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是如何傳播他們的文化的

㈠ 希臘文化對外傳播的主要方式

希臘文化對外的傳播方式主要有對外貿易、戰爭等。
希臘文化是指以古希臘為主的地域文化族群。
希臘文化經過幾千年的演變，從邁錫尼文化，到最輝煌的古典希臘文化時期，之後受到羅馬帝國及拜占庭帝國的影響。其他文化或國家，如拉丁文化，法蘭克王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威尼斯共和國，熱內亞共和國，大英帝國等等，皆對現代希臘有所影響。而多數歷史學家相信希臘獨立戰爭是復興希臘文化的主因，使得多元的文化得以統一。
古時候，希臘是西方文明的起源。現代民主肇因於希臘民主、陪審團制度，及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希臘人能夠在許多學科有所發展，如生物學、幾何學、歷史學、哲學、物理學等等，是因為他們的思考有系統。希臘人亦引介許多文學格式，如史詩、詩歌、歷史、悲劇、喜劇等等。他們追求調理與調和，這種美的概念大大影響了西方的藝術。

鄂圖曼土耳其佔領期間，希臘建築的重點在海外希臘人的東正教教堂。西歐建築深深地影響了海外希臘人所建的教堂及其他以知識分子為主的機構、學校等等。19世紀希臘獨立之後，不論公共建築或私人宅院都大大採用新古典主義的建築。而教堂方面，則受到新拜占庭主義的影響。
1933年，法國建築師勒·柯布西耶在現代建築國際會議中提出《雅典憲章》，參加這次活動的建築師還有其他希臘包浩斯派建築師。1960—70年代，希臘旅遊組織（Hellenic Tourism Organisation）提出全國的飯店建設計劃，旨在改善希臘旅遊建設，為希臘近代史上最大的建設計劃。

㈡ 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方的傳播主要包括哪幾方面

找了點資料，僅供參考

中國傳統文化走向國際的三種傳播途徑
隨著國際化時代的到來，一個國家的實力已不僅僅體現在經濟上，文化因素將在21世紀社會發展進程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文化軟實力的影響與傳播是一個國家走向強國所必不可少的階段。在走向世界、與國際社會接軌過程中，中華文化不可避免地要與西方文化進行對話交流。中國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必須注重增強文化的競爭力與滲透力。我國具有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孔子儒家文化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對炎黃子孫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海外也幾乎就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代名詞，因此，研究以孔子文化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具有重要意義。

文學途徑傳播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傳統文化必然發揮重要的凝聚和認同作用，尤其是孔子創立的儒家文化，在漫長的歲月中經過歷代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的闡發與完善，逐漸積淀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深深地融匯於全球華人的精神血脈之中。孔子文化的國際傳播對於中華文明的發揚光大具有重要價值。

在西方，文學教育是整個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文學在文化傳播中的地位極其重要，因而孔子文化的傳播更需要在文學的載體上承載與創新，才能取得成果。在全球化語境下，所謂的歐洲文化中心被新的世界文化格局替代正成為現實，全球化也大大加速了世界文學時代的到來。從國家和民族利益的角度來看，利用文學進行文化素質教育的價值遠遠超過單純的語言教育。20世紀以來，美國文學在英語世界異軍突起並迅速進入世界文學主流，大批歐洲理論家和思想家經美國這個世界學術中心的中介迅速成為學術明星，其理論隨之也被英美高校的文學學科接納，成為各個相關文學研究領域內被頻繁引用和討論的經典，正是其突出體現。

孔子的學說傳到西方，是從400多年前義大利傳教士把記錄孔子言行的《論語》一書譯成拉丁文帶到歐洲開始的。現在，孔子學說已經走向了五大洲，《論語》的全譯本在很多國家都有，外國人也看孔子、孟子、老子、莊子，也讀孫子兵法，這些成了他們了解中國古典文化的有效渠道。我們要以《論語》等中國文化經典為素材，編寫更多適合於不同國家文化背景的人的中國文學經典故事叢書等等，促進中國傳統文化向更大范圍傳播。

