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如何弘揚中國文化

Ⅰ 我國傳統的對外宣傳都採用直譯法，何其莘教授怎麼看的

我國傳統的對外宣傳都採用直譯法，即把中文直接翻成英文。這對於推介中國現當代的作品可能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古代的作品可能就有問題了。試想一下，當代的中國讀者有多少人可以完全讀懂《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樣的典籍呢？如果我們自己都不完全懂，簡單地譯成英文後，又能指望海外有多少人可以讀懂？」所以，何其莘認為，應該嘗試用直譯之外的其他方式（講故事、編譯、節譯、改寫等）來推介中國文化，以便使更多的海外讀者有機會讀到中國文化的精品。在這里沒有必要追求「大」或「全」，只要能「講好中國故事」、更有效地弘揚中國文化即可。
為了達到這個介譯目標。何其莘所選擇的譯者，絕大多數為上世紀80年代赴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繼而在美國大學從教的學者。出國前他們在國內高校有一定的教學經驗，多年來在美國大學講授英美文學、語言學、傳播學、修辭學等課程，並被聘為終身教授。經過在美國二三十年的磨練，他們的英文功底已經非常扎實。在美國多年的生活，也使他們十分貼近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的預期讀者，非常了解海外讀者和觀眾的需求。

Ⅱ 文學翻譯在文學跨國傳播中的作用

隨著這幾年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學習中文，了解中國文化。美國大學開設了中文課程，把中文作為外語系。如何讓更多的國家了解中國文化，中文圖書海外出版就成了一個重要的橋梁。在世界各國的文學作品中，英譯本是個非常重要的環節。作為目前比較流行的語種，英文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最好的一個介質。很多國家的民眾都是通過中國文學的英譯本來了解中國的文學和中國的文化。「很多在保加利亞看到的中國文學作品，並不是通過中文翻譯過來的，而是先翻譯成英文，再翻譯成保加利亞語。」保加利亞作家、翻譯家《紅樓夢》譯者韓裴告訴中國經濟網文化產業頻道記者。

繁簡字的差別、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以及譯入與譯出的不同成為中美文化互譯的主要挑戰，而對於中國知識的匱乏則成為中文圖書進入美國市場最大的絆腳石。資深的出版人，美國紐約大學羅伯特·本齊認為目前中國出版物英譯本太少了。「中國的出版商參加法蘭克福圖書展等，包括北京書展，所有的書目都是中文的。」如果這些書目都是中文的而非英文的，那麼最後的結果就是這些書目被拋棄在垃圾堆了。當然不是所有的書目都翻譯成英文，但是至少感興趣的書目可以被翻譯成英文，因為「把作品翻譯成英文，更容易從英文翻譯成其他的小語種，這樣就更容易一些。另外對於很多國家來說，可能英語是最為常見的一種二外。」

年逾古稀的美國翻譯家葛浩文被中美媒體稱為「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有評論稱，沒有他把莫言的多部小說翻譯成英文，莫言的影響力恐怕難以深入西方，他對莫言作品的世界影響力居功至偉。

翻譯需要國家的力量

英譯稿很重要，但是英譯稿很貴。除了英譯稿，我們還可以選擇其他的語種，其實對作品來說，只要有一個譯本，就是走向世界的最好的敲門磚。在歐洲市場上，很多的出版商能掌握多門外語，無論是法語翻譯稿，德語翻譯稿，對中國文學作品來說，都是走向世界的一個契機。

文學翻譯在文化交流中作用非常重要。各個國家對翻譯都非常的重視。目前國際通行做法，對文學作品的翻譯提供資助，對翻譯家們提供各種其他形式的幫助和支持。據了解，中國已與世界50多個國家簽訂了相互翻譯對方經典作品的協定，中國圖書已經進入到世界190多個國家和地區。為了鼓勵更多的海外翻譯家投入到中國圖書的對外翻譯出版中來，中國政府專門設立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和絲路書香工程，6年來資助了3700種圖書的對外翻譯出版。已成功舉辦10年的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共表彰了法國、俄羅斯、德國、美國等32個國家的69位在介紹中國、翻譯和出版中國圖書、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海外作家、翻譯家和出版家。

由中國文化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中國作家協會共同主辦的「中外文學出版翻譯研修班」自2015年創辦以來，以文學出版為媒、以翻譯合作為橋，並通過工作坊、寫作營、翻譯沙龍等方式豐富研修內容，發現合作機會。2015年研修班促成了30餘國的50餘位研修代表與10餘位中國作家、詩人和學者面對面交流，直接和間接推動了《水滸傳》、《安魂》、《南京大屠殺》、《湖光山色》、《敵人》等一批作品以高質量翻譯在海外落地，讓世界各國讀者分享了中國文學和出版領域的成就。

文學就是一個橋梁，讓不同文化的人可以互相了解，進而認可。中國文學濃縮了中國文化，無論三千多年傳承至今的《詩經》，還是當代作家們筆下描繪普通人生活的作品，都傳遞著中國人豐富的情感、夢想、信仰和追求。如何讓世界各國人們認識中國文化，了解中國文學，中國文學走出去，文學翻譯是關鍵。

Ⅲ 文化傳播與翻譯論文

論文摘要:翻譯過程不僅涉及兩種語言，還涉及到兩種社會文化，這就要求譯者翻譯時不能只在語言上推敲，還應考慮不同的文化背景，採用合適的翻譯策略，以在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的同時，使譯作可以被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所接受，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好翻譯的文化傳播作用。

論文關鍵詞:翻譯 文化傳播 文化背景

一、文化的概念及翻譯的任務

(一)文化的概念

語言作為文化的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種表現方式，又是一種社會現象。兩個不同民族的語言交流，實質上是兩個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在語言交際過程中，不同國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溝通，不僅決於他們對語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決於他們對語言所負載的文化意蘊的理解，因此，文化翻譯應「突破以往『語言的囚籠』(theprison一houseoflanguage)的束縛」，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來進行。筆者認為，當今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頻繁，文化傳播空前活躍，翻譯又是文化傳播中信息轉換的橋梁，人們對翻譯與文化的關系也愈來愈關注，因此如何翻譯以實現更好地進行文化傳播，我們就有必要進一步探究了。

