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為什麼推崇宋代文化

Ⅰ 誰知道陳寅怯的相關故事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寅恪的歷史悲情

吳小龍

幾年來，「陳寅恪熱」一直持續不衰，研究、推崇的文章、著作連篇盈篋。這對抱著
不可化解的悲情冷落終生的陳寅恪來說，應當是一種告慰吧。但是，如果我們沒有真正理
解他的悲情，和他在這種悲情中的思考，還有他在這種悲情和思考中的堅定的信念和持守
，那麼，這種告慰恐怕是陳寅恪所不需要的。

陳寅恪的悲情是對整個中國近代以來歷史進程的思考的結果。這一段歷史確實無法令
人振奮，雖然人們真誠地振奮過。在國人一陣陣地振奮、乃至狂熱時，陳寅恪一直冷落地
獨處一旁，冷靜地旁觀、思索，他的悲情在國人的這種狂熱中加深，這是他的過人之處；
然而就在這種悲情終至不可化解之時，他仍以其對中國文化的信念頑強地守持著，堅持著
他那種「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堅持著他對中國文化復興的一個「大因緣」的等待
，這是他更可貴之處——尤其是當我們看到一些人從往昔的狂熱中出來後，再三再四地拒
絕反思，只是在竭力製造新的狂熱中自得、自虐，或者放棄一切信念和守持而在趨潮中放
縱，我們更感到這個孤傲的老學者確實可敬、可佩。

現在人們愛說解讀陳寅恪，我以為，要真正讀懂他，就要真正理解他的「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理解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思考和真正態度，還有，就是他對決定性地關
涉到這個文化的命運的兩個政權的態度的真切意味——把他看作前清遺老或反共人物都是
迷於一些表面現象的簡單化的錯誤結論。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雖然是陳寅恪晚年為柳如是作傳時才完整地提出來，但
它准確地表達著陳寅恪一生的價值認定，而這一認定表明，陳寅恪無疑屬於五四那一代人
。表面上看，陳寅恪和曾與他在清華國學院共事過的王國維一樣，是個堅持站在傳統文化
立場上的守舊派，堅守的是傳統文化的價值立場，然而他用來表達傳統文化的根本的這所
謂「我民族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卻恰恰是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所弘揚的思想。雖然
陳寅恪和王國維一樣，總是被劃在五四群體之外，他也確實不曾說過贊揚五四的話，但他
所認同和標舉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卻分明是五四的精神遺產。以守持傳統文化
精神為職志的陳寅恪在講出這句話時沒有半點的�格和勉強，這是值得思索的一件很有意
味的事。一般看來，我們的傳統文化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並不相容的，然而
在陳寅恪這里，在具體化到作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的問題上時，它們居然並不抵觸和對立。
在我們傳統的修身、做人的要求中不但沒有這兩條，連相似的都沒有，有的只是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有的只是忠、孝、禮、義、廉，這些原則都與自由思想無關。倒是在
人格境界的追求中，我們有氣節、風骨之說——似乎就是在這一點上，在其落實到人生實
踐的層面上時，兩者相通了。對中國的「士」來說，或許他必須先遵守上面的所有那些道
德倫理規范，行有餘力，在此之上，再追求一種個人的精神境界——氣節、風骨、神韻？
但不管怎麼說，陳寅恪用自己的始終傲然而立的一生至少證明了一點∶中國士大夫傳統中
的某些東西，是能與西方近代興起的知識分子傳統統一於真正的知識分子的道德人格實踐
的。甚至於，士的傳統中的某些東西至少更能支撐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時局劇變時的立場守
持。五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原來的那些自由知識分子，爭相改造、學習，跟
上形勢，跟上運動，甚至一些「泰斗」級的人物也競相表態，陳寅恪不為所動，他至死未
有這種表態。是傳統的氣節，還是西式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支撐著他？我想
，兩者都有。

可以說，陳寅恪是屬於五四精神熏染出來的那一代人，而且，可以說他始終堅持了清
醒的知識分子立場。一位老學者提到，早在1949年，陳寅恪就幾乎預見到了十年浩劫
，他那年寫的詩里有這樣一句∶「競作魯論開卷語，說瓜千古笑秦儒」。頭一句，是指《
論語》開卷的話∶「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是挖苦當時大家搶著「學習」，第二句，
說的是「坑儒」的事，說是秦始皇派人在山上種了瓜，又安裝了機關，然後讓那些儒生們
去看瓜，當這些儒生們正興高采烈地「說瓜」，高談闊論的時候，機關翻下，把他們全都
活埋了。這兩句詩真如讖語，其含意令人驚駭。如說陳寅恪當時就能夠准確預料到「文革
」，當然不可能，但他憑著一個具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的敏銳直覺，點出了思想整肅和
焚書坑儒兩者間的那種必然。從五十年代起，哪場運動，他都不跟上湊熱鬧，他的批判態
度，從他當時寫的詩里隱晦地、卻也相當清楚地表達了出來。「八股文章試帖詩，遵朱頌
聖有成規」，「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太息風流衰歇後，傳薪翻是讀書人」
，「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屯戍尚聞連�水（即今朝鮮清川江），文章唯是
頌陶唐」，「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樂世歌。座客尚謳君莫訝，主人端要和聲多」…
…從五十年代起的這一場場學習、改造運動，最後不是順理成章地引出了所謂超過「焚書
坑儒」一百倍的「十年浩劫」嗎？應當說陳寅恪當年的感覺是對的，成了不幸言中的預見
。當然，我們並不同意海外有的學人的觀點，即據此認為陳寅恪持反共立場。陳寅恪作為
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對政治持一種疏遠的態度，對國共兩黨亦然，在政治上並不反共。
共產黨主政後，對陳寅恪一直是優禮有加，尤其是在廣東的領導人陶鑄，更是曾力排眾議
，始終給陳寅恪以知識分子難以奢望的特殊待遇；而且，在鼎革之初，在共產黨治理下，
中國很快消除了舊中國那種黑暗、腐敗、民不聊生的狀況，初現國泰民安的治局。這些，
足以使陳寅恪對共產黨帶來的新氣象產生一定的期待，因而談不上與共產黨之間存在任何
「家國之恨」。他對共產黨的態度是合作而有保留。他所不能接受的，是此後摧殘知識分
子心性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他為此也曾明確表達了「義不能辱」，不止一次作過抗爭。他
還借頌柳如是來「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於揭起自己的抗爭之幟。陳
寅恪這樣做並不是要反共，而只是明確表達了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立場——一個堅信民
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又接受了西方先進思想、繼承了五四一代追求思想啟蒙與民主科學的
精神遺產的知識分子的立場∶不能搞文化專制，那會摧殘民族文化，戕害民族心性，導致
歷史倒退，使我們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難道現在不應當把這些觀點當作一種常識來
接受嗎？

