地位是顯而易見的。 從研究的前瞻性來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與世界各國的交流不斷加強，我國媒體的國際新聞傳播活動日益活躍，成為中外文化對話的重要內容。顯然，用文化比較的方法研究國際新聞傳播的客觀規律，有利於更加全面地揭示國際新聞活動的文化屬性及功能，其研究成果和科學理論對於改善我國媒體的傳播手段和方法，尤其是提高對外傳播效果，促進傳媒業的改革和發展，使之更有效地應對全球化的挑戰，自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新聞傳播學與跨文化傳播學的交叉與融合不僅體現了時代發展的要求，而且反映了國際傳播本身具有的特性。然而，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十分薄弱，人才匱乏。與此同時，國際新聞媒體及相關研究和學術機構卻非常需要具有這方面素養的跨學科人才，以改善專業隊伍的知識結構和素質。另一方面，加強這一方向的研究將對新聞學、跨文化交流學、傳播學等學科的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所以，培養國國際新聞與跨文化傳播研究方向的碩士生對滿足社會之所需，提高我國國際新聞，尤其是對外傳播的效果，改善理論研究狀況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總之，該研究方向的發展勢在必行、前景看好。

⑤ 什麼是跨文化傳播誰提出來的

一、 跨文化傳播與跨文化傳播學
什麼是跨文化傳播？跨文化傳播指的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群體或組織之間進行的交流活動。對於不少讀者來者來說，跨文化傳播是依然一個非常陌生的詞語，不過實際上這是一個古老的話題。我國歷史上的絲綢之路、玄奘取經、鄭和下西洋等都是跨文化傳播的典範。在交通和通訊工具日新月異，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日益明顯的今天，跨文化傳播對於我們來說不再是稀罕的事情。而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以及普及，人們足不出戶，便可以進行跨文化傳播了。在網際網路上，人們完全可以通過文字、聲音、圖像等形式與來自境內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聊天、游戲。如果說傳播是一種生活方式，跨文化傳播則是「地球村」中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
隨著跨文化傳播活動的不斷增多，不少跨文化傳播的實踐者便開始關注這一現象。很早已前，佛教、基督教的宗教領袖，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古希臘劇作家索福克勒斯以及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便注意到「說對方的語言，根據聽眾來調整傳播技巧」的重要性 (Sitaram & Cogdell, 1976, 第六頁) 。然而，系統地研究跨文化傳播活動第一人則是愛德華•霍爾，20世紀50年代，愛德華•霍爾在美國外派人員培訓學院（FSI）工作時第一次提出了「跨文化傳播」的概念。
什麼是跨文化傳播學呢？跨文化傳播學是由美國人類學家、跨文化研究學者愛德華•霍爾在20世紀50年代建立的一門學科，其英文表達為「Intercultrual Communication 或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國也翻譯為「跨文化交際學」或者「跨文化交流學」。跨文化傳播學作為傳播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旨在研究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是如何進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礙的方法和途徑。跨文化傳播學是一門跨領域的學科，融合了人類學、文化學、心理學以及傳播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跨文化傳播的主要理論見諸於有關文化差異（文化維度）的著作中，特別是吉爾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哈里• C. 特蘭狄斯（Harry C. Triandis）、方斯•特龍皮納爾斯（Fons Trompenaars）、沙龍•施瓦茲(ShalomSchwartz)及克里佛德•吉爾茲（Clifford Geertz）等人的著作中。目前，這些學者的相關理論已經廣泛地運用到傳播理論和傳播情景中，特別是商務、管理和市場營銷之中。
二、 美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時代背景及愛德華•霍爾其人
（一）美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時代背景
跨文化傳播學始創於美國並不是偶然的。我們知道，在發現新大陸之前，美國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後來各大洲的移民都相繼湧入美國，於是美國便逐漸成為一個移民大國，一個文化多元社會。在這個宗教、文化多元的社會中，白人占統治地位，印第安人、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以及東歐的移民便自然處於被支配地位。於是，種族矛盾和文化沖突開始蔓延。
二戰使得不少歐洲的美國同盟變成了廢墟，為了冷戰的需要，為了跟蘇聯抗衡，美國推行馬歇爾計劃，大力扶植歐洲經濟發展，於是大量的專家、學者、企業員工被派往歐洲；同時，美國經濟並未受到二戰的太大影響，美國在政治和經濟上成為了一個超級大國繁榮，吸引著世界各地的留學生和移民。美國政府發現，許多由美國政府和企業外派的工作人員都因文化差異，無法適應派往國生活，最終無功而返。美國的外來移民及留學生中經歷著這種「文化震撼」的也大有人在。可以說美國20世紀50年代的外來移民、留學生、旅遊者劇增，外派工作人員不斷，多元文化社會的形成，客觀上需要一門嶄新的學科——跨文化傳播學來研究相關的跨文化沖突問題。
（二）愛德華•霍爾的生平
愛德華•霍爾正好處於這個時代，他的生活經歷和專業背景使他成為了承擔這一使命的人。愛德華•霍爾1914年5月16日出生於美國的密蘇里州，先後獲得人類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並從事過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博士後研究。1933－1937年曾經在美國西南部的納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莊工作並研究，寫成自傳《三十年代的西部》。二戰期間，愛德華•霍爾曾經在歐洲和菲律賓服役，並在這些地方從事不同文化中的空間概念研究。20世紀50年代，愛德華•霍爾在美國美國政府部門的外派人員培訓學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任教，對外派出國人員進行跨文化技能培訓。期間，他提出了「高語境」和「低語境」文化，並撰寫了幾部非常暢銷的有關跨文化傳播的著作。

