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最早創立的人是什麼人

Ⅰ 鄭和的人物生平

在靖難之變中，馬和在河北鄭州（今河北任丘北，非河南鄭州，另一說為「燕京鄭村壩」，今日北京東壩村 ）元朝初年，鄭和的祖先移居雲 南，是元朝雲南王麾下的貴族。鄭和原本姓
馬，名「和」，生在一個富有冒險精神的家庭里，祖父和父親都曾經跋涉千里，朝覲麥加，因而被當地百姓尊稱為「哈只」，即「巡禮人」或朝聖者之意。鄭和母親姓溫，非常賢良。有一個哥哥，兩個姐姐，哥哥叫馬文銘。鄭家在當地很受人們的尊敬。
1381年朱元璋為了消滅盤踞 雲南的元朝 勢力，派手下傅友德、藍玉等率30萬大軍，發起明平雲南之戰。在戰亂中，年僅11歲的馬和被明軍俘虜，被閹割，在軍中做秀童。後來，進入南京宮中，在14歲那年來到北平的燕王府。燕王朱棣見馬和聰明、伶俐，便把馬和留在身邊，成為燕王的親信，為了提高身邊服務親隨的文化水平，朱棣不僅挑選學識豐富的官員到府中授課，而且還讓他們隨意閱讀府中的大量藏書。天資聰穎、勤奮好學的馬和很快便成了學識淵博的人。
由於馬和身材魁梧，知識豐富，思維敏捷，出色地完成燕王委派他的使命，得到朱棣的器重，「內侍中無出其右」，尤其是在幫助朱棣登基稱帝的過程中，馬和立下大功，更為朱棣所賞識。在永樂二年（1404年）正月初一，朱棣以賜姓授職的方式表達他對有功之臣封賞與恩寵時，馬和被賜姓「鄭」，從此便改稱為「鄭和」。同時，升遷為內官監太監，相當於正四品官員。史稱三寶太監 。 第一次下西洋 永樂三年六月十五（1405年7月11日）朱棣命正使鄭和，副使王景弘率士兵二萬八千餘人出使西洋，造長44丈廣18丈大船62艘，從蘇州劉家河泛海到福建，再由福建五虎門楊帆，先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地區），後向爪哇方向南航，1406年6月30日在爪哇三寶壟登陸，進行貿易。時西爪哇與東爪哇內戰，西爪哇滅東爪哇，西爪哇兵殺鄭和士兵170人，西王畏懼，獻黃金6萬兩，補償鄭和死難士兵 。隨後到三佛齊舊港，時舊港廣東僑領施進卿來報，海盜陳祖義凶橫 ，鄭和興兵剿滅賊黨五千多人，燒賊船十艘，獲賊船五艘，生擒海盜陳祖義等三賊首 。鄭和船隊後到過蘇門答臘、滿刺加、錫蘭、古里等國家。在古里賜其王國王誥命銀印，並起建碑亭，立石碑「去中國十萬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風，刻石於茲，永示萬世」 。永樂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國，押陳祖義等獻上，陳祖義等被問斬 。施進卿被封為舊港宣慰使 。舊港擒賊有功將士獲賞：指揮官鈔一百錠，彩幣四表裡，千戶鈔八十錠，彩幣三表裡，百戶鈔六十錠，彩幣二表裡；醫士，番火長鈔五十錠，彩幣一表裡，錦布三匹 。 第二次下西洋 明永樂五年至永樂七年（公元1407—1409年）。永樂五年九月十三日，在鄭和回國十幾天後，就第二次下西洋了。主要訪問了占城、爪哇、暹羅（今泰國）、滿剌加、南巫里、加異勒（今印度南端）、錫蘭、柯枝（今印度西南岸柯欽一帶）、古里等國。於永樂七年夏七八月間回國。鄭和專程到錫蘭，對錫蘭山佛寺進行布施，並立碑為文，以垂永久。碑文中記有「謹以金銀織金、紡絲寶幡、香爐花瓶、表裡燈燭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養，惟世尊鑒之」。此碑於1911年在錫蘭島的迦里鎮被發現，現保存於錫蘭博物館中，是用漢文、泰米爾文及波斯文所刻，今漢文尚存，是中斯兩國友好關系史上的珍貴文物，也是斯里蘭卡的國寶。第二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1409年10月（永樂七年九月）從太倉劉家港啟航，姚廣孝、費信、馬歡等人會同前往，到達越南、馬來西亞、印度等地，回國途中訪錫蘭山，1411年7月6日（永樂九年六月十六）回國。姚廣孝下西洋的史料給另一個關於鄭和航海目的的假設也提供了佐證。潘教授說：在《大唐西域記》中，明人的注中有這樣的記載：「皇帝遣中使太監鄭和，奉香花往詣彼國（指錫蘭，今斯里蘭卡）供養……當就禮，請佛牙（傳為釋迦牟尼的牙齒，據說釋迦牟尼遺體火化後，牙齒完整無損，稱為佛牙舍利）至舟，靈異非常，光彩照耀……永樂九年七月初九至京師。皇帝命於皇城內庄嚴栴檀金剛寶座貯之……」永樂九年正是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期間。
「姚廣孝參與了第三次下西洋，迎回了佛牙，這說明第三次下西洋顯然是朱棣事先計劃好的，否則就不會派出姚廣孝這樣級別極高的官員。目的也很明確，那就是『迎佛牙』！」有學者如是分析。至於朱棣為什麼要派遣船隊，不遠萬里從斯里蘭卡迎回佛牙，更有學者指出，這是因為朱棣是篡建文帝的位上台的，他勞師動眾迎回佛牙，一個主要用意可能是為了證明他的正統地位，平息民間的不滿和反抗情緒。這種做法，前代的帝王就曾經用過。 第四次下西洋 1413年11月（永樂十一年十一月）出發，隨行有通譯馬歡，繞過阿拉伯半島，首次航行東非麻林迪，1415年8月12日（永樂十三年七月初八）回國。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來中國進獻「麒麟」（即長頸鹿）。第四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670人。 第五次下西洋 1417年6月（永樂十五年五月）出發，隨行有蒲壽庚的後代蒲日和，途經泉州，到占城、爪哇，最遠到達東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國家，1419年8月8日（永樂十七年七月十七）回國。 第六次下西洋 1421年3月3日（永樂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出發，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載「於鎮東洋中，官舟遭大風，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畢，……風恬浪靜」，中道返回，1422年9月2日（永樂二十年八月十八）回國。永樂二十二年，朱棣去世，仁宗朱高熾即位，以經濟空虛，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動。 第七次下西洋 1431年1月（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六）從龍江關（今南京下關）啟航，返航後，鄭和因勞累過度於1433年（宣德八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隊由太監王景弘率領返航，1433年7月22日（宣德八年七月初六）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550人。
