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國的隱逸文化具有怎樣的歷史影響
隱逸文化,以簡單樸素及內心平和為追求目標,不尋求認同為「隱」,自得其樂為「逸」。它是針對世俗文化而言的。世俗文化以功名利祿和榮華富貴作為追求目標。兩者皆無可厚非,個人取向不同而已。 但是在歷史上也有以「隱」求顯並成功取得富貴者,也有顯貴過甚不得已隱姓埋名的隱者。他們都對隱逸文化有著不同的影響。 「隱逸文化」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這遁跡山林,這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此種現象遠古就有,但作為「隱逸文化」則生成於魏晉,它對這一時期乃至以後的世俗文化都有深遠影響。
『貳』 盛唐時期為什麼隱逸之風盛行
盛唐時期社會安定,國力去的強大,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全面繁榮.文人士大夫的物質生活優裕,為漫遊旅行,賞玩山水提供了條件。社會上佛、道思想流行,道家崇尚自然及返樸歸真的追求和佛家禪宗的凈心明性的境界,為詩歌提供了文化及審美心理的基墊。
『叄』 為什麼自古以來中國隱居文化昌盛不衰
隱居,它講究的是沉靜無為。自古以來,總有那麼一些人,他們或命運坎坷,或看破紅塵,於是放喪生俗,進山或歸田,開始了隱居的生活。這是一種中國的文化。
先不說遠的,就談談我們熟悉的金庸小說,熟知中國傳統文化的金庸先生,其筆下15部小說,就有9部小說的主人公,最終歸隱。《神鵰俠侶》的楊過厭倦了江湖紛爭、不屑於世俗禮法,帶著小龍女重返「活死人墓」;《鹿鼎記》的韋小寶在忠義不能兩全之際,腳底抹油溜之大吉,攜家人(母親及七妻三子)到雲南大理隱居;而《笑傲江湖》的令狐沖與任盈盈也是急流勇退,辭去掌門教主之位,開始忘情山水之旅……
當然,歸隱是一種精神境界,境界則有高下之分:豪傑草民躲災避禍,或藏身於山野、或隱蔽於深宅,此為「功利之歸隱」;士大夫說「冥心試觀化,世故如絲棼」,厭倦了世事的紛擾,本著「惹不起,咱還躲不起么?」的心態歸隱,視為「形勢之歸隱」;如陶淵明、嚴光不諳世事、不堪世擾,天性疏狂散淡、飛揚灑脫,歸隱則為命運註定的歸宿。性格使然,我們說這是「性情之歸隱」。但如徐霞客、梭羅這般,不論身在何處,都得以懷著一顆赤子之心,以真性情得大自在者,為「心之歸隱」。
在我國古代,道家的隱逸思想就一直延綿數千年,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莊子。馮友蘭先生認為,「道家者蓋出於隱者」。《莊子》與儒家從社會仁義的基本立場出發不同,它一直強調「重生」、「貴生」的生命個體意義,注重高度自主、自由的精神生存狀態。
其實,隱居者也分為多種,有完全歸隱者,屬於真正意義上的歸隱,一生甘願隱居生活,如元代的吳鎮,如果官方如何請願也不願意出來做官;也有仕而後隱者,他們當過官,因為對官場不滿而解冠歸去,這其中名氣最大的是陶淵明;也有真隱而仕者,此類隱士在隱居時基本上都是真隱,但當時機來臨時就出山,沒有時機就隱下去,最為大家熟知的是被「三顧茅廬」的諸葛亮。
換個念頭來思考,隱居應該是人類的奢侈品。月白風清,閑取一瓢濁酒,再有梨花或者桃花或杏花,值著暮春時節,花樹下殘花漂盪,清風陣陣,明月朗朗,喝的酩酊大年夜醉,不覺寒暑,不知歲數。或醉卧,或斜躺,醉眼微睜花樹下,衣襟半被落花埋。雲雲奢侈的神仙式生計只有隱居者才華享有,忙碌在凡間的人是弗成能有那樣一種恬靜沉著沉靜的心態。
所以,隱居的是一種心態,一種把天下看淡,把人生看淡的心態。而歸隱這種生活,歸根到底是對於內心深處最真實的自我的一種回歸。或恐懼、或淡漠、或淡泊、或執著…
『肆』 以陶淵明為典例剖析,探究有何不尋常的隱逸文化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政局動盪,民不聊生,社會處於動盪之中。文士們不僅無法施展才華,而且時時擔憂性命安全。為了排遣自己心中那種「不得志」、苦悶的心情,他們崇尚莊子「無為」和「遁世」的思想,借飲酒、隱居等形式,從「放肆」中去尋找自己的精神寄託。而這也成就了現在所說的「隱逸文化」。而陶淵明,則是這時隱士中「有名」代表之一。
這兩首詩中都提到了勞動的艱辛,勞動之後回家休息所得到的快慰,描繪苦楚卻又真切。他通過勞動,認識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和作用,實現了自我意識,求得其內心之平衡;使自己與自然融合溝通,在日常如似平凡的生活中保持自己的思想節操,最終獲得其心靈的安定和平靜。
以陶淵明為典例剖析,探究有何不尋常的隱逸文化?不難看出,古代中國隱士的人格特點和魅力,是那種平和沖淡、超然脫俗、注重心意、不拘形跡、不苟富貴、不慕榮辱、隨遇而安、一任自然的人生態度和處事風格。
『伍』 中國古代隱士文化
