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你學到了什麼

『壹』 四川成都巴蜀文化川劇變臉培訓機構能學到怎樣的技術

傳授：普通變臉，回臉，回多張臉，完美回臉，無破綻回臉，中震臉，叼扇變臉，回臉叼扇,木偶變臉以及吐火，吃火，不用手操作變臉，一秒半變三張等特色技巧。巴蜀文化川劇變臉培訓機構一般在半個月內都可以學會川劇變臉達到獨立上台表演的效果，還能獲得教育局認可學校頒發的畢業證書，他們的年薪高達數十萬，甚至百萬！

『貳』 到四川巴蜀文化川劇變臉培訓機構能學到怎樣的絕活啊

傳授：普通變臉，回臉，回多張臉，完美回臉，無破綻回臉，中震臉，叼扇變臉，回臉叼扇,木偶變臉以及吐火，吃火，不用手操作變臉，一秒半變三張等特色技巧。學川劇變臉是一件比較有前途的事情。變臉是運用在川劇藝術中塑造人物的一種特技，是川劇藝人創造並傳承下來的的漢族民間藝術瑰寶。

『叄』 舉例分析巴蜀文化和遠古神話傳說中主要蘊含了那些哲學、史學內容

巴蜀文化：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強的輻射能力，除與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滲透影響而外，主 巴蜀文化
要表現在對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詔文化的輻射，還遠達東南亞大陸地區，在金屬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對東南亞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 元代的雙流人費著《歲華紀麗譜》曾說：「成都游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娛樂」。俗尚游樂是巴蜀人的一大特點。所以，巴蜀很早就興起了旅遊習俗，到唐宋時達到頂點。以成都而論，全年的固定的游樂活動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體出遊，並與歌舞娛樂、體育競技、商貿活動結合在一起，具有很豐富的文化內涵。

『肆』 聯系巴蜀歷史，談談巴蜀文化的獨特性

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系統中各有悠久而獨立的始源、並行生長、生存和發展，並互相交錯影響和相互融匯的兩支主體文化。長江文化作為源遠流長、綿延不絕的文化體系，主要由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楚湘文化和下游的吳越文化三支主要文化構成。過去學術界對於長江文化，由於受到資料的限制而缺乏重視和關注。改革開放以來，由於長江流域從下游的良渚文化到上游的三星堆文化等一系列新的重大考古發現，以新的資料和新的視角大大拓展了長江文化研究的視野。特別是巴蜀地區，由於寶墩古城文明的發現以及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商業街戰國開明王族獨木棺船棺葬遺址等重大發現，以新的面貌大大刷新了有關巴蜀文獻的歷史紀錄，遂使得原有老一代學者的一個個學術結論需要重新修改，對巴蜀文明在長江文明體系中的歷史定位需要作新的探索。

巴蜀文化是指以巴蜀地區為依託，北及天水、漢中區域，南涉滇東、黔西，生存和發展於長江上游流域，具有從古及今的歷史延續性和連續表現形式的區域性文化。早在人類起源時代，就有巫山人和資陽人的先後出現，這是傳說的「巴蜀同囿，肇於人皇」的時代，可見其始源就具有悠久性和獨特性。到新石器時代，特別是晚期由文化積累到文明誕生的時代，巴蜀經歷了獨特的灰陶文化時代，玉器文化時代和青銅文明時代。距今4500年前成都平原六座古城遺址為代表的寶墩文化，昭示著聚落的集聚終於誕生出初期的城市文明。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衍變起來的廣漢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遺址為代表的殷商西周時期古蜀文化，展示了玉器時代的獨放異彩和青銅文明的不同凡響。成都商業街戰國早期船棺葬和新都馬家大墓的發現，證實了古蜀開明王氏的存在不再是子虛烏有。古蜀國傳說五祖從蠶叢、柏灌、魚鳧到杜宇、開明，這些不同時代的蜀族的生息和發展，就植根在考古發現的這一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上。成都平原是當時長江上游古文明發展的中心，是長江文明的結穴處和生長點，這就是整個先秦時期巴蜀文化的歷史定位。