我們再來看看陳寅恪的「文化遺民」心態。人們常把陳寅恪看成遺老式的人物，或者
用胡適的說法，「遺少」，因為清亡之季，他還年少得很，夠不上稱「遺老」。他的遺民
心態也許與他的家世有關：他有個在湖南巡撫任上力行新政，在戊戌政變後被革職「永不
敘用」的祖父陳寶箴；有個絕意仕途，以詩名世，自號「神州袖手人」的父親陳三立；有
個詩畫大家的兄長陳師曾（衡恪）；如此仕宦詩書世家的家風熏陶，不可能對他的性格心
性沒有一點影響。也許，這又與他的畢生學術事業有關：他學貫中西，在許多領域有常人
無法企及的造詣，如在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等領域；又
精通多種文字，除蒙、藏、滿文外，還有現在純屬古董的梵文、突厥文、回鶻文、西夏文
、吐火羅文、巴利文等等。（為此，郭沫若後來曾號召青年學生要用集體的努力，「在史
料佔有上超過陳寅恪」，成為那個荒唐年代留下的笑話之一）但陳寅恪的這些學識，與其
說使他與世界有更多的聯系，不如說使他對現實世界有更多的疏遠。另外，遺老形象的形
成，恐怕更重要的是因為他晚年的處世態度：對現實和政治抱一種疏離和不合作的態度。
無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還是在解放後，他的詩作中總是滿溢著悲涼氣息，誰也不會認為他
對時政和現實是認同的。然而若由此推斷陳寅恪對中國的哪個政治黨派有明確的好惡偏向
，則又大謬不然。他只是出於他所感受到的一種歷史悲情、生命悲情的奇哀隱痛而憔悴憂
傷，似乎是無端地在那兒吟詠他的興亡之恨。因為這在他，是超乎黨派之爭之上的興亡感
慨，是一種文化悲情，是在憑吊一種逝去了的、在他看來是那樣美好的文化。這是一種不
解的歷史情緒。他的這種情緒，其實至少形成於二三十年前，乃至形成於清末民初；至少
在他為王國維的自殺而寫的一系列文字中，這種悲情已經有了集中的表達。1934年，
當王國維的遺著結集出版時，陳寅恪為其作序。在他那不太長的《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中，陳寅恪寫下了這樣一大段沉痛的話：

今先生之書，流布於世。世之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於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
因而有是非之論。寅恪以謂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
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
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然則先生之志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
而有是非之論者，又何足怪耶？嘗綜攬吾國三十年來，人世之劇變至異，等量而齊觀之，
誠庄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則彼此終古未由共喻，
以其互局於一時間一地域故也。嗚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後，更有來世。其間
儻亦有能讀先生之書者乎？如果有之，則其人於先生之書，鑽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
想見先生之人，想見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遺恨於一時一地，彼此是非之表
歟？

這番話，現在讀起來，與其說是悼亡，不如說是自白，差不多就是陳寅恪的夫子自道
。看得出，其間凝聚著一種「奇哀遺恨」的文化悲情，幾乎已是不可化解了。在陳寅恪這
一番慨嘆很深的議論中，實際上，多少有點將王國維的「奇哀遺恨」泛化和哲學化了，在
這種泛化中，陳寅恪欲進而探其更深的隱痛，但是，這種泛化固然能超脫局限於「同時間
地域之眾人」未由共喻的「事」、「故」，卻也使其部分地失去沉哀。或應反過來說，超
時空的理性之悲情固然有之，但令人「憔悴憂傷繼之以死」的，卻總還是其所處之時、地
、事、故。因為普遍意義上的歷史悲情本來正是應給人以超越當下時空和現實事、故的睿
智和清醒的；使這種悲情不帶來超越情感，而帶來奇哀沉痛的，恰恰是所置身的時代的時
局和事變，以及它們所包含的價值理想崩潰的意味。抽去了這些具體內容，王國維就大可
以去做一個莊周或陶潛，而無須自沉昆明湖了。王氏的奇哀遺恨，正是其所處之時、地、
事的糾結及其所象徵的文化價值失落的結果。後人思索它，亦須直逼這一具體的價值失落
之所由來而追問、深思。陳寅恪的說法，對於撇開具體的、當時有所特指的人事糾葛以見
王氏自沉的深隱的文化悲情，雖然自有其更深刻的認識和思索在其中，但他將這種奇哀隱
痛泛化，卻確實是以自己的感受來理解王國維，並因而形成和加強了自己的悲劇情緒，這
種情緒，這種歷史悲情貫穿了他自己的一生。王國維之死對陳寅恪的重大影響即在於此。
他由此產生、加強的歷史悲情成了他觀察世變、面對時局的一貫態度，而這正是他本人以
後一直對時局取那種疏離態度的根本原因。對他來說，這種情緒和態度反映了對近代中國
文化價值失落這一歷史悲劇的悲哀沉痛，他以這種悲情來悼念王國維，來悼念曾經代表著
傳統文化價值的王朝的消逝，以致於在別人看來，他和王國維一樣都是在對清王朝懷著一
種眷眷之情，那都錯了。王國維或當別論，陳寅恪對與他有殺祖之仇的清廷是未必懷這種
深情的。