華夏道家哲學術語,指民間教育家。辭典釋義 :舊指隱居的人;借指因對某事物不關心或因厭倦表示沉默而不出頭露面者;指有條件·有機會擔任領導職務而不擔任,或已經擔任領導職務卻辭退的在某一學科有一定影響的學者。
「隱士」就是隱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識分子,否則就無所謂隱居。不仕,不出名,終身在鄉村為農民,或遁跡江湖經商,或居於岩穴砍柴。歷代都有無數隱居的人,不可皆稱為隱士。
研究中國的隱士,每一個對於現實的政治社會,都有絕對的關系,不過所採取的方法,始終是從旁幫助人,自己卻不想站到中間去,或者幫助他的朋友,幫助他的學生,幫助別人成功,自己始終不站出來。在中國過去每一個開創的時代中,看到很多這樣的人。
(5)如何看待我國文化的隱逸現象擴展閱讀:
著名隱士
陶淵明雖沒有以「招隱」為題的詩篇,但他的詩卻達到了「隱逸詩」的巔峰。最有名的當然要數那篇題為《飲酒》第五的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這樣的「隱逸詩」,真是到了超凡脫俗的地步。
『陸』 中國隱文化
研究中國的隱士,每一個對於現實的政治社會,都有絕對的關系,不過所採取的方法,始終是從旁幫助人,自己卻不想站到中間去,或者幫助他的朋友,幫助他的學生,幫助別人成功,自己始終不站出來。在中國過去每一個開創的時代中,看到很多這樣的人。像這一類,也屬於隱士之流的思想,明知道時代不可以挽回,不勉強去做,不作儒家思想的「中流砥柱」——人應有中流砥柱的氣概,但能不能把水流挽回呢?這是不可能的,只可以為自己傳忠臣之名而已,對時代社會則無法真正有年貢獻。道家說要「因應順勢」,這類人的做法,就形成了後世的隱士。當然在當今如此開放如此尊重人才的社會,大可不必做隱士了。
最後還要談一個問題。歷來學者對隱士都是持反對態度的,認為隱士逃避現實,應負國家衰亡之責。當然,隱逸不宜提倡,年輕人隱逸不僅不宜提倡,還應加以反對。但隱逸者所創造出燦爛豐富的文化卻不容否定。而且,隱逸的根源在政治渾濁和強權統治,應該鞭撻的正是這一批獨夫民賊和卑鄙之徒。《南史?隱逸》有雲:「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天下事,能努力的,當然應該努力,但有時是努力而無濟於事的。蘇東坡《大臣論》有雲:「天下之勢,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結論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如慈禧,天下勢在其手,千軍萬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況一手無縛雞之力的士人呢?當然強者可以反抗,雖失敗也不要緊。弱者呢?只好退隱,總比同流合污要好。 隱士表面上超脫,在意識形態上也表現出超脫,實則內心都有無窮的痛苦。
著名隱士及相關文字資料
魏晉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談尚玄遠的清談風氣的形成,既和當時道家崇高自然的思想影響有關,也和當時戰亂頻仍特別是門閥氏族之間傾軋爭奪的形勢有關。知識分子一旦捲入門閥氏族斗爭的旋渦,就很難自拔。魏晉以迄南北朝,因捲入這種政治風波而招致殺身之禍的大名士就有:何晏、嵇康、張華、潘岳、陸機、陸雲、郭璞、謝靈運、鮑照等。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有一種逃避現實的心態,遠離政治,避實就虛,探究玄理,乃至隱逸高蹈,就是其表現。這種情況不但賦予魏晉文化以特有的色彩,而且給整個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記。
魏晉清談風氣之盛、之烈
後人很難想像。清談又稱「微言」、「清言」、「清議」、「清辯」等。這種清談經常通宵進行,所謂「微言達旦」;有人耽溺清辯,到了忘食的地步,所謂「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更有甚者,有的名士為了在清談中應對制勝,竟至徹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晉人衛體弱而好清談,一次在和謝鯤的通宵辯論中發病而亡,大概是死於心臟病發作。這種清談並不是漫無目標,而是圍繞著當時的文人比較感興趣的問題進行。比如「才性之辯」,就是當時一個熱點問題。又比如,由於道家思想流行,對老莊之學感興趣的人漸增,此外,同樣被視為闡發玄學精微的「易」學,也受到人們的重視,於是探討「老、庄、易」(並稱「三玄」),也成了清談的重要內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僅在清談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談,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學家,如曹魏時的何晏、王弼、嵇康、阮籍,魏晉之際的向秀,西晉時期的郭象、裴等。
