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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有哪些

發布時間:2022-08-19 14:12:34

1. 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有哪些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是指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價值觀念中居於核心地位、起著主導作用的價值觀。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是指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即儒道佛三家各自的核心價值觀;其二,是指儒道佛三家共同形成的中國傳統文化所體現的核心價值觀。
一、儒家: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二、道家:道法自然,逍遙齊物
三、中國佛教:慈悲為懷,普度眾生
四、異質文化的相處之道:融合會通,和而不同

2. 亞文化指的是啥有網友們了解嗎

文化這個東西范圍很廣,一切都可稱之為文化。從我們自身來說,人類是文化。簡單來說生存是一種文化,穿衣是一種文化,居住是一種文化,飲食是一種文化,我們每一天都在被文化包圍和供養,只是我們很多人不重視,或者不理解。覺得這些都是與生俱來的,但回歸源頭,這也確實是我們人類進化而來和創造的文化,是一代一代創新和傳承下來的文化,也是祖上用血和淚拼打下來的文化,我們現在享受成果,卻在慢慢丟失我們自己的文化,雖然我們需要學習,需要了解外面的世界和文化,但我們更需要的是了解和學習外界的文化之後,開辟創新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化。

3. 關於亞洲文化

9世紀下半期基輔羅斯國家建立以來,俄羅斯文化歷程已逾千年。由於處在文明和文化交匯結合之地的獨特條件,俄羅斯曾先後受到來自北方的瓦里亞基人、南方的拜占庭、東方的游牧民族和西方先進國家的不同影響,俄羅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是在與外來文化不斷的碰撞、沖突和融合過程中實現的。 9世紀初,生活在東歐平原上的東斯拉夫人形成了西南部、北部、東部三個部落聯盟,處在早期國家形成時期。而來自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瓦里亞基人的參與,使東斯拉夫人的原始文化受到最初的重大影響和改造。實際上,那條促進了一連串古代羅斯城市的繁榮的著名商道「從瓦里亞基人到希臘人之路」,就是由那些准備前往富庶的拜占庭尋求財富的武裝的瓦里亞基人開辟的。瓦里亞基人把自己的組織和制度帶到羅斯,給基輔羅斯國家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對於9世紀中葉瓦里亞基人部落首領留里克到諾夫哥羅德稱王與羅斯早期國家的建立之間究竟是何關系、奧列格征服基輔所標志的究竟是誰的國家的建立等等問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但如果說在東斯拉夫人從蠻荒向文明轉變的過程中有北歐瓦里亞基人的參與和影響,那應該是一個能夠得到普遍認同的事實。 9—10世紀,在基輔羅斯的南面,隔著黑海,拜占庭帝國正處於興盛時期。基輔羅斯與拜占庭帝國之間的聯系對於羅斯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從本質上說,這是一個後起的發展中的野蠻國家同一個繼承了古典文明並成為這一文明中心的國家之間的關系。起初,拜占庭和羅斯之間的貿易和時有發生的戰爭,是基督教文明潛移默化滲入羅斯的主要形式,而在988年羅斯接受基督教為國教後,隨著大批希臘籍的拜占庭神父的到來,以教堂建築、聖像畫等宗教藝術為先導,拜占庭的神學思想、宗教文學、政治和法律觀念以及歷史、地理等專門知識源源不斷地傳入羅斯。基督教不僅是一種宗教信仰,同時也是一種文明的表現形式。通過基督教,拜占庭所繼承的古典文明的光輝開始照耀羅斯土地。988年的歷史文化意義在於,它開始了羅斯基督教化的過程,同時也開始了俄羅斯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接受西方文明的時期。 拜占庭文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精神和藝術方面,而沒有涉及羅斯的政治結構和財產關系。直到13世紀初期蒙古征服以前,基輔羅斯內部結構和制度的發展,基本上是以瓦里亞基人的軍事組織體制與羅斯土著的「韋徹」制度的結合為基礎的。 13世紀初期,蒙古的征服使羅斯發展的方向發生了逆轉,開始了羅斯社會和文化的東方化時期。征服者不僅以東方習俗影響了羅斯的表層生活,還以自己的一套制度改變了羅斯的內部秩序。東方因素被植入了羅斯社會和文化之中。蒙古人征服羅斯各公國之後沒有長期佔領,而是「從遠方統治著羅斯」。羅斯各公國王公的廢立取決於金帳汗,一般情況下,金帳汗以羅斯王公向他稱臣納貢為條件,承認他們為各自公國的統治者;如某一公國發生反叛,則對其進行懲罰性的征討;平時則派遣代表駐在公國以保持控制。就這樣,羅斯政治生活的中心轉移到了羅斯境外——汗國的都城薩萊甚至蒙古帝國的都城和林。羅斯原有的政治結構徹底破壞,自治的公社和享有立法權、司法權的韋徹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凡是具有自由和居民權利的東西都被取消而不復存在。在被征服的羅斯,城鄉居民都被登記入冊,強迫其繳納全部財產的十分之一,違者即被賣身為奴。1328年起,莫斯科王公被金帳汗封為弗拉基米爾大公,成為汗的代理人,為汗徵收貢稅。他們繼續按照蒙古人的方式發展自己的政治、稅收和軍事組織。 14—16世紀是俄羅斯中央集權國家逐漸形成的時期。羅斯爭取獨立和統一的過程加強了它的東方化趨勢,為了生存而進行的斗爭要求集中一切力量,於是形成了臣民必須絕對服從君主、忠於東正教信仰的社會意識;莫斯科的大公和沙皇不但繼承了金帳汗的絕對權力,而且使全部土地成為他們的私 產;作為莫斯科的君主控制軍事力量和鞏固政權基礎的手段,軍功領地制和勞役制開始興起。1480年,羅斯擺脫了金帳汗國的統治。然而,從外族統治下獲得解放並未改變羅斯社會政治和經濟的東方化進程。恰達耶夫曾經指出:羅斯經歷了殘暴的凌辱性的異族統治,而這一統治方式後來又被羅斯本民族的掌權者繼承了。「我們成為征服的犧牲品。在我們推翻了異族的統治之後,我們本應利用這一時期我們的西方兄弟那兒產生的思想,可是我們卻脫離了大家庭,我們陷入了更為殘酷的被奴役境地,而且這種奴役還被我們的解放這個事實神聖化了。而在當時似乎籠罩著歐洲的黑暗中,已經出現了多少亮光!」他認為,這正是俄羅斯民族青春時期的可悲歷史。 發展中的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成為對莫斯科公國社會和文化發展方向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因素,統一國家的建立意味著一切都取決於莫斯科的意志,取決於沙皇的意志。沙皇政權不能容忍任何與它的利益不一致的東西存在,它嚴密控制全部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實行自我封閉的政策,從而使莫斯科公國與歐洲文明幾乎隔絕。 但是,還在16世紀的時候,一個對於俄國歷史和文化來說意義十分重大的新因素就已初見端倪。為了奪取波羅的海出海口,為了成為歐洲大國,俄國不斷同其周圍的歐洲國家發生沖突,由此產生的直接的軍事和經濟需要迫使它承認歐洲文化的優越並開始學習西方,力圖從那裡引進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而17世紀初期「混亂時期」俄國經濟衰敗,政局不穩,多次遭受西方鄰國的侵略,被動挨打,蒙受恥辱,這一慘痛的歷史經驗對羅曼諾夫王朝建立以後的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17世紀俄羅斯開始面向西方的時候,構成俄羅斯傳統文化的基本要素是源於拜占庭的精神和藝術,以及源於蒙古征服者的結構和制度。 17世紀是俄羅斯文化史上非常關鍵的時期。在經歷了數百年的東方化發展之後,俄國終於迎來了它的歷史上最重要的轉折。羅曼諾夫王朝建立之後,尤其是在17世紀下半期沙皇阿列克謝朝代,從西方引進先進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以及與西方貿易的規模迅速擴大,西方上流社會生活方式和社會政治思想也隨之進入俄羅斯。 如果說阿列克謝拉開了俄羅斯歐化的大幕,那麼彼得一世則上演了一出高潮迭起的歐化活劇。18世紀初期的改革為俄羅斯打開了面向歐洲的大門,西方文化全面地沖擊著傳統的俄羅斯生活。俄國開始按照西歐的方式組織工業、改革行政管理、建立科學院和大學;啟蒙思想在俄羅斯迅速傳播,並且發展為一場聲勢頗大的運動;教會壟斷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局面被打破,世俗化的趨勢日益加強,教育、科學、文學、藝術以及風俗習慣、婚姻家庭關系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俄羅斯開始擺脫中世紀狀態。 從19世紀初期到1861年改革,是俄國農奴制關系開始瓦解、資本主義因素不斷增長的時期,也是新文化蓬勃興起的時期。19世紀初期,西方世俗文化的最高體現——自由主義——在俄國貴族中廣為流傳,由官方人士提出的限制農奴制和實行憲政的方案標志著貴族自由主義的發展,而政權實際推行的改革意味著傳統的結構和制度已經出現了松動。1812—1814年的反拿破崙戰爭孕育了西方自由主義文化沖擊俄羅斯的高潮,十二月黨人運動則是歐化的貴族青年力圖用革命方式把西方自由主義文化移植到俄羅斯土壤上來的一次嘗試。十二月黨人起義雖然失敗,但俄國社會的精神求索沒有停止,而西方文化的東漸勢頭也依然不減。繼自由主義之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和德國浪漫主義思潮也在俄國青年中風行一時,它們極大地刺激了俄國思想界的理想主義傾向,並使之具有激進的色彩。30—40年代,圍繞俄國的歷史道路和發展方向問題,展開了著名的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的爭論。它孕育了俄國解放運動的兩大流派——革命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也給俄國社會思想以後的發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19世紀上半期,在俄國社會醞釀變革的背景下,在西歐文藝思潮的影響 下,俄羅斯文學、藝術、教育、科學也進入了一個迅速發展的時期。文學中的古典主義漸趨式微,感傷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等新風格相繼而起。戲劇經歷了類似的過程,繼浪漫主義取代古典主義之後,現實主義很快登上了舞台。畫壇吹拂著陣陣新風,浪漫主義情調和現實生活氣息對學院派尊崇的古典主義提出了挑戰。在音樂方面,則形成了獨立的俄羅斯古典樂派。除此之外,歷史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領域有了新的進展,在自然科學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世界性的成就,教育事業的發展導致了新一代平民知識分子的出現,顯著增長的書籍報刊的種類和發行量標志著大眾文化水平的提高。 