教育途徑傳播

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對話已是大勢所趨，推進漢語教育在世界的普及，是中國傳統文化得以發揚的有力保障。漢語在全世界范圍內普及，在擴展漢語疆界的同時使其變得日益包容和混雜，從民族/國別語言發展為區域性語言甚至成為世界性語言。歷史上，一批又一批華人大規模移民海外致使漢語始終處於一種動態，疆界既不確定又不斷擴大。當前，漢語互聯網的建立也起到了大力普及漢語的作用。現階段國際互聯網上大多數信息雖然仍主要靠英文傳播，但隨著漢語網站的日益增多和用漢語寫作人數增多，漢語傳播信息的百分比正在逐步上升。全球化打破了固有的民族國家疆界也拓展了語言疆界，未來新的世界文化格局將日漸形成：它不是一種單邊英語文化而是多語種文化。在這種多元文化共存的新格局中，漢語文化和漢語寫作將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和影響。

自2004年開始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是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和國際化的重要舉措。到2009年底，我國已經在88個國家建立了282所孔子學院和274所孔子課堂，還有50多個國家的260所機構提出了開辦申請。孔子學院的興起是中國傳統文化國際傳播的有效途徑，作為國際漢語推廣和中國文化傳播的平台，孔子學院不遺餘力地介紹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將中國哲學、教育學、倫理學傳輸到世界各地，有力地促進了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流。

活動途徑傳播

隨著社會發展，文化因素越來越多地滲透到經濟活動中，文化作為軟實力對於發展起到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城鎮，乃至社區、村莊，同樣需要擁有強大的文化軟實力，才能樹立品牌，增強綜合競爭力。要讓國家綜合競爭力得到進一步提升，必須在擁有豐厚文化資源的基礎上增強文化軟實力，以此搶占發展的制高點，才能取得長足的發展。我國社會經濟發展迅速，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著一定的差距，為了奮起趕超，就要充分認識自身的文化優勢，發揮文化軟實力的作用，把文化活動與經濟發展結合起來。

把孔子文化的內涵融入到文化節、讀書日、電影節以及一些其他文化活動當中，不僅有利於將中華文化發揚光大，而且還能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比如，各國孔子學院曾舉辦了近7000場次的文化活動，參加人數達200多萬。國家漢辦還專門派出了40多支師生小分隊，同270多所孔子學院聯合開展中華文化巡講、巡演和展覽活動，集中展示中國書畫、太極拳、茶藝等；在春節、中秋節等中國傳統節日里組織師生和市民游園、觀燈猜謎、吃月餅。由廈門大學負責的德國特里爾大學孔子學院就舉辦過由特里爾大學師生和市民共同參加的「中國電影之夜」系列觀影及討論會，用文化藝術的感染力拉近了兩國民眾的距離。

近五六年來，以「古老的中國」、「多彩的中國」、「現代的中國」為主題，盛大的中國文化年在法國各地舉辦；投資數百萬美元、演職人員近千人的「中國文化節」在華盛頓登場，直接享用這場文化盛宴的除了四五萬現場觀眾外，還有通過各種方式參與其中的上百萬美國人。「中印友好年」、「中國義大利年」、「感知中國?韓國行」文化宣傳活動也相繼啟動，產生了良好的傳播效果，這些活動運用創新的商業模式鑄造出中華文化品牌，展示了中國文化方方面面，讓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煥發出新的活力，使國外社會各階層都能了解感受並喜愛中國文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㈢ 亞歷山大是怎樣傳播希臘文化的

亞歷山大大帝也並非僅以其赫赫武功聞名於世，他也是一位極有頭腦、極有作為的統治者，他一手締造的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對於當時東、西方的文化及經濟交流與聯系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亞歷山大自幼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偉大的哲人亞里士多德就是其授業老師之一，所以，在亞歷山大大帝的身上留下了希臘文化的深深的烙印，他的征服同時也是希臘文化的一個對外傳播過程。

有的歷史學家認為，亞歷山大大帝希臘化了東方，這無疑是一種誇大之辭，因為在此之前，巴比倫地區及埃及就有了不少的希臘人，但毫無疑問的是，亞歷山大大帝的遠征，加速了希臘文化的傳播。

當時跟隨亞歷山大遠征的還有一大批希臘文化的精英，他們向亞歷山大獻計獻策。亞歷山大深受希臘城邦制的影響，在其東征的過程中，他建立了大約70多座城池，這些城池多位於戰略要地，亞歷山大希望這些新建的城市能萌發出希臘文明的幼芽。

