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怎麼評價中西文化

1. 張之洞主張怎樣對待中西文化

營養與美味

由於中西哲學思想的不同，西方人於飲食重科學，重科學即講求營養，故西方飲食以營養為最高准則，進食有如為一生物的機器添加燃料，特別講求食物的營養成分，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維生素及各類無機元素的含量是否搭配合宜，卡路里的供給是否恰到好處，以及這些營養成分是否能為進食者充分吸收，有無其他副作用。這些問題都是烹調中的大學問，而菜餚的色、香、味如何，則是次一等的要求。即或在西方首屈一指的飲食大國——法國，其飲食文化雖然在很多方面與我們近似，但一接觸到營養問題，雙方便拉開了距離。

中國人重視味道，也反映在日常言談之中，如家庭宴客，一俟主要菜餚端上檯面，主人常自謙地說：「菜燒得不好，不一定合您的口味。」他絕不會說：「菜的營養價值不高，卡路里不夠。」

規范與隨意

西方人於飲食強調科學與營養，故烹調的全過程都嚴格按照科學規范行事，牛排的味道從紐約到舊金山毫無二致，牛排的配菜也只是番茄、土豆、生菜有限的幾種。再者，規范化的烹調要求調料的添加量精確到克，烹調時間精確到秒。此外1995年第一期《海外文摘》刊載的《吃在荷蘭》一文中還描述了「荷蘭人家的廚房備有天平、液體量杯、定時器、刻度鍋，調料架上排著整齊大小劃一的幾十種調味料瓶，就像個化學試驗室。」
中國的烹調與之截然不同，不僅各大菜系都有自己的風味與特色，就是同一菜系的同一個菜，其所用的配菜與各種調料的匹配，也會依廚師的個人特點有所不同。就是同一廚師做同一個菜，雖有其一己之成法，但也會依不同季節、不同場合，用餐人的不同身份，加以調整（如冬季味濃郁，夏季味清淡，婚宴須色彩鮮艷，喪宴忌紅色；窮漢殺饞應濃油厚汁，老饕會餐宜新鮮別致）。此外還會因廚師自己臨場情緒的變化，做出某種即興的發揮。因此，中國烹調不僅不講求精確到秒與克的規范化，而且還特別強調隨意性。

分別與和合

台灣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一書的序言中說：「文化異，斯學術亦異。中國重和合，西方重分別。」此一文化特徵，亦體現於中西飲食文化之中。西菜中除少數湯菜，如俄式紅菜湯（羅宋湯），是以多種葷素原料集一鍋而熬之外，正菜中魚就是魚，雞就是雞，蝸牛就是蝸牛，牡蠣就是牡蠣。所謂「土豆燒牛肉」，不過是燒好的牛肉佐以煮熟的土豆，絕非集土豆牛肉於一鍋而燒之。即使是調味的作料，如番茄醬、芥末糊、檸檬汁、辣醬油，也都是現吃現加。以上種種都體現了「西方重分別」。

機械性與趣味性

由於西方菜餚製作之規范化，烹調成為一種機械性的工作。肯德基老頭炸雞既要按方配料；油的溫度，炸雞的時間，也都要嚴格依規范行事，因而廚師的工作就成為一種極其單調的機械性工作，他有如自動化裝配線上的一名工人，甚至可由一機器人來代行其職。再者，西方人進食的目的首在攝取營養，只要營養夠標准，其他盡可寬容，因而今日土豆牛排，明日牛排土豆，廚師在食客一無苛求極其寬容的態度下，每日重復著機械性的工作，當然無趣味可言。

烹調一直為中國人視為極大的樂趣，並以從事這一工作為充實人生的積極表現。有道是「上有天堂，下有廚房」，烹調之於中國，簡直與音樂、舞蹈、詩歌、繪畫一樣，擁有提高人生境界

