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怎麼排除秦文化

⑴ 漢代文化是如何繼承秦文化與出文化的

漢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漢皇朝的政治統治在全中國確立的過程中初步形成，然後又隨兩漢(前206—220)的歷史進程進一步發展起來的。漢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漢文化是全新的綜合性的新文化並非直接來源於單一的文化，而是繼承多種文化而形成的。無論較之秦文化還是楚文化，它都更為開放，更具兼融性，內容更為豐富，氣魄更為宏大。
據說，北宋蘇軾官翰林學士時，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來概括柳永、蘇軾詞作的不同風格。那麼，我們能不能舉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漢文化不同風格的事物來呢？

「文化」一詞的內涵是極為豐富的，因此，對它的使用，必須十分嚴謹而慎重。
說到「秦文化」，必須認識，其意義是多重疊合的。它本是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一種區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圍大致上是今中國西北部的陝西、甘肅一帶。它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於西部的諸侯國秦國的領地內。它又有一個很長的發展歷史，經過許多世紀，達到頂峰，有一個極短的歷史時期內成為以政治統一為背景的全國性的文化——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戰國期間秦國的佔領范圍不斷擴大(到公元前3世紀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隨著秦的軍事征服、勢力擴張、人員遷動，秦文化所影響和覆蓋的地區不斷擴大。在這樣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中，秦文化對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內容是越來越豐富的。
到秦朝完成統一，實現了對全中國的統治，進而又採取許多措施鞏固和發展統一，包括實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識地統一思想、文化，以至於「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史記·禮書》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這是說，秦朝對六國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確定的原則是不師古，不崇經，以法為治，以吏為師。推行這些政策的極致，就是實行「焚書坑儒」的野蠻舉措，予文化以嚴重的摧殘，對思想和學術自由更是沉重的打擊。因此，秦文化對於中原傳統文化又並非主要是「依古以來典法行之」。
由於秦朝統治的時間很短，其目的在於統一思想文化的政策並未來得及完全實施，亦未取得預期的成效。與此同時，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統一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統一的短時期內，秦文化並沒有和東方六國文化融為一體，其作為全中國的主導文化的地位，也沒有來得及完全得以確立。在原屬東方六國的廣大地區內，各區域文化繼續表現著它們的特色和活力。
隨著秦政權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體變為客體，其作為全中國統治文化的短暫時期也就宣告結束。不過，在代之而起的漢代，秦文化的要素繼續存在，而且還保持著強有力的影響。「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統國家形態和大一統國家觀念的基礎，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基礎。秦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最有建樹、對後世逐步發展起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應當說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戰國以至於秦漢時期，經常有人注意並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點。如魏國的信陵君說：「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儀德行」。西漢初年，賈誼痛說「秦俗日敗」，指出：商鞅變法以來，秦國一直是「並行於進取」，雖然「功成求得」，但卻出現了社會道德水準嚴重下降的惡果，秦始皇又「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滅亡。《淮南子·要略》說：「秦人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勢利」，司馬遷也說：「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這里所說的「俗」，部分地有我們所說的「文化」的含義。以上言論，雖然包含了對秦國或秦人的敵對心理，但卻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徵，如秦人因其長期生活的環境的影響，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數民族的影響，傾向於強悍好鬥，為了達到目的，可以狠下決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實效、功利，質朴而率直，不事虛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動性極強，為了實現某一目標，定會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難和力量的阻擋。秦文化的這些特點，似已得到當今學者的普遍確認。
