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如何打擊的傳統文化

1. 有人說白話文和簡體字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破壞和毀滅因為白話文導致文言文的失傳，使現代人無法看懂

1. 這種說法有失偏頗。需要釐清兩個問題，文言文和白話文，繁體字和簡體字。
   

2. 文言和白話的問題，從五四到現在一直在討論，其實「文」「言」分離在唐代就開始了。唐代的話本小說和唐代文人的文章，並不是一個系統，口語和書面是不同的。因為二者之間的隔閡，阻礙了文化的傳播，所以「我手寫我心」，文言合一，推行白話文是有進步意義的。就現代漢語來說，我們依然能感到口語和書面語之間的區別，不過大多在語體上。另外，語言是發展的，比如漢代人口語說「豎子不足與謀」，我們現在看是文言的句子。語言不是一成不變的，即使不推行白話文，文言文自身也會有新變。所以不存在說推行白話文就無法研究古代文化了，就失傳了，那文化也太脆弱了。

3. 繁體與簡體。文字是符號，只不過漢字是表意的，繁體從形態方面確實反映出更多的意義信息。但如果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為什麼不去寫甲骨文，那更加原汁原味？文字只是工具，能夠負載信息即可，如果這個工具更輕省一些又有什麼不好呢？你想了解文字附加的信息，有字源資料庫等等，都可以作進一步的了解。

4. 語言文字只是載體，只要文化傳承的土壤在，文化的內核在，文明傳統就依舊發揮力量。
   

2. 中國的文言文言簡意賅，它是如何被白話文所替代的

3. 近代白話文運動有哪些主張

內容
在中國的教材中，以「四個反對」和「四個提倡」概括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

提倡民主，反對專制、獨裁。

提倡科學，反對愚昧、迷信。

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

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也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張：

一曰：需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需講求文法

四曰：不做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新青年派還有其他一些主張，包括廢除孔學、廢除漢字等偏激的主張。這和人文理性學術派學衡、文化與科學派國風等的主張或結論形成對比。

成就
白話文運動的結果，是使白話文在文學作品和一般學術著作的范圍內取得了合法的、正統的地位。它的成就首先表現在白話文理論的建設上：①關於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學說。這學說的框架有3條：a.白話為文學之正宗。為打倒文言文的正統提供了歷史的根據。b.用白話作各種文章。讓白話文成為通用的書面語，為白話文的推行提出了奮斗的目標。c.白話文以現代中國人的口語為源泉。為白話文的建設指出了正確的方向。②關於文體改革的具體規劃。主要在散文、應用文、詩歌 3個方面。第一，對散文文體改革的要求，胡適概括為 4條主張：a.要有話說方才說話；b.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c.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d.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話（《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第二，對應用文文體改革的意見。錢玄同在《論應用之文亟宜改良》（1917）里，提出不少切實可行的主張，如改用白話（國語）；選取最普通的常用字；多義字只用最普通常用的一義；不許用倒裝移置的句法；「書札之款式稱謂，務求簡明確當。刪去無謂之浮文";文中加標點符號；數目字改用阿拉伯字，「用算式書寫」；改右行直排為左行橫排；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紀年；「印刷之體，宜分數種」等等。第三，對詩體改革的主張。分為兩派。一派由錢玄同、胡適帶頭提倡"自由體"。另一派由宗白華（1897～1986）、聞一多（1899～1946）帶頭主張「格律體」。這兩派對新詩的形式，都作了認真的探索。

白話文運動的成就，主要表現在白話文的作品上。白話文能不能代替文言文，要看寫作實踐。「五四」時期，白話論文在表現新思想、批判舊思想上，發揮了巨大的威力。如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論文，雖在語言上有不同的風格，但在說理上都有明白、清晰、准確、富有邏輯力量的特點。這就叫那種不宜說理的文言文相形見絀。在文學上，散文、小說、詩歌等文體，都開了新生面。特別是1921年，魯迅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的發表，郭沫若詩集《女神》的出版，為白話文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阿Q正傳》更是中國現代白話文學中贏得世界聲譽的第一部傑作。

