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宣揚武漢楚文化

⑴ 歌頌荊楚文化的古詩詞

在歷代詩人中，唐朝李白所留下來的有關武漢的詩歌較多，這或許與其在湖北生活時間較長有關吧，他曾在湖北安陸生活十年。他寫下了許多與武漢有關的詩歌。其中屬《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最有名。

在《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一詩中，李白首次將武漢稱作江城。是最早將武漢稱為江城的詩詞。

除李白之外，崔顥的《黃鶴樓》也耳熟能詳，是最能反映武漢景緻的詩作。這首詩成為歷代所推崇的珍品。傳說李白登此樓，目睹此詩，大為折服。說：「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襄陽

襄陽，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同時也是楚文化、漢文化、三國文化的發源地，歷史上也不少文人墨客出生於襄陽，其中孟浩然就是盛唐時代和襄陽的山水文化造就的一顆璀璨千古的詩星。

孟浩然被後人稱為孟襄陽，一提襄陽，人們便知道這里有個孟浩然。一提到孟浩然，人們便會立馬想到襄陽。他毫不吝惜對家鄉襄陽的贊美，在他的眼中，襄陽甚至要美過會稽。

宜昌

滾滾長江造就了三峽這樣的自然美景。屈原、昭君、夷陵之戰、石牌保衛戰……記錄了宜昌文明的深邃。而在這些景美、人更美的地方，歷史上的文人墨客們也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名篇。

《早發白帝城》是唐代偉大詩人李白在流放途中遇赦返回時所創作的一首七絕，詩意在描摹自白帝至江陵一段長江，水急流速，舟行若飛的情景。

初唐四傑中的楊炯、盧照鄰也先後描寫過宜昌三峽的美景。

荊州

荊州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建城歷史長達2600多年，是楚文化的發祥地和三國文化的中心，創造了堪與古希臘雅典文化相媲美的楚文化。

《荊州歌》是李白初出蜀路過荊州（今湖北江陵時）所作，此詩寫的是一位農村婦女辛勤勞作之時思念遠方丈夫的愁苦情景。

除李白之外，陸游、杜甫均以《荊州歌》為題描寫過荊州風光。

黃岡

黃岡歷史文化源遠流長，有2000多年的建置歷史，孕育了中國佛教禪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宋代活字印刷術發明人畢升等科學文化巨匠。

提到與黃岡有關的詩詞，蘇軾是最為知名的。《念奴嬌·赤壁懷古》這首詞是公元1082年蘇軾謫居黃州時所寫，當時作者四十七歲，因「烏台詩案」被貶黃州已兩年余。蘇軾被貶後憂愁無從述說，於是四處遊山玩水以放鬆情緒。正巧來到黃州城外的赤壁（鼻）磯，此處壯麗的風景使作者感觸良多，寫下此詞。

蘇軾前後在黃州貶所居住四年多。在這首《卜運算元·黃州定慧院寓居作》中，作者借月夜孤鴻這一形象托物寓懷，表達了孤高

⑵ 在武漢，「楚荊文化」究竟指的是什麼

在武漢，“楚荊文化”主要是指以當今湖北地區為主體的古代荊楚歷史文化。並且也是指從古到今的湖北地區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

楚荊文化可分成多個系列：1、炎帝神農文化。炎帝神農嘗百草，主要在湖北這一帶，救治百姓。2、楚國歷史文化。3、秦漢三國文化。是秦漢時期各國歷史紛爭的文化中心之一。4、清江巴土文化。古代巴人後代是土家族，也是我國有特色的少數民族之一，其文化也一同並入。

而楚國的文化，也成為了荊楚文化的精髓，是民族的精神財富。荊楚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楚文化、荊楚文化同屬一個概念，都是由楚國人創造的文化形態。而歷史上荊、楚不分，因此合並稱呼，成為一種特定的稱謂，歷史源遠流長。

⑶ 荊楚文化

荊楚文化因楚國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時期在江漢流域興起的一種地域文化。 商周時期中原民族把長江中游的南方民族稱為荊蠻、楚蠻或荊楚，周武王分封荊楚民族一支的首領熊繹於荊 楚辭被喻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對於其後產生的漢賦更有直接的影響。「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的楚辭，與其他楚文化精華一起，構築起瑰麗奇異的楚地文明。

⑷ 武漢宣傳語是什麼

楚山楚水楚文化 大江大湖大武漢

⑸ 吸引上萬遊客來漢，武漢究竟有什麼獨特魅力

武漢是一個擁有文化底蘊的城市，也是一個擁有傳統美食的城市，如今的武漢更是英雄的城市，這些就是武漢獨特的魅力。

一、文化底蘊

武漢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我們在童年的時候背誦的古詩當中出現的黃鶴樓是位於武漢，民族英雄岳飛是在武漢出發決定北伐，辛亥革命的第1槍是在武昌打響的，當年的中華民國是以武漢為革命中心的。因為武漢這個地方被歷史淹沒了，所以大家都來到這里，尋找過去的歷史，體味當年的文化興衰，體會當年中華民國走過的歷程。

⑹ 介紹一下荊楚文化

荊楚文化的現代價值

湖北日報記者 黃宣傳 通訊員寧微

荊楚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我們如何更好地利用這份文化遺傳？元旦前夕，在中國地質大學召開的荊楚文化研討會上，來自全省各地的荊楚文化專家學者，暢所欲言，共同探討荊楚文化的現代價值。

荊楚文化的現代價值是什麼

荊楚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省政協主席王生鐵指出：千百年來，湖北作為荊楚文化的中心，對燦爛輝煌的荊楚文化的形成作出過突出的貢獻，也因此奠定了湖北作為文化大省的重要地位。在21世紀新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下，集中研究荊楚文化的現代價值，不僅對湖北的文化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對湖北經濟社會的發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荊楚文化的現代價值主要體現在與時俱進的文化精神、豐富多彩的文化資源、黨的歷代領導人對湖北的親切關懷。這是荊楚文化的重要內涵，有著極其寶貴的現代價值。

「荊楚文化現代價值的核心內涵就是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而這種創新精神是促進湖北經濟建設與發展的精神動力與源泉。」華中師范大學張正明教授明確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所謂「敢為天下先」就是指在與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發揮想像力，形成自己的優勢和特色。他指出荊楚文化的精華——老莊哲學思想與屈騷美學思想就是想像力與創造力的典範。

