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傳入中國的文化有哪些

① 通過絲綢之路,哪些東西從中國傳入西方,又有哪些東西從西方傳入中國

在漢代，通過絲綢之路絲綢和茶葉傳入西方。唐宋時，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陶瓷傳入西方。漢唐宋時期，我們的四大發明傳入西方，等等代表東方文明的中國物產和技術的西傳是難以統計的。

西方的珍禽異獸、珠寶香料、玻璃器皿、金銀貨幣紛紛傳來，中亞、西亞的穿著、飲食等生活方式，音樂、舞蹈等文化娛樂活動都源源進入中原。

(1)西方傳入中國的文化有哪些擴展閱讀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漢武帝之時。從中國出發，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線，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線。與此同時，還有一條由中國向東到達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東海航線，它在海上絲綢之路中佔次要的地位。

南方陸上絲路即「蜀－身毒道」，因穿行於橫斷山區，又稱高山峽谷絲路。大約公元前4世紀，中原群雄割據，蜀地（今川西平原）與身毒間開辟了一條絲路，延續兩個多世紀尚未被中原人所知，所以有人稱它為秘密絲路。

草原絲綢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帶溝通歐亞大陸的商貿大通道，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② 沿著絲綢之路,來自西方的哪些東西傳入了中國

1，胡桃，即核桃，它與扁桃、腰果、榛子一起,並列為世界四大乾果。《西京雜記》卷一「上林苑」：「胡桃，出西域，甘美可食。」 胡桃原產於伊朗和阿富汗，後經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

2，石榴，石榴的原產地是古代波斯,古代中國人稱石榴為安石榴，確切地說是「安國和石國的榴」或「安石國的榴」。後來就簡稱為石榴了。

3，苜蓿，也叫紫苜蓿。原產於小亞細亞、伊朗、外高加索和土庫曼高地。苜蓿抗逆性強,耐寒、熱、旱、鹽鹼、薄,適應范圍廣,潛在產量高,素有"牧草之王"的美稱。後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國。

③ 在我國，哪些文化是從西方國家流傳過來的

聖誕節，西裝文化，脫口秀文化，娃娃文化，洛麗塔文化，這些都是從西方國家流傳過來的。

④ 影響中國的外來文化主要有哪些各有什麼特點

影響中國的主要外來文化：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古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近現代西方文化。

特點：

1、草原游牧民族文化：①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給中國人帶來了鐵器、胡瓜、胡床、葡萄、番茄、箜篌、羌笛和尚武精神等，影響中國人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當代漢語普通話也受到阿爾泰語系的影響；②持續時間長，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一直到清代中國都受到游牧民族文化深遠的影響；③這些游牧民族的文化最終都被中華文化所同化，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與華夏農耕文化一同構成當代中華文化。

2、古印度文化：①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佛教方面，在宗教和哲學領域對中國人影響最大；②傳入中國的印度文化最後被中國本土化了，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有機組成部分；③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三條線路向中國傳播。

3、伊斯蘭文化：①主要是宗教文化，對中國回族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作用；②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排斥。

4、近現代西方文化：①是強勢的先進文化，對中國現代文化影響巨大，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化的主體部分；②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排斥，但新文化運動後逐漸戰勝了中國傳統文化；③對中國現代化貢獻巨大，是中國現代化的文化基礎；④包容性極強，可以吸收、容納中國傳統文化、古印度文化、當代日本文化和世界各地的各種宗教；⑤包羅萬象，包括西裝、西方語言（印歐語系日耳曼語族、斯拉夫語族、拉丁語族和芬蘭語系、烏拉爾語系）、西餐、現代科技、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現代文學、西方文化復興時期以後的哲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現代基督教（新教、天主教、東正教）、現代建築、影視劇、現代美術、現代音樂，在當代華人日常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