「五四」白話文運動，是一個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運動，它在文藝語言上宣告了文言文時代的結束、白話文時代的開始。數千年來，中國通用的書面語沒有白話文的合法地位，只有與口語脫節的文言文才算正統。直到「五四」時期，才把這種反常的局面翻了過來，開辟了一個白話文學的新紀元。這正好與中國社會在「五四」期間實現了從封建向民主的轉變相適應。

局限
由於新文化運動提倡打倒孔家店，全盤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導致了後來對國學的忽視，國學開始衰落。此

4. 為什麼要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在進行帝制復辟活動的同時，還大力提倡尊孔讀經。他剛登上總統寶座，就大搞尊孔祭天。1913年6月親自發表「尊孔令」，鼓吹了「孔學博大」。

1914年又發布《祭聖告令》，通告全國舉行「祀孔典禮」。為支持袁世凱帝制復辟活動，

中外反動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復古逆流，1912年起，他們在全國各地先後成立了「孔教會」、「尊孔會」、「孔道會」等，出版《不忍雜志》和《孔教會雜志》等。康有為還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宣揚「有孔教乃有中國，散孔教勢無中國矣」。面對這股反動逆流，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的和封建勢力同流合污；有的偃旗息鼓；許多人則感到彷徨苦悶，找不到出路。

但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卻發動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大張旗鼓地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復古思想展開了激烈的斗爭。這個運動是從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志》在上海創刊開
始的。陳獨秀任主編，李大釗是主要撰稿人並參與編輯工作。陳獨秀是一名激進民主主義者，他仇視當時的封建軍閥統治，要求實現真正的民主；他批判了封建社會制度和倫理思想，認為要實現民主制度，必須消滅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規范。李大釗則反對復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號召青年不要留戀將死的社會，要努力創造青春的中國。該雜志於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時，遷往北京並改名為《新青年》。進步知識分子團結在《新青年》周圍，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從政治觀點、學術思想、倫理道德、文學藝術等方面向封建復古勢力進行猛烈的沖擊。他們集中打擊作為維護封建專制統治思想基礎的孔子學說，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們還主張男女平等，個性解放。

1917年起他們又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新青年》實際上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導中心。

1916年初，袁世凱稱帝，在此之前，美國人古德諾發表了《共和與君主論》，楊度發表了《君憲救國論》等文章，散布中國宜於實行君主制，沒有君主便要「滅亡」的謬論。

《新青年》針對這種情況，發表了陳獨秀《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後之覺悟》，李大釗的《民彝與政治》、《青春》等主要論文，揭露了君主專制的危害。《新青年》從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號起改用白話文，採用新式標點符號，刊登一些新詩，這對革命思想，的傳播和文學創作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特別是魯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
《狂人日記》，對舊禮教舊道德進行了無情的鞭撻，指出隱藏在封建仁義道德後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國2000多年封建統治的歷史就是這吃人的歷史，宣告「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這篇小說奠定了新文化運動的基石。在《新青年》的影響下，一些進步刊物改用白話文。這又影響到全國用文言文的報紙，開始出現用白話文的副刊，隨後短評、通迅、社論也都採用白話文和新式標點。所有這些文學改革，使全國報紙面貌為之一新。

1917年爆發了俄國十月社公主義革命，震動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國革命的道路。《新青年》應社會形勢發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發表了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和社會主義理論文章。1918年11月，《新青年》發表了李大釗同志寫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著名論文，熱烈歡呼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在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領導下，提倡科學，反對迷信，提倡民主，反對獨裁，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新文化運動，宣傳了西方的進步文化。以後，又傳播了社會主
義思想，反映了新型的革命階級的要求，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反響

