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文化和經濟的矛盾

㈠ 如何理解文學藝術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關系舉例說明

商品經濟的發展與文學藝術的繁榮
商品經濟的發展會給文藝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是有利還是不利於文學藝術的繁榮？這個問題，已經引起越來越多的人的關心與思考。

誰都承認，文藝領域較之物質生產領域有著相對的獨立性、特殊性。文藝也不能走完全商品化的道路。但重要的是，社會是由構成社會的各因素互相作用、有機結合、不斷發展的整體。其中任何一個因素的存在和發展都離不開與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而經濟因素又是首要的、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因此，把文藝的繁榮和商品經濟的發展連在一起來觀察分析，較之單純地從文藝內部規律出發是更科學、更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

當然，我們發展的是社會主義的、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不能等同於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但既然是商品經濟，就有它的一般性、共同性。因此，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認真考慮商品經濟對文藝的影響，也是完全必要的。

文藝繁榮的主要標志，應該是文藝新作的數量多，質量高。實際上，也就是精神產品的生產問題。因此，我們分析商品經濟對文藝的影響，也就是要看它有利還是不利於這種精神產品的生產。

大家知道，文藝作品是一定的社會生活經過文藝家的頭腦加工改造形成的。因此，決定作品數量多少、質量高低的主要因素是兩個：一個是作為源泉、原材料的社會生活，一個是作為生產者、加工者的文藝家。商品經濟的發展會給這二者帶來什麼呢？首先，商品生產的發展一定會使我們的社會生活發生深刻的、新的變化。它不僅會大大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改變社會生活的物質條件，而且會促使人們去從事新的社會實踐。對於文藝作品所要表現的社會的人，也必將產生不同於過去的自然經濟、產品經濟時期的深刻變化，使他們從政治思想、道德觀念、思維方式到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出現一種新的面貌、變成新的人物。同時，文藝家也同樣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商品經濟給人們帶來的新的、豐富多樣的社會關系也必然影響作為文藝生產者的文藝家的頭腦，更新他們的思想觀念，使他們對社會。對生活、對人物產生新的認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和文藝家的新的頭腦的結合，就必然是出現新的作品。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商品經濟的發展，必將為大量新作品的產生，也就是為文藝的繁榮提供無限廣闊的前景。

但是，提供了這種前景的可能並不一定就會出現這種前景。正如商品經濟的發展有它必然的要求，人們必須創造出符合這種要求的條件它才能真正發展起來一樣，文藝的繁榮也有它必然的要求，也必須有符合這種要求的條件她才能繁榮。因為本文探討的只是商品經濟對文藝的影響，所以，下面僅就商品經濟造成的條件是否符合文藝繁榮的要求作些粗淺的分析：

首先，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打破過去那種高度集中統一的、運用行政權力直接控制的管理體制，使生產單位成為相對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充分發揮生產者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這種條件和環境的形成與文藝生產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文藝已經走在前面，自主的范圍更廣。黨中央早已明確指出，對於文藝家的生產，要廢止行政命令，寫什麼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不要橫加干涉，要尊重作家藝術家的創作自由。正因為這樣做了，才出現了新時期前十年文藝的繁榮。

第二，商品經濟也就是市場經濟。由於價值規律的作用，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強化市場觀念，強化市場機制對經濟運行的調節，要求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根據市場需要分配社會勞動。我認為商品經濟要求的這種條件對文藝也是適用的。應該樹立文化市場觀念，使文藝產品更適合文化市場需要，並根據這一需要來調整文藝生產的結構、分配社會勞動。滿足市場需要就是滿足社會需要，這與我們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文藝產品不被社會接受，就不僅沒有經濟效益，也談不上社會效益。過去，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服從於"階級斗爭為綱"的"指令性計劃"而產生的假大空式的作品和當前部分同志主張的"遠離現實"的不食人間煙火的作品，都是無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文化市場需要的結果，是脫離了生活在這一初級階段的人民大眾的結果。實踐證明，脫離這種需要，文學藝術是不能繁榮的。

第三，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競爭的加劇、優勝劣汰。競爭，正是推動社會生產發展的強大動力。改革的重要一環，就是為平等自由的競爭創造條件。這里所指的平等自由，是商品交換的平等自由，是價值規律的必然要求。那麼，文藝的生產需不需要利用競爭作為強大動力呢？完全必要的。只有競爭，才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爭出個文藝繁榮的大好局面來。文藝的改革，也應該為平等自由的競爭創造條件。我想，這里所指的平等自由，應該是在作品面前，不論文藝生產者的職位高低、知名度大小、年齡性別、所在地域、團體級別、文藝作品的體裁樣式、服務於哪個層次的讀者觀眾等，都是平等自內的。理由很簡單：沒有這種平等自由，就會如物質生產一樣，挫傷競爭的積極性，削弱競爭的力量，不利於優秀的人才和作品脫穎而出，不利於文藝的繁榮。

第四，商品經濟是一種講究效益、追求效益的經濟。商品經濟不但要求收回成本，而且要求有盡可能多的利潤。虧本，就無法維持再生產，沒有利潤，就不能擴大再生產，生產就不能向深度和廣度發展。文藝的生產是否需要這種與商品經濟相一致的效益觀念、講究效益呢？也是完全需要的。因為效益的實現，也就是凝結在商品中的勞動價值被別人接受，得以實現。文藝作品凝結著文藝家大量的復雜勞動，其使用價值（認識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當然應該盡可能被人接受，否則，就是對文藝家勞動的莫大浪費。無效勞動是應該盡量避免的。應該說明，這種效益觀念對於精神產品來說，首要的、最高的准則必須是社會效益。