秦漢時期，巴蜀以「水利殖國」為特徵的農耕文明發展起來，到漢唐時期一直保持著「天府之國，秀冠華夏」的記錄。直到宋代，天府農業文明尚達於鼎盛 ，正如文天祥所說：「蜀自秦以來，更千年無大兵革，至於本朝，侈繁巨麗，遂甲於天下。」
（《衡州上元記》）兩漢和唐宋時期，是巴蜀生態和文化發展均居於全國乃至世界前列的時期，出現了巴蜀文化的兩次鼎盛。當時的巴蜀人創造了世界漆器製造中心、世界天然氣發現始源地、雕版印刷術的發源地、世界紙幣「交子」的產生地等幾十項世界第一和中國第一的歷史文化紀錄，對大一統的中華民族文化作出了值得驕傲的
奉獻。

在文化世界，巴蜀文化創造者向以善於體認超越自我、貢獻新質文化因素著稱。雖然從漢以來，巴蜀歷史上出的人才，其總量不及長江下游的江、浙、滬，但其所產「精英」，即《華陽國志》 所說： 「英曜炳靈」的文化巨人則秀冠全國。從司馬相如、揚雄到陳子昂、李白、蘇軾、張問陶、李調元和郭沫若， 都是「文章冠天下」的網路全書式文化巨人。在他們身上，淵源於三星堆青銅文明的奇詭浪漫思維背景的巴蜀人球型思維和發散型思維特徵最為鮮明。直到「五四」時期，第一個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是四川新繁人吳虞，體現了蜀人勇於開拓、不畏權勢和習慣勢力的精神。

兩千年來巴蜀文化的不斷積累、變異和發展，為我們留下了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和神妙的心靈世界三方面的不可多得的獨特的歷史遺產，豐富的延展了長江文化的內涵，銘刻著長江文化突破傳統、突破自我、探索創新的精神。在長江文化
體系中，巴蜀文化具有獨特的璀璨多採的歷史地位。

巴蜀文化的歷史特徵

縱觀巴蜀文化的歷史地位，它具有如下三大特徵， 值得我們在實施西部開發，構建四川特色文化中加以重視。

第一個特徵是它的開放性。

早在巴蜀文明的初生時期，它就是一個善於容納和集結的開放性體系。「禹興於西羌」，夏禹文化興於西蜀而流播於中原及至東部吳越。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銅牌飾與二里頭夏文化相同，表明夏禹文化的西興東浙是個歷史過程。三星堆和金沙遺址的玉琮、牙璋與東方的良渚文化相似，表明東西部不同區域文化的特徵交流和集結很早。三星堆青銅文明的詭異特色，主要表現在具有地方性的禮器和神器上，而其尊、罍等酒器和食器則和中原殷墟是一致的，這說明它善於在創造自己地方性特色的基礎上，特別是在創造體現精神和心靈世界的神器的基礎上，吸納中原文化並與之交流。良渚文化與三星堆文化均以精美玉器為其特徵，表明長江文化很早就具有一致性，這是彼此開放交流的結果。從歷史的進程看，巴蜀文化北與中原文化相融匯，西與秦隴文化交融，南與楚文化相遇，並影響及於滇黔文化。正如四川的地形一樣，崇山峻嶺屏閉盆地， 使之易於形成為相對獨立、自具特色的文化區域； 同時，盆地又猶如聚寶盆，使巴蜀文化易於成為南北文化特徵交匯和集結的多層次、多維度的文化復合體。它的開放性還體現在很早就與外域文化相交流。它是著名的「南方絲綢之路」傳輸的集散中心， 三星堆遺址的海貝、金杖，表明與中亞、西亞及海洋文明有聯系；新都畫像磚上的翼形獸、雅安高頤闕前有翼的石獅形象，明顯是安息藝術的影響。歐洲的羅柯柯藝術，同巴蜀唐宋時期的瓷器藝術也有著一定的關系。漢代的蜀郡漆器曾在蒙古的諾音烏拉和朝鮮的樂浪郡出土。唐代不少印度僧人流寓西蜀，帶來佛教文化。「西川印子」和龍爪蜀刻曾流播於日本、高句麗。波斯人李家族世居成都，人謔稱「李波斯」。這類文化交流例證可謂數不勝數。

作為農耕文明的典型，巴蜀文化自然有其封閉板結和落後保守的一面，這是自然經濟帶來的必然的特
征；但它確實又含有淵源於古典工商城市生活方式的極具開拓、開放性因素的另一面。巴蜀雖為盆地，雖為「內陸大省」，但它有很早就發達的「貨賄山積」的工商業城市和充滿向外擴張活力的水文化，努力沖破盆地的束縛，嘗試突破傳統、變異自我、超越自我。正是這種靜態的農業社會的小農生活方式與動態的工商社會的古典城市生活方式的矛盾運動，構成了巴蜀文化既善於交流和開放，又善於長期保持穩定和安定的多采畫面，引起了思想領域和思維方式的相應變化。掌握這一矛盾運動的特徵，充分利用其開拓性、開放性因素的精華，對於推動今天四川城市化進程，無疑是有益的經驗。