如何更好地開發利用荊楚文化

王生鐵認為：我們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發掘歷史文化遺傳，繼承人類優秀文化成果，牢牢地把握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將荊楚優秀文化與湖北的現代化建設實際有機地結合起來，為激勵全省人民奮勇前進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省社科院副院長劉玉堂研究員提出了構建以長江三峽、漢江、清江和神農架、武當山、大別山為載體的「三江三山」旅遊布局設想。他認為，湖北旅遊如果放棄了漢江、楚文化和三國文化就等於丟了一半，而處在湖北西部的清江，有著巴文化、土家族和苗族文化的底蘊。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大別山，將是我省有效地推行紅色旅遊的一份寶貴的革命文化資源。我省的文化旅遊只有將「一江兩山」戰略調整為「三江三山」戰略，才能比較完整地彰顯出荊楚文化的內涵，體現出荊楚文化內涵的多樣性。

省社科院研究員何念龍在發言中再次提出了建立「荊楚文化走廊」的建議。所謂「荊楚文化走廊」是實體性的文化高地。從空間角度來看，它是以漢宜高速公路（另有與之重合的318國道）為主體的公路文化帶，以荊州古城為中軸心向武漢和宜昌兩個方向動態延伸，在地帶上形成「一線貫五珠」（漢宜公路為一線，特大城市武漢，大中城市宜昌、荊州，小城市仙桃、潛江）的文化長廊優勢和整合文化效應。從文化特色來看，建成的「荊楚文化走廊」將形成宜昌、荊州、武漢三個發展極點，傳統底色有三峽文化（或巴楚文化）——楚文化——漢派文化；現代特色則相應體現於水電文化——復合文化（兼容綜合）——光谷文化。「荊楚文化走廊」將成為水文化與陸文化交融、傳統性與現代性、開放性與新異性兼具的文化紐帶。具有舉世矚目的獨特文化亮色。要想向全國乃至全世界推出具有湖北特色的文化品牌，建立「荊楚文化走廊」刻不容緩。

文化的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最為密切。湖北經濟學院王麓怡副編審提出了從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考量荊楚文化資本，以湖北的文化資本積累帶動最具增長潛力的第三產業的發展，以地區資源稟賦優勢的文化資本和第三產業作為湖北在中部「崛起」的內生性支撐的思路。

荊楚文化同樣可為現代城市建設做出貢獻。來自荊州市社科聯的劉柏芳、謝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充分發掘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楚文化資源，繁榮發展荊州市文化產業。無獨有偶，鄂州市博物館副館長、副研究員熊壽昌也認為，地處熊渠封王台，開發利用楚鄂文化，對於城市建設，對於創建全國歷史文化名城、文明衛生城、優秀旅遊城具有重大意義。

對荊楚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原湖北省政協副主席、荊楚文化研究會會長程運鐵，荊楚文化研究會副會長陳昆滿，從倡導茶飲論荊楚茶事，考證了茶與荊楚的不解之緣，指出楚人如茶，我們從湖北茶事發展的歷程中，可以顯現荊楚的人文精神。如神農氏「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而毫不畏懼，陸羽為探究茶學而千里跋涉等等，體現出楚人的「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開拓奮斗精神；荊楚茶事爛漫多姿，恰合楚人追新逐奇的藝術情懷；另外，荊楚茶事追求意蘊，恰好反映了楚人平和中庸的哲學理念等等。

中國地質大學校長張錦高、中國地質大學自然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朝教授，對荊楚文化和楚文化的形成、楚文化的表現特徵與成就進行了系統全面的梳理。他們認為，我們今天來討論和研究荊楚文化和古代文化，不僅僅是「發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要繼承傳統文化的精華，構建更為輝煌的現代文化。

從思想特徵來看，荊楚文化比之黃河流域諸文化更富有一種想像、思辨和浪漫的力度。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李維武認為，這種思想文化的特殊性，在湖北地區逐漸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心學傳統，而湖北文化對於中國哲學發展、對於中國人精神世界的開拓所作出的最具特色的貢獻，也莫過於這一心學傳統。如荊門郭店的楚簡，已關注、探討心性問題。從隋唐至20世紀的千餘年間，荊楚大地上更是涌動著一波又一波心學的浪潮；禪宗興起於黃梅，陸九淵主政於黃安、麻城。。。

荊楚文化哲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與取向產生了重大影響。省社科院副研究員劉寶昌在回顧了研究界對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學的關系所走過的階段後指出，荊楚文化哲學的詩性藝術的獨具一格的審美取向，對現代文學美學世界的構建產生了重大影響。荊楚文化哲學的詩性藝術讓中國現代文學具備了逍遙美和對大自然的關注而產生的自然美。

華中師范大學姚偉均教授在梳理荊楚的飲食文化、服飾文化與節日禮儀在漫長歷史中的變遷時指出，社會物質生活的狀況也是評價社會進步的唯一標尺，探討荊楚的社會生活傳統實質上就是從一個新角度來研究荊楚文化，從而真實地重現和構擬荊楚文化的現代價值和未來方向。

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邵學海的發言「別具一格」。他認為，作為中華文化組成部分的荊楚文化，經上世紀上半葉的發現和下半葉的開掘，已引起海內外矚目，並在眾多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但是，掌握正確歷史方法，以客觀真實的材料以及嚴謹的態度為基礎，才能更好地進行歷史應用。狹隘的觀念和實用主義，不利於開發楚文化的現代價值。此外，已知的闡釋楚文化現代價值的研究成果，多限於精神層面，它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但過程是緩慢長期的，方式是潛默移化的，效果是模糊的。我們開掘楚文化的現代價值，不能企圖畢其功於一役。在繼承優秀文化遺傳時，我們也應正視歷史的教訓以及所謂糟粕所具有的警荊楚簡帛與荊楚文化

羅運環

荊楚簡帛的研究已形成國際性學術熱潮，這除了楚簡不斷有新的發現之外，更重要的是荊楚簡帛內涵豐厚，吸引力強。我國簡帛的出土主要集中在荊楚和西北兩大地域，在荊楚和西北兩大地域中又以荊楚居多。早在南齊時代，荊楚北部襄陽（今湖北襄樊市）就有一座被盜的古墓出土竹簡書，經鑒定，認為正是《周禮》所缺佚部分的《考工記》。20世紀40年代初，在湖南長沙出土了著名的楚帛書。從50年代起荊楚簡帛不斷地出土面世，共計有50餘批。其中自70年代以來，馬王堆漢簡帛書、睡虎地秦簡、包山楚簡、郭店楚簡、張家山漢簡、走馬樓三國吳簡、上海博物館館藏楚竹書、里耶秦簡等大宗簡帛出土和發現，不斷給學術界帶來驚喜。