2. 維新派人士對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的看法是什麼

對於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維新派人士給予了堅決的反駁。1902年，嚴復在《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中，談到張之洞的「中體西用」時，認為這種觀點言之未必成理。若「循而用之，其害於吾國長進之機少者十年，多者數紀」。他指出：體用系即一物而言的，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兩亡。對於洋務派的政本藝末之說，嚴復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認為那完全是顛倒錯亂的言論，他認為：所謂的西藝，如名、數、質、量，完全是一種科學，西政之善正是因為建立在這種科學的原理之上。「政藝二者乃並出於科學，若左右手，然未聞左右之相為本末也」。西政西藝皆富強之實資。嚴復認為：中國之政所以日形其絀，不足爭存者，亦坐不本科學而與公例通理相違背的原因。因此，他強調：「以科學為藝，則西藝實西政之本」。對於張之洞的教育中西主輔之說，嚴復認為：假若所取以輔者與所主者絕不同物，則無異取驥之蹄以附牛之項領，責之千里固不可得，而田隴之功又從而廢之。嚴復倡言科學的精神，批駁了洋務派的「中體兩用」說和「政本藝末」說，說明維新派倡導的改良主義教育，不僅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而且貫穿了科學的精神。因此，改良主義教育無疑是清末教育近代化進程中最富於活力和進取意識的力量。

3. 評價張之洞中體西用思想

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不僅分離了體與用，將體用一元的傳統社會思想打開了缺口，而且明確劃分了政治與文化兩個不同的價值領域，這在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中體西用論將文化價值系統作為「體」，而將政治、經濟視「用」。這不但可以祛除君主政治的神話，還將從傳統的價值理性中分化出工具之維，屬於技術操作層面的政治與經濟，都可以純從功能與效率方面加以改進，而不能因應西用的「體」，在這一過程中將勢必加以調整，改變其結構，體用兩者由此展開，互動而漸變，資相循誘，不斷推動華夏文化的創新與發展，實不失為一種穩健明達的變革主張。

4. 張之洞所謂什麼就是堅持中國固有文化傳統

在現代化過程中，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在所有的後發現代化國家都有過爭議。中國因為擁有悠久、輝煌的歷史文化，這方面的論爭就更加激烈。戊戌變法前夕，張之洞發表了著名的《勸學篇》，就在學習西方現代文化過程中，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等，做了非常系統的論述，今天看來，其中不乏真知灼見。
張之洞認為只有走現代化之路才能保存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勸學篇》開宗明義，說：「當今中華誠非雄強」，若不變法，必然要像印度、越南、朝鮮那樣亡國、淪為殖民地。到那時，中國的「聖教將如印度之婆羅門竄伏深山，抱殘守缺；華民將如南洋之黑昆侖，畢生人奴，求免笞罵而不可得矣」。因此，所有的中國人都必須「知恥」「知懼」「知變」「知要」(如何變法)「知本」(哪些傳統的東西需要堅持)。他認為「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無論是「征之經」，還是「征之史」，還是「征之本朝」，典章制度無一不變，所以因時變法乃天經地義。他主張在學習西方文化時，須「政、藝兼學」，「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礦、醫、聲、光、化、電，西藝也。」都需要中國認真學習。即便議會政治，在中國「學堂大興，人才日盛」之後，也可「議之」。張之洞強調，就目前的「救時之計、謀國之方」而言，「政尤急於藝」，學習西方的體制更急迫、更重要。
自甲午戰爭以來，「外強中弱之形大著」，人人都認識到中國的貧弱，在這種情況下，民族自卑主義開始抬頭。對此張之洞認為，身為一個中國人，任何時候，都要熱愛自己的國家，熱愛自己的文化。「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西方國家的學校都要學習古典經文，「示宗教也」，小學也要學習拉丁文，「示存古也」，都重視歷史與傳統。所以，中國學習西方之時，必先「固本」，要讓人們「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聖、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如果做不到這點，盲目西化，「西學愈深，其疾視中國亦愈甚」，如果那樣的話，「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張之洞給我們這樣的啟示：傳統文化鑄造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如果拋棄傳統文化，必然會喪失民族的靈魂，必然會造成文化的毀滅。這樣的民族也實現不了現代化。因為一個喪失了理性精神、對自己的優秀傳統文化都棄如敝帚的民族，又如何能夠認識到西方現代文化的精髓？
張之洞並不認為中國古代學術全無糟粕，他說中國傳統的學術流派，各有長短，諸子駁雜，雖然各有一定之理，但亦有很多難以見容於今世的內容，很多主張如果「施之於今日必有實禍者」，但是「瑕不掩瑜」，其中還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所以，欲通學術流別，增益才智，諸子百家「未嘗不可兼讀」。不過張之洞認為諸子百家中，儒家思想最有價值，所以要以《論語》《孟子》為「群經之權衡矣」，要以其為「讀諸子之准繩」。張之洞特地批評了康有為遵奉的《公羊》之說，認為：「假如近儒《公羊》之說，是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喜也」。
對於浩如煙海的中國古籍，張之洞主張要「治要而約取也」。在孔孟時代，經籍不多，「人執一業可以成名，官習一事可以致用」，但是「今日四部之書汗牛充棟，老死不能遍觀而盡識」。而且在需要現代化的今天，「不講新學則勢不行，兼講舊學則力不給」。所以張之洞本著「致用當務為貴」的原則，按他的說法「損之又損」，分經學、史學、諸子、理學、詞章、政治、地理、算學、小學等，開列出了一批基礎書目，張之洞認為這是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必讀書籍。不過，以今人的目光看來，張之洞所開列的書目數量仍然過於龐大。
對於新、舊學的關系，張之洞認為：「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矣」。也就是說中學主要起教化的作用，要通過中學，讓人們接受基本的傳統道德教育，並熱愛自己的國家等等，應該說此言在原則上並無錯誤。張之洞主張在中小學乃至大學教育中，要「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地、政治等是舊學，而西政、西藝、西史等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張之洞認為學習西方、走現代化之路時，對中國固有的東西要有變有不變，「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也就是說不能拋棄的是中國人的基本倫理、基本精神。
由於深受傳統文化影響、年事已高、且身居高位等因素，張之洞的主張也有一些保守，對於西方現代社會也有某些誤解之處，諸如他反對父子平等、男女平等、將民權說視為無政府主義、極力替清政府開脫等等。但其主張總體而言是穩健的、改革的，反映的是一種理性的聲音，其中的很多論斷已經為後來的歷史發展所證明。

