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的文化有哪些

A. 蜀文化的文化特徵

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水源充足，氣候宜人，物產豐富，為古蜀該區域各族人民繁衍生息、採集種植、漁獵飼養，進而創造獨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類型提供了良好條件。從文化的主體———人來說，古蜀人口眾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著漢、藏、羌等十餘個民族，這些文化的創造者和享受者，各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傳統節日、穿著打扮，以及獨特的節慶、歌會等，都為蜀文化注入了多彩多姿的內容。
蜀文化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內陸農業文化，她的肇始、發展,與治水有密切關系。古蜀不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著稱的農耕文明，而且有發育較早的工業和商業：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氣開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術、世界紙幣、世界蓋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國最早出現城市文明的地區之一，早在距今4500-3200年之間，就有新津寶墩、溫江魚鳧、郫縣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雙河和紫竹等6座古城，在三星堆、金沙文化時期，古蜀已進入國家形態，有比較發達的神權和禮樂制度。成都在古代是自由都市，對外貿易比較發達，成為中國西南與南亞以至西亞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
自司馬遷在《史記》中稱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因都江堰的建成而「水旱從人民不知飢饉……謂之天府」之後，蜀（主要是成都平原）就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不僅使蜀之先民創造出了較高水平的物質文明，而且創造出了較高水平的精神文明。古蜀就有兩個系統的文字，一個系統是比較進步的表意文字，一個系統是表形（象形）文字，而兩系文字都可以在三星堆文化找到起源遺跡；自古至今，蜀地文、史、哲名家輩出，傑出的思想家代不乏人：漢代的司馬相如、揚雄、三國兩晉時期的諸葛亮、陳壽,唐代的陳子昂、李鼎祚,宋代的「蘇門三父子」、黃庭堅、張?、魏了翁，元代的虞集，明代的楊慎、來知德,清代的唐甄、費密、李調元，近現代的郭沫若、巴金等等，可謂燦若星辰，這一串串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就是一筆筆豐富的精神財富。蜀各個歷史時期文化名人的不斷涌現，不僅充分證明蜀文化歷史悠久，燦爛輝煌，而且為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發展做出了貢獻。 蜀文化的形成、繼承和發揚，主要得益於它匯納百川，兼容並包的文化傳統和強烈的渴求開放的意識。蜀文化自古就沿岷江與西面的阿壩相連，與岷江上中游保持著密切的往還互動和相互兼容，使岷江上中游文化成為蜀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四川盆地四面高山環抱，歷史上是有名的「四塞之國」，古代交通甚為困難，致使李白發出「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這一封閉地形對蜀文化必然帶來較大負面影響。但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反相成的性質，正因為蜀道之難，反而激勵起蜀之先民向外開拓，努力改善自身環境的決心。於是環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文化，文化又在一定意義上改造環境，進而鑄就了蜀之先民於封閉中求開放的歷史個性。隨著時代的推移，兼容和開放終於成為蜀文化最顯著的特徵。從自然地理審視，蜀文化同周圍不同文化的溝通,最大的障礙是盆地周圍（尤其是北方）的崇山峻嶺。蜀之先民為了打破盆地地緣的封鎖，創造了高超的棧道和繩橋技術（現在劍門關、廣元等地仍保存有棧道，20世紀60年代連接都江堰內外江的竹索橋以及四川阿壩州，至今仍可見到的溜索和編網的藤橋，則是多種類型的繩橋的代表作），克服了地域狹隘的封閉性。藉助劍門關、廣元等地的古棧道，蜀地得以與陝西等中原地區溝通，蜀文化得以與原本就是同一血脈的中原文化交流，而蜀文化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在禮制、風習、價值觀和歷史觀等方面的影響。
四川盆地的東部有長江三峽作為出口，與江漢平原相通，蜀通過巴，與楚江水上下，一葦可航，「蜀風」早與「楚流」交流混融，從古至今，蜀文化都與楚文化具有緊密聯系。
在廣漢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遺址中，分別出土了海貝、象牙，阿壩州茂縣則出土了琉璃珠，這些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和南海的物品，充分證明蜀之先民與南方世界早有交通和交流。最遲到漢代，從蜀到印度、中亞再到西亞，就存在一條通道。這條通道今天被學術理論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據考證，「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緬甸的密支那或八莫，經「滇越」乘象國（今東印度阿薩姆邦），到達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區，直至中、西亞。另一條是東道，從成都出發，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一途入越南，一途經大理與西道重合。
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蜀文化主要與雲南、貴州地區的南中文化有著密切的往還交流和相互兼容。西南各民族密切的往還交融，又為蜀古代文化中心的形成，培育了深厚的文化溫床。蜀文化又具有很強的輻射能力，除與南中、中原、楚文化相互滲透影響之外，主要還表現在對滇黔文化的輻射，並遠達東南亞地區，在金屬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對東南亞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
漢唐以後，文化的交流更多地體現在人才的雙向交流上。這一方面如明代狀元楊慎所說：「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別鄉」；一方面又如清代學者趙熙所說：「從古詩人多入蜀」。這種人才頻繁的雙向交流，使蜀文化不斷推陳出新。正是依據上述自然的和超越的地理特點，不僅使古蜀像一座大水庫，匯納南、北、東、西文化，而且使古蜀像一個聚寶盆，會聚周邊農耕、游牧、漁獵文化，進而使蜀文化在更多的方面走向全國，進一步推進了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水乳交融的歷史步伐。
蜀文化兼容並包，渴求開放特色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與移民有關。從先秦時期起，歷代的蜀都容納了東西南北四方眾多的移民。從歷史記載看，主要是外地人單向移入四川，而鮮有四川人大規模向外移出。秦漢時期周邊向蜀的移民，客觀上帶來了周邊的多元文化；蜀漢時期上層荊州士人集團及大批普通民眾的遷入，客觀上整合了巴蜀文化；隋唐五代，巴蜀經濟昌盛，文賦繁華，吸引大批文人墨客入蜀，大批文人的流寓，不僅使蜀成為全國文化最盛的地區之一，而且促進了蜀文化與各種文化的大交流；清初至乾隆的「湖廣填四川」，一方面恢復了蜀地戰亂後的人氣，復墾了因戰爭而撂荒的田地；另一方面加速了楚文化、粵文化與蜀文化的融會。歷史上這幾次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帶來文化的大交流和大交融，使蜀文化雜糅各家，兼容並包，燦爛輝煌。 蜀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人文積淀，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它們是今天蜀文化資源的主要源泉。現存的蜀文化資源主要有：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6處，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7座，省級歷史文化名城24座，省級歷史文化名鎮22座，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82處，省、市、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000餘處，各種博物館、紀念館、陳列館64所，其他人文景點200多個。蜀文化的文物古跡主要包括歷代寺廟、園林、古建築、古城鎮、古堰、古塔、石刻、古墓、古碑等。古寺廟、宮觀主要有成都昭覺寺、文殊院、青羊宮等；摩崖石刻主要有樂山大佛、安岳卧佛、廣元千佛寺等；園林主要有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樓公園等；重要古文化遺址主要有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廣漢三星堆遺址、成都金沙遺址、都江堰水利工程等等。
蜀宗教興盛，在中國宗教歷史舞台上佔有重要地位，有不少遺跡保存下來，成為今天蜀文化的組成部分：除鶴鳴山、青城山、瓦屋山等道教「洞天福地」外，峨眉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被列入佛教的四大名山；成都的文殊院、大慈寺、昭覺寺，新都的寶光寺，平武的報恩寺，德格印經院，都是當今著稱國內外的宗教名勝。
蜀積淀豐厚、傳承數千年的民俗和民間風情，無疑也是蜀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每年按農歷次第舉行的節慶盛會有：正月成都燈會，二月成都花會，三月都江堰清明會和放水節，五月樂山龍舟會和郫縣賽歌會，八月新都桂花會，臘月自貢恐龍燈會等。而「麻辣鮮香、百菜百味」的川菜，品種繁多、價廉物美的小吃，清幽閑適的茶文化等都是積淀豐厚、傳承數千年的蜀文化的外部表徵。 蜀文化作為年代久遠、傳承至今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是長期積累的精神成果。它植根於小農經濟，在歷史上與宗法等級制度及專制政治聯系在一起，從總體上審視，屬於維系封建政治和經濟統治的官方意識形態，正面和負面交織，精華和糟粕混雜，封閉與開放並存。歷史悠久，內涵豐厚的蜀文化，精華、進步、開放、超新是主流，但糟粕、保守、排外、守舊的負面因素也不可忽視。蜀文化這種多重性，既反映在同一個歷史人物身上，也表現在同一事物內部。比如受道教影響較大的蜀文化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強調順應自然和「無為」，總體上具有合理性，但也存在強調人為天地的中心，重順應自然和社會人事，忽視向自然界作科學探討和征服自然，並斥技藝為「奇技淫巧」的弊端，這無疑阻礙了蜀科學思想的產生和科學技術的普及。
總之，用唯物史觀審視，作為多元一體的中國文化源頭之一的蜀文化，是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歷史的積淀，是該區域社會存在的反映，既有其燦爛輝煌的一面，也有其時代和地域的局限性。有分析地揚棄蜀文化的上述特徵，既有利於我們對歷史文化遺產的繼承，又有利於我們對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建設。

