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春秋的貴族文化

1. 春秋戰國時最為自由的貴族在社會發揮著什麼樣的作用

春秋戰國時期，因為各國之間的政局不穩，又需要大量的人才來為國家出謀劃策。為了吸引大量的人才，各國間只能想方設法的通過招攬謀士的方式來集中有才之士為國家作貢獻，讓本土國家迅速提升國家的綜合實力來鞏固國家的政權。

當時略有權威的人士都懂得收納門客謀士來提升自己的政權統治，使自己的實力更為雄厚。

2. 在春秋戰國時期，為什麼諸子百家很多人出身貴族

由於周朝分封制的副作用，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這個時期也涌現出了許多的學者，形成了諸子百家，百家爭鳴的景象，爭奇斗艷，盛況空前。這時候可謂是中國文化鼎盛時期之一。比如，影響了中國封建社會千餘年的儒家就是春秋時期孔夫子開創的學派，更有道家、醫家、陰陽家、墨家、名家、兵家、縱橫家、雜家、法家等等，不一而足。

周朝的貴族和官員，自幼接受系統的文化教育，飽讀詩書，多才多藝，精通六藝。各諸侯國的士大夫，同樣承襲了周朝的文化，薪火相傳，父子承襲。但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天下突然大亂，王室失去了對諸侯的控制，諸侯之間征伐四起，王朝禮崩樂壞。這時候擁有豐富知識的士大夫們，開始對這個朝廷重新反思。由於他們處於不同的位置，處於不同的國度，有著不同的境遇，自然也就產生了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原的儒家，從先賢的學說中汲取營養，期望通過重整政治秩序來安定天下；南方的道家，生性恢諧，闊達開朗，認為百姓痛苦的根源就是政治家太多了，主張小國寡民，無為而治；法家看到了儒家的局限，吸取了道家的某些觀點，力圖改變人治而導向法治……諸子百家，由此產生。

3. 歐洲的貴族世襲至今，為何中國的貴族文化卻沒有流傳下來

歐洲在中世紀的時候一直是貴族文化，現在仍有一些大家族傳承下來，中國自古以來都是講究的封建君主文化，這是由不同歷史文化沉澱出來的結果，在以前貴族是和其他階級分層的，因為當時是奴隸制社會，所以根據財產權利分成了不同的等級，有一些貴族是軍事貴族，有一些是財產較多的貴族，還有一些宗教貴族，這些貴族在一些國家延續下來，但是我們中國從秦始皇到漢武帝，一直都有把貴族削弱的想法，目的是為了鞏固君主集權。

其實這些都是歷史的必然產生的現象，都是因為長期作用因素產生的結果，中國的貴族其實就是皇親國戚，歐洲至今還有貴族，都是在資產階級發展中不斷壯大，沒有什麼好壞，都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4. 春秋與魏晉的文化有什麼異同點呢

春秋與魏晉的文化共同點，是貴族化特徵明顯。不同點是春秋時期，士人富有戰斗精神，敢於追求和挑戰；魏晉的士族有些墮落、戰斗精神欠缺。

春秋時期，尚處於奴隸社會。貴族們只把貴族階層當人看，把奴隸當作工具看待。貴族們對“貴族精神”很講究，形成了一套貴族專用的規則。

貴族們要學習文化知識、禮儀制度，練習劍術、射術、駕馭戰車。平時在家從事生產，戰爭時為國出戰。儒家的修身、治家、平天下，說得就是這件事情。

公元前643年，春秋第一個霸主齊桓公死於內亂。餓死後宮近兩個月，才被收斂下葬。齊桓公封的太子逃亡到了宋國，向宋襄公求助。

因為齊桓公曾經拜託宋襄公照顧太子，而宋襄公當時也答應了。宋襄公便決定踐行諾言，不顧宋弱齊強的事實，強行插手齊國內政。

公元前642年，宋襄公派人出使各國，要求大家出兵伐齊。結果只有幾個小國象徵性的派兵前來，宋襄公只好獨自扛起伐齊事物。

不料宋襄公伐齊的軍隊剛到齊國，齊國人就武裝響應宋軍，趕走了現任國君、臭名昭著的易牙，迎接太子回國。就這樣，宋軍幾乎兵不血刃就驅逐了齊國國君，把齊國太子捧上大位，做了齊孝公。

5. 為何說宋國是春秋時期最後一個貴族之國

所謂封建，即是有封才有建，這個詞語的產生跟周王國的分封制度絕對有關系。周人的諸侯國都是周天子分封的，因此周天子的共主地位，是自認的，而不是諸侯們所擁戴的，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因此，夏商之前的諸侯或者部落主，多有不同姓氏，到周王國建立後，天下則成了姬姓諸侯的天下，姬姓子弟廣布在中土大地上。到春秋時代，齊桓公以非姬姓成為第一個霸主，即是對周王室的沖擊。這即讓有著先天貴族血脈的宋國人看到了希望，宋國人源自殷商，傳承貴族文化，某種名義上甚至是周王室的老師，宋襄公便想重振祖先雄風，壯大宋國。

宋襄公的戰敗，是對貴族規則的絕對遵循。所謂「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體，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這即是將宋襄公與周文王相提並論，其標准其實就是貴族精神的標准。即便是衰敗之際的周王室，周夷王時代也有「勿殄老幼」、「勿憐傷病」的規定，在上古軍事作戰中，可能這些都是最基本的戰爭修養。但，到春秋戰國後期，「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宋國的貴族風格彌足珍貴，但又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宋襄公可稱為春秋戰國，是整個宋國乃至整個封建文明時代最後的貴族，也是最後的武士。

6. 西周，春秋的貴族政治與戰國的顯族政治主要區別是什麼

西周、春秋的貴族政治其參與者更多的是原本分封時的「公族」後代，也就是公室。而戰國的顯族政治參與者更多的是顯赫的「士族」，這些人大多不是公室，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高的地位。這是因為西周和春秋受到宗法制、分封制的影響很大，而戰國時期宗法制和分封制已經破壞的很嚴重，新的階層不斷壯大。

7. 什麼是中國的貴族精神

什麼才是中國的貴族精神：

一

對於貴族精神，中國人已經很陌生了。雖然現在許多別墅小區，都起名「貴族苑」「貴族庄園」「傲城尊邸」之類;雖然今天的中國人開始崇尚所謂「貴族」生活，但是很不幸，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貴族生活，就是住別墅、開賓利車、打高爾夫，就是揮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對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

其實，這不叫貴族精神，這叫「暴發戶精神」。

什麼叫貴族精神呢?讓我們先從宋襄公的故事講起。

讀過《毛選》的人都知道宋襄公的泓水之戰。通過那一戰，宋襄公被標上了「蠢豬式的仁義」的標簽，成了後世中國人嘲笑的對象。

《韓非子》中是這樣記載這個故事的，說是宋國與楚國打仗，宋國軍隊列好了陣，楚國軍隊渡過泓水來交戰。宋國的軍官對宋襄公說：「楚軍比我軍人數多，我們應該趁他們正在渡河馬上發起進攻，那樣楚軍必敗。」