5. 「中體西用」的評析

19世紀60年代以後洋務派向西方學習的指導思想。「中學」指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儒家學說，「西學」指近代傳入中國的自然科學和商務、教育、外貿、萬國公法等社會科學。它主張在維護清王朝封建統治的基礎上，採用西方造船炮、修鐵路、開礦山、架電線等自然科學技術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體辦法來挽救統治危機。1861年（咸豐十一年），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說：「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最早揭示了這種思想。以後，談洋務者以各種方式表達過。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4月，南溪贅叟在《萬國公報》上發表《救時策》一文，首次明確表述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概念。次年，禮部尚書孫家鼐《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再次提出，「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70-80年代，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提出學習西方議會，90年代以後進一步抨擊洋務派學習的思想是舍本求末，希望中國能像西方那樣實行君主立憲。張之洞於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勸學篇》，對洋務派的指導思想作了全面系統的闡述，重申「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反對政治制度的改革，一些外國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從殖民主義者的立場出發，也鼓吹過這種論調。20世紀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這一主張。它是封建主義文化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結合的產物，對近代中國的政治思想產生過較大影響。在經濟上洋務派在中體西用思想指導下先後建成輪船招商局、江南製造總局、福建船政局等晚清中國第一批大型國有工業企業，這些企業雖然從事商業活動可是管理人員甚至管理體制依然仿效政府，大部分高層管理人員亦官亦商，可謂中體西用之縮影。這些企業對中國的早期工業化起到重要作用，史稱中國第一次工業革命。
積極： 第一,中體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中體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學的一統天下,使中國落後封閉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觀。隨著西學范圍的不斷擴大,西學為用的主張不再視為離經叛道,"用夷變夏"不再是中國思想界爭論的主要問題之後,是否應該對中國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識形態這個"體"進行某些改變以適應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發展，就成為人們關注各思考的主要問題。因此,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在學習西方器物的同時,也間或滲入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內容,這就使向西方學習由低層次向高層次發展。"中體西用"的集大成者張之洞將"中體西用論"發展成"整頓中法,仿行西法",並提出"以仿西法為主"；以康梁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將"中體西用"發展為變法維新,要求實行君主立憲制度；而以孫中山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也受到"中體西用論"的影響,開始向西方學習,尋求救國救民的方略。不過他們突破了中體西用論的框框,思想認識發生了質的變化,主張仿效歐美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用暴力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 第二,中體西用思想起了強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在殖民主義侵略狂潮的沖擊下,一個民族倘若不想淪為殖民地,就必須加強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整合程度。唯有如此,方可確立一個藉以發展與更新的根基。在當時,中體西用原則所包含的中國意識是團結愛國者的旗幟，它號召著人們加強民族團結,抵抗侵略,保衛中華。縱觀當時先進人們的有關言論,不難發現:雖然少數人曾對中體西用這一文化原則整體上的正確性有過疑慮,但是從未有人對其中所含的民族性提出過懷疑。