B. 巴蜀文化的詳細介紹

所謂巴蜀文化，即巴文化與蜀文化，巴蜀文化的發展形成了自身的特點，而巴蜀文化的特點又限制了自身的發展。巴文化與蜀文化有著各自的特點和明顯的區別，卻在一定程度上有著割捨不斷的關系。
四川盆地雖為高山和高原所環抱，但山原之間的若干河谷卻成為巴蜀得天獨厚的對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礱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們穿行於橫斷山脈，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為古氐羌民族遷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東部有長江三峽作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劍門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隴，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漢中。而盆地以東的清江流域又北與江漢平原相通，南與湘西山地相連。正是依據這樣的地理特點，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東、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為薈萃農耕、游牧文化的聚寶盆。 巴蜀文化又具有很強的輻射能力，除與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滲透影響外，主要表現在對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詔文化的輻射，還遠達東南亞大陸地區，在金屬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對東南亞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
元代的雙流人費著《歲華紀麗譜》曾說：「成都游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娛樂」。俗尚游樂是巴蜀人的一大特點。所以，巴蜀很早就興起了旅遊習俗，到唐宋時達到頂點。以成都而論，全年的固定的游樂活動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體出遊，並與歌舞娛樂、體育競技、商貿活動結合在一起，具有很豐富的文化內涵。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險幽秀之稱：重慶武隆仙女山、金佛山、長江三峽、夔門天下雄。經過當代的開發，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麗」的特色：九寨溝山水的神奇，黃龍山水的瑰麗，熊貓世界的趣，恐龍世界的奇，是今日旅遊者領略的最大感受。從線路上看，有西北線的九寨、黃龍、四姑娘山、貢嘎山，有北線的劍門蜀道，有東線的三峽風光，有南線的蜀南竹海風光和瀘沽湖探秘。整個巴、蜀景觀布局疏密相間，如金線穿珠，珍珠滿盆，幾乎每個縣都有可供旅遊的景點。
巴、蜀旅遊線最大的特色是雄險幽秀的自然景觀，往往包含著人傑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內涵。如：劍門蜀道具有豐富的三國蜀漢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則天故里的文化內涵；九寨黃龍一線，具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國蜀漢文化的內涵；瀘沽湖具有「母系王國」的文化內涵；三峽一線則更是一個古代文化的寶庫。這是巴蜀旅遊具有經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國蜀漢文化的中心遺跡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劉備墓、祭祀劉備的漢昭烈
廟和諸葛武鄉侯祠的合祀之地，讓我們深深領略到其中歷史文化積淀的況味。
永陵是我國歷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經科學發掘的陵墓，可供遊人參觀，這更可以引起人們對於帝王陵寢秘密的興趣。 巴蜀盆地在地形上為「四塞之國」，古代交通甚為困難，故李白發出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這一封閉地形對巴蜀文化作為農業文明所必然帶來的封閉性肯定會有較大影響。但正是因為如此，又反過來激勵起巴蜀先民向外開拓、努力改善自身環境的決心和勇氣。於是，環境與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閉中有開放、開放中有封閉的歷史個性。隨著時代的推移，開放和兼容終於成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隴文化的溝通，最大的障礙是北方的高山——秦嶺。但巴蜀先民以驚人的勇氣，創造了高超的棧道技術，打破了盆地地緣的封鎖，克服了狹隘的封閉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開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個美女的神話故事，就是上古時代開山通道進行文化交流的生動體現。棧道是巴蜀人的一大發明。司馬遷認為巴蜀「四塞之國」的封閉性是靠「棧道千里，無所不通」來達到開放的，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須開道，遇水必須造橋，古蜀先民為了突破封閉，在發明了棧道的同時，又發表了笮橋。笮橋即繩橋，有多種類型，至今尚可見到的藏區的溜索和編網的藤橋，岷山上的竹索橋，滇西北的編網篾橋，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橋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鐵索橋，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開放的智慧體現。 遠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著幾條從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緬甸、印度地區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慶塗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產，而是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的南海，這些都充分證明巴蜀先民與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漢武帝時，張騫在大夏發現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說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國）再到西亞早就存在一條通道。這條通道，現代史學家沿用「絲綢之路」稱呼的慣例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即「旄牛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雅安）、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進入緬甸和東南亞。這條路最遠可達「滇越」乘象國，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區。
另一條是東道，稱為「五尺道」。從成都出發，到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一途入越南，一途經大理與旄牛道重合。根據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資料，最早走這條線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滅蜀後南遷的蜀王子安陽王。安陽王率領兵將3萬人沿著這條線路進入了越南北部紅河地區，建立了甌駱國，越南歷史上又稱之為「蜀朝」。