商品經濟當然還有其他要求，如要求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大鍋飯"，使生產者的所得與他在生產中的貢獻、效益直接掛鉤；在發展生產，進行交換過程中要求打破條塊分割的束縛，根據效益進行開放式的，廣泛的縱橫交錯的聯合等等。這些要求所形成的條件、環境，我認為與文藝生產的要求是一致的。給文藝生產的影響是積極的，起促進作用的，是有利於文藝的繁榮的。

但是，正如本文開頭談到的，文藝生產較之物質領域的生產既相聯系又相區別，既有共同的要求與條件，又有她相對的獨立性、特殊性。因此，商品生產的發展既能給文藝帶來積極的。促進的作用，又會產生不適應文藝特殊性的消極的、相矛盾的作用。在兩者的對立統一中，經濟因素同樣處於決定的、制約的地位。因此，在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同時，如何解決好文藝與它不相適應的方面，使文藝不致於完全受價值規律的支配，就成了繁榮文藝，使文藝與經濟同步發展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我認為文藝生產與商品經濟不相適應，或者說文藝產品在其價值實現過程中遇到的特殊矛盾主要是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如何統一的問題。物質產品作為商品，它的使用價值在交換中一旦被人接受，它的價值得到了實現，作為衡量和計算商品價值尺度的貨幣一般都能得到充分的表現，也就是經濟效益實現。但是精神產品的情況往往不是這樣。優秀的、使用價值大社會效益好的作品投放到文化市場後，接受對象可能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即使接受對象多，文藝家勞動的價值得到了實現，如果用商品交換的原則來要求，則衡量作品價值尺度的貨幣也不能充分表現，達不到應有的經濟效益。相反，一些使用價值不大，社會效益一般甚至不那麼好的作品，卻可能獲得眾多的接受者和很好的經濟效益。這一客觀存在的事實是無須多加舉例說明的。這就是文藝不能完全商品化的理由，也是人們不應直接或間接地對文藝作這種要求的原因。

造成這種文藝作品的價值與經濟效益不成比例的原回是多方面的，但我認為主要是接受對象的條件限製造成的。一些價值大的優秀作品往往需要文化素養高的對象才能夠和樂於接受，而社會上恰恰是文化素養高的佔少數，文化素養低的佔多數，作為還有二億文盲的我國，情況更是如此。這樣，就造成了優秀作品接受對象不成比例的狀況。另外，能夠和樂於接受較高層次的優秀作品的對象，也往往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以接受者個人的角度，無法在經濟上跟你進行"等價交換"。這又從另一方面擴大了作品價值與經濟效益不成比例。而作為文藝生產者、經營者的個人或團體，如不能換回相應的經濟效益，也是同樣無法進行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同樣無法擺脫經濟因素的制約。因為必要的物質資料是人類進行一切生產活動的基礎。這種矛盾，在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里是無法解決的。因為從階級本質上講，他們是只會扼殺阻止而不會扶植幫助真正優秀的、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優秀作品的。因此，馬克思得出了如下結論："關於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①"……例如資本主義生產就同某些精神生產部門如藝術和詩歌相敵對"。②這種敵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矛盾決定的，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規律造成的，是不以文藝家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但是，我國發展的是社會主義的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其根本目的是不斷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它與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因此，黨和國家，廣大人民群眾完全可以讓精神生產部門不致於完全受價值規律的支配，通過多種渠道、多種層次、多種方式的人、財、物方面的資助，調節文藝的生產，使大量的優秀作品能自由競放，使文藝生產的個人或部門能堅持把社會效益擺在首位。事實上，黨和國家、各級政府和人民群眾，已經和正在盡力這樣做。當然，文藝生產部門也要樹立文化市場觀念，改革經營管理、降低消耗、提高效率。我們的文藝家們也要盡可能地使自己的作品包括一些高層次的優秀作品能為更多的對象所接受，使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盡可能地統一起來。只要這樣做了，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裡，不僅可以充分發揮商品經濟給文藝帶來的積極作用、促進作用，而且完全可以將可能同時帶來的消極作用轉化為積極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大大繁榮起來，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出更大貢獻。
（原載作協廣東分會《當代文壇報》1987年第3期）