相反,每當涉及中國的命運和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時,人們總不免提起中體西用。如康有為等人有關"保種保國保教"的口號就很難說與中體西用沒有一點歷史聯系。沒有中體作為紐帶,中國文化是難為繼的。 第三,中體西用給人們思想以新的啟示,即學習外國的東西,必須結合本國的實際。中體西用的本意沒有這個內容,但它的思維邏輯,卻在客觀上使人們得到了啟示。洋務運動後,拒絕學習外國的盲目排外思想固然沒有市場了,而全盤西化的主張,也被多數人所否定。結合本國實際學習外國的東西,已經逐漸成人們遵循的法則。維新派在主張君主立憲的同時,也提出"保國保種保教"的口號。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的政治理論,另一方面又結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提出了民生主義(即平均地權)。盡管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因種種原因而失敗了,但是維新派人士和孫中山對怎樣學習外國的思路是正確的。總之,中體西用是中國在特定歷史環境下為尋求中國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關於如何向西方學習的戰略思想"在封建專制統治和頑固守舊思想占據主導地位的歷史條們下,中體西用是當時唯一可行的過渡性模式"它的提出,不僅開了社會風氣之先,為應進西學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且促成了中國近代化的開端" 消極： 第一，「中體西用」是那個時代那樣社會經濟結構的產物。任何一種文化實體都是植根於自己的社會經濟結構之中的。洋務運動前夕的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尚不存在而自然經濟普遍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要建立起「西體」是不行的，因為還不具備西方式的制度所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傳統的「中學體用」還按照其自身的邏輯運作著，但是，面對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的嚴峻挑戰，不引進西學，則國將不國，在這種情勢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於是產生了。 第二，它是洋務經濟深層的需要。洋務經濟乃是一種以政府為依託，以集權為特徵的官僚經濟。無論從資金、技術、市場諸方面，它都是一刻也不能離開政府的。它是靠政府之力，集中納稅人手中的錢財，解決興辦的經費。它是靠政府之力引進技術，其原料和產品的相當一部分，都是靠政府調撥的。於是，政府的支撐就成了洋務經濟存在的前提。這樣，維護政府所代表的傳統制度，就成了洋務運動的天職。正是這種既要舉辦洋務，又要依賴政府的經濟現實，決定了「中體西用」的必然性。 第三，這是洋務派自存的一種需要。興辦洋務，這是前所未有的開創性事業，不是一帆風順的，既有資金之難措，又有技術的難備，還有習慣勢力障礙，更有頑固派之攻擊與責難……真是舉步維艱。唐山——胥各庄鐵路通車，頑固派提出機車轟鳴會震動皇陵，洋務派不得不一度用馬匹來牽引車廂。辦天文算學館，頑固派又說這是以夷變夏，是廢棄中國的封建統治秩序。這些在今天看來無須駁斥的奇談怪論，在當年卻是極具份量，可置人死地。甚至連洋務派也不得不稱這些謬說「陳義甚高，持論甚正」。這樣，洋務運動為能夠順利進行下去，在引進傳播西學的時候，維護中體就非常必要了。不如此，洋務派就無以自存。我們從「中體西用」的主旨，也可以看出洋務派的良苦用心。該理論的最早提出者馮桂芬說：「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很明顯，作者強調的，不是中學如何善，而是學西「善之善」。在這樣的口號下，學西就名正言順了。當然，這個口號的實際含義，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在發生變化。當革命興起之際，再大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重心就不在學西，而在不準革命、不準破壞中體這一層意思了。這個口號提出之初的進步用意，我們是不能抹煞的。通運輸業的生產技術和設備，已接近世界先進水平了」（吳柏均：《中國工業化的發 第四，「中體西用」，為西學的傳播大開了方便之門。雖然中學是體、但西學既然已經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傳統框架，取得了合法地位，從而有利於打破國民拒斥外來新生事物的傳統文化心理障礙。於是，在「用」的招牌下，西學大量湧入。江南製造總局僅1896一年就譯介西書120多種，平均每三天即譯介一種，真是達到了驚人的地步。伴著西學傳播，中國的生產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到甲午中日戰爭前夕，一些主要的近代工業和交韌》）。君主立憲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論也在這個過程中被引入中國，並與中國文化交融，從而產生出中國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中國新的社會，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開始孕育生成的。