第二個特徵是它的整體性。

巴蜀文化從其誕生時期開始，即開始了向大一統的中原文化凝聚和集結，實現「最廣泛的文化認同」 （美國學者亨廷頓語） 的歷史進程。一方面，從文化認同角度看，其特質和內涵從秦漢以後即融入中原文化之中，成為漢族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從區域特色的延續性角度看，它又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以蜀人自身的思維方式，努力實踐其區域性文化個性的更新與崛起。從數千年的歷史進程看，巴蜀文化始源獨立發展的時期相對甚短，而其與漢文化融合融匯的時期則較長，表明巴蜀人歷代對於母體文化體系有最廣泛的文化認同的整體觀念和大局觀念。

在巴蜀文化體系下，巴文化和蜀文化本是兩支各具個性特色的文化。古語說：「巴人出將，蜀人出相」。四川所出四大元帥， 三個是巴人。而四川的著名文人則多數出於西蜀。這表明巴人和蜀人的文化性格是不同的。蜀人自古即柔弱褊陒，狡黠多智，而巴人則歷來強悍勁勇，樸直率真。但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巴人和蜀人都能將迥不相同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品味整合、融鑄在一起，相反而又相成，
形成巴蜀文化的價值取向和審美情趣的整體性，整合為有別於其它區域性文化的巴蜀文明統一性。而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各自地方特色的價值體系和行為模式。我們仍然可以細致區分出：重慶人開拓進取性強，成都人思維細膩、追求完美。重慶人善於創業，成都人善於守業，二者又常常在生產、生活各方面能融洽地加以整合， 顯出四川人共同的個性來。

這種整體性特徵產生的社會根基在於巴文化和蜀文化雖是兩支始原獨立（一起源於岷江流域，一起源於漢水清江流域）的文化，但它們又是親緣相近、演變的動力機制相近、具有共同性的生活結構體系的文化。所以，從西晉裴度的《圖經》到唐代杜甫的蜀中紀行詩，直到19世紀末法國人古德爾孟的 《四川游記》都一致認為巴蜀是「異俗差可怪」的「另一世界」，其文化心理結構，包括內隱的心態和價值系統具有巴蜀的個性。這種整體性的文化內涵說明巴蜀人善於將不同因素加以整合，善於恰當地將矛盾的因素融匯整合為突破傳統、鍥而不舍、奮發進取的積極力量，這對我們當前調整經濟結構，整合不同心態， 將是一種有益的啟示。

第三個特徵是巴蜀文化的特色性

在於開創性與完美性的結合，在於順應社會結構轉型和更新的超前性，冒險性精神。

四川人在歷史上一個突出的思想特徵是先亂後治的精神。「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是句古話，最早見於明末清初人歐陽直公的《蜀警錄》。而更早的淵源則可追溯到《北周書》上蜀人「貪亂樂禍」的說法。這一說法帶有一定的貶意，好象是四川人好轉，難治，刁頑。但如從文化學角度看， 它說明巴蜀人的先亂後治精神是一種建設性的競爭思想。郭沫若認為「能夠先亂是說革命性豐富，必須後治是說建設性徹底」，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他還認為「四川人的豐富的革命性和徹底的建設性是由李冰啟發出來的」，是「李冰的建設，文翁的教經，諸葛武侯的治績，杜工部的創作」感化和啟迪的結果。這是很有見地的。今天看來，先亂後治的精神，說明四川人的開創性、超前性和風險性意識強。它的社會根基正同巴人的冒險進取性、超前性與蜀人的追求完美性、穩定性的結合有密切關系。這種精神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仍有重要的價值。

承傳巴蜀文化的特徵， 構建四川的特色文化

認識巴蜀文化的歷史定位和歷史特徵，對於今天構建四川的特色文化有著重要的意義。上述三大特徵對於培育四川人的改革開放意識、改革大局意識和開創跨越意識有著極大的作用。

通過巴蜀文化開放性的研究，可以充分認識巴蜀文化的特徵：「封閉中有開放的活力，開放中有封閉的觀念」。今天講西部開發，講解放思想，就要把握這一文化特徵，對阻滯社會結構轉型和更新的封閉性習慣勢力要首先在觀念上有重大突破和創新， 抑制其糟粕一面。而對極具開拓、開放性因素的精華， 則要善於發掘和積聚。只有這兩方面研究和認識深入了，工作扎實了，解放思想，勇於開放的行為模式才能真正樹立起來。

