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良渚文化寫進中考課本

Ⅰ 良渚文化對青少年有什麼教育意義

梁祝文化對青少年的教育也可以宣揚中國的國粹。

Ⅱ 良渚的評價

專程趕來的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這樣評價古城：這是目前中國所發現同時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稱得上「中華第一城」；它改變了原本以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認識，標志著良渚文化其實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是繼上世紀河南安陽殷墟發現之後，中國考古界的又一重大發現，將極大推動中國文明史研究進程和考古學發展。
良渚文化是分布於環太湖地區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學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遺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遺址和文化命名地，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的良渚、瓶窯兩鎮。1986年，良渚反山遺址先被發現，發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這幾年，良渚文化遺址從40多處增加到135處，有村落、墓地、祭壇等各種遺存。

Ⅲ 什麼是良渚文化你對此有什麼了解

良渚文化就是指存在於錢塘江流域和蘇州太湖流域的古文明，至今已有約5000-4300年。意味著遺址為杭州良渚遺址，別的關鍵遺址多集中化存在於錢塘江流域的東部地區及東北部地區。核心遺址乃是坐落於杭州市西北部地區的瓶窯鎮，關鍵部反山、莫角山、匯觀山等均在瓶窯鎮地區。杭州良渚遺址是餘杭縣的良渚鎮、瓶窯鎮、安溪鎮三鎮中間很多遺址的總稱，是長江流域良渚文化的象徵性遺址。遺址佔地面積約35平方千米，於1936年發覺，並且於1956年被命名為良渚文化。

而良渚文明就是被那樣一場大洪水淹沒的。考古學家在杭州良渚遺址中，看到了一層水災過後的沖積物。而良渚文明，恰好是消失在這場洪水中。盡管杭州良渚的文明由於不可抗拒的外力作用忽然中斷了，可是良渚文明，尤其是其獨特的石文化，卻依然流傳下來，嚴重影響大河流域的馬山文明行為，黃土高原的石卯文化藝術，一直流傳下去，也變成中華文化五千年歷史的一個重要詮釋，深受全球關心。

Ⅳ 良渚的歷史

在中國眾多璀璨的遠古文化中，環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是一顆非常耀眼的明珠。它以發達的稻作農業、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製的制陶技術、成句子的陶器符號文字資料，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會分層等現象，使研究者們或者認為它正站在文明的門檻上，已看到了文明的曙光；或者認為它已進入文明社會，已形成文明古國。又因為疊壓在它之上、作為後來者的馬橋文化並未繼承它那以獨特的玉文化為靈魂的種種文化因子，故而又認為它是一支突然消失了的文化，並對它消失的原因作了種種猜測和推論。與同時期或前後時期相距不遠的其他遠古文化相比，良渚文化中大量的玉器以及由玉器所反映出的宗教現象、大量的非生產性支出等，的確構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同時，在良渚文化中，至今沒有銅器遺跡的發現，對於這些究竟應如何看待？若只是簡單地套用諸如銅器、文字、城址等所謂文明起源諸要素來衡量是否進入文明時代，那麼，說良渚文化已形成文明，顯然是要受到質疑的。考慮到這些情況，本文想通過對良渚文化中的一些現象，特別是那些特殊現象的分析，來說明良渚文化是否已進入文明社會；若已進入文明社會，那麼，它究竟屬於尚未出現王權的邦國形態的文明，還是屬於含有王權的王國形態的文明；並進而說明它在中國古代文明和國家中所具有的地位在中國眾多璀璨的遠古文化中，環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是一顆非常耀眼的明珠。它以發達的稻作農業、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製的制陶技術、成句子的陶器符號文字資料，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會分層等現象，使研究者們或者認為它正站在文明的門檻上，已看到了文明的曙光；或者認為它已進入文明社會，已形成文明古國。又因為疊壓在它之上、作為後來者的馬橋文化並未繼承它那以獨特的玉文化為靈魂的種種文化因子，故而又認為它是一支突然消失了的文化，並對它消失的原因作了種種猜測和推論。與同時期或前後時期相距不遠的其他遠古文化相比，良渚文化中大量的玉器以及由玉器所反映出的宗教現象、大量的非生產性支出等，的確構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同時，在良渚文化中，至今沒有銅器遺跡的發現，對於這些究竟應如何看待？若只是簡單地套用諸如銅器、文字、城址等所謂文明起源諸要素來衡量是否進入文明時代，那麼，說良渚文化已形成文明，顯然是要受到質疑的。考慮到這些情況，本文想通過對良渚文化中的一些現象，特別是那些特殊現象的分析，來說明良渚文化是否已進入文明社會；若已進入文明社會，那麼，它究竟屬於尚未出現王權的邦國形態的文明，還是屬於含有王權的王國形態的文明；並進而說明它在中國古代文明和國家中所具有的地位。
良渚文化墓葬材料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會分層，若用社會學術語或社會組織結構來描述，良渚文化的大型墓實際上就是一種貴族墓葬，大墓在各處的普遍存在，說明存在著一個貴族階層；良渚文化中小型墓屬於平民墓葬，其中中型墓是平民中較富裕者，小型墓是平民中較貧窮者，小型墓的數量最多，說明一般平民階層是社會中的主要人口；良渚文化中的「亂葬墓」，特別是那些身首異處，或被捆綁的人殉與人牲?br>參考資料：http://www.xianqin.org/xr_html/articles/kychg/110.html

Ⅳ 介紹一下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一向被譽為「文明的曙光」。在中國史前文明的各大遺址中，良渚遺址的規模最大，水平最高。考古人員１１月２９日在杭州宣布，一座２９０多萬平方米的５０００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遺址的核心區域被發現。 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等考古學家指出，這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首次發現的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發現的同時代中國最大的城址，可稱為「中華第一城」。 （小標題）發現「中華第一城」 良渚文化是分布於環太湖地區的史前考古學文化，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的良渚、瓶窯兩鎮的良渚遺址是其中心遺址和文化命名地。從１９３６年發現至今，在這４０餘平方公里的遺址范圍內，考古科研工作一直沒有間斷過， ２００６年６月至２００７年１月，為配合良渚遺址重點保護區域內農民住宅外遷安置點基建項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瓶窯葡萄畈遺址一帶發掘時，發現了一條良渚文化時期的南北向河溝。考古人員順藤摸瓜，以這一發現為基點，開始向南北進行延伸鑽探調查和試掘。經過１８個月的努力，考古人員在莫角山四周發現了良渚文化時期完整的古城牆基址。１１月２９日，考古人員宣布考古勘探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據介紹，這座古城位於莫角山四周，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古城東西長約１５００米－１７００米，南北長約１８００米－１９００米，總面積達２９０多萬平方米。城牆底部普遍鋪墊石塊作為基礎，寬度約４０米－６０米，石頭基礎以上用較純凈的黃土堆築，部分地段地表還殘留４米多高城牆。根據城牆外側疊壓的堆積中出土的陶片判斷，良渚古城使用的下限不晚於良渚文化晚期。 盡管古城的始築年代還有待於進一步考古工作後判斷，但考古人員發現，古城建城的位置是經過精心勘察與規劃的。良渚古城遺址發現者之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斌介紹說，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脈的支脈，南北與山的距離大致相等，東苕溪和良渚港分別由城的南北兩側向東流過，鳳山和雉山兩個自然小山，則分別被用來作為城牆西南角和東北角的制高點。 （小標題）良渚文明找到「都城」 確定文明發展階段 這是一座令考古界期待已久的古城。 在良渚遺址４０多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多年來已相繼發現墓地、祭壇、制玉作坊、建築基址、防護工程、聚落遺跡等各類遺跡１３５處。遺址分布密集、規模宏大、類型齊備、級差明顯，顯示出一個龐大而完整的帶有史前都城性質的空間形態和聚落布局。一個疑惑也由此環繞考古學界多年：「遺址規模這么大，反山、瑤山上又有高規格的墓地，難道沒有中心嗎？」 良渚古城被認為是良渚文明的「都城」。其發現串連起良渚遺址中多年來的一系列重要考古發現，令良渚文明最核心區域格局更為清晰。關注良渚文明多年的知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介紹說，古城所環繞的莫角山一直被推測是良渚遺址的中心。其西北角是反山，其中發掘的１２號墓出土過刻有神人獸面紋的大玉琮等５００多件玉石制器，據推測是王一級的墓葬；莫家山的東北角是馬金口，出過六七米長的大方墓遺址；山的東南面是鍾家村，出土過重要的大玉璧。「現在看來，這些重要遺址建築都在古城內，城外則分布著祭壇、高等級陶器作坊、玉器作坊、碼頭等重要遺跡。」嚴文明說。 之前，考古界一直認為，良渚文化發展水平是即將進入文明或者初步進入文明的階段。如果進入早期文明社會，則應該有個初步的國家組織，以區別於以血緣為單位的氏族社會。都城正是其重要標志。 嚴文明表示，有明顯職能分工與布局規劃的良渚古城的發現，猶如畫龍點睛之筆，改變了考古界原來對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認識，標志良渚文化時期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 （小標題）考古意義相當於發現殷墟 考古學者認為，良渚古城的發現，不僅改變了對良渚文化文明發展階段的認識，對中國乃至世界史前文明研究也產生深遠的影響。 知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在實地考察後明確指出，良渚古城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首次發現的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也是中國目前所發現史前文明時期規模最大的古城，可稱為「中華第一城」，其意義不亞於殷墟的發現。據介紹，我國已經發現了６０多個史前古城，面積一般為１０萬至２０萬平方米，其中大型古城只有兩個，一座位於湖北天門，面積約１２０萬平方米，一個是山西南部的陶寺古城，面積約２８０萬平方米，「不過其西城牆不存在了，所以只是個估數。」嚴文明說。 嚴文明表示，良渚古城的考古意義之所以重大，不止在於其規模第一，更因其是良渚文明的「都城」。國家文物局曾明確提出，在目前發現的代表中國早期文明的大遺址中，良渚遺址的規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實證中華５０００年文明史的最具規模和水平的地區之一。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良渚文化可分為三個層次。主體范圍在環太湖流域，政治中心就是莫角山、古城以及外圍的良渚文化遺址群；擴張區則北至江蘇北部，南到浙江南部，西至江西、安徽；影響區則從山西南部的陶寺古城，南到廣東。「其影響范圍佔了半個中國，並被後世中國的主體文化明顯繼承，如果沒有比較高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不可能有這么大的影響。」嚴文明說，「只有在這個大背景下，古城的意義才充分凸顯。」 據了解，考古人員接下來將仔細勘探古城，如找城門、找道路，了解裡面的格局，必要時有的部位會進行解剖性的發掘。