C. 三國時期蜀國政治文化

一、蜀漢政治的分期
劉備集團自建安十九年（214）攻佔益州到炎興元年（263）蜀漢滅亡，共50年。在這50年中，諸葛亮治國約20年，可以視為蜀漢政治的前期，也是其最輝煌的時期；接著蔣琬、費禕執政約20年，他們並無變革，保持了蜀漢政治前期主要優點，但也留有隱患，這一時期可視為蜀漢政治的中期；蜀漢政權的最後10年，陳祗、黃皓亂政，位高權重如大將軍姜維也岌岌可危，朝政混亂，迅速滅亡。這三個時期中尤其是蜀漢的前期和後期之間，政治狀況有著明顯的差異。將其分別進行研究，有助於把握不同時期政治狀況。
蜀漢前期 公元214年劉備佔領益州後雖然並未立即建立封建王朝，但政權實際是存在的，同時也馬上著手對這一地區進行治理。從佔領益州時起，至蜀漢建興十二年（234）諸葛亮去世，共約20年。建興元年（223）以前，諸葛亮雖說是劉備的助手，但由於劉備經常征戰在外，因而在治國方面諸葛亮仍發揮相當重要的作用；劉備去世以後，諸葛亮受託孤遺命輔佐後主，「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在治國方面發揮主要作用。這一時期政治清明，社會穩定，吏治良好，既有效控制了益州士族勢力的過度膨脹，也得到其支持。
蜀漢中期 諸葛亮死後蔣琬、費禕相繼執政（234～254），他們治國「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①]繼續保持了社會的安定，注意維護與益州士族的關系。可以說，這一時期蜀漢政治狀況與前期大致相同；但是，費禕對奸佞陳秖的提拔和縱容，為日後陳秖、黃皓的弄權亂政，留下了禍根。這是蜀漢的中期。
蜀漢後期 自244年年初費禕遇刺身亡後，蜀漢政治發生了很大改變。陳祗把持朝政，宦官黃皓與之「互相表裡」，操弄權柄，位高權重如大將軍姜維竟至不敢回朝議事，惟擁軍在外以自重；政治的昏暗也引起社會的動盪，益州士族由於自己應有利益得不到封建王朝的保護，對蜀漢政權的存亡也漠不關心。於是263年魏軍攻入益州，蜀漢迅速滅亡。這10年，可視為蜀漢的後期
蜀漢政治的基本狀況
1、「威之以法」和「以德治國」
蜀漢前期，諸葛亮的治國方略取得了很大成功。概括地說，諸葛亮的治蜀，一方面嚴格執法以建立和恢復封建秩序，成功地安定了社會；同時又注意以德治國，從而培養社會的正氣。諸葛亮治國刑禮並重，既主張「威之以法」，用法治手段去撥亂趨治；也注重「治世以大德」，用教化去改變社會風尚。
諸葛亮制定法令，科教嚴明，以法治迅速確立了蜀漢政權的權威，恢復了社會的安定，達到了「強不侵弱」；他賞功罰罪，執法公平，維護了吏治的勤政清廉。他以法治國，「威之以法」，是針對當時益州法紀廢弛、秩序混亂而採取的撥亂趨治的有力手段。
劉備、諸葛亮入蜀前，劉焉、劉璋父子倆先後統治益州20多年。由於未能嚴肅執法，因而這20多年裡益州「威刑不肅」，法紀廢弛，乃至「蜀土人士專權自恣」。益州豪強的為所欲為，必然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士大夫多挾其財勢，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為亂者十戶而八。」[②]因而諸葛亮入蜀後，清明政治、嚴肅法紀、整頓吏治，就成為首當其沖的問題。諸葛亮堅決以法治蜀。他執法尚嚴，「刑法竣急」，有力地打擊了豪強勢力目無法紀的囂張氣焰。諸葛亮以法治蜀在劉備集團中也存有爭議，例如法正就認為應當緩和外來與益州地主集團之間的緊張關系，勸諸葛亮也「緩刑弛禁」，諸葛亮因而作《答法正書》，堅決申明他不照搬成法的態度，堅持審時度勢、以法治蜀。 
以法治國，首先應當制定和申明法律科條的內容，從而使官吏軍民有法可依。諸葛亮「撫百姓，示儀軌」。他親自參與制訂了蜀漢的封建法典「蜀科」，在蜀國頒布施行。此外，諸葛亮為了整頓吏治，「訓勵臣子」，還不厭其煩而叮嚀周至，「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③]詳細地申明官民必須遵循的法紀禁令：哪些是必須做到的，要「務」些什幺；哪些是應當警戒自己謹慎從事的：要「戒」些什幺；那些是堅決不許做的，應該「恐」、「懼」些什幺。如此清楚而詳盡地解釋科律和禁令，並反復重申和宣傳，自然有利於使人遵從法紀，減少和避免違法犯禁之事。在制訂和逐漸完善法令科條的過程中,諸葛亮既充分重視，也親自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不少心血。諸葛亮死後數十年，西晉政權曾下令讓史學家陳壽整理諸葛亮的著作，編輯為《諸葛氏集》，共24卷，104112字。這部文集在隋朝時就已散佚，內容已無從詳知，但《三國志·諸葛亮傳》中載有《諸葛氏集》的目錄，其中關涉到以法治國、以法治軍內容的卷軼，在該文集的24卷中佔了9卷。包括：第七、八卷《綜核（上、下）》；第十八、十九卷《法檢（上、下）》；第二十、二十一卷《科令(上、下) 》；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卷《軍令（上、中、下）》等。諸葛亮駁斥了那些不顧時勢而要求「緩刑弛禁」的謬論，制訂和不斷完善法紀科條，為以法治國、依法治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以法治國，諸葛亮尤其注重執法公平，賞罰必信，無論誰都一視同仁，觸犯了刑