那麼在陳寅恪畢生憔悴憂傷的深深的歷史悲情背後，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思考和根本
態度是什麼呢？他很早做過的一個自我表白。一旦讀出了他那個表白的真正意思，結論是
令人吃驚的，也是逼人深思的。陳寅恪在1933年所寫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
報告》一文收筆時，曾突然冒出這么一句自白：「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
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這句話，廣為流傳，引者甚多，卻均未深究
其意。是自謙、自貶呢？還是論學呢？還是譏世？論者或引此言說明陳氏保守，或說明其
守執所學，獨忽略了他為何要自己定位於咸、同之世，曾、張之學——前者似乎較後者更
不易解。關鍵正在這里。咸豐、同治年間並非太平盛世：鴉片戰爭爆發於道光年間，而英
法聯軍攻陷北京、火燒名園、逼得皇帝出逃、病死於熱河，則是咸豐時之事。同治年間，
奕�、文祥和曾、左、李等人開始搞洋務運動，以求自強。在這個時期，老大帝國已因落
後而挨打，但卻未徹底淪喪；已被迫開眼看世界，但尚未喪失那種妄自尊大的文化自信；
西方文化已攜堅船利炮而來，但還只是作為一個強大而危險的籠統的外在事實，刺激著國
人的文化自省、武備自強意識，還未至國人完全相信西方文明高於華夏文明，因而主動接
受西學，西方學理大規模地輸入以至於統攝人心的地步。這是一個人們還相信中國只要稍
為「師夷長技」即可「制夷」，這一切都並不難辦到的時代。隨著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從器
物到政制到學術各層面的逐步深入，中國人的文化自信也在逐漸失落，而這時才在走第一
步。陳寅恪「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的表態似乎意味著他要以這時的狀態為起點重新
開始中國文化出路的思考——雖然歷史不能倒回重走，但文化思考的結論可以是對當下的
針砭和對未來的啟示。他認為關鍵問題是，在咸、同之世，傳統文化的學理還足以統攝人
心，以這學理為根據的文化自信還未淪喪。這是吸收外來文化為我所用，進行自身文化的
更新改造，而又不失本土文化的特質的成功的價值轉換所不可缺少的基礎。一旦對自己文
化價值的自信失落，一個民族在面對外來先進文明時就會把持不住，失去一種健全的心態
。而若沒有一種健康穩定的心態，文化的吸收、改造和轉型就很難指望成功。陳寅恪曾認
為，「禍中國最大者有二事，一為袁世凱之北洋練兵，二為派送留美官費學生」。他對派
留學生之舉做這樣的苛評，適足為此旁證。派留學生，輸入西方學理、批判否定東土舊學
，這正是咸、同以後的事。派留學生是公認的開放進步之舉，陳寅恪卻如此否定它，他的
潛台詞是很激烈的：學習西方思想文化是近代中國動亂的禍根。以此看來，不但五四時期
那些激烈反傳統的思想家，甚至上溯康梁、嚴復這些學西方的思想家，都在他批判否定之
列，雖然他對這些人物個人似乎並沒有什麼微辭。曾湘鄉是儒教道統的傳人、同治中興的
功臣，洋務運動的重鎮；張南皮更是「中體西用」的始作俑者；陳寅恪以此二人為自己立
論尺度，其意不問可知。如果我們盡量以一種同情的理解來體察、揣度陳氏的原意，那麼
就可發現，曾、張之得到陳寅恪的高度評價，除了他們「歷驗世務」、安邦治國的功業，
「恭順勤勞矢素忠，中體西用資循誘」的風范外，恐怕還有這么幾點：一是在他們那些現
在看來已落後、陳腐的觀點中反映的正是當時思想界所能達到的認識水平和向度；二是在
這種認識中所反映出來的當時尚存的文化自信（因此在這種自信全然喪失的時代，陳氏對
這種自信的認同就不易為時人所理解）；三是對外來文化的態度：理所當然地應以我為主
（中學為體），而對西學只是稍採取可用者（為用），決不是一種價值認同。——這種理
所當然似乎是其時一種文化上的妄尊和愚昧，它與政治上的妄自尊大是相表裡的。但應該
看到兩者的意義並不完全相同。後者只能導致慘重的失敗和災難，但前者，除了其負面外
，又有其另一面∶若沒有了這種文化妄尊和氣勢所支撐的自信和氣度，接受外來文化的過
程就不可能是健康和有效的，在中國近代史進程中，政治、外交上的妄尊愚昧導致了一系
列災難，而由此一起失落的，則還有文化上的妄尊和氣勢：此後的國人，在文化心態上就
始終處於一種焦躁、急切和偏執之中，這無論如何不是一個民族文化心態成熟的體現；隨
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方面每況愈下，在歐風美雨的激盪中，國人不但失去了文明古國、泱
泱大國應有的自尊和自信，甚至於連基本的健康的常態都把持不往。陳寅恪或許正是有感
於此，因此極力以他學貫中西的水平（這一點上他有遠遠高於曾湘鄉、張南皮的眼界和理
論），想重新恢復這種文化上的自尊和氣度。這是把太沉重的歷史使命放在自己肩上，這
是要挽狂瀾於既倒。也許，他終於是回天無力，但，他確實把自己的歷史思考表達得很清
楚。陳寅恪在這一篇《審查報告》中有句名言：「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學說，一方面
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聯系他的自我表白和他在同一報告中的另一些話，我們才能發現
這句話的真正意思。對於西方學說，陳寅恪不但要了解吸收，而且領悟其精髓並尊重之：
他晚年所明確堅持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由此而來的對「我民族」文化精
神的新界說。而「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的確切含義，則見於他在一篇文中對「道教之真
精神」的闡述：「道教對輸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無不盡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來
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說以後，則堅持夷夏之論，以排斥外來之教義。此種思想上之
態度，自六朝時亦已如此。雖似相反，實足以相成。後來新儒家即繼承此種遺業而能大成
者」。他的態度於此再明確不過了：先「盡量吸收」，全盤輸入。待成己一家之說後「則
堅持夷夏之論」，明夷夏之辨，以此加強、捍衛「本來民族之地位」。這種全盤吸收加上
夷夏之別，就是陳寅恪所謂相反相成，用心可謂良苦。而近代史上，能這么做的最後契機
確在咸豐、同治之間，湘鄉、南皮之際。陳寅恪的自我表白，實際上正包含著他的歷史思
考和文化更新的總體構想，他的自我定位是甚真甚確的，至此我們才算真正讀解、真正明
白了。

懷抱著這樣一種已經失去其實現的歷史機緣的文化改造方案和民族振興構想的人，在
目睹他所珍視的文化價值的繼續不斷的失落和被現實無情地拋棄摧毀，他的內心悲苦是無
可言喻的。這就是一個文化遺民的奇哀遺恨。它當然是超乎任何一個家國、王朝、黨派的
興衰更替的。它只關乎傳統文化的精神價值，這種精神價值是文化遺民們賴以立身託命的
文化之根。傳統文化的淪亡給他們留下了一個終身無法化解的悲劇情緒，他們又把這種悲
情留給了延綿不盡的歷史。用陳寅恪的話說：「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
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
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陳寅恪為王國維說的話，後來句句都成了應在
自己身上的讖語，王陳二人，相隔四十多年，帶著同樣的奇哀深痛離開了人世。

但，縱觀歷史，陳寅恪這位「文化遺民」並不願意接受自己「與之共命」的文化已然
終局的結論。他仍然懷抱一種歷史的企盼：「佛教經典言：『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
』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
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這個新儒學，不是指今天人們常說的作為一個學派、思
潮的新儒學，而是繼承了傳統文化所有精華，又煥發出新的生命，在新的歷史時代能夠統
攝這個民族的心性，給這個民族以新的價值理想，得到其認同、鼓舞其前進的嶄新的思想
體系。陳寅恪將其稱為新儒學，正表明他是要堅持儒學的精神文化價值的，並將中國的未
來寄託在這上面。但這同時也可以看出他對整個中國思想史進程的總體批判態度——在肯
定其價值核心的基礎上的總體批判。舊的一切，包括學理本身和歷史進程，其價值只在於
為「新」儒學的產生這一「大因緣」所做的准備和鋪墊而已。只有這「大因緣」的實現，
才是民族文化的光輝未來。民族文化的慧命之根在他這兒結的果是對這一可能的理想的堅
定信念。後顧並不使他沉迷，因為他清楚地在中西文化的對勘比較中看到本土文化的缺點
和積弊；前瞻也並不樂觀，因為他正面對和經歷著傳統文化價值失落崩解的慘痛變局。但
他對文化還是有點信心的，所以才說等待「一大事因緣」。

但對文化價值的堅信是能產生某種魔力的。畢生悲觀的陳寅恪，在這一點上卻始終表
現出某種樂觀：失落了的文化根底可以重新培植，既倒的狂瀾可以挽起，文化遺民也許非
但可以延續文化命脈，甚至可以復興文運、道統和國脈。1942年，他說過這樣的話：
「考自古世局之轉移，往往起於前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適至後來，遂若驚雷破柱，怒
濤振海之不可御遏。」直至山雨欲來的1964年，他仍然對友人表達著這樣的信念：「
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
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
學術無裨益耶？」在他那一生為興亡遺恨悲情不已，晚年更至忿郁凄涼的心境中，他始終
使自己看到並相信這一絲亮光。也許只是這一絲光亮，才支撐著他不像王國維那樣「與之
共命而同盡」，「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吧。無論對陳寅恪其人、其學，人們還會
作出怎樣的評判，也可以不贊成他的文化構想、不贊成他的價值認定，但他在晚年所處的
那樣政治高壓的氛圍中，在終生無法化解的歷史悲情的煎熬下，對「我民族」的文化價值
及其復活振興能抱這樣一種信念，並為此堅守自己那「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
立場，這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是極為罕見的，確實是值得崇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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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公元前453年，宋國第28任國君，他有著怎樣的人生經歷