漢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漢皇朝的政治統治在全中國確立的過程中初步形成，然後又隨兩漢(前206—220)的歷史進程進一步發展起來的
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漢文化就是楚文化。這一說法未免有點絕對化。但也因此提出了漢文化和楚文化的關系，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很有意義的問題。
楚文化，也是先秦時代一種歷史悠久的區域文化，在其早期，還是一種古老的民族文化(早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從時間上說，是隨著南方的諸侯大國——楚國的發展而成熟起來的。從空間上說，又是隨著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疆域的不斷拓展而向廣大的地區擴散的。像秦文化一樣，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鮮明特色，它有濃厚的浪漫主義情調和神話色彩，崇尚自由，富有激情，善於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濃。
楚文化的誕生和大發展是在江漢地區，這里屬於長江中游。春秋時期，楚國曾有志北進，但遇到將它視為蠻夷的北方強國晉、齊的有力遏制。楚國因而改以東進與南拓作為戰略目標。到戰國初年，楚國向東擴展的勢頭很猛，基本佔有了長江下游地區，其北界已接近黃河，東部屬於吳越文化區的吳、越故地已歸其所有。同一時期，其南界也達到或越過了南嶺。
然而，楚國又遭到來自西方大國秦國的嚴重威脅。到楚懷王(前328—前299)的後期，楚國在秦國的外交欺詐和軍事進犯中，丟失了西北邊境的土地。後來，形勢益發惡化，楚國的都城郢(今湖北荊州市)也失守了。在戰國後期，楚國的西界一再東移，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長江下游地區。與此同時，也發生了楚文化重心的東移。這一變動從歷史記載中很容易看出來。一方面，楚國的都城先由郢遷到陳(今河南淮陽)，再遷鉅陽(一說在今安徽阜陽北，或說距陳不遠)，又遷到壽春(今安徽壽縣)。楚國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長江下游地區。與此同時，楚於前[44]1年滅莒，前306年滅越，前256年滅魯，勢力推進到東部沿海地區。楚國的貴族黃歇(春申君)的采邑位於大海之濱的江東，楚國的東境到達徐泗鄒魯一線，這里的居民都開始自稱為楚人了。後來，西漢初年，劉邦改封齊王韓信為楚王，其所持理由是「齊王韓信習楚風俗」，韓信，是淮陰(今江蘇清江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國都於下邳(治所在今江蘇睢寧西北)，可見，早在戰國後期，所謂「楚」的地域概念，重點已不是江漢一帶，而是瀕臨大海的江淮之間了。
綜觀戰國後期天下大勢的發展，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兩個東進，前者是秦軍東向的凌厲的軍事攻勢，後者是楚文化的東漸，其影響從長江中游擴大到東部沿海地區。僅僅數十年時間，東部近海的鄒魯吳越一線，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從此以後，以「楚」的標志冠於這一帶的一切，似乎並沒有遭致當地居民的嚴重反感和強烈抵抗。
秦漢之間最顯赫的人物項羽、劉邦，都表現了鮮明的楚文化色彩。對於項羽來說，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項燕是楚國名將，因而對故國念念不忘；而劉邦所居的徐泗地區，原本離在江漢平原的楚國中心地甚遠，但到戰國中後期，楚國的勢力已達鄒魯境內，這一帶很快「楚化」。劉邦好楚聲、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辭，可以稱得上一個楚文化迷。據載，「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由此可見，徐、泗一帶在語言上也受到楚語的影響，而原非「楚人」的劉邦，對此十分欣然，並熱心加以推廣。
楚漢之間，民間多樂楚聲。對此，魯迅認為：「蓋秦滅六國，四方怨恨，而楚尤發憤，勢雖三戶必亡秦，於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聲為尚。」以此來解釋楚文化的高揚，固合情理，但又必須看到，楚文化在東部濱海地區的長期浸染，早已取得顯著的效果，乃是「楚聲」大張更深層次的原因。反秦斗爭初起之地是在「楚」，陳勝定國號為「楚」並以「張楚」作為政治綱領。秦二世也稱陳勝等是「楚戍卒」。項羽自稱「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幟依然是「楚」。劉邦繼承陳勝等所開創的事業，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項羽之封。雖然他後來打敗了項羽，但他並不以「楚」為諱。
西漢就是在這樣的濃厚的楚文化的氛圍中建立的。漢初文化上的特色，確實是楚文化基本特點的表現。漢初政治上的指導思想是黃老之術，「黃」是依託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盡管漢初楚聲是如此高昂，但是，漢文化並不等於楚文化。漢文化不是對任何一種文化的全盤因襲和簡單模寫，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納和揚棄後的更新和創造，其中包括對秦文化和楚文化的繼承和改造。西漢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時，對於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對秦文化也並不是完全棄置，同樣也是既有繼承，也有改造。筆者贊同袁仲一先生的觀點：「兼並山東六國、建立統一的王朝後，秦文化傳布到全國，成為後來輝煌的漢文化的基礎」。雖然秦朝存在的時間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曇花一現，但秦朝文化是長期積力蓄能而成，它有著內容上驚人的擴充和創新，故它並不因為存在時間短促而一閃即逝，相反，它有相當一部分內容轉移到漢文化中，成為漢文化的重要成分，這是一種文化的借殼存身。