有關文化的定義很多，筆者贊同王克非的定義:「所謂文化指的是歷史上創造的所有的生活樣式，包括顯性的和隱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談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們在某一時期作為人們行為的.潛在指南而存在。」他的定義指出了文化具有相對性和文化是人們行為的指南這兩個重要概念。

(二)翻譯的任務

翻譯過程不僅涉及兩種語言，還涉及到兩種社會文化。正如張今先生所言:「翻譯是兩個語言社會之間的交際過程和交際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要促進本語言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進步，它的任務是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現實世界的邏輯映像或藝術映像，完好無損地從一種語言譯注到另一種語言中去。」近代學者越來越注重翻譯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奈達曾指出:「對於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熟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

二、文化傳播與翻譯的關系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反映文化並受著文化的制約。任何語言文學都是某種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內涵。社會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語言使用者的思維方式和表達能力。

語言與文化的密切關系註定了翻譯與文化的密切關系。翻譯的過程就是把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而兩種語言轉換的過程中必然涉及到兩種文化。我們常常見到由於缺乏對源語文化的了解而錯譯、誤譯的情況。例如:將toblowone』sownhom譯為「各吹各的號」，而這個習語的真正意思是「自吹自擂」。因此，不了解語言當中的社會文化，就無法真正掌握語言。我國著名學者王佐良教授在談到文化與翻譯的關系時曾指出:「翻譯者必須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人」;「他處理的是個別詞，他面對的則是兩大片文化。」翻譯已不再僅僅被看作是語言符號的轉換，而是文化的交流。所以翻譯越來越被看作是一種跨文化交際的行為。

三、中西方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由於社會歷史、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等原因，中西方存在著較大差異，彼此對事物的好惡不同，因此在遣詞造句上就各具特色。例如，英語中綠色常用來表示「嫉妒、眼紅」等意，如片語greenwithenvy「十分嫉妒」。若把「眼紅」譯為「red-eyed".將會使以英語本族語的人不能理解其內涵。又如，同一動物在不同語言中的含義是互不相同的。英語民族有愛狗的傳統，中國人卻崇敬龍。在封建時代，龍是皇帝的象徵。中華民族稱自己是「龍的傳人」。

「龍」(dragon)在西方世界的神話傳說中卻是一隻巨大的蜘蠍，長著翅膀，身上有鱗，拖著一條長長的蛇尾，嘴中噴出火焰，是罪惡的象徵。因此，中文的成語「望子成龍」若譯為「"，西方讀者一定會大惑不解甚至產生誤解;若譯為「toexpectone』」或「"則能恰如其分地傳達源語的文化內涵，易被西方人所接受。中英人民對於某些動物的心理反應是不完全相同的，這就要求翻譯時必須進行適當的轉換。

中國遵循直覺的感悟式的思維方式，追求形象思維。而西方開放性的商業社會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奧秘的外向型思辨。這種外向性的「思物」又形成了西方注重邏輯關系的分析性思維方式。兩種思維模式決定了對語言的兩種審美標准:語言的形象美和語言的邏輯美。例如: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O』;

;

.

對照上面馬致遠的「秋思」與譯文可以看出，原詩通過九個形象性名詞的連續使用，譯文則是通過形式完整的邏輯語句來抒發作者當時的心境，這正符合東西不同思維模式的特點。所以，在翻譯時若遇到這種情況，就要打破原文形式上的束縛，運用不同的思維模式構建譯文，以符合譯入語文化的審美標准。

因為中西方人的思維模式、社會習俗存在著較大的差異，而人們的行為方式又受社會文化的潛在指引，所以翻譯中最大的困難往往不是來自語言本身，而是語言所承載的文化意蘊。這就要求譯者翻譯時不能只在語言上推敲，還應考慮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這樣才能將翻譯做好。

四、文化翻譯的策略及原則

(一)翻譯策略的選用

翻譯的目的是促進不同語言、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與溝通，因此，翻譯是文化傳播的中介，而譯者就是文化傳播的使者。譯者的翻譯策略與翻譯目的、譯者的意識形態、文化背景、社會氛圍、讀者的趣味要求等可變因素息息相關，又直接影響到翻譯效果。因而，異化與歸化等翻譯策略在中外翻譯史上都留下了濃彩重墨的一筆。「歸化翻譯法」(domesticatingtranslation和「異化翻譯法」(foreignizingtranslation)是美國翻譯理論家韋努蒂(LVenuti,1995)創造的術語，用於描述兩種不同的翻譯策略。歸化翻譯法追求譯文文體自然流暢，一目瞭然，其目的是盡量減少原文給目的語讀者帶來的陌生感;而異化翻譯法則故意沖破目的語常規，把原文本的異國情調帶到目的語文化之中。隨著翻譯研究越來越重視文化因素的作用，異化與歸化也被置於文化研究的大視野中進行關照。葉子南將西化界為在兩個語言體系中已固定的表達方式間有差異時(英譯中)所採取的原語的表達方式;並認為緩慢適度的西化有益無害，西化的總趨勢是合理的。郭建中認為歸化與異化各有其長，這兩種互補的方法將同時並存。孫致禮則持適度原則，即在「純語言層面」用歸化法翻譯，在「文化層面」力求最大限度的異化。但他們又都推斷異化法將最終會占上風。

(二)「文化傳真」:翻譯的基本原則

魯迅說:「如果還是翻譯，那麼，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它必須有異國情調。」所謂「異國情調」，魯迅指的不是語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盡量保存原文所蘊含的異域文化特色。韋努蒂積極倡導翻譯過程中對源語文本的異化處理，從而揭示兩種語言在表達形式和文化上的差異。這就是說，翻譯不僅要考慮語言的差異，還要密切注視文化的差異，文化差異處理得好壞，往往是翻譯成敗的關鍵。語言可以轉換，但文化特色卻不宜改變，一定要真實地傳達出來。因此，「文化傳真」應是翻譯的基本原則。

為了能夠更好地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和形象，一些來源於典故或宗教的習語常採用異化的譯法。當然，為了照顧譯語讀者的需要可採用直譯加註腳的方法，如漢語諺語「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由於基督教國家對「和尚」這一概念比較陌生，而有關和尚的典故更是鮮為人知，所以可以採用直譯加解釋:Onemonk,twobuckets;twomonks,onebucket;threemonks,nobucket,nowater一morehands,lesswork.這樣既傳達了語言的意義，又傳播了文化背景知識。