這些城池中最著名的當屬埃及的亞歷山大港，此城自建立時起，就成為一座繁榮、偉大的城市，在歷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亞歷山大的努力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小亞細亞及環地中海的中近東地區出現了希臘化，如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它完全是一個希臘人的世界，亞歷山大港也藏有無數的希臘文書籍，成為古代的文化中心。可以說，希臘文明的傳播、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是亞歷山大大帝最重大的建樹，其征服的意義就在於此。

㈣ 希臘文化的傳播原因是什麼

在征服希臘兩年之後，馬其頓國王菲利普被一名刺客用匕首暗殺。他21歲的兒子成為馬其頓的君主，史稱亞歷山大大帝。這個年輕人是西方文明中最傑出的人物之一，將在歷史上產生深刻影響。「他在十二年中征服了幾乎整個亞洲，卻不動歐洲分毫，他名副其實，其榮耀可以與古代英雄和半人半神的人神相提並論。」

通過推翻波斯帝國和傳播希臘精神——希臘的文化、語言、思想以及希臘式的生活方式——直至印度，亞歷山大推動了一個新時代的誕生，傳統上稱之為「希臘化時代」，以區別於希臘時代。亞歷山大英雄業績的一個結果是：個人主義的充滿活力的希臘文化開始與古老莊嚴的近東文化密切接觸。

菲利普和亞歷山大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於偉大的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本特松（Hermann Bengtson）最近這樣評價他們：

菲利普和他的兒子亞歷山大為馬其頓人和希臘人打開了通往世界之門。馬其頓帝制加入到希臘精神的傳播之中，這種精神滲透了整個古代世界。沒有這兩位君主的成就，無論是羅馬帝制還是基督教的傳播都是不可想像的。

㈤ 西方文化是怎樣傳入中國，並產生廣泛影響的

主要是從1840年開始的兩次鴉片戰爭，西方強行敲開了中國的大門。西方文化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擴張和大規模的經濟活動全面傳入中國,大大沖擊了中國封閉保守的傳統文化體系,滌盪了人們的心靈,促進了社會的進步,促使中國人逐漸拋開羈絆,開放而自強地走向世界.

