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怎樣正確區分文化與文明的概念.
「文化」的英文是culture ;「文明」的英文是civilization 兩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
文明與文化的區別
關於文明與文化的關系，學術界主要有如下3種意見：
其一，文化和文明沒有多大差別，甚至可以說，兩者是同義的。
不少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持這種意見，尤其是在19世紀的法國和英國，兩者的意義幾乎等同，「文明」這一詞的「意義精確地或幾乎精確地等同於『文化」』。[12]如英國人類學之父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書把文化與文明連在一起，他說：「就廣義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文化或文明，是一個復合的叢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一分子所獲得的全部能力和習慣。」[13]
其二，文化包括文明，即文化所包含的概念要比文明更加廣泛。
不少學者認為，文明是文化的最高形式或高等形式。文明是在文字出現、城市形成和社會分工之後形成的。尤其在歷史學和考古學界，普遍認為文明是較高的文化發展階段。如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Vere Gordon Childe）的《社會進化》（Social Evolution，1951）和克拉克（G. Clark）的《從野蠻到文明》（From Savagery to Civilization，1946）均持這一觀點。
美國學者巴格比也認為，在19世紀，英法兩國把「文化」與「文明」視為同義詞。「然而，總的來說，在最近幾十年裡，在英法這兩個國家——盡管英國更甚於法國，有以『文化』取代『文明』的傾向。」文明「似乎指一種較高級的，較發達的文化形態，或者較特殊地指城市文化。」[14]在英法等國，比較喜歡使用「文化」一詞，雖然他們也曾經使用「文明」一詞。
其三，文化和文明是屬性不同的兩個部分。
有些學者認為，文明是物質文化，文化是精神文化和社會文化。在20世紀之前，德國傳統的看法普遍認為，文化包括人的價值、信仰、道德、理想、藝術等因素；而文明僅包括技術、技巧和物質的因素。如德國文化社會學家艾爾夫雷德．韋伯（Alfred Weber，1868—1958）認為：「文化與文明的分別，便是文明是『發明』出來的，而文化是『創造』出來的。發明的東西可以傳授，可以從一個民族傳授到另一個民族，而不失其特性；可以從這一代傳到那一代，而依然保存其用途。凡自然科學及物質的工具等等，都可目為文明。」「文化既是創造的，所以它是一個地方一個時代的民族性的表現，只有在一定時間與空間內，能保存其原有的意義，別個地方的人，如抄襲過去，總會把原意失去的。凡宗教、哲學、藝術等，都是屬於文化一類的。」[15]他所說的文明即是科學技術及其發明物，而文化則是倫理、道德和藝術等。
日本一些學者也持這一觀點。如伊東俊太郎認為，文明是物質的，文化是精神的。兩者應結合起來，物質豐富與精神充實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文明具有擴散的性質，文化具有凝聚的性質。[16]
以上三種觀點中，第二種較為符合事實，即廣義的文化概念包括文明，兩者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1）文化通常與自然相對應，而文明一般與野蠻相對應。
（2）從時間上來看，文化的產生早於文明的產生，可以說，文明是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中形成的。在原始時代，只有文化，而沒有文明，一般稱原始時代的文化為「原始文化」，而不說「原始文明」。因此，學術界往往把文明看作是文化的最高形式或高等形式。
（3）從空間上來看，文明沒有明確的邊界，它是跨民族的，跨國界的；而廣義的文化泛指全人類的文化，相對性的文化概念是指某一個民族或社群的文化。
（4）從形態上來看，文化偏重於精神和規范，而文明偏重於物質和技術。文明較容易比較和衡量，較易區分高低，如古埃及的金字塔、中國的長城、秦代的兵馬俑等，因而，文明在考古學使用最為普遍；而文化則難以比較，因為各民族的價值觀念不同，而價值是相對的。作為物質文化的文明是累積的和擴散的，如交通工具，不同時期先後發明的馬車、汽車、火車、飛機等直到現在仍存在。而且，一項發明一旦公諸於世，便會迅速傳播到世界各地；而作為精神文化的文化（規范、價值觀念等行為模式和思維模式）是非累積和凝聚的。