⑤ 西學東漸輸入中國的西方文化大體是哪三類

西學東漸，是指從明朝後期到近代的西方學術思想向中國傳播的歷史過程。其雖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來一直到當代的各種西方事物傳入中國，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兩個時期之中，歐洲及美國等地學術思想的傳入。
有人認為其出現的標志是利瑪竇來華。 [1] 其名稱出自晚清維新人物容閎(1828—1912)一本回憶錄的書名。 [2]
這段時期，以來華西人、出洋華人、書籍、以及新式教育等為媒介，以香港、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學、天文、物理、化學、醫學、生物學、地理、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應用科技、史學、文學、藝術等大量傳入中國，對於中國的學術、思想、政治和社會經濟都產生重大影響。

⑥ 東西從中國傳入西方，又有哪些東西從西方傳入中國

除了絲綢以外，造紙、印刷、漆器、瓷器、火葯、指南針等等代表東方文明的中國物產和技術的西傳卻是難以統計的，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西方的珍禽異獸、珠寶香料、玻璃器皿、金銀貨幣紛紛傳來，中亞、西亞的穿著、飲食等生活方式，音樂、舞蹈等文化娛樂活動都源源進入中原，佛教進一步盛行的同時，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興的伊斯蘭教都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
我們今天所常見的一些植物，並非都是中國的土產，中國古代文獻中記載的一批帶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蔥、胡荽、胡椒、胡桐淚、胡羅卜等等，十有八九是來自西方。而且，古代文獻中往往把這些植物的移植中國，歸功於第一位中西交通的美好使者----張騫。實際上，現在可以確指為張騫帶回來的物產，只有苜蓿和葡萄，前者原產伊朗高原西北的米底亞(Media)，後者是西亞和埃及最早人工栽培的一種植物。
漢初以來，西來的不僅僅有植物，還有羅馬的玻璃器、西域的樂舞、雜技，到了東漢末年，史書記載:"靈帝(167－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竟為之。"(《續漢書五行志》)
從魏晉到隋唐，隨著屬於伊朗文化系統的粟特人的大批遷入中國，西亞、中亞的音樂、舞蹈、飲食、服飾等等，大量傳入中國。

⑦ 西方的哪些文化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

另一方面，域外文明也經絲綢之路，被導入中國，對我國也產生過重大影響。如中亞游牧民族的養馬法、騎兵戰術、西方的傢具桌椅等。絲路也傳進了西方的音樂、繪畫、雜技等藝術。而中西文化交流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就是絲路將西方的宗教傳入中國。公元前1世紀末，大月氏人把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傳入的還有祆教、景教、摩尼教以及伊斯蘭教。這對於宗教在中國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絲綢之路使歐亞各地區之間加強了聯系，對人類經濟文化的發展有巨大的貢獻。

絲綢之路自西漢正式開通以後，歷1500餘年，直到明代，它一直承擔著內地與西域、中國與亞、歐一些國家、地區之間政治、經濟、文化聯系的重要任務。其間雖因政治上的原因出現過時通時斷的情況，但總的來說，絲綢之路是在持續著、發展完善著，直到海上交通取代了它為止。

絲綢之路是一條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通道。從歷史上看，絲綢之路曾是聯結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國家——中國、印度、埃及等國家的紐帶。在絲路所經過的地區，出現過波斯帝國、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等跨亞、非、歐三洲的世界大帝國。在絲綢之路之要沖，產生了佛教、伊斯蘭教等影響億萬人思想的宗教，還有偉大的創造發明及思想流派，這些都經絲綢之路流傳到全世界。總之，絲綢之路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影響和推動了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稠密地區的社會歷史的發展。

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大帝的皈依基督教剛剛開始的時候，號稱是窮人的宗教，認為富人升入天堂比駱駝鑽過針眼還要難。在羅馬帝國時期，它基本上是遭到鎮壓的宗教，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基督教逐漸成為整個歐洲的正統宗教。一直到現在，從某種意義上講，西方文明就是基督教文明