愛德華•霍爾生平和事業主要事件
時間 事件
1914年 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的Webster Groves
1918-1932年 在新墨西哥長大
1933-1937年 在美國西南部的納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莊工作
1936年 獲丹佛大學人類學學士學位
1938年 獲亞利桑那州大學人類學碩士學位
1942年 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
1942-1945年 二戰其間，被派往歐洲和菲律賓服役
1946年 在哥倫比亞大學從事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博士後研究並在美國軍隊機關府特魯克島管理處從事研究
1946-1948年 任丹佛大學人類學系主席並從事丹佛的種族關系研究
1948-1950年 與Eric Fromm一起在佛蒙特州的本寧頓學院教書
1950-1955年 華盛頓特區外派人員培訓學院第四課程體系主任
1952-1956年 在華盛頓特區精神病治療學校任教
1955年 在《美洲科學》雜志中發表了發表《禮節人類學》一文
1959年 《無聲的語言》一書發表
1960-1963年 又在華盛頓特區精神病治療學校任教
1963-1967年 成為伊利諾斯州理工學院（芝加哥）人類學教授；由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院(NIMH)資助進行空間關系學和不同種族交往的研究
1966年 《隱藏的維度》一書發表
1967-1977年 成為西北大學人類學教授，直到退休
1976年 出席在日本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主辦的跨文化傳播會議
1976年 《超越文化》一書發表
1977年 在柏林國際傳播協議會議上宣讀了一篇論文
1977至今 退休後居住在新墨西哥的聖達菲；偶爾在國際跨文化教育、訓練與研究協會（SIETAR）的會議中及暑期跨文化傳播學院講學；在新墨西哥大學任教
1983年 《生活的舞蹈——時間的另一個維度》一書發表
1983年 《隱性差異：國際傳播研究》一書發表
1987年 《隱性差異：與日本人做生意》一書發表
1990年 《理解文化差異：德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一書發表