計下西洋官校、旗軍、勇士、力士、通士、民稍、買辦、 書手、通共計二萬七千六百七十員名：官八百六十八員、軍二萬六千八百二名。正使太監七員、少監十員、監丞五員。內官內使五十三員、戶部郎中一員、都指揮二員。指揮九十三員、千戶一百四十員、百戶四百三員。教諭一員、陰陽官一員、舍人二名、余丁一名。醫官、醫士一百八十名 。
鄭和下西洋的船隊是一支規模龐大的船隊，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軍事組織進行編成的，在當時世界上堪稱一支實力雄厚的海上機動編隊。很多外國學者稱鄭和船隊是特混艦隊、鄭和是海軍司令或海軍統帥。著名的國際學者，英國的李約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這一時期的世界歷史之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明代海軍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以致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人數眾多，組織嚴密鄭和下西洋船隊，是根據海上航行和擔負的任務，採用軍事組織形式組建的。
據《明史·鄭和傳》記載鄭和出使過的城市和國家共有36個：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羅、古里、滿剌加、勃泥、蘇門答刺、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蘇祿、加異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蘭山、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溜山、孫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兒、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兒、沙里灣尼（今印 度半島南端）、不刺哇（今索馬 里境內），部分專家、學者認為還到過澳大利 亞，美 洲和新西 蘭，南極洲，等地。福建 長樂縣是鄭和七次下西洋的開洋之地，當年龐大艦隊屢此駐扎於此， 伺風下海。這里不僅有鄭和當年親自豎立、保存完好的《天妃靈應之記》碑，而且有下西洋影響下形成的「十洋街」。明後期「倭患」的嚴重更促使人們紀念和崇拜與海洋相關的神癨。 推行和平外交，穩定東南亞國際秩序
鄭和下西洋前，中國周邊的國際環境動盪，主要表現在東南亞地區各國相互猜疑，互相爭奪。當時東南亞兩個最大的國家爪哇、暹羅對外擴張，欺壓周邊一些國家，威脅滿剌加、蘇門答臘、占城、真臘，甚至在三佛齊，還有殺害明朝使臣的，攔截向中國朝貢的使團；再一個海盜猖獗，橫行東南亞、南亞海上，十分囂張，海上交通線得不到安全保障。這些不穩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響中國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極大影響了明朝的國際形象，不利於明朝的穩定和發展。在這種形勢下，明朝皇帝採取了「內安華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鄭和率領船隊下西洋通過各種手段，調解和緩和各國之間矛盾，維護海上交通安全，從而把中國的穩定與發展同周邊聯系起來，試圖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的國際環境，提高明王朝的國際威望。所以從明朝派遣鄭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實現和平的使命。
鄭和下西洋調解矛盾，平息沖突，消除隔閡，有利於周邊的穩定，維護了東南亞、南亞地區穩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聲望。所以，可以看出鄭和的船隊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但不是用於侵略擴張，而是用於實現和平目的。在當時國際環境條件下，剿滅陳祖義幾千人，阿烈苦奈兒上萬人，沒有強大軍事實力做後盾，是難以實現和平的。
李約瑟評價：東方的航海家中國人從容溫順，不記前仇，慷慨大方，從不威脅他人的生存，雖然有恩人自居；他們全副武裝，卻從不征服異族，也不建立要塞。 震懾倭寇，牽制蒙元勢力，維護國家安全。
當時，威脅明朝安全的主要來自兩個方向：東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殘余勢力和西北的帖木兒帝國。倭寇最早出現在元朝末年，日本國內發生內戰，部分武士和浪人為了生存便到中國沿海搶劫，到明初朱元璋時期，非常猖獗。當時明朝剛剛建立，國內還不穩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內，國防上採取被動的防禦戰略，在沿海省份設立衛所，在北方修長城和派兵屯邊。
朱棣時期，陸海兩方面對明朝的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改變了被動防禦戰略，主動出機，陸上方向實施遷都、親征漠北；海上方向組建了鄭和舟師，震懾和打擊倭寇和反明勢力，並從海上實施戰略包抄，對西北方向進行戰略上的牽制，從而減輕明朝北部的壓力。 發展海外貿易，傳播中華文明
鄭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時也帶有一定的經濟目的，國家實施這么大的戰略行動，它是多方面考慮的。在鄭和船隊下西洋過程中展開許多貿易活動，主要有三種形式： 第一種朝貢貿易,這種貿易是鄭和下西洋貿易活動的基本形式，帶有封建宗主國的性質。它通過這種形式獲得這些小國對明朝宗主地位的認可，這是朝貢貿易的政治目的。當時各國都積極到中國來朝貢，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護，一方面得到的豐厚賞賜。據統計，永樂在位22年，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亞非國家使節來華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況空前。更有汶萊、滿剌加、蘇祿、古麻剌朗國4個國家先後7位國王親自率團前來，最多一次有18個國家朝貢使團同時來華，還有3位國王在訪問期間在中國病逝，他們遺囑要托葬中華。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種官方貿易，是鄭和下西洋的重要內容，它是在雙方官方主持下與當地商人進行交易，是明朝擴大海外貿易的重要途徑。鄭和船隊除了裝載賞賜用的禮品外，還有中國的貨物，如銅錢、絲綢、瓷器、鐵器等。這種貿易可以用明代銅錢買賣，多數以貨易貨。最有影響的是擊掌定價法。在印度古里，中國船隊到達後，由當地的代理人負責交易事宜，將貨物帶到交易場所，雙方在官員主持下當面議價定價，一旦定下，決不反悔。