⑧ 西方物品有什麼傳到中國古代

西方的珍禽異獸、珠寶香料、玻璃器皿、金銀貨幣紛紛傳來，中亞、西亞的穿著、飲食等生活方式，音樂、舞蹈等文化娛樂活動都源源進入中原，佛教進一步盛行的同時，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興的伊斯蘭教都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
我們今天所常見的一些植物，並非都是中國的土產，中國古代文獻中記載的一批帶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蔥、胡荽、胡椒、胡桐淚、胡羅卜等等，十有八九是來自西方。而且，古代文獻中往往把這些植物的移植中國，歸功於第一位中西交通的美好使者----張騫。實際上，現在可以確指為張騫帶回來的物產，只有苜蓿和葡萄，前者原產伊朗高原西北的米底亞(Media)，後者是西亞和埃及最早人工栽培的一種植物。
漢初以來，西來的不僅僅有植物，還有羅馬的玻璃器、西域的樂舞、雜技，到了東漢末年，史書記載:"靈帝(167－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竟為之。"(《續漢書五行志》)
從魏晉到隋唐，隨著屬於伊朗文化系統的粟特人的大批遷入中國，西亞、中亞的音樂、舞蹈、飲食、服飾等等，大量傳入中國。

⑨ 明清之際傳入中國的西方文化有哪些

中國文化與外域文化的又一次大交匯，發端於明朝萬曆年間，即16世紀末葉。這一次的中外文化大交匯，既不同於兩漢時期對落後於本土文化的西域草原文化的吸收，也不同於唐宋時期對與本土文化不相上下的南亞次大陸文化的借鑒。這一次中國人面對的，是水平超過了自己的歐洲文化。東西方文化的強烈反差對中國社會的震撼及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無疑是空前的，也是巨大的。

當時，羅馬教廷為了配合歐洲殖民勢力的擴張，在葡萄牙當局的支持下，通過澳門，向中國派出了成批的傳教士，以便叩開封閉的「遠東的偉大帝國」的大門。為了「不使中國人感覺外國人有侵略遠東的異志」，他們決定採取「學術傳教」的方針，即通過介紹西洋科學、哲學、藝術，引起士大夫們的注意和敬重，以此擴大耶穌會的影響，並「使中國學術界坦然接受，而認識基多（基督）聖化的價值」。（以上引文見裴化行《利瑪竇司鐸與當代中國社會》第一冊。「司鐸」：sīó，天主教對神父的另一名稱）耶穌會士來華，固然意在傳教，但他們卻帶來了范圍遠比宗教廣泛得多的歐洲文化，成為當時「兩大文明之間文化聯系的最高範例」。（李約瑟語）

來華耶穌會傳教士人才濟濟。來華初期，他們注意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和經籍，努力了解並順應中國社會，以求得天主教義和中國儒家思想的統一，藉以培植天主教植根中國的土壤。明清之際的萬曆、崇禎、順治、康熙各朝，對來華的西方人才都很重視，不光容許他們從事正常的教務活動，還注意利用他們的才能，廣泛吸收西方科學知識。清朝康熙帝就曾通過南懷仁致信西方耶穌會上士「凡擅長天文學、光學、靜力學、動力學等物質科學之耶穌會士，中國無不歡迎。」1677年，康熙又專命法國傳教士白晉為「欽差」，赴法爭取招聘更多的科學家攜帶更多的科學書籍來華。他還特召傳教士進宮廷，為其講授幾何、測量、代數、天文、物理、樂理以及解剖學知識，無一日間斷。

盡管傳教士們介紹的西方科學有它的局限性，在天文。數學等方面最早介紹到中國的，也並非是西方科學的最新成就，但仍有許多新的技術知識，許多科學著作通過編譯得以在中國流傳開來。1620年，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從西歐各國募集來西文著作7000餘部；1629年，科學家李之藻編印了天主教第一部叢書《天學初函》，其中就包括了許多科學著作。這樣，就使中國有了可供吸取的新的知識來源。