1861年改革使俄國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60一90年代,新文化在廣度和深度方面繼續發展。繼農民改革之後,在地方自治、司法、軍事、財政、國民教育、新聞出版等方面按照資產階級法治精神進行了初步改造。新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滲入宗法制的農村。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歐化的范圍已不再局限於貴族而擴大到了新的居民階層,社會風氣、道德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社會思想和運動探索著俄羅斯的未來:以平民知識分子為主體的虛無主義悄然興起,並逐漸形成了民粹主義理論和運動;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則提出了促使政府繼續改革的新綱領,以及向立憲政治過渡的系統主張。解放運動的這兩大流派實際上反映了不同的社會文化力量對於國家發展道路的訴求,他們的選擇影響著俄羅斯的命運。這一時期,文藝界人才輩出、群星燦爛。科學界出現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和重大的研究成果。對知識的渴求成為時尚,社會團體和私人辦學十分盛行,民主派知識分子組織了業余掃盲教育,俄國婦女為爭取受高等教育的權利而展開了廣泛的運動。 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資本主義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但沙皇專制制度和中世紀的土地佔有方式仍然與之並存。這個時期的精神文化生活具有更加多元化和更多競爭性的特點。在文學藝術中,批判現實主義流派繼續發展,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的幼芽破土而出,象徵派、未來派、抽象派等源於西方的現代主義流派紛紛涌現。在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領域,充滿著激烈的沖突和對抗。隨著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和西方無產階級文化——馬克思主義 ——的傳播,俄國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逐漸形成。繼俄國馬克思主義流派出現之後,90年代誕生了列寧主義。同時,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綱領和策略也趨於激進化,它與專制主義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傳統的宗法制文化由於本身基礎的削弱而走向衰落,社會運動的廣泛發展和革命情緒的增長表明,宗法觀念對社會的約束力日漸減弱,舊的國家制度和政治結構已陷於危機。俄羅斯面臨著新的選擇,因為一系列結構性矛盾的積累使俄國的現代化進程陷入困境。1917年,在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之後,布爾什維主義與傳統的俄國農民民主主義的結合,使俄國脫離了資本主義軌道而走上了社會主義之路。 俄羅斯獨特的地理條件和歷史造成了俄羅斯文化來源成分的多樣性,而這種多元構成的文化的逐漸形成,則是已經成為傳統的民族文化與外來的異質文化相互矛盾和相互滲透的過程。尤其是近代以來,文化間的沖突、競爭、妥協、融合是俄羅斯文化發展進程的基本特點和主要內容。 俄羅斯的歐化表明了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試圖縮短與先進國家的差距、追趕世界潮流的強烈願望,其實現方式就是學習西方、引進更為先進的異質文化。而西方文化的大規模進入導致了普遍的文化分裂,如現代化的都市和傳統的鄉村並存,新興的資本主義工業和傳統的宗法制農業同在等等表面的矛盾現象,以及在道德觀念、價值標准、社會思想等精神層面的不同見解。作為社會精英的俄國貴族和知識分子在價值取向上出現分裂,對於本民族傳統文化和外來異質文化採取不同的態度,並進而在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上發生分歧和沖突。早在17世紀,沙皇阿列克謝時期,對於西方的文化就存在著或追求崇拜、或抵制排斥的不同態度。隨著歐化范圍的擴大和程度的加深,不同價值觀之間的對立也在加劇。 然而,盡管代表不同意見的精英可能在一定時期內得勢或失勢,從而影響政策,但從根本上說,相對落後國家改變落後面貌的過程必然是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的融合。在歐化進程中,俄羅斯傳統文化沒有被淹沒,而是在與西方文化的結合中獲得新的生命力;西方文化不是被排除,而是在經過一番改造之後被吸收成為俄羅斯文化中的新成分。這是17 世紀以來俄羅斯文化進程的基本模式。 歐洲的事物、方式和思想,往往被融以某種俄羅斯傳統而被接受下來。彼得一世按照歐洲的方式、採用歐洲的技術大辦工廠,但卻以農奴來充作勞動力。俄國資本主義生產逐漸發展起來,但與歐洲不同的是,沙皇政權在這一過程中起著決定作用,它還直接管理大部分重工業。1861年的改革把農奴從人身依附狀態中解放出來,但國家仍然通過村社這一組織控制著農民。西方的自由主義傳入俄國後,曾在一定程度上與專制主義結合而為貴族自由主義;即便後來的俄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也因其對於專制主義的妥協性和依賴性而不同於其西方的原型。歐洲的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在俄國傳播的結果,是它同俄國的村社傳統結合起來,形成俄國農民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文化也是如此,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布爾什維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化形式。當然,也有一些西方的文化因素是比較直接地被移植於俄國的,如科學知識和文學藝術的風格流派。 在近代俄羅斯文化進程中,沙皇政權政策的兩重性是應該加以關注的。沙皇政權既倡導俄羅斯的歐化,又竭力限制這一進程:為了加強軍事和經濟力量以鞏固現存制度和支撐對外政策,它需要引進西方的知識和技術,也需要按歐洲的標准來培養官吏和專門人才。在這方面,俄國是面向歐洲的。但它又擔心西方的社會學說——從自由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到馬克思主義—— 將損害專制制度的基礎,因而試圖使俄國隔離於西方,在防範新思想傳播的同時,大力宣揚關於專制制度和東正教是俄國歷史發展的條件的觀點,提倡馴服順從、篤信宗教、忠於沙皇的民族性。 由於這種情況,西方文化在表層生活方面比較容易被接受和認同,而在深層結構、意識觀念方面則受到限制。但是,歐化有其自身的邏輯。有限歐化的政策雖然不是為了革新社會,但它的實行從根本上來說必然導致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的動搖,因為新的生產方式的發展終將引起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的變動,使新文化滲透到更深的層次。事實上,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逐漸發展以及對這種經濟的依賴性逐漸增強,沙皇政權也曾一再地實行自由主義性質的改革。19世紀初的改革、19世紀60一70年代的改革和20世紀初的斯托雷平改革就是典型的例子。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實現國家的發展和進步,是俄羅斯政治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代以來俄羅斯文化發展的又一特點是,在很長時間內,來自歐洲的新文化具有鮮明的上層色彩,而傳統的宗法制文化影響著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居民——首先是農民。歐化的過程造成了上下層在文化上的分離,擴大了他們之間的差距。因為歐化的主要受惠者是貴族,而這正是以犧牲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前提的。彼得一世為俄羅斯的歐化做了許多事情,但他是以莫斯科公國時代形成的傳統方式來做這一切的。結果,雖然俄國的表面生活發生了劇變,但其內部結構卻繼續朝著原先的方向發展;貴族的經濟、政治地位、受教育情況和生活方式都歐化了,並且掌握了精神生產的手段,但農民的處境卻因此而進一步惡化。即便在1861年俄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之後,新文化雖然已不是由貴族獨享了,但作為俄羅斯民族主要部分的農民在總體上還是受到宗法制度及其觀念的束縛,歐化的城市與愚昧落後的廣大農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化上的差距。在城市中,上層與下層之間也有著同樣的鴻溝。 這種上層和下層在文化上的分離和對立給俄羅斯的進步增添了幾分戲劇性。正是在歐化的上層中,最先產生了在本質上與專制主義和農奴制度敵對的力量。從拉吉舍夫到十二月黨人和赫爾岑等等,這些反傳統的鬥士、新文 化的代表,都是在歐洲文化的熏陶下或直接在歐洲受教育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另一方面,作為上層歐化的犧牲品的俄國農民卻一直是傳統的宗法制文化的主體,他們把任何來自西方的事物和思想都視為騙人的圈套,只相信「 沙皇父親」是自己的保護人。正因如此,沙皇政權直到1905年時還把農民看作是專制主義的基礎。這種情況曾使接受了歐洲先進思想的進步貴族發出「 高貴的失望的吶喊」,也曾使民粹派青年的純真理想被殘酷地粉碎,因為他們都不能被他們想要幫助的人民所理解和需要。但是,隨著俄國在資本主義道路上的迅速發展,隨著新階級的成長和壯大,來源於歐洲的社會思想開始獲得日漸廣泛的基礎,從而使俄國的先進分子看到了希望之光。 近代以來俄羅斯文化進程的大背景是俄羅斯在歐化道路上的發展,是俄羅斯面向西方、追趕世界潮流、希望成為歐洲乃至世界強國的歷史性選擇。盡管有過多次曲折甚至反復,但彼得一世確定的歐化方針主導著近代俄國歷史進程。俄羅斯與西方,這是近代以來俄國思想的核心問題。俄羅斯的歷史表明,只要它還落後於西方,它就需要向西方學習,從西方引進有助於增強自己力量的東西,而俄羅斯社會對於西方文化和俄羅斯文化的價值判斷上的分歧也就不會消失,並且必然在社會思想和社會運動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在整個世界文化傳播的整合范圍內,文化觀念的流動在地域上一直處在強勢對弱勢群體的征服過程之中。世界原住文化群落的解體不言而喻,在整個文化進程的規模的發展中,西方主流文化的絕對優勢在世界各地橫行與擴張,它已經造成了文化殖民主義世界的普遍化。以強大的市場經濟為依託和科技力量為手段的文化擴張主義,全面推行歐美文化中心主義為核心價值觀,文化傳播正在重構一體化或者說全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

