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為什麼對中國文化有貢獻

Ⅰ 韓愈對古文運動的貢獻

陳寅恪認為「尊王攘夷」乃韓愈古文改革的「中心思想」，是一場振興儒學的運動，其終極目的是排除佛教、維護儒家君臣父子的倫理綱常。由此，韓愈以儒家向來所堅持的「夷狄」之辨作為自己的理論依據，將「佛」劃為「夷狄」而加以猛烈攻擊。韓愈倡導「文以載道」，以鼓揚華夏正宗的「道」統思想，而時下流行的駢文，其辭藻的綺麗和藝術層面對仗的嚴格要求不足以擔負起宣傳道統的職責。因此，韓愈首先從文章形式的改革人手，要求廢除駢文，恢復先秦、兩漢之古文。在韓愈的大力倡導實踐下，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伴隨韓愈的離世，古文運動旋即式微。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有唐一代，韓愈故後，佛教依然暢行不衰，駢文依然風行於世，人們信手拈出的依然是讀之琅琅上口、閱之絢爛多姿的駢體文章。韓愈的古文運動，「一時頗有聲勢，但未能取得代替駢文的優勢。整個中晚唐時代，駢文仍佔主導地位」，「晚唐五代，駢文仍然盛行，古文不振」。不僅如此，從實際創作情況看，「唐代中後期的文章代表乃是擅長駢文的白居易、元稹而非韓愈」。清人姜宸英甚至認為，韓愈之後，「其徒從之者亦寡。歷五代之亂，幾沒不傳」。韓愈的古文運動經歷五代之亂幾乎爝火熄滅，駢文依然是「唐代最發達」的文體。