漢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漢文化是全新的綜合性的新文化並非直接來源於單一的文化，而是繼承多種文化而形成的。無論較之秦文化還是楚文化，它都更為開放，更具兼融性，內容更為豐富，氣魄更為宏大。
漢朝和秦朝一樣，也曾是一個充滿開拓精神和恢弘氣魄的政權，漢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這些特質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其一，無論是秦文化，還是漢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徵，在於它們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對於它們來說，政治文化又都是諸文化要素中高於一切、支配一切的。
這兩種文化有著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統。秦朝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的、統治到社會基層、嚴格約束到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個人的政治統治。這就是後人經常所說的「秦制」。而漢朝，基本沿襲了這一整套制度。所謂「漢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這種政治上的繼承。
「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損減，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有變更」。這就是說，西漢制度對秦制有因有革，而因襲的一面是主要的。漢朝建立後，最高統治者還是稱皇帝，百官制度大體未變，政府的運行機制並無大異，皇帝、百官的行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漢武帝劉徹的心理、行事與秦始皇作比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漢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異。
其二，秦文化求實重實的質朴風格，漢文化也大體繼承下來了。秦大建宮室苑囿，漢也基本如此。漢高祖剛剛取得政權，形勢還沒有穩定下來，劉邦本人還在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守關中的相國蕭何，就在長安建了宏麗的未央宮，其規模連身為皇帝的劉邦也覺得過分
但蕭何對此的解釋是：「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宜，非壯麗無以重威」，如此表述的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潛在表現。漢武帝時，也大治宮室苑囿，其規模已不亞於秦始皇時。武帝為他所寵愛的年輕將領霍去病所修的墳墓「像祁連山」，墓前的石刻，也是巨大而作風渾厚朴實，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異效(長生等)，濃厚的迷信色彩，雖無發達的宗教，卻有宗教式的狂熱，這也是與秦文化、漢文化相似的。漢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許多地方像楚人，但就其大動作而言，是更接近於秦人之為的。
如果把對中國傳統文化觀察的重點放在政治文化特別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認為，應當確信這樣一個基本結論：「漢文化的主體乃秦文化」，並且，「從這種意義上講，秦文化的的確確是近兩千年中國文化之基石」。
但是漢文化與秦文化還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論點，並非意味著就要得出「漢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結論。漢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與秦文化相較，漢文化更具有開放性，更善於吸納，也更有兼容的氣量和能力。例如，漢文化就從齊魯文化中吸收了豐富的政治文化營養，無論是在政治思想方面，還是在朝政禮儀方面，漢文化都比秦文化從齊魯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東西。較之秦文化，漢文化在浪漫氣質上加強了，在這方面顯然是受楚文化的影響更大。漢文化在尚實的同時，也增添了理性，在理性思辨認識水平上，較之秦文化有了顯著提高。這是文化隨時代進步的表現，這種提高和進步了的文化，也更適合時代的需要。
西漢時期，許多有識之士曾一再對秦政進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極為可貴的思想資料，這就是著名的「過秦」。「過秦」是一場深刻的歷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礎上對政治的創造性的探索。「過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對秦文化的反復審思。在反思中，人們認識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討予以補正的措施。