㈡ 如何看待文化之間的沖突 社會學

文化沖突往往會給個人和民族造成心理乃至生理上的痛苦,尤其是通過戰亂帶來的文化沖突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民族都是要不得的（這種情況還可以從另一層意義做出分析結論,略）.但文化沖突是一種客觀現象,誰都無法迴避也無法制止,同時文化沖突促進著各民族文化的發展,使人類不斷取得進步,因此,從哲學的高度來看,文化沖突的正面作用遠遠要大於負面作用.認識到這一點,是正確地對待文化沖突的出發點.
懼怕外來文化,對文化沖突中出現的各種問題誠惶誠恐的民族,其文化一定是虛弱的封閉型的——猶太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其文化與一些民族的文化尤其是法西斯文化發生著劇烈的沖突,但這個民族從來就沒有那種文化「恐懼症」,而是在不斷的文化沖突中吸取各種營養所以猶太文化的生命力是強大的,開放型的,其內聚力不僅世界著名,而且創造力極強,出現了愛因斯坦、馬克思、弗洛依德等人類思想的巨人.
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雖然屬於東方文化圈,但由於日本人有著強烈的島國意識和生存意識,使之具有很強的協作精神和主動攻擊別人的願望——在一個沒有多少資源的「孤島」上,危機感和外在的生存壓力促使他們的生存能力變得非常很強,在這種情況下千百年來所形成的文化必然是主動型、實用型的,並且兼容性很大,是開放式的——為我所用,是其文化最顯著的特點,所以,在美國人的炮艇敲開了日本的大門後,日本人便很容易接受外來文化.明治維新時期和二次大戰後的兩次外來文化大入侵,使日本文化得到了很大改造,今天的日本民族既不是過去的自己,也不是西方或其它民族的同化物,該民族以嶄新的面貌,使自己的國家成為當今世界上的一流國家,而善於吸收、善於學習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華民族的歷史上也曾發生過兩次外來文化的大入侵,但民族心理的保守、封閉、使兩次沖突的結果都未能使自己獲的較大的進步.我們的民族文化不僅沒有猶太文化和日本文化的那種優點,而且排他性很強,一些學者認為,中華民族文化曾經造就過燦爛輝煌的農業文明,但由於清政府的閉關鎖國造成了近代以來的落後,萬里長城就是保守、封閉、排他性文化的象徵.
要消除落後,縮短差距,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克服文化恐懼症,實行全面開放的文化政策,使民族文化在外來文化的刺激下重新煥發出活力,獲得快速發展.實現現代化,從根本上講就是實現民族文化的現代化.今天我們搞市場經濟,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從文化角度講就是要向西方學習.英國哲學家羅素指出,東方文化強調的是和諧,西方文化強調的是斗爭.這個斗爭不是人與人之間的「窩里斗」和所謂的階級斗爭,而指的是人與大自然的一種對立關系.生產力反應的是人們征服自然的能力,西方文化積極向上的斗爭精神無疑會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很快,為西方物質文明打下了有力的基礎.我們的和諧是人與自然的戲謔,天人合一更多的指向是一種人生境界,是玄覽體驗到的無為而無不為的藝術智慧.因此,中國人注重人倫關系和個人道德的修煉,當然,這正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偉大之處,但恰恰就在這里又反映了我們的文化對創造物質財富的先天性不足.所以,有人提出當今時代是中西文化大對流的時代,因為西方人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和和諧,我們需要的是大力發展生產力.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們還不敢承認人家的長處,談到西方文化猶如談虎色變般地恐懼,稍不注意就會扣上一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這說明我們的民族心理還是十分脆弱十分保守的,而一些人仍停留在「文革思維」階段,動不動就隨便用大帽子壓人甚至整人,對發展民族文化,開展正常的學術爭鳴,搞好經濟建設是十分有害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沖突日漸加深,有的人對此造成的傳統道德失落、價值迷亂、信仰真空等現象表示擔憂,但這是必然的,是舊的文化系統受到外來文化沖擊後必然要出現的系統性紊亂.只有舊的封閉系統被打破新的開放系統才能形成.因而,這種紊亂從哲學高度看是文化在進步的表現,是舊的有序狀態到無序狀態再到新的有序狀態的一個必然階段.當然增強識別能力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尊重時代選擇,相信文化的發展有一種自動選擇和篩選的機制,文化的相對性是很強的,許多文化是非問題的衡量標準是多重的,很難使人把握.過去曾把吃瓜子,穿高跟鞋說成是資產階級生活作風,把電子音樂稱為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現在聽見有誰這么說則感到荒唐可笑,說明這些方面在經過沖突後已被我們承認和接受了,但今天我們和外來文化的許多地方還很過意不去,誰是誰非歷史將會自然做出抉擇.
正確對待文化沖突需要一個人一個民族必須具備一定的認識高度、開明的態度和廣闊的胸懷.

㈢ 怎樣理解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在一定社會的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總是同時存在著許多矛盾,它是社會基本矛盾,其中必有一對矛盾制約或影響著其他
社會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表現.在我國1956年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
改造基本完成之後，剝削階級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剝削階級作為一個完整的階級因此已不再存在，階級斗爭雖然在一定范圍內還會長期
存在，但其對象、范圍、方式和總趨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國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所決定的。一般而論
任何社會都存在生產和需求之間的矛盾，但由於生產目的不同，資本主義社會與需求之間的矛盾與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和需求之間的矛盾具有不
同的性質。所以說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㈣ 如何看待文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文化與經濟相輔相成，經濟越發達，文化越漂亮，檔次高。

㈤ 究竟該如何看待傳統文化與現代需求之間的矛盾

隨著社會的飛速發展，傳統文化和現代需求是肯定會產生矛盾的，但是這些矛盾會隨著社會時間線的推進來進一步演化為新的文化。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傳統文化和現代需求為什麼會產生矛盾？

2019年的時候，全國風靡的漢服著裝就是非常好的一點典型，在各大電商平台銷量火爆的各式漢服，被年輕一代欣然接受，大街上面隨處可見漂亮小姐姐的風采。這點說明了新舊文化的結合是非常完美的。各個行業都是如此，思想的新舊結合也讓我們更具智慧。

對於以上這件事情，你要是有什麼更好的想法，歡迎寫在評論區下方，我們一起討論吧。

㈥ 經濟與文化的辯證關系

長期以來，人們的傳統觀念，總是將文化與經濟割裂開來，認為文化與
經濟就像兩條道上跑的車。事實上，文化與經濟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文化與經濟的辯證關系以促進其更好地發展，便成了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突出問題。
從社會歷史的發展進程我們可以總結，經濟是基礎，文化是核心。文化是經濟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經濟所決定，又反作用於一定的經濟，給予經濟以重大的影響。
文化是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當今，文化已成為推動市場發展和市場革新的內在動力，在21世紀經濟全球化浪潮中，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增長、經濟的振興，對國家或地區文化競爭力的依賴性越來越強。促進經濟的快速協調發展，不僅要進行相應的經濟體制改革，而且必須提升其文化競爭力，這是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選擇。文化對經濟發展的推動、引導和支撐作用已越來越明顯。