㈥ 西方古典文化的傳承

古羅馬帝國後期，古典文化傳統開始走向式微。隨著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教會為了在精神和文化領域獲得唯我獨尊的地位，便加緊了對古典文化的破壞和毀滅過程。由於古典文化被教會斥為異教之物，所以許多古典建築和藝術品遭到破壞，大學和圖書館被關閉，古典作家的著作成為禁書。當時的一位大主教洋洋得意地宣稱：「古代作家的書已經在地球上銷聲匿跡了，西塞羅、蘇格拉底和荷馬（更不必說那些被基督教徒恨之入骨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都被扔在頂樓和地窖里被忘卻。」從此，古典文化也就逐漸被以神學和道統為主的基督教文化所取代，並隨之而墜入黑暗的深淵。但是，在基督教文化占統治地位的中世紀，作為古代人類智慧之結晶的古典文化不會也不可能完全喪失。那麼，它在日後的歷史中是如何傳承的呢？ 8-10世紀，古典文化開始在東方的阿拉伯帝國和西方的加羅林王朝同時復甦。查理大帝在位時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圖實現教育和文化的復興。為此，他延聘歐洲各地著名學者加入這一行動，並多次頒布詔令，要求全國各教區和修道院設立學校。同時，與之相關聯的書籍抄寫和圖書館也隨之興起，一批拉丁古典書籍得以搶救和復制，如西塞羅、愷撒、維吉爾、塔西佗、李維、盧克萊修、賀拉西、奧維德等古典作家的著作。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大部分拉丁古典作家的典籍都是依據這一時期的復制本印製而來的。也正是在抄寫、復制古典拉丁著作的過程中，修道士們與古典文化建立起了某種聯系。有些教士甚至因迷戀於古典拉丁作家的著作而不能自拔。「加洛林文化復興」雖然並沒有出現令人贊嘆的學術創新，但它對於古典拉丁文化的傳承卻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不過，隨著維金人的南下，這一復興運動也告中斷。
如果說，加羅林王朝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主要致力於拉丁古典文化的復甦，那麼阿拉伯帝國則著重致力於古典希臘文化的學習年的和研究。在約750-850的100年裡，自阿拉伯人掀起了規模宏大的翻譯運動，史稱「百年翻譯運動」。這是阿拉伯帝國全盛時代的大規模文化建設活動的組成部分之一。在這次翻譯運動中，阿拉伯人不僅翻譯了大量古代波斯和印度的典籍，而且還翻譯了大量古希臘人的著作。眾所周知，在希臘化時代，希臘人曾將希臘文化的種子播撒於西亞、北非的廣大地區。直到阿拉伯人征服這些地區之時，許多傳播希臘文化的城市仍然存在，其中著名的有波斯的軍迪沙浦爾、伊拉克的哈蘭、敘利亞的埃德薩和安條克、埃及的亞歷山大城等。在這場翻譯運動中，精通希臘文化的聶斯托里派基督徒成為其中的中堅力量。尤其是，帝國的統治者成了這場翻譯運動的倡導者和有力的支持者，如曼蘇爾、拉希德、麥蒙。尤其是麥蒙，不僅他本人醉心於古希臘哲學，每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翻譯成阿拉伯文後，他總是先睹為快，而且為了將學術研究和翻譯運動納入正規，他還於830年在巴格達圖書館的基礎上修建了著名的「智慧館」。這是一個集圖書館、研究院和翻譯中心於一體的綜合學術機構。同時，麥蒙還派人到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等地去搜求古希臘典籍。於是，從各地運來的古籍不斷充實到智慧館。這樣，在麥蒙的主持下，數百名學者和翻譯家進行了大規模的有組織、有計劃的翻譯活動，從而使「百年翻譯運動」步入了鼎盛階段。在這場翻譯運動中，幾乎所有重要的古希臘科學家和哲學家的著作都被翻譯成阿拉伯文。這不僅有力地促進了阿拉伯科學和哲學的發展，而且還對古希臘文化的傳承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對古典文化的保存和傳承方面，與大致同時代的「加洛林文化復興」的成就相比，阿拉伯人的「百年翻譯運動」所取得的成就更為輝煌，影響也更為深遠。 自11世紀開始，歷經劫難的拉丁西方人終於走出了「黑暗時代」，步入復興和擴張之路。在擴張過程中，他們重新回到了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地中海世界，並與阿拉伯、拜占庭帝國等展開了富有成效的文化交流活動。正是在西班牙、西西里和西亞等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前哨，拉丁西方人重又接觸到久違的古典希臘文化。於世從11紀末到13世紀末，一場歷時長久、規模宏大的「翻譯運動」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如火如荼地展開。在這次翻譯運動中，通過阿拉伯文、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而翻譯成拉丁文等西方文字的古希臘典籍達200多部。而參與翻譯運動的翻譯家則多多達90多位，其中，有的在其一生中翻譯作品達80餘部。可以說，在這場大規模的翻譯運動中，幾乎所有古希臘的科學和哲學著作都被譯為拉丁文等西方文字。這不僅導致了各門學科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迅速復興，而且古希臘文化中的自由和理性精神也得以復活，從而導致普遍的理性在中世紀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確立。