（5）從承載者的角度來看，文化的承載者是民族或族群，每個民族或族群都有屬於自己的文化。而文明卻不同，承載者是一個地域，一個文明地域可能包含若干個民族或多個國家，如西方文明，包括眾多的信奉基督教的國家。我們可以說「中國文明」，但一般不說「漢族文明」，而說「漢族文化」。這也說明「文明」具有國家或地區性，「文化」具有民族性。另外，一個國家也可以包含多個文明。例如中國，並不僅僅有一個儒教文明，而是有三個主要文明：儒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和藏傳佛教文明。
（6）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一種文明的形成與國家的形成密切相關，一般是歷史上建立過國家的民族才有可能創造自己的文明，而未建立過國家的民族通常只有文化，未能形成自己的獨立文明。
（7）文明的動態性較為明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進步，如物質文明，變化最大；而表現在規范、倫理、道德方面的文化則不盡然，變化緩慢。
（8）從詞義來看，「文化」是中性的，使用范圍很廣；而文明是褒性的，使用范圍較窄。例如，可以說酒文化、食文化、服飾文化，但一般不說「酒文明」、「食文明」和「服飾文明」。
據上，文明屬於廣義的文化范疇之內，「文明」與「文化」在詞義上有些區別，在有些條件下可以替換，在有些條件下不能替換。
五、文明本身不會沖突
文化或文明是否會沖突，這是學術界和政界均感興趣的問題。深入探討這一問題，有助於正確對待國內外各種文明之間的關系問題。
近十年來，在有關「文明」的論著中，影響最大的當是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撰寫的論著。1993年夏，他在美國《外交》雜志（夏季號）上發表了題為《文明的沖突?》一文，引起國際學術界普遍關注和爭論。隨後，他又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並於1996年結集成為一部專著，書名為《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7]亨廷頓認為，在冷戰後的世界，沖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或文明方面的差異。世界新格局的決定因素在於七大文明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1993年亨氏稱「儒教文明」，1996年改稱「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文明的差異是人類各種差異中最具根本性的差異，而且基本上是不可消除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國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國家正在分離。由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關系界定的聯盟正在讓位於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聯盟。因此，一個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未來主宰世界的沖突主要是「文明的沖突」。
在亨廷頓看來，冷戰後，世界將形成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的對抗局面。西方文明正在衰落，與其他文明相比，它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力量中所佔有比重正日益縮小。相反，亞洲文明正在發展壯大它們的經濟、軍事和政治力量；伊斯蘭文明的人口正在激增，打破了穆斯林國家與其他國家的平衡關系。一般來說，非西方文明都在重新肯定它們自身的文化價值。在21世紀初期，人類將經歷非西方權力與文化的復興，經歷非西方文明內部相互之間以及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沖突。
亨廷頓還認為，在21世紀，西方文明與非西方各種文明的關系及其對抗程度有相當大的差別。按其程度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屬於挑戰者的文明，即與西方文明傳統最遠的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這兩種文明可能會聯合起來，向西方挑戰。第二類是屬於中間文明或搖擺文明，即俄羅斯、日本和印度三國的文明，這些文明與西方文明既有合作也有沖突，有時與挑戰者（中國和伊斯蘭）站在一起，有時又與西方站在一起。第三類是弱勢文明，即拉丁美洲文明與非洲文明，這兩種文明相當程度上依賴於西方，與西方文明的沖突將會很少。[18]