白話文更妥當、更貼切。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學"忽然變成了顯學，傳統文化忽然遭到學問家們的竭力鼓吹，與此同時，學問家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了質疑。1994 年7月創刊的《中華詩詞》是中華詩詞學會的機關刊物，這份刊物的發刊詞出自碩學鴻儒之手，發表後被多家全國性媒體全文轉載，在海內外造成相當大的影響。這篇文章指出，新文化運動對於傳統文化的否定是矯枉過正了，因為新文化運動的緣故，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斷層。出於為傳統文化鳴不平的樸素情感而產生對新文化運動的怨念，這本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甲寅》、《學衡》派的流風餘響，並沒有新鮮的東西，因此這種怨念依然是情感的而非理智的范疇，也就不可能導致對新文化運動的真正反思。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亘古未有的一件大事。它是一場真正的"靈魂深處的革命"。它向當時青年心中注入的個人主義的思想將具有永遠不能磨滅的價值，個性解放的精神激勵著人們向吃人的集體主義文化傳統發起挑戰。但是可惜得很，新文化運動不久就轉朝另一個方向發展，救亡的呼聲淹沒了啟蒙的吶喊，民族主義和集體主義最終成為主流。晚年胡適在回憶新文化運動之時，喟嘆五四運動沒有維持成一個純粹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當時青年受到多個政黨的爭取拉攏，都對政治發生了興趣，從而使得啟蒙的效用大大削減了。（《胡適口述自傳》第九章）後來的研究者多不以胡適此說為然。一般的觀點認為救亡壓倒啟蒙是由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所決定的，不是哪個或哪些政治勢力的問題。我也不能贊同胡適的這個觀點，但是我反對的理由與袞袞諸公殊有分別。我認為，新文化運動之所以沒有完成解放人性、倡導自由的初衷，實是因為它的手段根本就錯了，新文化運動的本質，是想通過以白話文運動為先導，對社會最大多數人士進行自由主義的思想啟蒙，然而，這種手段卻是極端錯誤的。

新文化運動是從文學領域的白話文運動開始的。白話文運動的主要倡導者胡適本人並不懂文學，他也沒有什麼文學的才華，無論是對文學作品的賞會還是自身的創作，都只能表明他是一位文學的門外漢。胡適在本質上是一位政治哲學家，他之所以要選擇掀起一場文學領域的革命，是因為從他的實用主義世界觀出發，認定文學是對大多數人進行宣傳教育的最好的工具，要想很好地宣傳他的信仰，就只有進行文學語言的變革。因此，白話文運動的實質不是文學領域的風格轉型，而是一種語言推翻另一種語言的政治意味十足的暴烈的行動。白話文運動意味著，大眾的語言要取代知識精英的語言成為統治的語言，知識精英必須放下架子，投入到向人民大眾語言學習的熱潮中去。而正是白話文運動的這一本質，決定了新文化運動必然要陷入泥沼，也決定了此後八十年中國的歷史。�

無論是早先的林紓還是後來的吳宓、梅光迪，他們對於文言文的維護和對於白話文的抨擊都集中在文言與白話孰優孰劣的問題上，他們錯誤地認為白話文運動是一場文學運動，因此文言與白話孰優孰劣的問題最終就變成文言和白話孰更適宜文學表達的問題，這樣文不對題當然不可能贏得論戰的勝利。胡適們的倡導白話文，其實何嘗有改革文學的志向？他們所希冀的，是知識精英都寫人民大眾看得懂的文章，這樣，人民大眾也就能在較短的時間內掌握知識精英的優秀思想，從而上升到和知識精英一樣的層次。然而，這只能是一種傳教士式的天國夢想。