㈦ 如何協調經濟發展與保護文化遺產的矛盾

保護文化遺產，吸引民間資本投入，並將它合理開發，發展旅遊，在促進財政收入的同時，也可拓寬經濟渠道，促進經濟發展

㈧ 如何處理好文化遺產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徐蘋芳：經濟建設要給遺產保護讓路

讀書報：現在，保護世界遺產、人類遺產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成為社會共識。但是，在城市化進程加快的今天，人口膨脹、資源減少，有人認為遺產保護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活人給死人讓地方」。不久即將舉行的「北京論壇」也專辟一個分論壇，討論遺產保護與社會發展的關系。那麼，當遺產保護與現實社會中人的利益發生沖突、與經濟建設的目標發生沖突時，孰重，孰輕？
徐蘋芳：我國有很豐厚的文化遺產的資源，這是我們的根本。我們政府也早就開始遺產保護工作了，《文物保護法》從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制訂，那時候，政府和一些專家開了一個好頭，但是等到經濟發展了以後，就出現了一些矛盾。比如在大規模的建設施工中，對文物造成的誤傷在我們國家簡直是數量驚人，那時候也沒有辦法，因為不是成心破壞。但是很快《文物保護法》就出來了，我們國家、省、市縣的三級保護，搶救了一大批文物。建設要為文化遺產讓步。在歷史上，有很多為搶救遺址讓經濟建設讓路的例子，比方說洛陽的偃師商城。
要從長遠的利益著想。如果不讓路，這些遺產就沒了，沒了就不可再生。現在不是提倡可持續發展嗎，說白了就是長遠的為我們的子孫著想，我們既然是文明古國，我們有這么豐富的資源，而且確實是很有價值的東西，再怎麼困難，我們也要把遺產留給子孫呀。經濟建設高潮過去，我們國家富強了以後，接著文化建設就來了，但是遺產沒了，以後就再也買不回來了。
拿北京城的保護來說，50年代的時候，梁思成說要把舊城整個保護下來，到三里河那邊建新北京，但沒被採納。我們現在申請歷史文化名城，這幾大古都一個都沒申請下來。最後是評了一個平遙一個麗江，但現在在我們的歷史文化名城裡面，就只剩它們了，太可憐了。那時是理念的錯誤，但是到80年代以後搞房地產開發，商人來了以後就是利益驅動，瘋狂地破壞，誰也制止不了。而且不管把遺產破壞到什麼程度，從來不追究個人的責任，沒有問責制。最近《文物保護法》修改以後才有量刑，但是在刑法裡面沒有「破壞遺產罪」這條，刑法沒有改，法院就沒法判。我們的法律不健全，遺產保護就難辦了。
讀書報：遺產公約強調遺產的普遍價值，但其概念其實是很模糊的。作為五千年的文明古國，我們國家留存至今的文化遺產是很多的。您能否舉例說明，是否所有的遺產都需要保護？或者說，哪些應該保護，哪些可能已經失去保護價值呢？
徐蘋芳：對物質文化遺產有三方面的要求，一個是歷史價值，一個是科學價值，還有一個是藝術價值，這三項有任何一項都可作為文化遺產。歷史遺留下來的，或者我們發掘出來的遺跡或遺物，都有很具體的歷史價值。歷史價值不是說「古」的就好，不是那個意思，還得仔細去分。比如我們考古發掘挖完了，遺址很破爛了，而且這個遺址也不典型，裡面也沒有可保留的東西了，照相了，攝影了，就是把裡面有價值的都拿走，這個地方你就可以蓋樓了，不是說見一個就保一個。但是夠了級別的，比如說到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力度就要加大。如果說這個遺址范圍很大，你想在這個邊上修一條路過去，有時候我們也放，所以有時候建設部門和文物部門還是可以協商的。
讀書報：那麼，據您的觀察，目前文化遺產保護當中存在哪些問題？
徐蘋芳：最大的問題就是有些官員遺產保護的觀念太差，太模糊，這是遺產遭破壞的最主要的原因。
讀書報：現在很多名勝古跡都被作為旅遊景點來進行開發，而且大都存在短視行為。旅遊業使很多的文化遺產、自然遺產資源變味、變形、遭到破壞。遇到這種情況應該怎麼辦？
徐蘋芳：這種情況應該堅決制止，沒有第二條路，這個不能夠聽旅遊部門的。文化遺產不能夠成為資產，只能保護，只有向裡面投錢，不能夠老想著從裡面生錢賺錢。當然有些很有名的像故宮、像西湖旁邊上的文物古跡也很賺錢的，那人人都願去也沒有辦法，但是也得控制遊客人數，不能夠單純追求門票收入。
讀書報：現在我們國家文物管理實行分級管理制度，像有些地方政府……
徐蘋芳：地方政府把很多景點撥給旅遊部門了，這是錯的，絕對錯的。
讀書報：旅遊部門想把遺產作為旅遊景點，以獲得資金，能夠對這個景點進行維護。
徐蘋芳：你要守法經營這個旅遊。要是殺雞取卵，就徹底把它毀了。就是你當局長的時候還賺點錢，等再過上若干年這地方就沒了，人家都不來看了。如果為了旅遊你自己胡修亂建，那就完了，這個點很有可能就被取消了，所以這個絕不可取，絕不手軟。
讀書報：您覺得怎樣的保護是對遺產最好的保護？是原封不動還是適當開發？
徐蘋芳：在保護范圍之內那就是原封不動，威尼斯憲章、奈良文件，都講的清清楚楚，不讓它塌，不讓它壞，壞了的話趕快修，修的話照著原樣修，一切按照文物的保護規則、法則來修，不能在裡面添任何設施。有關部門要經常對這些文物進行監察，要有事情應該真處理，以後《文物保護法》是要和刑法掛鉤的。
讀書報：在非物質文化遺產領域，按照傳統的歷史主義觀念，一定的文化形態是相應的社會物質的基礎產物，那麼隨著社會物質生活基礎的改變，建立於其中的文化形態肯定會相應的改變。比如說，一個傳統的鄉鄰社會的產物，還能不能在當代都市社會和當代生活當中原封不動的保存下來？非常難。再比如說，一些邊遠地區有一些習俗，但是慢慢的隨著這個地方跟中原地帶接觸多了以後，他願意接受現代生活方式，他要改變，或者，他把這個習俗作為一種旅遊商品來出售。我們的社會在變化，生活方式在變化，文化形態也在變化，那麼，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何原封不動的保持呢？是把它放在博物館裡面嗎？
徐蘋芳：這個你不能強迫當地的人，還按照多少年以前的方式去過生活，這就不講理了。你們都改善了，不讓我改善，不是拿著我當玩意兒嗎，那可不行。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有些特別的，比如說有些儀式，如儺戲，裡面含有宗教性的東西，那一套程序是很繁雜的，你要給他做錄像，做記錄。現在有些七八十歲的人還能唱也能表演，一套程序能下來，那就和孔廟裡面祭孔一樣，書上是有記載的，現在穿上衣裝就可以祭。剩下的那隻能放那裡了，人家該干什麼干什麼，該上哪就上哪，不能夠把人家限制住。在解放初期的時候，我們做過一次全國性的很大規模的民俗調查，好多少數民族的一些習慣都是幾百年以前的習慣呢。那時候就派了一部分人去做訪問做筆錄，他有什麼文物有什麼衣服，他家裡有什麼祖傳的東西，統統都收來、買來，現在都好好地保存在民族宮。
讀書報：文化遺產在中國非常的多，國家是沒有能力全部保護，所以目前實行分級管理，但是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在財力、物力、人力有限的情況下的時候，只能優先保護最重要的遺產，導致一些價值比較低的遺產得不到有效的保護，現在是已經慢慢的消失了。那您認為這個矛盾如何解決？
徐蘋芳：這個矛盾得慢慢來了，因為你沒有錢呢。不過現在國家撥的錢也在年年增加。我們在努力做，現在也還可以號召社會上的人，比如說一些企業家出錢來搶救中國的傳統文化。但是我有一個建議，政府應該成立基金會，踏踏實實規規矩矩做善事做好事的企業要給他一個減免稅的政策，各個國家都有這樣的一些政策。
讀書報：由此還有一個問題，誰來保護遺產的問題。中國歷史文化遺存非常豐富，專業保護者寥寥。以物質文化遺產為例，全國從事遺產保護和修復的專業人員不足500人；而且遺產保護是一個發展相對滯後的行業，待遇低，優秀人才不願意進入，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解決人的問題？
徐蘋芳：這可能就不是遺產保護本身所能解決的了。
讀書報：那麼，您看，在妥善保護遺產的前提下，如何更好的開發利用遺產呢？
徐蘋芳：無論什麼情況下，保護都是第一位的。