亨廷頓特別強調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戰者將是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他說：「伊斯蘭國家和中國擁有與西方極為不同的偉大的文化傳統，並自認其傳統遠較西方的優越。」「21世紀的全球體制、權力分配以及各國的政治和經濟」，或主要反映西方的價值和利益，或主要反映伊斯蘭國家和中國的價值和利益。[19]他還認為，「在最近的將來，反西方的全面聯盟似乎還不會形成。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在宗教、文化、社會結構、傳統、政治和植根於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觀念上，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從根本上來說，這兩者之間具有的共性可能還不及它們各自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敵人將產生共同的利益。伊斯蘭社會和華人社會都視西方為對手，因此它們有理由彼此合作來反對西方，甚至會像同盟國和斯大林聯手對付希特勒一般行事。」[20]
亨廷頓認為，文明間的沖突主要表現在斷層線沖突或斷層線戰爭。「斷層線沖突是屬於不同文明的國家或集團間的社會群體的沖突。斷層線戰爭是發展成暴力的沖突。」[21]斷層線沖突一般有兩種形式：一是國際間的斷層線沖突，即國家間、非政府集團間或國家和非政府集團之間的沖突；二是國家內部的斷層線沖突，即同一國家內的不同文明的集團。斷層線沖突具有持久性、特定性（即特定的集團）等。[22]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在世界上引起極大的反響，美國一些著名的政治家贊賞他的理論，說它是20世紀40年代以來最富爭議的國際關系理論。不過，在世界學術界，文明沖突論受到普遍的批判。多數學者均認為，國家利益仍將是今後國家之間沖突的主要原因。[23]
文明之間真的會自動沖突嗎？筆者認為，文明本身不會沖突，因為文明不是有機體，文明是半有機、半無機的第三界。
Ⅱ 考古學文化
考古學（Archaeology）屬於人文科學的領域，是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任務在於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的歷史。實物資料包括各種遺跡和遺物，它們多埋沒在地下，必須經過科學的調查發掘,才能被系統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學研究的基礎在於田野調查發掘工作。
考古學的產生有長遠的淵源，但到近代才發展成為一門科學。近代考古學發祥於歐洲，以後普及到世界各國。北宋以來的金石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但直到20世紀20年代，以田野調查發掘工作為基礎的近代考古學才在中國出現。作為一門近代的科學，考古學有一套完整、嚴密的方法論。它包含史前考古學、歷史考古學和田野考古學等分支，並與自然科學、技術科學領域內的許多學科以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的其他學科有著密切的關系。
考古學是通過發掘和調查古代人類的遺跡遺物和文獻來研究古代社會的一門人文科學。傳統上，考古學是文化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學科，但是現在它越來越獨立，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
考古學家與只研究歷史記載的歷史學家不同，他們通過研究遠古人類的遺留物，對沒有歷史記載的史前文化也進行研究。考古學家致力於探索人類文化的起源。
Ⅲ 什麼叫考古學上的兩種文化
考古學文化的區,指的是文化區。在考古學上的意義就是指一個考古學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間范圍。一般情況下,一種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間范圍(相對比較大的地理空間)就是一個文化區。研究它的首要目的,是為了區分各種考古學文化在一定時期內的空間分布,從而為進行較大范圍內的橫向考古學文化研究奠定基礎。
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學是建立在文化遺存之間或遺址之間的比較之上的。比較是人類認識事物的最基本方法之一,也是人類思維中最經常的一類活動。有比較才有鑒別,沒有比較,人類認識事物的過程就不可能完善,人類的知識體系也無法存在。只有在研究中比較考古學文化的不同現象,才有可能發現出他們各自得內涵,才有可能對他們產生概念上的認識。區、系、類型的研究方法就是一種比較法,這里所指的比較不是潛在的、無意識的,而是刻意的、有意識的。世界上各事物都存在某種聯系與依託,同時,這些事物都處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只有通過比較,才能使事物的特徵更加鮮明。