（三）愛德華•霍爾的跨文化經歷和專業背景
前面我們提到，跨文化傳播學是一門跨領域的學科，融合了人類學、文化學、心理學以及傳播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愛德華•霍爾能夠開創跨文化傳播這一嶄新的學術領域與他的生活經歷和專業背景是分不開的。
愛德華•霍爾是個土生土長的美國白人，自己所屬「文化身份」是來自北歐的美國白人文化。從在他的生活經歷中可以發現，他前後跟印第安文化、非洲文化和菲律賓文化有過較深的接觸。這些經歷使得他對各種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和好奇，也為他從事跨文化研究積累的第一手資料。
愛德華•霍爾四歲時，舉家搬遷到El Paso（在美國和墨西哥交界處，屬於德克薩斯州），家裡僱傭了一位來自Juarez（德克薩斯州的一個鎮）的保姆，後來他們又搬遷回了聖路易絲。到了這里，保姆和她的兩個女兒便不能適應新的生活環境。五歲時，霍爾和一群西班牙小孩同在一個幼兒園，後來在法國也住過一段時間。可以說霍爾從小就生活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環境里。「我小時候經常碰到這類事情。我對此非常感興趣。」
1933－1937年，霍爾在美國西南部的納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莊工作。他的工作主要是用金錢來激勵當地的印第安人修建大壩，以便改善那裡的生存環境，提高印第安人的生活水平。與印第安人交往了一段時間後，霍爾已經有了一定的文化敏感，「我在保留地的時候，常常考慮如何才能跟瓦霍人和霍皮人共事，在這里我發現他們完全不同。要把我的思維方式強加給他們根本就不管用。」 這段期間的接觸讓霍爾知曉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跨文化關系的第一手資料及其復雜性。」 (Hall, 1992, 第76頁)
1942-1945年，二戰期間，霍爾被派往歐洲和菲律賓服役，期間領導了一個非裔美籍士兵組成的軍團。他認為自己的領導工作非常具有創造性，「我非常自己的工作具有創造性，因為我和黑人士兵一道工作。我非常尊敬他們，並且常設身處地的考慮他們的利益。」
霍爾的跨文化生活經歷使得他對跨文化傳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注意到了跨文化傳播中的問題，獲得了跨文化傳播第一手的資料，從此對跨文化傳播獲得了感性認識；而真正引領他進行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應該是受到的學術影響。霍爾先後獲得人類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並在哥倫比亞大學從事過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博士後研究，也曾在外派人員培訓學院中工作過。這些學習和研究使得他能接觸到相關方面的學者，最後形成了跨文化傳播這個概念。後來，霍爾把他受到的專業影響分成四個部分：(1) 文化人類學；(2) 語言學；(3) 動物行為學；(4) 弗羅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Hall, 1992; Sorrells, 1998)
三、愛德華•霍爾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貢獻
施拉姆曾經用一個比喻來形容傳播學的建立。他說拉斯韋爾、勒溫、拉扎絲菲爾德、霍夫德都從各自的研究領域來到傳播學這片沙漠中的綠洲，當他們為傳播學領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後便像游牧民族一樣離開了這片綠洲，繼續其他領域的研究。施拉姆是傳播學的創始人，因為他來到這片沙漠中的綠洲後，跟其他游牧學者相反，他留下來了並建立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Rogers, 1994) 。
海默借用了施拉姆的比喻來描繪跨文化傳播學的建立。二戰後，來自人類學、心理學、傳播學、社會學和國際關系研究的學者，如馬格麗特•••米德，盧絲•••貝尼迪克特，格里果力•貝特森離開各自的研究領域，短暫地涉足這塊人類當時很陌生的領域：有關文化與人類互動關系的交叉領域。這些人後來都離開了，霍爾卻留下來了，在這塊文化與人類互動的交叉領域安家，並把這塊領域叫做 「跨文化傳播學」。
霍爾首先提出了跨文化傳播的相關概念。到20世紀50年代，霍爾的跨文化生活和工作經歷已經讓他產生了「跨文化」 這一概念，在外派人員培訓學院進行跨文化技能培訓教學工作期間，他就提出了「高語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語境文化」 （low context culture）概念，他把這些思想進行了梳理後於1959年出版的《無聲的語言》一書。該書已經包含了我們理解文化和傳播的基本問題，如「什麼是文化」 ，「文化就是傳播」，「時間會說話」 ，「空間會說話」 。霍爾非常重視非言語傳播問題，該書花了將近20%的篇章來討論這個問題。這本書獲得了巨大的成功，1961-1969年間便發行了505000冊，還被眾多著作、雜志和其他出版物轉摘，前後被翻譯成6種文字。 ( Masao Kunihiro )可以說該書的出版標志著跨文化傳播學這一學科的誕生。在霍爾的努力耕耘下，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跨文化傳播學誕生了，霍爾成為了跨文化傳播學的創立者。
自跨文化傳播學創建以後，這門學科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美國不少大學的傳播學院（系）相繼開設了跨文化傳播學課程，我國外語教學、國際關系等涉外專業中也開設了跨文化交際課程。1970年，國際傳播協會中還下設了跨文化傳播分會；1972年，第一屆跨文化傳播學國際會議在日本東京舉行； 1974年，國際跨文化教育、訓練與研究協會（SIETAR）在美國馬里蘭州正式宣布成立；1998年國際跨文化傳播學會成立。跨文化方面的著作、雜志也相繼出版，如《跨文化傳播讀本》（Larry A. Samovar and Richard E. Porter ，1972年）、《跨文化傳播學》（L.S. Harms ，1973年）、《跨文化傳播學入門》（John C. Condon and Fathi Yousef，1975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的不少大學都開設了傳播學課程。從大量的跨文化傳播著作和文章來看，霍爾依然在該學科保持著巨大的影響力，他的著作的引用率依然最高。
我國學者大概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注意到跨文化傳播學這一領域，研究重點為外語教學與文化的關系。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的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等大學也相繼開設了傳播學課程，在我國有關跨文化傳播（交際）的著作和外文的影印和翻譯文本也相繼出版，如關世傑著的《跨文化交流學》，胡文仲著的《跨文化交際學概論》和《跨越文化的屏障——胡文仲比較文化論集》，郭鎮之主編的《全球化與文化間傳播》；Larry A. Samovar 和 Richard E. Porter合著的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A Reading的影印版本已經在我國發行，並被麻爭奇等譯翻譯並命名為《文化模式與傳播方式》。 1995年，我國還召開了第一屆跨文化交際研討會，會議成立了中國跨文化交際研究會，2005年5月舉辦了第六次會議。可以說，霍爾在文化和傳播之間拓展的這一領域已經跨越了太平洋，在我國不斷的影響日益擴大。