㈨ 如何協調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與傳統文化保護的矛盾500字

民族地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擁有豐富而獨特的生活方式，如果加以妥善保護和管理，將成為發展的強大動力。但是在許多少數民族聚集地區，不發達的市場和偏遠的地理位置，這些文化資源無法被轉化成有效發展要素。因此民族地區科學合理和適度的經濟發展有利於民族地區傳統文化的保護，但如果不思發展，或者開發過度，甚至無序發展，都會帶來嚴重後果。

我們應該將民族地區的傳統文化和現代市場有機地結合起來，以社區為基礎，擴大旅遊業、文化產品的生產和市場渠道，促進文化資源的保護。此外，在民族地區選取示範點，致力於為當地少數民族提供可替代生計，促進就業機會和收入增長，同時注重提高能力和培養本土帶頭人，確保當地社區隨著我國旅遊業的發展。

民族地區文化正面臨著來自外來文化的沖擊，以至造成少數民族文化旅遊資源的價值降低等一系列負面影響。因此，我們必須注重對民族文化旅遊資源的保護性開發，在保護的基礎上合理開發，在開發的基礎上強化保護，以推動民族地區文化旅遊和諧持續發展。

㈩ 如何看待貝爾所說的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

博學多才的塞繆爾·約翰遜說過，任何一個精神健全者都不會從頭至尾讀完一本書。

——丹尼爾·貝爾：本書的一九七八年再版前言（p20)

丹尼爾·貝爾，當代美國學者和思想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一直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作教授，參與創辦了《公眾利益》雜志。《資本主義文化矛盾》
寫於一九七九年，距今三十年。貝爾自稱「在經濟領域是社會主義者，在政治上是個自由主義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義者」，在美國這種「組合」被當成了「現
代思想模式」的典型。他認為，他在文化方面是一個保守主義者，理由是他「崇敬傳統，相信對藝術作品的好壞應作出合理鑒定，還認為有必要在判斷經驗、藝術和
教育價值方面，堅持依賴權威的原則。」（p24）

在經濟領域，貝爾自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因為他主張群體價值高於個人價值、主張滿足人們的「需求」，而不是人們的「欲求」，並且認為現代經濟中企業產的
真正主人應該是企業的員工，而不是企業的股東。貝爾甚至明確表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完全是有可能的」（p279）。在政治領域，貝爾自認為是一個自由
主義者，因為他認為政治行動的主體是個人而不是群體，應該把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區分開來，而避免把私人生活政治化。