宋宣公在位時，立與夷為太子。宋宣公臨死前，舍棄兒子與夷，傳位給其弟宋穆公。前720年，宋穆公病重。宋穆公不負兄恩，舍棄兒子公子馮，傳位給與夷。同年，宋穆公去世，與夷繼位，是為宋殤公。

宋景公的同母兄弟公子陳對公子說:你把財產分配給陳福獵，因為你看不起方向，這也是不公平的。你平日對國君彬彬有禮，至少但是出國留學，國君一定會救你的。公子逃離陳國，宋景公沒有救他。公子要求他，宋景公不聽。公子說:這是我騙哥哥的。我帶領中國人出國留學。國君和誰在一起？一年冬天，宋晨和她的母親和兒子跑到宋景公。宋景公不聽他的。公子說:這是我騙了哥哥。我帶領大家出國留學。國君和誰在一起？

宋景公十八年(魯定公十一年，公元499年，公子陳和公仲佗)，公子石，公子一年進入蕭倒戈。同秋，樂大心跟著倒戈，大大成了宋國的禍端。這種災難都是由宋景公的寵愛造成的。

Ⅲ 明末秦准名妓國學大師陳寅屬曾為其作傳

柳如是

柳如是(1618-1664 )
本姓楊，名愛，改姓柳，名隱。後改名是，字如是，號河東君，又號蘼蕪君，浙江嘉興人，幼年被賣到盛澤歸家院名妓徐佛家為養女。受徐教養，柳詩擅近體七言，分題步韻，作書得虞世南、諸遂良筆法。年稍長，流落青樓。在松江，她以絕世才貌，與復社、幾社、東林黨人相交往，常著儒服男裝，與諸文人縱談時勢，詩歌唱和。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東林領袖、常熟錢謙益與柳如是結秦晉之好。兩人同居絳雲樓，讀書論詩相對甚歡。錢戲稱柳如是"柳儒士"。明亡，柳勸錢殉節，在刀、繩、水三種死法中選一。錢面有難色，如是奮身跳入荷花池，以身殉未遂。錢謙益降清後，遭猜忌被逐回鄉，鬱郁而死。錢氏家族乘機向柳如是逼索，如是投繯自盡。

柳如是是活動於明清易代之際的著名歌妓才女。她個性堅強，正直聰慧，魄力奇偉，聲名不亞於李香君、卞玉京和顧眉生。柳如是本名愛柳，因讀辛棄疾詞：「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故自號如是；後又稱「河東君」、「蘼蕪君」。

柳如是幼即聰慧好學，但由於家貧，從小就被掠賣到吳江為婢。妙齡時墜入章台，易名柳隱，在亂世風塵中往來於江浙金陵之間。由於她美艷絕代，才氣過人，遂成秦淮名姬。她留下了不少值得傳頌的軼事佳話和頗有文採的詩稿《湖上草》、《戊寅卓》與尺牘。

柳如是曾與南明復社領袖張縛、陳子龍友好，與陳情投意合，但陳在抗清起義中不幸戰敗而死。柳氏擇婿要求很高，許多名士求婚她都看不中，有的只停留在友誼階段。最後於崇禎十四年她20餘歲時，嫁給了年過半百的東林黨領袖、文名頗著的大官僚錢謙益。錢氏娶柳後，為她在虞山蓋了壯觀華麗的「絳雲樓」和「紅豆館」，金屋藏嬌。柳氏後生有一女。有「紅學」者認為，曹雪芹設計的絳雲軒是來自柳氏的絳雲樓。

當崇禎帝自縊，清軍佔領北京後，南京建成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錢謙益當了南明的禮部尚書。不久清軍南下，當兵臨城下時，柳氏勸錢與其一起投水殉國，錢沉思無語，最後走下水池試了一下水，說：「水太冷，不能下」。柳氏「奮身欲沉池水中」，卻給錢氏硬托住了。於是錢便靦顏迎降了。錢降清去北京，柳氏留在南京不去。錢做了清朝的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由於受柳氏影響，半年後便稱病辭歸。後來又因案件株連，吃了兩次官司。柳如是在病中代他賄賂營救出獄，並鼓勵他與尚在抵抗的鄭成功、張煌言、瞿式耜、魏耕等聯系。柳氏並盡全力資助，慰勞抗清義軍，這些都表現出她強烈的愛國民族氣節。錢謙益降清，本應為後世所詬病，但賴有柳如是的義行，而沖淡了人們對他的反感。

就文學和藝術才華，她可以稱為「秦淮八艷」之首。清人認為她的尺牘「艷過六朝，情深班蔡」。柳氏還精通音律，長袖善舞，書畫也負名氣，她的畫嫻熟簡約，清麗有致；書法深得後人贊賞，稱其為「鐵腕懷銀鉤，曾將妙蹤收」。

1666年錢謙益去世時，柳如是還不到五十歲，從此，厄運便降臨到柳如是身上。鄉里族人聚眾欲奪其房產，柳氏為了保護錢家產業，吮血立下遺囑，然後解下腰間孝帶懸梁自盡，情形極為悲慘。一代風流奇女，香消玉殞，余恨不斤，而此時距錢謙益去世僅兩個月。柳如是死後，不但未能與錢謙益合葬，反而被逐出錢家墳地，柳如是的墓在虞山腳下，那是一座孤墳，墓前石碑只一米多一點，上面刻有：河東君(柳如是曾自號河東君)。百步之外，錢謙益與原配夫人合葬一墓。陳寅恪先生著有《柳如是別傳》。

紅顏舛命

明崇禎十三年冬天，原朝廷禮部侍郎錢謙益削籍歸鄉已經兩年，這年的冬夭奇冷，他所居住的「半野堂」門前也特別冷清，已好久不曾有友人來訪了。

一個冬日淡淡的午後，錢謙益坐在書房中打噸，忽聽得家人傳報：「有客人來訪！」不一會兒，拜貼就送到了書桌上，錢謙益來了精神，拿過拜帖一看，上面寫著：「晚生柳儒士叩拜錢學士。」「柳儒士？」他心裡起了疑問，這名字似乎未曾聽說過，是誰呢？

也許是慕名前來造訪的無名晚輩吧，這種人錢謙益接待得不少，如今反正閑居無事，有個人聊聊也好，於是他讓家人有請來客。

待錢謙益慢條斯禮地踱進客廳，來客已站在屋裡翹首欣賞牆上的字畫了，聽到腳步聲，來客連忙轉過身來，朝錢謙益深深一輯，恭恭敬敬地稱禮道：「晚生見過錢老先生，冒昧造訪還望見諒！」