由於不同地域的人類所處的自然環境,獲取生活資料的方法各不相同,生活方式也各有特色,因此,古人遺留下來的文化遺存或多或少地存在差異。這些差異,就是我們區分不同考古學文化或不同文化類型的關鍵依據。
我們在做判別和區分的時候,是離不開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來做依託的。首先,我們應根據考古地層學原理,與自然科學相結合,藉助現代科學測年法,確定某一地區考古學文化發展的序列及相對年代;其次,在具體開展考古發掘和研究時,應先從單件的器物,或個體遺跡入手,從對遺跡遺物形態特徵的研究,上升到聚落群體的研究,其中包括聚落內各遺跡之間的關系。接下來,從聚落之間的比較上升到聚落群的比較,通過聚落群之間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的比較研究,確定文化區,這便是所謂的從器物本位上升到聚落本位,再上升到文化本位,最後上升都最高層次,即社會層次。在對某地區的田野考古發掘積累到一定量之後,根據一定數目的已發掘的遺址,設法搞清某種考古學文化的特徵,包括墓葬、建築、陶器、農業生產等。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通過考古類型學的研究,在更大范圍內比較不同遺址,從而認定同一考古學文化的分布范圍。要確定一個考古學文化區,一定要經過反復比較;同時,這些要比較的遺址,必須經過正式發掘並具備一定量的遺跡遺物基礎。在進行兩個遺址比較時,主體部分至少應有50%以上相似特徵的文化因素,這樣才可確定兩個遺址或兩個遺址中的某個文化層屬於同一文化。如果僅有少量相似的文化特徵,一般情況下,僅僅能視作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而非同一文化。
同時,在比較中,我們還應注意某一文化區周邊器物的其它文化區。在同一文化區內,最典型的文化特徵集中的地區為中心地,即文化中心。而離文化中心最遠的地區為文化邊區地區。這些邊區的文化由於多數情況下處於兩種文化區的交界地,一般都是兩種文化的交界處,包含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因素。因此,劃分邊區文化區的范圍十分繁雜,一定要格外留意,要經過正式發掘並且加以量的比較,才能比較准確地做出劃分。當然,確定文化區的中心也很重要。如果中心確定不準確,那整個文化區的范圍就會被劃大或是圈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區的范圍,即文化邊區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動態的,是隨著時間的發展不斷變化的。因此,我們要通過精確的分期及大量的研究比較,才有可能確定出不同時期文化區的范圍。
考古學文化的系,是指文化發展的系統或者系列,也就是考古學文化縱向的發展脈絡。一般情況下,它是由若干個有時間發展關系的考古學文化構成的,是某一區域內文化發展的先後序列。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都有一定的時間范圍,與此同時,每種文化又一定與該地區先後的文化有著某種關系。反映到考古學文化上,則表現為每一種考古學文化都具有其產生淵源及發展方向。所以,每一個考古學文化系統都是由若干縱向發展關系的文化構成的,而要確定一個文化系統,也必須建立在考古地層學與考古類型學的基礎上。具體來說,考古地層學主要靠研究判斷在某地區內各種考古文化出現的先後順序,而考古類型學則是通過對具體的遺物的研究分析,以此來確定器物之間前後承襲的發展關系。
考古學文化的類型,指的是文化類型。關於它的具體含義,目前還存在一定爭議。多數學者認為它指的是在一個考古學文化的分布區域內由於微環境的條件差異,包括自然環境、地理條件、其它文化的影響等因素,在主體文化因素一致的前提下,表現出某種地域性的差異。這種地域性的差異通常就會用考古學文化類型來定義。當然,每種文化類型也存在一定的區域性。
一種考古學文化可能由幾種考古學文化類型(地區類型)構成,由分布在一個區域內相似的若干個遺址構成。因此,盡管文化類型也有時間上的差異,但更多的表現卻是空間上的不同。這種文化類型,也可以叫做文化分支,它對於進一步了解考古文化發展的復雜性,是相當有意義的。
在人類學研究中,人類文化即有普遍文化與亞文化之分,亞文化表現出不同的地域性、民族性、甚至是職業性。在文化的主題因素一致的前提下,文化類型就可以視為一種考古學文化的分支、或是類似於文化人類學上所說的亞文化。文化類型主要表達的,是一時期內不同空間上所表現得文化差異,而分期則注重表現相同空間內不同時期的文化差異,應該把它們的側重點搞清,不要混淆。
從理論上講,統計的器物類型越多越好,這種文化因素分析法是從具體的器物、遺址、到遺址群、再到文化區、最後再到不同文化區之間的文化因素比較,也包括早晚文化的比較,這樣才能建立出某一地區文化發展的時空框架。