與「文化傳真」相對的是「文化誤導」。如果光在文字上做文章，不考慮其文化內涵，有時難免會使讀者對異國文化產生誤解。如《紅樓夢》第一回《好了歌》中第一行「世人都曉神仙好』，，霍克斯譯為「"因為「拯救」是基督教的概念，從「罪孽」中得到「拯救」是基督教的最高追求，它利於譯語讀者的理解，但同時它也誤導譯語讀者對中國人的宗教信仰。而楊憲益卻譯為「Allmenlongtobeimmortals"，變「神」成「仙」是道家的最高理想，"immortal」自然承載了中國道教的許多文化內涵。用異化的方法把它英譯過來，既忠實於該句的原意又能巧妙地把中國文化介紹給西方人，讓他們了解中國文化背景。這樣處理顯然彌補了歸化翻譯的不足。

「文化傳真」就是要求譯者盡量保存源語文化的韻味，使讀者擴大文化視野，了解異域文化的精髓，從中獲得知識和啟迪;要求譯者不僅要熟知譯語文化，而且要熟知源語文化，熟悉其政治、經濟、歷史、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哲學思想、科技成就等。通過對比，才能盡窺源語之妙，運用譯語做到真正對等的傳譯。翻譯工作者應該把傳達外國文化、繁榮和傳播本國文化視為自己的神聖職責，帶著強烈的文化意識，認認真真地做好等效翻譯的工作。

Ⅳ 秉承中華文化（超高分）

你可以就我們最近的傳統節日端午節來說，然後加上一點個人的看法就可以了，繼承傳統文化就應該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要有中國特色，但也不能盲目西化。我國歷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儒家的思想世代相傳，現在改革開放，很多外來思想入侵，但是我們還應該發揚自身優勢，然後學習西方先進的思想和生產力來發展自己。

今天是端午節，昨日記者走訪我市部分商場發現，禮品包裝的粽子出乎意料地成了熱銷商品，6個粽子售價198元。（6-11《重慶時報》）

端午節該怎麼過？多數人恐怕只剩下吃粽子的一種習俗，端午的一些習俗已經遠離我們而去。前不久看見新聞說中國將拿端午節去申請世界文化遺產，不過我實在無法將吃粽子和文化遺
產聯系在一起。

五千年的歷史留給了我們許多東西，傳統習俗就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習俗除了是一種習慣之外，更代表著文化文明和民族的認同。但遺憾的是，現代國人在越來越熟悉西方節日的同時，也以更驚人的速度遺忘著自己的歷史。

南京某中學葉海露老師向記者講述了一個真實故事：上周，初一年級某班的音樂課上，葉老師問同學：知道屈原的請舉手？全班30個同學中只有三個人舉手。第一位同學回答說，屈原是個歌手，他唱過《離騷》；第二位同學回答說：屈原是個廚師，他發明了粽子；第三位同學說：屈原是個醫生，大家都管他叫大夫。（6月10日《現代快報》）

這種回答是令人遺憾的，中國的中學生不知道自己國家的傳統節日，而且可以斷定這種無知並非個別，而是普遍存在的。這就更令人擔憂了，不管這種結果是洋文化入侵的結果，還是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必然，但卻少有人想過，作為中國人我們自己又對保護傳統文化習俗做過什麼？

比如傳統文化意義上的真正的端午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節日？

一說是為了紀念屈原。這也是關於端午節流傳最廣的說法，端午是為了紀念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屈原是戰國時代楚國的三閭大夫，眼見國家處於危難之中，卻無法挽救，日夜憂愁，最終投汨羅江而亡。楚國民眾聞後十分哀傷，駕舟奮力營救，為了不讓水中的魚蝦把屈原的身體吃掉，他們就在江上劃著龍舟、敲鑼打鼓，希望能將魚蝦趕跑；還用粽葉包米飯作成粽子，投到江喂給魚蝦吃，希望屈原的身體不要受到傷害。年年歲歲，這個習俗流傳下來，這就是端午節劃龍舟、包粽子的由來。

二說是為了「除瘟去病」。端午節源於古人對「惡日」的禁忌，這是比紀念屈原更古老的的說法。因為端午節正值農歷五月，天氣漸熱，各種蚊蟲開始出沒，容易引發疾病，所以五月又有「惡月」之稱。所以《禮記.月令》上有「仲夏，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止聲色，嗜欲」的記載。古人在五月以安息靜養為養生原則。有的地方還用「天中五瑞」即菖蒲、艾草、石榴花、蒜頭和山丹五種植物來祛毒，其中即有蓄蘭沐浴和懸掛菖蒲避邪之意。「除瘟去病」是中國普通百姓過端午的一大主題。

三說是為了「祈雨」。端午時節正是水稻生長的旺盛時節，而此時雨水常稀少，因此人們要藉此機會求雨。粽葉又稱「菰葉」，把它握好後內為中空，而中空的東西在中國都是「陰」的象徵；裝入米後捏起尖尖的角，則是「陽」的象徵。粽子包好後，自然就是陰陽交合了。而中國古文化中，下雨被理解為陰陽之氣在交合，說穿了其實就是冷暖空氣相遇，「雲雨之情」一說也就是這么來的。所以，人們包粽子，正是為了引誘天公下雨。另外端午這天賽龍舟也是為了求雨，人們攪得水面天翻地覆，就是為了不讓龍王躲在水底下，要把「真龍」引出來。

由此看來，一個端午節包含了如此多的中國傳統文化，這種文化不但不會過時，而且它的科學智慧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與時俱進。如我們的祖先講究「天人合一」，要根據自然萬物的變化以及節氣的不同，去相應的適應自然。這充分體現了古人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做法，而各式各樣的民間習俗也不但豐富著人們的生活，也成為了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

由此看來，把包含著那麼多的傳統文化內容的端午節變成粽子節是對文化的割裂。因為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源，是我們發展先進文化的精神血脈和延續基因。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深入，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人們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猛烈沖擊和強有力挑戰。在這種文化的交鋒和挑戰中，任何盲目崇洋的心態和割裂文化傳統的心態都是不可取的。