雙方互相擊掌表示成交。這種友好的貿易方式，在當地傳為美談。鄭和下西洋期間，尤其是後幾次下西洋貿易規模擴大，遵循的平等自願，等價交換，具備了國際貿易的一些基本原則。 第三種民間貿易，這種貿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鄭和下西洋貿易活動的帶動下出現的。它不是通過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間自發性展開的。鄭和下西洋消滅海盜，維護了海上安全，開辟了航線，促進和刺激了民間貿易。據有學者研究，鄭和使團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帶一些中國貨物在沿途進行交換。東南亞百姓對中國絲綢、瓷器、工具非常喜歡，鄭和船隊一到都爭先恐後的劃船或到碼頭交易，有的還請官兵到當地的集市設攤交易。鄭和下西洋進行的貿易活動有政治行為的貿易，也存在經濟行為的貿易。 鄭和下西洋所到之處，不僅進行海外貿易，還傳播先進的中國的文化。當時東南亞、南亞、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社會發展比較落後，非常嚮往中華文明。朱棣派遣鄭和下西洋還肩負了「宣教化於海外諸番國，導以禮儀，變其夷習」的使命。鄭和出色地將中華文明遠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新的篇章。鄭和下西洋傳播中華文明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中華禮儀和儒家思想、歷法和度量衡制度、農業技術、製造技術、建築雕刻技術、醫術、航海造船技術等。
在海外還流傳許多鄭和的故事。在馬來西亞有三寶山、三寶井，印尼有三寶壟、三寶廟，留下鄭和遺跡，表達了當地人民對這位傳播中華文明的先驅的敬意。 開拓海洋事業，鋪平亞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搖籃，占據著地球表面積70。8%，擁有著豐富的資源。自古以來，是人類生產和生活的空間，對人類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也與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和盛衰休戚相關。我們的祖先早期創造了龍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紀初，鄭和大規模遠航活動，把中國古代的海洋事業推向發展高峰，對人類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貢獻。主要表現在：
一是開辟了亞非的洲際航線，為西方人的大航海鋪平了亞非航路。當葡萄牙的航海家達加馬沿非洲西海岸繞過好望角，抵達東非海岸時，當地人就告述幾十年前中國人曾幾次來到這里。他們在阿拉伯領航員的幫助下，沿著鄭和船隊開辟的航線順利到達了印度。
二是對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進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許多海洋科學數據。《鄭和航海圖》就是通過大量海洋調查繪制的。這種海洋考察活動比世界記載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國的「挑戰者」號進行海洋調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對航海區域進行了戰略布局。鄭和下西洋根據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識，在遼闊的海外選擇了占城、滿剌加、舊港、古里、忽魯莫斯等地作為海洋發展的重點區域，有利於擴大海外交通和貿易范圍。
鄭和下西洋在海洋事業上還有許多貢獻。鄭和的功績是輝煌的，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他從30多歲開始，前後28年獻身海洋，最後一次下西洋時，已經60歲了，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業，他毅然率領船隊出使，這次他再沒有回來，病逝在印度的古里，享年62歲，永遠地長眠在他開辟的和平道路上。
在群星璀璨的中華英傑中，鄭和不但以先於西方人航海，勝於西方人的航海技術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我覺得人們關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層面，恐怕是鄭和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精神：一種中國人不畏艱險，征服自然的價值趨向，一種打開國門走向世界進行文化交流的決心。
鄭和這種敬業獻身報效國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著中華民族開放進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經略海洋和敢為天下先的優秀品德，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後人繼承和弘揚，推進人類的文明。 鄭和寶船的主要造船地
鄭和寶船號稱巨舶，其主要造船地為南京。
由於海船體積大，構造也較復雜，必須有相當規模的船塢和作坊。據《武備志》中的《自寶船廠開始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記載，鄭和寶船自其建造地寶船廠出發去西洋。據《同治上江兩懸志》記載：都船廠在儀風門，即寶船廠，永樂三年三月命鄭和等行賞占城。龍江船廠是在原龍江船廠廠址再向南擴建而成，越過秦淮河，直達下保、中保、上報村及三汊河地區，龍江船廠內設提舉司、作房、分司、篷廠、指揮舉，在造船時實行明確的分工和嚴格的制度。
《龍江船廠志》記載：洪武、永樂時，起取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南直隸（今江蘇）濱江府縣居民四百餘戶，來京（即南京）造船，隸屬提舉司，編為四廂。一廂出船木梭櫓索匠；二廂出船木鐵纜匠；三廂出艌匠；四廂出棕篷匠。
《明會典》記載大規模的造船廠，擁有工匠數百人，有船木工、艌工、箬篷工、櫓工等。
鄭和寶船的另一建造地點是船隊出發港福建長樂。
據《長樂縣志》記載：太平港在縣西半里許，舊名馬江。……明永樂間，太監鄭和通西洋，造巨船於此，奏改太平港。
鄭和下西洋後還有一些下西洋巨舶停泊於福建，正統四年（1439年）明英宗命福建三司於見存海舟內擇一，以賜琉球國使回國。