因此,在近三百年中,歐洲文明、文化在與世界各地原住文化的相遇中,產生了許多征服不同文化、文明境遇和遭遇殖民化的情景,影響了不同文化類型和地區自我封閉運行機制。如果將歐洲文化中心向四周邊緣擴展而去,進行一個擴張化地圖式的描述,大致有以下幾種文化類型的獨異性存在。(1)以俄羅斯東正教為核心文化價值,地跨歐亞大陸的地域存在,既非歐洲又非亞洲的種族——俄羅斯文化圈,大致開始與彼得大帝時期一直到如今。它創造了與歐洲文化不同的文化區域,在十九世紀之後,給世界帶來一種文化模式。(2)以亞洲為中心學習借鑒歐洲文化的另一個文化圈。它代表是日本、台灣、香港、新加坡、南韓以及中國大陸等地區,它用歐洲文化和亞洲文化混合的方式,重組了亞洲的文明,尤其中國大陸近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東亞文明的儒文化圈與歐洲文明的相契,創造了一種現代新儒教文化的東亞文明模式。(3)在印度次大陸由於英國殖民地所佔領的歷史原因,印度文明與歐洲文化相互吸收和創新,是印度次大陸誕生了一種不同與東亞文明的新式文化,它在空間布局上形成了一個文化發展的過渡帶,構建了別樣的印度文化和文明模式。(4)在北美地域上新大陸被開發,新的歐洲文明和民族進取心態進入這一地區,很快在近三百年中形成了以美國為中心的另一種歐洲文化的類型。它不同於歐洲本土的文化,充分的表現了歐洲文化的那種鮮活的創造力,在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度中有了新的發展和建構。並且日益成為代表當時代的歐洲文化的現代性。(5)非洲文化的原始性也在歐洲文化的強勢面前不斷的衰落被滅絕,一些非洲國家相繼效仿歐洲文化文明做出自己的選擇。(6)從歐洲文化的強勢上看——世界文化的格局在空間上已經形成了主流向邊緣滾動的趨勢,如果從近現代三百年歷史上看,歐洲文化的發展開始正在從全球化的進程中獲得更大的收益。其它文化群落的存在已經被歐洲科技文明和市場經濟以及跨國公司不斷征服,它的邊緣性正在成為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4. 什麼是亞洲價值