面對祖先遺留的歷史文化，作為後人我們至少應該懷者一種敬畏之心，就像我們過端午不會不知紀念屈原一樣。如果對無知的孩子我們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對於那些見利忘義的商家我們除了鄙視，還應從制度上加以約束和規范。只有這樣，才可以避免只知金錢，不知文化的悲劇再現。

任何基於傳統意義上的文化活動，其生命力都是頑強的，其精神影響也是巨大的。不能單從經濟觀點來繼承傳統文化，或認為傳統文化是封建落後的迷信加以簡單否定。所謂「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民間文化具有巨大感召力和凝聚力，是民族認同的象徵和載體，也是培養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的最好教材。如果我們能夠在端午節讓孩子們知道這些，我們的文化傳統將會生生不息的延續下去。

悠悠文化長河源遠流長
忽忽億年銀河轉眼一瞬
逛逛浩如煙海的古文化
孔孟思想一路慷慨走來
多少空前絕後哲學思想
被多少子乎者攔腰斬斷
本來是寶被割裂成凄草
妄將夢中囈語誤導為寶
我們對古代經他人翻譯成現代文的傳統文化，不能一味的迷戀，要有自己的鑒別能力。尤其對孔孟等優秀思想的作品，我們應找來原著，多研究，多思考，不能僅憑一兩部後來人翻譯成什麼，我們就吸收什麼，這樣達不到發揚國萃的目的。如果，一味的只想走捷徑，我們有時勢必要走入歧途，誤將譯者思想當為先哲；這就好比武師練功，急於求成，將前人的真傳或內功心法通過第二、第三等人誤傳，沒有鑒別地將傳者曲意當大師精髓而勤加練習，定成走火入魔之勢，這樣不僅害已害人。
我們所生活這個時代，是新舊交替的夾縫，各類科學文化知識的豐富變革是巨大的，如果我們不加強學習，勢必我們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文盲；學習好比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當然，有些讀者古文學得不好，沒有一定的理論基礎知識，我們只能從有關譯者著作中理解，這並不等於，我們就要象海綿一樣完全的吸收。這時我們要加強這方面的文化（古文）的學習，在學習中，注重邊學習邊提問，多進行橫向縱向比較，並將這些問題及時的消化掉，做到精華接受，糟粕剔除；如果譯者不能把先哲的真金傳承，我們也要堅絕抵制這些偽思想、偽文化，讓他們沒有真正的市場。
說到抵制，並不是抵制真正的傳統文化，連我們先哲的心血也要焚燒掉，這肯定是不行了，歷史的車輪，就會倒步，沒有了思想的理想信仰，人心不穩，社會就會動盪。我們好多傳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靈魂，是人民的脊樑，是國家的福源，是走向世界舞台的資本；一個民族，乃至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自己的文化底蘊優秀傳承，只能滋長憤怒的暴政，或被其他略性民族或國家所吞並，秦始皇的焚書殘政，絕跡了多少優秀傳統文化呀！也傷了天下讀書人的心，這是導致農民揭竿起義根本之所在；這樣的例子，中外的歷史上上演得太多了，這里就不一一聱述。

Ⅳ 請從文化意識角度出發分析以下譯例中譯者採取的翻譯策略:紹興是越瓷的產地.

第一則翻譯講的是中國的茶文化，涉及了中國的五種茶，分別為紅茶，花茶，烏龍茶，綠茶和磚茶。
其中紅茶翻譯為Black tea，這就和中國茶文化傳播到世界的歷史有關系了，不過說法眾多，其中一種是說在1689年，英國在中國廈門大量收購中國茶葉，所收購的武夷山紅茶顏色較深，且以黑色條索、黑色葉底為主要特徵，從此大量的武夷茶流入英國，取代了原有的綠茶市場，且很快成為西歐茶的主流，在貿易之時就被譯作Black tea，故而black tea被稱為紅茶。
第二個花茶翻譯成Scented tea，而不是Flower tea,本人認為是因為Scented tea的翻譯目的在於突出花茶的特點，內質香氣鮮靈濃郁，具有明顯的鮮花香氣，這是花茶的特點，同時花茶的原料並不都是花朵，也可以用植物的葉子果實等。
而烏龍茶譯為Wulong tea，同時在後邊加以解釋，因為是用漢字拼音翻譯，外國人一定不明白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茶，就和直接用NeZha來翻譯電影《哪吒》是一個道理，所以在後面解釋烏龍茶是半發酵茶。
那綠茶就通俗易懂了，Green tea，從茶的顏色這一角度，讀者可以直接了解到綠茶的概念和信息。
最後一個磚茶，中文的意思是說像磚一樣的茶，磚茶經過蒸壓，最後形成像磚一樣緊實的茶，那Brick tea，形象生動，但讀者會好奇，這個茶是用磚做成的嗎？所以譯者在後面加上注釋，以免誤會。所以在翻譯茶名時，要從不同方面和角度考慮，是從茶的顏色，特性，味道還是其他方面翻譯。
第二則，紹興是越瓷的產地，這句話中有兩個文化元素，紹興和越瓷，重點在於越瓷的翻譯，譯者直接用越的拼音，直接了當，同時譯者也考慮到讀者的文化障礙，會不清楚Yue porcelain是什麼，所以譯者解釋了一下，後面的說明，不僅解釋了Yue porcelain，還增加了文化背景和知識，可謂一舉兩得。
第三則中涉及「雲外流春」「蘇東坡」兩個文化元素，譯者對這兩個詞採取了漢語拼音直譯，但同時增加了解釋，提供了文化背景。第一個雲外流春，就體現了中國詩詞語言的悠揚韻味和獨特的表現手法，而譯者對於「流」字的處理用了flow，保留其韻味，讓人讀了也有畫面感。而「蘇東坡」這個詞，譯者不僅簡單解釋了一下，還加入了宋朝的時間和概念等文化元素，使得內容充實豐富。