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傳人中國的西方文化，自然科學是其主要部分，當然也包括歐洲古典哲學、邏輯學、美術、音樂等等。這些西洋學術對於中國來說都是新鮮的：歐幾里得幾何及其演繹（yì）推論給中國思想界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世界輿使中國人獲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遠鏡等儀器的介紹和應用也都具有重要意義。對此，徐光啟、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科學文化界的先進人士，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徐光啟在其著述中多次談到，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學技術，「多所未聞」；從其學習與鑽研中，他感到有一種「得所未有」的「心悅意滿」；在駁斥反對派的詰難時，他更鮮明地指出，外來文化「苟利於中國，遠近何論焉」。李之藻也說，利瑪竇等傳教士帶來的物理、幾何等科學，「有中國累世發明未晰（xī，清楚、明白）者」，「藻不敏，願從君子砥焉。」（砥：dǐ，磨、磨練）方以智在《考古通論》中指出，西洋學術能「補開辟所未有」。這種對外域學術的開明態度，反映了中國早期啟蒙學者的寬闊胸懷。

傳入中國的物理學與機械工程學西方科學傳人中國，機械、物理、測繪、歷算，門類繁多。中國是農業國，因此關繫到國計民生的水利科學首先受到重視。利瑪竇生前，把義大利傳教士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公元1575～1620年）介紹給了徐光啟。熊三拔1606年來華，在北京隨利瑪竇學習漢語，成了他的重要助手。熊三拔所著《泰西水法》（6卷），1621年在北京刊印。這是第一部介紹西洋農田水利技術的專著，集中了歐洲水利工程學的精華。徐光啟所著《農政全書》（60卷），其中水利部分，全部采自《泰西水法》。《農政全書》是中國古代農業科學集大成之作，是在西方傳教士的影響下編纂而成的。該書初版於1633年，1742年改為《授時通考》，以78卷行世。

德國傳教士鄧玉函（Jean Terrenz，公元1576～1630年）1621年來華，曾在嘉定、杭州一帶傳教，後被召至北京，同徐光啟、李之藻等修訂歷法。他的機械工程學著作《遠西奇器說錄最》（3卷，簡稱《奇器說》），在王征協助下編譯成中文，於1627年在北京刊印問世。該書所錄奇器，依切、便、精三原則選擇收錄：切就是切於民生日用、國家工作；便就是便於成器、工費非巨；精就是精於同類器物、非重非繁者。此書康熙時被收人《古今書集成·考工典》卷二四九中。

曾任清朝欽天監監正的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FerdinandVer—biest），曾根據義大利機械學家布朗加（Branea）在其《汽輪機》一書中提出的設想，於1678年進行了蒸汽動力試驗，用輕木製成四輪小車，中部設火爐，用煤點燃，井用齒輪把後輪與中軸相接，以推進行走。他還在後軸中裝置調向桿，以改變車的行走方向，從而大大改進了布朗加的設計。南懷仁還著有《熙朝定案》三卷，編錄各種工程技術，極有實用價值。

明代中葉，隨著耶穌會士來華，鍾表便作為不可缺少的西洋奇器，在官僚上層流行起來。1582年，義大利傳教士羅明堅（MichaelRuggieri）送給廣東制台（制台，官名，制軍的別稱，清代對總督的稱呼）陳文峰一台大自鳴鍾，且把它改裝成合乎中國觀念的十二時辰，把阿拉伯數字改為中國字。在利瑪竇進貢北京的禮品中，自鳴鍾也是十分引入注目的物件。1613年，金尼閣曾返歐洲，其間獲得德國巴伐利亞公爵贈送的一架既能表現天體運轉、又能指示時刻的儀器。1621年回到北京後，金尼閣把這架儀器進呈宮廷。

徐光啟的五世孫徐朝俊，家學淵源，精於鍾表，晚年曾完成《高厚蒙求》一書。該書1796年完成，1809年才正式出版，共分四集，天文、地理、儀表無所不包。其第三集詳論鍾表製造，並附四頁。當時，修鍾、造鍾以廣州為最早，不久蘇州也能製造，有「廣鍾」、「蘇鍾」之稱，但發條卻是進口的。