Ⅵ 對於良渚文化的理解

良渚文化簡述：

一 驚人的成就

1. 世界同一時期規模最為龐大、最為先進的都市防洪系統

在良渚遺古城西北部，先民構築起了一道長達6.5公里的大型堤壩，用以防範天目山余脈的洪水。浙江餘杭地區是整個浙江省最大的暴雨中心區，經常發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良渚人為了保護國都——良渚古城而修建了這個堤壩。當地人稱它為「塘山土垣」，它除了6.5公里的長度之外，平均至少4米高，30米寬，在它的外圍形成蓄洪的水庫，至今能夠行船。

從塘山土垣向西7公里，還有兩條大堤——彭公堤防和奇塢山堤防，一個長5公里，另一個長6公里，其中一段山間隘口處，堤防高達20米，由不同的土壤層層夯築而成，異常堅固。這兩重防洪體系保證了良渚古城千年之間未曾為洪水毀滅。在良渚古城的南部，經航拍顯示，也存在著綿長的土垣，很可能就是防洪工程的一部分。而對比同一時期印度的古城——號稱「遠古曼哈頓」的莫恆佐·達羅曾七次被洪水摧毀，最後不得不廢棄。我們應嘆服良渚人防洪能力的強大。

2. 公元前2500年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市以及土建工程

5000年前，良渚古城一帶還是一個人跡罕至的沼澤地帶。然而從4900年前開始，一批人突然來到此地，填平和沼澤，並且修建了大規模的都市。從考古學年代上說，這些人很可能來自天目山南麓，他們在古城建立之前就已經聚集在瑤山一帶，修建了規模宏大的瑤山祭壇。

很可能在離開天目山之後，他們立即開始起建良渚古城。最先完工的是巨型建築基址「古上頂」，在考古學上，它也被稱作「莫角山」——這個巨型的建築台基高8-10米，東西長約670米，南北寬450米，面積30餘萬平方米，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土建工程。之後，良渚人又在莫角山周邊修建了面積達數十萬平方米的次級台基。之後，可能又順次建立了反山和皇墳山。由於考古發掘工作尚未全面給予揭示，我們現在無法猜測這些巨大的工程到底耗費了多少土方量。

大約從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300年，良渚古城「城牆」修建完成，古城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東西長1500-1700米，南北長1800-1900米，所圍積達290多萬平方米。城牆底部鋪墊石塊作為基礎，寬度40-60米，基礎以上用較純凈的黃土堆築，部分地段地表以上還殘留4米多高城牆。共發現六座水門。整個城牆的土方量當不亞於埃及金字塔。從長江流域其他地區的古城形態來看，它們均有共同之處——城牆牆面平緩，內直外斜——極為注重防洪功能。因此，該「城牆」應該是水城牆，主要用作防洪。

同一時期，在城牆外圍，更大規模的土建工程拔地而起，如美人地、卞家山等長形土垣里三層外三層地將良渚古城包圍起來，構成了它的「外城」，經過考古發掘，這些土垣實際上是當時制陶工匠和漆器工匠們工作和居住的社區——當然，可能還製作絲綢。這些社區有大規模的人工運河網路相連，並且均配有自己的碼頭。通過這些水路交通方式，將古城的產品輸送到整個蘇浙地區，形成一個以良渚古城為中心的大規模貿易網。

良渚古城和其外城總體規模達到了30平方公里，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都市。

3. 漆、絲、玉、珠寶、舉世無雙的黑陶工藝以及文字的萌芽

良渚文化中的玉器馳名天下，尤其是琮、璧、鉞等重器，其雕刻和造型已經達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網站上到處都有相關的資料，此處我不多說。良渚時期的漆器也異常發達，不但能夠製造出多彩的漆器，還能夠製造復雜的鑲玉漆器。良渚時期，社會富足、文化昌明，漆器從貴重物品流入尋常百姓的家中。當時良渚人的墓葬中，棺槨均施以漆繪。甚至在農具犁的木質部件上以及箭簇的木桿上也有漆繪，可見漆器在當時不但不是奢侈品，而且還是相當常見的日用物資。

在良渚古城北部的錢山漾遺址，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家蠶絲織品。絲線密度和現代的細亞麻布相當，體現出高超的紡織技術水平。良渚人的陶器工藝舉世無雙，不但造型雍容典雅、氣象非凡，而且工藝復雜，令人驚嘆。卞家山曾經出土過一件陶片，不到20平方厘米的陶片上刻著23個精緻的鳥形紋。而在綽墩遺址出土的一個黑陶寬把杯，造型別致，通體刻滿精心設計的神聖紋樣，即便是當代的藝術家也對其嘆為觀止。

良渚人還喜歡瑪瑙、象牙等珍貴器物，並製成工藝品。其中，在福泉山出土過象牙權杖，雕刻工藝復雜，完全可以媲美良渚玉琮上的神人獸面紋。而良渚人的航海能力也頗為強大，它們能夠深入遠海，捕獲鯊魚等深海魚類。而當時收集鯊魚的牙齒，是良渚貴族們的一種奢侈風尚。

良渚人文化時期的陶文比中國同一時期任何地方的陶文都復雜得多，有些陶器上的記事符號可以連接成句。美國哈佛大學博物館收藏有一件良渚陶器的頸圈，上面刻有9-12字的成行規整的刻畫符號，其行文風格比甲骨文還要美觀。可以說，良渚時期就有了中國文字的萌芽——當然，還需要更多類似的考古發現確證它。

值得一提的是，良渚人在中國古代最先採用了犁耕技術，以及大規模農田水利灌溉系統（見茅山良渚稻田遺址），使得糧食產量獲得了質的提高。這也成了支撐良渚社會繁榮富強的根本因素。

二、 良渚文化興衰略說

公元前3500年，年輕的華夏族突然在黃河中游崛起。 他們最初在公元前6000年時發源於陝甘一帶，隨後向中原腹地大舉擴張，形成了舉世聞名的仰韶文化。

不得不說，這是一支了不起的民族——他們打敗東夷族的後崗文化，將勢力深入陝甘、豫東、河北、遼西以及長江流域，形成了上古時代最為強大的族團。然而，就在他們的鼎盛時期，卻遭到了一隻神秘民族的迎頭痛擊。這支神密民族來自遙遠、濕潤的南方，他們橫沖直撞，一直打到黃河南岸，之後又突然地從中原腹地消逝。

這一民族來自長江下游的太湖一帶，後來被考古學者稱為「崧澤人」，也就是良渚文化的祖先。

他們為什麼要攻打千里之外的中原？為什麼要和強大的華夏族火並？原因可能永遠不可能探明。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北方的財富在吸引他們進行軍事上的冒險。早在公元前3800年，崧澤人的社會就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東山村遺址的發掘顯示，崧澤文化的早期，已經形成了貴族和平民兩大集團。貴族們開始用玉器來裝點自己的生活，死後也要拿它們下葬。

然而，當時中國境內最好的玉器生產基地卻在淮河一帶的凌家灘。凌家灘人的社會也非常崇尚玉器，他們的制玉技術發達，而且燒造技術和建築技術也在當時首屈一指。崧澤人很顯然異常垂涎他們的財富。公元前3600年，崧澤人武力奪取了凌家灘一帶的統治權，之後又占據了整個淮河流域——這使得他們和中原的沖突不可避免。

中原人打敗後崗人之後，將同屬於東夷民族的大汶口人壓制在山東一隅，大有一統黃河之勢。然而，經過崧澤文化的沖擊，華夏族的擴張開始轉向衰落。當時，崧澤人也許就是東夷人的一支盟軍——但是無論如何，這種同盟關系很快就不復存在了。公元前3300年，太湖地區發生巨變，良渚文化取代了崧澤文化——這種巨變是怎樣發生的，尚不得而知。但是我們至少可以看到，良渚人很快就和東夷族反目，他們攻入蘇北地區，將東夷族從其世代居住的蘇北中心區趕了出去。在花廳遺址，考古學者們發現了良渚貴族的墓葬以及大汶口平民的墓葬共處同一個遺址的情況，還發現了中國最早的人殉坑。而考古調查顯示，整個蘇北地區的聚落數量急劇下降——東夷人不但被入侵的良渚人打敗，還舉族遠遷。

現在，華夏人反倒成了遙遠民族的盟友，共同夾擊東夷族。然而，東夷人在西部的擴張卻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他們順利地攻佔了豫東和豫中。仰韶文化四分五裂，華夏集團不得不退回關中。

東邊日出西邊雨，對於良渚人來說，和平的發展時期卻開始了。良渚古城開始建立，並且取得了對整個太湖周邊的支配權。根據玉器的形態以及製作特點的分析，學者們大致可以肯定，整個環太湖流域的玉器均由良渚古城所分配——這很可能體現了一種具有宗支特點的政治關系。良渚城很可能統領著一個疆域廣大的古國。

隨著良渚古城的城市化進程，太湖流域又出現了幾個不同的「都市」——福泉山遺址以及寺敦遺址。其中福泉山遺址面積達1平方公里，中心建有大型的祭壇和等級頗高的貴族墓地。寺敦遺址規模和福泉山遺址面積相當，它不但擁有中心祭壇，還擁有內圓外方的兩重環濠——以寺敦為中心，他們還開鑿了一個正十字形的運河工程，但是它到底通向什麼地方，尚不得而知。

不論如何，整個良渚文化6萬平方公里的分布范圍內，良渚古城的顯赫地位從未被動搖過。良渚古國的疆域，北起蘇北，南到浙中，西至安徽（這只是估計，其西部邊界尚未確定），東至大海，而它的玉禮器遠播至廣西、陝北。可以說影響了大半個中國。