Ⅵ 歷史上，有四次翻譯活動，對中國文化產生極大的影響。一是古代以玄奘，鳩摩羅什等為代表的佛經翻譯；二是

歷史上，有四次翻譯活動，對中國文化產生極大的影響。
360問答
中國翻譯歷史上五次高潮和世界翻譯歷史上的六次高潮分別是什麼樣的，求簡答。

永遠的MOW LV9
2013-09-18
滿意答案

yioh961h
LV10
2013-09-19
資料如下，簡答時只列綱要。

一、中國的翻譯事業迄今已經歷了五次大高潮，即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時期的西學翻譯、建國初期到文革之前的東西方文學翻譯和七十年代至今翻譯在各個領域全面開花的時期。

1．兩漢至唐宋的譯經時期

從兩漢至唐宋時期，佛教傳入中國並與中國傳統的儒、道糅合。伴隨著佛經的翻譯入傳，印度的哲學、文學藝術對我國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印度的醫學、天文、算術乃至語言在我國也有一定的影響。佛經翻譯對於發生在我國的中西文化第一次大碰撞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這一時期的翻譯活動還是以傳播宗教為主。雖然在佛經譯著中也夾帶有少量描述外國科學知識的書籍，但不能說在我國已經形成了獨立的科學翻譯活動。因此這一時期的科學翻譯充其量只能是宗教翻譯的附庸。

兩漢至唐宋時期一批著名的譯者就翻譯方法發表了不少論說，初步構築了中國早期的翻譯理論。例如，釋道安主張直譯，譯文不增不減，只是在詞序上作些調整；鳩摩羅什則傾向於意譯，常對原文加以改動，以適應中國的文體。他們關於翻譯方法的主張，對我國後來的翻譯理論發生過持久的影響。比如清代嚴復所提出的「信、達、雅」三字標准，就可從這一時期的翻譯方法的論說中找到淵源。

中國翻譯史上有「譯經三大家」的說法，指的是：鳩摩羅什、真諦和玄奘。

1) 鳩摩羅什（344-413）：東晉後秦高僧，他和弟子僧肇翻譯了《金剛經》、《法華經》、《維摩經》、《中觀論》和《百論》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對佛教在中國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評論說，鳩摩羅什的譯著「有天然西域之語趣」，說明在譯文中仍然可見原作之神情。鳩摩羅什的譯文為我國的文學翻譯奠定了基礎。

2) 真諦：南北朝時，印度佛教學者真諦應梁武王之聘來到中國，譯經達49部，其中《攝大乘論》對中國佛教思想影響甚大。

3) 玄奘（602-664）：唐高僧，俗稱唐僧。貞觀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經，17年後回國，帶回佛經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規模的譯場，用19年時間譯經75部1335卷。此外，他還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譯成梵語，是第一個把漢語著作介紹到國外去的中國人。唐代之後，譯經在中國雖不曾中斷，但規模均無法與唐代的盛況相比。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時期

明代萬曆年間，徐光啟與利馬竇合作翻譯了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測量法義》等書，標志著中國譯著的方向性轉變。以崇禎皇帝為代表的朝廷主要是出於修歷的目的，對翻譯西方歷算書籍感興趣。1629年朝廷設立了歷局，組織傳教士與我國歷算知曉人士系統編譯數學和天文書籍。徐光啟、李之藻和王征等有識之士，一方面自身喜愛科學技術，另一方面則力圖以科學技術改變我國的經濟狀況。他們除了奉旨參與歷局譯書之外，還翻譯了西方幾何、測量、算學、農業、水利、機械及哲學等有關書籍。

明末科學翻譯活動啟動了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的第二次大接觸。明末科學翻譯是中國少數有識之士企圖沖破長期封建保守與夜郎自大的氛圍，自覺睜眼看世界之始，不僅與西方傳教士熱衷傳教的翻譯目的不同，還不斷面臨保守官吏頑強的阻力。由於朝廷支持不夠，譯人不足，民間翻譯出版機構尚未形成，致使當時已傳入我國的一大批西方書籍未能得到譯傳，使我國錯過了一次全面學習西方先進科學知識的極好機會。

嚴格地說清初的科學翻譯活動主要是圍繞康熙皇帝的個人興趣開展的。他利用傳教士翻譯了少量關於天文裝置、歷表及地理、數學等書籍。但這些譯稿僅束之內廷高閣，對民間絲毫未產生影響。清初中國翻譯唯一有影響者是薛鳳祚。他與傳教士穆尼閣合作，翻譯了一些有關對數、天文和三角方面的書籍，使這些知識在民間得以及時傳播。

3．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的西學翻譯時期

鴉片戰爭時期中國譯著方面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林紓和嚴復。林紓（1852-1924）字琴南，光緒年間的舉人。他與一些英美人士合作，譯出歐美文學名著達160多部。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遺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塊肉餘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復仇記》（Hamlet）等。有趣的是林紓不懂英文，是由他人口述給他聽，然後由他筆錄並整理出來。林紓的譯著中遺漏刪減之處甚多，但可讀性很強，對介紹西方文學起了一定的作用。這些譯作第一次使中國讀者接觸到西方文學作品，引起了他們對西方文學的興趣，同時也打破了章回小說的舊格式，對中國的文學創作有很大影響。

嚴復（1853-1921），字又陵，是中國歷史上的翻譯大家。從光緒24年戊戌變法失敗到宣統三年，嚴復潛心譯書，譯作多為西方政治和經濟學說，顯然有向國人介紹西方進步思想之意。所以，嚴復又被稱為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復的譯著主要有《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意》（L』esprit des Lois）、《社會通詮》（A History of Politics）、《群學肄言》（Study of Sociology）和《群已權界論》（On Liberty）。嚴復提出的「信、達、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翻譯標准，流傳至今近百年仍為許多譯者所推崇，可見其生命力之強。

五四運動至建國前時期，我國的翻譯活動為馬列主義和世界文學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比如馬列主義經典《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陳望道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李達譯），世界文學名著《莎士比亞劇本》（梁實秋譯）和蘇聯文學作品《死魂靈》、《毀滅》（魯迅譯）。該時期譯作的典型特徵是以白話文代替了文言文，從而使東西方各國的優秀文學作品擁有了更多的讀者。對翻譯理論的研究也擴大到了語言學、哲學、美學和心理學的范疇，為我國翻譯理論的系統化和科學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Ⅶ 網友怎麼說:中華文化如何走出去