D. 蜀文化的文化價值

古蜀文明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內陸農業文明。它的興衰，與治水和農業文化有密切的關系。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形成的治水經驗和開發平原農業的傳統，是蜀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秦並蜀後，古蜀文明雖已消融，但這一傳統的文化基因，卻因此得到繼承和發揚。
蜀地自有記載以來，就是一個農業發達的區域，並形成了「教民務農」和治理水患的傳統。至遲在戰國時期，已有了作為國家機器主持的統一的水利建設事業。秦並蜀後，李冰率蜀郡人民繼承發揚這一傳統，把中原先進的技術與蜀地的經驗結合起來，掀起了在蜀大興水利、廣開稻田的高潮。「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經由李冰這次大規模治水工程所形成的都江堰和成都「二江」，是一個有機的水利體系。它不僅使當時的「成都小平原和臨邛、南安這一小小的三角地帶」成為經濟文化的繁榮地區，其人口密度幾乎占巴蜀戶口的三分之二；而且就是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仍發揮著防洪、水運、灌溉等綜合的功能和作用。作為蜀文化精神象徵之一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經久不衰，至今仍是中國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觀。
秦漢以來治水、農業傳統精神的復興，為蜀文化增添了新的時代內涵。《華陽國志》曰：「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古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從此，蜀地成為全國聞名的富庶之區，並享有天府的美譽。東漢初年，班固在《西都賦》中描繪首都長安郊野的情況說：「源泉灌注，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李善《昭明文選》注曰：「言境富饒，與蜀相類，故號近蜀焉。」這里說得很明白，蜀地的農業文化發展程度超過了關中，原來富庶的關中，這里反而向蜀看齊，只配號為「近蜀」，「與蜀相類」而已。可見，這時的蜀，已與富饒相等同。 成都是蜀王居住之地，自開明王朝起，即成為蜀國的都城，是古代蜀文化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里薈萃著蜀文化的精華，是蜀文化精神的物化象徵。秦並巴蜀後，分置巴、蜀兩郡，成都仍是蜀郡的首府。漢時從蜀郡分置廣漢、犍為郡，號為「三蜀」，成都仍是三蜀的中心城市。由於秦漢以來，成都平原取得了「天府」和「陸海」的美稱，為成都城市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成都的城市文化得以迅猛發展，其代表性文化成就有二：一是成都城市結構和布局的古典定型化。一種引起中原城市布局，結合成都地形走勢而修建的略成龜形的城牆，被定型下來。成都的秦城、漢城，有「重城」、「層城」之說，即由大城連著小城組成。加之城內街道呈方塊狀布局，河水溝渠縱橫，江多橋眾。這樣的城市格局和景觀，既取法秦都咸陽，又獨具特色，以致成為古代城市布局文化的一種獨特的類型，而被一些城市所效法。二是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藝聞名於海內外。成都城內不僅設有專門官府工匠聚居的「錦官城」，而且織機遍於民間人戶。由成都城內生產的蜀布、蜀薄（粗布）、蜀穗（細布）、蜀「織成」錦（宮廷用品）、蜀緞等，以錦水濯漂，鮮潤細膩，名揚天下。此外，還有以「金錯蜀杯」、「蜀漢扣器」為代表的漆器工藝品，遠銷於長沙、江陵、朝鮮和蒙古。至於以蜀布、邛竹杖為代表的南方海外商品的先驅，也是以成都為大本營傳播出去的。
以上這些文化成就，給漢晉時期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中有人採用當時最為流行的、以華麗辭章著稱的文學形式——漢賦，對當時成都的富庶與繁盛的面貌作了生動形象的描繪。如西漢末年蜀人揚雄首先以《蜀都賦》以贊之，稱其「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這一評價，既是對蜀文化生氣勃勃的真實寫照，也是對當時成都的時代形象的最好概括。此後，「蜀都」這一歷史賦予的光輝的文化形象，便成為成都這座全國歷史文化名城的代稱。 蜀與華夏本不同族，其精神文化系統必然相異。楊雄《蜀王本紀》說蜀的古代，「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僅有口耳相傳的祖先神話和巫術式的巴蜀圖語，其精神形態尚處於原始幼稚階段。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將六國移民、徙徒、遷虜大量強制在蜀中安置，此舉有助於提高蜀地的經濟文化水平，縮小同中原文化的差異。「是的，蜀人始通中國，言語頗與華同」。漢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創辦地方官學，使蜀地精神文化發生了質的飛躍。蜀生張寬等18人被派往京師攻讀《五經》，數年後歸蜀，標志著中原學術文化引進蜀地。
蜀人對中原文化的引進，從一開始就採取一種決不盲從的態度。在蜀文化上千年深厚傳統的影響下，蜀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理解和接受中原文化，有選擇地學習儒家經典。例如，蒙文通先生引《漢書·地理志》「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說，蜀人雖學儒家經典，但未能篤儒家學說，仍然酷好文字，長與詞賦，西漢一代，司馬相如、王褒、揚雄均以詞賦見長，表現出蜀與楚文化的濃厚關系。又如，蜀人在《五經》中，對《易經》特別偏愛上，以致西漢一代，四川找不出名、法、儒、墨和六經出眾的經師，這也是四川文化特殊性作用的結果，等等。在文翁教化的熏陶下，蜀地尚文好學之風蔚然興起，蜀地文化在全國的地位因此得到提高，以致「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華陽國志》更以「蜀學比於齊魯」譽之。
由西漢開先河而興起的蜀學，原本指儒學傳播之意，後因其能凝聚蜀地的精神文化，遂得到廣泛的認同。再經過發展演變，最後終於成為古代四川學術文化的統稱，凡是蜀人所創造的學問都可以統稱為蜀學。蜀學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攝取著新的營養，至宋代趨於成熟定型，進入繁榮鼎盛階段。北宋時以蘇東坡為代表的蜀學，名揚天下，與王安石的「新學」相反對，與「洛學」、「朔學」相抗衡。正因為在蜀文化根基上成長起來的蜀學，代表了四川人在精神文化上的創造，是一面足以振奮蜀人精神的旗幟，所以，在近代維新運動中，一些進步的四川學者紛紛打出「蜀學」牌，給蜀學注入時代新意，成立「蜀學會」，創辦《蜀學報》，以宣傳變法思想。蒙文通先生在其撰寫的《議蜀學》的文章中，還提出了「重整蜀學」的口號和設想。從不同時代蜀學的廣泛流傳上，可以看出蜀地精神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和深遠影響。 《華陽國志》對先秦至秦漢間蜀人生活方式由簡朴趨向奢侈的巨變，作了簡要的概述。它指出，在先秦時期，蜀人「多斑采文章」，「尚滋味」、「好辛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多悍勇」。秦漢以來，由於經濟的發展，物質的豐富，以及受中原移民的影響，蜀人在衣冠、嫁娶、喪葬等各個方面，開始向奢侈看齊。「故工商致結駟連騎，豪族服王侯美衣，取嫁設太牢之廚膳，歸女有百兩之徒車，送葬必高墳瓦槨，祭典而羊豕夕姓，贈禭兼加，賵賻過禮，此其所失。原其由來，染秦化故也……蓋亦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至也」。
正是在這一歷史轉變過程中，蜀人養成了一種安於閑適享樂的生活方式。這一生活方式的形成，可以說正是中原文化與蜀文化相作用的結果。古代蜀人對音樂十分喜好，而巴人則以善於擊鼓唱歌跳舞而著稱。在遠古生產力低下的時代，巴蜀人歌舞娛樂，主要是通過祭神祭祖的歌舞活動以起到娛人娛神的作用。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物質的相對豐盛以後，這種對歌舞娛樂的愛好，很容易發展為對於享樂生活追求。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氣候溫和，水原豐富，都江堰水利工程設施先進完善，早在秦漢時期就成為全國農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正因為此區自然條件優越，不愁吃穿，所以，反而容易成為滋生奢靡風俗的土壤。對此，《漢書》作者雲：「巴蜀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食之饒，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隋書》作者也說：「其人……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閑……聚會宴飲，尤足意錢之戲。」迨人宋世，「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其所獲多為遨遊之費」。大抵時代不同，俗亦微異。然其人易於滿足，追求享受，「溺於逸樂」的習性和傳統，則古今同然。尤其是自唐末五代以來，在宋代蜀人中產生的日益強烈的懷鄉戀土，「罕趨仕進」的觀念，以及「宴安於富饒，不求宦達」，醉心於享受的生活方式，更助長了游樂之風的興盛。成都平原在宋代本來就「地狹人伙」，耕地面積有限，人們既不可能投入到手工業和商業之中，以擴大經營規模，也不容易更多地投入購大量土地，於是，整個社會財富便不得不大量消耗於游樂消閑之中。這也是宋代成都游樂之風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古代蜀人有獨立的鬼神思想系統。在《蜀王本紀》和《華陽國志》中，記載的蜀王蠶叢、柏灌、魚鳧都變成了神仙，其民亦隨王變成了仙。與古中原說人死後魂魄歸泰山不同，蜀族則有魂魄歸岷山之說，反映出蜀人的宗教信仰與中原是有區別的。三星堆遺址祭祀坑的發掘表明，當時蜀人對自然、神靈已有一個較為系統的認識，存在著萬物有靈的觀念，以及對天、地、山、河的崇拜，並且有了巫術思想。戰國時，道家思想傳進巴蜀，開始與蜀地原有的巫術思想結合起來，構成為一種講災祥、律歷、占卜和神仙學的學派。西漢時，成都人嚴君平著《老子指歸》，影響及於東漢，為道都創始人張道陵所吸收，在其《想爾注》中，進一步發揮了《老子指歸》的思想，把《老子》一書從人學變成為神學，為道教正一派的創立奠定了基礎。至於正一道用作解除、壓勝、鎮邪等方術的符錄，其形式、構成、用法、意義，甚至方術儀式，也都是在「巴蜀符號」、「巴蜀符號印章」的基礎上形成的。由此可見，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濫觴於蜀地，這正是中原的道教思想，與蜀人的信仰方式和傳統文化相揉合的結果。
由此可見，蜀文化作為一種傳統文化，它不僅連綿不斷，一脈相承，縱貫古今，而且還覆蓋了蜀人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由成都平原孕育成長的蜀文化，不斷輻射於整個四川，被巴山蜀水的人們代代傳承，逐漸凝聚成為四川人共同的文化精神、共同的文化心理的象徵。正因為如此，所以，在後代歷史上，經常可以發現啟用「蜀」的名號作為政治號召和輿論宣傳的現象，如三國時劉備的『蜀漢「政權、五代時的前後蜀政權、宋初李順在成都建立的「大蜀」政權，以及辛亥革命中四川獨立後建立的「蜀軍政府」等。這是蜀文化向地域政治領域深化的表現。凡此中以證明，源遠流長的蜀文化，直至近代仍是振奮四川人民精神的旗幟。正確認識蜀文化的歷史地們，有助於增強今天四川人民的自豪感，激勵四川人民繼承和發揚蜀文化的創造精神，為推進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作出更大的貢獻。