魏晉風尚
對這一時期乃至稍後的南北朝的文化影響很深。例如在當時特殊環境下生成的「隱逸文化」,就是一例。「隱逸文化」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這一批名士遁跡山林,當起隱士,這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盡管儒家創始人孔子說過「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孟子也說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文人得意時仕,失意時隱,自古而然。但六朝隱士之多,恐為歷代之冠。「隱逸文化」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出現了對隱居生活由衷贊美和吟詠的「隱逸詩」。有的詩的標題就用了「招隱」二字。比如西晉張載的《招隱詩》有這樣的句子:「來去捐時俗,超然辭世偽,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因寫《三都賦》而洛陽為之紙貴的左思,也寫了兩首《招隱詩》,其中有句曰:「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向,逍遙撰良辰。」詩中提到的惠連是指柳下惠、魯少連,曾屈已受祿;首陽的典故則是指不食周祿、寧願餓死首陽山的伯夷、叔齊。意思是說,無論是惠連的曲意求仕,還是夷齊的捨身全節,都與我無涉,我只知倘佯逍遙,怡然自得。
東晉大詩人陶淵明有「千古隱逸詩人」之稱
他雖沒有以「招隱」為題的詩篇,但他的詩卻達到了「隱逸詩」的巔峰。最有名的當然要數那篇題為《飲酒》第五的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這樣的「隱逸詩」,真是到了超凡脫俗的地步。和「隱逸詩」同時,流行起來的還有山水詩,這也是「隱逸文化」的一個表現。
山水詩和「隱逸詩」
山水詩和「隱逸詩」可說是孿生姐妹。要隱逸,就必然會得意於丘中,倘佯於林泉,這必然會擁抱山川、贊美山川,吟哦之間,形成寄情於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詩。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詩,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遙自適的心情,詩風則更加輕靈飄逸,文筆則更加婉約雋永。有人認為,六朝詩風過於浮靡,這如果是指部分詩作,特別是後期的某些所有的詩都歸結為浮靡,是失之偏頗的。有人喜歡把六朝的詩同漢賦相比,認為後者氣勢雄渾,而前者則纖巧有餘,凝重不足。這是一個審美取向的問題。猶之聽慣了黃鍾大呂聲響的人,往往會不喜歡絲竹輕音。其實,漢賦也好,六朝詩作也好;黃鍾大呂也好,絲竹輕音也好,凡是優秀的,都有其美學價值,而不能用一根尺子來衡量。
六朝的山水詩點評
拿六朝的山水詩來說,就不乏佳作。像左思的詩句「未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謝靈運的詩句「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和「望山白雲里,望水平原外」;謝的詩句「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詩相媲美。鍾嶸的《詩品》,對謝詩的評價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講到謝的詩時說「『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隱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從此寫景,乃為活景,故人胸中無丘壑,眼底無性情,雖讀盡天下書,不能道一句。」說得很中肯。當然,六朝的詩作包括山水詩,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辭藻而流於浮靡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批評的「鬻聲釣世」、「淫麗煩濫」,就是指的這種文風。
故事
大隱隱於朝
當東方朔據地而歌「大隱隱於朝」的時候,他是很清楚的,他不過是漢武帝的一個弄臣,所謂娛人耳目而已。不僅是東方朔,司馬遷,司馬相如也脫不了這樣的地位。司馬遷在他的《報任安書》中早已說的明白「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所謂才子佳人不過粉飾太平。自此來看,那個司馬相如好的了嗎?