⑥ 跨文化傳播的跨文化傳播學

什麼是跨文化傳播學呢？跨文化傳播學是由美國人類學家、跨文化研究學者愛德華·霍爾在20世紀50年代建立的一門學科，其英文表達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國也翻譯為「跨文化交際學」或者「跨文化交流學」。跨文化傳播學作為傳播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旨在研究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是如何進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礙的方法和途徑。跨文化傳播學是一門跨領域的學科，融合了人類學、文化學、心理學以及傳播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跨文化傳播的主要理論見諸於有關文化差異（文化維度）的著作中，特別是吉爾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哈里·C.特蘭狄斯（Harry C.Triandis）、方斯·特龍皮納爾斯（Fons Trompenaars）、沙龍·施瓦茲(Shalom Schwartz)及克里佛德·吉爾茲（CliffordGeertz）等人的著作中。目前，這些學者的相關理論已經廣泛地運用到傳播理論和傳播情景中，特別是商務、管理和市場營銷之中。
跨文化傳播學始創於美國並不是偶然的。我們知道，在發現新大陸之前，美國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後來各大洲的移民都相繼湧入美國，於是美國便逐漸成為一個移民大國，一個文化多元社會。在這個宗教、文化多元的社會中，白人占統治地位，印第安人、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以及東歐的移民便自然處於被支配地位。於是，種族矛盾和文化沖突開始蔓延。
二戰使得不少歐洲的美國同盟變成了廢墟，為了冷戰的需要，為了跟蘇聯抗衡，美國推行馬歇爾計劃，大力扶植歐洲經濟發展，於是大量的專家、學者、企業員工被派往歐洲；同時，美國經濟並未受到二戰的太大影響，美國在政治和經濟上成為了一個超級大國繁榮，吸引著世界各地的留學生和移民。美國政府發現，許多由美國政府和企業外派的工作人員都因文化差異，無法適應派往國生活，最終無功而返。美國的外來移民及留學生中經歷著這種「文化震撼」的也大有人在。可以說美國20世紀50年代的外來移民、留學生、旅遊者劇增，外派工作人員不斷，多元文化社會的形成，客觀上需要一門嶄新的學科——跨文化傳播學來研究相關的跨文化沖突問題。
愛德華·霍爾正好處於這個時代，他的生活經歷和專業背景使他成為了承擔這一使命的人。愛德華·霍爾1914年5月16日出生於美國的密蘇里州，先後獲得人類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並從事過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博士後研究。1933－1937年曾經在美國西南部的納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莊工作並研究，寫成自傳《三十年代的西部》 。二戰期間，愛德華·霍爾曾經在歐洲和菲律賓服役，並在這些地方從事不同文化中的空間概念研究。20世紀50年代，愛德華·霍爾在美國美國政府部門的外派人員培訓學院（ForeignServiceInstitute）任教，對外派出國人員進行跨文化技能培訓。期間，他提出了「高語境」和「低語境」文化，並撰寫了幾部非常暢銷的有關跨文化傳播的著作。
跨文化傳播與全球社會這個巨大「話語場」的各個層次都有千絲萬縷的關聯。跨文化傳播研究為全球化趨勢直接推動，並同殖民、世界大戰及戰後改制、後殖民、現代性等深刻和廣泛的變遷密切聯系。跨文化傳播研究對人類交往的多方面關注，對不同文化的精神面像和萬千變化的個體表現的呈現，顯示了這一學科對全球社會與文化的事實與變遷的認識深化過程，也展示了這一學科的理論和現實價值。作為一種文化觀念與策略復合的知識系統，跨文化傳播學對於觀察和指導不同文化與社會各個層面的文化實踐都有不可替代的學術意義，有益於不同文化間的相互理解和寬容，也決定著人類在21世紀的集體命運。

⑦ 關於中國傳媒大學的國際新聞專業

現在考試都是給大綱不給參考書了，但是以前的參考書是這樣的，可以參考一下：

1）《文史要覽》王振業等老師編著，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定價68元
新聞學基礎推薦參考書：
新聞理論部分——
2）《新聞理論》雷躍捷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定價18.8元
3）《新聞理論教程》何梓華高等教育出版社 定價25元
4）《媒介批評》雷躍捷 北京大學出版社 定價30元
新聞業務部分——
5）《現代新聞采訪學教程》(修訂二版) 梁一高 中國廣電 定價44.5元
6）《新聞寫作教程》劉明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定價39元
7）《新聞編輯》譚雲明 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定價28.8元
8）《新聞評論與電子媒介》王振業、李舒等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定價37元
新聞史部分——
9）《中國新聞事業史教程》哈艷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定價21元
10）《外國新聞史教程》李磊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其中文史要覽和新聞理論、新聞史的書比較重要。

至於四個方向，沒有必要考慮。考進來以後，你選的導師方向決定你的方向，而且入學、就業等完全不受影響，你就當做沒有好了。

⑧ 何為新聞傳播格局

如何客觀、正確地認識和分析當今全球傳播格局，是關繫到中國在新世紀如何制定和實施一個與之相適應的、行之有效的全球新聞傳播、文化傳播、輿論傳播的發展戰略，從而盡可能有效地加強與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傳播交流，盡可能多地贏得世界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盡可能成功地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傳播環境和輿論環境，保證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上先後形成了一系列關於全球傳播格局的理論。這些理論都曾試圖分別從不同的歷史條件、不同的角度描述或概括全球傳播格局的主要特徵，但又都存在著各種不足和缺陷；同時，隨著傳播全球化的不斷發展，有關全球傳播格局的理論也在不斷變化。

筆者認為，要制定新世紀中國的全球新聞傳播、文化傳播、輿論傳播的發展戰略，就必須深入研究、分析當今的全球傳播格局，進而提出和實施相應的對策與措施。

關於全球傳播格局的幾種主要理論

在探討當今全球傳播格局的時候，我們有必要簡要探討一下國際上關於全球傳播格局的幾種主要理論。

（一） 依附理論

所謂「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最初來源於對於全球經濟結構的理論分析。這一理論認為，全球經濟結構突出表現為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發展中主要依靠從發達國家獲得資金、技術和絕大多數高端製成品（如大型客機、電腦晶元等），與此同時他們卻只能通過出口一些低成本的初級產品或廉價商品，來獲得極低微的利潤以發展本土經濟。

一般認為，「依附理論」或稱「依附模式」、「依附觀點」是巴西經濟學家費爾南多•亨里克•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最早正式使用的。1967年，他與法雷圖（E. Faletto）聯合發表了《拉丁美洲的依附與發展》（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原書以西班牙語寫成，英文本直到1979年才由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