韓愈對古文運動的貢獻
有一種說法：認為韓愈歷經磨難而九死一生，他在潮州興學祭鱷，功不在禹下。故今在潮州韓文公祠正廳後壁有明世宗嘉靖十六(公元1537)年八月由巡按沈伯成(湖南衡州嘉禾進士，曾任禮科右給諫)立的「功不在禹下」碑，碑高二百二十八、寬一百三十九厘米，作行體直書，大字高三十六、寬二十四厘米。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郭沫若於1965年6月20日在潮州留書有「韓愈為有數之文人，為諫佛骨謫貶潮州，僅居留八月，所存《祭鱷魚文》向來膾炙人口，尊者稱其：功不在禹下……」其實韓愈的豐功偉績是在於他對古文運動的貢獻，古文運動是一場文化革命，它使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傳播得到推廣和發展，其功績也象大禹治水一樣偉大。
韓愈和柳宗元(公元773至819年，字子厚、山西永濟人)、歐陽修(公元1007至1072年，字永叔，江西吉安人)、蘇軾、王安石(公元1021至1086)年，字介甫，江西臨川人)、曾鞏(公元1019至1083年，字子固，江西南豐人)、蘇洵(公元1009至1066年，字明允，蘇軾之父)和蘇轍(公元1038至1112年，字子由，蘇軾之弟)同稱「唐宋八大家」。他們倡導寫作古文，改革文風，改變東漢至隋代流行的形式主義寫作方法，使文章通俗實用、簡明易懂，使文化知識得到推廣和普及。古文運動提倡散文，反對駢文，由於這場改革和斗爭的參加者很多，又有一致的要求和目標，形成長期和有規模的活動浪潮，經過奮斗不止，終於改革了文風，直到辛亥革命後才被白話文代替，在中國文壇流行八百年之久。
「駢」是二馬並駕之意，在韓愈之前流行的駢文由對稱的字句組成，不但要求對仗工整，而且強調音韻必須協調。它本是為方便誦讀而形成的格律文體，起源於秦、漢，形成於魏、晉，到南北朝(宋、齊、梁、陳)和隋代大為興盛，占據文壇的主流和統治地位。本來駢文的興起對我國文學史曾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前進，駢文就顯現出很大弊病；主要是忽略思想內容，只求堆砌華麗的詞語，玩弄典故，造成文風萎縮和形式僵化，變成看不懂和不能應用的繁瑣文章，成為文學要適應生產力和社會發展而要求通俗化、大眾化的障礙。所以韓愈所領導的古文運動就出現了，他經過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終於使這場文化革命取得了初步勝利。
「古文」有兩個含義，一是指古代如《左傳》、《國語》、《戰國策》和《史記》等通俗易懂的文章和朴實的文風。另一是指韓愈所倡導的用散文形式反對駢文，解放文筆的通俗文風。駢文和古文可以各舉一例來比較和說明：如南朝名作家庚信(字子山，公元513至581年，河南新野人)有《謝騰王齎(贈)馬啟》：「某啟：奉教垂齎烏騮馬一匹，柳谷(在甘肅張掖，因裂開的石塊上有五匹馬圖，象徵晉代魏興)未開，翻逢紫燕(漢文帝劉恆的馬名)。陵源(指陶淵明作品中武陵源)猶遠，忽見桃花(和下面的流電、浮雲都是漢文帝的馬名)。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漢朝的京兆尹，為其妻)畫眉之暇，直走章台(官員下朝後出宮的路)。王濟(晉朝富翁)飲酒之歡，長驅金埒(用金錢圈壘的馬廄)，謹啟」。全文才五十八個字，便用九個典故，如果不加註釋，誰知道在講什麼？就是不想讓人看懂!其實無非是一句話：你送給我的馬很駿美和善走。真是廢話連篇，但庚信居然還被尊為大文學家!
韓愈也收到一匹馬，他給唐憲宗寫了《謝許受王用(人名)男(兒子)事物狀》有「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指示)：緣臣與王用(大臣)撰寫神道碑文，令臣領受(收下王)用男(兒子名)沼所與臣馬一匹並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並令臣受領人事特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拤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伏。」全文一百一十三字，沒用一個典故，也是一封謝表。他為大臣王用寫了一篇神道碑文，王家送了很多東西，他不敢收，李純派太監給他送到家裡。他寫出了事由和感激之情，在當時屬於容易看懂的文章，朴實自然，易學易寫，能為大眾接受，就是古文和駢文的不同之處。
韓愈倡導的古文運動除要求在形式上反對駢文的拘束和限制之外，還要求在思想和內容上反對駢文的空洞無物和浮華不實。古文還有「宣揚道統」即聖賢之道的含義。韓愈在《題歐陽生哀辭(詞)後》文中有「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古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理)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本志乎古道者也。」他大聲疾呼，鼓吹道統。其女婿李漢在《韓昌黎集序》稱贊他有「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象戰爭一樣)。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斥，反對)先生益堅」。可知韓愈生前受到的反對和打擊不小。但當時支持他文學改革的除了柳宗元之外，還有著名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公元772至846年，太原人)、劉禹錫(公元772至842年，字夢得，彭城人)、元稹(公元779至831年，字微之、韓愈同鄉)、李觀(公元767至795年，字元賓，隴西人)、歐陽詹(公元798至864年，字行周，泉州晉江人)等著名作家，他們也用通俗易懂的表達風格來支持韓愈的改革文風。