樓主您好:

所謂亞洲價值,我的看法,應該指涉三方面的內容:第一,亞洲許多國家都是「文明體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她們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傳統,在發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社會結構和適合本國情況的發展道路;第二,亞洲的一些國家,由於地緣、人種和歷史諸方面的原因,文化與信仰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相近、相融、相合之處,因而衍生出文化符號、文化倫理、文化哲學和文化行為的某些共通性和共識性的成分。例如作為交往工具的文化符號的漢字的運用,日常生活中飲食方式的一些習慣和筷子的使用,以及儒學倫理帶動的行為規范的特徵及其對公私生活發生的影響,還有佛教在民間的廣泛傳播等等。這些都反映出,亞洲的一些國家確實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共通性文化基因,使得亞洲價值的意涵在文化上淵源有自。當然不應忘記,亞洲地區本身也由文化與信仰的多元形態所構成。第三,亞洲價值的提出,絕不單純是對一個特定地區已往歷史與文化的共同特徵的概括,更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前瞻性的內涵,即包括共通性和共識性成分在內的這些國家的文化傳統與現代性是否相關,他們的固有傳統能不能轉化為現代文明建構的有用資源。這最後一點,是亞洲價值的重心所在,是現時性因素,是它的生命力量之源泉。否則所謂亞洲價值,不過是歷史的遺存物,充其量只有個體眷顧的價值和審美的價值,對文化與社會的發展模式而言,謂之無價值亦可。