在運用比較法的時候,我們不能僅依據某單一方面,如果因為客觀條件的限制,只能依據一個方面,也必須盡可能得從多角度全面加以分析。例如,一個考古學文化的陶器比較,我們要從紋飾、器形、陶質、陶色、製法等多方面,只有這樣才能比較准確地判別出文化的屬性及某些文化因素的來源與早晚關系,不能僅依靠簡單的比較就得出某兩種文化屬於同一考古文化或不同文化,一定要有一個全面的定性、定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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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考古學家怎樣測定文物的時代,急用
用碳14
一.14C測年方法的基本原理
在自然界中碳有兩種穩定同位素12C，13C和放射性同位素14C。14C是由宇宙射線和大氣上層中的氣體原子發生核反應而生成的，這些生成的14C不斷地擴散到整個大氣層、生物圈、沉積物和海洋等交換貯存庫中。由於14C也在不斷衰變，因此在各交換貯存庫中的14C含量將會達到平衡。處於這種交換狀態的含碳物質一旦脫離交換且一直處於封閉狀態，則其中的14C不再得到補充，只會按衰變規律逐漸減少。假定長期以來宇宙射線的強度沒有改變，即14C的產生率不變，則只要測出該含碳物質中14C減少的程度，就可以按照基本的衰變公式推算出考古事件或地質事件的年代。
常規14C測年已有五十餘年的歷史，其原理已為大家所熟知，即通過測量樣品的放射性活度來確定樣品年代，如常用液體閃爍計數器等核物理儀器探測並計數樣品中14C衰變發射出的β粒子。
用加速器質譜方法（AMS）進行14C測年是七十年代末發展起來的一項核分析技術。這項技術將14C離子加速到百萬電子伏特以上的能量，通過各種手段分離干擾粒子後，用重離子探測器直接對14C原子進行計數。和常規14C測年方法相比，AMS具有樣品用量少和測量時間短的優點，特別適合珍貴樣品的測量。常規14C衰變法測年所需樣品含碳量一般為1-5g ，而AMS僅需1-5mg左右，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甚至可測量含碳0.1mg以下的樣品。AMS測量現代炭樣品達到1%的精度只需10-20分鍾，常規衰變法需10個小時以上。當然，和常規14C測年方法相比，AMS也有設備耗資大，測量過程復雜的問題。
應該指出的是，以上無論常規法對放射性活度的測量和AMS對14C原子的計數都是相對測量，需要和兩個基準樣品進行比較。一是本底樣，即應該不含任何14C的樣品。由於各種因素如樣品的沾污等，本底樣的14C測量結果並不是絕對為零，在進行其他樣品的測量時要減去這一本底，以確保反映樣品中真實的14C水平。另一個是現代碳標准，其14C含量應相當於處於交換狀態下含碳物質的14C水平。現代碳標準的選取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這里不作討論。北京大學14C實驗室採用的是中國糖碳標准。
二. 14C測年誤差
考古工作者，特別是當研究文明起源問題時，最關心的是14C測年的精確性有多高。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14C測年的誤差，除決定於實驗室的技術因素，14C測年工作者的水平外，也強烈地決定於被測年樣品本身的情況，甚至同樣的樣品還依賴於樣品的年代。14C測年方法的基本假設前提的不完全成立也導致測年誤差。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自四十年代該方法建立以來14C工作者和考古、地質學家共同努力的主要目標也正是在提高測年的精確度和擴大樣品的適宜性。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無論是常規的，或加速器質譜14C課題組都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來降低實驗誤差。
14C測年結果一般代表被測樣品的形成年齡，但樣品形成年齡與樣品所在考古單元形成的年代並非同一概念。舉例來說發掘一房址，用其中殘存的糧食、炭化果核測年可代表房子被廢棄的年代，而奠基用的動物遺骸，牆泥中摻和的草莖等物的14C年齡則接近房子的建造年代。此外木頭、人骨本身有相當長的壽命，精確測年時要考慮這個因素。