然而，不久以後，外部的情況開始變化。從公元前2600年開始，中原龍山文化崛起。其中一支叫做「造律台文化」，從公元前2400年開始，他們逐漸向東南方擴張。良渚社會受到了劇烈的影響，良渚文化也轉變為錢山漾文化。不過這一時期，良渚古城的建造仍在持續，這似乎說明他們仍然保持著政治上的獨立。

約公元前2200年，造律台人對良渚地區的擴張加劇，一種新的文化類型——廣富林文化出現在環太湖地區，同一時期，良渚古城遭到廢棄。良渚古國可能在此時遭到了亡國的命運。即便如此，有些證據顯示環太湖地區的文化依然繁榮，外來的統治者好像並沒有完全破壞太湖地區原住民的生活秩序。

到了公元前2000年，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政治形勢出現劇烈的動盪。中原地區繁盛一時的陶寺古城被毀，慘遭屠城（見陶寺「大擾坑」）；鄂爾多斯地區的鬲文化人群滲透到中原的大部分地區；山東龍山文化大范圍衰敗，蛋殼陶工藝、制玉工藝失傳，人口數量銳減；長江中游的石家河古城被摧毀，來自中原的一支力量占據了該地區；四川的寶墩古城遭到廢棄，城市化進程中止。

也就是同一時期，來自浙南的一支野蠻民族再次洗劫了太湖地區，將造律台人趕出了蘇南、浙北一帶。此後，太湖地區陷入了長時間的文化空白和衰落——城市不復存在、玉器不再製作、貴族們的生活方式也被摒棄。太湖地區重新回歸到質朴的鄉村生活和原始的等級秩序。曾經昌盛一時的良渚古國，被永久地遺忘了。直到20世紀，通過考古學家們的努力，先民們的偉大業績才再次為子孫們所知曉。