荊楚簡帛大都出於墓葬和古井，書籍、文書各具特色，種類甚多，內容豐富。犖犖大者，有如下數端。

道家思想是荊楚文化的一大特色。荊楚簡帛所出《老子》就有郭店楚簡本和馬王堆帛書本。竹簡《老子》屬於選本，抄寫於戰國中期，是所見最早的本子，與今傳本相比，沒有關於「道」的理論，以及「小國寡民」理想社會的闡述，沒有「絕仁棄義」、「絕聖棄智」等與儒家主要學說相抵牾的內容，偏重於實用，當為楚國官方的一種傳習讀本。馬王堆帛書《老子》有甲、乙本，分別抄寫於劉邦稱帝前和稱帝後，除德經在前道經在後與今本不同外，內容結構基本一致，能解決今本章節、字句的許多爭議，是所見最早的全本《老子》。道家著作還有郭店楚簡本《太一生水》和上海博物館館藏楚簡《恆先》篇，這是兩篇荊楚傳習的十分珍貴的先秦道家佚籍，分別闡述道家的宇宙生成論及道家虛靜理論和天地起源問題。道家在戰國中後期分為黃老學派和莊子一派，黃老學派在戰國時代影響頗大，因其著作失傳而導致後世知之甚少。馬王堆帛書《黃帝內經》的發現，使世人獲得了重新認識黃老學派的機會。

儒學一直是荊楚文化重要的內涵。春秋時楚人就有傳習《詩》、《書》、《禮》、《樂》的傳統，楚莊王的臣下申叔時就是著名的儒學家。在討論楚太子教育問題時，他提出了善、德、忠、信、節、義、禮、孝、仁、文、武、罰、賞（《國語·楚語》），其核心內容是「聳善而抑惡」，追求「心」之「善」，開後世思孟學派心性學和「性情」論的先河，成為荊楚傳習儒家學說的一大特色。郭店楚簡和上海博物館館藏楚竹書中的《緇衣》（各一篇）、《性情論》（《性自命出》）、《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窮達以時》、《六德》、《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子羔》、《民之父母》、《武王踐作》等篇都不同程度體現出儒家思孟學派的心性學說和民本思想。

荊楚是一個擅長詩賦的地域。早在春秋時代，楚國就提倡詩教，貴族士大夫多擅長四言詩，常以《詩》中章句作為外交和人際交際的一種表情達意的方式。戰國時代楚辭在荊楚崛起，出現了以屈原、宋玉為首的作家群體，創造了燦爛的楚辭楚賦作品，對荊楚文化以至整個中華文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上海博物館館藏戰國楚竹書就有詩、賦、音樂方面的簡文。《詩論》是儒家文學評論性質的論文佚篇。楚簡中除《詩論》所見《詩經》詩篇外，還新發現了6篇佚詩，十分珍貴。《詩樂》（或稱《曲目》）有7支簡，記40種詩的篇名和演奏、吟唱詩曲詩詞的音高，寫在一篇或一組（數篇）篇名前，由宮、商、征、羽4個音階與穆、和等九個變化音調組合而成，如宮音有宮穆、宮群、宮汗、宮祝。楚地流傳的這種詩曲的調名來源尚難考究。

馬王堆出土帛書《春秋事語》和《戰國縱橫家書》是史書的重要發現。《春秋事語》以「記言」為主，可能是《國語》的一種不同本子。《戰國縱橫家書》27篇，有16篇屬久已失傳的佚篇，是戰國史的新資料，《戰國策》、《史記》關於蘇秦時代的錯誤，由此得到糾正，此書被稱之為「司馬遷所沒有見過的珍貴史料」。上海博物館館藏楚竹書中還有一部戰國楚文字字書，是楚地傳習的，也是我國所見最早的字書。

在戰國漢初的荊楚簡帛中，有關天文、歷法、占卜的數術書籍也佔有相當大的比例。20世紀40年代初在長沙出土的戰國時代的楚帛書，講一年十二個月的宜忌，屬於「月諱」一類的歷忌數術書，其所配的圖，應是所見楚國最早的一種「式」（數術家用以占驗時日的一種工具）或「圖式」。江陵九店戰國楚簡《日書》，是目前發現的最早選擇時日吉凶的數術書。雲夢睡虎地（M11）秦簡《日書》，也分甲乙兩種，內容更為豐富。馬王堆帛書的數術書超過半數，《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主要以星象雲氣占行師用兵，與天文關系最為密切。其中30幅彗星圖是世界天文學史上最早對彗星所作的精確觀測和准確描繪。兩種《陰陽五行》和三種《刑德》更是令人關注的數術書。

江陵周家台秦簡和張家山漢簡均發現有歷譜。前者為秦始皇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年及秦二世元年的歷譜；後者為漢高祖五年至呂後二年間歷譜。這些歷譜或存全年日干支，或存各月朔日干支，是研究秦漢時期歷法演變過程的珍貴資料。湘西龍山裡耶（J1）秦簡中的木牘乘法口訣表，是訖今我國最早的乘法口訣表、算術史上的珍貴實物。張家山漢簡《算數書》是早於《九章算術》的一部數學著作，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數學發展水平，書中保留了一些不見於《九章算術》的數學史資料，彌足珍貴，在數學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湘西張家界市（原大庸市）古人堤遺址也出土了東漢簡牘乘法表。

在簡帛中，法律文書是一項大宗內容。包山楚簡涉及法律文書，分有篇題和無篇題兩種，《集著》、《集著言》、《受期》、《疋獄》四篇是有篇題的。無篇題的一類是訴訟記錄和摘要；另一類是各地匯總上報案件的簡要記錄。包山楚簡的法律文書，屬於戰國中期楚國司法活動的檔案資料，是研究楚國法律的寶貴資料。雲夢睡虎地（M11）秦簡以發現秦律而著稱於世。《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為吏之道》等六篇，涉及到刑法、訴訟法、民法、軍法、行政法、經濟法諸方面，在中國法制史乃至世界法制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雲夢龍崗（M6）秦簡，是繼雲夢睡虎地秦簡之後又一次秦朝法律文書的重要發現。江陵王家台（M15）秦簡《效律》的內容與雲夢睡虎地（M11）秦簡大致相同。張家山（M247）漢簡也以發現漢律而聞名。其中《二年律令》是呂後二年（公元前186年）頒布的法令，涉及律名多達20餘種，部分律名與雲夢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相同，包含了漢律主體《盜律》、《賊律》的內容。

總之，荊楚簡帛本身就是荊楚文化的一道靚麗景觀。我國自20世紀初以來，出土簡牘總計34萬余枚，而荊楚一地的簡牘就佔半數以上，多達18萬余枚，兩次帛書大發現也均出自荊楚。戰國楚簡帛、秦簡、西漢前期簡帛、三國吳簡以及西晉簡牘，這五個時段的簡帛，均以其獨特的豐富內涵，不斷地形成諸多國際性學術熱點，促進了我國學術文化的繁榮和發展。
示與勸戒作用。