不僅以上三位,漢武帝一朝除及黯外,又有那一個是漢武所看重者?他可以在如廁時接見衛青,也可以不戴帽子接待他的相國(公孫弘),可他是從不敢以此來接見及黯的,因為在漢武一朝被重用者中,只有及黯才算得個男人、算得個偉丈夫!這樣的人是人所共仰的。即使是貴為皇帝,也要為其充盈於體內的浩然正氣所折服。很顯然東方朔與兩司馬是不具備這般的浩然之氣的。當漢武一朝除及黯外,又有哪位擁有此般浩然之氣呢?所以舉天下為仆妾、為娼優,便是專制時代的一個特徵。便是所有才智之士不可逃脫的宿命。
漢武帝曾到上林苑遊玩,看到了一棵好樹,問東方朔這是什麼樹。東方朔回答:「這樹名善哉。」漢武帝暗地裡叫人識別了這棵樹。幾年後漢武帝又問東方朔這是什麼樹,可這次東方朔卻回答:「這樹名瞿所。」漢武帝立即說:「東方朔欺騙我好久了。樹名前後不同,這是何故?」東方朔說:「大的叫馬,小的叫駒;大的叫雞,小的叫雛;大的叫牛,小的叫犢;人小時候叫兒,長大後就叫老。這棵樹過去叫它善哉,現在叫它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數?」孔子說「不會說話行嗎?」由此看來不會說話行嗎?
由於漢武帝時常下詔賜他御前用飯,飯後,他便把剩下的肉全都揣在懷里帶走,把衣服都弄臟了。皇上屢次賜給他綢絹,他都是肩挑手提地拿走。然後,他就用這些賜來的錢財綢絹,娶長安城中年輕漂亮的少女為妻。然而,他又是一個喜新厭舊的人,娶來的美女他最多保持一年的興趣和「性「趣,之後就再娶,因此,他的錢財和精力都用在了物色小美女、迎娶大美女、拋棄老美女的工作上。相互娛樂,皇帝老兒也不過是買單的
一天,建章宮後閣的雙重欄桿中,有一隻動物跑了出來,它的形狀像麋鹿。消息傳到宮中,漢武帝親自到那裡觀看,問身邊群臣中熟悉事物而又通曉經學的人,沒有一個人知道它是什麼動物。漢武帝就興奮地下詔叫東方朔過來。東方朔果然不負眾望:「博學如我,怎會不知道這個東西的名字,但只有讓我吃好喝好之後,我才願意說出來。」吃飽喝足之後,東方朔又道:「我知道某處有公田、魚池和葦塘好幾頃,只有陛下將這塊公田賞賜給我,我才願意說出來。」得到漢武帝肯定的答復後,東方朔突然大叫道:「恭喜皇上,恭喜皇上!這種動物叫騶牙。它的出現,預示著不久的將來必然有人過來投降!」過了不長不短的一年多,匈奴混邪王「果然」帶人來歸降漢朝。漢武帝時連年同匈奴用兵,匈奴的力量已大為削弱,同時內部也產生分化,總有實力弱的、被邊緣化的一方會向漢投誠,這一天的早晚不好確定,但這一天總會到來的。所謂見微知著。胸有四十萬言的人是不會不能看出的吧?
君山上有美酒數斗,如能喝到,可以不死為神仙。武帝得知後,就齋居七天,派了欒巴帶童男童女數十人到山上求之,果然得到了仙酒,就帶回來給武帝喝。武帝未喝之前,東方朔就偷偷地喝光了。於是武帝大怒,下令推東方朔出去斬首。東方朔就說:「假如酒有靈驗,你殺我,我也不死;要是沒有靈驗,這酒有什麼用呢?」
到了晚年。東方朔臨終時,規勸漢武帝說:「《詩經》上說『飛來飛去的蒼蠅,落在籬笆上面。慈祥善良的君子,不要聽信讒言』。『讒言沒有止境,四方鄰國不得安寧』。希望陛下遠離巧言諂媚的人,斥退他們的讒言。」漢武帝說:「如今回過頭來看東方朔,僅僅是善於言談嗎?」對此感到驚奇。過了不久,東方朔果然病死了。古書上說:「鳥到臨死時,它的叫聲特別悲哀;人到臨終時,它的言語非常善良。」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吧。但他怎麼看不出,東方朔是抱負、有志向,願意有所作為的呢?