歷法改革與天文學的傳入明代中國使用的大統歷，實際上就是元代天文學家郭守敬等創制的《授時歷》，到了明末，誤差已經很大。崇禎年間，朝廷命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先後主持修訂歷法，並聘用耶穌會士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羅雅谷（J8cobus Rho）等參與工作，終於1634年著成《崇禎歷書》（後改名為《西洋新法歷書》）。《崇禎歷書》是一部比較系統地介紹歐洲天文學知識的著作，較之《大統歷》自然要准確得多。但新歷法卻因明亡未能推行。1645年，清政府決定頒布用西法推算的《時憲歷》。1678年，南懷仁、利類思（1mdovicus Buglio）根據湯若望編譯的歷書和M百恆年表，編成《康熙永年歷法》32卷，又名《御定四餘七政萬年書》，從此通用西歷。

利瑪竇、龐迪我等傳教士來華時，都帶有天文儀器。後來在華教士才加以仿製。利瑪竇帶來的望遠鏡，初稱千里鏡，「瑪竇死，其徒某道人挾以游南州，好事者皆得見之。」1622年，湯若望又從歐洲帶進新式天文望遠鏡一架；後來，他還負責監制了中國第一架望遠鏡，於1634年正式安裝使用。

《崇禎歷書》系統地介紹了西方天文學原理和測量方法，但對天文學中的「西法」，傳播的卻是丹麥天文學家第谷（Tycho Brahe）1582年提出的以地心說為主要內容的第谷體系。該體系與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伽利略（GalileoGalilei）、開普勒（JohannesKepler）的日心說處於對立的地位。直到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歷象考成全書》（42卷）編成，前編仍未超出第谷體系。後來，德國耶穌會士戴進賢（Ig～natius Koegler，公元1680～1746年）、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懋德（Andreas Pereyra，公元1690—1743年）用新的日益完善的數學方法推測日食，並於1742年（乾隆七年）編成《歷象考成後編》加10卷，引入了法國天文學家噶西尼（D．Cassini）的理論，才使中國數學增加了一些新內容，計算地球與日月距離也已採用牛頓（Isaac Newton）法。

義大利傳教士羅雅谷是第一個在中國介紹伽利略學說的人。在《五緯歷指》卷三中，他明確提出「天漢」（即指現在通稱的銀河）乃星雲的凝集；在該書卷八中，還舉出了伽利略關於星體發光的本質的論說。盡管教會反對日心地動說，參與修歷的羅雅谷、湯若望在《月離歷指》、《交食歷指》中，還是大段大段地轉錄了伽利略在1610年運用望遠鏡所作的第一批大文觀測記錄；湯若望更在1640年所作《歷法西傳》中，從天文學發展的角度肯定了伽利略在天文觀測上取得的偉大成就。可以說，湯若望是第一個在中國支持伽利略學說的耶穌會士，他對天文望遠鏡的引進和仿製做出過特殊貢獻。

一個世紀之後，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Michael Benois）來華，才對日心說作了明確的介紹。對哥白尼體系，他作了這樣的論述：「哥白尼論諸曜，以太陽靜地球動為主。人初聞此論，輒（zhó怕，就）驚為異說，蓋止持目證之故。」自此之後，哥白尼、枷利略的行星體系才得以在中國正式傳播。這期間，18世紀英國製造的演示哥白尼學說的兩架太陽系儀——初時稱天象儀（orrery）——也運到了北京（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館），它們的引進，對蔣友仁日心說的介紹起了不少的推動作用。