⑺ 楚文化的文化研究

早在20世紀30年代，楚文化作為一種區域文化，就引起了學者的關注。新中國成立以後，先秦楚國遺址、墓葬等的發現，激發了學界探索楚文化的熱情。其研究范圍從先前的文學、哲學領域擴展至歷史、地理、經濟、軍事、文字、建築、服飾、風俗、科技、歌樂舞等方面；其研究方法也隨著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藝術學等多學科理論和方法的滲透，逐步向綜合性研究方向發展。
湖北省博物館常務副館長萬全文告訴記者，上世紀50年代，長沙地區發掘的大批楚墓為楚文化這一學科的創立提供了契機；上世紀70—80年代，鄂、湘、豫、皖等楚國故地的考古發掘層出不窮，特別是隨州市曾侯乙墓的發現，使得楚文化研究開始蓬勃發展。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玉堂也認為，考古發現及其研究和認識的深入，引發了學界對楚文化研究的極大興趣，也為其拓展和精進奠定了良好基礎。
「楚文化研究正是在充分佔有最新材料的基礎上，不斷取得新突破、新進展的。」劉玉堂說，「隨著大量楚簡的不斷問世，其所承載的豐富訊息為楚文化研究向縱深推進提供了可能。例如，傳世文獻記載楚國遷都六七次，都城先後稱丹陽和郢，但清華簡《楚居》則記載楚國遷都達十四五次之多，且未見丹陽名稱，這將引起學界對楚都問題的重新思考。又如，根據傳世文獻記載，楚人先祖季連活動的年代不會晚於虞夏之際。可是清華簡《楚居》中則將季連與盤庚連在一起。若此盤庚即商王盤庚，那麼季連活動的年代豈不要向後推約七百年？諸如此類的情況不勝枚舉。」
華中師范大學楚學研究所所長蔡靖泉表示，楚文化研究曾在20世紀90年中期掀起一次高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由張正明主編的《楚學文庫》。這套叢書是20世紀楚文化研究的集中展示。「經過多年的積累，楚文化已經有了全方位、多角度、體系化的研究和總結性、集成性的成果。所以，當前楚文化研究主要是緊密跟蹤考古新發現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著力解決其囿於資料而未能破解的疑難問題。」蔡靖泉說除了注重考古發現之外，將楚文化和其他區域文化進行比較，對於推進楚文化多層面、全方位的研究也具有積極意義。萬全文向記者介紹說，楚文化與其他區域文化的比較研究，源於20世紀90年代初期。具體說來，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微觀等層面。比如，張正明的《古希臘文化與楚文化比較研究論綱》、王紀潮的《異彩紛呈：楚文化與希臘羅馬文化》等，就將楚文化與古希臘、古羅馬文化進行宏觀比較。中觀角度則是將楚文化與同時期中國其他區域文化進行比較。譬如張正明的《秦與楚》，清晰展現了秦與楚的民族源流、歷史道路、文化特色和成就、國家發展和命運，深刻揭示了秦與楚興衰存亡的歷史原因、秦人與楚人性格傾向對華夏民族性格形成的決定作用。所謂的微觀比較，則是將楚文化與其他區域文化某些具體問題進行對比探討，這也是目前區域文化比較研究方面成果最多的部分。
劉玉堂對此表示贊同。他認為，區域文化比較研究的意義重大。因為只有通過比較研究，才能真正發現不同區域文化的共性與個性；也只有通過比較研究，才能准確把握不同區域文化之間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過程和規律，進而發現中華文化形成與發展的路徑。
蔡靖泉也表示，將楚文化與並世共存的諸地域文化進行比較探討，是楚學研究的重點之一。這不僅能夠拓展楚文化研究視閾，也必將促進中國區域文化和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在新世紀的深入發展。劉玉堂表示，盡管楚文化研究在區域文化研究中處於領先的地位，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多學科的綜合研究還比較薄弱，某些關鍵的研究領域多年沒有突破。他認為，上世紀楚文化研究的輝煌，多半基於震撼性的考古挖掘。一旦楚文化考古缺少轟動性發現，楚文化研究很可能會出現「瓶頸」，甚至無話可說。因此，學界需要對楚文化考古資料作進一步的深入分析，尋求方法論上的突破創新。萬全文認為，從楚學研究的現狀來看，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賴楚簡帛研究的推動。造成這一研究現狀的原因，是由於楚文化考古的重大發現相對上世紀有所減少，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在沒有新材料出現的情況下很難得到解決。
針對此種情況，蔡靖泉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說，之所以楚文化研究沒有上世紀90年代那麼轟動，重大考古發現的稀缺只是原因之一。另外，由於三峽水庫、南水北調等大型工程的陸續開展，使得一大批文物被發現，而對這些考古資料進行整理、消化是需要時間的。只有將這些新發現的研究成果逐步推出，楚文化研究者才能據此繼續深化研究。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羅運環則強調說，除了對楚文化考古資料系統全面的整理之外，加強古文字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他告訴記者：「准確釋讀諸如楚簡、璽、貨幣、器物上的文字資料，不僅能夠幫助研究者找尋新的突破點，還能夠對過去的成果進行重新審視和思考。提升研究者對出土文獻這些一手資料辨識的准確性，對於醞釀楚文化研究下一次高潮不無裨益。

⑻ 楚文化的影響

先秦時代，楚國歷經八百餘年的發展，由僻處丹陽一隅，到擁有
中國半壁河山；從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問鼎中原，飲馬黃河，不斷
地發展壯大，成為「天下強國」。此間，楚國不僅位列「春秋五霸」、
「戰國七雄」，而且創造了特色鮮明、內涵豐富的楚文化。秦滅楚後，
海內一統，而楚文化在整個中華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則流傳至今。