屬於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首先要樹立一個國際合作的眼光，要積極聯合和依靠國外廣大從事中譯外工作的漢學家、翻譯家，加強與他們的交流和合作，摒棄那種以為向世界譯介中國文學和文化「只能靠我們自己」、「不能指望外國人」的偏見。
為了讓中國文學和文化更有效地走出去，我覺得我們有兩件事可以做:一件是設立專項基金，鼓勵、資助國外的漢學家、翻譯家積極投身中國文學、文化的譯介工作。我們可以請相關專家學者開出一批希望翻譯成外文的中國文學、文化典籍的書目，向世界各國的漢學家、中譯外翻譯家招標，中標者不僅要負責翻譯，同時還要負責落實譯作在各自國家的出版，這樣做對促進翻譯成外文的中國文學作品和文化典籍在國外的流通有切實的效果。與此同時，基金也可對主動翻譯中國文學和文化作品的譯者進行資助。盡管這些作品不是我們推薦翻譯的作品，但畢竟也是中國文學和文化的作品，而且因為是他們主動選擇翻譯的，也許更會受到相應國家讀者的歡迎。

另一件事是在國內選擇適當的地方建立一個中譯外的常設基地，這種基地相當於一些國家的翻譯工作坊或「翻譯夏令營」。邀請國外從事中譯外工作的漢學家、翻譯家來基地小住一、兩個月，在他們駐基地期間，我們可組織國內相關專家學者和作家與他們見面，共同切磋他們在翻譯過程中碰到的問題。

Ⅷ 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採取什麼翻譯策略

國際上一般提倡外語翻母語.母語翻外語,盡管可以做到不出差錯,但對國外讀者而言,閱讀起來還是有隔膜. ●我們需用更開闊的視野去理解中外文化傳播,要看到,翻譯之後,還有出版、傳播、接受,最後才談得上影響力.楊先生的貢獻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還有太多的事情有待我輩繼續努力.推薦閱讀2011年搞笑版新聞聯播：Q幣潘幣實現自由兌換(圖)A股轉機尚需一兩年[時政] 也談「新冷戰」[經濟] 中國股市十年與國足十年[社會] 90後人文素養最高?[熱帖] 明星獲獎感言背後的故事[文史] 楊鈺瑩復出 當年為何被封殺[文史] 1972年朝鮮黃金時代(圖) 水皮：郭樹清救市說法只能當故事 ●嘉賓：謝天振（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翻譯研究所所長,比較文學暨翻譯學教授） 龔丹韻：譯界泰斗楊憲益先生的去世,引起了大眾對翻譯和中外文化傳播的熱議.楊先生一生致力於把中國文學翻譯成英文,讓中國文化走出國門.您覺得這個領域今天我們做得怎樣? 謝天振：楊先生畢生的願望,就是把中國文化介紹給全世界.如果我們真的認同楊先生的理念,那就應該把他所追求的,踏踏實實地做下去.畢竟,中國文化的全球傳播,並不是譯文翻完就算成功了.它還涉及到一個更大的命題：中國文化如何才能走向世界?這個問題上長期以來一直有一個認識上的誤區,以為只要把中文翻成外文,就自然而然走向世界了.其實並非如此. 作家劉心武告訴我,他去巴黎時驚訝地發現,法國的文化學者們竟然都沒聽說過魯迅,而其實我們已經翻譯了大量的魯迅作品.此外,我的一位博士生,論文就是「《紅樓夢》英譯史研究」.她發現,盡管《紅樓夢》的全譯本中,楊憲益先生的譯本比起英國漢學家霍克斯的譯本更加准確高明,然而令人沮喪的是,她在國外知名的幾大圖書館發現,借閱率、引用率最高的是霍本,看過楊本的寥寥無幾. 其實換位思考一下,我們中國讀者如果想看西方名著,一般也會首選國內翻譯家的譯本,比如巴爾扎克的小說,就會選傅雷的譯本.傅譯文筆流暢漂亮,貼近中國人的審美趣味,懂法文的專家甚至覺得比巴爾扎克的原文更美. 龔丹韻：既然選擇本國人的譯本是不可避免的傾向,而西方漢學家畢竟有限,中國文化想要走向世界,突破口究竟在哪裡? 謝天振：現在大家都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意願很強,成百上千種中國文化典籍被翻成了英文,初衷很好,但最後往往是：國內出版,國內發行幾千冊,躺在國內圖書館里.最多讓國外留學生看,留學生回家鄉後,可能還是選擇他們國家的譯本.與此對比的是,中法文化年上,有位中國作家的小說譯本銷售高達9萬多冊,關鍵就在於它由法國出版社出版,很容易經由法國的文化渠道流傳開來. 國際上一般提倡外語翻母語.母語翻外語,盡管可以做到不出差錯,但對國外讀者而言,閱讀起來還是有隔膜.畢竟本國的譯者更了解本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和文化趣味.不過對中國而言,國外精通中文的人才實在有限,任其自然是不行的.所以目前的策略上,我們不妨積極鼓勵國外學者、國外出版社多翻譯點中國名著,甚至可以給他們配備中方的顧問,或者中外合作翻譯等,在國外的流通渠道出版,如此才能事半功倍. 我們需用更開闊的視野去理解中外文化傳播,要看到,翻譯之後,還有出版、傳播、接受,最後才談得上影響力.楊先生的貢獻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還有太多的事情有待我輩繼續努力. 龔丹韻：讓外國人來翻譯,難免對中國文化有所誤讀.對我們而言也是如此,比如村上春樹的小說換了一位譯者,讓讀者們大為吃驚,與原來的風格感覺居然可以完全不同.翻譯究竟該怎麼處理文化之間的差異? 謝天振：中國的翻譯歷史經過兩個階段：清末民初時,我們對西方了解太少,為適應國內讀者的閱讀習慣,採取的方法是「歸化」.比如林紓翻譯《福爾摩斯》時,說他「拂袖而去」,現在我們都知道西裝袖口是做不出這個動作的.翻譯中的這類扭曲,當時也無可奈何,必須先讓中國人理解為先.魯迅首先注意到這個問題,極力強調保持語言的原汁原味,可惜他的實踐並不成功,但那種高瞻遠矚的眼光值得肯定.隨著我們對西方文化了解愈深,新時期的翻譯,追求的方法是「異化」,盡量把有差異的文化信息直接翻給中國讀者.其實翻譯永遠不可能百分百契合原著.有一句名言：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叛逆. 我曾對村上春樹小說的第一個譯者林少華說,「中國讀者首先是通過你的翻譯,接受了村上,喜歡上了村上,這就是你的貢獻.」而現在,因為對村上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興趣基礎,讀者希望有更貼近原文的譯文,這也是很正常的.翻譯異域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個過程.我們了解西方文化用了100多年的時間,而西方對我們的了解才剛剛開始起步,不可能指望西方短時間內就能奉獻出非常忠於原文的中國典籍譯本. 龔丹韻：隨著年輕人的外文水平普遍提高,網友們組成了各種翻譯小組,第一手的外國文化作品,從小說、電影到電視劇等,大多經由這些「字幕組」先在網上流傳,您對此怎麼看? 謝天振：我對年輕人參與翻譯持肯定態度,社會對翻譯的熱情,有助於整體翻譯水平的提高,人們會更了解翻譯是怎麼回事.上外高翻學院的學生中,最優秀的學員往往是非外語專業出身,反而外語專業的學生,局限於單純的語言訓練,缺少文化訓練,知識面狹窄,視野不夠開闊,在翻譯上顯示不出自己的優勢. 現在翻譯已經進入到一個職業化時代,充分利用網際網路、電腦翻譯軟體,正是這個時代的一大特徵.網上的字幕組也許還無意成為職業翻譯,但是若干年後其中說不定也會冒出幾個優秀的網路翻譯家. 翻譯本來就交匯著各種學科、各種專業,職業化時代的翻譯更是一個開放的大平台,這樣,翻譯事業才會更加興旺發達.