沒有任何實例能夠支持大眾可以被啟蒙的見解。就算少數才智卓絕的人士可以通過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接近真理，大多數平庸之輩在面對優秀的思想時顯得冥頑不靈地固執。文言文是一種需要長期的訓練和大量的知識閱讀才能掌握的語言，這樣，操文言者與操白話者之間就存在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階級鴻溝，文言文為知識精英和無知大眾之間劃清了界限。本來，由於文言文這個堡壘的存在，知識精英和無知大眾之間根本沒有交流的可能，但白話文運動卻拆除了這個堡壘，使得知識精英和無知大眾處在同一屋檐下。叔本華指出："每個社交聚會一旦變得人多勢眾，平庸就會把持統治的地位。社交聚會之所以會對才智卓越之士造成傷害，就是因為每一個人都獲得了平等的權利，而這又導致人們對任何事情都提出了同等的權利和要求，盡管他們的才具參差不一。接下來的結果就是：人們都要求別人承認他們對社會作出了同等的成績和貢獻。所謂的上流社會承認一個人在其他方面的優勢，卻唯獨不肯承認一個人在精神思想方面的優勢；他們甚至抵制這方面的優勢。社會約束我們對愚蠢、呆笨和反常表現出沒完沒了的耐性，但具有優越個性的人卻必須請求別人對自己的原諒；或者，他必須把自己的優越之處掩藏起來，因為優越突出的精神思想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了對他人的損害，盡管它完全無意這樣做。因此，所謂『上流'的社交聚會，其劣處不僅在於它把那些我們不可能稱道和喜愛的人提供給我們，同時，還不允許我們以自己的天性方式呈現本色；相反，它強迫我們為了迎合別人而扭曲、萎縮自己。"（《人生的智慧》146頁，韋啟昌譯，上海人民 2001年9月）正是這樣。白話文運動的倡導者就好像是一次聚會的召集者，知識精英只能為了迎合無知大眾而扭曲、萎縮自己。陳獨秀和胡適到晚年都認識到了這個嚴重後果，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那是白話文運動種下的惡因。�

胡適們僅僅把語言看作是交流的工具，他們並不知道，語言本質上表現為一種權力關系。語言是有階級性的，由於用文言文作為統治階級的專用語言，這樣中國社會就保證了社會的主流話語始終掌握在知識精英的手中。白話文運動的勝利不但是一種語言類型的勝利，更是一個階級的勝利，在無知大眾勝利的同時，知識精英被趕出了本由自己統治的語言聖殿。如果說那些失去了自己的國家的民族，沒有了自己的語言，也就沒有了自己的民族記憶，知識精英沒有了自己的語言，也就不再能夠作為獨立的階級存在。從白話文運動勝利的那一刻開始，知識分子就只能作為依附階級而存在。而對於一個健康、合理的社會來說，知識分子絕對應該是社會的唯一的統治階級。�

白話文運動的勝利，即是民主思潮的勝利。在文言文尚占據統治地位的時期，作為統治階級的知識精英只要對天命負責，而白話文成為僭主後，民眾的意欲是社會是非的唯一指向。殊不知西方所謂的民主，是公民（burgess）當家作主，而公民和中產階級（bourgeois）同義，公民當家作主，是與貴族專制相對立的概念，是作為知識人的中產階級要求更多政治權利的觀念的集中體現，而中國的政權從來都對所有知識精英開放，只有有知與無知的對立，沒有世襲特權與永被奴役的對立，中國的民，不是和貴族對立的burgess，而是和知識精英對立的愚民。白話文運動讓這些愚民有了自由言說的權利。既然他們在人數上佔了壓倒多數，他們就可以自由地發表那些愚昧的見解，並將之定義為真理，他們還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欲選擇迎合他們低級趣味的觀點，而對真正優秀的思想說三道四，甚至往往對優秀的人物殺之而後快。白話文運動的最終結果，就是這些無知大眾當家作主，這就好比把一個重病人交給跳大神的神漢去治療，安得不受其害！

5. 白話取代文言的負面因素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在進行帝制復辟活動的同時，還大力提倡尊孔讀經。他剛登上總統寶座，就大搞尊孔祭天。1913年6月親自發表「尊孔令」，鼓吹了「孔學博大」。

1914年又發布《祭聖告令》，通告全國舉行「祀孔典禮」。為支持袁世凱帝制復辟活動，

中外反動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復古逆流，1912年起，他們在全國各地先後成立了「孔教會」、「尊孔會」、「孔道會」等，出版《不忍雜志》和《孔教會雜志》等。康有為還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宣揚「有孔教乃有中國，散孔教勢無中國矣」。面對這股反動逆流，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的和封建勢力同流合污；有的偃旗息鼓；許多人則感到彷徨苦悶，找不到出路。