有學者根據當時拉丁美洲的情況提出，依附理論在國際文化、傳播領域主要表現為，發展中國家的媒介傳播內容、節目、廣告和資金等受到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傳媒公司的支配。而這種一方依附另一方、另一方支配一方的國際傳播關系，帶來的後果不僅是經濟上的而且是思想意識上的。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傳媒長時間在發展中國家占支配地位的國際新聞報道，將潛移默化地改變依附國家受眾對外部世界、對國際政治和其他國家的觀點看法；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傳媒占支配地位的電影、電視、音樂節目，將潛移默化地改變依附國家受眾的欣賞習慣、文化傳統乃至價值觀念；尤其是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傳媒占支配地位的廣告，不僅強有力地推銷了各種高檔洋消費品，而且不斷地改變著依附國家受眾的消費習慣、生活行為和社會價值觀念。這種相互關系的結果必然是，處於依附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結構和傳播結構中越來越邊緣化。

但是，隨著傳播新技術的突飛猛進，以墨西哥特萊維薩電視集團和巴西環球電視集團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傳媒開始崛起。他們製作、出口的電視節目一時間不僅風靡拉美、熱播全球，而且反過來打入各自在歐洲的母語國家甚至進入了傳媒超級大國美國，分別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西班牙語電視市場和葡萄牙語電視市場。由此，依附理論在闡釋全球傳播結構方面顯現出了局限與不足。另外，依附理論偏重注意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傳播領域的經濟依附關系，而對傳播內容的依附關系、文化影響關注不夠，也受到一些學者詬病。

（二） 文化帝國主義理論

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一些西方學者開始關注國際傳播結構中，一個國家的文化支配另一個或另一些國家文化的問題。

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美國著名傳播學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他在搜集了大量證據以後，於1969年出版了《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一書 ，率先提出了「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這一引起此後長期激烈爭議的命題，矛頭直指美國。在該書中，席勒提醒人們注意美國出口的電影、音樂和其他媒介產品對發展中國家本土文化的潛在影響。他認為，美國的傳媒公司醉心於破壞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由於美國的傳媒產品製作得是如此完美、如此吸引人，以至於其他國家的人們很難抗拒它們。結果是，西方控制的國際大眾傳媒就會取代民族文化，這種形勢就像是搶劫，就像是早期殖民者拚命掠奪殖民地國家自然資源，以使殖民國家發財致富一樣。 此後（1973、1976、1979、1981年）他又出版了一系列著作闡釋這一理論。 2000年1月29日他以80高齡去世。當年5月，他的最後一部著作《生活在頭號國家：一個美利堅帝國批判者的反思》出版，對這一理論作了最後闡釋。席勒回溯了美國如何通過虛偽地聲稱維護國際間「信息的自由流動」原則和大力資助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等手段來支持傳媒公司在海外推銷他們產品的歷程。他指出了當代美國社會的資訊機器支撐美利堅帝國在海外進行冒險的途徑與方式。

當美國的傳媒對全球媒介系統的支配地位在70年達到巔峰的時候，一些國際傳播學者對「文化帝國主義」的批判也達到了高潮，一大批關於「文化帝國主義」的論著問世。這些批評者認為，國際傳媒就像19世紀的歐洲殖民帝國一樣經常是不請自來地向其他國家出口西方價值觀念。而這這些國際傳媒的總部都設在美國和歐洲前殖民宗主國家。文化帝國主義的主要觀點是指國家與國家之間在媒介傳播與文化傳播方面不平衡的一種關系。其主要問題是美國對其他國家的新聞報道、電影、電視節目、有線電視頻道和音樂產品等文化產品的流動極不平衡。 20世紀80年代美國電視網播出的肥皂劇《達拉斯》（Dallas）一度出口到100多個國家，在全球熱播。許多論者擔心，如此之多的媒介產品從美國流入到其他國家會使得美國人的思想意識、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逐步被取而代之，從而消蝕或改變其他國家的文化傳統。

文化帝國主義的重量級批評家、美國學者約翰•湯姆林森（John Tomlinson）指出，文化帝國主義著重批評的是，資本主義是一種勻質的文化力量，而這種資本主義是在不斷生產和再生產著一種消費文化。英國學者傑里米•滕斯托爾認為：「文化帝國主義命題認定，這個世界上許多地方真正的、傳統的和本土的文化正在被主要是來自美國的大量精心製作的商業和媒介產品的一古腦傾銷而席捲出局。」

一些學者認為，文化帝國主義造成的某些嚴重後果已開始逐漸顯現出來，其中主要表現為大量進口和不斷傳播的媒介內容逐漸改變了受眾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乃至生活行為。

在非洲的一些貧窮國家一度發現，嬰兒腹瀉的疾病流行造成大量死亡。有人認為其原因主要是這些國家的觀眾受美國和歐洲電視節目和廣告的影響，一些哺乳期的母親為了保持妊娠後的體型放棄了母乳喂養而改為奶瓶喂養。也有人認為，其中的根本原因是改用奶瓶喂養後，當地不幹凈的飲用水與奶粉混合所致。但是，當地哺乳期的母親是因為受到發達國家電視節目和廣告影響才改變了傳統的母乳哺嬰的習慣，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南非獨立廣播局行政主管塞比萊索•莫科恩-馬塔貝恩（Sebiletso Mokone-Matabane）列舉了一個外來文化影響的典型例證：一幫當地劫匪沖進銀行時高聲大喊的是英語的「不許動！」（即Freeze!）；而這一單詞，在非洲語言或部族方言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很顯然，這幫劫匪是在看了太多的美國警匪影視片以後，才學會了這樣的行為和這樣的語言的。