西方數學在中國的介紹與研究1572年至1577年，利瑪竇在羅馬神學院讀書時曾師從克拉維斯（c．Claviius）學習數學。到中國後，1603年至1607年問，應徐光啟之請，他們共同譯出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前六卷（《原本》後九卷的翻譯，直到1856年才由李善蘭和經營墨海書館的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合譯完成）。《原本》的翻譯，對於歐洲天文學以及幾何學的了解與研究，是一個有益的開端。1611年，徐光啟在《刻幾何原本序》中說：「此書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Chuiai，推測、猜測），不必試，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脫之不可得，欲駁之不可得，欲減之不可得，欲前後更置之不可得。」利瑪竇認為這是一本「舉世無一人不當學」的專著。清代數學家大都研究過這本書，並有專著探討，如方中通的《幾何約》（1661年）、李子金的《幾何易簡錄》（1679年）、梅文鼎的《幾何通解》（1692年）、杜知耕的《幾何論約》（1700年）等。

繼《原本》之後，由利瑪竇口譯、李之藻筆錄的《同文算指》於公元1613年編成，第二年刊印。這是輸人中國的第一部歐洲筆算著作，原書名為《實用算術概論》。李之藻在該書序言中，講述了他與利瑪竇合譯此書的緣由和目的，通過比較，他看到了西方數學中同於、異於和優於中國數學的地方。由於《同文算指》介紹的筆算方法簡便可行，與現今演算法相近，因此經清代數學家改進後在中國普遍推廣。

利瑪竇、徐光啟、李之藻等編著、合譯的數學著作還有《圜容較義》、《測量法義》、《乾坤體義》（二卷，上卷論天體，下卷論數理）等。中國數學家在研究西方數學的基礎上寫出的數學著作有《測量異同》、《勾股義》、《幾何體論》、《泰西算要》和《幾何用法》等。

1634年編成的《崇禎歷書》中，有對西洋數學的專門介紹。內中有鄧玉函著《大測》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羅雅谷《測量全義》十卷。

清初成書的《天學會通》中，也有對西洋數學的介紹。該書由中國學者薛風祥（zub）依據傳教土穆尼各（NieolasSmogolenski）所授知識編成，涉及天文、數學、醫學、物理等多門學科。數學部分，有《比例對數表》、《比例四線新表》和《三角演算法》，較《崇禎歷書》中的有關內容更為完備。

康熙皇帝酷愛數學，在他的直接支持下，歷時31年（從公元1690～1721年）終於編成《數理精蘊》，凡53卷。這部數學巨著於雍正元年（1723年）刊印，全面總結了此前西方數學在中國傳播的成果，鼓勵、刺激了中國知識界研究數學的興趣。其後，中國涌現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數學家，出現了較長時期的數學研究熱，這與康熙的倡導、《數理精蘊》的編纂，大有關系。

地理學的傳入與地測繪利瑪竇初到肇慶不久，即應當地長官的要求用西法繪制了一幅世界地，題名《山海輿地全》（亦稱燦海輿地》）。後來，他又在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多次編繪世界地，並被中國人多次刊刻印製，流傳極廣。他借地宣揚的一些天文、地理知識，比如地圓、地球的大小、地心說、五大洲的概念、五帶（指熱帶、南北溫帶和南北寒帶）的劃分、山川和國名等，影響也很大。利氏地上的五大洲名和許多地名、國名，一直沿用至今。

利瑪竇的世界全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中國部分繪製得比較精詳。從現存的利氏地中，可以推知他在繪制中曾參考過不少中國輿並吸取了這些輿的長處。利瑪竇之後，在華耶穌會士如艾儒略、畢方濟、南懷仁、蔣友仁等也繪制過世界地。梵蒂岡書館藏有艾儒略的《萬國全》、畢方濟的《坤輿全》印本，米蘭安布洛歇書館也有艾儒略地的刻本。南懷仁的《坤輿全》於1674年刊印，分給兩半球，巴黎國家書館、上海徐家匯藏書樓等處都有藏本。1761年蔣友仁進呈給康熙皇帝的《坤輿全》，曾於1767年正式付印，也是兩半球，高6尺，寬14尺，頗有氣勢。