宋襄公卻回答說：「不行，那不符合戰爭規則。君子說：『不能攻擊已經受傷的敵人，不能擒獲須發已經斑白的敵人;敵人處於險地，不能乘人之危;敵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敵軍沒有做好准備，不能突施偷襲。』現在楚軍正在渡河，我軍就發起進攻，不合仁義。等楚軍全部渡過河，列好陣，我們再進攻。」(「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結果是等楚軍全部渡過河後雙方才開戰。宋軍因寡不敵眾，落得大敗，宋襄公也受了傷，第二年悲慘地死去。毛主席因此有了一句著名的語錄，叫作：「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由於這一最高指示，這個寓言被選進了中學課本，宋襄公成為全中國人都知道的著名歷史人物。

用今人的眼光來看，這位宋襄公確實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們對宋襄公所處的時代有所了解，就會知道他的選擇，正是對「貴族精神」的詮釋。

中國貴族文化的首要標志是「禮」。春秋時代的上層社會中，「禮」如同空氣一樣無所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錢」無所不在一樣。甚至在戰場上，人們也需要遵守「戰爭禮」。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說「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布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

春秋時以車戰為主，因此必須選擇好一處平坦開闊的地點，雙方約好時間，大致同時抵達，等列好隊伍之後，鳴起戰鼓，驅車沖向對方。這就是所謂的「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

這種戰爭，更像體育比賽，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記載的宋國公子城與華豹之戰十分典型。雙方戰車在赭丘相遇，華豹張弓搭箭，向公子城射來，結果卻偏離目標。華豹動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見，對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為鄙!」意思是戰爭的規則是雙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現在應該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規則，豈不太卑鄙了!華豹聞言，就放下弓，老老實實地等公子城搭弓，結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華豹。史書並沒有嘲笑華豹愚蠢，相反卻肯定他以生命維護了武士的尊嚴。

在今人看來，這些老祖宗在戰場上的表現似乎太迂闊了，其實不然。因為春秋以前的作戰方式和戰爭理念都與後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時期的軍隊都是以貴族為主體，戰士人數不多，幾百輛戰車而已，每次戰爭一般不超過一天。因此那個時候的戰爭更像是一次大規模的紳士間的決斗。貴族們在戰爭中比的是勇氣和實力，偷襲、欺詐、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傑令所說：「春秋戰爭禮最大的特點，在於講究承諾，遵守信義，不以陰謀狡詐取勝。」宋襄公所說的「不重傷(不讓人二次受傷，就是不攻擊傷員)，不禽二毛(不俘虜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對方沒有排好隊列時，本方不能進攻)」，和《淮南子》所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正是那個時代普遍的戰爭規范。

二

不僅那時的戰爭規范今人已經十分陌生，那個時代戰場上貴族們的風度和言辭，更是今天的讀者難於想像的。《左傳·成公十六年》記述了晉國和楚國在鄢陵打的一場大仗，讓我們看到春秋時代的「戰爭」是多麼彬彬有禮。史書的原文是：「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

也就是說，在這次戰斗里，晉國的大將軍郤至前後三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見到楚共王，都脫下頭盔，趨避到一邊，以表示對楚共王的恭敬。楚共王很欣賞這位晉國將軍的風度，派工尹襄贈給了郤至一張弓，並說：「方事之殷也，有韋(紅色皮革)之跗注(綁腿)，君子也。識見不穀(國君自稱)而趨，無乃傷乎?」

意思是：「戰斗正激烈的時候，我看到有位打著紅色皮綁腿的有禮貌的人。他一見到我，就遵循禮節疾步而走，讓他受累了!」

郤至怎麼回答?《左傳》說：「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現在穿著)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作揖)使者。』」

意思是郤至接見了工尹襄，脫去了盔甲，聽他傳達楚王的話，回答說：「您的外國臣子郤至，奉了我國君主的命令作戰，在戰場上正穿戴著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問，我心裡實在感到不敢當。因為在戰斗當中，只好對您的使者行個敬禮了。」說完，對工尹襄作了三個揖就走了。

正如這個故事所表現的那樣，即便是血腥的戰爭中，優雅仍然是春秋時代貴族的基本追求。雖然彼此的目的都是擊敗對方，但他們言辭卻仍然處處得體。郤至對敵國君主不失尊敬，而楚王在危難之際，竟然也不忘去褒揚對手，並派人給他送去禮物。正如錢穆先生所評價說：「當時的國際間，雖則不斷以兵戎相見，而大體上一般趨勢，則均重和平，守信義。外交上的文雅風流，更足表現出當時一般貴族文化上之修養與了解。即在戰爭中，尤能不失他們重人道、講禮貌、守信讓之素養，而有時則成為一種當時獨有的幽默。」

了解了這些背景，我們就可以了解泓水之戰中宋襄公並非是心血來潮。作為殷朝貴族後代、從小受到嚴格貴族教育的宋襄公，講究貴族風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觀念。在戰爭中，他既要取勝，也要贏得「漂亮」、贏得「合理」、贏得「高貴」。甚至在一定意義上，風度大於勝敗。那些今天看起來迂腐的禮儀其實不僅僅是儀式和禮節，更是一個階級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實是那個時代貴族風度的光彩流露。

其實有很多史書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比如《春秋公羊傳·僖公二十二年》對此事的評價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認為即使周文王遇到這種情況，也不會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馬遷在《史記》中也說：「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就是說宋襄公雖然失敗了，但是很多君子認為他值得贊揚，他們感嘆在禮義缺失之時，宋襄公卻依然秉持禮讓精神。

直到宋代蘇軾的《宋襄公論》，才開始以成敗論英雄。蘇軾以反傳統的姿態指出，不論如何，兵敗於楚，就是宋襄公的罪過：「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當然，歷代批判宋襄公的言論以毛主席那句名言為登峰造極。後代中國人對宋襄公的唐突，其實證明了貴族傳統在中國大地的斷裂。

三

由於中國的貴族傳統中斷太久，今天的中國人確實已經很難理解先秦時代祖先們的內心世界。

好在大量的西方文學影視使我們對歐洲的貴族多少有一些了解。也許通過援引一些歐洲中世紀的歷史，我們更容易理解我們的祖先，因為貴族社會的一些精神原則是一脈相通的。如果我們感覺宋襄公時代的「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過於古奧，那麼，打這么個比方，也許就容易明白了：春秋時代的戰爭規則，其實就是中世紀歐洲的「騎士精神」。

歐洲騎士的行為准則是：不傷害俘虜，不攻擊未披掛整齊的騎士。不攻擊非戰斗人員，如婦女、兒童、商人、農民、教士等。

歐洲騎士間的戰爭，和春秋時代的貴族戰爭一樣，也是要擺好戰場之後，堂堂正正地對攻。搞突然襲擊，對真正的騎士來說，是一種可鄙的行為。騎士精神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不畏強者，作戰勇敢，不得貪生怕死，另一方面則是同情弱者，對失敗者寬宏大量。當一名騎士俘虜了另一名騎士後，必須將俘虜待如上賓。英法戰爭期間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國騎士，在英國人的軍營中就經常受邀與勝利者英國人一起盛飲娛樂，活得安然舒適，直到被贖回為止。