東方朔是當之無愧的傑出人才,在專制的年代裡,他不向強權低頭,在與之斗爭的過程中,游刃有餘的戰勝對方,玩弄其於股掌之中,而不令自知。最大限度地用知識換取物質利益,並學會了用這些東西去換取其他方面的享受。那便因為他看透了做官的虛妄,看透了金錢的虛妄,看透了人生的虛妄,於是,他利用他的知識,換取虛妄的官職,換取虛妄的金錢,再用金錢換取實實在在的肉體享受,以此度過虛妄的人生。
如果他真的以為人生是虛妄的,那麼他的人生倒真的是幸福的!
『柒』 中國古代隱士的社會生活
說起中國的隱士,似乎陶淵明當排第一,就像元曲里說的:「……盡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見?至今寂寞彭澤縣阮瑀就連一向看不起隱士的魯,迅,先,生也說「陶淵明先生是我們中國赫赫有名的大隱」。但我卻不以為然。陶翁二十多歲時開始出仕,之後時仕時隱,隱隱仕仕,且做的都是些小官。四十一歲時還出任彭澤縣的縣令,想想還是不爽,於是謝任,自此徹底歸隱田園。做官做到老年才歸隱,能算得上第一隱士嗎?陶翁有如此美名,皆源於他那首「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及《歸去來辭》太有名了。
另一位有些名氣的隱士是宋代的林逋。
林先生倒是未曾做,過,官,當然他是不,屑,做,官,一個人在杭州的小孤山上種梅養鶴。攬清風賞明月,寵「梅妻」護「鶴子」,水清淺處疏影橫斜,月黃昏時暗香浮動。觀庭前花開花落,看天外雲卷雲舒,活脫脫一個神仙。只可惜他隱的不是地方,隱在「暖風熏得遊人醉」的杭州,能隱得住嗎?越隱名氣越大,越隱拜訪的人越多,最後連皇帝都知道了他,在他死後,贈給他個謚號「和靖先生」,試想,有哪個隱士能像林先生「隱」得這樣轟動?文章認為,隱士大都先仕而後隱,不然百姓一個,已落至塵埃,何須去隱?但凡做隱士的男人當初沒有不想「仕」的,因為「仕」在當時是體現人生價值的唯一途徑。
唐代山水詩派的大腕孟浩然,剛出道時很清高,就想一生做個「隱士」,漫遊江河,放情山水。但隱著隱著隱不住了。三十六歲時到洛陽求仕,「居三年無所得」。四十歲時,到長安應試,「考試落第,繼續謀求仕進」。「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這首《臨洞庭》是他獻給張九齡的一首「入仕」的「敲門磚」。雖然詩的後幾句有些露骨和肉麻,但「敲門磚」都能弄得如此氣勢磅礴,不讓老孟當官天理不容,可他最終也沒有實現自己的夙願。
明代的唐寅,科考遭冤,從此便與官場無緣。二十多歲就對人生有了徹悟:「……世上錢多賺不盡,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由此他便給自己的人生定了位: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閑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唐寅三十六歲時搬進了桃花塢,從此他在「桃花塢里桃花庵」,成了「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還在花下眠」。「別人笑我忒瘋顛,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傑墓,無花無酒鋤作田」。這時的唐寅可以說把花花世界看了個透,按說對名利二字應該很漠然了。
但不然,這時皇帝的一個叔叔(還不是皇帝)—一個想,陰,謀,篡,權的王爺的一聲召喚,他還是別妻棄女一路奔波投靠了王爺。本來想撈個一官半職,沒想到王爺只是讓他當「毛延壽」—為送給皇帝的美女們畫像。後來王爺事發,唐寅差點受到牽連,九死一生才逃回桃花塢。這時他才算徹底死了「功名」之心。他去世時的「絕筆詩」可謂大氣:人生陽間有散場,死歸地府也何妨。陽間地府俱相似,只當飄流在異鄉。唐寅一生雖然形式上沒有「隱」,但如果不是「晚,節」上的那點瑕疵,倒真不失為一大隱士。
在深山更深處,真正的隱士就是那些「隱於野」的「小隱」。你看—「漁得魚心滿願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個罷了釣竿,一個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兩個不識字的漁樵士大夫,他兩個笑加加地談今論古。」果真漁、樵二大夫不識字嗎?不是,要不怎麼會談今論古。他們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只是不屑,他們只想「雨來分畦種瓜,旱來引水澆麻」,「閑來幾句漁樵話,困了一枕葫蘆架」,「蓑笠綸竿釣今古,一任他斜風細雨」,這,才是真正的隱士。真正的隱士隱得很深,所以沒有多少故事流傳。
真隱士的人格特點是尋求詩意的棲居,是人性的一種回歸,是對仕隱情結的一種解脫。如孔子周遊列國累了,便說沂水春風「吾與點」,莊子看慣了大小諸侯爾虞我詐,便要到自然中去逍遙;陶淵明在仕途上倦了,便吟出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假隱士的社會角色是官迷、財迷、名譽迷。安貧樂道,就是隱士高潔人格的最重要的特徵。例如,東晉大隱士陶淵明在窮困潦倒時,就唱:先師有立訓,憂道不憂貧,貧富常交戰,道勝五成顏。隱士從來都是貧困的,但其精神卻是富有的。有了做人的精神,你便有了做人的骨,頭。