文化的整體性也是一種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思想的體現。這種思想對於巴蜀文化特別突出。舉例來說，巴界的方位觀念就與北方和中原不 同。遠在古代，中原人是東、南、西、北的觀念順
序，而蜀人所著《山海經》和司馬相如的《大人賦》，其方位順序觀念則是南、西、北、東，這充分表明了巴蜀文化的獨特性 。直到現在 ，成都人與北方人的方位觀念也有明顯差別。北方人習慣用語是向南向東來指示方向，這是以宇宙為坐標體系，人是服從於這個坐標體系的，所以用東南西北的坐標來指示方向。成都人的口頭語是「倒左手、倒右手、端端走、抵攏倒拐」等話來表示方向，這是以 人的身體為中心，人是座標體系的主人，所以用人的身體的前進方向來指示道路。這種人本思想十分可貴。特別是在城市功能和結構以及城市布局日益趨同化、單一化的今天，城市生態與城市文態被建設性的破壞所消極影響的今天，用以人為本的思想來搞好環境配置，重視歷史資源的保護，對於提升城市特色和城市形象是大有益處的。

從改革開放以來四川的發展例證來看，四川在縣級經濟改革、擴權試點、股份制試點等方面均曾走在全國前頭，創造了全國第一的紀錄，但這些紀錄一是持久性不強，二是整體性滯後。這同歷史上的情況類似，往往單個超前多，整體超前少，且不易持
久，這是巴蜀文化長期積累形成的消極因素，是需要整體性思想和大局觀念來加以整合和消除的。

開創性、超前性和追求完美性的結合，這就是我們建設四川特色文化的方向，這就是我們通過巴蜀文化歷史定位和歷史特徵的研究得出來的一些認識。

『伍』 巴蜀文化川劇變臉培訓學校的辦學理念是什麼為什麼他們辦學受到了CCTV中國中央電視台的采訪。

首先回答你他們為什麼受到CCTV中國中央電視的采訪；是因為巴蜀文化變臉學校是由巴蜀變臉王、中國川劇變臉大師黃磊先生創辦，變臉大師黃磊先生你可以了解一下在業界影響力很大，最主要他們是在傳播正能量弘揚民族藝術，他們數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奮戰在基層演出傳播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川劇變臉藝術所以受到了黨和國家的關懷受邀參加CCTV中國中央電視台的專訪，其目的還是主要弘揚我國川劇變臉藝術。他們的辦學理念是：堅持「學校以人為本，辦學以教師為本，教學以學生為本，培養人才以能力為本」