Ⅶ 良渚街道的良渚文化

每當人們說到「良渚」，自然就會聯想到「良渚古玉」。它以質地堅韌、年代古老、造型奇特、紋飾神秘而贏得了人們的青睞。早在清朝的時候，嗜玉成性的乾隆皇帝，就命人廣為搜集江浙代出土或傳世的玉琮、玉璧、玉璜等玉器，而後親自賦詩題辭，或作考證文字，並命玉工鍥刻其上，珍藏於皇宮寶庫之中。有些珍貴的良渚玉器，則又輾轉流傳到國外，成為某些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令國人至今仍感到十分的痛心。 隨著以田野發掘為基礎的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迅即在國內掀起了嶄新的考古浪潮。北京周口店舊石器時代遺址、河南澠池仰韶文化遺址、安陽殷墟和山東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等相繼被發現，成為史學界關注的熱點，而曾為「化外之地」的江南，自然成為被考古學界「遺忘的角落」。盡管良渚古玉早已露端倪，然卻往往被視為「漢玉」或「周末時期」，向來未被引起應有的重視。然而，江浙的一些有識之士並不氣餒，他們開始在這片古老的大地上訪古探「玉」，以追尋先民活動的蹤跡。
1906年夏天，慎微之先生曾在浙江湖州錢山漾撿到一些石器，1934年乾旱之時，先生趨湖水下降之機，再次採集到不少石器，從而發現了錢山漾遺址。1935年，杭州的何天行先生也在良渚鎮的荀山和長命橋等地採集到一些陶器與石器。但由於這些都屬於零星發現的採集品，數量又少，尚未能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翌年7月，當時供職於西湖博物館的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鄉良渚鎮的荀山附近發現了古代文明的遺址和遺物，並在1937年先後進行了三次小規模的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及地表遺存，後來根據這些發現編寫成《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初步報告》，於1938年8月正式出版，良渚之名因此轟動了全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由於江、浙、滬等地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與良渚遺址內涵相同的文化遺址及遺物在太湖流域有普遍發現，而且地方特色十分顯著。因此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師生在1958年8月編寫《中國考古學》教材初稿時，於《新石器時代考古》部分，把環太湖流域出土的遺存的文化內涵，單獨命名為「良渚文化」。1959年12月，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夏鼐先生便將環太湖流域的同類遺存，因其率先的發現地良渚而正式命名為「良渚文化」，以代表這一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學文化，為環太湖流域史前文化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後來，隨著江蘇吳縣草鞋山、武進土墩和上海青浦福泉山等遺址的發掘，尤其是1983年以後浙江餘杭（今為杭州市的一個區）瓶窯的反山、匯觀山和安溪瑤山等顯貴者大型墓葬、祭壇或大型建築基址以及江蘇崑山趙陵山墓地等一系列重大遺址的發現和發掘，良渚文化考古有了重大突破。學術界開始對良渚文化刮目相看，掀起了研究良渚文化和探討中華文明起 源的熱潮，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果。1994年，國務院將良渚遺址群入向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申報《世界遺產名錄》的預備清 單；良渚遺址群的保護和開發利用，也同時被國家文物局向國務院上報推薦為「中國21世紀議程優先項目計劃」。從30年代的初露端倪，到80年代後期以來的一系列重大突破，良渚文化被視為本世界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是當之無愧的。 良渚文化所涵蓋的空間范圍非常廣闊，包括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36500平方公里的區域面積，大致的范圍是：北至黃河流域以北的蘇北魯南地區，南至浙江的寧紹平原，東及太平洋西海岸的舟山群島，西達皖贛境內。良渚文化頒布面雖然如此之廣，但是它有一個中心地區，那就是位於杭州市餘杭區境內的一個良渚鎮（良渚文化的最早發現地）瓶窯鎮的區域，我們把它稱為良渚遺址群。它是良渚文化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是古代良渚社會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中心。
良渚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礎上的，就如我們後代的朝代一樣，一代接一代。良渚文化根植於距今7000——6000年的太湖地區的馬家浜文化，經由距今6000——5300年的崧澤文化發展而來，其後發現的馬橋文化，是否為良渚文化的繼承者，目前還缺乏考古依據，無法定論。良渚文化的確切時間我們也通過科學的測定方法——C14測定法測定出來了，為距今5300——4000年。
因此，良渚文化可以簡單地概括為：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4000年間，生活在中國長江下游太湖流域地區的先民們，在1000多年的時間內所創造的一切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它在史前文化序列中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父系氏族階段。
良渚文化以其精湛的玉雕及所表徵的禮制文化，以連續作業的稻作犁耕生產方式，以營建大型工程和進行大規模社會生產的組織系統，以絲綢、玉器和黑陶製作為主的手工業或商業的著稱於世。其中特別是玉文化所顯露出來的與凝結於物質的文化相分立的精神形態的文化，成為後來中國文明的主要構成因素之一。
何天行與施昕更——發現良渚文化的功臣
何天行先生（1913年——1986年），字摩什，生於浙江杭州。其父何公旦，精於醫學這，擅詩詞，及浙江近代名醫，育有三子四女，何天行排行老三。他的幾位兄弟姐妹也頗有名望，二姐何文如是原浙江美術學院院長、一代畫師潘天壽的夫人，胞弟何任也是名醫，曾任浙江中醫學院院長。 何天行在如此優越的家庭環境中，何天行先生自幼便熟讀古文，背誦詩詞，為此後進行文化史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早在1935年以前，當時叫杭縣的良渚一帶盜挖文物之風盛行，而許多石器和黑陶卻少有人注意。當時人們還看不出它們的巨大史料價值和文化內涵，往往隨挖隨棄，因此在盜坑附近常常散落著許多石器與黑陶。 1935年，風華正茂的何天行先生正在復旦大學就讀中國文學系四年級，在開設的課程中，有一門就是考古學課，他極有興趣。因此，他經常利用假期到民間探訪，這其中就包括了良渚，採集到了各種古器物。 憑著自己掌握的古文化學識、濃厚的考古學興趣有和才之士特有的敏感，他敏銳地意識到了那些散落在杭縣良渚民間的石器、玉器和陶器決非一般器物，良渚一帶是一個優秀的古文化遺址。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間，以施昕更先生為主的省立西湖博物館對良渚一帶進行了正式發掘，正式確立了浙江遠古文化----良渚文化的存在，從而也證實了何天行先生的重大發現。
1935年冬，何天行先生在良渚踏看遺址時發現了一個橢圓形的黑陶盤，上面刻有十幾個符號，經過與甲骨文、金文中的符號對照分析發現，其中有七個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又有三個在金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因而斷定這些符號為初期象形文字，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和肯定。把這些刻符定性為文字而非圖畫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需要膽量和學識，何天行先生慧眼識珠，成為發現良渚黑陶文字的第一人。
發現良渚的石器與黑陶並意識到其重要價值後，何天行先生又經過反復地調查研究，多處於探考徵集，於1937年4月完成出版了《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一書，被作為吳越史地研究會叢書之第一種，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評價，為該書題寫了書名，可想而知，這是何等的殊榮。該書以中英文對照的形式發行，1939年就流傳到了海外，是較早將良渚文化介紹於海外的一本著作，也是良渚文化研究的開山之作。
何天行的著作《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一書出版後，何天行先生並沒有就此罷休，而是像一位勞苦耕作的老家，對良渚文化痴情不已，長期默默地堅持著對良渚文化的調查與研究，並不斷地撰寫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直至去世，從而為良渚文化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施昕更先生（1912——1939年），出生於杭州餘杭良渚鎮一戶家道中落的人家。他自幼聰穎，中學畢業後考入浙江省高級工業學校藝徒班（浙大前身）學習繪圖，雖因家境貧困。系半工半讀，但卻為今後到博物館工作及考古發掘工作打下了基礎。
施昕更1936年5月，西湖博物館對杭州一個叫古盪的遺址進行發掘，當時在西湖博物館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參加了這次發掘，在整理出土器物過程中，有幾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別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這種石斧在他的家鄉良渚一帶盜挖文物之風盛行，尤其是盜挖玉器，因此，在盜坑附件常散落著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行政管理從小生長在良渚，對當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這兩地的石斧有沒有什麼聯系呢？良渚為什麼也有這種石斧出土呢？這些疑問誘發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調查的想法。 經過多次的調查，施昕更先生採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極大的興趣，他隱隱約約感覺到了良渚似乎有一個古遺址的存在。將這些情況和想法向當時西湖博物館館長董聿茂先生匯報後，在館里同意和支持的情況下，施昕更先生開始主持對良渚遺址進行正式的田野考古發掘。從1936年12月——1937年3月，考古發掘共進行了三次，獲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實物資料，由此從科學發掘的角度確認了良渚一帶存在著遠古文化遺存。
有了第一手考古發掘資料後，施昕更先生便著手撰寫考古發掘報告，經過半年多的努力，報告完成，題為《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以下稱《良渚》）。書中施昕更先生充分認識到了良渚遺址古文化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的重要性。雖然他當時認為這支古文化是龍山文化的一支而與後來認定的事實有背，但是應該說，一個年僅25歲，非專業考古工作者的年青人，能作出這樣的學術判斷，已經是十分難能可貴了。事實上，他並不滿足於已取得的成果，還想繼續發掘考證。但是，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件變爆發，粉碎了他的計劃。同年12月24日，杭州淪陷，施昕青先生所撰寫的《良渚》一書的印刷被迫中斷，他攜帶原稿，隨西湖博物館遷往浙南，不久即投筆從戎，在瑞安縣抗日自衛會工作。1938年，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下，依靠了好心人的幫助，幾經周折，《良渚》一書才得以在上海勉強出版，而被視為珍寶的許多出土器物則因來不及搬遷而毀於戰火了。更不幸的是，這位本來還應該能夠在良渚遺址發掘研究上大有作為的年青人，在1939年5月因患猩紅熱而英年早逝。
施昕更的考古發掘報告 何天行與施昕更兩位先生對良渚文化發掘研究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正是由於他們的發現才會有今天的，他們是坐在同一條板凳上的兩位先驅。
良渚先民——「良渚人」 良渚人的淵源
一定的考古學文化是指史前某支人類群體活動的遺存，良渚文化就是良渚文化社會群體活動的遺存，這里，我們把這支群體――良渚先民叫作「良渚人」，即良渚文化是由良渚人創造的，良渚人是良渚文化的主角。
那麼，良渚人屬於什麼部族，是土著的還是遷入的？
從古史傳說中考證「良渚人」
古史傳說中大致與良渚文化時期在時間與空間上吻合的部族有蚩尤、防風氏、羽民國等部族，因此，學術界主張良請人屬於上述任何一個部族的都有。但是良渚人究竟是古史傳說中的哪一支部族或方國，到底可不可以與某一方國、部落或部落聯盟對上號、掛上鉤呢？我們也來考證一下吧。
在良渚文化玉器上有一個非常神秘的圖案不斷地反復出現，這個圖案的形態特別像一尊英武的戰神，不由得使人聯想到好戰的蚩尤。古史傳說中的蚩尤是中國東南方的蠻夷，非常英勇好戰，為了擴大勢力范圍，不斷地與其它的部族發生地盤爭奪戰，屢戰屢勝，被尊為戰神。但是當他與中原南下的黃帝部族開戰時，終於被更為強大的黃帝部族打敗，成為一位勇猛善戰的失敗的英雄。這一則傳說與良渚文化的族屬、地望和傳說極其吻合：良渚文化中石鉞非常發達，表明良渚人也好勇強悍；蚩尤戰爭節節勝利之時，也正是良渚文化非常發達之時；而蚩尤最終被黃帝打敗的時候，又正是良渚文化衰敗的時候；傳說中的蚩尤其它的幾個部落聯盟同屬東夷集團，居於山東和長江三角洲一帶，而蚩尤部族中有一支首領叫九黎的大部落聯盟，它的分布范圍包括了良渚文化的所有地域，因此，強悍的良渚人應該就是九黎族中的一支。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或羽民的，他們信奉鳥、獸，把它們當作祖先，因而信仰、崇拜鳥、獸圖騰，而良渚文化中玉器上的神秘圖案下部分似乎也象鳥、獸，也是良港人崇拜的一種圖騰。所以良渚人可能就是羽人或羽民。
綜上所考，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良渚方國為古史傳說中的東夷集團之——蚩尤部落集團中的九黎部落聯盟，良渚人就是九黎族中的羽人或羽民。
從歷史記載中尋找「良渚人」
良渚文化距今為5300－－4000年，處於沒有歷史記載階段。到了良渚文化的下限起，不到1000年，這個地區的歷史記載就開始了。記載有越人和吳人，這兩支部族在良渚文化以後不久，就在良渚文化地域范圍之上登上了歷史舞台。良渚人與吳人、越人之間有什麼關系嗎？有人認為：良渚文化是後來吳地古老文化的母體，是吳文化的基石，而吳和越是屬於同一個部族的兩個中心。
其大致的分析是這樣的：
浙江省寧紹平原是越族人發展的一個基礎地，在距今2萬——10萬年間，自然界的變遷頻繁而劇烈，越族人的祖先就是在這種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中，在寧紹平原繁衍發展起來的。但是，到了距今15萬年左右，寧紹平原自然環境惡化，迫使越族人幾次大規模遷徙。在距今1萬年以後的一次遷徙中，有一支越過了錢塘江進入了今浙西和蘇南的丘陵地帶，從此在這個地區生息繁衍，逐漸地創造了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所以良渚人的祖先是越族人。正式進入歷史時代的吳越應該就是良渚人與吳越人有著某種關聯的一種印證。
良渚人的生活環境
良渚文化如此的輝煌燦爛，它肯定是在一個適宜的自然環境中發展起來的。那麼良渚人當時有著怎樣的一種自然環境，他們又是如何不斷地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呢？通過對大量考古發掘資料的研究及對遺址中出土的動植物遺存和孢粉資料的分析，我們來對古代良渚人的生活環境作一個輪廓的描述。
在距今1萬年左右，良渚人生活的地區是一片海水，但有兩列群島分列於今天的良渚遺址群南北兩翼，此外還有許多孤島。良渚人的祖先當時就已聚居在上述兩列群島上。當時，島上森林茂密，溪泉充沛，良渚人的祖先在燃料和飲水方面不愁短缺，而漁獵所獲的食物也非常豐富。在這些群島上的若干山間盆地和咸潮不及的山坡地上，仍可經營小規模的農業，因為水稻種植技術在此時的良渚人的祖先身上已掌握得非常嫻熟。 到了距今7000年以後，海水開始退卻，大大小小的丘陵開始綿延不斷，丘陵間開始形成沼澤平原，平原上則分布著許多孤丘，這些孤丘較高的在海水沒有退卻之前就有，有些較矮的則是在海水退卻以後才露出來的。此外還形成了湖泊和河流，湖泊當然是鹹的，而且具有明顯的季節性，洪水期是湖泊，枯水季則是沼澤。總的說來，此時的良渚生活地區具有一種丘陵、孤丘、河湖相間的沼澤平原和溫暖濕潤的亞熱帶氣候的自然環境。 海退是一個持續上千年的漫長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海平面逐漸下降，丘陵和孤丘的范圍不斷擴大，而且不斷出現新的孤丘，良渚人祖先的活動地域隨之不斷增加。在沼澤平原最初出現之時，這些地並沒有利用價值，但是隨著海岸的不斷外退、河流的經年沖積，沼澤地面的高度不斷增高，沼澤地的咸性程度不斷給沖淡降低，沼澤平原上的植物和淡水生物開始增加，自然環境漸趨好轉。
良渚人祖先在這個過程中也開始了對這片沼澤平原的利用改造。起初他們仍居住在南北兩列丘陵中，後來，無數的孤丘成為他們開拓沼澤平原的跳板。通過這 些孤丘，他們逐漸下達到平原，從平原上比較乾燥的地段漸漸向外圍發展。在開拓的過程中，他們遇到了咸潮和洪水的威脅，但是由於他們有孤丘作為後盾，在環境惡劣的時候可以向孤丘退卻，所以他們對沼澤平原的利用改造有恃無恐。他們憑借孤丘的地勢，居高臨下，選擇有利的地形圍堤築塘，拒咸蓄淡，種植水稻，並且逐漸排干沼澤，把聚居地從丘陵、孤立移人平原，在平原上建立聚落。
就這樣經過了一代又一代的前人的艱苦開拓，到了良渚文化的良渚人時期，即距今5000年左右，氣候進入了相對穩定的暖濕階段，氣候溫暖，沼澤平原上開始出現了樟樹、桑樹、棕櫚、麻鑠等常綠闊葉林的植被，河網密布，那時候水域面積還相當大。良渚人在高於地面的土坡或土墩上生活，他們種植水稻，製作著精美的玉器、石器與陶器。他們還養蠶織絲，用樹木製作成小舟，在清澈的河面上捕魚與相互往來。
良渚人就這樣一代一代地生息繁衍，他們的生活似乎過得一年比一年好，氣溫在不知不覺中降低，氣候的涼爽與乾燥使河水也在向下退去，許多小河乾涸了：原先被淹沒在水中的土地露了出來；沼澤明顯減少了。良渚人好高興，他們遷到了地勢相對低窪、瀕臨水源又適宜稻作農業的地帶定居。他們在土地上擴大了種植水稻的面積，又在平地上築起了干欄式的新家，他們周圍的植被也在悄悄地發生著變化，常綠闊葉林已不多見，針葉、常綠闊葉混交林明顯增多，開始出現柳樹、松樹、樣樹、柏樹等。水生植物也越來越少了，他們沒有太在意，倒是隨著許多河流的消失，他們取水越來越不方便，於是，他們又學會了打井，部落的范圍因此而更加擴大了。此時的良渚人意氣風發，他們在適應著大自然的同時，還在積極地改造著大自然，並以他們的聰明才智和偉大的先創精神創造和發展了良渚文化。
歲月仍在流逝，良渚人似乎絲毫也沒有意識到，災難即將降臨。到了良渚文化末期，距今4000年左右。氣候再一次顯示了它操縱一切的威力，氣候又一次轉暖，海平面逐漸上升，良渚人大部分的生活地區又重新陷入一片汪洋。受海水的頂托，下江水因下瀉不能而四處泛濫，良渚人突然發現，和自然界相比，他們是何等的脆弱。面對著周圍白花花的一片，良渚人悲哀地發現，他們要麼在洪水圍困下束手待斃，要麼背井離鄉，重新找尋適合他們生存的地方。
良渚人的去向
良渚先民用勤勞的雙手、智慧的心靈創造了輝煌，把良渚文化引向了文明時代。然而，就這一支在當時可稱為相當發達的古文化，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後，像一顆絢麗多彩的流星，在令人目眩神迷了一陣後突然神秘地「失蹤」了，給世人留下一個千古之謎。為此，人們多方收集資料和論據，希望能解開這個千古之謎。
是海侵摧毀了良渚社會嗎？
在公元前3000年（距今6000年）前後，全球性氣候變遷，良給文化晚期，氣候變曖，氣溫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太湖平原除了少數高地和丘陵外，全部淪人汪洋之中，造成了一次大規模的海侵。這次海侵對於良渚文化來說是毀滅性的，經歷了千餘年發展起來的良渚文化毀於一旦。大部分的聚落被洪水淹沒，設施被摧毀，良渚先民賴於生存的農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沒在水中，良渚人就這樣沒有了家園．沒有了生存之地，或遷移或死亡，輝煌一時的良渚文化也就這樣給海侵摧毀了。所以今天我們在良港文化遺址之上還普遍發現有水災痕跡--淤泥、泥炭和沼澤層。可能一些良渚文化遺址，如今還深深地埋在太湖湖底呢！
是洪澇災害擊敗了良渚人嗎？
良渚文化晚期，太湖地區氣候由寒冷變得溫暖濕潤，平均溫度比現在高攝氏2度，年降水量多200－－300毫米，雨量明顯增多，加之當時的海平面高出以前2米左右，留於內陸的水宣洩不暢，勢必會造成很大的水患。因此當山洪暴發，江河水漲，洪水泛濫，陸地被淹，黃河、長江的下游，尤其是長江三角洲之地，一片汪洋，人們只能向高處躲避或逃奔外地。原有發達的良渚文化各種設施，頃刻間被摧毀，而其農耕地更是常年淹沒，再也無法以農為生了。特大洪水災難延續了若干年，良渚人已無法生存，殘存的人們，在相當時間之內，只能勉強維持生活。於是他們只有背井離鄉，有的南下，有的北上，被迫大規模地舉族遷徙，長途跋涉，輾轉漂流去尋求、創造第二家園。因此，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區突然消失，出現了數百年的空缺。
南下的一支到達粵北（今廣東省北部）後融入了石硤文化，而其主體則渡江北上到達了中原，與中原的龍山文化先民發生了一場生存空間的生死搏鬥。良渚人部族雖然是一個強悍的部族，可是到達中原後，受到當地部落的強烈反對，在這種情況下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戰爭。然而良渚人由於人力、物力、財力等因素，最終在中原部族的聯合抵抗下，被打敗了，未能在中原取得一塊立足之地重建本族的文化，最後不得不被勝利者吸收、同化和融合，因此才會有如此多良清文化因素出現在龍山文化之中。
戰爭導致了良渚社會的衰竭嗎？
良渚社會時期，在黃河、長江流域地區，類似的部落方國為數不少。隨著各古國政治的加強，擁有王權、軍權、神權於一體的統治者，對內實行著血腥的統治，對外曲了聚斂更多的財富，擴大地盤和人口，同周鄰部落古國之間發生著激烈的掠奪性戰爭。良渚部族本來在當時是最發達、最強悍的一支，但是由於貴族首領的日漸奢糜，普遍追求享樂型的社會生活，非生產性的勞動支出佔有相當大的社會比重，社會基層越來越不堪重負，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越來越不相適應，導致社會矛盾激烈，內訌和各癢癢山頭的局面產生，危機四伏。整個社會越來越缺乏控制力，國力日益削弱，這種情況下在頻繁的戰爭中也就逐漸失去了取勝的優勢，抵擋不了外敵的入侵，內憂外患，最終良渚文化走向了消亡。
良渚文化真的消失了嗎？
受到海侵、洪澇災害或是戰爭重創的良渚人，除了大部分遷移外，還有部分殘存，殘存的人們，在相當時間之內，只能勉強維持生活。幾百年後氣候轉為干涼，積水消退，另外一支部族馬橋文化的人們逐漸來此定居。他們的生活也似乎過得一年比一年好，氣溫在不知不覺中降低，氣候的涼爽與乾燥使河水也逐漸向下退去，原先被淹沒在水中的土地露了出來、沼澤也明顯減少。馬橋文化的人們從殘存的良渚人那裡吸收了良渚文化的成份並想把它發揚光大，但是受到了其它文化的入侵，先後又兼容並蓄地吸收了其他的外來文化，使得良渚文化最終沒有在馬橋文化的人們手上得到充分發展，因而馬橋時期陶器製作欠精，造型比較簡朴；而玉器不僅品種少，而且質量差、雕工粗劣簡陋，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不及良渚文化，所以良渚文化並沒有突然神秘失蹤，馬橋文化先民正是她的主要繼承者。