屈原精神與中華民族精神
一個民族不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還要有體現本民族精神
的典範。楚國的屈原就是這樣一位跨越時空、體現中華民族精神的典
范。
屈原見聞廣博，「明於治亂，嫻於辭令」；為人「正道直行，竭
忠盡智以事其君」，在受懷王重用期間，努力實行其「美政」理想。
他主張以法治國，「舉賢才而授能」，並從制訂「憲令」入手改革內
政。在外交上，則竭力主張改傳統的聯秦政策為聯齊抗秦政策。這兩
方面的改革雖符合歷史實際，有利於楚國的發展，但觸動了一些權貴
以及秦國的利害關系。內外反對勢力因此互相勾結排擠誣陷屈原，懷
王不能明察，怒而疏遠屈原。頃襄王即位後，又偏聽「短屈原」的話，
將屈原放逐江南。但屈原並不因被放逐而改變「前志」，而是時刻
「眷顧楚國」，為表達其「存君興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之意，以辭賦進諫。他痛恨那些禍國殃民的奸佞黨人，同情人民的疾
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國殤》一章，熱情歌頌那
些為國捐軀的將士。在極度的抑鬱苦悶中，他多次產生「遠游以自疏」
的念頭，但或以「覽民尤（災難）以自鎮」（《九章·抽思》）；或
因「懷乎舊宇」，終於沒有離開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國為止。
正是這種執著的愛國情懷，似「受命不遷」，「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九章·橘頌》）的「後皇佳樹」，構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來，歷史選擇了屈原這個實有的歷史人物，充當體現中華
民族的精神的典範。歷代帝王著眼於屈原「竭忠誠而事君」（《九章
·惜誦》）：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為昭靈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為
「忠潔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為「忠節烈公」（《舊唐
書》、《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學者多從儒家角度，
引經據典評論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漢代劉安首次把屈作楚辭同《詩經》
的《國風》、《小雅》相提並論，並對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
的操行予以高度評價：「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離騷
序》引）。宋代晁補之認為：屈原愛君，「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
行其辭，「實羽翼六經於其將殘之時」，可與儒聖同等。故他說：
「原之敬王，何異孟子？」（《雞肋集》朱熹認為：屈原「乃千載而
一人」，其「忠君愛國之誠心」，不辨自顯；其書可以發「天性民彝
之善」，「而增夫三綱五典（常）之重」（《楚辭集注》）。皆意欲
將屈原納入正統的儒家范疇。而人民則因屈原的愛國精神和所受到的
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僅在他的故里秭歸和投水的汨羅江畔
修建了屈原廟、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還以端陽節吃粽子和賽
龍舟的形式來紀念他。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甚至於不同的國
度，都具有強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所倡議紀念的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誠如毛澤東所言：「（屈原）不
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
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
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費德林回憶錄：
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
屈宋辭賦與中國文學
先秦時代，隨著（《詩經》）熱的衰落，以楚辭楚賦為代表的文
學崛起於楚國，並將我國詩歌創作推向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高峰。所謂
「自風雅（指《詩經》）寢聲，莫或抽緒（繼承），奇文郁起，其
《離騷》（代指楚辭楚賦）哉！」（《文心雕龍·辨騷》）即指此而
言。與此相應，涌現了以屈原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內的楚
辭、楚賦的作家群體。其中，屈原以楚辭著稱，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
而以楚賦見長。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為宋玉，故
後世或以「屈宋」並稱。
楚辭作為一種文體，在民歌體式的基礎上，開拓了宏大的篇體和
錯落有致的句式。擺脫了《詩經》以四言為主的句式的束縛，節奏韻
律富於變化，表情達意更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創的這一文
體，「發憤以抒情」（《九章·惜誦》），充分地展現自己的內心世
界，把執著的人生追求與愛國主義思想融為一體。故「其稱文小而其
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還采
用一系列的藝術手法，尤其是把當時流傳的巫文化引入辭章，神遊幻
境，馳騁想像，開創了以現實為基礎、充滿積極浪漫主義特色的新文
學天地，從而成為當世及後世文學藝術的典範。
《楚辭》同《詩經》一樣，是我國文學兩大源泉之一。歷代文人
學者幾乎沒有不讀《楚辭》，沒有不受屈作楚辭影響的。他們追慕屈
原，摹擬屈作楚辭，宋玉、景差開其端緒，入西漢而形成熱潮。漢代
摹擬屈作楚辭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辭章句》所見11篇，如鄭振鐸先
生所言，「不過百中取一而已」。漢代以後仿屈作者較多，唐代柳宗
元「為騷文（楚辭）數十篇」（《舊唐書·韓愈等傳》）；清初王夫
之還將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辭通釋》一書中，尤為
典型。屈作楚辭真可謂「其衣被辭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龍·辨
騷》）。至於「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詩
經》）以上」（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吸引中國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學者研究楚辭，是屈作楚辭的
一種深遠影響。對楚辭的整理研究當始於宋玉，在漢代、宋代、明清
以及20世紀，都分別形成研究熱潮。20世紀的楚辭研究不僅專著多，
單篇論文更多；涉及多種學科，影響更加廣泛。此外，楚辭對其他詩
文、戲曲等等也影響至深。
《楚辭》在漢文化圈內影響也很深廣，它在唐代傳入日本，對日
本文化產生過巨大影響。此外，還被譯為多種外語版本流傳歐美及俄
羅斯諸國。
楚賦與楚辭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種文體。楚賦雖「拓宇於楚
辭」（《文心雕龍·詮賦》），但它是在與楚辭完全不同的創作環境
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來「好辭」，但因在襄王身邊
奉命而作，受宮廷御用性質所決定，結果不是以楚辭見長，「而以賦
見稱」（《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故司馬遷將「辭」與「賦」明
確區分開來。但後世學者往往將二者混為一談，導致了對楚賦的忽略。