與此同時，羅馬法復興的浪潮也從義大利蔓延到了法國、德意志、西班牙等歐洲大陸各國，羅馬式建築藝術也在拉丁基督教世界走向興盛。無怪乎現代西方許多學者將世紀稱為「文化復興」的世紀了。可以說，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較大規模的古典文化復興的浪潮。 文藝復興時代是西方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時期。在該時期，新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復興古典文化的旗幟下，展開了對中世紀基督教會和神學的批判。於是，一股強勁的古典文化復興的浪潮再次蔓延西方世界。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者對古典文化的崇拜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們以特殊的熱情學習古希臘語，並積極投入到搜集、挖掘、整理和重新翻譯古希臘原文典籍的運動中。他們在寺院和教堂圖書館里，耐心細致並滿懷希望地從積滿厚厚灰塵的故紙堆中尋找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結果，他們在這些被人遺忘的角落裡取得了重大收獲，發現了一些古典著作的珍本甚至孤本。這些珍本大都已腐朽、脫落。他們小心翼翼地修復這些「被野蠻的獄卒囚禁的文雅犯人」。不甘寂寞的美第奇家族和教皇也加入了這一行列。科西莫將巨資投入到古希臘典籍的搜集之中。教皇尼古拉五世還是教士時便因購買古典書籍而破產，做了教皇後依然故我。他自己曾毫不掩飾地說：「假我以資材，當成就兩樁事業，即書籍與建築，及後為教皇，兩者都付諸實施。」直到去世時，他仍欠有債務。但是，他卻將800冊古希臘手稿留給了世人。許多人文主義者到希臘做學術旅行，當他們帶著數以百計的古希臘典籍回到當義大利時，人們就像迎接凱旋而歸的將軍一樣歡迎他們。而許多人文主義者則因購買古典稿本而負債累累。在1453年，當君士坦丁堡在土耳其人的圍攻下陷落時，許多拜占庭學者帶著搶救出來的古希臘手稿流亡到義大利。他們在各地教授希臘語，從而為古典文化在西方的復興增添了一股活力。正是由於人文主義者的努力，古希臘典籍才得以傳世。而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古希臘著作，大部分就是在這一時期搜集、整理出來的。
同時，拉丁古典文化也對人文主義的文化藝術風格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該時期，「人本主義史學家則把一切思想和一切敘述翻譯成裝扮成西塞羅體的拉丁文，至少是黃金時代的拉丁文」。與這種文學上的西塞羅主義相伴行的則是藝術領域內維特魯威建築藝術的復活以及古物搜求和收藏之風的盛行。人文主義者千方百計地探尋古典藝術品，而古羅馬城則成為了這一運動的中心。至文藝復興時代末期，羅馬已聚集了無數的古物，其中大多是古羅馬人的作品，但也有少數古希臘後期的原作。正是這些作品成為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家進行創作的源泉。
中世紀盛期的文藝復興是一次有限的古典文化的復興。基督教徒翻譯與研究的只是古希臘哲學和科學著作，而且他們是在信仰至上的前提下，按照那個時代的思維方式去解讀古典文化的。而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者則完全沖破了這一局限，將探尋的目光投向了古典科學、哲學、文學和藝術等各個領域。他們立足於人文主義的新視角，重新審視和解讀古典文化的真義，並站在時代的高度，對之進行了新的闡釋。正是在古典文化的啟發下，他
們奏響了響亮的「人的頌歌」，而在這片頌歌聲中，中世紀的幽靈退到了黑暗的角落裡。
實際上，古典文化復興的浪潮並沒有隨著文藝復興時代的結束而終結。在18世紀，啟蒙運動的興起導致了古典文化的繼續復興。在該世紀，古物搜求之風不僅有增無減，而且還從羅馬擴散到了義大利和歐洲的其他城市。於是，英、法、德等國家則代替羅馬成為了這一運動的新的中心。這些國家的人們蜂擁到威尼斯、神秘的龐貝古城和希臘本土、小亞細亞去憑吊、獵奇、探寶。尤其是在德國，一些藝術家還在理性的旗幟下掀起了一場「復古」運動，他們反對羅可可藝術的那種過分注重豪華和享受而缺乏思想的藝術風格，主張回到古典主義去，從而導致了一個新的藝術流派新古典主義的出現。該流派曾盛行於德國與法國，並在繪畫和建築、雕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溫克爾曼便是這場運動的積極倡導者。新古典主義的藝術家注重從古典藝術中獲取養分，所以每當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時，他們便從古典文化和藝術中尋求答案。如法國的新古典主義藝術大師達維德曾談到，他鼓勵學生去創作偉大題材的訣竅是：「快去翻翻普魯塔克的書。」同時，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在高舉理性的大旗對傳統的基督教神學進行批判時，古典文化再次成為他們賴以獲取思想素材的寶庫。所以，古典文化還成為理性主義運動的導師。 19世紀以後，伴隨著考古學的出現和發展，古典文化的神秘面紗逐漸被揭開，從而導致古典文化更大規模的復現。在這一世紀，考古學的篝火在義大利、希臘本土、小亞細亞等地陸續點燃，著名的羅馬城、龐貝古城、雅典衛城、奧林匹亞城、克里特和邁錫尼文明等遺址紛紛被發現和挖掘出來，一些古典文物和書籍也時有發現。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以至今天。這樣，古典文化逐漸顯露出它的全貌。同時，在西方各國，古典學也作為一門學科而逐漸得以確立。