據統計，在鄭和大航海期間，全國共造大小海船近4000艘，船場遍及全國各地；永樂年間，明朝海軍擁有3800艘艦只，其中包括1350艘巡邏船，南京新江口有400艘大型主力艦。因此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李約瑟斷言：在1420年前後，中國海軍也許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的其它亞洲國家，甚至可能超過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乃至超過所有歐洲國家海軍的總和。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造船與航海事業相當發達的國家，到了明朝鄭和大航海時代更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高峰。《明史·鄭和傳》記載：「寶船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闊一十八丈。」相當於現代船身長約138米，寬約56米，這種巨型海船充分顯示當時中國造船業已經遙遙領先於全世界。至今殘留在江蘇省南京市下關的龍江寶船廠「上四塢」、「下四塢」等作塘和水道，就是明證，作塘呈東西向，與長江的夾江相通，便於寶船下水。作塘很大，經現代實測，長約500餘米，寬約40米。龍江寶船廠是明朝大規模造船基地和停泊中心之一。中國航海史研究會曾根據44。4×18丈尺寸復原製作成9桅12帆的福船（尖底）模型，作為當時鄭和寶船的標准船型和尺寸。而有專家認為依據南京靜海寺殘碑拓片所記，結合明永樂十八年《天妃經》卷首鄭和船隊插圖等材料考證，鄭和寶船可復原為長19丈、寬4。4丈、排水量約1100噸的船舶。還有專家認為這僅是中小型寶船，大型寶船應仍維持原有尺寸。根據遺跡情況，寶船廠所造船應為平底。平底船吃水淺，可以壓浪航行，它的首尾可以翹起，安全無虞，並且靠岸方便。 鄭和大航海綜合應用了天文導航、羅盤導航、陸標導航、測量水深和底質等多種導航手段，如《西洋番國志》所記載：「砍木為盤，書刻干支之字，浮針於水，指向行舟。」這種航海技術，在當時世界上是很先進的。
鄭和大航海的重要成果是繪制了《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邸外國諸番圖》，全圖使用中國傳統的山水畫法，配上所記的針路和過洋牽星圖，以南京為起點，最遠到東非肯亞的慢八撒，到南緯四度左右為止，包括亞非兩洲，所收地名達500多個，其中亞非諸國約佔300個，相當准確地記錄了航向、航程、停泊港口、暗礁、淺灘的分布，詳細紀錄了鄭和大航海全部航程中開辟的眾多新航道，重要的出航地點有20餘處，主要航線有42條之多。它充分證明鄭和大航海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發達的航海事業、豐富了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
根據《鄭和航海圖》，鄭和使用海道針經（24/48方位指南針導航）結合過洋牽星術（天文導航），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鄭和的船隊，白天用指南針導航，夜間則用觀看星斗和水羅盤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於對船上儲存淡水、船的穩定性、抗沉性等問題都作了合理解決，故鄭和的船隊能夠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險惡條件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很少發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約定方式懸掛和揮舞各色旗帶，組成相應旗語。夜晚以燈籠反映航行時情況，遇到能見度差的霧天下雨，配有銅鑼、喇叭和螺號也用於通訊聯系。體現鄭和下西洋航海技術，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天文航海技術中國很早就可以通過觀測日月星辰測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鄭和船隊已經把航海天文定位與導航羅盤的應用結合起來，提高了測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確度，人們稱「牽星術」。用「牽星板」觀測定位的方法，通過測定天的高度，來判斷船舶位置、方向、確定航線。這項技術代表了那個時代天文導航的世界先進水平。 2、地文航海技術鄭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術，是以海洋科學知識和航海圖為依據，運用了航海羅盤、計程儀、測深儀等航海儀器，按照海圖、針路簿記載來保證船舶的航行路線。航行時確定航行的線路，叫作針路，羅盤的誤差，不超過2。5度。 3、《鄭和航海圖》《鄭和航海圖》得以傳世，多虧明代晚期作者茅元儀收錄在《武備志》中。原圖呈一字形長卷，收入《武備志》時改為書本式，自右而左，有圖20頁，共40幅，最後附「過洋牽星圖」二幅。海圖中記載了530多個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個，最遠的東非海岸有16個。標出了城市、島嶼、航海標志、灘、礁、山脈和航路等。其中明確標明南沙群島（萬生石塘嶼）、西沙群島（石塘）、中沙群島（石星石塘），1947年民國政府內政部以鄭和等命名南海諸島礁，紀念這位偉大的航海家。《鄭和航海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航海圖集。該圖與同時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蘭海圖相比，《鄭和航海圖》制圖的范圍廣，內容豐富，雖然數學精度較其低，但實用性勝過波特蘭海圖。英國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一書中指出：關於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問題，米爾斯（Mills）和布萊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細的研究，他們二人都很熟悉整個馬來半島的海岸線，而他們對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作出了很高的評價。鄭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國先進航海科技光輝，表現了中國古代人的偉大智慧，從而創造了鄭和下西洋的偉大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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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海洋文明的早期代表是什麼