E. 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的搖籃 金山麗水 蘊寶含英 位於中國西南部的巴蜀文化區，是指以四川盆地為中心，兼及周邊地區而風俗略同的地區，它的腹心地區大致與今日四川省和重慶市的區域相當。不過，在古代，巴蜀文化區的地域范圍還包括漢中盆地、黔涪高原。鄂西南和湘西山地等「與巴蜀同俗」的區域。巴蜀地區東部是四川盆地，西部是川西山地和高原，屬於長江上游流域地區，只有西北部的若爾蓋草地一小部分屬於黃河上源。它的西北與青海相接，北部與甘肅、陝西為鄰，東連湖北、湖南，南臨貴州、雲南，西倚西藏，面積達57萬平方公里。 從世界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巴蜀位於東亞大陸腹地的「兩 河流域」——黃河與長江之間，而與巴蜀同緯度的西亞的美索不達米亞則位於西亞「兩河流域」之間的肥沃新月地帶，還有同緯度的北非尼羅河谷，它們都有相似的地理條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產豐富，都是人類古代文明的生長區。 巴蜀地形復雜多樣，含盆地、平原、丘陵、山地、高原、高山諸種類型，大致可劃分為東西兩部分。 巴蜀東部地形為典型的發育完整、周延無缺的盆狀，四周為崇山所環繞，一般在海拔 1000一2000米之間，少數可達海拔3000—4000米。中部盆底低下平坦，地質上乃古代一內陸湖盆，盆底大致可以廣元、雅安、敘永和奉節四地的連線為界，面積約17萬平方公里，形狀象個菱形的大盆。 在盆地地貌圖上，以華鎣山、龍泉山為界，我們可以用筆劃出盆地內部西、中、東三個部分： 西為川西沖積平原，居於龍泉山以西，面積為90OO平方公里，是四川全省僅有的大平原。其中以岷江、沱江沖積成的成都平原為最大，為盆地中農產最盛、人日最密區域，古稱「華陽之地」，是巴蜀古文明興起的一個重要區域。 中為龍泉山與華鎣山之間的川中方山丘陵，已辟為梯田、台地，是全省最大的農業區。 東為華鎣山以東的川東平行嶺谷，由西山（華鎣山）、中山（銅鑼山）、東山（明月山）等大小20餘條條狀山嶺和丘陵台地相間排列而成。這里的川江兩岸是古代巴人活動的主要地區之一，也是巴蜀古文明興起的另一個重要區域。 盆地內山地約佔40％，丘陵佔51．9％，平原佔7．2％。因地形多樣，物產豐盈，資源豐厚，自然條件十分優越，自古以來即為農業富庶之區。 「天府之國」的美譽，主要就是指的四川盆地。 盆地四周高山連綿，為盆地與鄰接地區間的自然界線。盆地北緣為米倉山和大巴山，山外為漢水河谷盆地。盆地東緣為川鄂界上的巫山山脈，乃長江三峽所從出，其外為湖廣盆地，古稱雲夢澤。盆地東南緣為武陵山脈，山間為施南盆地，屬於湖北，以七曜山為川鄂分界線。正南緣為大婁山山脈，橫亘其外為雲貴高原。西南緣為大小涼山，山外為寧南高原。西緣為龍門山、邛崍山、夾金山和大相嶺，山外為青藏高原東麓和橫斷山脈南端。 盆地的特殊地理環境，對巴蜀文明的發生、發展和演變帶來強烈影 響：一方面，盆地四周有高山屏障，自成一個地理單元，古稱「四塞之 國」，使它的文化面貌具有顯著的地方性，即古人所謂「人情物態，別是 一方」。另一方面，由於盆地的地理位置正處於我國西部高原和東部平原 的過渡地帶，處於北方的黃河流域和南方的長江流域的交匯地帶，這種東 與西、南與北的交匯位置，又促成了巴蜀先民很早以來就致力於突破群山 封鎖、開拓對外交流的奮斗，使得巴蜀文化雖不可避免地具有農業文明的 封閉性和靜態性，但它又明顯地具有對外努力開拓的開放性。在巴蜀地 區，不僅由於環境的多樣化和兼容性帶來山林竹木、瓜果葯材、北粟南稻、 桑蠶漆蠟等應有盡有，更重要的是促成了巴蜀人巧思勤作、不畏艱險、勇於開拓、兼收並蓄等傳統的形成。只要跨出盆地，東出三峽，便與楚文化的孕育地江漢平原山水相通；北越秦嶺、大巴山，便與秦隴文化的中心關中之地嶺谷相連；走近西北，則與橫斷山脈的「藏彝走廊」路途相接。所以，司馬遷說：「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先民們以世世代代的努力突破了四周山地的阻隔，打通了若干條對外通道，促成了與四方的交通和經濟文化的交流，形成巴蜀文化善於兼容和開放的明顯特點。 巴蜀西部包括盆地西緣山地以西的高原和高山峽谷地區。西北為甘孜——阿壩高原，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東南一隅。發源於岷山高原上的岷江上游地區，古稱「江源」，是氐羌高原文化較早發展起來的地方，也是蜀文化的來源地之一。再往西則為我國西南橫斷山脈的北翼，山脊海拔均在4000一5000米以上。其中大雪山之巔的貢嘎山高達7556米，是四川第一高峰，白雪皚皚，冰川峰峽，被稱為「蜀山之王」。這里山高谷深，嶺谷高差往往在2000—3000米以上，是全國地表起伏最懸殊的地區之一。從北到南的大雪山、邛崍山和大涼山等南北向山脈是四川東部和西部重要的地理分界線和農業分界線，東部和西部不同特徵的地貌、氣候、植被。農業和民族，均在這里分界，表現出明顯的差異。 今天的重慶市和四川省境內大小河流約有1300餘條，其中流域面積在500—10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30多條，主要有長江（又稱「川江」）、岷江（包括大渡河、青衣江）、沱江、嘉陵江（包括涪江、渠江）、金沙江（包括雅礱江）、烏江、赤水河等，都屬於長江水系，只有極西北的白河和黑河（墨曲）注人黃河。東部盆地所有水系都由南北兩方匯人長江，呈樹枝狀水網，流聚於盆底的最低部，全盆地的河流皆匯聚於長江，這是巴蜀文化具有強烈向心力的地理原因之一。 盆地內清河流的中下游與指曲山脈相關處，多成峽谷地形，這是巴蜀地理的又一個特色。如岷江婉蜒於龍門山脈褶曲的南端形成岷江小三峽；沱江中流橫渡龍泉山而成金堂峽；嘉陵江下流截斷瀝鼻、溫塘、觀音諸山而成嘉陵小三峽；長江重慶以下，有銅鑼、明月、黃草和剪刀四峽；奉節至宜昌，長江截斷巫山有著名的長江三峽：雄偉險峻的瞿塘峽、幽深秀麗的巫峽、灘多水急的西陵峽；在峽江最大的支流大寧河上，又有出峽復入峽、大峽套小峽的上游四峽和下游三峽，人們一般稱之為"小三峽」。巴蜀的眾多三峽，構成天府旅遊的突出特色和奇觀，這是大自然的恩賜。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巴蜀文化生長、繁衍的溫床，它不但造福於歷史，而且造福於今天，還將繼續造福於未來，直至永遠。 巴蜀境域位於北緯30''上下，而世界同緯度地區的其他地區，如阿拉伯、伊朗、非洲北部及北美南部，正當北半球回歸高壓帶，氣流下沉，溫熱乾燥，莫不為沙漠橫亘區域。這些地方的古文明發生區域有如沙漠中星星點點的綠洲。而巴蜀境域則不問，這里沒有同緯度其他地區的沙漠現象，而內部地形差異性極大，受不同季風環流的交替影響，表現為亞熱帶。暖溫帶、溫帶、寒溫帶等諸種氣候和動植物的多種生長類型，大致可劃分為東部亞熱帶濕潤氣候和西部高原冬干夏雨氣候兩大類型。 東部盆地四面環山，冬季寒潮不易人侵，夏季焚風現象顯著，具有冬暖、夏熱、春旱，無霜期長，雨量充沛，濕度大，雲霧多，日照少，秋季多綿雨的特點。雅安一帶是全省雨量最多的區域，有「雨城」之稱，「西蜀天漏」就是形容盆地多雨的特徵。重慶市則因雲霧多而被稱為「霧城」。成都平原，古稱「廣都之野」，適宜於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生長，這里自古即是山青水秀，蔥荔綠郁，夏無酷暑，冬無嚴寒，適於農耕的美麗富饒之地，故有「天府之國」的美稱。 西部高原地形復雜，海拔懸殊，因而氣候變化很大，有多種類型，具有干雨季分明、日照充足。氣溫年較差小而日較差大的季風高原型特點。高原南端的金沙江、安寧河谷地區緯度較低，海拔較高，加以北部群山阻隔，氣候獨具一做既有干雨季分明的季風高原型特徵，又有冬暖夏涼、四季不鮮明的低緯度亞熱帶型特徵。 巴蜀東部和西部不同的地形和氣候，帶來這里生物圈內的兼容性和多樣性，其植物種類比整個歐洲還多，是珍稀動植物的寶庫。資源植物約有4000多種，其中珍貴的有古老的珙桐、連香樹和水青樹，有水杉、銀杉、冷杉、雲杉、銀杏等高大喬木，有古老的鐵樹——蘇鐵，有各種杜鵑和花楸，不同時令開不同顏色的山花，爛漫幽香。還有箭竹、水竹、方竹、筇竹等 4 0多種竹類灌木層，是珍貴動物大熊貓食用的「糧倉」。遍布盆地中的楠竹、慈竹、白夾竹等則是幾千年來用作建築、農具、日用器物、工藝品、食品和燃料的取之不盡的寶庫。在今天，以已開發的佔地6萬余畝的蜀南竹海和正待開發的佔地超過10萬畝的巴山竹海為代表的巴蜀竹海洋，又成為遠近馳名的旅遊勝地。 