韓愈在《答李秀才書》中有「愈之所志於古(字元賓文)者，不唯其辭之好，(愛)好其道焉!」這個「道」見他在《原道》中所稱「吾所謂道也，非向謂老(子，指道教)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王)武(王)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子)，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子)與揚(雄)也擇(繼承)焉而不精，語(論說)而不詳。」可知他宣揚的道是儒家正統的倫理道德。這種仁義禮教對當時長期處於戰亂的社會有安定和進步的意義。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還提出「文者以明道」指正作文章要講明倫理道德，宣揚仁義禮教。從文藝理論的角度來看，韓愈所提倡的「道」其內容是注重思想性，因為形式(藝術性)是手段，文章的作用在於「裝載」道理而使其流行。所以，文而無道，就失去目的。道是主體、是靈魂，文是手段，是身體，而靈魂離開身體是不能存在的。他強調文學作品必須有思想性和戰斗性，這也可以說是韓愈的哲學思想。酷愛古文，寫文章也講究通俗的毛澤東也有名言：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
有的人認為：作為有名的衛道者,韓愈反對佛教是很出名的,他提倡的「道」中有排除一切異端思想的主張。因此,古文運動也是捍衛孔孟之道為目的。其實並非全是：韓愈雖不顧個人安危，甚至冒著生命危險諫迎佛骨，險被賜死。但他反對的是鋪張浪費和官僚貪污，不想反對民眾想做的事。他出身平民階層，知道老百姓的精神寄託。可能他在路上經過七十多天的思考，認識到迎佛骨活動也有發展經濟、安定社會、滿足人們信仰表達的積極意義(所以能保存至今)。因此他到潮州後便寫謝表認錯，又和大顛交往以表示友好。可見韓愈不排除異端而是普及文化，因為文化是人類進步的階梯，是文明的標志，改變文風的社會影響是巨大的。如孫中山先生提出的「博愛」和「天下為公」也是來自韓愈的《原道》，可見其哲學思想影響的深遠。「新文化運動」主張文章應該讓人們看得懂，能夠學。也應該歸功於韓愈的啟發、倡導和實行。
韓愈還提出：作家的品德是文章的根本，文如其人。文章是作家品德的反映，品德的高低好壞決定所寫文章的成敗和影響。所以李逢吉和皇甫鎛之流是寫不出好文章來!南宋的秦檜雖是狀元，名聲那樣壞，誰去看他的文章？只知他的「莫須有」三個字，沒有一個地方承認他是鄉親!韓愈在《答李翊書》中也提出：作家對於創作，應當「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基礎)而候其實，加其膏(知識)而希(望)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豐碩)，膏之沃者光曄(芒)。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在《答尉遲生書》中還提出「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內容)其中。是故君子慎(重視)其實(本質)；實之惡美，其發(表現)也不(能)掩(蓋)。本深而末(葉)茂，形大而聲宏。行(為)峻而言厲(有威信)，心醇(有修養)而氣和。昭晰者(明白人)無疑，優游者有餘」。所以說「文如其人」，人們也是從文章了解韓愈，了解他提倡的古文運動和哲學思想。
作為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韓愈還提出「氣」和「神志」，它們既是作家的精神狀態，也是做人的准則。他在《答李翊書》中闡述了散文創作中兩個重要的問題：第一，他提出了「氣盛言宜」的文氣說，強調了文章的形式取決於內容，而內容又取決於作家的思想修養；第二，他提出了「惟陳言之務去」的主張，在語言運用上力求獨創、新穎，前者是韓愈的文學創作觀，後者是韓愈的文體改革論。如文中提出「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一齊)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精神飽滿)則言(作品)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韓愈不但指古文的創作要以氣勢為先，文體的長短詳略也不受束縛拘禁。而且做人也要有「正氣」和「浩然正氣」。這種正氣是孟子提出來的，故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稱其「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正氣指高尚情操和理想，在封建社會成為知識分子的行為准則和規范。韓愈提倡的正氣豐富了人們的情操和精神生活至今，其積極作用和哲學思想一直受到社會的肯定。
韓愈還提出「不平則鳴」，認為文章應該為社會服務，為政治服務，毛澤東把這種哲學思想發展為「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有「大凡物不得其平(衡、定然)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吹動)之鳴，水之無聲，風盪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嗚。人之於言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原因)，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不平者乎!」他把此前的著名思想家和文學家都稱作「善鳴者」，因「不得其平」而鳴!而作家(包括韓愈自己)對現實生活的感受越強烈，郁積越深，其鳴聲就越高，越暢越勇而且垂名後世。反而如果缺乏思想性和政治性，不「善鳴」而沒有感受，沒有正義感，其文就會「雜亂而無章」，更不會流傳永遠。而明代古文學者提出的「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也是韓愈這種哲學思想的繼承。
《古文觀止》中有韓愈的《諱辯》，揭穿那些「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的偽君子們可笑之面目。在《爭臣論》中抨擊了「恂恂（老實）如如」，貌似誠實但內心麻木不仁，做人沒有熱情，忘記有人民寄予重大期望的政治庸人。在《原毀》中尖銳地指責當時上層社會普遍存在的怠惰和嫉忌的惡劣風氣……。這些文章都是他提出「不平則鳴」理論的實踐，從中國文學史上來看，這個理論提高了漢代司馬遷僅從個人不幸遭遇引發的「發憤著書」說，把創作的動機提高到關心政治、關心社會而且充滿正氣的境界，對後代的創作實踐產生巨大影響。因為既能抒發個人的不滿和失意，還指導作家去批判和揭露不合理的社會形象。此後，這種創作熱情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義感和社會中堅，是進步和偉大的。