這豈不正是我們嘲笑了千年的「宋襄公精神」?可惜的是，今天相當多的中國人崇拜騎士精神，卻很少有人意識到它是「宋襄公主義」的歐洲版。

四

同泓水之戰一樣，春秋時代還有許多故事，我們今天讀起來，都感覺是那麼難以理喻，或者那麼可笑。其實，這些故事在西方貴族時代，都能找到類似的翻版。

比如在當年「批孔」大潮中，人們津津樂道的一個故事是子路正冠。說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在戰爭中陣亡，他臨死前還不忘系好被對手砍斷的帽纓，正冠而死。人們認為這個故事說明儒家學說是多麼害人，死到臨頭，還念念不忘教條。

其實重視儀表、重視細節，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教養。先秦社會禮儀無處不在，從穿衣戴帽到在宴會上怎麼與客人交談，每一個細節都有繁縟的要求。今天的讀者如果翻閱《周禮》之類的先秦典籍，也許感覺這些記載過於煩瑣古板。這也是貴族社會的共同特點。中世紀法蘭西貴族以言談舉止的彬彬有禮聞名。法蘭西貴族從小也要經過嚴格的禮儀訓練。國王在宮廷女僕面前都要脫帽致敬，公爵們走過凡爾賽宮庭院，由於不斷地行禮，只能把帽子拿在手上。

禮教精神的一個重要原則，是貴族在任何時候都要保持尊嚴和風度。子路在敵人的刀鋒下系好帽纓，其實正體現了貴族式的在死亡面前的從容不迫。西方的貴族社會也能找到類似的例子。法國大革命高峰的時候，路易十六和皇後都被送上了斷頭台，皇後上斷頭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劊子手的腳，皇後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優雅的道歉：「對不起，先生。」

正如這位皇後的下意識反應一樣，「貴族文化」的首要特質就是優雅。子路的最後一個動作，不叫迂腐，叫教養，叫貴族風度。

另外一個故事，今天的讀者讀起來一定感覺更奇怪。

這個故事同樣發生在上文提到的鄢陵之戰中，晉國將軍韓厥打敗了鄭國的君主鄭伯。鄭伯乘車逃走。為韓厥駕車的馭手杜溷羅說：「趕快追。他的御者左顧右盼，心不在焉。很快就能追上。」韓厥卻說：「算了吧。不能再次羞辱國君了。」他命令馭手掉轉車頭，放過了鄭伯一命。

這個故事反映了貴族社會的一個重要信條，就是對對方的君主保持尊重。因此晉國的將軍在戰爭中遇到楚國的君主，也要行禮致敬。春秋小霸鄭庄公有一次大膽地挑戰周王室，在戰場上大獲全勝，還射中了周王的肩膀。不過，在周王逃跑之時，鄭軍並沒有追擊。庄公說：「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就是說，我與周王作戰，是迫不得已，怎麼敢再凌辱天子!當天晚上，鄭庄公專門派了使者去探周王，並且問候他的左右近臣。

歐洲政治中也有一個類似的傳統，那就是做過國王的人即使被從王位上推下來，也會受到必要的禮遇。這是騎士精神的表現之一。因此，歐洲權力斗爭中的失敗者鮮有被處死的例子。人們無法容忍一個國王殺掉另一個國王。他們不是不知道養虎遺患的道理，可就是不願破壞自己的騎士風度。1688年，威廉三世征討英國，從自己岳父詹姆斯二世手中奪取了王位。之後他網開一面，故意在囚禁岳父的城堡前的大海上不設防備，讓他順利乘船逃到法國。第二年，他的岳父就組織了一支精良的僱傭軍在愛爾蘭登陸。威廉三世不得不從英法戰爭中騰出手來對付卷土重來的岳父，雖然最後將詹姆斯趕回了法國，卻因此在英法戰爭中失利。不過，似乎沒有人因此而批評威廉的不智。

春秋時代的戰爭中，還有許多有趣的插曲。比如發生在楚國與晉國的另一次戰爭邲之戰中的一個畫面。那場戰爭晉國被打得大敗。在逃跑時，晉國的許多戰車陷入泥坑，狼狽不堪。楚國士兵不但不乘機追殺，反而還跑上前教晉軍如何抽去車前橫木，以便沖出陷坑。晉軍脫離困境後，還回頭對楚軍開玩笑說：「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就是說，還是你們逃跑有經驗啊!

在今天的中國人看來，這種戰爭簡直就像小孩子過家家。其實這種「可笑」的場景在中世紀歐洲貴族的王位之爭中也經常能看到。

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孫亨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認為自己有權繼承英國王位，斯蒂芬搶先一步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服，從此領兵前來爭奪王位。在第一次王位爭奪戰中，年僅十四歲的亨利二世經驗不足，准備不充分，還沒開戰軍隊就沒有糧餉，陷入飢餓，困窘之下，他居然向敵人斯蒂芬請求支援。而斯蒂芬呢，居然也就慷慨解囊，借錢讓亨利二世把飢餓的僱傭軍打發回家，第一次戰爭就這樣可笑地不了了之。

數年之後，亨利羽翼已豐，卷土重來，雙方再次展開大戰，這次亨利很快取得勝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雙方談判後達成的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雙方約定，斯蒂芬繼續做英國國王，不過宣布亨利二世為他的繼承人，一旦百年之後，由亨利二世登基。

另一場王位爭奪的結局更富於戲劇性。英國愛德華三世的兩個兒子蘭開斯特公爵和約克公爵的後代都對英國王位發生了興趣，兩個家族各拉一批貴族，發動了內戰。因為蘭開斯特家族的族徽是紅玫瑰，約克家族的族徽是白玫瑰，所以這場戰爭被稱為玫瑰戰爭。戰爭的結局是不打不成交，兩大家族在戰爭中打出了感情，蘭開斯特家族的亨利第七，娶了約克家族的伊麗莎白，宣布約克和蘭開斯特兩大家族合並，結束了玫瑰戰爭，也結束了蘭開斯特和約克王朝，開創了都鐸王朝。

這些故事反映出，貴族時代的戰爭與平民時代有明顯不同。貴族間的戰爭一般並不以殺戮和徹底征服為目的，只為分出勝負。所以戰爭一般點到為止，給對方留足面子。在戰場上，大家是敵人，下了戰場，大家仍然是朋友。

五

多年思想政治課教育的結果是，「貴族」在我們的頭腦中成了一個負面的概念，它意味著鋪張奢侈的生活和抱殘守缺的價值觀。其實，貴族們固然有保守、特權的一面，也有優雅、超越和勇於承擔的一面。

貴族精神的第一條就是勇敢。俄羅斯貴族有為國獻身的光榮傳統，幾乎每個貴族都會把孩子送去當兵，沙皇也經常親征。《戰爭與和平》中，貴族安德烈將要走上戰場，抵抗拿破崙的侵略。他的父親老公爵對他的囑咐是：「記住，安德烈，你要是戰死了，我會痛心的，可是假如我知道你的行為不像是我的兒子，我會感到羞恥!」安德烈最終因在戰場上負傷而死。