錢謙益打量著來客，見他一身蘭緞儒衫，青巾束發，一副典型的富家書生打扮，舉止雖有板有眼，身材卻異常的嬌小，似乎缺少一種男子的陽剛之氣。再瞧面貌，明眸生輝，鼻挺嘴秀，皮膚白嫩，清秀有餘而剛健不足。看著看著，錢謙益猛覺得有幾分面熟，可搜索枯腸，始終想不起是在哪裡見過。

來客看著錢謙益若有所思的神態，不禁露出一絲狡黠的笑意，似乎猜中了主人在想什麼，他也不去打斷，只是輕悠悠地吟出一首詩：

草衣家住斷橋東，好句清如湖上風；
近日西冷誇柳隱，桃花得氣美人中。

「真沒想到啊！柳姑娘光臨寒舍，有失遠迎，得罪！得罪！」錢謙益熱情地請所謂的「柳姑娘」落了座，又忙著命侍婢上茶奉酒，說是要為柳姑娘驅寒消疲。

這個女扮男裝的柳姑娘是誰呢，竟如此驚動名重一方的錢謙益？柳姑娘原來就是蘇州一代名妓柳如是。說起柳如是與錢謙益的交情，那還是兩年前的事。

那是崇禎十一年初冬，供職京師的江左才士錢謙益，本已高居禮部侍郎之職，眼看又要提升，卻因賄賂上司之事被揭露，不但受了廷杖之責，而且免去了官職，被迫返回原籍常熟。那時他已五十七歲高齡，猝遭巨變，心境黯淡悲涼，一路透迤南歸。途經杭州時，順便前往西湖上盪舟閑游，排遣愁懷，疲倦時便落腳在杭州名妓草衣道人家中。當時恰逢柳如是也客居杭州，是草衣道人門上的常客，那天正巧將一首游湖時即興作的小詩擱在了草衣道人的客廳里。錢謙益無意中發現了那幀詩箋，拿過來輕聲誦讀：

垂楊小宛綉簾東，鶯花殘枝蝶趁風；
最是西冷寒食路，桃花得氣美人中。

好清麗別致的詩句，詩詞大家錢謙益不由得擊節稱贊，善解人意的草衣道人看在眼中，心領神會，湊過來道：「明日何不請來柳姑娘一同游湖？」錢謙益自然求之不得。

第二天，一隻畫舫果然載著三個人悠悠盪盪於西子湖上。一見到柳如是，錢謙益立即生出一份憐愛之情，這姑娘長得嬌小玲戲，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嵌在俊秀的臉蛋上，顯得分外動人。這般小巧的可人兒，腹內竟藏著錦綉詩情，著實令人感嘆。柳如是是個性格開朗的姑娘，雖是與鼎鼎有名的錢謙益初次相見，卻毫無拘束之態，談詩論景，隨心所欲。那活潑可愛的神情，使錢謙益暫時忘卻了心中的悒鬱，感覺自己也變得年輕起來，一時興起，竟一口氣吟了十六首絕句，以表示對伊人的傾慕之情。柳如是吟來喚起他記憶的就是其中的一首。

西湖一別，錢謙益萬萬沒想到這姑娘還會跑到常熟來看他，女扮男裝而至，又給了他一分額外的驚喜。一番寒暄問候之後，錢謙益留柳如是在「半野堂」住上一段時間，柳如是欣然應允，似乎她就是抱著這個打算來的。

於是，寂靜的「半野堂」中盪漾起一老一少一對忘年之交的笑聲，他們一同踏雪賞梅、寒舟垂釣，相處得竟是那麼和諧。為了感謝柳如是的相慰之情，錢謙益命人在附近的紅豆山莊中為柳如是特築一樓，他親臨現場督工，僅以十天時間，一座精美典雅的小樓就建成了。錢謙益根據《金剛經》中「如是我聞」之句，將小樓命名為「我聞室」，以暗合柳如是的名字。小樓落成之日，他還特寫詩抒懷：

清樽細雨不知愁，鶴引遙空鳳下樓；
紅燭恍如花月夜，綠窗還似木蘭舟。
曲中楊柳齊舒眼，詩里芙蓉亦並頭；
今夕梅魂共誰語？任他疏影蘸寒流。

錢謙益的一片深情，讓柳如是感動不已。她是一個歷盡坎坷的女子，成名後雖然也有千人萬人捧著，可無非都是逢場作戲，又有幾人能付出真情呢？錢謙益雖是花甲老人，可那份濃濃情意比一般的少年公子要純真的多，也許是同樣嘗過生命的苦澀，才有這種深切的相知相感吧，感念之餘，柳如是回贈了一首「春日我聞室作呈牧翁」的詩：

裁紅暈碧淚漫漫，南國春來正薄寒；
此去柳花如夢里，向來煙月是愁端。
畫堂消息何人曉，翠帳容顏獨自看；
珍貴君家蘭桂室，東風取次一憑欄。

幾場春雪過後，春風又綠江南岸。桃紅柳綠中，錢謙益帶著柳如是徜徉於山水間。湖上泛舟，月下賞山，詩酒作伴，日子過得象神仙一般。這其間，柳如是幾次露出以身相許的心意，而錢謙益每次都在一陣激動之後，悄悄避開這個話題。錢謙益頗有他的一些顧慮：一是兩人年齡懸殊太大，柳如是今年二十四歲，整整比自己小了三十六歲；二是自己身為罪臣，前途無望，豈不耽擱了人家姑娘的前程！如此想來，他遲遲不肯接納她，心中卻又一刻也舍不下她。

柳如是則有她的想法：她十五歲淪落風塵，閱人可謂豐富。多才多情的公子為數不少，可有幾個能情有獨鍾？幾個能真正關心體貼女人？十六歲時她曾委身於松江舉人陳子龍。陳公子也算才情橫溢，熱心教她詩詞音律，使她獲益不小，可偏偏又性情不合，終於鬧得各奔東西，讓她心傷欲碎。如今遇到的錢謙益，才華自不用說，二十八歲就考成了探花郎，詩詞享譽一方。雖說年紀大些，可有情有趣，對她又是這般關照，與他在一起，她覺得生活是那麼安穩恬靜、有滋有味，年紀相懸又算得了什麼呢？

既然兩人情投意合，其它還有什麼可顧忌的？面對柳如是的一片痴情，錢謙益無法再猶豫退縮，終於在這年夏天，正式將柳如是娶進了家門。

他倆的婚禮辦得別出心裁，租了一隻寬大華麗的芙蓉舫，在舫中擺下豐盛的酒宴，請來十幾個好友，一同盪舟於松江波濤之中。舫上還有樂伎班子，在熱鬧悠揚的蕭鼓聲中，高冠博帶的錢謙益與鳳冠霞帔的柳如是拜了天地，又在朋友們的喝彩聲中，回到酒席邊，喝下了交杯酒。

婚後，他們老夫少妻相攜出遊名山秀水，杭州、蘇州、揚州、南京、黃山，處處留下他們相偎相依的身影。柳如是問丈夫愛她什麼，錢謙益說道：「我愛你白的面、黑的發啊！」言外之意是無一處不愛她；接著，錢謙益又反問嬌妻，柳如是偏著頭想了想，嬌嗔地說：「我愛你白的發、黑的面啊！」說完，兩人嘻笑成一團，儼然是一對打情罵俏的小情人。