從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來說，漢文化表現出比秦文化更強的應變力和適應性。賈誼已經清晰地意識到，秦政之失在於「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也就是說，任何統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須切合實際，適應具體的時勢，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變。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說是「過秦」思想的衍生。漢武帝到晚年也終於認識到「與民更始」的重要。兩漢有作為的統治者都是注意經常調整政策，順勢而為的。從統治思想來說，漢初按照黃老思想，實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等一系列的寬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時期轉為內行興作、外事開拓的「有為」之治，到昭、宣時期又轉變過來。總的說來，漢代統治者在掌握張弛節奏方面，已遠勝過他們的前輩，因而能使社會矛盾不至於過於激烈。這也是西漢、東漢都能維持較長時期統治和穩定發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漢文化的多樣性，較之秦文化要明顯得多，它在這方面的優點也就可以較充分地表現出來。這個所謂的「霸王道雜」的漢家制度，也就是雜取不同學派的政治文化治國理天下，這個所謂的「雜」，就是對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統治思想，廣為吸納，分別主次優劣，取其精華，兼容並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漢初與秦代最顯著的不同是實行郡國並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開過爭辯，其實，就當時的歷史條件而言，無論是主張分封的淳於越，還是主張行單一郡縣制的李斯，都是帶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於李斯，主導的一面是對的、好的，但從六國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權，跨度不能不說是太大了。這樣一個「進步」是當時的歷史所承受不了的。從秦政權滅亡的結果來看，事實上，採取這一制度的負面作用是不能否認的。
漢朝就不是這樣，郡國並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區，由同性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區(開始還存在過一些異姓諸侯王，那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滅了)。誠然，這樣做也有很多的問題，而且日後逐漸嚴重起來，但郡國並行，兩種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補而又互制，而且總體而言又有較大的迂迴餘地。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西漢初年的郡國並行制是適合的，有其存在的歷史理由，不能因為其後來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個層次上，漢文化都善於兼並收蓄，因而有利於創新和發展，以文學為例，漢代文學迸發出巨大的活力和創造力。像賈誼，其政論文有秦文化的氣魄，而其賦作則從楚文化吸取了更多的營養。正因為多源吸取，思想活躍，靈感大增，漢代文學的繁榮是秦代無法比擬的。
就政治和社會生活而言，漢代也遠較秦代開放，更加活躍，更加富於生機。漢政權成功地溝通了社會上層和下層的聯系，最高統治者也和生活於社會底層的文人學士有對話的機會，從而能有效地把後者吸收到統治集團中來。從漢代社會精神風貌來說，也更顯得豪邁灑脫。總的說來，漢代社會生活雖仍有如秦代那樣的制約，但畢竟多了一些彈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代那樣過分地僵硬。
不過，成熟期的漢文化，也有較秦文化退步之處。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以及在鹽鐵會議上表達出來的賢良、文學這類儒生的聲音，反映出背離秦文化的功利主義的保守主義的傾向。東漢一代，文化中的「文」「德」有餘而「武」「力」過弱。自漢武帝以後，大漢的發展有明顯的轉弱趨勢。
據說，北宋蘇軾官翰林學士時，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來概括柳永、蘇軾詞作的不同風格。那麼，我們能不能舉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漢文化不同風格的事物來呢？這當然是不容易的，但我們不妨試試。或許，最能代表秦文化總體風格的是：《秦律》(原已失傳，後因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的出土而使之重現於世人面前)和「以吏為師」構成的法制文化體系，秦始皇巡遊天下過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辭，始皇帝陵墓及其陪葬坑的兵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風格的自然是楚國的青銅器和漆器，是老莊哲學和楚辭，是楚國極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飛)，蜚將沖天」的氣勢和「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漢文化總體風格的，或許可以說是：漢賦，漢武帝時形成的用人選材制度，「天人感應」學說籠罩下的政治，《史記》及集中體現於其中的「究天人之際」的探索精神，鹽鐵會議上的辯論(其主要情況反映在《鹽鐵論》一書中)，以「孝」為基礎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舉，或致貽方家哂笑，但筆者姑妄為之，是否得當，敬祈指教。