這種情景在先秦其實隨處可見。和西方封建社會一樣，中國上古的貴族都是武士，貴族男子都以當兵為職業。「吾國古代之士，皆武士也……有統馭平民之權利，亦有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義務，故謂之『國士』以示其地位之高。」翻開《左傳》《國語》，我們發現那些貴族個個都能上陣打仗，就連春秋末期的孔夫子，也長於武道，精通射御之術。

春秋時代，整個貴族階級都以執戈披甲為榮，視沖鋒陷陣為樂。秦國在選擇國君時，首要條件就是勇敢：「擇勇猛者立之。」楚康王即位五年而無戰事，認為是自己的莫大失職。在整部的《左傳》中，我們找不到一個因膽怯而臨陣脫逃的人。歷史學家雷海宗認為，一般來說，春秋時的人們大多毫無畏死的心理，他們認為死在戰場上是最好的死法。

貴族精神的第二條是重視榮譽，敢於承擔。畢達哥拉斯說，貴族的生活是榮譽的，而奴隸的生活是牟利的。確實，貴族是一個視榮譽重於生命的階層。他們自認為血統是高貴的，因此做事要光明磊落，不敢以卑賤的行為來玷污自己的血液。

今天中國人往往認為貴族只意味著特權。有好處時先上，有危險時先逃。其實，權力也意味著責任。打個比方，西方航海業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在一艘船沉沒時，船長必須最後一個逃生。貴族在上古社會中的作用就如同船長。在享受特權的同時，也意味著他們在關鍵時候必須能挺身而出，為國家和君主獻出生命。

公元前541年的時候，在鄭國的虢地，各諸侯國召開盟會。這個大會叫「弭兵大會」。「弭」就是停止的意思，弭兵大會，就是停戰大會，停止戰爭，呼籲和平，號召各國和平相處。

但是這個大會正在進行中時，魯國的大夫季武子就出兵征討莒國。消息傳來，出席大會的楚國代表主張殺掉魯國的代表叔孫豹泄憤。晉國的大臣樂桓子趕緊去通知叔孫豹，表示要幫他做做工作，免於大難。

不料叔孫豹聽到消息後，卻拒絕了樂桓子的好意。為什麼呢?叔孫豹說：「我來參加諸侯大會，就是為了保衛社稷。我如果避免了大難，各國必然要派兵聯合討伐魯國。這不是給魯國帶來了災禍嗎?如果他們在這個大會上把我殺了，那也相當於懲罰了魯國，魯國就不會遭遇大兵壓境之險。所以我寧願死在這里。」

這就叫承擔精神。這件事見於《左傳·昭公元年》和《國語·魯語下》。

一個更有名的故事發生在公元前548年的夏天，齊國大臣崔杼設計殺害了君主齊庄公。事後崔杼找來太史伯說：「前幾天主公調戲我的夫人，被人殺了。為了照顧主公的面子，你一定要寫『先君害病身亡』。」不想太史伯卻回答說：「按照事實寫歷史，這是太史的職責。」遂在竹簡上直書：夏五月，崔杼弒君庄公。

崔杼大怒，抽劍殺了太史伯。按慣例，太史之弟繼承乃兄之職，新太史在記載這一段時，仍然直書：「崔杼弒其君」，崔杼又把他殺了。可是第三個太史還是照樣寫。崔杼嘆了一口氣，只好作罷。一個叫南史氏的太史聽說幾位太史都被殺了，大義凜然，「執簡以往」，准備續寫史書，走到半路，聽說已經直載其事，才回去了。

春秋時代的貴族們就是這么簡單，這么執著，這么硬骨頭。

在死亡面前的盡責不苟和從容不迫，在影片《泰坦尼克號》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大船即將下沉的時刻，船長沒有選擇逃亡，而是走進了船長室。設計師先生對女主人公的那句話深深地印在了觀眾的腦海里：「我沒能為你造一艘足夠堅固的船。」然後他也選擇了與他的船待在一起。這就是貴族精神在資本主義早期的遺存：盡責任，敢相當，在關鍵時候勇敢地迎向死亡。

看過《泰坦尼克號》，相信人們對當年「泰坦尼克號」在沉沒過程中，甲板上的樂隊一直堅持演奏這一幕印象深刻。在黑夜寒風中，忘我地演奏的樂手的形象，就是貴族精神的最佳詮釋。它告訴我們，有一種死，比平凡的生更偉大、更永恆。

六

我們得重新定義文明與財富的關系。我們曾經說越窮越革命，越窮越高尚。其實貧窮從來不是好事。貧窮遮蔽了人的眼睛，讓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東西;貧窮枷鎖了人的身體，讓他像動物一樣不停地被原始慾望折磨。貧窮剝奪了人的力量、尊嚴和權利。在人類文明發展早期，貴族階層與其他階層相比，不僅在物質上，而且在精神上、文化上，有很大的優越性。財富和地位讓貴族有了多餘的時間和精力，來關心自己的尊嚴，完善自己的風度，發展自己的精神世界。一代一代的貴族教育，在貴族這個階層培養起一系列比其他階層更為突出的品質。

貴族精神之所以寶貴，是因為勇敢、尊嚴、優雅、榮譽心等品性的成長和發育非一朝一夕之功。貴族精神的產生和完善就像釀酒，需要一個代代承繼、陳陳相因的漫長過程。所謂培養貴族需要三代，一般來說，第一代貴族身上的草莽味、江湖味、暴發味是很難隨著時間的流逝徹底洗掉的。從第二代貴族開始，由於擁有良好的教育條件，他們開始形成與第一代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和價值觀。從第三代開始，貴族們追求物質利益和開拓家族基業的激情開始淡化，貴族精神內化到他們的骨子裡，舉手投足、待人接物都透露出良好的教養和風度。

因此，貴族文化想要產生和傳遞下去，首要條件是穩定性。

貴族家族的分家方式保證了其穩定性。貴族們分家採用長子繼承製，即由長子承襲所有家產，別的孩子沒份。這是因為貴族的爵位是沒法分的，父親是公爵，不可能十個兒子個個是公爵，所以爵位只能給一個兒子。有了爵位，就要有與之相配套的土地和財產，所以貴族家的土地不能像老百姓家那樣，一分十份，一人一份。兒子們都要爭，怎麼辦?那就法定下來，只給長子。所以就形成了長子繼承製。

長子繼承製使得貴族家族能保持高度穩定性。英國大貴族往往能存在幾百年。1764年，約翰·道爾利普爾估計，大約50%的英格蘭地產是根據舊的財產繼承製代代相傳的。百年之後，法國學者希伯利特·泰納訪英後總結：「多數古老的地產是藉助長子繼承製法則保存下來。」

這種穩定性是貴族精神產生的容器。只有貴族階層能提供代代相傳的、不間斷的、高質量的貴族教育。春秋時代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都是貴族的課程。禮樂指禮儀和音樂歌舞。射御指軍事技能，因為春秋時代戰爭以車戰為主，駕車、射箭的技術是武士所必備。書數是指語文和數學。從「六藝」的內容看，它既重視文事，也重視武備;既訓練人的外在行為規范，也陶冶人的內在精神情操。這種貴族教育設計是相當均衡而合理的。而在歐洲，貴族的孩子在十歲左右就會被送到比自己家庭高一級的貴族家中充當仆童，接受禮儀教育，觀摩騎士比武和訓練。