Ⅱ 根據文意,韓愈能夠成為新儒學突破的第一先驅者的原因是什麼

(1)韓愈把對佛教(和道教)的批評和復興儒家之道進行了綜合,為新儒學將「入世轉向」推入新的歷史階段創造了基礎.
(2)韓愈為了重建儒家的道統仿照了新禪宗的模式,為新儒學的突破確立了方向,並為宋代的發展確立了基本准則.（每點2分）
小題4:
(1)韓愈之所以能夠使儒學取得新的突破,關鍵是把對佛教(和道教)的批評和復興儒家之道進行了綜合.並且,韓愈也吸取了佛教里的一些合理因素,比如禪宗的教育方法、禪宗突破過程的整個發展範式.(2)陳序經、胡適等「全盤西化」的觀點恰恰沒有做到中西文化的綜合,而是拋棄中國文化,全盤吸收西方思想文化.這種片面的做法註定了「西化夢」的失敗.（答對1點給2分.）

Ⅲ 韓愈對儒家文化的貢獻

韓愈的主要成就和貢獻在文學上
眾所周知，韓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在文學上的成就較大，詩歌、文章都非常好，反對六朝以來的駢文，提倡「文以載道」，在文學上的地位比較高。
但是，在思想上只能排到三流。唐朝時期，儒家的思想處於劣勢地位，當時的佛家思想見解精深奧妙，別開生面，如玄奘大師就是一流的思想家，儒家思想真正復興是宋以後，儒釋思想逐漸融合，後來有宋明理學。
可以看一下中國哲學的發展歷史

Ⅳ 「劣跡斑斑」的韓愈為什麼能蛻變為世代敬仰的文人典範

公元768年，五十七歲的唐朝高官吏部侍郎（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被譽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走到了生命的終點。但他不是壽終正寢，而是死於非命。

事情是這樣的，他的死是源於他的一個惡趣味——吃春葯。

但屢遭貶謫的韓愈不僅不收斂自己的鋒芒，反而愈挫愈勇，在知天命之際的五十一歲時竟發展到與皇上交鋒。

至此，我們似乎明白了，如此「劣跡斑斑」的韓愈為什麼能蛻變為世代敬仰的文人典範？除了有他登峰造極的文學成就背書，除了他鄙夷世俗的傲骨，還因為在我們的文化中，總是對天才網開一面，總願意把他們的放盪善意地理解為風流。就像著名的美國電影《死亡詩社》展現的那樣，只有詩歌、美、浪漫和愛，才是值得我們記取的。

Ⅳ 韓愈在中國文化史上有怎樣的地位

韓愈的主要貢獻是在文學上。他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繼承先秦兩漢散文傳統，反對專講聲律對仗而忽視內容的駢體文。韓愈文章氣勢雄偉，說理透徹，邏輯性強，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時人有「韓文」之譽。
望採納！！！

Ⅵ 韓愈為什麼被譽為「文起八代之衰」

「文起八代之衰」，這句話是蘇軾對韓愈的贊譽，從韓愈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其文學成就看，並非過譽之辭。 同時，由於他十分重視文學特徵的表現和文學手段的運用，創作出優秀的文學散文，提高了散文的審美品格，由此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Ⅶ 韓愈為什麼會被譽為一代文宗