Ⅷ 良渚文化指的是什麼

良渚文化為中國新石器文化遺址之一，分布地點在長江下游的太湖地區，其中心在浙江省良渚。1936年發現的該文化遺址，因1936年原西湖博物館施昕更先生首先發現於餘杭市良渚鎮而命名，良渚文化存續之間約為距今5300年至4200年前，屬於新石器時代。

該文化遺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鉞、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鐲、玉管、玉珠、玉墜、柱形玉器、錐形玉器、玉帶及環等。另外，陶器也相當細致。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種類數量非常多，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甚至提出了「玉器時代」說，以詮釋玉器在中國古史分期上的重要地位。玉器的數量多，說明良渚時期玉料的用量很大，要有豐富的玉礦來供給。

在良渚文化范圍內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發現良渚時期的玉礦，有人就認為良渚玉料是從盛產玉的遼寧或新疆輾轉運來。這個觀點顯然很難站得住腳，想像一下，在史前古社會，人口稀少，生產力低下，運載工具、交通工具簡陋，良渚人如何能夠從那麼遙遠的東北、西北，穿過無路的荒野莽林、高山大川把玉料運至東南的良渚文化圈內？

天上不可能掉下玉石來，所以有的專家執著地認為，在良渚文化的區域里尤其是在良渚遺址群內的天目山余脈，一定存放著被人們遺忘了的古代玉石礦藏。文化可能消失，但是先民開採的古玉礦藏卻應該是永恆存在的。良渚文化為何在五千年前就有如此出眾的玉文化?先民們為何要雕琢那麼多玉器，他們又是如何雕琢的?其中有許多謎等待解答。

有人說是因為裝飾，美化生活的原因。中國玉文化源遠流長，玉在人們心目中有著崇高的地位。玉有太多美好的品質，因此就往往把具有高潔品質的人和玉相聯系。可以證實東周和春秋戰國時期就形成了，把玉當做自己(君子)的化身的禮儀。

貴族、土大夫佩掛玉飾，以標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必配玉，玉只可配君子。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謂五德，首先指玉的5個特性，即堅韌的質地、晶潤的光澤、絢麗的色彩、緻密而透明的組織、舒揚致遠的聲音。然後是比附人的五個美德：仁、義、禮、智、信。所以說良渚文化出現如此多優美的玉器，是出於裝飾生活的原因不無道理。

另一種說法是，良渚玉器大量產生，不僅僅是裝飾，而是有更深的文化內涵。把玉作為裝飾品反而是更後的事情了。此說的證據是從良渚玉器本身情況來說的。

最能反映良渚琢玉特色的是形式多樣，數量眾多，如使人高深莫測的玉琮和獸面羽人紋的刻畫。良渚玉琮系軟玉雕琢而成，從外觀看呈外方內圓、上大下小形，每個面的轉角上有半個獸面，與其相鄰側面轉角上的半個獸面組成一個完整的獸面。這些物品充滿神秘氣息，現在看來其形狀和圖案也是令人驚異，隱隱透出一股涼氣。這些玉琮的用途應該是與宗教祭祀、財富權力有關。戰國《周禮》書中曾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說法。東漢鄭玄注「壁圓像天，琮八方像地」，都說明玉琮與對鬼神的崇拜相關。

因此他們認為良渚玉器更深的文化內涵是對鬼神的敬畏，是用於祭祀的神器，由此衍生出「玉」被作為權力的象徵。這一點從後來的「玉」的地位可以反證，「玉」不僅僅作為裝飾，作為美好品質的象徵，在中國文化上，從一開始就更多的是作為具有神聖地位的、能顯示權力的神器。

良渚文化是神秘而又輝煌的，其為何有如此多的玉器，主要是因為裝飾，還是因為祭祀尚不能明確，不過良渚玉器形制奇特，肯定包含著先民神秘的思維。

1982年，在江蘇省溧陽小梅嶺發現透閃石軟玉礦藏，經取樣鑒定，此礦藏的軟太硬度在5.5－6度之間，玉石的質地細膩，色澤呈白色和青綠色，透明度較好，呈蠟狀光澤，與良渚文化玉器所用玉料相似。這一發現興奮了考古學術界，專家們普遍認為，「良渚文化的玉料來源可以確定是就地取材，而非遠地轉運，有關玉料來源這一重要問題已得到初步解決。

但是位於浙江餘杭境內的良渚文化中心遺址出土的玉器是其它遺址出土玉器數量的總和，其所需的玉料也應是良渚文化圈內量最多的，這些大量的玉料都是從江蘇小梅嶺運來的嗎？在良渚遺址群內至今沒有發現礦藏的同時，不少專家仍堅信很可能是「就近取材，來自附件的地區已被遺忘的古礦床」。這一推測符合現代人的思維，為普遍人所接受和期待，但願將來的考古發掘能夠證實這一推斷

Ⅸ 良諸的歷史與現在狀況

良渚人從哪裡來
一定的考古學文化是指史前某支人類群體活動的遺存，良渚文化就是良渚文化社會群體活動的遺存，這里，我們把這支群體――良渚先民叫作"良渚人"，即良渚文化是由良渚人創造的，良渚人是良渚文化的主角。
那麼，良渚人屬於什麼部族，是土著的還是遷入的？