自艾儒略到中國（1610年）後，中國才有較為系統的地理著作出版。1623年刊印的《職方外紀》，由艾儒略增譯、楊廷筠匯記，共5卷。該書介紹五大洲各國風土、民俗、氣候、名勝。第一卷亞細亞，第二卷歐邏巴，第三卷利未亞，第四卷亞墨利加、墨瓦蠟泥加，第五卷四海總說，列舉海名、海島、海族、海產、海狀、海舶、海道等。卷首有萬國輿，南北半球，各卷有分，是中文著作中第一部系統介紹五大洲地理的專書。

S0年後的1674年，南懷仁將《坤輿說》二卷付印，以說明同年刊刻的《坤輿全》。上卷總述自然地理，下卷分說五大洲，最後是四海總說。上卷所依據的主要是利瑪竇之說，下卷則大多采自《職方外紀》，最後列七奇，介紹世界七大工程。

艾儒略還著有《西方答問》上、下二卷，1637年刻印出版，分條介紹西方風土。1668年，因康熙皇帝要了解西洋風土國俗，利類思、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ans）、南懷仁等傳教士節錄《西方答問》，編成《御覽西方要紀》，流傳頻廣。

遍於中國各地的西式建築16至17世紀，在中國的土地上相繼出現了許多西式建築，這些建築大都是由基督教會出資興建的。比如建於澳門的望德堂、聖勞楞佐堂、聖安多尼堂、聖奧斯丁堂和聖多明我堂等。1572年，澳門成立聖保羅學校，附設天主之母教堂，以大理石築成。1835年大火之後，僅存飾有銅制雕像的大理石牌坊（俗稱大三巴），成了今天澳門的標志性建築。

明萬曆年問，傳教士在南京建大教堂，俗稱無梁殿，被認為是中國內地最早的西式教堂。北京宣武門內教堂，亦稱「南堂」，是北京城內最古老的一座天主教堂。該教堂原是湯若望在1650年春按中國式樣建造的，後由徐日升（Thomas Pereyra）、閔明我改建成西式，但仍懸有「通玄佳境」的順治御匾（biǎn）。教堂西面則是湯若望宅第。現今的南堂是1900年修復的，堂內有聖母和耶穌聖像及壁畫。除了南堂，北京還有北堂、東堂、西堂，其中北堂是北京城內最大的大主教堂，坐落在西城區西什庫。在1900年義和團反洋教 運動興起時，西什庫教堂一帶曾是激烈的戰場。

杭州的天主堂，坐落在武林門內天水橋南，是義大利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us Martini）從歐洲返回杭州後興建的新堂，「製作制度，一如大西；規模宏敞，美奐美輪」（《辯學》抄本），成為中國境內最為華麗的教堂。上海的天主堂以安仁里世春堂規模最大，1640年改為敬一堂，是一座中西合壁的教堂和教士寓所。

清代西式建築中規模最為宏大的工程，是北京圓明園分園長春園中的歐式宮殿。從1747年（乾隆12年）起，長春園開始興築歐式宮殿，由義大利人郎世寧（Joseph Cas～tiglione）設計，法國人王致誠（又名巴德尼，J．Dents Attiret）。蔣友仁（Michael Benoist）協助建造。歐式宮苑建在園北狹長的地帶內，包括6幢歐洲文藝復興後期「巴洛克」式建築、若干水法（噴水池，亦稱噴泉）、歐式庭院以及園林小品，人們稱之為「西洋樓」。蔣友仁精於噴水池的建築，園內西洋水法都由他製造並管理。蔣氏去世後，噴水機械失修，噴水池便告廢棄。圓明園規模宏大、構思精巧、風格獨特，歐式宮苑與典型的中國園林融為一體，堪稱世界造園史上劃時代的傑作，因此被王致誠推崇為「萬園之園」（Jardin des jardins）。

1860年10月5日，英法聯軍佔領北京海淀，次日傍晚便攻佔了圓明園，進行大肆搶劫和破壞。10月18日清晨，聯軍開始縱火燒園，熊熊大火一直燃燒到第二天，最終使整個圓明園化成了一片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