魏晉清談風氣之盛、之烈,後人很難想像。清談又稱「微言」、「清言」、「清議」、「清辯」等。這種清談經常通宵進行,所謂「微言達旦」;有人耽溺清辯,到了忘食的地步,所謂「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更有甚者,有的名士為了在清談中應對制勝,竟至徹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由於道家思想流行,對老莊之學感興趣的人漸增,此外,同樣被視為闡發玄學精微的「易」學,也受到人們的重視,於是探討「老、庄、易」(並稱「三玄」),也成了清談的重要內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僅在清談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談,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學家,如曹魏時的何晏、王弼、嵇康、阮籍,魏晉之際的向秀,西晉時期的郭象、裴等。
魏晉風尚對這一時期乃至稍後的南北朝的文化影響很深。例如在當時特殊環境下生成的「隱逸文化」,就是一例。「隱逸文化」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這一批名士遁跡山林,當起隱士,這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盡管儒家創始人孔子說過「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孟子也說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文人得意時仕,失意時隱,自古而然。但六朝隱士之多,恐為歷代之冠。
「隱逸文化」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出現了對隱居生活由衷贊美和吟詠的「隱逸詩」。有的詩的標題就用了「招隱」二字。比如西晉張載的《招隱詩》有這樣的句子:「來去捐時俗,超然辭世偽,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因寫《三都賦》而洛陽為之紙貴的左思,也寫了兩首《招隱詩》,其中有句曰:「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向,逍遙撰良辰。」詩中提到的惠連是指柳下惠、魯少連,曾屈已受祿;首陽的典故則是指不食周祿、寧願餓死首陽山的伯夷、叔齊。意思是說,無論是惠連的曲意求仕,還是夷齊的捨身全節,都與我無涉,我只知倘佯逍遙,怡然自得。
東晉大詩人陶淵明有「千古隱逸詩人」之稱,他雖沒有以「招隱」為題的詩篇,但他的詩卻達到了「隱逸詩」的巔峰。最有名的當然要數那篇題為《飲酒》第五的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這樣的「隱逸詩」,真是到了超凡脫俗的地步。和「隱逸詩」同時,流行起來的還有山水詩,這也是「隱逸文化」的一個表現。
所謂「隱士」,首先是隱藏自己的人,名人,官,人,招搖的人,處處賣弄推銷自己的人,都不是隱藏的人,所以肯定不是「隱士」。其次,「隱士」是個名詞,偏正式結構,落點在「士」。什麼樣的「士」?隱藏的「士」。「士」是誰?知識分子,是學者,是有學問、有思想、有智慧的人,不是「士」的人,你再隱藏,也肯定不能稱其為「隱士」。第三,《辭海》解釋「隱士」時,認為「隱士」是「隱居不仕的人」,可見,能做官而不做官的人隱居,或者做過官的人懶怠做了隱居,才有資格當「隱士」,當朝為官的人,是斷然不能稱其為「隱士」的。但《辭海》這個解釋,既沒有強調「士」,也沒有解釋「士」,是不精確的。
《南史·隱逸》雲:隱士「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這表明,隱士是素質很高的,多為文人,否則,跟深山砍柴的就沒區別了。《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遁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可見,「隱士」是指賢人隱,能人隱,才子隱,而不是一般人隱。有才能、有學問、能夠做官而不去做官,不屑於做官,不為此做出努力的人,才叫「隱士」。
《南史·隱逸》謂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因而,「隱士」不是一般的人,當為世之隱匿之高人也。中國隱士文化是頗為發達的,是與思想文化和社會現實緊密聯系的。比如魏晉文人,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既和當時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響有關,也和當時戰亂頻仍,特別是門閥氏族之間傾軋爭奪的形勢有關。知,識,分,子一旦捲入門,閥,氏,族,斗,爭的旋渦,就很難自拔。魏晉至南北朝,因捲入這種政治風波,而招,致,殺,身,之,禍的名士就有,何晏、嵇康、張華、潘岳、陸機、陸雲、郭璞、謝靈運、鮑照等。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有一種逃避現實的心態,遠離政治,避實就虛,探究玄理,乃至隱逸高蹈,就是其表現。