不同門類的野生植物中蘊藏著極為豐富的經濟資源，其中單是各種中草葯就有約4000種，川貝、蟲草、川連、川芎、天麻、巴豆、巴戟天、蜀椒等葯材，多年來馳譽中外，至今在全世界的中葯市場上，仍以「川廣葯材」為其美稱。 巴蜀動物資源十分豐富，有脊椎動物1100多種，佔全國總數的40％以上，列人國家保護的珍稀動物有55種。舉世聞名的大熊貓，今天主要生息在四川境內西北部的幾處自然保護區內。金絲猴是棲於樹上的「金發女郎」，它的法國名稱叫做洛克塞爾安娜猴，是用一個俄國金發女郎的名字命名的。扭角羚是森林、灌叢和草甸之間的遊民，角似羚羊但扭曲似牛，頭似馬但嘴有羊胡須，肩似駝但尾似鹿，被美國著名動物學家夏勒命名為 「六不像」。還有小熊貓則是大熊貓的親密夥伴。從歷史淵源上看，它們都是一百萬年到幾百萬年以前的古老動物，曾共同經受過第四紀冰川的嚴峻考驗。《華陽國志》記載古代巴蜀貢獻的珍稀動物有犀象、氂牛，還有山雞、白雉，其毛皮羽絨很早已被開發。至於大熊貓，因它只吃竹子，不傷生命，不獵食其它動物，故古代即作為和平使者的「義獸」，命名為 「騶虞」，被人們視為神物加以保護。 優越獨特的生態環境為巴蜀農業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很早興起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晉人左思《蜀都賦》曾生動地描繪巴蜀古代生態是「原墳衍，通望彌博，演以潛沫，浸以綿雒，溝洫脈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粳稻莫莫」，「邑居隱賑，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桔柚之園」的理想的「農業國」。在巴蜀封域內，平原、丘陵主要為水稻土、沖積土、紫色土，是省內主要農耕土壤，是孕育巴蜀竹籬茅舍、流水潺潺繞屋的「林盤文化」的生長地。山地為紅壤、黃壤、棕壤，是主要的森林土壤，也是巴蜀「梯田文化」特色的孕育地。高山、高原廣泛分布的高山草甸土，適宜生長各種牧草和灌叢。最早的牧羊人——氐羌在遠古時代就已選擇岷山作為生息地，這里也就成了巴蜀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華陽國志》記載巴地和蜀地不僅「土植五穀，牲具六畜」，而且是「桑蠶麻芒」等經濟作物的優良產地，是「魚、鹽、銅、鐵、丹、漆、茶、蜜、靈龜、巨犀、山雞、白雉、黃潤、鮮粉」，「壁玉、金、銀、珠、碧、銅、鐵、鉛、錫、赭、堊、錦、綉、罽、氂、犀、象、氈、踴、丹黃、空青、桑、漆、麻、薴」等土特產品的優良產地，還是荔枝、芳蒻、香茗、給客橙等奇珍異果的生產地和巴戟天、蜀椒等名貴葯物的出產地。至今，巴蜀還受著這樣優越的自然條件和生產條件的恩惠。 今天的重慶市和四川省古稱巴蜀。大致說來，盆地西部和中部地區稱為蜀，盆地東部（即習稱的川東）地區稱為巴，而整個盆地連同周邊地區則又通稱為蜀。不過，巴蜀的地域范圍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有一個歷史演變過程，這個過程是與巴蜀文化區以及歷代行政區劃的變動大體上相適應的。 在戰國以前的歷史文獻里，巴與蜀是分稱的，不論在地域范圍、人類群體，還是在古國、古族等方面，巴、蜀之間都有著清楚的分野。到戰國時代的文獻中，才開始出現巴蜀合稱的記載，從地域相連的角度反映了巴與蜀文化和人類群體的交流融匯。 巴字的本義，按照東漢學者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原為「食象它（蛇）」，是一種吞食大象的巨蛇。此外還有一些關於巴字含義的不同解釋，但多無確據，沒有取得公認。 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巴作為地域名稱，它的涵蓋面相當廣闊，其中心區是川東、鄂西地區，還北達陝南、漢中之地，包有嘉陵江和漢水上游地區，又南極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區。由於這一大片地域通稱為巴，所以世代居息繁衍在這塊土地上的各個古族也被通稱為巴，並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國、巴文化等概念。從這個意義上看，巴這個名稱包含有地、族、人、國、文化等多層次的復雜的內涵，是一個復合性概念。 巴作為地域、民族和古國的名稱，早在夏商時代就已著稱於世。在《山海經》這部「古之巫書」里，記載有夏代開國君主夏啟的臣子孟塗在長江三峽巴地主管神抵的事，又記載有「西南有巴國」的事。在其它古書里，還記載有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廩君之巴，和川東嘉陵江流域的賨人之巴（板楯蠻）。 巴國最初立國在漢水上源一帶，西周春秋時沿大巴山北緣向東發展，戰國時代南移長江流域，溯江而上進人川東今重慶地區，從此重慶地區便成為了巴國大本營的所在。以重慶市為中心的川東地區歷代通稱為巴，顯然是同巴國大有關系的。 至於蜀字的本義，許慎《說文解字》解釋為「葵中蠶」，再從其它古代文獻綜合考察，蜀就是桑蠶，它是現代家蠶的直接前身。 古代文獻中記載川西北陽江上游地區有蜀山，居住其地的蜀山氏曾與黃帝族通婚，表明最早的蜀族是從岷江上游興起的。 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蜀也是一個包含著地、人、族、國、文化等多層次內涵的復合性概念。在夏商之際，除岷江上游的蜀山氏而外，在四川盆地西部平原和漢中平原等地，還有並存於世而相互爭雄的蠶叢、柏灌、魚鳧等三代蜀王，他們族群不同，活動地域有異，卻都通稱為蜀，意味著蜀的地域范圍也是相當廣闊的。殷墟甲骨文中和西周甲骨文中多次出現有關「蜀」的記載，殷周甲骨文中的蜀，指的是以成都平原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北邊包括漢中盆地在內的古蜀國。正是這個古代蜀國，曾在商代創造過高度發達和輝煌的三星堆文明。從商周時代直到春秋戰國，古蜀國曾經幾次發生王權更迭。公元前316年巴、蜀統一於秦後，秦在巴、蜀故地分置了若干個郡，而分別以巴郡和蜀郡為中心。這樣，以巴和蜀分別作為川東、川西的政治經濟中心的這個格局連同巴和蜀的名稱，便一同保存了下來。隋唐以後，巴和蜀雖然不再是郡、州、道的行政區劃名稱，但一直作為地區的代稱在各種場合被廣泛地加以使用，以致成為地域、人群和文化最重要的標志，直到今天。 重慶有悠久的歷史，在春秋戰國時期曾經是古巴國的國都。在歷史上，它的名稱變化甚多，有過江州、巴州、楚州等名稱。隋初改為渝州，取意於古渝水（嘉陵江），重慶位於嘉陵江之濱，故名渝州，所以重慶至今仍簡稱為「渝」。北宋徽宗時改名恭州。南宋孝宗時，其第三子恭王趙悍封於恭州，後來孝宗禪位，恭王繼位為帝，是為光宗。光宗即位時，照例要將封地升州為府，遂取名為重慶府。從此以後，重慶一名沿用至今，今則為直轄市名稱。 初源於距今4500— 3700年前的「寶墩文化」，標志著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興起。在距今3000年左右出現了今成都市區內以十二橋木結構建築遺址為代表的城邑，在距今2000多年前蜀王開明尚在成都建立了蜀國都城。公元前311年秦國建成都城，是成都城市定型化的界標。從此，作為全蜀以至中國西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成都的城名和城址所在地一直沒有發生過變動。 從現有的各種資料看，作為城市的名稱，成都早在戰國時代就已見於記載，四川青川戰國船棺葬內出土的銅矛上鑄有「成都」銘文，稍晚的睡虎地秦墓竹簡有「成都」的記載。歷史文獻記載中，《史記》和《山海經》都提到成都的名稱，這表明成都城名的來源是十分久遠的。 「四川」這個名稱，始見於宋代。宋真宗咸平四年 （1001年）設益、梓、利、夔四州路，治所分別為今成都、三台、漢中和奉節。這四路，一般稱為川峽四路，簡稱為「四川」。在宋徽宗大觀三年 （1109年）的詔書中就正式使用了「四川」一詞，這是目前所見到的將「四川」作為行政區劃略稱的開始。這以後，宋代設有「四川宣撫使」、「四川制置使」等官職，就是中央派駐川峽四路的官員，都將川峽四路簡稱「四川」。到元代就正式以「四川」為名，建立了四川行省。 元代的中央行政機構叫中書省，各地直轄於中央的地方行政機構叫 「行中書省」，簡稱「行省」。元代在宋代的川峽四路基礎上設四川行省，簡稱四川省，省治成都。從此「四川」一名沿用下來。 1998年3月行政區劃調整，將四川分為今重慶直轄市和四川省。