在世界歷史上，真正能算得上是海洋文明的代表性國家就是古希臘，夠得上大河文明的代表性國家就是古代中國。其它國家都不具備條件。後來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日本、美國等，從嚴格意義上講都不具備海洋文明的代表性國家。他們充其量是海洋大國，雖然也產生了輝煌的海洋文化，但不具備代表性的海洋文明的國家。海洋文明的剛性條件：一是社會必須是開放性的；二是必須是文明古國；三是各種文明可以相互轉換；四是擴張是溫和的人性化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殖民主義擴張和帝國主義的佔領；五是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藝術方面有系統的成果以及與海洋有關的神話、海洋遠航的手段等。本來中國可以具備海洋文明國家的條件，但海洋文明不連續。所以古希臘最具代表性 來自網路

Ⅳ 鄭和下西洋的影響力

鄭和下西洋的影響力

鄭和下西洋對中國海外移民生存和發展的影響 鄭和下西洋歷時28年，有12萬人參與，航程十餘萬里，先後到達30多個國家和地區，是人類航海史上的一次偉大創舉。據有關資料記載：在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和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不少華人是隨鄭和船隊而來，並久居不返成為早期華僑的。在鄭和下西洋的影響下，「……閩廣之民，造舟涉海，趨之若騖，或竟有買田娶婦，留而不歸者。」1 「到了明代中後期，在南洋各地的華僑大約在十萬人以上。」2可以這樣說，鄭和下西洋不僅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打通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大門，而且間接地擴大了中國人的地理知識，提升了人們對移民收益預期，促成更多的中國人前往南洋等地經商和謀生，對中國移民在海外生存和發展，以及海外華人社會的形成產生了積極影響。

一、鄭和下西洋的後續效應

鄭和下西洋的最初動機，不論是宣揚「王道」（天朝聲望）、「安外」（安定海外），還是為了「絕患」（尋找文帝，杜絕後患），均可視為 明朝政府對外政策的一種調整，客觀上對打通中國的對外通道， 發展對外貿易，建立藩屬關系，促進 和平外交發揮了積極作用，有著悠久的後續效應 。

首先，鄭和下西洋宣揚了「天朝」聲望。《皇明祖訓》說過：「四夷順則中國寧」，因此，明政府將朝鮮、日本、大梳球國、小梳球國、安南、真臘、占城、蘇門答臘、瓜哇等15國列入「不征之國」。明成祖素有「萬國來朝」、「四夷賓服」的思想，借「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以滿足封建王朝唯我獨尊的虛榮心。可見， 鄭和下西洋屬於官方性質，有著很強的政治性意義。在 鄭和 下西洋的過程中，曾經 三次用兵擊潰偷襲的海盜集團和圖謀不軌者，以珠寶交易和自衛槍炮捍衛了明朝政府利益， 宣揚了國威，提高了「 天朝」聲望；通過「憮外夷以禮，導人以善」，促進了中國和東南亞各地的聯系，進而對中國海外移民產生深遠影響。據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的研究：「鄭和下西洋後而移居南洋諸島，當不下五百四、五十萬人，加上與土著人雜婚者，當及七百萬人。」鄭和下西洋產生的示範效應，為中國移民大量地向外遷移創造了條件，促進了海外華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這也是海外移民崇拜鄭和的深遠的社會基礎。

其次，鄭和下西洋促進了海外華人社會發展。據史料記載：中國人到海外，自商周時期就已經開始了。秦朝徐福帶領三千人東渡日本，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大規模的海外移民。但海外華人社會的真正形成和發展，卻是出現在鄭和下西洋之後。鄭和下西洋的成功，吸引愈來愈多的中國人移居海外，大量的聚居而成華人的村落或城鎮，並有「首目」主事管理，形成了較為穩定、完整的華僑社會。鴉片戰爭爆發後，中國已經淪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一方面，由於統治者的血腥盤剝，加之政局長期地動盪不安，尤其殖民資本的大舉滲入，導致地方商人和手工業者的紛紛破產，大量農民流離失所，到處是民不聊生的慘象。另一方面，鴉片戰爭爆發後，清政府已元氣大傷，幾乎是處於苟且摻延。為了維持落後的封建專治制度，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簽訂了許多的喪權辱國條約，包括割讓土地，開禁沿海通商口岸，承認西方列強招收華工的合法性等，海禁條約也在事實上被裁除，進一步加劇了海外移民潮的發展，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海外華人社會。

第三，鄭和下西洋為華人遷移提供了便利條件。我們知道，自從宋代發明了指南針後，中國的航海技術就有了很大進步。鄭和下西洋不僅打通海外通道，開辟了溝通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東非等地的航線，而且留下許多寶貴的航海資料和途經各地的詳細記載，對中國人移居海外有著很大幫助。為促進中國與東南亞的友好交往，明政府在南京設立「四譯館」，隸屬於翰林院，用於專門培養與中國有密切關系國家的外語人才。與此同時，通過解決邊患，設立宣慰司，扶持舊港宣使司，敕諭暹羅國王等方式，沉重地打擊了華人海盜集團和錫蘭山的海寇，基本上消滅了海盜和 圖謀不軌者 的威脅，一定程度上 維護了海外僑民的利益， 有利於華人來往南洋群島，使中國沿海地區居民的大量向外遷移成為了可能。這樣，以廣東、福建沿海地區為主，廣大的貧苦農民紛紛踏出國門，被迫到海外謀生。有人估計，自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年間，中國的出國人數估計不少於1500萬人。