這種情況不但賦予魏晉文化以特有的色彩,而且給整個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記。例如在當時特殊環境下生成的「隱逸文化,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一批名士遁跡山林,當起隱士。孔子說過「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孟子也說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文人得意時仕,失意時隱,自古而然。但六朝隱士之多,恐為歷代之冠。「隱逸文化」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出現了對隱居生活由衷贊美和吟詠的「隱逸詩」。東晉大詩人陶淵明有「千古隱逸詩人」之稱,他雖沒有以「招隱」為題的詩篇,但他的詩卻達到了「隱逸詩」的巔峰。
最有名的當然要數那篇題為《飲酒》第五的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這樣的「隱逸詩」,真是到了超凡脫俗的地步。和「隱逸詩」同時,流行起來的還有山水詩,這也是「隱逸文化」的一個深化表現。山水詩和「隱逸詩」可說是孿生姐妹。
要隱逸,就必然會得意於丘中,倘佯於林泉,必然會擁抱山川、贊美山川,吟哦之間,形成寄情於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詩。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詩,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遙自適的心情,詩風則更加輕靈飄逸,文筆則更加婉約雋永。像左思的詩句「未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謝靈運的詩句「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和「望山白雲里,望水平原外」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詩相媲美。
鍾嶸的《詩品》,對謝詩的評價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講到謝的詩時說「『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隱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當然,六朝的詩作包括山水詩,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辭藻而流於浮,靡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批評的「鬻聲釣世」、「淫,麗,煩,濫」,就是指的這種文風。
其一,真隱、全隱
如晉宋間的宋炳,元代的吳鎮等,從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徵召也不去,也不和官方打交道。
其二,先官後隱
這種一般都是社會太黑暗,官場太腐敗,士人不堪,辭官隱居,如陶淵明,《晉書》、《宋書》、《南史》三史中均稱之為「隱逸」。明代的文徵明,只在京城當了一年翰林,便安心隱居至死。
其三,半官半隱
如王維,開始做官,後來害怕了,但如果辭官隱居又沒有薪水,生活沒有保障,於是雖做官,卻不問政事,實際上過著隱居生活。這類人從名義上不能算做隱士,但卻大有隱逸思想。
其四,忽官忽隱
如元末明初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幾年官,又去隱居,朝廷徵召,或形式有利,又出來做官,做一陣子官又回去隱居。
其五,假隱
如明代陳繼儒,雖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寫詩譏笑他「翩翩一隻雲間鶴,飛來飛去宰相家」。
其六,名隱實官
如南朝齊梁時陶弘景,人稱陶隱士,雖隱居山中,朝中大事還向他請教,被稱為「山中宰相」。這種人身為隱士,實際上不具隱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為了更自由而已。
其七,以隱求官
如唐代盧藏用。劉肅《大唐新語·隱逸》記載,盧藏用考中進士,先去長安南的終南山隱居,等待朝廷徵召,後果然以高官被聘,授官左拾遺。後來,另一隱士司馬承禎亦被徵召而堅持不仕,欲歸山。盧藏用送之,指終南山雲:「此中大有嘉處。」這就是後來的「終南捷徑」。用這種隱居手段已求高官者,實非真正的隱士。
其八,無奈而隱
此類人實際上最熱心於時局,如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等人,他們「隱居」只是為了表示不與清王朝合作,實際從事最激烈的反清斗爭。他們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隱士。
其九,真隱而仕
此類隱士在隱居時基本上都是真隱,但當時機來臨時就出山,沒有時機就隱下去。如殷商時的伊尹,商周時的姜尚,元末的劉基,名氣最大的當屬諸葛亮。
其十,所謂「隱於朝」