Ⅸ 文化自信時代我國翻譯話語重構的意義和對策論文

文化自信時代我國翻譯話語重構的意義和對策論文

在個人成長的多個環節中，大家總免不了要接觸或使用論文吧，藉助論文可以有效訓練我們運用理論和技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的能力。那要怎麼寫好論文呢？以下是我為大家收集的文化自信時代我國翻譯話語重構的意義和對策論文，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摘 要：

全球化時代需要翻譯通過能動性干預助推本國文化向世界文化舞台中心邁進，擁有翻譯話語者在文化傳播過程中更具主導性。本文從翻譯話語概念和中國翻譯話語特點出發，討論了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國翻譯話語重構的意義，並提出中國翻譯話語重構策略，即：增強中國翻譯理論自信，增強中國譯者的主體性意識，樹立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譯研究，助推中國文化走出去，講好中國故事。

關鍵詞 :

文化自信；中國翻譯話語；重構策略；

引言：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多元多樣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大舞台上各放異彩。中國璀璨的文化若想邁進舞台中心，必經翻譯架起之長橋，因為「翻譯的一個重要作用就在於對全球化時代的不同文化（cultures）進行重新定位（relocation）」。（王寧，2013:5）在定位過程中，翻譯通過能動性的干預助推本國文化進一步走向世界，即擁有翻譯話語者在文化傳播過程中更具有主導性。然而，多數翻譯理論和術語均來自西方學界，中國翻譯話語卻近乎「失聲」，「西強我弱」的局面導致中國文化在世界上被誤讀、曲解的情況時有發生，這與中國文化走出去和講好中國故事的初衷相悖。

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滋養的傳統譯論、國內翻譯名家的真知灼見不勝枚舉，雖然近百年來為西方翻譯理論所沖擊，但鑒於中西語言的極大差異，對中國文化外譯具有較之西方理論更強的指導作用。本文擬從中國翻譯理論、中國譯者的自我主體性意識和做好文化典籍外譯研究等方面探討中國翻譯話語的重構策略，助推中國文化走出去，從而建立中國文化大國的形象。

一、中國話語與中國翻譯話語

「話語」的概念最早由語言學家索緒爾提出，即人類語言現象中的「言語」維度。隨後，不同領域的學者對其意義進行多視角解讀，其概念也得到延伸。米歇爾·福柯便是其中一員，其話語觀從社會學維度探討了話語的權力屬性：話語是人們必爭的權力。「張佩瑤（Cheung,2009:223）曾認為，翻譯話語是指『作者表達的任何有關翻譯的觀念、想法和理論化的文本（包括譯作），具體涉及翻譯操作模式、動因研究、原則與方法、翻譯的哲理、知識論、本體論和闡釋學，同時它強調權力與知識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耿強，2020:7）由此可見，話語和翻譯話語都有權力屬性。

中國翻譯話語涵蓋翻譯話語應有之意，但也有別於西方翻譯話語。中國翻譯話語基於中國翻譯實踐，立足於中國文化，解決中國翻譯問題，滿足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和正確建立中國國際形象需求；既有對中國傳統譯論的繼承與發展，又有對西方譯論的甄別與吸收，使其符合中國翻譯實際，從而躋身世界翻譯話語體系，讓中國話語在國際舞台上更加擲地有聲。

二、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國翻譯話語重構的意義

「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雲杉，2010:4-8）悠久燦爛的華夏文明曾是世界文明的代表，但鴉片戰爭的炮火遮住了中國文化的耀眼光芒，西學東漸使一些國人一味盲目尊崇西方思想，對本土文化妄自菲薄。加之囿於西方話語的主導地位和中國話語的邊緣化地位，中國文化對外傳播中頻繁出現被誤讀、曲解的現象。若想擺脫「西方塑造中國」的謬論，必須建設文化自信，其核心就是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重構中國話語，翻譯則起到橋梁作用。中國文化走出去，講好中國故事，就需要有中國特色的翻譯話語做支撐，增強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因此，重構中國翻譯話語迫在眉睫。

三、中國翻譯話語重構策略

重構中國翻譯話語離不開對傳統譯論的繼承，也不能少了翻譯研究者理論的創新，更不能脫離開翻譯實踐和中國文化而孤立進行。

（一）增強中國翻譯理論自信

中國翻譯歷史悠久，雖非翻譯強國，但堪稱翻譯大國。眾多學者在中國翻譯實踐中積淀了很多翻譯思想、理論、標准、原則、方法等，這些傳統譯論可謂中國翻譯話語重構的基石。從支謙佛經翻譯的「文質」到嚴復的「信、達、雅」等，這些傳統譯論起源於中國傳統的文章學，極具中國文化特色。同時，絕大多數傳統譯論來源於中國文化典籍翻譯實踐。中國翻譯話語重構應重新闡釋傳統譯論，形成歷史與傳統的相互觀照。這樣，中國翻譯話語才會具有獨特的個性、一定的自信和自豪，以及明確的文化身份。