一、 從古史傳說中考證"良渚人"
古史傳說中大致與良渚文化時期在時間與空間上吻合的部族有蚩尤、防風氏、羽民國等部族，因此，學術界主張良渚人屬於上述任何一個部族的都有。但是良渚人究竟是古史傳說中的哪一支部族或方國，到底可不可以與某一方國、部落或部落聯盟對上號、掛上鉤呢？我們也來考證一下吧。
在良渚文化玉器上有一個非常神秘的圖案不斷地反復出現，這個圖案的形態特別像一尊英武的戰神，不由得使人聯想到好戰的蚩尤。古史傳說中的蚩尤是中國東南方的蠻夷，非常英勇好戰，為了擴大勢力范圍，不斷地與其它的部族發生地盤爭奪戰，屢戰屢勝，被尊為戰神。但是當他與中原南下的黃帝部族開戰時，終於被更為強大的黃帝部族打敗，成為一位勇猛善戰的失敗的英雄。這一則傳說與良渚文化的族屬、地望和傳說極其吻合：良渚文化中石鉞非常發達，表明良渚人也好勇強悍；蚩尤戰爭節節勝利之時，也正是良渚文化非常發達之時；而蚩尤最終被黃帝打敗的時候，又正是良渚文化衰敗的時候；傳說中的蚩尤其它的幾個部落聯盟同屬東夷集團，居於山東和長江三角洲一帶，而蚩尤部族中有一支首領叫九黎的大部落聯盟，它的分布范圍包括了良渚文化的所有地域，因此，強悍的良渚人應該就是九黎族中的一支。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或羽民的，他們信奉鳥、獸，把它們當作祖先，因而信仰、崇拜鳥、獸圖騰，而良渚文化中玉器上的神秘圖案下部分似乎也象鳥、獸，也是良渚人崇拜的一種圖騰。所以良渚人可能就是羽人或羽民。
綜上所考，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良渚方國為古史傳說中的東夷集團之---蚩尤部落集團中的九黎部落聯盟，良渚人就是九黎族中的羽人或羽民。

二、從歷史記載中尋找"良渚人"
良渚文化距今為5300－－－－4000年，處於沒有歷史記載階段。到了良渚文化的下限起，不到1000年，這個地區的歷史記載就開始了。記載有越人和吳人，這兩支部族在良渚文化以後不久，就在良渚文化地域范圍之上登上了歷史舞台。良渚人與吳人、越人之間有什麼關系嗎？有人認為：良渚文化是後來吳地古老文化的母體，是吳文化的基石，而吳和越是屬於同一個部族的兩個中心。其大致的分析是這樣的：
浙江省寧紹平原是越族人發展的一個基礎地，在距今2萬--10萬年間，自然界的變遷頻繁而劇烈，越族人的祖先就是在這種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中，在寧紹平原繁衍發展起來的。但是，到了距今15萬年左右，寧紹平原自然環境惡化，迫使越族人幾次大規模遷徙。在距今1萬年以後的一次遷徙中，有一支越過了錢塘江進入了今浙西和蘇南的丘陵地帶，從此在這個地區生息繁衍，逐漸地創造了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所以良渚人的祖先是越族人。正式進人歷史時代的吳越應該就是良渚人與吳越人有著某種關聯的一種印證。

Ⅹ 各位前輩，有沒有人比較了解良褚文化能不能給我一個詳細介紹謝~

在中國眾多璀璨的遠古文化中，環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是一顆非常耀眼的明珠。它以發達的稻作農業、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製的制陶技術、成句子的陶器符號文字資料，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會分層等現象，使研究者們或者認為它正站在文明的門檻上，已看到了文明的曙光；或者認為它已進入文明社會，已形成文明古國。又因為疊壓在它之上、作為後來者的馬橋文化並未繼承它那以獨特的玉文化為靈魂的種種文化因子，故而又認為它是一支突然消失了的文化，並對它消失的原因作了種種猜測和推論。與同時期或前後時期相距不遠的其他遠古文化相比，良渚文化中大量的玉器以及由玉器所反映出的宗教現象、大量的非生產性支出等，的確構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同時，在良渚文化中，至今沒有銅器遺跡的發現，對於這些究竟應如何看待？若只是簡單地套用諸如銅器、文字、城址等所謂文明起源諸要素來衡量是否進入文明時代，那麼，說良渚文化已形成文明，顯然是要受到質疑的。考慮到這些情況，本文想通過對良渚文化中的一些現象，特別是那些特殊現象的分析，來說明良渚文化是否已進入文明社會；若已進入文明社會，那麼，它究竟屬於尚未出現王權的邦國形態的文明，還是屬於含有王權的王國形態的文明；並進而說明它在中國古代文明和國家中所具有的地位。

良渚文明研究
王震中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

在中國眾多璀璨的遠古文化中，環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是一顆非常耀眼的明珠。它以發達的稻作農業、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製的制陶技術、成句子的陶器符號文字資料，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會分層等現象，使研究者們或者認為它正站在文明的門檻上，已看到了文明的曙光；或者認為它已進入文明社會，已形成文明古國。又因為疊壓在它之上、作為後來者的馬橋文化並未繼承它那以獨特的玉文化為靈魂的種種文化因子，故而又認為它是一支突然消失了的文化，並對它消失的原因作了種種猜測和推論。與同時期或前後時期相距不遠的其他遠古文化相比，良渚文化中大量的玉器以及由玉器所反映出的宗教現象、大量的非生產性支出等，的確構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同時，在良渚文化中，至今沒有銅器遺跡的發現，對於這些究竟應如何看待？若只是簡單地套用諸如銅器、文字、城址等所謂文明起源諸要素來衡量是否進入文明時代，那麼，說良渚文化已形成文明，顯然是要受到質疑的。考慮到這些情況，本文想通過對良渚文化中的一些現象，特別是那些特殊現象的分析，來說明良渚文化是否已進入文明社會；若已進入文明社會，那麼，它究竟屬於尚未出現王權的邦國形態的文明，還是屬於含有王權的王國形態的文明；並進而說明它在中國古代文明和國家中所具有的地位。

一、 良渚文明的特殊與一般

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一般是以金屬器、文字、城市、禮儀性建築作為文明時代的具體標志。但包括筆者在內，陸續有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1]。這一被稱之為「博物館清單」式的文明觀，其最大的問題，一是這類「標志物」很難將它們作為統一性的共同標志來放之四海而皆準；二是我們無法判定一個社會究竟應具備幾項這樣的「標志物」（即在所謂文明諸「要素」中究竟應具備幾項「要素」），才算進入文明時代。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這裡面顯然有文明起源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的問題。我們在考察古代世界各大文明時，每每能看到一些共同性的趨勢和現象，這應該是由於它們都要面對一些共同性的問題所致。然而又由於各地生態系統、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資源條件畢竟不同，使得人們的生產形式、生活方式，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形成種種差異，從而在進入文明時代的過程中，那些被學界稱之為文明的「要素」或物化的標志物也必然會呈現出差別。我們也正是通過這些差異，才可以對各區域不同類型的文明做出進一步的比較。可以說，古代不同類型的文明在其演進過程中所呈現的物化形式有同有異是必然的，而我們卻非要整齊劃一地規定出幾項「標志物」，這顯然是一個難以解決的矛盾。事實上，各大文明古國各自的文明特徵或物化的標志物都是被分別歸納出來的，上述一般認為的三項或四項「具體標志」只是一個綜合的結果，是學者們從幾大文明古國有同有異的現象中加以歸納、挑選、綜合的產物，而對於每一個具體的民族、具體的地區來說，各自的文明現象和特徵又都是寓一般性於特殊性之中的一些具體現象，各有其差異。所以，對於各民族各地區而言，作為物化層面上的文明現象即所謂的「標志物」，本質上都應是具體的、有差異的，很難抽象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幾個具體標志。

鑒於上述「博物館清單」式的文明觀的局限性，以及實際上各大文明古國的物化的標志物都是從各自古典時期的特徵歸納出來的事實，那麼，我們可否不是在世界各地的橫向上規定出幾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志，而是在縱向上採取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從各地各民族各自的古典期上溯到文明起源期，用它的古典時期已經完全成型的這些所謂文明的要素來作為該地文明起源期的衡量標尺？按理說，這樣做應該有其可操作性。然而，這裡面也存在許多問題。主要是這些文明的「要素」也都有一個起源和發展的過程，它們雖然都隨著社會發展的腳步而向前邁進，但它們在每一階段相互之間的發展程度並非完全對應。以我國的商周時期為例，我們知道在商代後期和西周時期亦即古典的主要時期，被稱為文明要素的青銅器、文字、都邑（城市）等都是具備的，那麼是否能以這三項都具備為條件來判定中國何時進入文明時代？這也是很難說的。例如，我們用這三項來衡量二里頭文化，就會遇到一些麻煩。眾所周知，在我國看來，至遲在二里頭文化時期已進入文明時代，已成為較為普遍的看法。然而，在二里頭文化中，都邑、銅器、文字這三項實際上只具備前兩項，而且前兩項各自的發展程度也是有差異的。先說都邑的問題。二里頭文化的二里頭遺址雖然未發現城牆，但以宮殿宗廟為中心的遺址內涵、布局和規模都決定了它的性質是都邑，這已得到學界的共識。在以往發現的屬於二里頭三、四期的一、二號夯土建築基址外，近來又發掘出了屬於二期的三號、四號、五號建築基址，其中疊壓在二號基址之下的三號夯土建築基址，規模比二號大，結構也比一、二號復雜，為三進院落。因而在二里頭二期時該遺址也是都邑應該不成問題[2]。一期時的二里頭遺址不屬於都邑，但不等於二里頭文化在一期時期沒有進入文明社會，這是因為此時的都邑不在二里頭，在別的地方。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器可分為容器、兵器、工具和銅飾件四類。其中容器有鼎、斝、爵；兵器有戚、戈、鏃；工具有錛、刀、鑿、錐、魚鉤；裝飾品有銅鈴和圓牌形銅飾等。各類銅器的數量不多，已報道的大都屬三、四期的遺存。與二期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相比，二期只發現了小件的銅制手工業工具和一件銅鈴等，二期銅器的發展程度顯然難以與二期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的發展程度相比擬。二里頭文化一、二期時，其冶銅技術究竟發展到了什麼程度，還有待於今後進一步的發掘和發現才能說明問題。至於文字，二里頭文化時期，除了發現刻在陶器上的一些簡單符號外，尚未發現如安陽殷墟卜辭和鄭州二里崗字骨[3]那樣的較為成熟的文字。誠然，依據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象形符號以及良渚等文化中幾個字在一起能連讀成句的符號的存在，可以推論，二里頭文化時期很可能已使用文字，只是現在確實沒有發現。我們若是簡單、機械地套用所謂金屬器、文字、城市等標志來衡量二里頭文化，以現有的發現而論，顯然難以滿足這些條件。然而幾個「標志」並非全部具備，可是學術界卻依然認為二里頭文化時期已進入文明時代，原因何在？這主要是人們並非把文明僅僅看成是幾種「因素」的堆積，而是把它看成一種社會形態，即文明社會，因而需要綜合性地看問題。