『陸』 蜀學的興起淵源

從歷史淵源來看，古代巴蜀文化對北宋蜀學的產生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華陽國志》依據《漢書》之史料，但比較二者，頗有差異。關於文翁為蜀郡守的時間，常璩以為是漢文帝末年，應以《漢書》為景帝末較為恰當。關於遣張叔等十餘人詣京師受業，漢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設置《五經》博士，《五經》指《周易》、《尚書》、《詩經》、《儀禮》、《春秋》，至東漢始有《七經》之稱，故常璩所記受《七經》乃誤。關於「蜀學比於齊魯」，據《漢書》所記應理解為蜀地弟子在京師求學者之眾，可與齊魯相侔，常璩則表述為張叔等學成後，回蜀中教授子弟，弟子眾多，以致蜀中學術之盛可比於齊魯了。常璩的記述雖有失誤之處，但西漢時蜀地之文教事業可比齊魯應是事實，而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蜀學」的概念。這里蜀學是指蜀地文教事業的興盛和儒學的傳播，表明蜀地接受並發展了中原的傳統文化。
從公元前二世紀中葉蜀學的興起迄於二十世紀之初，其概念的內涵逐漸豐富和發展，最終成為現代學科之一，此間經歷漫長發展過程。四川學術真正開始呈現地域的特色是在兩宋時期。唐末五代時，中原長期戰亂，衣冠士族紛紛入蜀避難，前後蜀國獲得和平發展的機遇，故至北宋時文教事業極盛。皇v二年(1050)田況守蜀時在成都建立經史閣以弘揚學術，呂陶《經史閣記》：「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成都文類》卷三○)呂陶認為西漢成都文翁石室未經兵火戰亂的破壞；東漢末高補修石室作為孔廟，規模宏偉；五代後蜀將《周易》、《詩經》、《尚書》、《春秋》、《周禮》、《禮記》刻於文廟石壁，田況守蜀時又補刻《儀禮》、《春秋公羊傳》和《春秋Y梁傳》，這樣使儒家經典《九經》完備。因此一千二百餘年來，雖然社會歷經變革，但蜀中三個神聖遺跡保存完好，它們是蜀學繁盛的標志。呂陶是將蜀學理解為蜀中儒學的。北宋元v時期(1086―1093)朝廷中形成三個政治集團，即以蘇軾、呂陶、上官均為主的蜀黨，以程頤、朱光庭、賈易為主的洛黨，以劉摯、梁燾、王岩叟為主的朔黨。他們相互進行政治斗爭，而蜀黨和洛黨之間的斗爭最為激烈，史稱洛蜀黨爭。南宋之初統治集團在總結北宋滅亡的歷史教訓時清算了王安石變法的政治路線，革除蔡京余黨，恢復元v政治，曾被列入元v黨籍的洛黨和蜀黨諸公均得以平反昭雪。這時洛黨和蜀黨已不具政治集團性質，而程頤和蘇軾的思想對學術界的影響極大，故「程學」與「蘇學」同時盛行。紹興六年(1136)朝廷開始禁黜程學，被視為「偽學」，而使蘇學居於尊崇的地位[1]。南宋中期學術界稱「蘇學」為「蜀學」。蜀中學者李石《蘇文忠集御敘跋》：「臣竊聞之，王安石以新說行，學者尚同，如聖門一貫之說，僭也。先正文忠公蘇軾首辟其說，是為元v學人謂蜀學雲。」(《方舟集》卷十三)蘇軾父子治儒家經學，又雜於縱橫之學，在北宋古文運動中起到重大作用，而以文學成就稱著。他們不同於傳統的儒者，既是王安石新學的反對者，又是濂洛理學的否定者，在宋代學術中保持著獨立自由的品格與蜀地的學術特色。清代學者全祖望談到宋代新學與蜀學說：「荊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為《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為《荀子》。已而聚訟大起。《三經新義》累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為敵國。上下學案(《新學略》與《蜀學略》)不可不窮其本末也。且荊公欲明聖學而雜於禪，蘇氏出於縱橫之學而亦雜於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也。」(《宋元學案》卷九八)因此從南宋以來，蜀學已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學術思想了。
蜀學在歷史上有三次高潮： 西漢景帝末年，文翁興學，儒家道家在蜀地得到廣泛傳播，改變了本地「蠻夷」之風，從此蜀地人才濟濟，文章大雅，不亞中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漢賦四家」中的三家：司馬相如、揚雄、王褒。
早在西漢時期，中國思想文化界就有「齊魯學」與「蜀學」的說法，其實，所謂的齊魯之學，就是儒學禮仁等學說傳統，而蜀學傳統是什麼？西漢之後應該是很明白的，就是道家嚴君平和揚雄的學說傳統，也就是關注自然和人性本質本性研究的學統。歷史上的一些典籍，常常把西漢前的蜀地描繪成為荒蠻之地，那是當時一些中原學士的自我中心表現，不足為信，現在從考古上就可以發現，四川在夏商周秦五代一直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自周秦並入中原文化系統以後，蜀地一直就沿襲著自己的學術傳統，從而形成了中國思想文化中的「蜀學」學統格局。應該說，嚴君平和揚雄是西漢時期所涌現出來的兩個帶有明顯蜀學傳統的人才，他們的學問後來一直對中國的各種文化現象產生了難以想像的影響。蜀學文化的特點究竟是什麼呢？就是「沒有固定的特點」，蜀學者大多具有實用文化傾向，並不拘束於某一學派的學理，而是注重從實際和實用的角度去治學，當然，蜀學這樣的學統，與蜀地人重視人的生產生活的質量建設及其治水水利建設傳統，有很大的關系。蜀學者大多是易玄家，情感上傾向於道家文化，但是，他們也並不排斥儒學等其他文化，具有融會百家和自我發展創新的明顯學統表現。由於蜀地是漢文明文化的主要發源地，蜀漢本為一義，所以，說中國漢文明文化的中心文化學統是蜀學，並不過分。