有《昌黎先生集》通行本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韓愈的作品以嶄新的面貌征服了當時文壇，把中國古代散文提高到一個嶄新的水平，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他是我國古代最傑出的散文大家，又是唐代著名的詩人和政治家。他和柳宗元共同倡導的唐代古文運動，是中國散文創作領域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極大地影響和推動了古代散文乃至整個古典文學的發展歷程。韓愈也因此被譽為一代文宗，蘇軾稱贊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高度評價了他在揚盪六朝驕文靡風斗爭中的不朽功績。

Ⅷ 韓愈在中國文化史上又怎樣的地位

韓愈的經學理論，主要體現在他的道論當中。概而言之，他的道論是由如下幾部分組成的：一、明道；二、原道；三、道統；四、道學。這幾個部分，集中到一點，就是旨在對傳統的儒家思想正本清源，並在這個基礎上試圖架構一套適應封建社會後期需要的經學理論體系。

「道」，是中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中最基本的范疇之一。先秦時期，儒家標榜「以道取民」，熱衷於談「道」。孔子自稱：「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並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談「道」談得更多，如雲：「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雲：「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荀子的道論很具特色，如說：「夫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荀子·哀公》）儒家經典對「道」也談得很多，涵義也很豐富。《易經》的「復自道，何其咎」（《小畜》）；《尚書》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洪範》）；《詩經》的「誕後稷之穡，有相之道」（《大雅·生民》）；《左傳》的「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襄公十二年）如此等等。先秦儒家和儒家經典所談之「道」雖然展示了多向的、豐富的內涵，但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這就是：儒家所談的「道」，主要是指天人之道，其核心是指治道，也就是後來所標榜的王道。

中唐伊始，隨著中國封建社會向後期的逐漸過渡，學術理論界也開始活躍起來。「明道」思潮的泛起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現。知識分子大談其「道」，具有明顯的繼承歷史傳統、調整統治思想、重構理論體系的意向。唐中葉，談「道」談得最多的是兩位對後世具有重大影響的經學家：一位是柳宗元；一位是韓愈。他們都談「聖人之道」。不過，必須指出，他們雖然都談「道」，但理論體系和傾向性並不是沒有差別的。柳宗元所談之「道」，內涵著人本主義的理論主張，比較進步；韓愈所談之「道」，側重於談思孟一派之道，比較保守。道論的差別，說到底，反映了他們所代表的階層利益的差別。

韓愈的一生，是以「明道」自許自命的一生。早在唐德宗貞元九年（公元793年），即在他二十多歲的時候，他就立志要「明道」。 他當時寫過一篇文章，叫《爭臣論》，內雲：「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韓昌黎全集》卷十二）後來，他又指出：「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答李秀才書》）「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進學解》）這兩句詩概括了他對聖人之道的崇敬與探求。

什麼叫「明道」？所謂「明道」，就是明孔孟之道，詳言之，就是認識弘揚貫徹孔孟之道。韓愈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古文運動中，他繼承和發揚了「文以載道」的觀點，這也就是他的「明道」思想在「文」方面的貫徹。在《答李秀才書》中，他說：「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之辭而得其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在《題歐陽生哀辭後》中，他還說：「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者，通其辭者，本志乎道者也。」這些說教，字里行間浸透了「文以載道」的思想傳統，他是重其辭，更重其道。這是他對「明道」思想明白無誤的張揚，又是對重辭輕道文風的一種批判。

韓愈不僅提出了「明道」主張，而且提出了「原道」問題。他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做《原道》。「原道」，就是旨在追溯和闡發「道」之「原」。在韓愈的心目中，什麼是「道」之「原」呢？他說：「情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詳，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餐。」（《原道》）在這里，韓愈說明，「道」之「原」不是指別的，不是在別的什麼地方，而是在儒家說教當中，在儒家的經典「五經」當中。儒家經典所載的、儒家向來所談的仁義道德，就是「道」的具體內容，儒家歷來強調的禮樂刑政，就是「道」的具體體現，這些「道」決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而是非常具體，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是所謂「道易明，教易行」的。因此，「原道」問題，其實就是為「道」追根溯源和正本清源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