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最初矛頭集中指向美國，但是80年代末的1988年，自從日本的索尼公司以5億美元買下好萊塢的哥倫比亞電影製片廠以後，其他發達國家的傳媒公司不僅開始大舉收購美國傳媒進軍美國傳媒市場，而且向全球擴張。德國的貝特斯曼、法國的維旺迪和加拿大的西加全球傳播公司（CanWest Global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等紛紛收購或入股美國、大洋洲、亞洲某些國家的傳媒公司，澳大利亞的新聞集團也陸續進入了美國、北美、歐洲、亞洲和拉美傳媒市場。自此，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批判的矛頭就從美國分散到包括英國、法國、德國在內的主要發達國家。

也有論者認為，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從一開始就有對美國跨文化傳播現象的小題大作、過分敏感之嫌。例如法國政府始終嚴防一些美國日常用語，如「電子郵件」(email) 、「葯店」（drugstore）等滲入法國民眾的日常生活。還有一些論者認為，跨國傳媒公司作為全球經濟擴張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主要目標是如何從全球的各個利潤中心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至於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等問題，他們並不關心。而且，在跨國傳播運作實踐中，他們還認識到只有實現節目內容、甚至經營管理的本土化，才是在傳播對象國家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必由之路。至少在跨國傳媒公司在本土市場完全站穩腳跟之前是大多如此。

再加上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墨西哥開始注重自己大量生產和製作本土化的影視、音樂節目，並發現這類節目由於語言和文化的原因更容易受本國受眾歡迎。還有一些國家和地區開始限制對外國影視節目的進口。從此，國際上對於文化帝國主義的批評之聲開始減弱。

（三） 媒介帝國主義理論

在20世紀70年代，全球絕大多數國家播放的絕大多數電影電視節目都是從美國進口的。這種全球國家之間媒介流通的嚴重不平衡催生了媒介帝國主義（media imperialism）理論。美國學者奧利弗•博伊德-巴萊特（Oliver Boyd-Barrett）於1977年提出，媒介帝國主義是指「某國媒介的所有權、結構、傳遞或內容，受制於他國媒介利益的強大壓力，而未有相當比率的相對影響力」的現象。

實際上，媒介帝國主義理論與文化帝國主義理論不同之處在於，更多地聚焦於國家與國家之間不平衡的媒介進口與出口關系。有學者曾試圖以更加實證的方法從幾個方面界定這一理論和現象：一是，第一世界傳媒公司在資金或所有權方面涉入第三世界傳媒領域的程度；二是，第三世界傳媒接受和運用第一世界傳媒模式的程度；三是，從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媒介產品（特別是電視節目）的不平衡流通狀況；四是，各種媒介模式進口和節目進口對第三世界文化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在資金和所有權方面，70年代由於許多國家政府實行干預和控制，西方國家對於第三世界國家媒體所有權有所下降；但是到了90年代，由於當時的新自由化大氣候，一些國家政府放鬆了管制，西方國家對於第三世界國家媒體所有權的比例又開始有所上升。到了90年代末，不僅出現了發達國家相互投資媒介所有權的現象，如日本、德國、法國、加拿大等國相繼購買美國的媒體，而且突出表現為發達國家傳媒公司以各種方式直接投資於發展中國家的傳媒產業，如小額投資、合資、合作生產、經營許可權交易和購買協議等。這表明跨國傳媒公司認識到，本土傳媒公司更熟悉本土市場，因此讓他們保持本土媒體的所有權可以更好地制定本土傳媒戰略、更好地佔領本土傳媒市場。媒介進口和節目進口的模式也由單向進口轉向適應本土化環境和本土文化的方向發展。其典型例證就是美國的肥皂劇演變成了拉美式的電視劇——電視小說（telenovela•）和香港的功夫片。一些論者擔心，這些主要是基於美國、英國的媒體運作模式會進一步推動全球的媒體私有化和商業化。

墨西哥、巴西、中國香港、印度和一些阿拉伯國家製作的電視劇、電影片乃至新聞節目不僅佔領本土市場而且出口到全球相同的語言文化市場和地域，甚至出口到美國等發達國家，改變了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一度支配全球傳媒市場的景觀。對於媒介帝國主義的現象有待進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認識。但是，仍有學者認為，由於傳播全球化的影響，現在全球的媒介內容和製作樣式基本上都是拷貝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的，因此，盡管節目本土化了，但是其內容和概念並不一定是本土化的，很可能還是西方化、美國化的。

（四） 世界系統理論

如果說依附理論為國際傳播結構提供了一個一極是依附性國家、一極是支配性國家的兩極量表描述的話，那麼，世界系統理論（world systems theory）則為國際傳播結構提供了一個三層同心圓式描述。

所謂世界系統理論認為，極少數核心工業國家（core nations, 即核心國家）控制著世界資本主義系統的基本動力，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處於這個系統的邊緣地位（peripheral nations,即邊緣國家）。另外，還有少數已經獲得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國家則處於兩者之間的半邊緣地位（semiperipheral nations, 即半邊緣國家）。這一理論主要是由美國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於1974年提出來的。