楚賦是一種問答對話的方式，鋪陳其事，極聲貌以窮文，韻散結
合的文體。屈原的《卜居》、《漁父》發其端，宋玉的《風賦》、
《釣賦》，始標賦名，「與詩劃境」（《文心雕龍·詮賦》），而宋
玉的《高唐賦》、《神女賦》是賦的成熟之作，其寫法開漢賦名篇
《子虛》、《上林》諸賦的先河，對漢賦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宋玉的楚賦諸篇及其楚辭佳作《九辨》，藉助《楚辭》、《文
選》、《古文苑》，得以廣泛流傳，影響後世。李白「屈宋長逝，無
堪與言」、杜甫「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的詩句，分別
表達了一些文人對屈原、宋玉的仰慕。他們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們的
喜愛。總之，屈宋辭賦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其獨特的文
化韻味，感染國人，影響世界。
楚人的巫、道與中國的哲學和宗教
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國的巫文化和道家學說。巫以楚為盛，
道家學說是楚文化的特色內容，已為共識。這二者在中國哲學和宗教
的發展過程中都發生過深刻的影響。
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遠古時代的楚先祝融。祝融為帝嚳高辛的
「火正」，主「司天」，因功顯名，故後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傳統。
熊繹、平王、懷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較突出的信奉者，而著名
的巫學大師則是被稱為「國寶」的楚臣觀射父。
就其內涵而言，楚國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種巫術、飛升成
仙等等內容。它不僅滲透到楚國文學藝術等諸多層面，而且對後世宗
教信仰影響深刻。如：先秦時代，唯有楚人以東皇太一為至上神。馬
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帛畫《太一出行圖》，太一在諸神中處於主神地
位；漢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為至上神，顯然繼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
為至上神的傳統。神仙觀念是道教的基本觀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終
極追求。先秦時代的神仙觀有兩大系統，燕齊方士刻意於海上求取仙
葯，楚地則重在藉助靈物飛升成仙。楚地這種神仙觀及其各種巫術，
都是後世道教神仙觀和道教法術的重要來源。
道家學說，淵源於晚商時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學
思想的則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學生，楚平王的大
臣，他的思想對楚國朝政產生過影響。入戰國中期以後，道家分化為
兩大派系：即老莊學派和黃老學派。老莊學派以莊子為代表，黃老學
派，主要有�冠子、環淵等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學派中最富哲學內涵，對後世影
響極為深廣。漢初，黃老之學作為「君人南面之術」，清靜無為，與
民休息，治理戰爭創傷，使天下殷富，社會獲得穩定發展。東漢以後，
道教興起，道家學說成為道教的理論基礎。老子被奉為教主，稱之為
「太上老君」，其書《老子》被奉為聖典，稱之為《道德真經》。後
來，文子、莊子也分別被尊為「通玄真人」、「南華真人」，其著作
《文子》、《莊子》也被視作「真經」，列入道藏。魏晉時代，玄學
興起，玄學以老莊道家的無為學說為本，探討綱常名教與自然的關系，
最終使漢末陷入危機的名教重新煥發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於鞏固
統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
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儒、釋、道三教長期合流兼容，老莊思想對
佛、儒二家產生過重大影響。宋代理學開創者周敦頤的「自無極而太
極」的理論，就來源於道家的「有生於無」，「復歸無極」（《老
子》）。老莊道家學說幾乎在歷史進程的每一個階段都能發生思想共
鳴。晚清民國初年，受社會危機與西方思想的影響，一些文人志士如
譚嗣同、嚴復等，重新審視老莊文本，並從中發掘「民主」、「自由」
的思想，再度將道家學說視為匡世安邦理論。當今世界提倡返樸歸真，
回歸自然，遵從自然規律，加強環境保護，道家「天人合一」的整體
觀念，以及「無為而無不為」等思想，不僅在國人中，而且在世界上
都產生了更加強烈的共鳴。
出土楚文化資料與現代學術文化
出土楚文化資料，主要是指考古發現的先秦楚人的文化遺存，包
括有文字的和無文字的兩類。其中一些重要的發現，在我國乃至世界
學術界都發生過和正在發生著深刻的影響。
20世紀30～40年代，因盜掘先後在安徽省壽縣和湖南省長沙楚墓，
出土了著名的「壽縣楚銅器群」和「楚帛書」等重要文物資料。這兩
大發現當時就在學術界形成了研討熱點。尤其是楚帛書流落到美國後，
其研究也逐漸國際化，促進和掀起國內外的帛書研討熱潮，並為中國
史研究走出疑古時代提供了幫助。
20世紀後半期，是楚文化考古成就最大的時期。
楚簡批數多，數量大，居全國先秦簡牘之冠。迄今為止已發現30
余批，其中已產生較大影響的有長沙仰天湖（M25）楚簡、信陽長台
觀（M1）楚簡、荊門包山（M2）楚簡、荊門郭店（M1）楚簡和上海博
物館館藏楚簡。尤其是郭店楚簡，資料一發表，就引起強烈反響，學
術界接連在北京、美國、武漢舉行3次國際學術研討會。
青銅器及其銘文也有重大發現，如安徽省出土的鄂君啟節、河南
省浙川下寺春秋墓銅器群、湖北省隨州曾侯乙墓器群，等等。其中尤
以曾侯乙編鍾編磬舉世聞名，復制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為我國音
樂文化大增光彩。
楚國的貨幣也很有特色，主要有蟻鼻錢和金幣。蟻鼻錢，是一種
有面文的仿海貝的銅質鑄幣。楚金幣是一種稱量貨幣。楚國是先秦時
代唯一通行黃金鑄幣的國家。據初步統計，20世紀50年代以來，出土
600餘件，總重量接近4萬克。其中江蘇省盱眙穆庄鄉南窯庄出土的11
件「郢稱」金幣里，有一件長12．2、寬8厘米，重610克，有完整的
印記54個，半邊形印記6個，是所見最大最重的一件。這些楚幣不僅
為楚文化學界所重視，而且也吸引了經濟學界人士參與研討。
中國傳統的絲織工藝，在世界上獨樹一幟，享有盛譽，而領先於
東周列國的楚國絲織工藝則是先秦中國絲織工藝的代表。湖北江陵馬
山1號戰國楚墓，出土絲織衣物38件，絲綢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種
齊全，色澤鮮艷，被譽為「絲綢寶庫」，甚為絲織與服飾研究者所重
視。
楚地多寶，地下礦藏豐富，湖北大冶縣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南北
長2公里，東西寬1公里，開采時間上起西周下至漢代，出產過大量的
銅礦，揭示了楚人，也揭示了我國古代采礦和冶銅的生產情況，填補
了中國冶金史上的一大空白。
楚文化豐富多彩，對楚文化的考察研究既有利於開發地域文化資
源，也有利於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⑼ 什麼是荊楚文化

【荊楚文化簡介】
荊楚文化因楚國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時期在江漢流域興起的一種地域文化。

【荊楚部族的興起】
楚，也稱荊楚，春秋時代的這個國家為什麼叫做「楚國」呢。「楚」本是一種灌木的名稱，也叫做「荊」，在南方江漢流域的山林中極為常見，可用作薪柴等多種用途，人日常離不了。於是遠自商代時，北方中原人就以荊楚來稱呼江漢流域的南方地區和南方部族，比如《詩經·商頌》中說的「維女荊楚居國南方」。但是，構成楚民族主體的，卻並不是江漢流域的土著，而是原居北方的祝融部落的一支（楚人奉祝融為始祖），這支部族遷移到江漢流域，不斷地與周圍的土著民族（九黎、三苗的後裔）相互融合，發展成為一支強盛的荊楚大族。
荊楚部族在與北方商王朝的對峙中也吸收了先進的商文化，為自身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周朝初年，轉投周王的荊楚族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支持，從而建立起自己的國家。從春秋開始，楚國迅速強盛起來，尤其是到了楚莊王時，楚吞並了周邊的許多小國，成為一方大國。