二、鄭和下西洋有利於中國海外移民生存和發展

對於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功績，著名的歷史學 家吳晗 先生曾作過如下的評價：（1）經濟上的收獲。鄭和用瓷器、絲、茶諸貨物到南洋博易，政府和人民兩受其益。（2）政治上的成功。國威遠播，南洋諸國王，稽首來庭，甘為臣屬。（3）文化上的傳播。寶船迭出，信使往來，使南洋諸國均染華風。（4）華僑移民增加及其勢力的發展。中國人在南洋的地位陡然提高，華人以其靈敏耐勞的手腕，漸得當地人的信仰。3應該說，吳晗先生的評價相當的在理。鄭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國人的海外生存空間，保證了中國通往東南亞的海上航道安全，對中國移民的生存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首先，鄭和下西洋密切了與東南亞國家關系，改善了華人移民的生存環境。鄭和下西洋主要是「下南洋」，也就是今天的南洋群島一帶。 明朝開國後，積極地發展對外友好關系，主要通過互派使團，外國「朝貢」方物，明朝政府「賜賚」禮品等方式進行的，素有「厚往薄來」 特徵，明朝政府對朝貢使者均是「以禮待之」，即使「私貨來，皆倍償其價」。而鄭和下西洋，正是貫徹了封建王朝的「宣德化而柔遠人」，「懷諸侯，則天下畏之」的思想，4使明朝與東南亞國家的友好交往達到了鼎盛時期，東南亞國王先後訪華，促使他們實施比較寬松的華僑政策。據史書記載：到了永樂十四年（1416年），也就是鄭和已經完成四次出訪任務後，就有古里、爪硅、滿刺加、占城、錫蘭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刺硅、阿丹、蘇門答刺、麻林、刺撒、忽魯謨斯、柯技、沙里灣泥、彭享、三佛齊等十多個國家，紛紛派遣使者來華。「是時，諸番使臣，充斥於廳」。5鄭和下西洋後，就在東南亞各地，如印尼西加的三發、瓜哇的錫順、中瓜哇的三寶壟和蘇門答臘的巨港等地，設立了下西洋的轉運站，作為船隊休整、補給、收容疾病隨員以及接待華僑華人的停留點；並以 滿刺加為貿易中心，建立了開展下西洋活動的中心據點，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華人移民的生存環境，之後就有大批的華僑移居南洋的 說法。「南洋華僑中心的形成，實肇始於鄭和下西洋之時」。6明代張燮的《東西洋考》也這樣記載，在爪哇、加里曼丹、菲律賓、馬來半島，有一千乃至上萬的華僑。

其次，鄭和下西洋宣示了「王威」，提高了華人移民的政治地位。據史料記載：鄭和船隊每到一處，先是「開招、頒賞」，按照國家禮節拜訪國王，並送上從中國帶來的珍貴禮物。每當鄭和的船隊一到，居住在南洋群島的華人移民便奔走相告，高喊著「三保太監」來了，「三保太監」專程看我們來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當地華人深感鄭和帶來了國威，而當地人看到了鄭和龐大的船隊後，也認為華人移民有強大的國家作後盾，自然不敢對他們產生輕視。 東南亞國家也因有鄭和的訪問，對中國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這從滿刺加和蘇祿王率團訪華可看出一斑。自接受了明朝封賜以來，從永樂九年（1411）七月至宣德八年（1433）九月，滿刺加國王就三次率其王妃、陪臣來華訪問，得到了明成祖、宣宗的熱情款待，加深了東南亞與中國之間的傳統友誼。華僑在滿刺加受到了重視，如滿刺加國王任命華僑擔任港主，負責處理中國和印度支那商船的事宜。7鄭和下西洋後，蘇祿王知道了中國疆域遼闊，物產富饒，是個強大而友好國家，於是便攜帶王妃、王子和隨從一行，共有340多人的大型使團訪問了中國。蘇祿王到達中國後，受到明成祖的隆重接待，中國的繁華景象更使他們流連忘返。在回國途中，蘇祿國的東王不幸病逝於山東德州，除了大王子回國繼承王位外，其王妃以及二子、三子等十多人均留下守墓，後都不願意回國，最終卒於德州。他的後人定居在山東德州的北郊，安、溫二姓成了他們的姓氏。汶萊華人也認為說「自（鄭和）王景弘到汶萊後，華人地位大大提高」。8