㈦ 近代西方文明在中國傳播的方式

宗教傳教士，商貿上的交往也提供了傳播的載體，我國文人學士翻譯國外的各種著作在中國出版，國外的文人旅客來華。等等

㈧ 歐洲傳教士是怎樣把中華文明傳入西方的

歐洲傳教士們不僅將西方的文化傳到中國，他們也將中華文明傳回西方。

傳教士們進入中國後，常常游歷四方，到處傳教，因而對中國有了比較切實的認識。他們根據自己的見聞和經歷寫下的札記、日記、書信等等，在歐洲人眼前展開了一個更加真實的中國，大大開闊了歐洲了解東方的視野。利瑪竇留下的關於中國的札記，內容包括了當時明代中國的各方面情況，以及耶穌會自沙勿略以來在華傳教的過程。1614年，比利時籍耶穌會士金尼閣將這部札記帶回歐洲，並將它由義大利文譯成拉丁文，於1615年在德國奧格斯堡出版。書的名字為《耶穌會利瑪竇神父基督教遠征中國史》。在這部著作中，利瑪竇把中國人稱為「最勤勞的人民」，並且說：「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以普遍講究溫文有禮而知名於世。」直到利瑪竇之前，歐洲人對中國的了解仍是只鱗片甲，沒有超出馬可?波羅筆下那帶有神秘色彩的描述。他們甚至連絲綢之國、契丹和中國這幾個名稱的內在聯系都弄不清楚。正是利瑪竇弄清了契丹和中國是一個國家。在這部遺著中，利瑪竇描述了中華帝國的情況，如風土人情、倫理道德、宗教信仰，特別是孔子的言行與儒家經典，等等。這部著作出版後，在歐洲被譯為多種文字傳播開來。著名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就是讀了這部書，激起了前來中國的強烈願望。

還在金尼閣編譯出版利瑪竇札記之前，1592年英國艦隊在亞速爾群島附近截獲了一艘葡萄牙商船《聖母號》。在船上發現了一本1590年在澳門出版的用拉丁文寫的關於東方和中國的書。這本書包括一些在中國的傳教士留下的資料。英國地理學家哈克盧特將這本書的摘譯收進了他所編輯出版的《航海全書》之中。摘譯部分敘述了中國的幅員、疆土、首都，以及保衛邊疆的長城；書中介紹了中國男人種稻、女人養蠶，還記載了每年春季皇帝推犁、皇後採桑的典禮；書中還敘述了中國的小麥、稻穀等農作物，棉布、瓷器等手工業品，以及皇室分封、科舉制度，等等。

對於歐洲人來說，同中國進行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礙之一是中國的語言和文字。西方傳教士們來到中國後，為了適應環境、便利活動，一般都努力學習漢語和文字。利瑪竇在總結自己在中國活動時就指出，「會說這個國家的本土語言」和「專心致志日以繼夜地攻讀他們的文獻」，是他在華活動的一大優勢。為了便於西方人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利瑪竇等人首先編制了漢字注音書。在此基礎上，傳教士金尼閣在中國學者王徵、呂維祺等人幫助下，於1626年編成了《西儒耳目資》。這是最早的一部拉丁化拼音的漢語字匯。它可以根據漢語的發音來查字，也可以根據漢字來查它的發音。後來，法國傳教士白晉編成了《中法小詞典》，還用拉丁文和法文撰寫了中文研究法。在此基礎上，馬若瑟在1728年寫成了《中文概說》，分析了漢字的構造與性質。法國傳教士也注意學習漢語之外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字，如編成了《滿法詞典》和《五譯合璧集要》(梵、藏、滿、蒙、漢五種文字的字典)，以及《法漢滿蒙詞典》，等等。18世紀中葉，德國傳教士魏繼晉又編成了歷史上第一部《漢德字典》，收入了漢語詞彙2200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