F. 試述漢代巴蜀文化的輝煌成就

農業蜀漢政權控制下的益州地區，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益州本部，以川西平原為中心的巴蜀地區；二是作為益州北面門戶的漢中盆地；三是益州西南部的南中地區。前兩個部分自戰國以來已得到較好的開發，其經濟發展水平不亞於中原地區，故而很早便有「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美譽。漢靈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以後，劉焉、劉璋父子先後領益州牧，統治益州本部；而漢中則在道教首領張魯的控制之下。那時，中原大亂，益州獨安，故而流民不斷遷入。史載：「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者數萬家」，而關西（關中隴右）民從子午谷奔漢中者亦「數萬家」。在劉備規取前，益州是「國富民強，戶口百萬」，漢中地區也是「民殷國富」。

據《水經注·江水》記載：「諸葛亮北征，以此堰為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用「征丁千二百人」保護一個水利工程，可謂前無古人，充分表明了他對農業生產的命脈——水利設施的重視。由於有都江堰灌溉，水旱由人，成都平原「溝洫脈散，疆理綺錯，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出現一片繁榮景象。蜀地本來就「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之饒，加上諸葛亮的精心治理，農業產量很高。處於都江堰灌區的綿竹（今德陽）、廣漢一帶的水田，保持著畝產三十斛以上的記錄。

工商業
在蜀漢農業發展的同時，工商業方面也很有起色。手工業方面，以鹽、鐵、織錦業最為發達。劉備剛定益州，立即實行鹽鐵專賣，把這兩個「利入甚多」的部門抓到政府手裡。為此，設置鹽府（或曰司鹽）校尉，下設鹽府典曹都尉，掌管鹽業。蜀中素來富有井鹽、鐵礦資源。史載，蜀地「家有鹽泉之井」，臨邛的井鹽，「一斛水得五斗鹽」，產量不低。至於臨邛的鐵冶歷史，更可追溯到漢代。蜀漢政權設司金中郎將，負責農具和武器製造。鹽鐵官營，不僅滿足了國家的需要，而且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鹽、鐵之外，蜀漢的絲織業，特別是織錦業，上經兩漢，至漢末三國達到發達時期。劉焉、劉璋父子治蜀期間，蜀錦的產量就相當可觀了。否則，劉備據有益州之初，就用現成的蜀錦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各千端」（每端六丈）就是不可想像了。到諸葛亮治蜀時，設錦官，專門管理蜀錦生產。晉左思《蜀都賦》形容其繁盛狀況是：「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籯金所過」。織錦業的規模和產量提高了。
蜀錦馳名全國，遠銷吳、魏，其收入成為蜀漢政府軍費的一大來源。終蜀之世，錦和其他絲織品的產量一直較高。以至蜀亡之時，庫存錦、綺、彩、絹尚「各二十萬匹」。錦、綺都是名貴而技術要求極高的絲織品，能生產如此之多，充分顯示出蜀國手工業生產的昌盛和發達。據專家考證：「蜀錦之盛，當在蜀漢之世」；「蜀中工業之盛，較之中原各地，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農業生產是手工業生產的基礎。蜀漢手工業的繁盛狀況，反過來說明了諸葛亮及其繼承者治理蜀國，的確卓有成效，農業及整個社會經濟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

G. 蜀漢文化、金沙文化的來龍去脈

蜀漢文化的中心——四川成都

成都位於川西北高原山地和川中丘陵之間，是四川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我國的歷史文化名城。

歷史沿革

西周、春秋時期為古蜀國領地。公元前4世紀，古蜀國開明五世(一說九世)遷蜀都城至成都，取周太王遷岐「年成邑，二年成都」意，成都之名即源於此。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滅蜀，以蜀王舊都一帶置成都縣。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秦人仿咸陽建制興築成都城。周赧王三十八年，秦人始以蜀國地置蜀郡，成都為郡。西漢末年，王莽新朝改蜀郡為導江郡，公孫述在成都稱帝。東漢末年為州、郡、縣治所。三國為蜀漢國都，兼郡、縣治所，兩晉為「成漢」都城，南北朝為州、郡治所。隋煬帝大業三年改益州為蜀郡，為郡、縣治。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在成都縣之東偏置蜀縣，始為成都、華陽兩縣治所。唐肅宗至德二年，升成都城為「南京」。五代十國時期為前蜀、後蜀都城。元朝時為四川行中書省成都府路、成都府及成都、華陽二縣治所。明末張獻忠在成都建大西農民政權，改名西京。清朝時設四川省，下設道，為省、道、府、縣治所。