14C測年方法的基本假設前提是若干萬年以來大氣中二氧化碳的14C放射性比度，或者說其14C/12C同位素豐度比是恆定不變的。但這個假設只是近似成立。通過對約一萬年來其生長年代確切已知的樹輪樣品的系統14C測年，闡明了大氣中二氧化碳的14C放射性比度隨時間變化的規律，並建立了14C測年的樹輪校正曲線。校正量除最大幅度達800年的8000年長周期外，還需考慮振幅和周期均約為百年的短期漲落，短期漲落的幅度和周期是不很規則的。為了得到確切的年代，樣品的14C測年結果要根據樹輪校正曲線作校正。我們知道14C測年結果本身是必然有實驗誤差的，譬如說加減50年，這是指68% 的置信區間為100年。對於單個樣品單個14C數據而言，樹輪校正修正了因長期變化所導致的誤差，提高了測年的准確度。但是由於短期漲落的存在，多數情況下並不能改進測年數據的精密度，誤差表達式中的加減值反而會增加。 舉例來說鄭州大河村某樣品的14C年齡為距今（5170 ± 80）年，其68% 的置信區間為距今5090--5250年，區間寬度160年。經樹輪校正後，校正年齡（又稱日歷年齡）68% 的置信區間為距今5774--5989年，它更接近真實年齡，但校正年齡的68% 的置信區間的寬度變大了，達215年。這里我們看到准確度和精密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當然人們希望同時有高准確度和高精密度，或簡稱高精確度。為此需要用所謂的系列樣品。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我們正是採用系列樣品測年以提高精確度的。最理想的系列樣品是樹木本身。如有一段樹樁，其年輪可數達120年。現按序每10年取樣測年，得到12個有序的，真實年齡相隔各10年的14C年齡組。把這組數據與樹輪校正曲線去對比，如果實驗本身的誤差不大，那麼這組數據必然會與樹輪校正曲線上的某一段，而且也只能唯一地與這一段相吻合，從而該段樹樁的生長年代也就能相當精確地測定，最理想情況下誤差僅幾年。考古所仇士華先生曾用這種與樹輪校正曲線匹配的方法，通過測長白山地區一炭化木頭的年齡來確定長白山火山噴發的年代。
考古遺址按地層採集的樣品，或者從一系列有明確疊壓或打破關系的墓葬中採集的樣品也可看作系列樣品。當然從精確14C測年的角度看，這類系列樣品遠不如真正的樹輪樣品那樣理想。因為前後樣品間的確切年代間隔是不知道的，而且樣品的年齡與其所在考古單元的年代不一定等同，此外在晚期的地層中有可能採集到前面各期的樣品。系列考古樣品測年所得的14C年齡系列也可以與樹輪校正曲線匹配以得到樹輪校正年齡，但鑒於上述的種種不確定因素，所得的校正年齡的誤差也相應要大得多。考古工作者有理由問，考古系列樣品14C年齡作樹輪校正後的誤差究竟有多大。但給予回答時是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而且對誤差的估計也難免有主觀的成分。考古系列樣品14C年齡與樹輪校正曲線匹配時，是可以把考古工作者對這些樣品已有的知識引進綜合考慮的，如果這些知識是正確的，這有助於提高最終校正年代的精確度。譬如一個遺址被分成四期八段，每一段的年代跨度是否是均勻的，有那幾段可能跨度更長些，甚至四期的絕對年代跨度有多少年，這些先驗的知識在14C數據與樹輪校正曲線匹配時是很有用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14C測年課題組正是這樣做的，在解決文明起源研究課題中的年代學問題時我們也准備這樣做。這里也再次看到14C測年工作者與考古工作者緊密合作的重要性。
三. 北京大學14C實驗室
北京大學考古系於1975年建成國內第一個液體閃爍方法的碳十四測年實驗室。該方法後來在全國得到推廣，目前國內所有常規碳十四實驗室都用液體閃爍方法。1989年因與社科院考古所合作建立碳十四測年用的糖碳標准，獲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20多年來，實驗室已測定與發表考古碳十四年代數據約1500個，占國內考古碳十四年代數據的約三分之一。例如系統測定了浙江河姆渡，湖南彭頭山等早期稻作農業遺址的年代，把我國最早的稻作農業的年代推到七千多年以前，把榫卯建築結構的年代推到六千多年。最近又測定了河南賈湖遺址的年代，表明那裡發現的七孔骨笛有七千多年之久，這些多為研究我國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年代學標尺。
近三年來實驗室集中力量完成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碳十四測年項目，並為此作了實驗室改造，測年的可靠性和精確度都有了進一步的提高。規定了標准化的制樣和測量條件， 嚴格控制和長期監測主要測量儀器Paccard 液體閃爍計數器的工作穩定性，並採用了道比法來校正被測樣品苯和標准樣品苯之間可能存在的純度差異導致的測年誤差。目前測量的隨機誤差可控制在0.5%以下。
技術物理系和重離子物理研究所於1993年建成了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計（以下簡稱PKUAMS）。PKUAMS以EN串列靜電加速器為主器，由離子源與注入系統、高能分析與傳輸系統、粒子探測系統和數據獲取與分析系統構成。主要測量14C、10Be和26Al等宇宙成因核素，14C測量靈敏度達到6´ 10-15，相當於測年上限為四萬三千年，10Be和26Al的測量靈敏度也達到10-14以上。主要應用領域為地球科學、考古學、環境科學和生命科學。PKUAMS自1993年建成並投入運行以來，共測量樣品近千個，在上述各領域中取得了一系列應用成果。獲1995年原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一等獎，1998年中國分析測試學會獎一等獎。 PKUAMS還廣泛開展國際合作與交流，並為美國、法國、荷蘭、香港及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用戶提供測樣服務。