貝爾的思想歷程和美國三十年代以來思想界的主流思潮始終保持著一種同步：早年的思想傾向於社會主義，因此大學期間學習了社會學，博得了精通馬克思主義的名
聲，但時值左翼思潮衰退，他的思想也開始轉向自由主義，他並沒有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四五十年代，他積極參與了歷史反省和文化大討論，提出了「意識形重
結論」，即認為知識分子放棄了激進思想和社會主義理論，普遍地接受了福利國家、權力分散、混合經濟和多元政治概念。他成為了在麥卡錫主義和左翼之外的第三
條道路，即新自由主義。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他的思想逐漸成熟，自成一家，提出了「後工業化社會」的理論。六十年代之後，他的思想和觀點，由於他和新保
守主義派智囊們如亨廷頓的親密關系，帶有了明顯的保守主義的色彩。

《資本主義文化矛盾》集中探討了當代西方社會中內部結構脫節和斷裂的問題。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政治與文化這三大領域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對立沖突。

貝爾所說的資本主義文化危機，在其表層上，是指經濟領域與文化領域之間的斷裂和沖突，這種斷裂和沖突，同樣存在於技術—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之間。資本主義
技經濟體系以功能理性和效益作為它的軸心原則，目標是最大限度的獲取利潤，它本身是一個官僚等級制結構(軸心構造)，其中的個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為
最大限度謀取利潤的工具。文化領域的「靈魂」卻是自我表現和自我滿足(軸心原則)，它標榜個性化、獨創性、和反制度化，因而同技術—經濟領域所要求的組織
形式之間發生激烈的沖撞。從更深的層次上說，「文化領域是意義的領域」。它通過宗教、文藝、價值觀念等象徵性的表現方式，給人類生存提供一種超越性的信
仰，成為一種將整個社會凝聚起來的道德紐帶。然而，以自我表現和自我滿足為特徵的現代文化，由於其本身的空幻性，卻只能導致人們意義感的迷失，從而瓦解文
化對整個社會的聚合力。長此以往，將會使西方社會重蹈古代文明由奢華到內亂的覆滅之路。

貝爾所說的文化危機，是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危機。

他的研究起源於韋伯和桑巴特。在19世紀中葉以前的資本主義社會早期，以理性和效益為軸心原則的經濟活動相對應的文化領域中，有一套與其協調一致的獨特文
化和品格構造，這就是視工作為天職，強調先勞後享、勤儉禁慾的新教倫理和清教精神。但是這只是資本主義精神的一方面，它還有另一方面：桑巴特在他的《現代
資本主義》中，診斷出資本主義的先天痼疾：「貪婪的攫取性」。霍布斯的個人主義哲學和歌德筆下的「浮士德精神」是這種貪婪攫取性的文化表現。貝爾將前者成
為「宗教沖動」，後者稱為「經濟沖動」，二者的關系成為了他追索問題的主要焦點。「企業家精神」即資本主義精神，同時體現了這兩者：一方面是「精打細算的
謹慎持家精神」，另一方面是認為「邊疆沒有邊際」、「以徹底改造自然為己任」的不斷開拓精神（p29）。

在資本主義的上升期，二者糾纏難分，相互制約。前者造成了企業家精打細算、兢兢業業的經營風格，後者成就了他們的冒險精神、征服新世界的勃勃雄心。它們相
互避免各自的過分膨脹，而共同構成了資本主義的文化起源。文化領域里，藝術家們也擺脫了各種束縛而，充分發揮著高漲而獨特的想像和追求，高揚起個性和自我
的旗幟。

但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之後，企業家和藝術家的矛盾就凸現出來，甚至變得相互敵視。藝術家日益崇尚自我，把自我提高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企業家們雖則在經濟上
「貪婪攫取」，激進無比，但是他們在道德和文化上卻是保守的。他們本能地維護經濟和制度的穩定，反對與「功能理性」和效益背道而馳的藝術靈感和價值傾向。

隨著西方社會科技和經濟的迅猛發展，尤其是消費社會的出現，資本主義的「宗教沖動」崩潰瓦解，原來勤儉持重的生活習慣，被分期付款、信用消費的享樂主義生
活方式所取代，社會世俗化使得人們的生活和工作失掉了它宗教價值上的超越意義。正如貝爾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精神的兩個因素只剩下了一個，「經濟沖動」在
失去制約之後，肆意橫行，經濟的發展和技術的變革變成唯一的進步。在資本主義精神中的宗教精神耗竭同時，一場以流派紛呈著稱的現代主義文化運動，又對已被
「經濟沖動」蛀蝕得只剩下干癟外殼的傳統價值體系，展開了瘋狂掃盪，進一步破壞和顛覆了資本主義社會傳統的文化秩序，並最終取得了至高無上的文化霸權地
位。但是，現代主義本身也經歷了裂變和衰竭的過程，尤其是與享樂糜費的大眾文化、商品生產的合流，現代文化日益變得庸俗淺薄、粗鄙無聊，資本主義社會因此
正面臨著一場「既無過去又無將來」的「信仰問題」或者說「精神危機」。現代主義無力承擔宗教沖動消失之後出現的精神空白，也無力對抗經濟體系的鋼筋鐵骨，
它流於散亂細碎，本能刺激，高度自我，這些特徵使得現代主義雖然流派紛呈，卻總是曇花一現，沒有一家成長為有足夠力量和感召力的新的社會維系者，只好一浪
又一浪地作著無聊的轉化和輪回。