穩定性、優裕的、超越了功利追求的生活條件，使貴族的生活「並不僅僅是一種比普通的生活更舒適、更無憂無慮或更高貴的生活，它是一種質量完全不同的生活。它之所以是『得體』的，是因為它達到了這一程度——由於已經擁有了純粹的生活必需品，由於已經從勞作中解脫出來，並且克服了所有生物對自身生存的內在的迫切需求，生物性的生活進程不再受到制約」。(漢娜·阿倫特《人的條件》)據說歐洲貴族家庭一個貼身女僕在文藝方面的知識比後來的專業人員還要豐富。在不必為衣食甚至功名煩憂的前提下，貴族們開始追求更高境界的東西，在這種追求中體現出人之為人的高貴之處。詩人葉芝認為，只有貴族社會才能產生偉大的統治者和廉潔的政府，才能保護藝術，因為貴族階級不再貪圖財富而且深明禮儀，所以他們才能使藝術家有閑暇來從事創作，使公眾有文化修養來欣賞藝術。

8. 平民文化與貴族文化有哪些不同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開始,中國知識分子就反復研究著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異同,很多學者都談出了很多有價值的意見,但我認為,似乎有一點人們都有所忽略,即中國文化就其根柢就是平民文化,而西方文化就其根柢則為貴族文化。
中國文化的基本形態是在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思想學說的基礎上形成的。在那時,真正決定著國家命運的是從周天子到各個諸侯國的國王。是他們「家」的天下。他們家族的人才是當時的「貴族」,政治的權力是在他們家族的內部進行分配的。郭沫若在其《奴隸制時代》中就曾考證過。「臣」實際是當時貴族家的家奴,是替擁有國家權力的貴族家庭管理具體事務的。但是,權力是個好事情,也是個壞事情。正因為它是一個好事情,所以貴族家庭內部的成員就都要爭奪這權力,但也正是因為他們都要爭奪這權力,所以這個好事情就變成了壞事情。在這里,至少有兩個壞的結果:其一是將親情關系變成了仇讎關系。原本是一家人,是父子、弟兄,因為爭奪權力而成了敵人。這就是孔子所說的父子、弟兄相殘的情況;其二是統一國家的分裂。貴族家庭的成員多了起來,假若每個人都要分得自己應有的一份權力,國家就會越分越散,權力就會越分越小,這在列國紛爭的春秋戰國時期是極不利於自己的國家的。正是在貴族階級內部的紛爭中,「臣」的作用大了起來。各個諸侯國的國王為了加強自己的權力地位,就開始重用臣僚,並用臣僚的力量削弱本家族其他成員的勢力。一是維護了自己的專制權力,二是鞏固了國家的統一。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知識分子(「士」)這個階層發展起來。他們不是貴族階級的成員,但又是有智慧、有才能的人。可以幫助諸侯國的國王維持自己的政權,治理好自己的國家。不論是老子、孔子,還是墨子、孟子、莊子、韓非子都是這樣一些貴族階級之外的人。後來他們的影響大了起來,各個諸侯國的國王也開始重視他們的作用,但就他們本身,仍然屬於平民。因為國家權力仍然屬於國王和他的家族,他們只是為國王的政治權力服務的。盡管國王也可以賦予他們很大的權力,但這權力仍然不屬於他,國王可以給他權力,也可以剝奪他的權力。他們的這種處境,使他們的思想學說也帶上了平民的色彩。老子、孔子、墨子、韓非子都講國家的治理,但實際治國的不是他們,他們的思想學說都是給當時諸侯國國王提的建議,想的法子。所以,他們只說國家應該怎樣治理,而不會說國家不應該由國王家的人世襲,而應當由有道德、有智慧、有才能的人來治理。有治國的智慧,卻無治國的氣魄,可以說是那時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通病。與此同時,他們也很重視「民」的利益,勸說諸侯國王不要一意孤行,要注意民心的向背,要使民眾能夠安居樂業,當然,他們也勸說「民」要服從君的統治,不能「犯上作亂」。至於「尚賢」、「任人唯賢」,那就更是知識分子自己利益的所系了。知識分子是「賢」,誰來「尚」?誰來「任」?當然還是諸侯國王!莊子是不主張為政治服務的,但他就更沒有貴族氣質,因為他認為國家是別人的,與自己沒有關系,樂得自己逍遙,不必為貴族家的政權辛苦操勞。另外還有一個楊朱,是極端主張「為我」的。對於貴族,「為我」也要為政權。正因為他是平民,所以「為我」就不必關心別人,關心政治了。到了後來,政權的形式發生了變化,有的是造反「造」來的,有的是異族入主中原,但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的地位實際沒有本質的變化。國家還是皇帝一家人的,臣僚還只是皇帝家族的奴僕,是為皇帝看家守院的。雖說中國知識分子常說「以天下為己任」,但這個「為己任」也只是「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並非說就是自己職權范圍的事情。
西方的文化與中國的文化是不同的。在古希臘,有奴隸主、平民和奴隸,國家不是屬於哪個家族,而是屬於奴隸主和平民,只有奴隸沒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當時的知識分子不是奴隸,而是國家的公民,他在本能中就認為這個國家不僅僅是「別人」的,同時還是「自己」的,對這個國家負有責任,也有為國家負責的權利。這就使西方文化從一開始就帶有異常明顯的貴族性。在這里,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孟子與梁惠王的談話同蘇格拉底在法庭上的談話。孟子對梁惠王也有批評,但卻是一個平民知識分子對政治權力執掌者的批評,這種批評沒有平等對抗的性質,而是勸諭性的:國家是你的,我勸你這樣治理,因為這樣治理才能治理好,對你是有好處的。你要實在不聽,我也沒有法子,但那對你是不利的。蘇格拉底就不同了,他是自行其是,在法庭上還侃侃而談,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因為他並不覺得除了真理之外還應該屈從於誰的意志。在這種根本的文化精神上,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是蘇格拉底的繼承者。即使那些悲劇家和喜劇家,也不像中國知識分子那麼謙虛,他們不是載他人之道,而是載自己之道,直接揭出人生的苦難和人性的弱點,讓人類能夠看到自己和自己的局限性。到了中世紀,教皇和牧師就是知識分子,因為政教是分離的,所以這些知識分子只服從上帝,而不服從國王和官吏。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重視「人」的智慧、「人」的幸福,但這個「人」不同於中國的「民」。中國的「民」指的是沒有政治權力的普通老百姓,而西方的「人」是相對於宗教的「神」而言的。是包括貴族,並且當時是以貴族為主體的。在薄伽丘的《十日談》里,講故事、發議論的是一些貴族青年;在莎士比亞的戲劇里,講的多是貴族的故事,大概只有福斯塔夫這個人物,才是真正的平民典型。但他在整個莎士比亞的戲劇里,只是一個穿插性的喜劇人物。直到19世紀,像福樓拜、喬治·桑、屠格涅夫、列夫·托爾斯泰等很多作家還是貴族出身,他們對下層社會群眾的同情不是自憐或自戀,他們對貴族階級的批判不是報復或泄憤。前者帶有關心人類命運的性質,後者帶有自我懺悔的性質。都不是旁觀者的冷嘲和幸災樂禍。我們現在最關心的是西方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學,我認為,恰恰是從現代主義開始,平民知識分子的作家才佔了絕對的優勢,但在這時,西方社會也民主化了。他們是平民知識分子,但卻不是社會之外的、與國家無關的人。他們關心著自己,同時也是關心著人類。自然沒有了貴族和平民之分,也就無所謂貴族意識與平民意識了。盡管如此,西方平民知識分子還是擔心著文化的平庸化,尼采就是一個平民知識分子,但他呼喚超人的出現。按照我的理解,「超人」就是平民出身的貴族,出身平民,但不能沒有貴族的精神。