PKUAMS在考古學領域中完成了多項應用工作，如廣西桂林廟岩遺址樣品14C年代測定等。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是考古學中的重要問題。1988年廣西桂林廟岩遺址的發現為深入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線索。但由於遺址中部分層位樣品量很少，用常規方法很難得到樣品的年代，致使距今9250年到19350之間的年代數據出現空缺。PKUAMS發揮了所需樣品量小的優勢，補足了這些數據，從而給出了完整的層位年代序列。通過仔細研究遺址相關層位的文物，可以認為距今2到1萬年之間是我國南方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轉變的時期。
PKUAMS還測量了從不同地點出土的陶片的年代，其中廣西廟岩和湖南玉蟾岩出土的陶片年代距今為一萬五千年和一萬四千年。這是迄今世界上發現並被測定的最古老的陶片，為研究世界制陶史提供了重要材料。經PKUAMS測定的甘肅東灰山出土的炭化小麥年齡為4200年，是我國發現的最早的小麥。
為滿足「夏商周斷代工程」高精度14C測年要求，PKUAMS從1996年開始了大規模的改造工程。經過兩年的艱苦努力，PKUAMS新的離子源、注入系統、加速器輸電與分壓系統、電源與電控系統、數據獲取與測量控制系統等先後建成並進行了調試。1998年為確保系統穩定對實驗室進行了改造，實現了溫度、濕度調節與市電穩定等功能。經過半年多艱苦的全線調試和實驗研究，測量精度達到了好於0. 5%的水平，並通過了標准樣品測試檢驗，測量結果與標准值的一致性很好，偏差在測量誤差之內。1998年12月開始測量首批「夏商周斷代工程」樣品。目前，已測「夏商周斷代工程」樣品近百個，測量方法的進一步改進研究也在繼續進行之中。
總之，經過「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改進提高，北京大學的常規和加速器質譜14C實驗室都達到了國際上較為先進的水平。我們希望這兩個實驗室能為古代文明的研究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Ⅳ 如何理解學者給文化下的這個定義——文化是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
余秋雨在北大講授《中國文化史》，有學生提問：到底什麼是文化？余秋雨回答說：考古學家心中的文化最大，是指人活動的痕跡，行政官員心中的文化最小，指宣傳加娛樂。一般民眾心中的文化最雜，指古文、英文加文憑。其實文化的要害另有所在。你看，這些年不少跨國婚姻終於離散，最多的原因是文化差異。文化是一種由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構成的集體人格。
Ⅵ 考古學文化的含義及其命名法則 ¬
夏鼐先生說 在史前考古學的領域內，主要是在新石器時代考古學上，考古學文化的研究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工作。在研究考古學文化時，必須注意各類遺物之間以及遺物與遺跡之間的共存關系。例如，通過廣泛的調查、發掘，發現某幾種特定類型的陶器及石器、骨器和裝飾品等經常從某種特定類型的墓葬或居住址中同時出土，這就證實了它們之間的共存關系，這種共存關系是陶器與陶器之間的共存關系，也是陶器與石器、骨器、裝飾品之間的共存關系，而且還是陶器、石器、骨器、裝飾品等遺物與墓葬、居住址等遺址之間的共存關系。這樣的共存關系，便構成了史前考古學上的「文化」，稱為「考古學文化」。
調查發掘工作表明，「考古學文化」是代表同一時代的、集中於一定地域內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徵的遺跡和遺物的共同體。
這也即是說，代表同一時代的、集中於一定地域內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徵的遺跡和遺物的共同體，就可以命名為一個考古學文化。簡而言之，考古學文化必須具備鮮明的時空特徵。
考古學家為了區分一個地區處於前後不同發展階段的考古遺存，採用最早發現這些不同發展階段遺存的地點作為各個分期的名稱。後來為了進一步區分同一地區時代不同和時代相近而內涵不同的考古遺存，產生了「考古學文化」的概念，過去用作分期名稱的地名就很自然地變成了考古學文化的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