我所說的亞洲價值義涵中的第三方面的內容,即亞洲國家傳統資源與現代性的相關性,或曰亞洲價值生命力之源泉之所在,既為早些時候的日本的經驗所驗證,也為韓國、新加坡,以及台灣和香港地區的經驗所驗證,當然更為正在走向現代化進程的中國的經驗所驗證。就是說,由於文化傳統和文化類型的緣故,亞洲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不能不帶有自己的特點,不一定完全雷同於西方國家。換言之亞洲國家可以並且正在構建與全球化相關的自己的現代性模式。

這方面,已經有許多學者作出了富有成果的研究。不只是亞洲國家的學者,許多西方國家的學者對亞洲價值的現實性、合理性及其生命力都持肯定的態度,例如美國社會學者勃格(Berger)就曾寫道:

可以合理地認為,東亞,即使從其最現代化的地區來看,也仍舊堅持一種注重一體性和自律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會給一個西方觀察者留下很深的印象,因為它確實與他自己習以為常的那套價值觀和行為模式截然不同。近期關於日本人的商業風格和工業管理風格的討論使這一特徵更鮮明地凸現出來,是否可以說,東亞創造了一種「非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現代性」?果真如此,現代性、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的關聯就不是必然的或內在的了。(轉引自金耀基著《中國政治與文化》,頁174,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香港)

迄今為止西方的現代性總是和個人主義聯系在一起的,而東亞的現代性卻沖破了這種「必然的或內在的」關聯,因此勃格情非所願地提出了「非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概念。這無疑是說,在人類文明的演進史上,除了已往歐洲、北美的現代文明建構的模式之外,又有了另外一種現代文明建構的模式,即亞洲的模式。這種模式與西方的現代性模式有所不同,它以亞洲國家自己的文化傳統為基底。

因此,所謂亞洲價值,應該是世界現代化進程的伴生物,是現代性研究衍生出來的一個類分概念,主要不在於提出而是亞洲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以自己不同於以往的現代文明建構的實績凸現出來的帶有亞洲歷史文化與社會結構特點的價值系統。由於歷史的原因,亞洲國家的絕大多數尚處在現代文明建構的過程之中。不管學術界對現代化和現代性的理念作何種界說,以及是否承認亞洲已經創造出了現代文明建構的新的模式。只要是現代性的文明建構,其中一定會蘊涵著包括人類文明共同成果的普世性的因素。全球化和本土化只不過是一個問題的兩個互動的方面,而不是互不相容的兩極。

亞洲國家的哪些方面、哪些問題應該一無障礙地融入全球化的道路,哪些方面、哪些問題應該毫不退縮地往本土化方向延伸,各個國家自會根據不同情況,作出明智的抉擇。「閉關鎖國」是農業社會的產物,工業革命之後已經沒有出路。到了21世紀,「區域文明體系」不匯流到「世界文明體系」之中,這種情形如果不是民族主義的精靈作梗,就一定是幻想家的夢囈。亞洲價值這個概念所以能夠成立,是因為亞洲一些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明顯有自己的特點,可以從這些特點出發匯流到人類現代文明的共同河流中去,而不是希求從那條河流中分離出來。

展望21世紀的路程,我想隨著亞洲國家走向現代化的目標的實現,亞洲價值必然得到進一步的彰顯,而彰顯的程度,則取決於亞洲國家對自己文化資源整合的狀況,以及對自身局限克服的程度,同時也取決於亞洲國家和人類共同文明融解的程度。

希望對您的理解有所幫助。

5. 中國和亞洲文化的重要特徵是什麼

第一大特徵,是亞洲文化歷史極其悠久。在全世界所有的地區,特別是與歐美地區相比,亞洲文化歷史特別悠久,人類有四大古文明,除了埃及之外,其他三個全在亞洲,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中華文明和印度文明,亞洲除了這三個公認古文明之外,還有希伯來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蒙古文明等等都產生過世界性的影響,遠高過現在世界主流的歐美文明。

「我們要注意這個年齡特徵,就像我們面對村莊裡面的百歲老人一樣,他有關生命的種種談論值得珍視的原因是,他用自己的生命證實了這些道理。亞洲文明那麼年老,其中有輝煌,有衰敗,有復興,有奮斗,這些全部都是我們的經驗,我們有資格在當代全球一體化的時候來講述過去歷史經驗,歷史給了我們這種資格,這是亞洲文化的第一個特點。」