中國文化向來是一種平民性質的文化,所以對平民性也有更多的偏愛,認為平民的就是好的,貴族的就是不好的。實際上,一個民族自然有貴族也有平民,兩者就都是有作用的。兩者都有作用,也說明兩者都不完美。平民無權,自然是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生於世間,如坐針氈,這刻不知那刻的命,其命運最值得人們同情,但也正因為無權,也不必為社會整體負責,為國家負責,即使對國家和社會有所關心,也得首先關心自己的身家性命。這對於底層老百姓實在是沒有法子的事情,但對於知識分子和皇帝的臣僚,情況就有所不同了。在中國,國家的權力是皇帝一家人的,知識分子和皇帝的臣僚原本是平民,沒有法定的權力,但皇帝為了自己的政權,又可以賦予他們一定的權力。一當和權力結合,這種平民心態的弊病就暴露出來了。在這時,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不論何種表現形式,都不能算作對社會、對國家的直接關心。其一是愚忠愚孝型。表面看來,他們是關心社會和國家的,他們也常常以此表白自己,但在實際上,他們關心的仍然只是皇帝的政權。這個政權原本不屬於他,但他感激皇上的知遇之恩,就死心塌地地為皇帝的政權效勞,即使帝王為了自己的利益犧牲掉他,他也無怨無悔,因為他們原本沒有任何的權力,是與別人一樣的平民百姓,他們曾有過的那點榮耀也是皇帝賞賜給他們的。這一類的官僚,人們挑剔不出他們個人道德上的多少毛病,但在對待那些不忠誠於帝王的同僚或「犯上作亂」的平民百姓時,他們還是極為殘酷的。他們的自私是內在的,甚至連他們自己都不覺得。但只要從整個歷史的長時段中看待他們的表現,他們的自私性還是清晰可見的。趙家當了皇帝,他忠於趙家;李家當了皇帝,他忠於李家。自然可以忠於任何一個皇帝,也就說明他們對任何一個皇帝都不忠誠。他們順從的是權力,而順從權力的目的仍然是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另一類就更加可怕了。他們知道自己的權力是沒有保證的,「有權不使,過期作廢」,於是便不顧國家的利益和百姓的死活,爭權奪利,上欺下壓,無所不用其極。他們的殘酷性,有時甚至超過專制帝王自身的殘酷性。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就會感到,有點貴族精神並不一定是絕對不好的事情。中國的貴族,所謂皇親國戚,因為有了由帝王直接控制的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喪失了法定的權力,僅僅靠著與皇帝的那點親情的關系,不但無法維持自己的地位和榮耀,而且還常常處於極端屈辱的地位。西方的貴族是有自己法定的權力的,政府官僚也多由他們出任,其地位和榮耀連國王也不能隨便剝奪。他們的權力不是與國王本身聯系在一起的,而是與國家聯系在一起的。國在則權在,國亡則權亡,他們的利益同國家的利益是一體的。這一類的人也有兩種形態:其一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而不遺餘力地反對社會變革、鎮壓平民百姓,是我們平常所說的貴族反動勢力;其二是像列夫·托爾斯泰這樣一些知識分子,認為自己對國家、社會、人類的前途和命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同情人類的所有苦難,反對任何製造人類苦難的行為,並且孜孜不倦,身體力行,為社會正義而奔走呼號。假若說貴族反動勢力是人類社會中的大惡,這類人就是人類社會中的大善。但是,這兩類人都不會做那些蠅營狗苟、偷雞摸狗的爛事情,不論是為善還是為惡,都顯得有些大氣。
中國知識分子到了晚清和民初,有了一個新的變化。在清王朝的整個統治時期,漢族官僚知識分子都有一個明確的意識:國家權力是屬於滿族皇室的,自己不是滿族皇室成員,當然也不是國家的主人。不論自己現實的權力有多大,都只是為滿族皇室服務的,都是為皇帝的政權服務的,但到鴉片戰爭之後,部分漢族知識分子的心態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在當時,國難當頭,清廷又腐敗無能。在開始時,他們還把救國救民的責任放在清廷身上,但到對清廷徹底失望之後,他們才開始意識到中國不是屬於清朝皇室的,不是皇帝一個人的,漢族知識分子必須獨立地擔當起救國救民的責任。這是民族意識的覺醒,但伴隨這種民族意識而自然產生的,就是一種貴族意識,國家自然是自己的,也就要獨立地為民族的前途和命運著想。就其出身,他們都是平民知識分子,但就其意識,卻具有了貴族的成分。他們從中國固有文化傳統中繼承了平民意識,重民愛民,解民倒懸,但中國傳統文化要求於知識分子的是忠君愛國,是通過輔佐君主實現仁政而拯世救民,而反對「犯上作亂」。他們的「君」的觀念發生了動搖,也就沒有了一個「忠君」的問題,沒有了「犯上作亂」的問題。這就在他們的平民意識中注入了一種貴族的氣質。只要我們將孫中山、章太炎這些人物同先秦的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略加比較,我們就會感到,孫中山、章太炎在思想態度上與先秦知識分子一樣,是帶有平民色彩的人物,但在精神氣質上,卻比先秦知識分子多了一些舍我其誰的貴族氣概。只為民族負責,而不為任何其他人負責;只服從民族的利益,而不服從任何其他人的意志,就是他們貴族精神的具體體現。
但是,像孫中山、章太炎這類的知識分子在革命陣營中也是極為少見的。他們是革命的發動者,他們之所以要冒著生命的危險發動革命,當然是基於對整個國家命運的關心,這就把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同自己的前途和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而這也是他們能夠具有貴族氣質的根本原因。但當革命成了一個社會勢力,成了一個能夠吸引更多知識分子參加的陣營,特別是在革命即將勝利或已經勝利的時候,更多的人就未必是從關心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的。「識時務者為俊傑」原本是中國平民知識分子的一句人生格言,他們是平民,在社會上沒有法定的權力,必須靠對時勢的洞察和對時機的把握,才能出人頭地、飛黃騰達。但假若僅僅從個人的前途和命運著想,盡管也參加革命,盡管也希望革命的勝利,但在其國家觀念、集體觀念上就與孫中山、章太炎這樣的革命領袖有所不同了。在中國古代社會,知識分子是平民,沒有法定的政治權力,在他們的意識中,國家從來不是自己的,而是屬於帝王一個人的。這就將自己與國家、集體從內在意識中分離開來。國家是國家,自己是自己。國家屬於帝王,與自己直接聯系在一起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這種國家的觀念,實際上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集體的觀念。把所有的集體都歸在一個最高統治者身上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集體觀念的根本特徵:國家是屬於君主一個人的,君主的意志就是國家的意志;家庭是屬於父親一個人的,父親的意志就是家庭的意志;夫妻二人也要有主有從,丈夫的意志就是夫妻二人的集體意志。到了辛亥革命之後,「君」不存在了,貴族階級不存在了,但這種集體的觀念還是大量存在的。在這時,這種國家集體的觀念仍然主要有兩種表現形態:其一是有槍有權有可能搶到國家的。自然國家是屬於一個人的,搶到天下的就是王,搶不到天下的就是賊。原來的「君」倒了,國家沒有了「主」,誰搶到就是誰的,我有槍有權,能夠搶到,為什麼不去搶?所謂「亂世出英雄」,這個時期就出了好多軍閥;其二是沒有槍沒有權不可能搶到國家的,就只能依附於有槍有權能夠搶到國家的。在他們的意識里,國家仍然不是他的,他與國家仍然沒有直接的聯系。他首先是屬於他所投靠的那個有勢力的人,而不是屬於國家。不難看到,正是這兩類人,把辛亥革命之後的中國攪得亂七八糟。所以魯迅悲哀地說,他革命之前是做奴隸,革命之後又成了奴隸的奴隸了。