在文明社會中，文明既包含有文化層面上的內容，也包含有社會層面上的內容[4]。就社會層面而論，恩格斯曾有過「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說法，一百來年國內外許多社會科學者都把國家的出現作為史前社會的終結與文明社會的開端來對待，筆者也把國家視為文明的「伴隨物」，主張以國家的出現作為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而作為國家形成的標志，筆者以為，一是階層、等級或階級的存在；二是強制性權力系統的設立[5]。誠然，作為概念來講，「文明」與「國家」是有區別的，「文明」不能等同於「國家」。但概念是概念，標志是標志，二者並不是一回事。以國家的出現作為文明社會到來的標志，固然主要是著眼於文明的社會屬性，但它也是有其物質內容的。所以，即使僅僅從社會形態推移的角度來考察文明的起源，也每每是通過對文明社會到來時的種種現象的綜合研究而進行的。而在這一綜合研究中，一些較為特殊的現象，往往成為我們分析該文明具體個性的出發點。

在良渚文化中，玉器的發達是其一大特點。就其數量來講，據統計，僅出土或傳世的大件琮、璧玉器，已有上千件；良渚文化各類玉器總計，達近萬件之多[6]。而良渚文化的大墓，一座墓出土的玉器也是數以百計，為此有學者提出良渚文化大墓隨葬大量玉器的現象是「玉斂葬」[7]。再就良渚玉器的品種和分類而言，據林華東先生統計，良渚文化玉器的品種至少有61種之多，按其功用，可分為禮器、裝飾品、組裝件和雜器四大類[8]。良渚文化玉器的精美，製作技藝的精湛，無不令人嘆為觀止；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獸面紋和人獸結合的所謂「神徽」等紋樣，其表現出統一而強烈的宗教崇拜的意識形態，更是震撼人心、耐人尋味。

面對良渚文化玉器的這些現象，從文明起源的角度看，許多學者都在「玉禮器」和「禮制」方面發掘它的社會意義。如蘇秉琦先生指出，「玉器是決不亞於青銅器的禮器」[9]。宋建先生認為「良渚文化玉器的主要功能不是裝飾，而與青銅器相同，也是政權、等級和宗教觀念的物化形式」，因而，良渚文化的玉器，也是文明的要素之一[10]。邵望平先生更進一步指出，良渚文化那種刻有細如毫發、復雜規范的神獸紋的玉禮器絕非出自野蠻人之手。它必定是在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第三種力量支配下，由專職工師匠人為少數統治階級而製作的文明器物。由於同類玉禮器分布於太湖周圍甚至更大的一個地區，或可認為該區存在著一個甚至數個同宗、同盟、同禮制、同意識的多層金字塔式社會結構或邦國集團[11]。

在良渚文化中，作為禮器的玉器，一般指琮、璧、鉞。這主要是它們的一些功用在後世的禮書和文獻上有記載，盡管禮書所載的那些具體的功用不一定符合良渚文化時期的情形，但屬於禮器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琮、璧、鉞之外，良渚文化玉器中的所謂「冠形器」和「三叉形器」，也應該屬於禮器。其理由是在這些冠形器的正面中部，每每刻有或者是頭戴羽冠的神人圖像，或者是獸面形象，或者是神人獸面復合圖像；在三叉形器的正面也雕刻有這樣的紋樣，而這些圖像紋樣與玉琮上的圖像紋樣是一樣的，故其功用也是相同的，即都發揮著禮器的作用。只是被稱作冠形器、三叉形器的這些玉器的形制沒有被後世所繼承，故在文獻記載中也沒留下痕跡。此外，在一些被稱為「半圓形飾」和玉璜的正面，也雕刻有獸面紋或神人獸面復合圖形。半圓形飾也稱作牌飾，其具體如何使用，還不得而知。玉璜，根據出土時有的是和玉管首尾相接而組成串飾的情況來看，可判斷它是作為項鏈佩掛在胸前的。作為串飾組件的玉璜佩戴在胸前，固然有裝飾的意義，但在其上刻有獸面紋，仍然有禮神、崇神、敬神的作用。其實，正像我們後面還要講到的那樣，良渚玉禮器不僅僅具有禮神、崇敬神的作用，其玉禮器本身就是帶有靈性、具有神力神性的神物，或者至少是神的載體。

中國自古就被稱為禮儀之邦，禮制的核心是貴族的等級名分制度。作為禮制的物質表現――禮器，當它在祭祀、朝聘、宴享等政治性、宗教性活動中使用時，它既是器主社會地位和等級特權的象徵，又是用以「名貴賤，辨等列」（《左傳》隱公五年），區別貴族內部等級的標志物，這也就是古人所說的「器以藏禮」（《左傳》成公二年）[12]。良渚文化中的玉禮器發揮著青銅禮器的功能，其使用更多的可能是在宗教祭祀當中，但它同時也告訴我們當時社會中等級和分層已出現，而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凡隨葬玉器、玉禮器眾多者，恰恰是一些貴族大墓。所以，我們從良渚文化玉器發達這一現象，看到了它的宗教氣氛之濃厚，看到了禮制和貴族名分制度的形成。

良渚文化的玉器，技藝精美，數量龐大，而玉器的製作，一般要經過采礦、設計、切割、打磨、鑽孔、雕刻和拋光等多道工序，所以，製作如此之多而精湛的玉器，沒有專門化的手工業生產是不可能的。這樣，我們從手工業專門化生產的角度，也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玉器有著可以和銅器相匹比的異曲同工的意義。

良渚文化中沒有銅器的發現，可我們也應看到，即使作為夏商周三代的青銅時代，銅器在禮器、武器、手工業工具和農具等方面的功用，也是逐漸發展起來的。例如在二里頭文化二期，我們看到的還只是小件的銅器，到了二里頭三、四期，發現有禮器、兵器和手工業工具，但各類銅器的數量並不多。一直到商代前期，還很少看到作為農具的銅器，只是到商代中期和後期，在銅礦豐富的江西新干大洋州出土有犁鏵、鍤、耜、鏟之類的大、小型農具。應該說在銅器中最早出現的並不是銅禮器和銅農具，銅禮器只是在文明發展的過程中，逐漸產生的。而作為古代經濟基礎的農業，在進入文明社會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沒有使用銅農具；銅器在文明社會的初期，在農業生產中沒有發揮什麼作用。由此，在銅器的問題上，第一，銅器的使用並非每個文明實體必須具備，「文明的誕生還取決於不同的地理、經濟和文化背景，歷史的普遍性並不排除民族文化的特殊性」[13]。良渚文化雖沒有銅器，但它的玉器卻發揮了銅禮器的作用，我們從盛行玉器這一特殊現象，可以看到禮制、貴族等級名分制、專門化的手工業生產等等文明起源中帶有普遍性意義的東西。第二，雖然銅器的冶煉說明了社會生產能力和技術的發展，但即使在使用銅器的地區、使用銅器的文明實體中，銅器在手工業工具、武器、禮器、農具等領域的作用，是逐步而緩慢地實現的，不能過高地估計銅器在文明初期的實際功用。

良渚文化中的刻劃符號也有自己的特點。依據現已發表的良渚文化的刻劃符號資料，若按符號本身劃分，可分為單個的符號、幾個符號連在一起構成句子的文字元號，以及幾個圖畫符號連在一起的符號。若按符號刻在何種器物來劃分，可分為陶器上的刻劃符號和玉器上的刻劃符號。作為單個符號的，可以舉出60年代在上海馬橋遺址屬於良渚文化的第五層出土的陶器和殘片上被釋讀為「五」等符號[14]；1986－1987年在餘杭鎮西的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內刻的單個符號，在瓶窯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內刻的單個符號[15]；在江蘇澄湖出土的有把帶流罐形壺上刻的符號，在上海金山縣亭林遺址出土的殘豆盤的內腹底刻底符號[16]。作為二個符號連在一起的，有上海馬橋遺址第五層出土的或被釋為「七」「有」（ㄓ）或被釋為「戊」「田」的符號[17]。還有三個符號在一起的，如1974年在餘杭大觀山果園出土的石紡輪，其表面等距離刻有「*」「Y」「+」三個符號[18]。作為幾個符號連在一起而組成句子的，最著名的是江蘇吳縣澄湖遺址出土的貫耳黑陶罐腹部並列刻有四個被李學勤先生釋為「巫鉞五俞」的符號[19]。此外，現為美國哈佛大學賽克勒（Sacklei）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黑陶貫耳壺圈足內壁刻的多字陶文[20]，也是幾個符號連在一起的。幾個圖畫符號或稱「圖像」連在一起的，主要是餘杭鎮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圈足罐，該罐燒成後在肩至上腹部連續刻有8個圖像符號[21]。刻在良渚玉器上的符號，多為單個，也有被認為是幾個符號組合在一起的。