潘文國（2016）認為，中國正處於「大變局」中，中國翻譯學術研究必須實現轉向，其中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建立中國文化和學術的自信，從中國關注出發，變西方視角為東方視角、中國視角，打破西方翻譯話語領跑的局面。因此，許多中國翻譯研究者在整理國故、篩選和借鑒西方翻譯理論的同時，也注重理論創新，涌現了一批原創性的翻譯理論話語，如「謝天振的譯介學、胡庚申的生態翻譯學、黃忠廉的變譯論、周領順的譯者行為批評、傅敬民的應用翻譯學、陳東成的大易翻譯學、任東升的國家翻譯學」。（耿強，2020:8-9)

「理論從本質上來說就是話語權。」（潘文國，2012:5-11）「中國翻譯理論唯有躋身世界翻譯話語體系之林，方能為世界打開一扇了解中國文化之窗，也才能為中國打開一扇通往世界的門。」（姜燕，2015:116)

（二）增強中國譯者的主體性意識

福柯的話語權力屬性說明世界對中國文化和價值觀念等的認同和接受絕不是自發的，而是通過主動譯介讓世界了解中國。這期間中國文化的'保留與價值觀念的傳播取決於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也與譯者的主體性意識密切相關。

首先，中國譯者應明確他們是中國文化外譯的主體譯者。漢學家在譯介中國文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能夠完全浸潤在中國歷史和文化中並客觀傳播中國文化的漢學家少之又少。因此，中國譯者必須有擔負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交流融合重任的主體性意識。

其次，中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應增強主體性意識。讓世界了解中國的悠久歷史、燦爛文化、飛速發展，都離不開中國譯者對所譯介材料的精心篩選。選材既要彰顯中國文化特色，又要與譯者的文化取向、審美情趣等相契合，選材過程中的主體性意識能讓選材和譯者最相適切。

譯者的翻譯立足點和視角決定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翻譯目標的達成度，也充分體現了譯者主體性意識的重要性。東西方語言和文化的巨大差異導致譯文完全保留原文本中中國文化是不可能的。主動向世界展現中國文化的立足點就要求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要改變一百年來的西方視角為東方視角、中國視角，不再迎合西方讀者或以譯語讀者接受為翻譯的終極目標，而是採取不同的策略在譯文中凸顯中國優秀文化，適度揚棄糟粕文化，讓世界重新正確認識中國。

在翻譯實踐中，中國譯者的主體性意識增強其實也是逐步重構中國翻譯話語的過程。語言必然刻有本民族歷史及文化的烙印，同時也帶有表達情感、觀點和態度的自我表現的印記。譯者在翻譯這一語言活動中，自然或有意識地在譯語中留下或彰顯譯者文化身份及本土民族語言的獨特印記，從而奠定了譯本在異質文化中的文化地位，增強了翻譯文化的話語權，提升了國家的文化溝通與傳播能力。

（三）增強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譯研究

中國是一個文化大國，中國人對自己的燦爛文化首先要有一種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在中國文化傳播過程中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以實現東西方文化平等對話為目標，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走出去」的中國文化必須是中國文化中最本質、最優秀、最精華的部分。而文化典籍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文化積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內核，體現了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因此，做好中國文化典籍外譯研究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重構中國翻譯話語的一個有效路徑。中國文化典籍中眾多的傳統思想核心詞、傳統文論核心詞、歷史文化關鍵詞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帶有中國歷史和文化獨有的特質。這些詞語的首譯和定譯是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傳播和認同的過程，也是話語權爭奪的過程。同時，中國文化典籍外譯研究為重構中國翻譯話語提供了實踐基礎，「真正適合中國翻譯需求的翻譯理論只能建立在中國自身的翻譯實踐和文化傳統之上。」（潘文國，2016:10)

四、結語

全球化時代需要話語權來構建一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形象，翻譯話語是為之架起的一座橋梁。樹立文化自信，重構有中國特色的翻譯話語，使中國翻譯話語躋身世界翻譯話語體系之林，與西方翻譯話語對話，讓中國話語在國際舞台上更加擲地有聲，助推中國文化走出去，讓世界正確了解和認識中國，樹立良好大國形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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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耿強.中國翻譯理論話語:內涵與意義[J].上海翻譯2020,(3):7-11.

[3]雲杉.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對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思考(中) [J]紅旗文稿,2010,(16):4-8.

[4]劉建珠,穆雷.中國翻譯理論話語體系的構建及其劃界[J]上海翻譯2017.(2):1-5.

[5]潘文國.大變局下的語言與翻譯研究[J]外語界,2016.,(1):6-11.

[6]潘文國.中國譯論與中國話語[J].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 2012.(1):1-7.

[7]姜燕文化話語權視域下的中國本土特色翻譯理論[J].甘肅社會科學，2015,(6):116-119.

Ⅹ 許淵沖撰文：怎樣的翻譯才能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當中文文字內容和形式相等的時候，英文可以譯出中文的意義；如果中文的內容大於形式，那麼譯者就要選擇符合內容的形式。這樣，才能使人知之——了解原文內容；如果能使讀者喜歡譯文的形式，那就是使人好之；如果能夠使人讀後感到有樂趣，那更是使人樂之。知之，好之，樂之，是閱讀譯文的三部曲。孔子在《論語》中說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在我本人看來，如果譯文能夠使讀者樂之，那就達到翻譯的最高境界了。當譯文和原文有幾個對等詞的時候，應該用優化法選擇一個最好的譯語表達方式。如果沒有對等詞，那麼自然只好用創譯法來選用一個最好的譯語表達方式了。甚至，即使有對等詞，如果能找到比對等詞更好的表達方式，也可以採用，那就能更好地傳遞這些中文經典語句的意思了，用中國優化譯法或創譯法，能夠使得中國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