這種人身為官但思想已隱,做官不問政事,「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隨波逐流,明哲保身,實際上對國家危害最大。
名為「大隱」,實為大患。中國士人隱居,多是因為社會的黑,暗,動,亂,如魏晉之際出現了「竹林七賢」、「潯陽三隱」,均是因為當時,官,場的黑,暗。他們的個人才能得不到統,治,階,級的認可,遭受排擠,個人的社會價值無法實現,便憤然遠離世俗,歸隱山林。但卻因此成就了中國隱士文化,使中國歷史更具韻味。因躲避動亂、因求取安全、因官,場,失,意、因不滿現狀等原因而歸隱的,實際上是對社會放棄責任,尋求自我安逸的人生態度,正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老子、莊子、鬼穀子、陳摶這樣的人,是真真正正的隱士,普通的失意文人隱士們,都還遠沒有達到這樣的大境界。對於每一個稍微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人來說,隱士並不是一個陌生的詞。不管是「小隱隱陵藪」,還是「大隱隱朝市」(晉·王康琚《反招隱詩》),德行高潔、與世無爭、心無塊壘、超然世外,是隱士留給人們的一般印象。然而隱士也給人們留下了極為不佳的深刻印象,這就是欲進故退、欲仕故隱,將隱逸作為出仕鋪墊之「終南捷徑」的作秀。
更有甚者,則是清代蔣士銓所作傳奇《臨川夢·隱,奸》出場詩對明代華亭名士陳繼儒的嘲諷:「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盡力誇。獺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鍾鼎潤煙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
隱逸既是一種文化現象,也是一種生存方式;隱士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更是一種特殊社會語境的產物。在中國古代,無論是哪個學派,似乎都對隱士和隱逸文化有一種解不開的情結,儒、道兩家更是如此。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構成的儒、道兩家,都各自有著一套系統的隱逸文化觀。道家講隱逸,其出發點和歸宿都在於追求精神的絕對自由,是對個體生命的無上珍視,他們要解除對個體生命的一切羈絆,世俗的功名利祿當然要首當其沖。這正是莊子所說的「逍遙游」的人生境界,這種境界是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於無窮者,彼其惡乎哉!」(《莊子·逍遙游》)而最終達到「天地與共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達生》)的忘我境界。
儒家的祖師爺孔子曾對隱逸行為發表過明確的看法,他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並以贊賞的口氣評價能這樣實踐的人:「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論語·公冶長》)盡管孔子自己不能實踐這種隱逸思想,但他也曾流露出「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的心願。孟子雖然用世進取而少隱逸之慨,但他也提出了「士」的一條原則,即「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這一原則實際上也為後世不被當道者所容的士人走上隱士的道路提供了行為依據。隱士首先是知,識,分,子,是「士」階,層的成員之一。
並不是所有居於鄉野山林不入仕途之人都可稱為隱士,那些嚮往入仕但卻無機會無能力入仕之人不是隱士,那些沒有文化的農夫樵子細民野老也不是隱士;只有那些能保持獨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權勢、具有一定才德學識、並且是真正出自內心不願入仕的隱居者,才能被稱之為隱士。要成為一個真正的隱士,首先必須解決身衣口食的生存問題。顏回在回答其師孔子所問為何不去入仕的問題時說:「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回不願仕。」(《莊子·讓王》)基本生產資料的自有,保證了隱士們自食其力的基本生存需要,從而保證了自己的人格獨立和心性自由的追求不致落空。
歷史上自食其力的隱士傳統,是從古史中的人物善卷開始的。善卷的隱者形象則是由道家裝扮完成的。道家眼中的善卷並不是一位「重義輕利」的道德典範,他全然沒有儒家的「義」、「利」觀念;他不接受舜的天下,並非因為舜比自己更「賢」,也不是因為要顧到堯的決策;他完全是從自己的理想追求出發考慮的。他對舜所說的「悲夫?子之不知余也」,其實正是莊子借這位道家的理想人物之口,對舜這位儒家理想人物所代表的儒家價值觀表示「道不同,不與謀」的宣言式表述。善卷所說的「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莊子·讓王》)正是道家隱逸文化觀和人生追求的最好表現。
『捌』 魯迅青年時代,就反對中國文化的「隱逸」「平順」傾向,你怎麼看
這個應當是當時的一種很普遍的現象,就是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