○貝爾仔細分析了現代主義（包括大眾文化）與資本主義經濟這一矛盾：

第一，藝術中的現代主義。貝爾概括了現代主義藝術的三個特徵：堅持藝術與道德的分化，推崇創新和實驗，主張「新的就是好的」；自我意識的高漲。在貝爾
看來，在推崇個人自由和解放、批判傳統和權威方面，現代主義藝術同資本主義經濟沖動是同源的。但是，它們之間卻迅速生成了一種敵對關系；「資產階級精打細
算、嚴謹敬業的自我約束逐漸同他們對名望和激動的孜孜追求發生了沖突。當工作與生產組織日益官僚化，個人被貶低到角色位置時，這種敵對性沖突更加深化了。工
作場所的嚴格規范和自我發展、自我滿足原則風馬牛不相及，難以和平共處。」（p34）大眾傳媒竭力提倡一種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電影美化了年輕人崇拜的事
物，如姑娘們喜歡留短發、穿短裙，並勸告中年男女要及時行樂。「婦女雜志、家庭購物指南以及類似《紐約客》這種世故刊物上的廣告，便開始教人們如何穿著打
扮，如何裝璜家庭，如何購買對路的名酒——一句話，教會人們適應新地位的生活方式。」第二，大眾文化中的非理性主義。這方面貝爾指的主要是在六十年代達到高潮的一些現象：對暴力和殘忍的炫耀；沉溺於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鬧、抹煞藝術和生活的界限；藝術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藝術化（審美化）。（p170-172）大眾傳媒竭力提倡一種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電影美化了年輕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們喜歡留短發、穿短裙，並勸告中年男女要及時行樂。「婦女雜志、家庭購物指南以及類似《紐約客》這種世故刊物上的廣告，便開始教人們如何穿著打扮，如何裝璜家庭，如何購買對路的名酒——一句話，教會人們適應新地位的生活方式。」
《花花公子》雜志的大肆暢銷並非偶然，「主要原因是它慫恿男子的幻想，誇大他們的性能力。」對「放盪不羈」的生活方式的提
倡，還表現在《時代》雜志的封面報道和《紐約時報》的廣告上，前者把加利福尼亞描寫成「具有奇妙的誘惑力和興奮力——甚至某種恐懼感」的「令人興奮的
州」；後者的標題則刻意模仿一部描寫兩對夫婦相互交換配偶取樂的電影的名字，鼓勵人們旅行去過一個放縱的假期。在大眾文化中，性慾崇拜取代金錢崇拜，成了
美國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激情。這里，貝爾指出，在新教倫理向享樂主義的蛻變過程中，作為一項技術革命的大眾傳媒所起的社會作用，就表現在對前者的攻擊和對後
者的提倡，從而引起人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革。

第三，市場體系中享樂主義。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一方面要求精打細算，另一方面又要求刺激消費。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了提前消費的手段。貝
爾說：「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清教的約束和新教倫理扼制了經濟沖動力的任意行事。當時人們工作是因為負有天職義務，或為了遵守群體的契約。破壞新教倫理的
不是現代主義，而是資本主義自己。造成新教倫理最嚴重傷害的武器是分期付款制度，或直接信用。從前，人必須靠著存錢才可購買。可信用卡讓人當場立即兌現自
己的欲求。機器生產和大眾消費造就了這種新制度，新慾望的不斷產生、以及用以滿足它們的新方法也促成了這一改變。」（p67）

由於上述因素，美國社會出現這樣一個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業公司希望人們努力工作，樹立職業忠誠，接受延期報償理論—說穿了就是讓人成為『組織人』。另一方面，公司的產品和廣告卻助長快樂、狂喜、放鬆和縱欲的風氣。人們白天『正派規矩』，晚上卻『放浪形骸』。」（第119頁）「享樂主義的世界充斥著時裝、攝影、廣告、電視和旅行。這是一個虛構的世界，人們在其間過著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將出現而非現實存在的東西。」「一方面強調功能理性，專家決策，獎勤罰懶；另一方面強調天啟情緒和反理性行為方式。」（p132）

這就是目前美國資本主義的歷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機。就社會而言，這意味著凝聚力的消解；就個人而言，這意味著生活意義的失落。由於這種文化危機和文化矛盾，貝爾認為「美國資本主義已經失去了它傳統的合法性」（同上）。

○另一個方面，政治和文化的矛盾也日益嚴重。

對於現代各國來說，經濟增長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也成了一個政治問題。「雖然經濟增長從未有過民族主義的強烈感染力，從未有過起它曾經用以動員社會的思想意識的感召力，但它已經成為西方工業化社會的一個重要信條。」（p298）但問題是，這種增長喚起了人民難以遏制、但也難以滿足的持續提高的期望，這種情況在一定條件下會成為很大的社會問題：「作為資本積累的果實，經濟增長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卻使人們產生了一系列的期望。資本主義制度發現，要給這些期望降調十分困難。當這些期望與其他飄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惡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發生的通貨膨脹；它的淵源是突然興起的世界經濟）結合起來時，他們就會為經濟動盪和政治動盪創造條件，而政府則會發現這些動盪越來越難以對付。所有這一切導致了失落感和危機感，動搖了個人對社會的信仰。」（p302）

○貝爾提出發人解決方案：「假如世俗的意義系統已被證明是虛幻，那麼人依靠什麼來把握現實呢？我在此提出一個冒險的答案——即西方社會將重新向著某種宗教
觀念回歸。」（p75）「宗教能夠重建代與代之間的連續關系，將我們帶回生存的困境之中，那是人道和友愛的基礎。」（p76）

貝爾一方面認為宗教能夠重建代與代之間的連續關系，另一方面又認為「我們無法人為地製造出這種連續性」（p76）。「人們可以發明一些方法，可以制定
一些規則，可以設立一些機構。但是信仰卻具有一種有機性質，它不可能通過行政命令的手段得以產生。一旦信仰破滅，它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重新生長起來（因為
它的土壤是經驗），並重新發揮效用。」（p302）在1978年的再版前言中，他又強調指出：「宗教是不能製造的。人為製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虛偽浮誇，
極易被下一輪時尚沖散消滅。」（p39）「宗教源出於人類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不是『靈魂工程師』所能製造的。」（p40）