但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卻發動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大張旗鼓地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復古思想展開了激烈的斗爭。這個運動是從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志》在上海創刊開
始的。陳獨秀任主編，李大釗是主要撰稿人並參與編輯工作。陳獨秀是一名激進民主主義者，他仇視當時的封建軍閥統治，要求實現真正的民主；他批判了封建社會制度和倫理思想，認為要實現民主制度，必須消滅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規范。李大釗則反對復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號召青年不要留戀將死的社會，要努力創造青春的中國。該雜志於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時，遷往北京並改名為《新青年》。進步知識分子團結在《新青年》周圍，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從政治觀點、學術思想、倫理道德、文學藝術等方面向封建復古勢力進行猛烈的沖擊。他們集中打擊作為維護封建專制統治思想基礎的孔子學說，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們還主張男女平等，個性解放。

1917年起他們又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新青年》實際上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導中心。

1916年初，袁世凱稱帝，在此之前，美國人古德諾發表了《共和與君主論》，楊度發表了《君憲救國論》等文章，散布中國宜於實行君主制，沒有君主便要「滅亡」的謬論。

《新青年》針對這種情況，發表了陳獨秀《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後之覺悟》，李大釗的《民彝與政治》、《青春》等主要論文，揭露了君主專制的危害。《新青年》從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號起改用白話文，採用新式標點符號，刊登一些新詩，這對革命思想，的傳播和文學創作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特別是魯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
《狂人日記》，對舊禮教舊道德進行了無情的鞭撻，指出隱藏在封建仁義道德後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國2000多年封建統治的歷史就是這吃人的歷史，宣告「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這篇小說奠定了新文化運動的基石。在《新青年》的影響下，一些進步刊物改用白話文。這又影響到全國用文言文的報紙，開始出現用白話文的副刊，隨後短評、通迅、社論也都採用白話文和新式標點。所有這些文學改革，使全國報紙面貌為之一新。

1917年爆發了俄國十月社公主義革命，震動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國革命的道路。《新青年》應社會形勢發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發表了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和社會主義理論文章。1918年11月，《新青年》發表了李大釗同志寫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著名論文，熱烈歡呼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在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領導下，提倡科學，反對迷信，提倡民主，反對獨裁，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新文化運動，宣傳了西方的進步文化。以後，又傳播了社會主
義思想，反映了新型的革命階級的要求，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反響

白話文更妥當、更貼切。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學"忽然變成了顯學，傳統文化忽然遭到學問家們的竭力鼓吹，與此同時，學問家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了質疑。1994年7月創刊的《中華詩詞》是中華詩詞學會的機關刊物，這份刊物的發刊詞出自碩學鴻儒之手，發表後被多家全國性媒體全文轉載，在海內外造成相當大的影響。這篇文章指出，新文化運動對於傳統文化的否定是矯枉過正了，因為新文化運動的緣故，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斷層。出於為傳統文化鳴不平的樸素情感而產生對新文化運動的怨念，這本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甲寅》、《學衡》派的流風餘響，並沒有新鮮的東西，因此這種怨念依然是情感的而非理智的范疇，也就不可能導致對新文化運動的真正反思。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亘古未有的一件大事。它是一場真正的"靈魂深處的革命"。它向當時青年心中注入的個人主義的思想將具有永遠不能磨滅的價值，個性解放的精神激勵著人們向吃人的集體主義文化傳統發起挑戰。但是可惜得很，新文化運動不久就轉朝另一個方向發展，救亡的呼聲淹沒了啟蒙的吶喊，民族主義和集體主義最終成為主流。晚年胡適在回憶新文化運動之時，喟嘆五四運動沒有維持成一個純粹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當時青年受到多個政黨的爭取拉攏，都對政治發生了興趣，從而使得啟蒙的效用大大削減了。（《胡適口述自傳》第九章）後來的研究者多不以胡適此說為然。一般的觀點認為救亡壓倒啟蒙是由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所決定的，不是哪個或哪些政治勢力的問題。我也不能贊同胡適的這個觀點，但是我反對的理由與袞袞諸公殊有分別。我認為，新文化運動之所以沒有完成解放人性、倡導自由的初衷，實是因為它的手段根本就錯了，新文化運動的本質，是想通過以白話文運動為先導，對社會最大多數人士進行自由主義的思想啟蒙，然而，這種手段卻是極端錯誤的。