這三類國家或地區在經濟、政治、文化、媒介、技術、勞力、資本和社會等層面都有著不同程度的相互作用。核心國家向半邊緣國家和邊緣國家提供技術、軟體、資本、知識、製成品和服務，而後者則成為前者的消費者和消費市場。半邊緣國家、邊緣國家與核心國家的關系主要是提供廉價勞動力、原材料、大眾市場或電影故事片的廉價外景地等。大眾媒介技術（硬體）和產品（軟體）代表著文化產業中的製成品和服務，起著不斷增強核心國家對於半邊緣國家和邊緣國家的支配作用。

一些世界系統理論學者認為，在半邊緣國家、邊緣國家與核心國家的各種關系中，中心的問題是半邊緣國家、邊緣國家要學會有助於現代化的各種經濟價值觀念。而其中有些價值觀念就是通過西方核心國家大眾媒介產品的出口和廣告來傳遞和實現的。在半邊緣國家、邊緣國家與核心國家的各種關系中還有一個中心問題是大眾傳播系統，這一系統允許傳輸核心國家的各種媒介內容以便為大眾市場或廣大受眾創造出一種基礎廣泛的流行文化，或是為創造出足以鼓勵進口特定媒介產品或服務的另類文化特定市場。

在世界系統理論中，核心國家一般主要是指美國、歐盟最初的15國和後來加入的12個國家；還有加拿大、以色列、澳大利亞、紐西蘭和日本。半邊緣國家主要是指奧地利、巴西、中國、丹麥、芬蘭、匈牙利、波蘭、俄國、瑞典、瑞士、新加坡、韓國、埃及、印度、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爾他、斯洛維尼亞、委內瑞拉等。邊緣國家主要是指非洲、拉美和亞洲的大部分最不發達國家，還有前蘇聯的最不發達成員國等。

世紀之交和新世紀美伊戰爭以來，全球無論是經濟結構還是傳播結構都與世界系統理論提出的核心國家和半邊緣國家、邊緣國家的結構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歐盟的進一步一體化和歐元統一貨幣的推出，使原來所謂的核心國家出現了經濟結構上的裂變，歐盟和歐元在很多意義上說實際上成為與美國和美元競爭的力量。歐盟主要國家法國和德國與美國在發動美伊戰爭問題上的嚴重分歧，使得原來在冷戰時期腔調基本一致的所謂核心國家在國際傳播上也發出了不同的聲音；墨西哥特萊維薩電視網和巴西環球電視網的興起，特別是阿拉伯半島電視台等在美伊戰爭中的崛起，明顯打破了核心國家、特別是美國媒體對國際新聞信息的壟斷甚至傳遞出了為核心國家、特別是美國媒體所沒有的國際新聞信息，成為中東地區許多重要獨家新聞的唯一來源。這不僅影響到阿拉伯世界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輿論，而且或多或少地影響到美國的輿論。這在過去國際傳播格局中是從未有過的。因此，從全新的角度來認識新世紀的全球傳播格局已經十分必要。

關於建立世界新聞傳播新秩序的斗爭和理論

20世紀70年代，隨著建立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斗爭深入發展，廣大發展中國家提出了改革現存世界新聞傳播秩序和建立世界新聞傳播新秩序的強烈要求。一場關於建立世界新聞傳播新秩序的持久斗爭也在國際社會特別是新聞傳播界激烈展開。斗爭的主要講壇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

廣大發展中國家認為，現存的世界新聞傳播秩序具有以下三大弊端：

第一是新聞媒介分布上的嚴重不平衡。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在電視廣播發射台的數量上，僅發達國家集中的歐洲和北美再加上日本，就佔有世界總數的71%，而發展中國家集中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僅佔28%，其中非洲和南美僅3%。當時，還有45%的發展中國家根本沒有自己的電視台。在報紙的出版發行方面，發展中國家的報紙發行量僅佔世界總發行量的四分之一。在新聞通訊社方面，所有的發達國家（除愛爾蘭等小國外）幾乎都有自己的通訊社，而三分之一以上的發展中國家卻根本沒有自己的通訊社。這種格局，障礙了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國際間的新聞交流。

第二是國際新聞流通上的嚴重不均衡。這種不均衡現象突出表現在西方少數幾家跨國通訊社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的大規模營業，幾乎壟斷了全球國際新聞的報道和流通。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發出的新聞像洪水一樣源源不斷，而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發出的新聞則數量奇少，而且很難出現在發達國家的新聞媒介上。這樣的國際新聞流通，很顯然實質上是從發達國家湧向發展中國家、從擁有實力和技術手段的國家流向較為落後的國家、從大國流向小國的單向流動，是西方四大通訊社對國際新聞流通的事實上的壟斷。

第三是國際新聞報道內容上的嚴重不真實。發展中國家認為，由於國際新聞的報道基本上為西方跨國通訊社所壟斷，因此，絕大多數國際新聞的內容是按照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觀點、經濟利益、文化傳統和新聞價值觀念來篩選和編寫的。它們對第三世界的報道有時是片面的、表面的、有偏見的，甚至是歪曲的、不真實的。由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形象是依靠西方跨國通訊社來描繪和報道的，外部世界其中包括發展中國家之間都難免獲得被歪曲了的形象和事實。發展中國家往往被片面、表面、不真實的報道描繪成貧窮、落後、混亂和暴力的苦海，而發展中國家的真實形象和聲音卻往往無力超越自己的國界。