【先抑後揚的楚文化】
楚地是一個歷史的地域概念，大體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為中心，向周邊擴展到一定的范圍。當北方有炎、黃部落在創造中原文明的時候，南方江漢流域也興起了九黎部落，並創造出了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等早期楚文化。然而這之後，隨著九黎部落被炎、黃部落擊敗，以及後期的三苗部落被更強大的中原部落所征伐，楚地文化逐漸消沉了。楚地文化落後與中原的另一個原因是江漢流域多山林水澤，各氏族部落不能像中原地區的氏族部落那樣較快地由採集和漁獵轉入農耕和畜牧，這種生產力的緩慢發展相應地限制了文化的發展速度。因此，當北方已經出現了夏、商等奴隸制國家後，南方楚地仍停留在原始的父系氏族社會階段，散居的各氏族部落屢遭中原勢力的壓迫和征伐。但就是在這種持續千年的蠻荒背景下，逐漸孕育發展出楚民族以及其後的楚國家，並成為當時中國南方各部族融合的中心。楚人借天時、地利融匯了中原文化和南方土著文化，開創了獨具異採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奇葩「楚辭」】
「楚辭」這一名稱起於西漢。它有兩種含義：一是詩體名，指戰國後期由屈原等楚國詩人以楚地民間語言和民歌為基礎創造的一種詩歌載體；二是詩歌總集的名稱，由西漢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後人模擬的作品，名為《楚辭》。由於屈原是楚辭的開創者，他的作品在質量和數量上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後人提及楚辭無不言屈原的代表作《離騷》，並常以「騷」或「離騷」作為楚辭的代稱。
楚辭的產生離不開楚地特有的民間習俗。江漢水鄉，民間巫風盛行，土俗尚祠祀歌舞，而且這一帶很早就流傳著有別於中原地區的楚地民歌，這些因素都是楚辭得以產生的基礎。雖然在《詩經》這樣一部廣泛采錄周初到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四方各國民歌的總集中，幾乎沒有收錄楚地民歌（原因大概在於楚一向被中原王朝視為蠻夷，楚地方言也難以被中原人接受等），但僅從各方典籍保存下來為數極少的楚歌來看，其內涵豐富，敘事抒情都極富浪漫主義色彩，對楚辭的影響之深遠不言而喻。
楚辭被喻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對於其後產生的漢賦更有直接的影響。「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的楚辭，與其他楚文化精華一起，構築起瑰麗奇異的楚地文明。
荊楚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經濟文化開發價值。
楚文化、荊楚文化同屬一個概念，均指楚人、楚國創造而長期沉澱的文化實體和形態。我們這里說的它們是同屬一個概念，是因為歷史上荊、楚不分，荊、楚或荊楚、楚荊作為一種特定的稱謂，已沿襲三千多年了。如《詩·商頌·殷武》說：「維女荊楚，居國南鄉。」這里是「荊楚」聯稱，荊在前，楚在後。《竹書紀年》說：「昭王十六年，伐楚荊。」這里是「楚荊」聯稱，楚在前，荊在後。另據《春秋》記載，魯庄公（前693—前661）之前稱荊，但自魯僖公（前659—前627）元年後，就改稱為楚了。這樣看來，荊或楚，荊楚或楚荊聯稱，其意思是一致的，似無多大區別。時至東漢，許慎 《說文解字》釋荊：「楚木也，從刑聲。」釋楚：「叢木也，一名荊也。」這樣就把荊山、荊楚木、荊州、荊楚國，統一了起來，形成為系統完整的概念，故至唐宋時，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說：「荊、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沈括《夢溪筆談》也說：「荊或為楚，楚亦荊木之別名也。」至此，荊楚約定俗成，成為一個專稱楚族、楚國和荊楚地域的一個特有的稱謂。當然，歷史上也還有其他各種說法，如《詩·商頌》毛傳說：「荊楚，荊州之楚國也。」又如《漢書·高帝紀》顏師古註：「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荊。」但不論何種說法，荊和楚早已溶合為一體了，絕不能截然分割開來。作為楚人族所創造的文化，並在荊楚大地得以長期沿襲下來，當然也就稱之為楚文化或荊楚文化了。那種認為楚文化是專指為楚國時期的文化，荊楚文化則為荊楚地域自古至今的文化，即指楚文化，又指此地的一切時空文化，顯然是不科學的。文化是傳承性的，源流嬗變，涓涓不息，楚國雖亡，文化不滅。我們今天溯其源，觀其流，又察其流，探其源，從時空的角度，研究荊楚文化，著力為建設現代文明服務，這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要求的，但不能說這就是荊楚文化本身。楚文化或荊楚文化是一個獨立的文化形態，有它本身的內涵和屬性，有它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科學體系，不能把荊楚地域內任何時期的文化、都稱之為楚文化或荊楚文化。
關於楚文化或荊楚文化的內涵，從目前大家比較習慣接受的角度概括，可以包括這樣幾個方面，即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社會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這種概括，只是羅列荊楚文化所大致涵蓋的內容，絕非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研究荊楚文化的本質性蘊涵。
在楚物質文化方面，應包括農業、手工業、商業、貨幣、城市與交通各個方面。在農業方面，主要是體現在各種農具的發明和使用、水利工程的興建與水利事業的發展、耕地面積的擴大和糧食作物、農副產品的發展。楚國是南方的農業大國，鐵農具先進與水利事業發達，是楚國農業兩大特色。「楚天下之強國也。……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戰國策·楚策一》，此乃歷史公論，反映了楚農業發展的豐碩成果。楚國手工業成就輝煌，主要體現在青銅器、鐵器鑄造、絲織業、漆器業、竹木器業、建築業、造船業和料器製造業等各個方面。其中以漆器業、絲織業為最突出，可謂達到當時古代世界生產力水平的巔峰，其出土實物，至今為世人所傾倒。楚國歷來重商，故楚國商業成就突出，它生產的產品，不僅輸往大江南北各地，而且還遠至中亞、東南亞地區。隨著商品流通領域的擴大，貨幣也大有發展，除銅幣外，還有金、銀幣。根據出土的情況看，已知的先秦金銀幣都是楚國的。楚國城市眾多，水陸路交通四通八達。這一切都屬於楚物質文化的基本內容，表現了楚人的勇敢與智慧，「日益迅速地掌握了自然力，並為自己創造了『第二自然』」高爾基語。「第二自然」，就是楚人在長期的奮斗中所創造的物質文化。物質文化，既見於文獻記載資料，更直接見於考古發掘實證資料。由於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後，楚地出土文物眾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學者提出「考古意義上的楚文化」，「以體現在考古遺物上的為限，主要是物質文化」，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的概念。其實，文物是文化活動過程的結晶，它既反映了楚人物質文化的成就，也體現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兩者是密不可分的。