新文化運動是從文學領域的白話文運動開始的。白話文運動的主要倡導者胡適本人並不懂文學，他也沒有什麼文學的才華，無論是對文學作品的賞會還是自身的創作，都只能表明他是一位文學的門外漢。胡適在本質上是一位政治哲學家，他之所以要選擇掀起一場文學領域的革命，是因為從他的實用主義世界觀出發，認定文學是對大多數人進行宣傳教育的最好的工具，要想很好地宣傳他的信仰，就只有進行文學語言的變革。因此，白話文運動的實質不是文學領域的風格轉型，而是一種語言推翻另一種語言的政治意味十足的暴烈的行動。白話文運動意味著，大眾的語言要取代知識精英的語言成為統治的語言，知識精英必須放下架子，投入到向人民大眾語言學習的熱潮中去。而正是白話文運動的這一本質，決定了新文化運動必然要陷入泥沼，也決定了此後八十年中國的歷史。�

無論是早先的林紓還是後來的吳宓、梅光迪，他們對於文言文的維護和對於白話文的抨擊都集中在文言與白話孰優孰劣的問題上，他們錯誤地認為白話文運動是一場文學運動，因此文言與白話孰優孰劣的問題最終就變成文言和白話孰更適宜文學表達的問題，這樣文不對題當然不可能贏得論戰的勝利。胡適們的倡導白話文，其實何嘗有改革文學的志向？他們所希冀的，是知識精英都寫人民大眾看得懂的文章，這樣，人民大眾也就能在較短的時間內掌握知識精英的優秀思想，從而上升到和知識精英一樣的層次。然而，這只能是一種傳教士式的天國夢想。

沒有任何實例能夠支持大眾可以被啟蒙的見解。就算少數才智卓絕的人士可以通過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接近真理，大多數平庸之輩在面對優秀的思想時顯得冥頑不靈地固執。文言文是一種需要長期的訓練和大量的知識閱讀才能掌握的語言，這樣，操文言者與操白話者之間就存在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階級鴻溝，文言文為知識精英和無知大眾之間劃清了界限。本來，由於文言文這個堡壘的存在，知識精英和無知大眾之間根本沒有交流的可能，但白話文運動卻拆除了這個堡壘，使得知識精英和無知大眾處在同一屋檐下。叔本華指出："每個社交聚會一旦變得人多勢眾，平庸就會把持統治的地位。社交聚會之所以會對才智卓越之士造成傷害，就是因為每一個人都獲得了平等的權利，而這又導致人們對任何事情都提出了同等的權利和要求，盡管他們的才具參差不一。接下來的結果就是：人們都要求別人承認他們對社會作出了同等的成績和貢獻。所謂的上流社會承認一個人在其他方面的優勢，卻唯獨不肯承認一個人在精神思想方面的優勢；他們甚至抵制這方面的優勢。社會約束我們對愚蠢、呆笨和反常表現出沒完沒了的耐性，但具有優越個性的人卻必須請求別人對自己的原諒；或者，他必須把自己的優越之處掩藏起來，因為優越突出的精神思想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了對他人的損害，盡管它完全無意這樣做。因此，所謂『上流'的社交聚會，其劣處不僅在於它把那些我們不可能稱道和喜愛的人提供給我們，同時，還不允許我們以自己的天性方式呈現本色；相反，它強迫我們為了迎合別人而扭曲、萎縮自己。"（《人生的智慧》146頁，韋啟昌譯，上海人民2001年9月）正是這樣。白話文運動的倡導者就好像是一次聚會的召集者，知識精英只能為了迎合無知大眾而扭曲、萎縮自己。陳獨秀和胡適到晚年都認識到了這個嚴重後果，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那是白話文運動種下的惡因。�

胡適們僅僅把語言看作是交流的工具，他們並不知道，語言本質上表現為一種權力關系。語言是有階級性的，由於用文言文作為統治階級的專用語言，這樣中國社會就保證了社會的主流話語始終掌握在知識精英的手中。白話文運動的勝利不但是一種語言類型的勝利，更是一個階級的勝利，在無知大眾勝利的同時，知識精英被趕出了本由自己統治的語言聖殿。如果說那些失去了自己的國家的民族，沒有了自己的語言，也就沒有了自己的民族記憶，知識精英沒有了自己的語言，也就不再能夠作為獨立的階級存在。從白話文運動勝利的那一刻開始，知識分子就只能作為依附階級而存在。而對於一個健康、合理的社會來說，知識分子絕對應該是社會的唯一的統治階級。�

白話文運動的勝利，即是民主思潮的勝利。在文言文尚占據統治地位的時期，作為統治階級的知識精英只要對天命負責，而白話文成為僭主後，民眾的意欲是社會是非的唯一指向。殊不知西方所謂的民主，是公民（burgess）當家作主，而公民和中產階級（bourgeois）同義，公民當家作主，是與貴族專制相對立的概念，是作為知識人的中產階級要求更多政治權利的觀念的集中體現，而中國的政權從來都對所有知識精英開放，只有有知與無知的對立，沒有世襲特權與永被奴役的對立，中國的民，不是和貴族對立的burgess，而是和知識精英對立的愚民。白話文運動讓這些愚民有了自由言說的權利。既然他們在人數上佔了壓倒多數，他們就可以自由地發表那些愚昧的見解，並將之定義為真理，他們還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欲選擇迎合他們低級趣味的觀點，而對真正優秀的思想說三道四，甚至往往對優秀的人物殺之而後快。白話文運動的最終結果，就是這些無知大眾當家作主，這就好比把一個重病人交給跳大神的神漢去治療，安得不受其害！

6. 白話文運動對於我國的傳統文化是有害的嗎

肯定的說有害。魯迅，胡適等近代派幾乎完全背離了傳統文化，白話文運動使國人知有科技之西方，不復知有文化之東方，造成至今以來國人百年的文化荒涼。魯迅的人生方向選錯了，大國高才不究淵深之中醫乃就學於東夷日本，棄三教而學魔教，終失人身。以魯迅之天才學中醫必為近代醫王，名身皆不朽矣，遠勝於今。

7. 白話文解讀經典文化是對傳統文化的褻瀆這是我的觀點,求助 大家幫個忙

你這個觀點本來站不住腳,要想論證它只能強詞奪理.因為不用白話文,我們如何能能夠理解古代經典?我們今天的思維工具就是現代漢語,而白話文就是現代漢語的書面語形式,如果不用白話文,我們連話都不能說,還怎麼可能去理解文言文呢?
看來,沒有人能夠幫助你把一個不成立的論題「自圓其說」的.

8. 歷史簡答題:為提倡白話文主要解決什麼問題效果怎麼樣

一、主要解決：

如何帶來文體的解放，怎樣改變文言文獨尊的局面，使白話文作為通用的書面語。

二、效果：

開辟了一個白話文學的新紀元在文學作品和一般學術著作的范圍內取得了合法的、正統的地位，出現一些白話文作品。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導致了後來對國學的忽視，

9. 白話文運動對中國國學的影響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有沒有不好的方便

綜觀「五四」白話文運動，它廣泛吸收了西方的詞彙資源、語法結構，在語言、文字、思想等多層面展開，這場運動不只是「語言內部的自足變革」，它同整個思維觀念的革新及國家現代化運動緊密聯系。「白話」與「文言」的較量，很大層面上也是兩種不同價值體系與社會意識形態的撞擊。
「白話文」與大眾口語有緊密關系，「大眾語不是白話之外的一種特別語言文字，『大眾化』，即是能夠把白話做到最大多數懂得的本領。」⒃魯迅認為「提倡大眾語，就是要做『更淺顯的白話文』」⒄一些論者認為白話文運動是大眾化運動的前奏；其實這二者的概念內涵是有區別的，不能盲目地把「白話文運動」等同於「大眾化」。此外，白話文運動也是30年代左聯時期「大眾文藝」，40年代解放區「文藝為大眾服務」的理論起點，後者是對前者的延伸與凸現，同時隨之即來的是概念內涵的窄化。「白話文」作為現代文學的一個范疇確立之後，時至今日，仍有一些爭論與闡釋，主要集中在「反思」層面，如錢谷融《反思白話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