第三，鄭和下西洋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增強了華人移民的發展能力。永樂初年，中國的糧食、棉花、布匹供給充裕，手工業興旺發達，造船、冶金等產業發展比較成熟，與當時仍然比較落後的東南亞、南亞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鄭和下西洋後，帶去了中國精美的工業製品，據《瀛涯勝攬》、《東西洋考》、《西洋番國志》等書記載：這些物品包括青花瓷器、青瓷盤碗、麝香、燒珠、樟腦、橘子、茶葉、漆器、雨傘、金、銀、鐵鼎、銅錢、湖絲、綢緞、絲錦、鐵制農具以及金屬製品等。9在按國之禮儀謁見國王後，鄭和便將帶來的商品與當地人進行交易，中國的絲綢、瓷器等深受他們的歡迎，鄭和船隊「所至皆有遺跡，鑿山開路，掘地取泉，」 10 各種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源源不斷地傳入，對東南亞的當地墾荒和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久而久之，這種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很快就盛行起來，在東南亞各國產生了「中國貨」的品牌效應，對經營著的當地華僑來說，無疑是在免費為他們打廣告，培植了當地華人的發展能力，打開了中國貨的市場空間。廣大的華人移民也通過各種途徑，直接從中國進貨，使他們所在的地區，很快就成為當地重要的經濟和商業、貿易中心，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起了舉足輕重作用。

第四，鄭和下西洋傳承了中華文化，增強了華人移民的民族凝結力。鄭和下西洋除了「開招、頒賞」與進行貿易外，遵循「敷宣教於海外諸番國，導以禮儀，變其夷習」的理念，率領船隊「周遊南洋群島，所至宣布大明德政，撫慰士人，」11不斷地向東南亞國家敷宣中國教化，以提高他們的文化程度，改變落後發展面貌，受到了當地人民的廣泛愛戴，「至今英荷二屬均有三寶井留存。」12當地人也樂意中國人移居其地，共同地發展生產，華僑華人日益成為各國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13而華人與當地女子成婚，開始形成與當地人民友好相處和融合發展的過程。因此，在海外華人集中的地區，除了形成商業意義上的「唐人街」外，華人移民還按照祖籍地習俗，修建了宗祠、寺廟，成立各種宗鄉社團會館，設立私塾學習中文，使之成為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如「唐人街」掛著的「天涯海角飲水思源，入鄉隨俗落地生根」楹聯，就表達了海外華人 以中國為榮，入鄉隨俗落地生根的發展意念；「唐人街」 正是廣大華裔誠信經商與傳承中華文化的產物，它成了中國移民在海外活動的重要根據地，對增強華族的向心力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五， 鄭和下西洋採取 震懾、懷柔的雙重政策， 維護了華人移民 的正當權益。明朝初年，海盜為害情況已相當的嚴重，特別是一些貢使與商旅必經的咽喉要地，已被海盜所居，「凡有經過客人船隻，便劫奪財物」，致貢使、商旅「來往若之」，危害尤甚。14 在鄭和下西洋的過程中，共進行了三次不得已的用兵。鄭和首次出使西洋，在率領船隊返航經過舊港的時候，遭到以華人頭領陳祖義為首的海盜集團的突襲。這支海盜集團以搶劫過往的客商和貢使的財物為生，企圖「詐降邀劫」，搶奪鄭和船隊所攜帶的寶物。鄭和船隊擊潰偷襲者之後，活抓了海盜頭領陳祖義，並將他押回京城就地正法。當時雖然只是個別人從事不法勾當，但已損壞了華人形象，也累及到許多的無辜。陳祖義被抓和受到了正法後，在海外和當地的華人社會中產生了震撼，這種「鎮憮」行動，鏟除了海盜集團的勢力，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海外華人的利益。鄭和的第二次下西洋，在途經斯里蘭卡時，該國的王子把鄭和騙到了京城，強行勒索財物，並暗中派兵搶劫，企圖一起虜獲鄭和船隊，結果陰謀沒有得逞反而被抓獲了，鄭和就將他們帶回北京獻給明成祖。但明成祖實行了寬大政策，將斯里蘭卡國王等人全部放送回國，不僅對海外國家起到震懾和懷柔的雙重效應，也維護了海外華人的正當權益，為他們的生存和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鄭和下西洋的借鑒意義

鄭和下西洋的朝貢貿易及其促進民間貿易，帶來了巨大的財富效應，激發了中國沿海地區人們向外追求財富的慾望，直接提高了人們對移民收益的預期，有利於華人移民和海外華人社會的發展，為中國走向世界、發展自己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時至今日，鄭和下西洋仍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首先，大力弘揚鄭和精神，「走出去」來發展自己。鄭和下西洋帶來的財富增值效應，激發了人們「走出去」發展的渴望。中國是個人口超級大國，超過了13億人口，其中的勞動力人口達到7.4億，比歐美發達國家的4.3億勞動力還多3.1億人。據有關的資料報道，「中國每年新增勞動力1000萬；中國的下崗和失業人口大約1400萬，進城的農民工一般保持在1億2千萬。」15今後， 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城市化進程以及西部大開發的加快，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系不斷深化，未來幾年內將釋放和派生出大量的剩餘勞力，從而形成人口遷移的巨大「推力」。事實上，人才流動總是與勞動力、資本的流動相伴隨的。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新移民必將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從數量上統計， 中國的移民數量還比較少，人口流動仍屬於正常的范圍之內。我們應當 大力弘揚「鄭和精神」，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繼續放寬出國渠道，讓更多的國人通過合法的渠道走出國門，積極地參與國際競爭，分享到我國的改革開放、加入WTO和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成果。各涉僑、涉外部門也要不失時機地「走出去」，加強與海外的華僑華人聯系，深交老朋友、廣交新朋友，不忘好朋友，使海外華僑華人真正地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服務，為祖國的統一大業服務。