6. 新加坡文化與中國文化關系

新加坡是華人社會,所以很注重華人的傳統,中國文化一般在新加坡都可以找到,甚至有些在中國大陸已經逐漸忘記的習俗,新加坡都可以找到。

7. 亞洲文化的代表是哪一個國家

把「亞洲」不僅作為一個地理區域,而且作為歷史文化思想有聯系性的空間,希望從這一背景出發,重新思考過去的歷史和未來的前景,這似乎無可非議。但是,這種被稱為「亞洲主義」的思路,在日本的明治時代即中國的晚清時代就有了的。本文追溯日本在明治時代的「亞洲主義」和它後來的發展,分析「興亞論」與「脫亞論」的差異,指出那個時代的日本出現「亞洲主義」,只是迅速富強起來的日本,力圖擺脫西方附屬地位的一種民族主義表現和擴張主義的策略,相反,晚清至民初處在相對衰弱的中國,卻對亞洲主義反應相對冷淡和警惕,盡管那個時代中國也有對「亞洲」的贊美,但是這只是一些特例。本文指出,這一中日之間的差別,一方面來自歷史傳統,當時的中國長期而普遍地停滯在天朝大國和朝貢體制的想像中,因此,在普遍的觀念世界中,「亞洲」不是一個實質性的區域而只是地理學上的一個詞彙,在傳統中國觀念世界中,日本朝鮮東南亞以及南亞諸國都是一樣的「四夷」。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承認,對於迅速膨脹的日本,中國人是有警惕的,那種「亞洲主義」的言說,在中國人看來,很明顯掩蓋著日本擴張的慾望。 從晚清到民初,日、中兩國的知識界和思想界關於「亞洲」的言說背後,心情和思路竟是如此不同。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民族主義,二是近代性追求,而這兩個問題不僅成為二十世紀思想史的起點,而且幾乎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本文指出,無論日本還是中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民族主義」都表現為對於國家整體的近代性追求,簡而言之即通過追求富強來凸顯民族存在,而追求富強又只能是近代化和西方化。於是,民族主義立場和世界主義價值就常常混雜在一起,近代性的追求遮掩了傳統性的固守,民族主義則經由世界主義來表達。比較而言,如果說,日本通過「脫亞」而進入「興亞」,是實現了近代性追求之後,進而訴求傳統性保存,而中國從「中體西用」激進地轉向「全盤西化」,表面上看去,是未實現近代轉化的背景下,對近代性的追求和對融入世界的嚮往,但是底色卻是救亡,拯救民族危亡。 因此,對於同一個「亞洲」,從中國的晚清到民初也就是日本的明治時代,中國和日本在認知上有相當大的差距。近年來,中日兩國有的學者重新提出「亞洲價值」或「亞洲共同體」的意義,本文的目的就在於指出,我們還是需要追問,第一,「亞洲」,是哪一個「亞洲」,是東亞,還是包括了西亞、中亞和南亞的整個亞洲?第二,「亞洲」作為地理學的一個空間如何可以成為一個文化認同空間?第三,日本所認同的「亞洲」,是否就是中國和韓國也都認同的一個政治或文化共同體?第四,「亞洲」究竟是一個需要建構的認同共同體,還是一個已經被認同了的共同體?換句話說,它是已然的歷史,還是希望的現實? 2001年十月間,我在日本參加一個討論會的時候,東京大學的黑住真教授送給我一份關於日本的亞洲主義的論著目錄,回到北京不久,東京大學的末木文美士教授又寄來一冊他與中島隆博先生合編的《非·西歐の視角》,這本書中收錄他的一篇論文《連帶,還是侵略——大川周明與日本的亞洲主義》1,這使我重新對「亞洲主義」這個詞語產生了興趣2。自從六十年代,日本學者竹內好等人開始集中討論「日本的亞洲主義」以後,陸陸續續有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似乎新的一輪討論又在日本開始,根據手邊的資料舉一些例子,追溯亞洲主義與日本主義之間關系的如1997年小路田泰直的《日本史的思想:亞洲主義與日本主義的沖突》,直接討論這一問題的像1996年古屋哲夫編的《近代日本的亞洲認識》,間接用這種視角來思考歷史的如1992年荒野泰典等合編的《亞洲中的日本史》3,特別是在當代中國也相當有影響的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濱下武志、平石直昭和宮島博史所編的叢書《從亞洲出發思考》,更是再一次在九十年代引起了這個話題4。 把「亞洲」不僅作為一個地理上的區域,而且作為歷史文化思想有聯系性的空間,希望從這一背景出發思考過去的歷史和未來的前景,似乎無可非議,我也曾經在一次會議論文中,以近代佛教為例指出,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的時候,應當注意到日本、韓國和中國是互為背景與資源的5。但是,什麼時候它卻成了「亞洲」而且是「共同體」?盡管我們承認,日本、韓國、中國的一些學者重提「亞洲」,在某種意義上說,有超越各自的民族國家的政治邊界,重新建構一個想像的政治空間,對內消解「國家中心」,向外抵抗「西方霸權」的意義,但是從歷史上看,亞洲何以能夠成為,或者什麼時候成為過一個可以互相認同、有共同歷史淵源、擁有共同的「他者」的文化、知識和歷史甚至是政治共同體?且不說亞洲的西部和中部現在大體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和民族,也不說文化和歷史上與東亞相當有差異的南亞諸國,就是在所謂東亞,即中國、朝鮮和日本,何時、何人曾經認同這樣一個共同空間? 竹內好以及相當多的學者當年都曾經指出,這種產生於日本的亞洲主義,在日本「脫亞」入歐追尋近代化的努力已經成功的背景下,引出了「興亞」並與歐洲分庭抗禮的心情,這使日本一方面重建與亞洲的「連帶」關系,另一方面又滋生了凌駕與指導亞洲的「侵略」心情6。對於這一分析框架,現在盡管有很多學者以為已經相當陳舊,但我以為仍然相當有說服力。那麼,現在重提「亞洲」或者「亞洲共同體」的舊話,如果已經超越了竹內好所說的「連帶與侵略」,那麼,其背景和心情又是什麼呢?特別是日本所認同的「亞洲」,是否就是中國和韓國也都認同的一個共同體,換句話說,就是「亞洲」究竟是一個需要想像和建構的共同體,還是一個已經被認同了的共同體,卻還是一個大可考究的事情,特別從歷史上看尤其有疑問。 一、關於日本近代的亞洲主義 按照桂島宣弘氏說法,關於日本的亞洲主義思潮要追溯到十九世紀前半葉甚至十八世紀末期,當西洋的天文與地理之學改變了面前的世界,使日本人意識到萬國的存在和「東洋」、「西洋」的地圖時,傳統的以中華為文化中心的華夷觀念便開始瓦解7,這種世界圖像的瓦解成了日本重新建構新的政治地圖和文化地圖的契機。而按照山室信一的說法,日本的「亞洲觀念」之確立,更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初,當西川如見(1648-1724)作《增補華夷通商考》中的《地球萬國一覽之圖》凸顯了「亞洲眼光」、新井白石(1657-1725)在《西洋紀聞》中區分了「西洋」和「東洋」,其實已經改變了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8。不過,盡管歷史淵源還可以向上追溯,但通常學者注意到的是日本迅速近代化的明治時期的很多言論,因為,不僅是日本的亞洲主義觀念,以及「興亞論」和「脫亞論」,甚至一切後來的思想史變化,都可以在這個時代找到其原因。 