1949年12月後為川西行署所在地，1952年始為四川省省會。

旅遊資源

成都氣候濕潤、土地肥沃、自然資源豐富，「天府風光」、「熊貓故鄉」、「蜀漢文化」是其三大旅遊特色。西嶺雪山、青城山、九峰山、九龍溝、天台山、朝陽湖、龍泉湖、桂湖、黃龍溪和農家田園風光共同構成了綺麗多姿的「天府風光」；崇州市鞍子河、大邑縣黑水河、都江堰市龍溪——虹口三處自然保護區及成都市大熊貓繁育基地居住著世界上約80%的大熊貓，遊人不僅可以觀賞到憨態可掬的大熊貓，還可以了解到有關大熊貓的最新科研成果；成都不僅有獨具一格的自然景觀，還有著豐富的人文景觀，如望叢祠、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北周文王碑、文殊院、青羊宮、永陵、孟知祥墓、朱悅廉墓、僖王陵、彭大將軍紀念碑，彭家珍祠、十二橋烈士墓等。

文化特色

早有「蜀戲冠天下」之譽的成都是我國戲劇之鄉。形成於清代的川劇是我國重要的地方戲劇之一，尤其是「變臉」、「吐火」等絕技獨樹一幟，令人嘆為觀止。

川劇：又名川戲。由四川本地的車燈戲在明末清初的時候吸收了來自蘇、贛、皖、鄂、陝、甘等各地的聲腔，而形成的一個新的劇種。有崑曲、高腔、胡琴、彈戲、燈戲五大聲腔組成，使用四川話演唱，語言生動活潑、幽默風趣，具有鮮明的蜀地特色。傳統劇目：《柳蔭記》、《情探》、《秋江》、《評雪辨蹤》、《拉郎配》、《夫妻橋》、《望娘灘》、《白蛇傳》等。

變臉：變臉是川劇表演的特技之一，用於揭示劇中人物的內心及思想感情的變化，即把不可見、不可感的抽象的情緒和心理狀態變成可見、可感的具體形象——臉譜。最初的臉譜是紙殼面具，後發展為草紙繪制的臉譜，現在使用的大都是綢緞面料。變臉臉譜會選用一些不知名人士，包括俠士、鬼怪之類的造型，而人們所熟知的臉譜，如關公、曹操、包公等人物的臉譜一般不用於變臉。

金沙遺址位於成都市西郊蘇坡鄉金沙村，是民工在開挖蜀風花園大街工地時首先發現的。遺址所清理出的珍貴文物多達千餘件，包括：金器30餘件、玉器和銅器各400餘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餘件，出土象牙總重量近一噸，此外還有大量的陶器出土。從文物時代看，絕大部分約為商代（約公元前17世紀初—公元前11世紀）晚期和西周（約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為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編輯本段發掘概況
1929年春，四川廣漢月亮灣，當地農民燕道誠父子掏地下水坑時挖出玉器400餘件，翻開了"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的扉頁。在挖出寶物之後，燕道誠懷著特殊的心理，將其中大部分贈給了親友鄰居，這使得部分文物流傳到成都，引起了當時學者的關注。
1986年，四川大學歷史系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在三星堆和月亮灣進行聯合挖掘，辛勤工作了幾個月的他們始終一無所獲；但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當地磚廠工人在取土的時候發現了兩個大型祭祀坑！考古人員立即趕到進行仔細挖掘，三星堆遺址終於浮出水面，成都平原失落的古文明開始發散出它


迷人的光彩。
2001年2月8日下午，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在位於成都西郊蘇坡鄉金沙村修建房屋的施工過程中，意外地挖掘出規模宏大的古代文化遺址。當晚，考古專家初步鑒定，金沙村商周文化遺址是一個很有研究和考古價值、規模宏大的"古墓"。第二天上午，市文物考古工作隊進駐現場，對挖出來的浮土進行翻查，並開始著手考古發掘工作。[1]
編輯本段出土文物
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帶、圓形金飾、喇叭形金飾等

出土文物
30多件，其中金面具與廣漢三星堆的青銅面具在造型風格上基本一致，其他各類金飾如太陽鳥金箔等則為金沙特有。玉器種類繁多，且十分精美，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高約22厘米的玉琮，顏色為翡翠綠，雕工極其精細，表面有細若發絲的微刻花紋和一人形圖案，堪稱國寶，其造型風格與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銅器主要以小型器物為主，有銅立人像、銅瑗、銅戈、銅鈴等，其中銅立人像與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立人像相差無幾。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龜等，是四川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的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專家認為，極可能是當時貴族的奴隸或戰俘，這表明當時的蜀國已比較強大。石器中的石虎造型古樸生動。 金沙村遺址的發現，引起各界關注。專家們一致認為，金沙遺址是四川省繼廣漢三星堆之後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金沙遺址的發掘，對研究古蜀歷史文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張儀築成都城的戰國晚期。金沙遺址所提示的是以往文獻中完全沒有的珍貴材料，將改寫成都歷史和四川古代史。[1]
編輯本段遺址意義社會生活
創造這個偉大文明的古蜀先民，他們的祖先是位於成都平原西北方向、青藏高原東北部、黃河流域上游的氐羌族部落，究其族源，他們和華夏族的祖先是發源於同一地域的，但是在古蜀先民的南遷過程中，由於和岷江峽谷以及成都平原原住民的民族融合，當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開始定居農耕時，其民族成分已經和他們祖先有了一些區別，相貌也發生變化(如三星堆出土銅像、面具的造形)：身材普遍瘦長、臉部狹長而輪廓清晰、眼睛大而突出呈多邊形、鼻樑高挺、鼻翼寬闊、嘴唇寬扁、耳垂大而張。
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建立了一系列早期城市，作為早期政治宗教場所；在城市周圍進行農業耕作，憑著成都平原豐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古蜀文化經營著發達的種植業，並在其帶動下發展著畜牧業，出現了早期手工業和商業。
隨著人口增多和生產力發展，古蜀文化進入文明時代--古代蜀國建立。在古蜀國，宗教的地位至高無上，每一個蜀王本身也是宗教領袖，具有神秘的力量；很多建築、雕塑為宗教服務，祭祀中心也紛紛建立，體現著神權的強大；祭師階級同世俗貴族共同掌握政權；大量國力運用於宗教事物，祭祀的花銷驚人。
生活特點
成都平原古文明繁盛時期的社會生活和同時期黃河流域諸文明是有很大不同的，充滿了特殊的文化內涵和異域色彩。古蜀先民穿著左衽的細薴麻布衣或絲衣，有的衣服上還綉有龍、雲、人面、回字的圖案，衣服袖口窄小，其背面比正面長，象長著"尾巴"；他們梳著高高的椎型發髻，貴族還戴著蓮花高冠。他們在三足陶盉里烹煮肉食，用瓶形陶杯中裝盛酒漿。他們將海貝作為法定貨幣進行買賣，而且還把其作為財富的象徵，或收藏或陪葬。[1]

僅供參考

H. 三國時期蜀漢的文化是什麼樣的為什麼呢

三國時期的蜀漢文化是什麼？諸葛亮的《出師表》幾乎無人知曉，但也被選入課本教材。劉備墓，即漢惠陵，是三國蜀國建築的典型代表。三國蜀漢文化是以三國時期蜀國的地域文化為基礎，其發源地和集中地在蜀國首都成都。武侯祠是三國時期唯一的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因此成為三國蜀漢文化的主要載體。

漢惠陵，歷史上被稱為 "惠陵"，位於成都市武侯祠內。陵墓佔地2000平方米，高12米，周圍有180米長的磚牆。陵墓前有漢昭烈帝碑，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立碑。據史料記載，223年4月，劉備在白帝城病逝，被運回成都安葬。該墓還埋葬了劉備死去的甘、武二位夫人。劉備墓現存匾額為 "漢昭烈陵""千秋敬畏 "聯。"一杯酒土尚巍峨，到他銅雀荒台何處尋張合疑墓；三尺鼎爐本安在，剩此石鱗古道似漢朝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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