【荊楚文化的八大內涵】
1、炎帝神農文化。湖北隨州、谷城和神農架是炎帝神農的主要活動區域，有許多民間傳說和文化遺址。在這里，炎帝神農遍嘗百草，為民治病，發明農業，教民耕種，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標志著中華文明從漁獵時代向農耕時代過渡。
2、楚國歷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國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和強國之一，在8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明成果。楚國獨步一時的青銅鑄造工藝、領袖群倫的絲織刺綉工藝、巧奪天工的漆器製造工藝、義理精深的哲學、汪洋恣肆的散文、驚采絕艷的辭賦、五音繁會的音樂、翹袖折腰的舞蹈、恢詭譎怪的美術，都是十分寶貴的文化富礦。
3、秦漢三國文化。秦漢時期的湖北地區是當時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雲夢古澤、睡虎地和龍崗秦簡、張家山漢簡、漢明妃王昭君、漢光武帝劉秀、文學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資源。湖北境內還是魏、蜀、吳三國犬牙交錯、激烈爭奪的「四戰之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聯合與斗爭波譎雲詭，驚心動魄，古隆中、赤壁、烏林、長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區是三國文化的重要載體。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後裔。熱情、質朴、勤勞、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優良的民族素質。其婚喪習俗、歌舞曲藝、飲食服飾、建築交通等構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鮮明特色。同時，以恩施自治州和長陽、五峰兩個自治縣為主體的湖北民族地區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這里山川秀美，物產豐富，是發展湖北特色經濟的重要地區。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眾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資源。武當山是道教名山，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武當文化。此外，荊山、大別山、大洪山、齊岳山、九宮山和黃梅五祖寺、當陽玉泉寺、來鳳仙佛寺、漢陽歸元寺、武昌寶通寺以及荊州天星觀、武昌長春觀等眾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鍾祥明顯陵等名勝古跡，都有著較高的知名度和獨特的文化內涵。
6、長江三峽文化。長江三峽是中國最壯觀的峽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峽谷之一，還是舉世聞名的水電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隨著三峽樞紐工程的蓄水發電和勝利竣工，其舉世雄奇的自然風光、色彩斑斕的人文景觀、神秘浪漫的神話傳說和峽江兩岸奇特的風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濃厚峽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構成了三峽文化的鮮明特色。
7、江城武漢文化。武漢地處兩江交匯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早在商周時期就是南方連接中原的戰略據點。以商代盤龍城為標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漢積淀了底蘊豐厚的文化。明清以後，武漢逐步發展成為華中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近現代以來更成為中國的製造業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之一。在現代史上，武漢曾一度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作為華中地區的特大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江城武漢文化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
8、現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起義 ，在清王朝的統治腹心打響第一槍，一舉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結束了帝制 ，湖北的革命黨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沒。以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為標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漢近現代史上波瀾壯闊的革命文化內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董必武、陳潭秋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武漢創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武漢曾經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罷工、武昌農講所、「八七」會議、黃麻起義 、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八路軍辦事處、武漢保衛戰、新四軍司令部、中原突圍和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動、革命事跡、革命遺址等，構成了湖北近現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內容，是極其寶貴的革命文化資源。荊楚文化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時空的強大穿透力和影響力，是我們建設先進文化、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創新的重要基礎。

湖北是荊楚文化的發祥地，也是古代楚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雙重角度審視荊楚文化的發展軌跡，還可以進一步發現它在以下五個方面具有創新特質，是當今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精神遺產。
一是「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
二是「撫夷屬夏」的開放精神；
三是「一鳴驚人」的創新精神；
四是「深固難徙」的愛國精神；
五是「止戈為武」的和合精神。
荊楚文化的這些創新特質，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優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體展現，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資源。

⑽ 作文題目為 荊楚文化 該怎樣構建思路

荊楚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她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經濟文化開發價值。
荊楚文化作為一種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內涵可概括為八大系列：
1、炎帝神農文化。湖北隨州、谷城和神農架是炎帝神農的主要活動區域，有許多民間傳說和文化遺址。在這里，炎帝神農遍嘗百草，為民治病，發明農業，教民耕種，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標志著中華文明從漁獵時代向農耕時代過渡。
2、楚國歷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國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和強國之一，在8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明成果。楚國獨步一時的青銅鑄造工藝、領袖群倫的絲織刺綉工藝、巧奪天工的漆器製造工藝、義理精深的哲學、汪洋恣肆的散文、驚采絕艷的辭賦、五音繁會的音樂、翹袖折腰的舞蹈、恢詭譎怪的美術，都是十分寶貴的文化富礦。
3、秦漢三國文化。秦漢時期的湖北地區是當時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雲夢古澤、睡虎地和龍崗秦簡、張家山漢簡、漢明妃王昭君、漢光武帝劉秀、文學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資源。湖北境內還是魏、蜀、吳三國犬牙交錯、激烈爭奪的「四戰之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聯合與斗爭波譎雲詭，驚心動魄，古隆中、赤壁、烏林、長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區是三國文化的重要載體。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後裔。熱情、質朴、勤勞、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優良的民族素質。其婚喪習俗、歌舞曲藝、飲食服飾、建築交通等構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鮮明特色。同時，以恩施自治州和長陽、五峰兩個自治縣為主體的湖北民族地區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這里山川秀美，物產豐富，是發展湖北特色經濟的重要地區。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眾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資源。武當山是道教名山，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武當文化。此外，荊山、大別山、大洪山、齊岳山、九宮山和黃梅五祖寺、當陽玉泉寺、來鳳仙佛寺、漢陽歸元寺、武昌寶通寺以及荊州天星觀、武昌長春觀等眾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鍾祥明顯陵等名勝古跡，都有著較高的知名度和獨特的文化內涵。
6、長江三峽文化。長江三峽是中國最壯觀的峽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峽谷之一，還是舉世聞名的水電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隨著三峽樞紐工程的蓄水發電和勝利竣工，其舉世雄奇的自然風光、色彩斑斕的人文景觀、神秘浪漫的神話傳說和峽江兩岸奇特的風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濃厚峽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構成了三峽文化的鮮明特色。
7、江城武漢文化。武漢地處兩江交匯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早在商周時期就是南方連接中原的戰略據點。以商代盤龍城為標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漢積淀了底蘊豐厚的文化。明清以後，武漢逐步發展成為華中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近現代以來更成為中國的製造業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之一。在現代史上，武漢曾一度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作為華中地區的特大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江城武漢文化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
8、現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在清王朝的統治腹心打響第一槍，一舉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結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黨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沒。以辛亥武昌首義為標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漢近現代史上波瀾壯闊的革命文化內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董必武、陳潭秋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武漢創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武漢曾經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罷工、武昌農講所、「八七」會議、黃麻起義、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八路軍辦事處、武漢保衛戰、新四軍五師司令部、中原突圍和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動、革命事跡、革命遺址等，構成了湖北近現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內容，是極其寶貴的革命文化資源。荊楚文化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時空的強大穿透力和影響力，是我們建設先進文化、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創新的重要基礎。
湖北是荊楚文化的發祥地，也是古代楚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雙重角度審視荊楚文化的發展軌跡，還可以進一步發現它在以下五個方面具有創新特質，是當今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精神遺產。一是「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二是「撫夷屬夏」的開放精神；三是「一鳴驚人」的創新精神；四是「深固難徙」的愛國精神；五是「止戈為武」的和合精神。荊楚文化的這些創新特質，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優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體展現，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