有的學者指出,「興亞論」與「脫亞論」的差異,是前者以「東洋-西洋」為認同的基礎,強調地緣性的作用,而後者以「文明-非文明」為認同的基礎,強調近代性的意義。但是,實際上「亞洲主義」並非單純強調地緣的作用,它也在凸顯一種價值的認同取向,而「歐化主義」也並非僅僅注意到追求歐洲的近代性,它也曾經要求日本在亞洲作為表率,使整個東亞一同擺脫大清帝國中心與傳統中國觀念世界的籠罩。因此,像脫亞論的主張者中,最具代表性的福澤諭吉(1835-1901),也曾經在強烈呼籲「脫亞」的時候,其實並不忘記亞洲的連帶性9,很多人都注意到,明治十八年(1885)三月十六日他發表在《時事新報》的《脫亞論》中就有這樣的話: 我日本國土在亞洲東部,但國民之精神已經擺脫亞洲的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為今日謀,我國不能不等待鄰國之開明,一道振興亞洲,與其脫離其伍而與西洋文明國度共進退,還不如接引支那、朝鮮……10 當然,同時他也說到,這個亞細亞的同盟,當然不能不以日本為盟主,因為日本在東洋的文明化進程中已經是當然的盟主和領袖11。這恐怕不是一個福澤諭吉的個人私言,據芝原拓自對日本明治時期中央五大報紙輿論的調查和研究,即使是在一般的民間,也可以看到,自從明治維新以來的十年,已經浸透了驕傲自滿的開化日本觀和充滿蔑視的亞洲觀念12,而伊藤之雄則指出,在明治維新到1884年,無論在藩閥還是在民間,日本都已經開始確立了自己東亞盟主的意識,從1885年到1894年甲午戰爭,日本深感歐洲列強特別是英國和俄國在東亞的滲透,產生了「過剩」的警戒之心,而中日戰爭日方的勝利,則強化了亞洲盟主的觀念13,當然可以補充的是,到了1904年日俄戰爭之後,這種盟主的意識就膨脹成了霸主的野心。因此,這種觀念蘊涵了日本民族主義的擴張意識,卻又以對抗西洋的侵略為旗幟,以所謂追求普遍的亞洲文明為口號。當然,在這樣的人中間,除了像福澤諭吉這樣以西洋文明為亞洲共同追求,以近代性觀念作為合理依據之外,當然,還有的人是直接強調東方文明對於西方文明的優越性,同時也由於這種歷史與文化的共同性,而同樣強調地緣的親和感,像樽井藤吉(1850-1922)的《大東合邦論》(1893)關於「東方為日出之所,主發育和親,其神青龍,其德慈仁(中略),亞洲在歐洲之東,日本朝鮮在最東,故受木德仁愛之性,清明新鮮之氣煦然,其性情風俗,與西北染肅殺之風者不同,蓋自然之理也」,所以,他凸顯的是「其土唇齒,其勢兩輪,情同兄弟,義均朋友」的同文同種14。 簡單地說,「亞洲主義」的呼聲漸高,與明治維新的成功有關,而明治維新的成功,一方面使日本從根本上擺脫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制的羈絆,擺脫了中國文化的籠罩,重新確立了日本的自我和他者,一方面也使日本產生了擺脫西方,從西方邊緣的尷尬地位中解脫出來的願望,希望再度確立一個地緣與政治、經濟、文化重疊的「自我」15。這個時候,對近代化以來的強盛與進步的自豪、對自身所處的東方傳統的依戀感、以及地緣上的認同習慣,加上西方國家幾百年來對日本的頤指氣使,就構成了日本近代相當復雜的心情,脫亞是脫不了的,入歐也是入不了的,於是,一些日本人開始越來越多地把視線轉向了自身所在的同一空間,本來在中國和日本都不曾把它作為近鄰的「亞洲」,卻突然成了具有天然親和感的遠親,彷彿本來它就是和自己一門出身,和「歐洲」沒有血緣的自家人。 平石直昭在《近代日本的亞洲主義》中列舉了福澤諭吉的「東洋連帶論」、樽井藤吉的「大東連邦國構想」、近衛篤■和「同人種同盟論」到岡倉天心的「解放者日本像」,指出這個時代亞洲主義的依據,一是同文同種為基礎的連邦國家構想、二是東洋門羅主義的理念,三是將日本視為以文化同一性為基礎的亞洲的解放者。第一點是來自歷史與文化同一性的想像,第二點是將地理空間與政治空間重疊的設想,第三點則建立在以「進步與落後」的近代理念上的16。但是,且不說最後這一點中所包含的危險傾向,就以第一點論,其實,所謂同文同種也罷,文化同一性也罷,在文化認同上,在族群認同上,根基都不那麼可靠。比如,把中日韓算在一門當然還有漢字文化圈的依據,而把中日印也算在一個認同空間,卻主要靠了佛教信仰,盡管中國從來就不能算是一個佛教國度,而印度的佛教在近代已經早已風光不再,但是在提倡亞洲主義的人那裡,曾經產生過或流傳過佛教,就是沾親帶故的理由,而在把「西方」作為「他者」的背景下,建構一個「東方」似乎也順理成章,因此在著名的岡倉天心的筆下,喜馬拉雅山不再是劃分兩個文明區域的屏障17: 亞洲是一個。喜馬拉雅山脈把兩個強大的文明,即孔子的共同社會主義中國文明和吠陀個人主義的印度文明分開,但雪山並不是障礙,它不能將追求普遍性的『愛』的思想割斷,而這種『愛』是所有亞洲民族共同的思想遺傳,正是在這一點上,它區分開了自身與偏好尋求人生手段而非目的的地中海沿岸諸民族18。 這種把「亞洲」的歷史和日本連在一起,又在「日本」身上寄託亞洲理想的思路,在日本戰勝中國,又戰勝俄國之後,似乎變得更加高漲起來19。 近一百年以後,當一個西方人柯能(VictorG.Kiernan)回憶當時歐洲人的普遍焦慮時這樣說道,「日本在1895年打敗中國時,它可能還自許為亞洲的捍衛者。某位西方作家預言,世界的未來將決定於亞洲,他引述大隈(Okuma)談論萎退的西方,並指出日本將會替亞洲人驅逐西方,……1904年的日俄戰爭中,俄國大也可自許是歐洲文明的捍衛者,……一名旅居聖彼得堡的英國人寫道:如果日本打贏了,它可能很快結合黃種民族,從此不可一世」20,事實正是這樣,在這以後,「亞洲」才成了日本政治與文化想像中需要「提攜」和「連帶」的一個空間。 二、晚清至民初中國對「亞洲主義」的復雜反應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那些年裡,快速膨脹的日本似乎確實有一種「提攜支那」的熱情和「同文同種」的想像。其中,大久保利通和「振亞會」、《太陽》雜志、東亞同文會及《東亞時論》、日本人在中國所創辦的各種東文學堂,在一些學者眼中就是某種「亞洲主義」的象徵。也有人過高估計當時中日接近的程度,把這段時間看成是中日關系的所謂「黃金十年」,似乎讓人覺察到一些「亞洲一體」的端倪21。不過,這都忽略了當時中國人真正的心情和感情,更誤看了當時歷史,把表面熱情掩蓋了背後蔑視。其實,彷彿老話說的「剃頭挑子一頭熱」,那個時代「亞洲一體」的構想更多地只是日本的一廂情願。作為一個已經充分近代化,而且在日中、日俄兩次戰爭中初嘗勝果的國家,日本很容易由於自我地理的邊緣性而感到世界格局的不公平,也特別容易刺激它自命「盟主」甚至充當「霸主」的心情。但是,對於仍然處於傳統與近代轉換期間的國家如中國,卻未必願意接受這種日本的「亞洲主義」。本來中國的地理觀念中,就沒有「亞洲」或「亞細亞」的意識,而只有「中朝」與「四裔」的觀念,直到近代接受西方地理學的空間說法,才有「亞洲」的意識,但是這種地理學意義上的認知,卻與政治學意義上的認同無關,這除了華夷觀念和朝貢體制的歷史記憶滯留外,現實的原因很簡單,在以國族為基礎的思考框架下,既不願意作為被日本牽著鼻子走的附庸,又不能認同這種想像的、沒有歷史與文化基礎的「亞洲」為政治與文化的共同空間。 毋庸諱言,在那一段時間里,中國知識人中也曾經有過對日本相當親切的議論,確實看上去也頗吻合「亞洲主義」的口徑22。