漢唐時代，齊魯之學就在事實上衰亡了，蜀學也因為元明清三代的朱熹官方理學的興起，而遭受了很大沖擊，但是，蜀學學統並沒有因此而滅亡，其還是通過各種文化形式而苟延殘喘的存留了下來，只要大家對中國思想文化稍加梳理，就可以發現，自元以降，不少的人和他們的學問還是自覺和不自覺的繼承了這樣的蜀學學統的。
老子的道德經問世以後，注釋家汗牛充棟，但是，卻只有嚴君平一家的《老子指歸》是再發揮之作。《老子指歸》不是那種注重詞語考證和詞語新解的注釋書，而是嚴君平在自己掌握了老子的思想精髓以後的一種自我發揮，可以說，《老子指歸》本身就已經算得上是「經典」了。
嚴君平本是臨邛人，生於富饒的川西南平原，他的家鄉是中國最早的水稻文明地區，該地有豐富的天文和水利學傳統，嚴君平年輕時代外出學道，學成以後，在成都卜筮為生，後到都江堰地區一帶教授易老之學，追隨者不少，他的學說在整個川西地區有很大影響，特別是在都江堰和青城山地區有很大影響，揚雄就是這個時期隨嚴君平學道的。東漢末期，道教也就產生在這個地區中，所以，應該說中國道教的產生，與嚴君平的思想和作為有很大的關系。
《老子指歸》，又稱之為《道德真經指歸》和《道德指歸論》，這部書，是例舉一段老子的言論，便由嚴君平根據自己的理解自由發揮講述，從結構上看，這應該是他的學生根據他的講課言論所整理出來的著述。嚴君平在《老子指歸》中著重講述了人的認識的主體問題，詳細的說明了世界與人的生命主體是相互作用的一組關系，他的這樣的思想，可以說比那法國的笛卡爾在《方法論》中提出的「我思故我在」要早了1600年，這也是為什麼受嚴君平影響很大的蜀地相對崇尚人的自由和開放的原因之一，也是道家和道教的主要思想之一。
《老子指歸》在歷史上有很大影響，特別是在南北朝和隋唐時期有很大影響，其對中國禪學的產生也有相當大的作用。但是，由於宋代曾經出現過孟子和揚子誰高誰低之爭，也就是當時的思想文化界在除了推崇孔子老子之外，在揚雄和孟子二人的評價上出現了爭論，當時，朱熹是屬於反對揚子而推崇孟子的一派，他認為揚雄仕王莽是賣漢。而且，揚雄在學術上不儒不道，屬於黃老道家，所以，朱熹編著四書，把孟子編輯進去。後來，隨著朱熹理學的興起和四書在科舉中的應用，孟子學說崛起，而揚雄學說則被擠出了正統。這樣，嚴君平的學說也受到連累，在元明清三朝少見了，特別是《四庫全書》在收集《道德真經指歸》的時候，編輯者認為這書可能是後代人偽造，這樣，就使得《老子指歸》更為人鮮知了。但是，1973年馬王堆老子帛書的問世，可以說是為嚴君平洗去了這一冤屈，因為，《老子指歸》中引用的老子言論，都與帛書老子相符合，所以，該書的確應該是嚴君平作品。
嚴君平的學說在漢唐宋時期，對許多道家人士和易玄大家的思想都有影響，經過元明清三代的沉寂，現在，許多中國習道之人，又重新開始發掘《老子指歸》中的新論。嚴君平學說的最大特點，就是自由伸展，讀他的書，就能夠感覺到他的思想是非常開放自由的，思路特別的活躍，讀他的著作，我們常常有種在看現代科學哲學理論書籍的感受，既深邃，又無拘無束。 以來，蜀學繼宋代之後又呈後興之勢，尤以今文經學之盛並與維新思潮相結合為特點。公元1898年戊戌變法之際，劉光第和楊銳聯合在京師的四川愛國官紳傅增湘、謝緒綱、王晉涵、李植等在四川會館觀善堂舊址成立「蜀學會」，同時創辦「蜀學堂」，主張「講新學，開風氣，為近今自強之策」。入會者七十三人，他們講求新學，學習西方先進經驗，議論時務。此年宋育仁到成都任尊經書院山長，同成都學者楊道南、吳之英、廖季平等創辦《蜀學報》附刊《蜀學叢書》，介紹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批評時局，宣傳維新思想，提出社會改革方案。五月，宋育仁等在成都創設「蜀學會」，在四川各地設置分會。學會的活動以集講為主，內容為倫理、政事和自然科學知識。這些蜀中學者大都屬於今文經學派，思想活躍，長於思辨，富於理論創新。由於蜀學會促進蜀學的復興，以致中國新文化運動以來蜀學仍引起中國學術界的興趣與關注。姜亮夫回憶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他給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梁啟超寫信，要求補考，徵得同意後：
任公先生親自接見，問我：「松坡先生是你什麼人?」我說：「是我父親的上司，我父親曾在松坡先生底下做事。」他又說：「廖季平先生是不是你老師?」我說：「是的。」他問還有哪些老師，我就約略地說一下，他都曉得。他說：「這些先生都很好，你為什麼不在成都高師讀下去?」我回答說：「成都高師我已經畢業了。」他說：「好，我就讓你補考吧！」接著就給我出了題目：《試述蜀學》，當即我就寫了二三千字的文章交上去了。任公先生一邊看一邊微微地笑著，有時點點頭。
此後成都學者劉咸栽凇妒裱論》里追溯了蜀學的歷史[5]，繼而蒙文通在《議蜀學》里倡導說：夫伊洛當喪學絕之後，猶能明洙泗之道，紹孟學之流，以詔天下。蜀人尚持其文章雜漫之學以與朔洛並驅。自顧以迄於今，其道已弊。吳越巨儒，復已悔其大失，則蜀中之士獨不思闡其鄉老之術以濟道術之窮乎！是則承學之士所宜熟思而慎擇者也。
中國學術的發展自西學東漸之後發生了新的變化，回顧宋代的蘇學，其缺失已經顯露，因而如何弘揚蜀學傳統是宜慎重考慮的。這是蒙文通對於蜀學事業的關切與希望。