一番游歷之後，他們都特別鍾情於杭州西湖的明麗風光，於是在西湖畔修築了一座五楹二層的「絳雲樓」，畫梁雕棟，極其富麗堂皇。夫妻倆安居其中，日日欣賞西湖上的朝霞夕雨。春花秋月，時光如詩一般地靜靜流過。

甲申之變，崇禎帝自縊於煤山，江南舊臣謀劃著擁立新君。馬士英推崇福王朱由崧，錢謙益則擁護潞王朱常范，最後福王得勢做了弘光皇帝。錢謙益害怕新朝廷與自己過不去，就趕忙巴結當權的馬士英，竟也獲了個禮部尚書之職，雖是空銜，卻讓他覺得安穩而風光。

可是不久清軍攻破了南都，弘光朝廷為時一年的生命宣告結束，中國頓時成了滿清的天下。錢謙益作為舊朝遺臣，又是一方名士，必定會引起新政權的注意。不奉新朝便忠舊主，他面臨著命運的選擇。柳如是目睹了清兵破城、掃盪江南的種種慘象，內心悲憤不已，如今既然已是清朝的天下，她勸錢謙益以死全節，表示忠貞之心。錢謙益思索再三，終於點頭同意了柳如是的建議，兩人說好同投西湖自盡。

這是一個初夏的夜晚，錢謙益與柳如是兩人自己駕了一葉小舟，飄進了西湖。朦朧的月光冷冷地照著他們，柳如是一臉悲切而聖潔的表情，而錢謙益卻露出幾分不安。船上擺著幾樣菜餚和一壺酒，柳如是斟好酒，端一杯給丈夫，自己舉起一杯，緩緩說道：「妾身得以與錢君相識相知，此生已足矣，今夜又得與君同死，死而無憾！」錢謙益受她的感染，也升出一股豪壯的氣概，舉杯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柳卿真是老夫的紅顏知己啊！」兩人幽幽地飲完一壺酒，月兒也已偏西，柳如是率先站起身來，拉著錢謙益的手，平靜地說：「我們去吧！」錢謙益從酒意中猛地驚醒過來，忙伸手到船外攪了攪水，抬頭對柳如是說：「今夜水太涼，我們不如改日再來吧？」「水冷有何妨！」「老夫體弱，不堪寒涼。」柳如是知道他是難舍此生，心有悔意，此時她也滿懷悲涼，無心勸他什麼，只有緊緊偎在他懷中，一直坐到天亮。

錢謙益推說水涼不肯再去投湖自盡，柳如是只好退讓二步，說：「隱居世外，不事清廷，也算對得起故朝了。」錢謙益唯唯表示贊同。

幾天後，錢謙益從外面回來，柳如是發現他竟剃掉了額發，把腦後的頭發梳成了辮子，這不是降清之舉嗎？柳如是氣憤得說不出話來，錢謙益卻抽著光光的腦門，解嘲道：「這不也很舒服嗎？」柳如是氣得沖回了卧室。

其實，錢謙益不但是剃了發，甚至還已經答應了清廷召他入京為官的意圖。柳如是百般勸說無濟於事。臨行前夕，正逢中秋佳節，柳如是與錢謙益泛舟西湖之上，一個是悲傷纏綿，一個是滿懷喜悅，這一夜，兩人與往常不一樣，都悶悶地飲酒，很少說話。柳如是看著眼前熟悉的湖光月色，吟了一首詩給錢謙益：

素瑟清樽迥不愁，柂樓雲霧似妝樓；
夫君本志期安槳，賤妾寧辭學歸舟。
燭下鳥籠看拂枕，鳳前鸚鵝喚梳頭；
可憐明月三五夜，度曲吹蕭向碧流。

她想用柔情和寧靜甜蜜的生活圖景挽留住丈夫，可錢謙益已動功名之心，一下子哪裡收得回來。

錢謙益到京城後混得並不理想，他一心想著宰相的高位，最終還只是得了個禮部侍郎的閑職，不免有些心灰意冷。而遠在西湖畔獨居的柳如是接二連三地寫來書信，一面傾訴相思之苦，一面勸他急流勇退，回去與她同享縱情山水之間的隱居生活。慢慢地，錢謙益動了心，想到：「功名富貴，貴在知足，年逾花甲，夫復何求！」終於下定了決心，於是向朝廷託病辭官，很快便獲得了應允，脫下官袍，再度回鄉。

西湖邊，錢謙益與柳如是又開始了那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順治五年，柳如是生下了一個女兒，老年得千金，錢謙益喜不勝收，更加醉心於平淡而歡樂的小家庭生活。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就在這一年，一件飛來的橫禍又落在了錢謙益的頭上。他的門生黃毓琪因寫詩諷刺清廷而受責，事情牽連到錢謙益身上，他被總督衙門捕入了大牢。丈夫的性命危在旦夕，產後卧病在床的柳如是掙扎著起來，冒死上書總督府，要求代夫受刑。總督府感其誠心苦意，又查證錢謙益確無亂上之舉，便將他放了出來。經歷了四十天牢獄之苦的錢謙益無驚無險地度過了劫難，更加看破了塵世，對柳如是也更加敬重了。

寧靜的生活又過了十餘年，錢謙益八十三歲那年病歿於杭州。丈夫死後，四十七歲的柳如是受到錢氏家族的排斥。為了家產之事，族人與她糾纏不休。丈夫去了，柳如是失去了依靠，也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就在當年，她用三尺白綾，結束了自己風風雨雨的一生，追隨錢謙益於九泉之下。一代奇女，香消玉殞。

Ⅳ 宋朝在中國歷史上真的很弱嗎

看了二宋三百十九年，經濟發達，文化繁榮是封建歷代王朝的最高峰。世界史學界普遍認為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和經濟革命發生在宋朝。歷史學家陳寅說，中國民族的文化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已經發展到了趙宋的世界。宋弱有偏頗。但是，這樣的經濟發達，文化燦爛的王朝在軍事上貧窮也沒有爭議，縱觀兩宋，也一直被周邊的少數民族所欺負。終於在“靖康之變”中兩帝被俘，中原大地陷落，斷崖山的一角，陸秀夫背著年幼的皇帝投入大海，人流亡，政治生活不斷。

第二，公園936年，河東節度將石敬琢甘改為“兒皇帝”，將幽雲十六州分為契丹。這完全改變了此後四百年中原王朝的命運。我失去了這個山勢險峻的地區。中原王朝的北方全體失去了阻止“胡人鐵騎”的天然軍事壁壘。部是一馬平川，趙宋王朝一定是最大的受害者。國土北側的門開得很大，沒有要保護的地方。

另外，宋朝是文人的天堂，“文制武”的體制更是給自身帶來了不合理的軍事制度。史學家曾說過“北宋缺將，南宋缺相”。不管是北宋還是南宋，都有一點一致。從楊業到狄青去種氏兄弟，再到宗澤、岳飛、王堅。他們或者在沙地上喪命，或者被朝中的奸人讒害，大部分得不到善終，因此後期統治者驕奢淫慾和惡毒災亂的朝綱也是宋朝貧窮積弱的原因之一。