貝爾的觀點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宗教是人類有意義地生活、彼此融洽地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一定條件下，人們會很自然地回歸宗教。這種條件，簡單地說，就是在種種危機—面前，意識到人的局限性，意識到有必要進行種種限制——對發展的限制、對環境發展的限制、對軍備的限制、對生物界橫加干預的限制，以及對「那些超出道德規范、同魔鬼擁抱並誤認為這也屬『創造』的文化開發活動」的限制。（p40）

除了寄希望於人們自發回歸的宗教意識之外，貝爾還提出了他所謂的「公眾家庭」的觀念，試圖以這種觀念來處理好以下幾種關系：

團體與個人的關系。貝爾承認現代的多元社會的三個層次——以國家為代表的整個社會、在規模和種類上各不相同的特殊群體、個人——都不能忽視。他一方面
肯定「個人主義思想是人類意識發展所取得的顯著成就」，另一方面批判「美國十分猖獗的個人主義」。他一方面承認「在一個現代的多元化社會中，存在著一些具
有一定要求的群體是社會學上的事實」，並且認為「一個現代民主政體的特殊力量在於：它可以容納如此眾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指出，這些特殊群體會「導致負
荷過重，造成四分五裂，而且還常常引起政治上的僵持」。為了解決這幾方面的矛盾，他主張「我們必須考慮到那些不顧任何差別而是用於任何人的規則、權利和情
況；同時，我們還必須考慮到那些顯示出群體之間的相應區別（在需求方面，在補償的理由方面，再要承擔的負擔方面）的規則、權利和情況；並且根據這些情況進
行分配。」（p320）

自由與平等的關系。貝爾要求不是把自由和平等對立起來，而是通過對不同意義的平等的區分，來協調自由和平等。首先要區分「平等待人」與「使人平等」，一般來說，平等待人是合理的，而使人平等則是錯誤的。他又區別「條件的平等」、「手段的平等」和「後果的平等」。一
般來說，注重條件的平等和手段的平等是合理的，而注重後果的平等則是錯誤的，因為「減少後果懸殊的努力就意味著，為了使另外一些人更與之平等，某些人的自
由將會被限制或犧牲」（p325）。當然，這也並不意味著完全不顧後果方面的嚴重不平等。貝爾主張用「相對差別原則」來處理一些問題，比如對不同收入的人
征不同的稅，對不同的學校規定不同的招生要求等等。作為能力和成就之報酬的財富不平等應該予以承認，但對於金錢與金錢之外的社會商品（如醫療保健）的交換，則要加以限制。同時，他建議對消費進行有選擇的征稅，並改進那些適用於一切人的必要社會公用事業。

公正與效率的關系。貝爾認為，社會的經濟方面的成本收益計算和非經濟價值的社會標准之間的平衡問題，並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對抗，效率的要求正遭受壓迫。貝爾把這個問題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情況，假定經濟增長速度為零，問題主要發生在同一代人之間：重視效率原則往往會顧不上弱勢社會成員的利益，而公正原則則要求照顧這部分人的利益，那麼，兩者之間的結合點設在哪裡才是合理的？對此，貝爾提到了美國哲學家羅爾斯的「最低限最高標准」：一種追求效率因而導致社會差別的社會安排如果是合理的，那麼，與其他安排相比，它必須能給社會上最無優勢的成員帶來最大的可期望好處。對
羅爾斯的觀點貝爾雖然提出了一些批評，但總體上還是贊同的。第二種情況，假定經濟增長速度大於零，問題同時也發生在不同代的人們之間：當前的人們在多大程
度上可以利用那些可以留給後人來利用的資源？當前的人們的利益與未來的人們的利益之間的平衡點在哪裡？貝爾既反對蘇聯社會的「當前這一代可以為未來而犧
牲」的見解，也反對西方社會的這種情況：「為了消費的緣故，人們不惜把資源浪費在多餘的虛飾誇耀型產品之上（例如，又大又重的汽車，消費品的奢侈包
裝）。」（p336）為此，他強調把「需求」（也就是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之一馬爾庫塞所說的「真實需要」）和「欲求」（也就是馬爾庫塞所說的「虛假需要」）
區別開來，反對把對於後者的滿足當作生產的目的。

公眾與私人的關系，貝爾說西方社會存在著這樣的情況：守舊人士想得到經濟自由，但又想得到道德管制，而當代自由主義者想得到經濟管制，但又想得到道德自由。貝爾的立場介於兩者之間：要經濟管制，但承認分權和競爭的好處；反對「道德警察」對人們的私人生活橫加干預，但認為「社會必須擁有一種羞恥感，以免使社會自身喪失對道德規范的一切感覺。」（p339）貝
爾承認，對於什麼叫「羞恥」，是下不出一個大家公認的定義的。但是，他說，公眾和私人之間的區別，則是可以明確定義的：「可以在它們二者之間築上一堵牆。
這樣一來，就可以禁止公開誇示色情、淫穢以及使人格蒙受恥辱的那些的成分。但在那堵牆之後，持有一致意見的成年人願做什麼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p339）

貝爾最後的結論是，要建立人與社會的倖存賴以維系的基礎，就「應當將如下三種行動結合起來：重新肯定過去，唯有如此我們才可根據歷史遺產
並了解我們應對後人承當的責任；承認資源有限，承認需求——個人的和社會的需求應當優先於無限制的慾望和要求；達成一種公正觀，它將給所有的人一種公平感
並將所有的人包括進社會之內，它將促進這樣一種新市場，在那兒，在相關領域之內，人們變得更加平等因而能夠被平等對待。」（p344）

實際上，貝爾主張把文化上的保守主義傳統觀、經濟上的社會主義需求觀、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公正觀這三者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