6. 張之洞是如何由康有為的支持者變成了反對者的

引言：

戊戌變法之所以失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康有為過於狂妄和激進，他不斷將自己的支持者逼成自己的反對者，最後不僅搞的自己聲名狼藉，成了孤家寡人，還連累了國家的改革大業，可以說是以救國始，以禍國終，豈不可惜。今天給大家分享晚晴重臣張之洞與康有為的關系，看一看張之洞是如何由康有為的支持者變成了其反對者的。

清流黨走出的洋務派

張之洞是著名的清流黨，以不避權貴，敢說敢言著稱。張之洞當然有自己的資本，他生於1837年，15歲就以直隸鄉試第一名中舉，十一年後，又高中進士一甲第三名，是慈禧太後親點的探花郎。不過，所謂「清流」，不貪不臟，不避權貴倒是確實，但其實不過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平時唱唱高調很在行，可要是真讓他們去辦事，那簡直一塌糊塗，一事無成。1884年中法戰爭時，慈禧便派遣一個比一個唱的好的清流們去前線，結果一個比一個落荒而逃，只有張之洞經受住了考驗。經過中法戰爭的洗禮和地方上的歷練，張之洞終於知道很多問題不是唱高調能解決的，於是轉而埋首洋務，盡心實業，在廣東、湖廣、兩江政績斐然，成為與李鴻章齊名的洋務派干將舉足輕重在的封疆大吏，有力地促進了所在治所的現代化進程。

與時俱進的維新派

由於張之洞本來就是洋務派中堅，他當然知道中西差距，當然主張學習西方，尤其是甲午戰爭的失敗，面對割地賠款的慘局，他深知再不變法，中國確實會有亡國的危險。張之洞的觀念由此產生了很大的飛躍，他不再一味相信先前幾十年看似成績斐然的洋務新政足以使國家富強，他雖人在武漢，但積極參與京師和上海等地的維新救亡運動。在上一篇文章《康有為組織強學會，得罪了南北兩大重臣，還是袁世凱善於表演》一文中，我們但看，當1895年康有為發起強學會如火如荼之時，原在武漢的張之洞積極贊助了五千金，當康有為去拜訪他時，他與康相處二十多天，隔日一談，每談必至深夜，兩人在許多問題上獲取不少共識。張之洞不僅同意康有為在上海重組強學會，還同意捐款五百兩，劃撥公款一千兩。他還巨額資助梁啟超主持的《時務報》。張之洞與時俱進，年屆六十，成功的由洋務大將轉型為維新領袖，這真是十分難得，在當時老一代政治家中也為數不多。

你的維新我不認同

實在說來，甲午之後，認識到要進行政治上變革，進行維新變法的大臣為數不少，張之洞在很大程度上也贊成康有為等人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但怎樣進行改革，尤其是怎樣看待中西文化之間的矛盾與調和，他與康有為存在很大的差異。

1898年，康有為在北京發起保國會，並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方案。張之洞的幕僚們認真研究了康的這些方案，結論是，如果按照這些方案去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必將給中國帶來無窮災難，康的方案只是一百年前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主義」的翻版！

隨著康有為在京城的活動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康黨引起了越來越多人的反對，原來支持變法維新的開明派也被康有為弄成了反對派，尤其是朝中重臣如榮祿等也反對康有為，甚至連一向提攜康的翁同??都要與康劃清界限了，康有為是如何一步一步把自己的支持者變成反對者，最後把自己搞成孤家寡人的我們以後再說，但張之洞越來越覺得，不論是為了國家利益，還是沖淡自己曾經與康、梁等人的密切關系，洗刷所謂的「康黨嫌疑」，他都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勸學篇》橫空出世

據說在《勸學篇》問世之前，張之洞曾召集他的心腹幕僚舉行了一次極端重要的內部會議，專門討論怎樣對付康有為的雅各賓主義。張之洞在這次會議上情緒激憤，他來回踱步，一遍又一遍的重復著「不得了！不得了！」，言下之意是再也不能容忍康的胡作非為，他必須向朝廷提出自己的方案了。不久，《勸學篇》就趕在百日維新前問世了。在這本小冊子里，張之洞主張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根本，學習西方的成功經驗，即著名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實際上是兩個拳頭打人，即反對因循守舊、頑固不化，主張學習西方，又反對康有為不顧中國國情的激進變革，其展現的乃是一種穩健的姿態，因而受到光緒帝的嘉獎，認為該書「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還下令廣為刊布。

就這樣，由於理念的巨大分歧和現實利益的差異，張之洞從康有為的支持者變成了其反對者，康有為的失敗實際上是自己一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