玉器上刻的單個符號，主要是與大汶口文化陶文「炅」有關的符號，如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玉琮上都刻有「」即上邊為日形的圓圈，下邊為火形的符號[22]。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號[23]。該符號的下部刻得有點像人字形似的分開，所以，有的學者將之稱為鳥紋，有的學者將之稱為雲紋。但山東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陶文中，有一個「炅」字的下部偏旁「火」，其寫法與上海博物館藏的這件琮上的「火」的形狀結構完全相同，故釋為「火」的符號應沒問題。在餘杭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豆盤，中間刻有雙圓圈的「日」符號，兩邊刻有對稱的「火」形符號[24]，也是大汶口文化陶文「炅」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上海福泉山5號墓出土的陶壺上刻有「火」與「日」相結合的符號[25]，該符號中「日」隱藏於「火」之下，露出三分之一大小的「日」形。此外，在良渚玉璧上還刻有鳥、山等組合性的圖形[26]。

對於上述良渚文化的刻劃符號，學者們見仁見智，已發表了諸多見解，筆者也撰寫過這方面的文章[27]。對於良渚文化中的單個符號，有的因與商周文字相聯系而可以嘗試釋讀，有的則看不出有什麼聯系而無法釋讀。但即使能嘗試釋讀，也因其單個、孤立，看不到語言的基礎，於是有一些學者認為它不是文字。盡管如此，在良渚玉器和陶器上的「炅」、「火」符號，因與大汶口文化中的同一符號相同而有其特殊意義。關於大汶口文化中的「」和「」，不但發現於山東的莒縣陵陽河、大朱村、諸城前寨等大汶口文化的遺址中，也發現於湖北的石家河文化中，還發現於安徽蒙城縣尉遲寺大汶口文化遺址中。在如此廣泛的地域出現這一相同符號，說明它有約定俗成、為廣大地區所樂於接受的意義。符號「」是符號「」的簡體，一般隸定為「炅」，但對其解釋卻各不相同。筆者認為將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這些相關符號聯系起來考慮，「」、「」、「火」諸形中，「火」是最基本最核心的符號。「」符號的下部是「火」形，上部的「○」既可以釋為「日」即太陽，也可以釋為天空星星之「星」。如果釋為「星」，那麼它與「火」形的符號相結合，意為辰星「大火」即大火星；如果釋為太陽，在這里，這個太陽也是天象或天的代表，從而整個圖形意指的也是大火星，它表達了當時的人們對於星宿大火觀察、祭祀和觀象授時，而大汶口文化的這類圖像在良渚文化乃至石家河文化遺址中一再出現，標志著對於辰星大火的祭祀和施行大火歷的文化傳統，從古夷族向古越族以及荊楚之地的傳播，也說明負責祭祀「大火」和觀象授時的「火正」已出現[28]。

從文字起源的角度看，多個符號連在一起，其意義更大。美國哈佛大學賽克勒（Sacklei）博物館收藏的那一件黑陶貫耳壺上刻的九個符號，就其寫法和結構看，也可以稱為多字陶文。此陶文，饒宗頤先生考釋說「乃有關古代奇肱民之記載」，並認為「是相當成熟之文字記載，與甲骨文為同一系統，其重要性可想而知」[29]。林華東先生則懷疑此陶文有可能是當年購買這件陶器時，「為利所驅使者作偽，以抬高『身價』」，或者「可能屬於一種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30]。江蘇吳縣澄湖遺址出土貫耳黑陶罐上的四個符號，李學勤先生釋為「巫戌五俞」，即「巫鉞五偶」，也就是神巫所用的五對鉞[31]。張明華和王惠菊則認為，這四個文字「如果自左至右讀，它們似乎記錄了距今4000多年左右的澄湖地區一個以魚為圖騰的強大的部落聯盟，曾經征服吞並了許多與之毗鄰的擅長造船的氏族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如果自右至左讀，這四個刻劃似乎是一個以魚為圖騰的部落曾經製造了一批玉戚的記錄」。並說它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最原始文章」[32]。陸思賢認為「魚簍形罐上的陶文，是表示了漁者生產、生活的一個過程，有明確的節令概念」[33]。上引幾家的解釋雖然不同，但都認為它們是文字卻是一致的。當然也有認為與字元化程度更高、排列比較整齊的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良渚陶壺上的多字陶文相比，吳縣澄湖黑陶罐上的四字刻符，有可能不是文字[34]。筆者以為，就字元化程度而言，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良渚陶壺上的多字陶文的字元化程度的確甚高，但我們不能以賽克勒博物館良渚陶壺上的多字陶文的字元化程度作為判斷是否為文字的標准。事實上，澄湖黑陶罐上的四字刻符，除左起第一個刻符外，其餘三個刻符的字元化程度已經很高了。而第一個刻符，在崧澤、良渚、大汶口等文化中一再出現，似乎已有約定俗成的意義，這種約定俗成本身已屬字元化的體現，所以，不能用字元化程度的略低於賽克勒博物館上的陶文來否定澄湖黑陶罐上四字刻符屬於文字的性質。我們之所以判斷這四個刻符是文字，是因為四個字元化較高的符號被並列刻在一起，使得我們可以將這四個陶符作為完整的一句話來理解，也就是說，在四個字元的背後，我們看到了其有語言的基礎，由此可以證明，當時已有一些符號是被用來記錄語言的，並具備形、音、義等文字的基本性質[35]。

說到字元化程度，良渚文化中還存在幾個圖畫符號連在一起的情形，如前舉的餘杭鎮南湖出土的黑陶圈足罐上刻的8個圖像符號。對這8個圖像符號，李學勤先生曾釋為「朱石，網虎石封」，意思是「朱到石地，在石的疆界網捕老虎」[36]。對此，安志敏先生質疑說，把動物、柵欄和曲折線等圖像作這樣的文字解釋，「難以令人信服，不能認為從此有了真正用文字記載的歷史」[37]。林華東先生也提出疑問：「假如它的意思確實在石的境界網捕老虎的話，那麼這種『網』又是用何材料做成，何以能網到老虎？諸如此類問題，都還是一個謎」[38]。南湖黑陶罐上的這8個圖像究竟應作何解釋，還可以作進一步的研究，但它的確似乎是講述了一件事情，只是因它用8個圖像來表述，李學勤先生認為它有屬「文字畫」的可能，與澄湖黑陶罐上的四字陶文以及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陶壺上的多字陶文相比，南湖的這8個圖像就根本談不到什麼「字元化」的問題，這8個排列在一起的圖畫，很可能是該聚落中的人用來記錄某件事的不太成熟的嘗試。

通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良渚文化單個符號中存在與大汶口文化陶文「炅」相同的符號，這不僅說明良渚文化與大汶口文化之間的交流，也說明在這些文化中都存在著祭祀「大火」星和觀象授時的「火正」與大火歷。或可釋為「巫鉞五偶」的多字陶文，由其四個符號的字元化程度以及可以構成句子、有語言基礎等條件看，應該視為早期的文字。然而，南湖黑陶罐上用8個圖像來講述某一事情的現象，又說明雖同為良渚文化，但當時用符號記錄語言或表達概念的水平，因聚落而異，存在著明顯的不平衡性，有的已達到文字的水平，表現出已進入「中國的原文字時代」[39]，而有的還停留在圖畫的階段。這也說明，當時較為成熟的文字只被貴族上層中少數智者即聖者亦即巫者所掌握，所謂文字的「約定俗成」或在某一區域范圍的「流行」，應當從某種特殊意義上來理解，其具體情景尚需進一步探討。

在良渚文化中，另一個重要現象是等級和社會分層的出現。良渚文化中存在不少的貴族墓，也有相當多的平民墓。學者們依據墓葬規模的大小、葬具的有無、隨葬品的多少和優劣，對良渚墓葬作出了種種劃分，較多見的是劃分為大墓和小墓進行對比論述。也有劃分為大型墓、中型墓和小型墓三個大的等級，每一大的等級中又劃出二個小的級別[40]。按照後一種劃分，大型墓是指墓葬規模較大，隨葬品既精美而又數量巨大的墓。它一般多有木棺，有的還有木槨，甚至出現人殉或人牲。其隨葬品可達百件以上乃至數百件之多，且以玉器為大宗，同時還有少量的象牙器、漆器、嵌玉漆器，以及木器、陶器和石器等。大型墓所用玉材幾乎全為真玉，集中有數量較多的琮、璧、鉞等良渚玉器中的「禮器」。中型墓是指墓葬較小，隨葬品只有10－30件，少數為30－40件的墓葬。中型墓多數有獨木刳制而成的棺底板，隨葬品以陶器和石器為主，也有少量的玉器、骨器或象牙製品及鯊魚牙等，但玉器質差量少，琮、璧、鉞等玉禮器幾乎絕跡，代之而起的是陶器和石器明顯增加。小型墓葬目前發現最多，不見木質葬具，隨葬品大多不足10件，且多為陶器，少數有1－2件石器或玉器飾品（墜、珠等），也有的小型墓葬無任何隨葬品，為一無所有。此外，在良渚文化中還存在一類被稱為「亂葬墓」的墓葬。這是一些既無墓坑又無隨葬品，葬式或頭向不一，甚至身首異處，或是被捆綁的殉葬者或人牲。

良渚文化能劃分出不同等級類型的墓葬，反映了各類資源和消費生活資料存在著不平等的佔有和分配。在良渚文化中有尚玉的社會風氣，玉器是一種高級物品，玉器在社會分配中有著十分明顯的差別，足以說明當時存在著社會分層。按照一位美國學者喬納森·哈斯（Jonahan Haas）的說法，這種獲取消費資料有差別應是一種方式，而不只是一個孤立的例證[41]，也就是說，這種對玉和玉器不平等的獲取，是與對其他類型資料的不平等獲取相聯系的。如果把對於玉器的不平等獲取看成是對於宗教崇拜的神權資源的不平等佔有的話，那麼，良渚文化中的不平等獲取還包括對農業的經濟資源的不平等佔有，良渚文化的社會分層正是以經濟和神權這兩類資源的不平等佔有為基礎的。

良渚文化墓葬材料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會分層，若用社會學術語或社會組織結構來描述，良渚文化的大型墓實際上就是一種貴族墓葬，大墓在各處的普遍存在，說明存在著一個貴族階層；良渚文化中小型墓屬於平民墓葬，其中中型墓是平民中較富裕者，小型墓是平民中較貧窮者，小型墓的數量最多，說明一般平民階層是社會中的主要人口；良渚文化中的「亂葬墓」，特別是那些身首異處，或被捆綁的人殉與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