『柒』 兩宋時期為何四川史學名家輩出，名著迭出，巴蜀文化為何如此輝煌

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是中國宋朝（北宋、南宋）319年的統治時期；宋太祖趙匡胤於公元960年建立北宋後，約二十年的時間先後滅了後蜀、南漢、南唐、吳越和北漢，結束了五代十國各地方勢力割據的時代，完成了對全國的局部統一。太祖加強了中央集權的措施，維護了國家穩定；文化的繁榮有多方面的原因，最先取決於賴以生存的穩定的社會環境。

“宋賢史學，古今罕匹”，“史學莫隆於蜀”

巴蜀文化，是四川、重慶的地域文化；文學得到空前的發展的同時，史學領域也得到了推動，設置了多個史學機構，足見社會對史學的重視程度，涌現出一批史學名家。

著名的四川史學家有：

1. 揚雄(成都人，代表作《蜀王本紀》，第一次系統性的整理古蜀歷史)
2. 李尤(廣漢人，東漢斷代史書《東觀漢紀》的主要編寫者之一，此書在《後漢書》誕生之前和《史記》、《漢書》並稱“三史”)
3. 常璩(崇州人，代表作《華陽國志》被譽為方誌鼻祖)
4. 陳壽(南充人，代表作《三國志》和《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為“前四史”)
5. 張唐英(新津人，代表作:《蜀檮杌》，現存記載五代兩蜀時期歷史的唯一史籍)
6. 范鎮(成都人，二十四史之一《新唐書》副主編)
7. 范祖禹(成都人，代表作:《資治通鑒》副主編（唐代部分主編）、《唐鑒》)
8. 李燾(丹棱人，代表作:《續資治通鑒長編》)
9. 李心傳(井研人，代表作:《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10. 王稱(眉山人，代表作:《東都事略》)

《四庫全書·總目》：“宋人私史卓然可傳者,唯(王)稱與李燾、李心傳之書而三。”

宋朝民間的富庶與社會經濟的繁榮遠超過盛唐，才使得巴蜀文化如此輝煌，四川史學名家輩出，名著迭出，載入史冊，千古流芳。

『捌』 巴蜀文化川劇變臉培訓機構能學到什麼啊，了解一下

普通變臉，回臉，回多張臉，完美回臉，無破綻回臉，中震臉，叼扇變臉，回臉叼扇,木偶變臉以及吐火，吃火，不用手操作變臉，一秒半變三張等特色技巧。一般在半個月內都可以學會川劇變臉達到獨立上台表演的效果，突出的學員可參加有償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