在過去,我們總是強調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平民性質,但只要我們把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特別是魯迅,同後來的現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同我們自己略加比較,就會感到,他們身上比我們多出的不是平民性,而是一種舍我其誰的貴族氣概。他們大都有點傲氣,有點不服輸的精神,有點「自視過高」、「目中無人」。即使胡適,也是敢於為整個中華民族確立新的書面語言形式的人,而魯迅則以一人的感受和體驗而批判中國的國民性。我們經常會想,你魯迅有什麼資格批判中國人?你是老幾?實際上,要讓魯迅回答,他准會說:我是中國人,就有資格批判中國的國民性!這個國是你的,也是我的。你有權關心它,我也有權關心它!他們都將自己的意志視為整個民族的意志,並且獨立擔當,不假外求。這就使他們具有了一點貴族的氣質。社會上的平民身份,精神上的貴族氣質,可以說是「五四」知識分子的獨立特徵。
「五四」那代知識分子,都是留過洋的,雖然那些官僚知識分子未必樂意,但卻無法否認他們的權利。再說國家正處在混亂狀態,那些軍閥也顧不得文化上的事情,反正他們是無力奪權的,文化上的事情就索性甩給他們了。林紓希望軍閥出山,管一管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知識分子,但沒有把他們請得出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們,就靠著這點狂氣,這點貴族氣質,把新文化「強加」在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頭上。直至現在,我們仍然覺得這些人身上有點霸氣,沒有徵求大多數人的意見,也沒有通過說服教育,讓大多數人都同意放棄文言文,改用白話文,幾個人一搗鼓,就把白話文當成了「國語」。但我們沒有想一想,假若他們平心靜氣地同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商量著辦,或者投票表決,少數服從多數,這個白話文運動還搞得成搞不成?現代文化還有沒有產生的可能?在這里,不是一個「民主」不「民主」的問題,而是一個他們有沒有權利關心中國文化的發展並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民族文化改革的問題。與此同時,它還是一個不同意這個改革的多數知識分子有沒有自主精神的問題,是他們能不能在一個真誠信仰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反對文化革新的問題。一方面是少數具有舍我其誰的氣概而提倡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另一方面是大多數離開政治統治者的支持就沒有勇氣站出來反對文化革新的知識分子,歷史的天平就不能不向改革的方向傾斜了。
但是,孫中山、章太炎、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這些知識分子的貴族氣質卻與西方知識分子的貴族氣質有著根本不同的特點。西方的貴族是有自己法定的權利的,在這種法定的權利范圍之中,假若一個知識分子關切的不僅僅是個人的或本階級的私利,而是整個人類社會、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他的思想情感就和貴族氣質很自然地結合在了一起。有了法定的權利,做人才有一個容忍的底線。在這個底線之上,容忍是一種美德,而在這個底線上或底線之下,容忍就是懦弱無能的表現,就是一種屈辱,就喪失了自己做人的尊嚴。在西方,這種法定的權利是可以繼承的,因而貴族的精神和氣質也是可以繼承的。當西方平民知識分子也有了法定權利的觀念,平民知識分子也就有了自己確定的自尊心,有了過往貴族才有的那種貴族的精神和氣質。盧梭是一個平民出身的知識分子,但他並不認為平民的一切都需要平民自己去爭取。他的《社會契約論》的要義,就是認為社會上任何一個合法公民都應該享有貴族在社會上享有的合法權利。也就是說,國家不僅僅屬於貴族所有,同時也屬於每一個合法公民所有。這種天賦的人權不是依靠每一個人自己的努力去爭取的,而是國家、社會理應賦予他們的,是任何其他的人都要承認的。正是在這種法定權利的觀念基礎上,西方平民知識分子也有了過去僅僅屬於貴族的個人尊嚴感,在維護個人尊嚴的過程中也有了此前只有貴族知識分子才具有的精神和氣質。但中國這些知識分子卻有所不同。作為平民知識分子,他們在中國社會上是沒有任何法定的權利的,他們完全是靠著歷史的機遇和對自我存在價值的意識而獲得這種精神的,因而這種精神也沒有直接的繼承性。直至現在,我們仍然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在態度上有些偏激,說明連我們也不承認他們有獨立倡導文化改革的權利,我們能夠承認的往往只是他們的學問和才能。(實際上,僅就學問和才能,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未必是那個時代最為傑出的人物)我們為什麼不喜歡他們的態度但卻重視他們的學問和才能呢?因為平民知識分子原本是沒有任何法定的權利的,他們之能夠把自己同其他平民區別開來,在社會上享有比其他平民更多、更大的權利,靠的也就是自己的學問和才能。即使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中間,似乎也有兩種類型,一種類型是從自己的法定權利意識出發的,認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自己有義務也有權利發表自己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看法,有義務也有權利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現實社會。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大概就屬於這種類型;另一種類型是從自己的學問和才能出發的,認為自己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是社會的精英、國家的棟梁,不論是上層政治統治者還是下層社會群眾,都應尊重他們的意見,都應按照他們為國家和民族設計的方案辦。胡適、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大概就屬於這種類型。雖然他們在當時都表現出一種我們所少有的貴族氣質,但仍有重權利和重才能的細微差別。這也決定了他們後來的不同發展方向。如上所述,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權利意識不是法定的,而是某些知識分子在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某種自我意識的形式,沒有直接的繼承性,但學問和才能則是有繼承性的,是通過學習可以直接獲得的。這就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只能通過學問和才能的繼承才能進入知識分子階層,這就在無形中把學問和才能的意識重新提高到中心的位置。所以,到了20年代的新文化界,精神的問題、氣質的問題,就不太引人注目了,學問的問題、才能的問題則成了新一代知識分子自我意識的基本形式。現代評論派重學問,創造社重才華,他們都看不起重精神、重氣質的魯迅。實際上,直至現在,我們還是比西方人更愛才、憐才和重才。周作人是有才的,所以他當了漢奸也有很多人同情他,而要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當了漢奸,就是槍斃了他也沒有人為他喊冤叫屈。在我們的閱讀體驗中,周作人親切,魯迅疏遠,說明我們親近的還是學問和才能,疏遠的還是精神和氣質。周作人是漢奸,在我們的評論中盡量說得他不像漢奸;魯迅不是漢奸,但在評論中盡量說得他像漢奸(通過魯迅與內山完造的關系)。我認為,這都表現著我們這些平民知識分子對貴族氣質的本能的厭惡和反感。
但是,當新文化主要被理解為一種學問和才能的表現形式的時候,新文化也就只成了一種新的平民文化。什麼是平民文化?如上所述,平民文化是與貴族文化相區別而存在,相聯系而發展的。貴族是有法定權利的文化,是在法定權利基礎上的文化,這種法定的權利是建立在人類、國家、民族整體利益的基礎之上的,是應當為人類、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負責的。平民沒有這樣的法定權利,因而也意識不到對人類、國家、民族的直接責任,我們是通過與具體管理著國家、民族和集體事務的人的關系而間接地意識到自己與人類、國家和民族的關系的。不論在其自然的需要上,還是在其內在的意識上,我們首先關心的還是個人的前途和命運。因為平民沒有法定的權利,個人的前途和命運也就沒有任何的保障,自己不關心,是沒有別人來關心的。但是,只要首先從個人的前途和命運出發,就有兩個基本原則是不能逾越的:一、不向任何法定的權力挑戰;二、在對不受法律保護的權利的挑戰中充分表現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平民知識分子沒有任何法定的權利,我們的任何權利都是通過自己的努力爭取到的,是以學問和才能的大小由現實社會賦予的。沒有任何法定的權利,也就根本無力向法定的權力挑戰。法定的權利是受國家和公眾維護的權力,以一人之力向國家和公眾挑戰,失敗的必然是自己,而失敗則是愚笨和無能的表現,不但不會因此獲得更大的社會權利,反而會陷入更加無權的地位。但沒有任何法定權利的平民知識分子要在現實社會獲得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社會權利,就必須找到表現自己學問和才能的機會。挑戰一個根本無法戰勝的對象固然無法表現自己的學問和才能,挑戰一個沒有任何權利的對象同樣無法表現自己的學問和才能,在這種情況下,挑戰那些依靠自己的力量爭取到了某些社會權利而其權利又不受現實社會及其法律保護的對象,就成了平民知識分子表現自己學問和才能的最佳方式。由此可以看出,單純的平民文化所導致的必然是平民與平民的競爭、平民知識分子和平民知識分子的競爭。我們經常感到中國知識分子進行的是大量的內耗性斗爭,我認為,其根本原因大概就在於此。陳西瀅是一個平民知識分子,魯迅也是一個平民知識分子,段琪瑞執政府則是有法定權力保護的國家最高機關,段琪瑞和章士釗也受到現實政治權力的更有效的保護。陳西瀅沒有法定權力的保護,他無力向段琪瑞執政府和段琪瑞、章士釗挑戰,但假如他不向任何人、任何思想挑戰,也就沒有「閑話」可說,沒有表現自己學問和才能的機會。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出了名、為自己爭取到了某些社會權利而這些權利又不受現實社會及其法律保護的魯迅,就成了他挑戰的對象。創造社、太陽社的知識分子之所以首先向魯迅、茅盾、葉聖陶、郁達夫這些平民知識分子發難,也是因為如此。他們都未必是有意的,但此情此景,也就只能產生這樣的結果。這樣,平民知識分子與平民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就成了20年代新文化陣營的主戰場,而像魯迅這樣在身份上屬於平民知識分子而在精神和氣質上具有貴族氣質的知識分子則處於腹背受敵、極端孤立的狀態。