其次，鼓勵華僑自願地融入當地社會，積極地參政議政。移民的問題十分復雜，其中居住國因素具有決定性作用。加強海外華僑華人的科技力量、經濟實力和人才資源的有效整合，對加速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實現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也是我們爭取海外「僑心」的一項基礎性工作。隨著人口老齡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發達國家將加大引進移民力度，通過不斷地調整移民政策，避免外來人口對社會系統造成的沖擊。據有關的資料估計，在今後的20、30年間，如果加上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移民數量，來自祖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移居發達國家的新移民可能達到2000—3000萬人，在數量上直逼現有的華僑華人規模。如果考慮到再移民，以及兩岸關系可能導致的移民影響，估計發達國家的華僑華人規模還會更大。因此，要密切關注住在國的局勢變化，加強與住在國政府的溝通和友好關系，認真地汲取經驗教訓，鼓勵華僑華人拋棄自我的孤立心態，在當地化的進程中，積極地融入主流社會、 參政議政，努力捍衛自己的正當的合法權益。在華社的傳承與發展上，要盡量地減少磨合期，做到取長補短，互相提攜共同地發展，在居住國與祖（籍）國發揮難以替代的橋梁作用，真正成為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寶貴財富。

第三，實施睦鄰友好政策，為華僑華人的生存和發展服務。鄭和下西洋後，始終堅持睦鄰、善鄰的友好政策，有利於中國人民對東南亞國家的認識和了解，促進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貿易關系，帶去了中國先進的建築文化、陶瓷文化和絲綢文化，推進了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交流，推動了東南亞華僑移民與商業、宗教的共同發展。時至如今，東南亞國家仍留下眾多的鄭和事跡，流傳著許多感人的傳說（法力無邊，萬物聽命），經常舉辦各種盛大的紀念活動，表明鄭和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世界的」共同敬仰的偉人。東南亞人民把鄭和視為神明，對歷史遺留下來的「三寶廟」、「三寶墩」、「三寶洞」、「三寶井」頂禮膜拜，充分展示了「鄭和精神」已是深入人心。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商品交流和對外交往的迅速增加，中國公民享受到了自由移居他國發展的正當權益，我國海外移民大量增加，移民結構也隨之發生深刻變化。目前，發達國家新移民已佔到華僑華人總數的一半以上，個別國家甚至超過 80% 。如果發達國家的移民政策沒有大的變動，那麼估計在未來的 10 多年內，新移民人數將佔到發達國家華僑華人總數的七成以上。 新移民是海外華僑華人的延續，他們的發展壯大，將從根本上改變華僑華人的地位，對我國的安全、富強和發展都有利。因此，我們要繼續貫徹睦鄰、安鄰、富鄰的對外友好政策，促進我國的和平崛起，積極地改善華人移民的生存和發展環境，這對我們增強海外僑界的後續力量，進一步發揮僑的優勢，更好地促進我國走向世界有重要意義。

第四、發揮海外社團作用，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中華文化的歷史悠久、根深葉茂，有著很強的黏合性和滲透力，它是聯接海外移民與祖籍國關系的「橋梁」和重要紐帶。近年來，從祖國大陸、台灣、香港地區赴發達國家的留學生，每年都有十幾、二十萬人，如果加上技術移民的話，每年由中國進入發達國家的留學移民、技術移民及其家屬有數十萬人，已經成為發達國家最主要的移民來源地之一。新移民尤其學有所成的居留者，他們的政治敏銳，善於交際，社會活動能力比較強，其實力和表現也逐步得到了當地華社和主流社會的肯定。華僑華人社團是團結海外鄉親，凝聚愛國力量，聯系祖國和家鄉的重要紐帶。這年來，隨著事業的不斷發展，不少的海外華人開始關心、參加甚至組建當地的華人社團組織，涌現出一批有知名度和影響力的社團領袖。在新的歷史時期，海外華僑華人工作將面臨著更多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深入地研究。我們要鼓勵新移民積極地參加老一輩組織的各種華人社團，積極融入當地華社，從中發現、培養有代表性的華人「新人」，有意識地支持和引導他們，把他們吸收到國內的各種群團組織中，為他們提供參政議政的舞台，把他們培養成新一代的華社領袖，努力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切實引導華社的團結和有序發展。

Ⅵ 是苗蠻人最早創立了海洋文化嗎

摘要 早在夏商周時期中國扁提出了海洋文化之類的哦

Ⅶ 歐洲最早的海洋文明是什麼

歐洲早期文明，又叫海洋文明，包括古希臘和古羅馬。

海洋文明的二個基本特徵是：

一是必須要領先於人類社會的發展；

二是這種領先必須主要得益於海洋文化，而不是其它文化。

也就是說海洋文明是在人類歷上諸多方面領先人類社會發展的文化。

(7)海洋文化最早創立的人是什麼人擴展閱讀

古希臘文明的興起

早在古希臘文明興起之前約800年，愛琴海地區就孕育了燦爛的克里特文明和麥錫尼文明。大約在公元前1200年，多利亞人的入侵毀滅了麥錫尼文明，希臘歷史進入所謂「黑暗時代」。因為對這一時期的了解主要來自《荷馬史詩》，所以又稱「荷馬時代」。

在荷馬時代末期，鐵器得到推廣，取代了青銅器；海上貿易也重新發達，新的城邦國家紛紛建立。希臘人使用腓尼基字母創造了自己的文字，並於前776年召開了第一次奧林匹克運動會。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召開也標志著古希臘文明進入了興盛時期。

前750年左右，隨著人口增長，希臘人開始向外殖民。在此後的250年間，新的希臘城邦遍及包括小亞細亞和北非在內的地中海沿岸。在諸城邦中，勢力最大的是斯巴達和雅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