在1970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6屆大會召開的政府間會議上，幾個發展中國家的代表首次明確提到了新聞媒介分布不平衡的問題，要求組織更加適合和更加均衡的世界新聞交流系統，從而揭開了有關世界新聞傳播秩序大辯淪的序幕。1976年在突尼西亞舉行的不結盟國家交流問題討論會，首次使用了「國際新聞新秩序」這一措辭。同年在內羅畢舉行的教科文組織第19屆大會指示教科文組織總幹事，根據技術的新發展以及近年來國際關系發展的深度和廣度，研究當代社會在交流過程中存在的全部問題。為此，總幹事組織了一個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16位著名學者、新聞工作者和前政府官員組成的「國際交流問題研究委員會」，即「麥克布賴德委員會」。經過兩年多的努力，該委員會於1979 年完成了一份研究報告，題目是《多種聲音，一個世界：交流與社會的今天和明天》(Many Voices One World: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Today and Tomorrow)。這份報告不僅研究了國際社會在新聞報道與流通中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而且研究了「現代社會交流問題的全貌」。1980年召開的21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肯定了麥克布賴德委員會的報告，指明了今後需要採取的行動，並提出了建立「世界新聞與傳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NWICO)的明確概念和基本思想。

1981年5月，21個國家的63位代表，其中主要是西方國家的新聞界要人在法國的塔魯爾舉行了一次「獨立新聞媒體自由之聲會議」 (Voices of Freedom Conference of Independent News Media)，就建立世界新聞傳播新秩序的問題發表了《塔魯爾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alloires)。宣言第十條明確宣稱：現在是教科文組織及其它政府間機構放棄限制消息內容、制定新聞法規這一企圖的時候了。這個宣言實際上關閉了進一步討論建立國際新聞傳播新秩序的大門。

此後，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需要精簡、改革為由，美國政府和英國政府分別相繼於1984年12月31日、1985年12月31日宣布退出該組織（2003年10月1日和1997年7月1日兩國又分別返回該組織），使得該組織的經費驟減三分之一以上。這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就達到了難以諒解和妥協的程度。

新世紀的全球傳播格局：一極多強和新興力量並存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到20世紀末以前的世界新聞傳播格局，基本上是以美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外加英、法、德等少數發達國家傳媒占壟斷和主導地位的天下。

20世紀末葉由於蘇聯的解體和俄羅斯的相對衰落，俄羅斯不僅從全球政治、軍事、經濟的超級大國地位上跌落下來，也因勢力范圍的大幅萎縮等因素從傳媒超級大國的地位上跌落下來。東西方兩大陣營對立的消失，使得法、德等少數發達國家與美國超級大國的關系包括在全球傳播領域的關系，也從過去以合作、附合為主的關系轉變為一定程度的自主和競爭的關系。法國、俄羅斯、加拿大對美國在新聞傳播、文化傳播領域的防範和抵制，都反映了這種變化。值得注意的是， 20世紀末人類在傳播新技術、新媒介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和迅猛發展，如衛星直播電視、互聯網等，為一些發展中國家以較低成本和較少限制的可能性參與到了跨國界、跨地域的傳播格局中來，或多或少改變了超級大國和少數發達國家壟斷全球傳播、全球輿論的局面。全球傳播格局開始出現一些變化。

筆者認為，新世紀的全球傳播格局可以簡要地概括為：一極、多強和新興傳播國家多元並存。

這就是說，在當今的全球傳播格局中，美國這個超級傳媒大國挾其在經濟、政治、軍事、科學技術、流行文化、傳播媒介、英語語言等諸多方面的超強優勢，作為其他國家暫時無法企及的唯一的超強一極，仍然具有向全球進行新聞、文化、媒介傳播和影響全球輿論的超強能力。

而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中國（包括中國香港）、印度、日本等大國，則憑借各自的語言、文化、歷史傳統等優勢，有能力在全球進行跨地域的新聞、文化、媒介傳播，部分影響國際輿論，是新世紀全球傳播格局中的跨區域文化語言傳播大國。

新格局與舊格局的最大區別在於，拉美的墨西哥、巴西，阿拉伯的卡達、阿聯酋和亞洲的韓國等新興傳播國家，藉助特定的文化或語言優勢面向特定的地域和受眾（如拉美地區及其受眾、阿拉伯地區及其受眾、東亞地區及其受眾等）進行新聞、文化、媒介傳播，具有影響局部輿論的能力，是新世紀的全球傳播格局中的新興文化語言傳播國家。

還有眾多國家在全球傳播中仍處於被動接收的地位。

以上一極、多強和新興傳播國家在當今全球傳播結構中既多元並存，又不同程度地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與過去個別國家處於支配地位、多數國家處於依附地位，少數國家處於核心位置、絕大多數國家處於邊緣或半邊緣位置的全球傳播結構有所不同。

⑨ 如何有效地跨文化傳播

中國在走向全球化的過程中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卻擴大了文化沖突，中國如何與他者交流，如何理解他者又如何被他者所理解，如何與他者進行價值觀對話，如何與他者建立信任關系，如何增強跨文化傳播能力，這些都成了極為迫切的問題。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內部面臨更多的跨文化傳播問題：發展不平衡的民族如何化解沖突，如何解決留守兒童、留守老人、新生代農民等弱勢群體的「交流貧困」，如何重建群體間的信任關系，如何面對媒介化社會的「失聯」現象，如何在陌生人社會里重建人的交流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