9. 春秋時期的貴族精神和中世紀歐洲的騎士精神有什麼共性和區別

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是值得歌頌的，春秋時期的貴族精神是兼濟天下的，像孔孟一樣的人，而騎士精神更多的則是保家衛國，忠誠於君主的武士。

而貴族精神則是春秋時期安定生活之下，人們對於那些能夠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人的一種期望與稱呼，他們在貧困的時候對你伸出援手，在不公的時候為你打抱不平，在危難的時候挺身而出，同樣兼具重要性，但是社會背景卻是截然不同的。

總的來說，騎士精神和貴族精神都是具有正面意義的，但是它們存在的社會背景和身份重視度是不一樣的。

10. 為什麼說春秋是貴族，戰國是平民

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時期（前770年－前221年)又稱東周時期。在西周時期周天子還保持著天下共主的威權，但自周平王東遷以後，東周開始，周室就開始衰微，衰微到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義，而無實際控制諸侯的能力。春秋戰國分為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其分水嶺是在公元前453年，以韓、趙、魏三家滅掉智氏，瓜分晉國為標志。

為什麼叫「春秋」和「戰國」呢？

當時，魯國史官把各國發生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記錄下來，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記錄，成為我國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後來便以這個書名作為這段時期的名稱，共295年。

春秋形勢圖

春秋後期，各諸侯兼並吞食，最後剩下秦、齊、楚、燕、韓、趙、魏七個大諸侯國。

七個大國也是戰爭不斷，於是將這段特定的歷史時期，即公元前475年至秦始皇統一中國之間的時間稱之為「戰國」。總之，「春秋」因魯國編年史《春秋》而得名，「戰國」因各諸侯國連年相互征戰而得名。

春秋與戰國的差異

春秋與戰國在時間上雖然距離很近，但卻有很大不同。比如，戰爭在春秋是榮耀的事，是體面的事，還是君子的事，一旦決出勝負，諸侯們各自收兵，禮義為先，絕不戀戰。春秋的戰爭更像是競技體育，講究外交禮儀和游戲規則，像不斬來使、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逐北等，諸侯們宣戰的目的，主要是炫耀武力，爭當霸主。但是，戰國的兩百年，則完全撕毀。

易中天先生言：「如果把春秋和戰國比作人，那麼春秋是貴族，戰國時是平民；春秋是君子，戰國是小人；春秋是英雄，戰國是賭棍；春秋開口閉口是禮，戰國開口閉口是利；這一點，只要比較《國語》和《戰國策》，就一目瞭然」。

戰國時期，「士」變得越來越重要，比如蘇秦張儀等，服務某國該國就發達，離開某國該國就內外交困，各國王侯和卿相紛紛禮賢下士，於是養士之風盛行。士們著書立說，爭辯不休，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於是戰國就成了這樣的時代：民眾水深火熱，士人備受尊崇；社會動盪不安，學術空前繁榮；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華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動亂年代，變成了思想文化的黃金時代。

春秋戰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