Ⅳ 陳寅的介紹

陳寅，中國游泳運動員，2006年參加亞錦賽，獲得男子200蝶泳冠軍。

Ⅵ 陳寅的人物生平

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薊遼總督邢階在浙中募兵，陳寅與右營游擊茅國器各率所部應募。二十五年，日本關白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朝鮮向中國求援，陳寅與茅國器隨從經略楊鎬赴朝支援。倭寇頭子清正占據島山，築三寨以固守。陳寅率敢死隊冒矢石突進，茅國器為後援，倭寇潰退。陳寅沖入敵陣，斬首數百，連攻下兩寨，將攻下第三寨時，楊鎬見左協副總兵李如梅部隊未到，恐陳寅獨占戰功，忽鳴金收兵，致功不成。之後，楊鎬被召回國，陳寅隨提督麻貴留守王城。
萬曆二十七年陳寅歸國，擢升為貴州參將，進為副總兵。這時播州(今遵義)土司楊應龍再次叛亂，總督李化龍於萬曆二十八年分兵八路進攻。時貴州總督童元鎮因所部逗留不進被彈劾、降職，以原四川總兵李應祥代理，統領宣慰彭元瑞、陳寅等部由興隆進軍。李應祥尚未接事，陳寅等已接連攻下數囤。這時烏江一路軍已敗績。李應祥下令緊急渡河。陳寅先率軍從隱蔽處過河築好浮橋，全軍過河後，敵軍無險可守，遂相率投降，只余黃灘關未下。經前後夾攻，敵軍遂潰逃。李應祥會合各路軍環攻，楊應龍自焚死。事平後，陳寅留守播州。第二年(1601)，改播州為遵義府。萬曆三十三年，升為總兵，掛征南將軍印，受賜蟒袍玉帶。三十四年後，又改鎮貴州。
陳寅鎮守邊疆，前後共20餘年，在他治下，各民族和睦相處。
萬曆四十七年，東北清軍入侵，楊鎬所部在遼東戰場覆沒。左府僉書劉挺及山海關總兵杜松戰死。朝廷震驚，召陳寅移鎮山海關。時陳寅已滿頭白發，而英風豪氣仍不減當年，晝夜兼程奔赴東北前哨。熹宗天啟初，由於操勞過度，卒於海州任所。
當時，中書舍人趙士禎(樂清人)受西洋番鳥銃的啟發，試制了24種火器圖式，皆中國歷來武庫中所未見。其中好多火器的制式，屢次得到陳寅的參酌、驗證。後寫成《神器譜》上呈御覽，而朝廷竟不採納。其後清兵就靠這些「神器」長驅直入，建立了清王朝。
千戶徐尚賓有詩吊陳寅雲：「將軍頭白事戎行，獵獵英風遠塞揚。金鉞舊開銅柱業，鐵衣新破雁門霜。千群醜虜先喪膽，一夜營星遂殞亡。激烈未消朝夕恨，秦雲漢月暗遼陽。」

Ⅶ 宋代才女為什麼多如繁星

宋代是我國古代最後一個文化開放的時代，其文治之盛，無論是前之漢唐，或後之明清，都無以匹敵，流風所及，宋代的「才女」也蔚為可觀。

「才女」，通常指那些善於吟詩作賦、通經曉史，或擅長琴棋書畫的女子，前者可稱為「文才」，後者可稱為「藝才」。

從社會地位來看，宋代的眾多「才女」分屬於不同的階層、不同的群體。僅以《全宋詞》為例，女作者的身份便是「上自皇室、貴族、士大夫之家的婦女，下至宮人、尼、道姑、侍兒、蟀妾、樵女、娟妓等等，為數可觀，閨媛作者與藝妓是宋代才女的主要組成部分。

從地域分布來看，宋代才女表現出很強的地域性。由於詞是宋代文化的代表，而宋代才女又多精於填詞，因此女詞人的地域分布與才女的地域分布基本一致。

才女的成因至少有以下若干方面。
1.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是根本前提。
對於宋代經濟繁榮與文化發達的關系，學界已有充分的闡述;前面提到的宋代才女與才子們在地域分布上的共同性—東南最盛，京師其次，蜀地第三，其他地區則相當稀疏，也證明了文化的盛衰與經濟的直接相關性。 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兩宋時期最傑出的才女，她們最優秀的作品，都並非出現在「太平盛世」，而恰恰是在政局動盪、國難當頭、社會巨變的時期，如北、南兩宋之交;尤其是以王清惠等為代表的一批宮廷才女，僅是在這種背景下才寫作出「對山河百二，淚盈襟血」這類悲憤凄絕的詞章。難怪人們說「國家不幸詩家幸」。

2.文化的普及，為女子讀書習文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
正如陳寅烙先生所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在政治、外交上「積弱不振」的宋朝，在文化上卻取得了「不但超越了前代，也為其後的元明之所不能及」的成就。大開科舉與重文抑武，使得社會文風興盛，造成「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翁然大肆，…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的局面，文化變得大眾化、世俗化。
宋代大眾文化的主要載體之一—詞，與唐代的詩一樣，相當普及，正像王書奴先生所說:「有宋一代，除文人墨客當然能詞外，上自帝王將相、公卿臣僚，下至販夫走卒，以及小家碧玉、坊曲妓女、名門閨秀、女尼女冠，幾無一不能作詞，最低限度幾無一不能唱詞。」其實，不僅是詞，詩、文、經、史等各種知識的學習都受到重視，為數眾多的才女們就在這種文風大盛的社會環境中脫穎而出。

3.較為自由的生活空間是宋代才女得以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兩宋時期，女子還有較大的生活空間，理學的束縛是明清以後的事情。不僅是在國家法制和族規家法中，婦女的地位並未完全喪失。

4.良好的家庭環境與個人天賦也是女子成才不可或缺的因素。
家庭是女子生活最重要的場所，家庭對於女子成才的影響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5.相夫教子或提高身價是女子習文的利益驅動。
以「相夫教子」為利益驅動是閨媛類才女習文的特點，藝伎類才女習文則主要是為子滿足金錢與才藝交換的需要。
「相夫教子」是古代社會對女性的職責要求。而且，從事實上看，無論才女的成就多高，也不能博得功名，她們的社會價值只能通過「相夫教子」即以夫、子的社會價值(在當時主要就是功名)來間接地實現。

6.遣情寄性的內在需要激發了女子的文學創作。
在宋代才女所從事的文化活動中，詩詞的創作是最主要的一種，也是成就最高的一種。這與詩詞本身所具備的人文價值、審美功能有直接關系。
與文、論相比較，詩詞具有更強的娛樂功能和渲泄功能，凡是人世間的一切情感、心性，似乎都可用詩詞來表達。宋代的閨媛類才女以家庭為主要生活空間，藝伎類才女終日陷身於燈紅酒綠之中，單調的生活方式限制了她們的眼界，卻保留了她們內心情感的發展空間，她們的歡快、落寞、惆悵，都通過詩詞得以抒發。