8. 亞洲文化在禮節歷史上有哪些共同點

亞洲主要國家的節習俗禁忌
(一)日本
日本與我國一衣帶水,日本人性格內向,好勝心強,自尊心強,勤勞刻苦,注意遵守時間,注重禮節。
1.生活習俗
由於四面環海,特殊的地理環境決定了日本人的飲食習慣,對各種海味格外青睞,尤其是生蠣肉、生魚片。日本人喜歡吃泡菜及用醬、蔬菜、豆腐、香菇、紫菜等海味菜製成的「大醬湯」,這種「大醬湯」被稱為「母親的手藝」。日本人注重茶道、茶禮。茶道儀式十分繁瑣。在日本精於茶道,被認為是身份、修養的絕好表現。
日本人特別鍾愛櫻花,把它奉為國花。
2.宗教信仰
日本人主要信仰佛教和神道教,崇尚武士道精神。
3.禁忌:
日本人很講究餐桌禮儀,單是在使用筷子時就有八種忌諱:一忌舔筷、二忌迷筷、三忌移筷、四忌扭筷、五忌插筷、六忌掏筷、七忌跨筷、八忌剔筷。除此之外,還忌用同一雙筷子給席上所有的人夾取食物。
日本人不喜歡荷花圖案,認為它是不吉祥之花,是祭奠死人用的花。而對於菊花,認為它是一種高貴的花,16瓣的菊花是皇

9. 亞洲的文化及其特點有哪些(可以是亞洲不同國家服飾,飲食,語言,建築,藝術等方面進行介紹。)快點!

就我國來說,歷史淵源較長,四大古國之一,且中華文化對日本韓國越南等國有一定的哺育。

10. 亞洲的文化特點

由於亞洲地區地域廣大,民族眾多,文化的多樣性很強,差異很大,幾乎沒有統一的「亞洲文化」。
所有的世界性宗教都誕生於亞洲,如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在18世紀工業革命開始之前,由於世界的經濟重心在亞洲,所以大部分人類的技術成就都產生於亞洲。早在公元前3000年,亞洲人已經發明了燒制陶器和冶煉礦石,亞洲的蘇美爾人首先發明了文字和系統的灌溉工程,中亞的游牧民族發明了馬鞍、挽具和車輪,中國人發明了瓷器、馬蹬、火葯、指南針、造紙術和印刷術,並最早種植稻穀。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發明了十進位計算技術。亞洲各種地方性的醫葯技術即使今天也非常有效,還在很多地區使用。
西方和東方的許多樂器是有同一起源的,所以非常相似,如小提琴和二胡,吉他和琵琶,雙簧管和嗩吶,幾乎相同的東西方笛子。其實這些樂器多數都是起源於中東地區。
中國、阿拉伯、印度等各亞洲民族的文化對世界文化有著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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