從宋代「才女」的具體成才途徑來看，兩大類才女，一是閨媛類，包括殯妃騰妾、士宦妻女、女尼女冠;二是妓女類，主要是各種歌舞藝伎，她們的成才途徑很不相同，『前者主要靠家庭教育，後者則有賴於職業訓練和社會交往。
1. 閨媛類才女的成才途徑
一般認為儒學文化是極度輕視和壓迫婦女的，實際上細分起來應該說儒學的女性文化是良秀雜揉的。從教育的角度來說，儒家從不泛泛反對女子讀書，女子教育在中國有悠久的傳統，只是受教育的目的、內容與男子不同，而且越到後來越受局限。

2. 藝妓才女的成才途徑
稱得上「才女」的藝妓，集中在歌妓圈內。宋代的歌妓制度上承唐代，大致分為官妓、家妓和私妓三類。官妓包括軍妓和教坊、各級官署的歌妓;家妓是貴族、士大夫之家蓄養，用以歌詞俏筋、娛樂的;私妓則指市井妓女①。在社會地位上，她們都屬於賤民一類，各有所屬，供人消遣。由於職業的需要，她們必須接受專門訓練，其中有一部分人受過良好的文化熏陶和嚴格的藝術訓練，有較高的文化、藝術修養，屬於藝伎才女。
職業訓練最為系統嚴格的是官妓。朝廷設有太常禮樂司，京城設有東、西兩教坊，專門管理宮廷女樂，負責雅樂以外的音樂、歌舞、百戲的教習排練工作，用以滿足王室和軍營的享樂需要。
家妓和私妓的訓練不像官妓那麼系統，但也有自己的形式。

Ⅷ 北宋詩文運動革新運動的領導者

北宋詩文運動革新運動的領袖是歐陽修。歐陽修號醉翁、六一居士， 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學家、詩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代表作有《題滁州醉翁亭》、《朋黨論》、《訴衷情·眉意》等。

北宋詩文運動革新運動的領袖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期間，歐陽修在理論上闡明了「道」與「文」的關系，提出了「詩窮而後工」的論點。歐陽修吸取了韓愈的「文從字順」主張，摒棄了「唯陳言之務去」，這避免了形式主義的產生，為詩文革新運動奠定了基礎。

歐陽修在文學創作上水平極高，其詩文不僅具有現實主義內容，還體現了他的時代精神。極大的推進了革新運動的發展。此外，歐陽修還和范仲淹、蘇舜欽等人交情極深，革新隊伍內部非常的團結。這使北宋詩文革新運動最後取得勝利。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漢族，吉州永豐（今江西省永豐縣）人，因吉州原屬廬陵郡，以「廬陵歐陽修」自居。謚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與韓愈、柳宗元、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後人又將其與韓愈、柳宗元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

早年經歷
北宋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007年8月1日）寅時，歐陽修出生於綿州（今四川綿陽），當時他父親任綿州軍事推官，已經56歲了。3年後（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父親去世。歐陽修是家裡的獨子，與母親鄭氏相依為命，孤兒寡母只得到湖北隨州去投奔歐陽修的叔叔。叔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母親鄭氏是受過教育的大家閨秀，用荻稈在沙地上教歐陽修讀書寫字。歐陽修的叔叔也不時關懷，總算沒有讓童年的歐陽修失去基本的教育。

歐陽修自幼喜愛讀書，常從城南李家借書抄讀，他天資聰穎，又刻苦勤奮，往往書不待抄完，已能成誦；少年習作詩賦文章，文筆老練，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興的希望，曾對歐陽修的母親說：「嫂子不必擔憂家貧子幼，你的孩子有奇才！不僅可以創業光宗耀祖，他日必然聞名天下。」十歲時，歐陽修從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愛其文，手不釋卷，這為日後北宋詩文革新運動播下了種子。

科舉之路
歐陽修的科舉之路可謂坎坷。天聖元年（1023年）和天聖四年（1026年）兩次參加科舉都意外落榜。

天聖七年（1029年）春天，由胥偃保舉，歐陽修就試開封府最高學府國子監。同年秋天，歐陽修參加了國子監的解試。歐陽修在國子學的廣文館試、國學解試中均獲第一名，成為監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禮部省試中再獲第一，成為省元，也算是「連中三元」。歐陽修覺得，在即將到來的殿試中，自己肯定也能奪得狀元，於是特意做了一身新衣服，准備到時候穿。歐陽修在廣文館有個同學，叫王拱辰，才19歲，也獲得了殿試資格。一天晚上，王拱辰調皮地穿上歐陽修的新衣服，得意地說：「我穿狀元袍子啦！」沒想到，殿試那天，真的是王拱辰中了狀元。 天聖八年（1030年），由宋仁宗趙禎主持的殿試在崇政殿舉行。殿試放榜後，歐陽修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進士及第。據歐陽修同鄉時任主考官晏殊後來對人說，歐陽修未能奪魁，主要是鋒芒過於顯露，眾考官欲挫其銳氣，促其成才。

步入官場
雖然沒中狀元，歐陽修也獲得了不錯的名次，被授任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任西京（洛陽）留守推官。金榜題名的同時，他也迎來了洞房花燭。宋代有「榜下擇婿」的風俗，朝中高官都喜歡在新科進士中挑選乘龍快婿。歐陽修剛一中進士，就被恩師胥偃定為自己的女婿。

天聖九年（1031年）三月，歐陽修抵達洛陽，與梅堯臣、尹洙結為至交，互相切磋詩文。同年，在東武縣迎娶新娘

Ⅸ 陳寅的介紹

陳寅，男，於1891年出生，湖南省茶陵縣界首白沙人。

Ⅹ 陳寅的人物履歷

1980.09——1984.08，同濟大學建築工程分校工民建專業學習，獲工學學士學位；
1984.08——1985.02，上海市自來水公司技術員；
1985.02——1986.02，黃浦江上游引水工程公司浦東指揮部過江管組工作人員；
1986.02——1989.07，黃浦江上游引水工程公司浦東指揮部過江管組組長、團支部書記；
1989.07——1991.02，黃浦江上游引水工程公司工程科副科長；
1991.02——1992.11，黃浦江上游引水工程公司經理助理；
1992.11——1994.12，黃浦江上游引水工程公司副經理；
1994.12——1998.02，上海市自來水公司副總經理（1994.08—1995.10赴西藏參加市政府援藏項目──日喀則水廠工程建設，任項目負責人；1996.05—1997.04參加市委組織部高級經濟管理人員培訓班赴美國培訓學習）；
1998.02——2000.04，上海市公用事業管理局局長助理；
2000.04——2003.08，上海市水務局副局長（其間：2001.09—2003.07華東師范大學區域經濟研究生課程班暨澳門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研究生班學習）；
2003.08——2006.09，上海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正局級）；
2006.09——2006.10，上海市徐匯區委副書記；
2006.10——2007.02，上海市徐匯區委副書記、代區長；
2007.02——2010.04，上海市徐匯區委副書記、區長；
2010.04——2014.12，上海市楊浦區委書記；
2014.12——2015.04，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上海自貿區管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任；
2015.04——2015.08，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上海自貿區管委會黨組書記；
2015.08——，上海市委副秘書長；
中共上海市第九屆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