⑵ 漢朝是不是和秦國一樣的統一中國

秦統一是領土的統一,民族不融合,生產力不先進,還暴政,各國還不服,肯定統治不長久的

而漢的統一,意義則不一樣,漢朝中國在世界當時也可以算一個帝國了,疆域也比秦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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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真實詳盡的漢朝
一、開國

高祖提劍入咸陽，炎炎紅日升扶桑；光武龍興成大統，金烏飛上天中央。
――三國演義篇終詩

公元前202年，劉邦稱帝，漢朝開國。

登基六年後，劉邦回到故鄉沛縣，與父老鄉親縱酒狂歡。酒酣，高祖一邊擊築，一邊唱起自己即興創作的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就是著名的大風歌。如後人評價的：「高祖《大風》這歌雖止於二十三字，而志氣慷慨，規模宏遠，凜凜乎已有四百年基業之氣。」這里有勝利者的豪邁，有開國君主的躊躇滿志。在志得意滿之餘，這位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平民皇帝也坦率地道出了一份期待和不安。是的，當他環視這個剛剛建立的國家，他的眼神一定是憂慮的。

當時的社會，民生凋敝，百廢待興。戰國數百年的血戰之後，接踵而來的是秦朝殘暴的統治，隨後又是秦末的大規模戰爭，大戰七十，小戰四十。司馬遷在《史記》中感嘆：「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當時人口銳減，「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數十二三」。財物耗竭，「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 ，「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當時的政治也極不穩定，危機四伏。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反。七年，韓王信投降匈奴，以兵攻太原。十年，陳豨與王黃、曼丘臣反，自立為代王，叛亂波及華北全境。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反，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十二年，又有燕王盧綰反。除了內憂，還有外患。翦伯贊在《秦漢史》如此描述：「當漢高祖削平天下、統一中原、得意洋洋、擊築高歌之時，四周諸種族已經把中原文化區域包圍得水泄不通了。……這些蠻族中，最成為中原種族之威脅的是北方的匈奴。因為它們具有強大的武裝，而又接近中原種族政權的中心。」 在劉邦率軍平息韓王信的叛亂時，被匈奴冒頓單於四十萬精騎圍於白登，狼狽不堪，七日之後才得以解圍。

更糟糕的是，這個政權缺乏任何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從上古開始，君王就是受命於天，並且與英雄的氏族領袖血脈相承。夏王族的祖先大禹是「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立下了治水的不世之功。至於商朝的始祖契幫助大禹治水有功，封於商。他的出生頗為奇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周同樣如此。傳說中有一個女子叫姜原，踏到了巨人的腳印，懷孕生下了孩子，周的祖先後稷就誕生了，成為教民耕稼的農業始祖。秦呢？《史記》記載：「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來路同樣不凡。

那麼，漢高祖是什麼呢？什麼也不是。傳說他出生時母親夢與神遇，他的長相隆準而龍顏，他所居之處常有雲氣，這是後來的附會，當時要以此服天下，恐怕太難了。而且，他的家族世系實在沒有值得誇耀的。劉邦之父稱劉公，其母稱劉媼，連個象樣的名字都沒有。他手下的功臣大將，大多出身卑微，蕭何、曹參為縣政府小吏，陳平是屠夫出身，韓信是無業遊民，樊噲、周勃、灌嬰各以屠狗、織薄、販繒為業，黥布、彭越曾為盜賊，高祖自己做官只做到了亭長。

在這種情況下，漢朝要在如此廣大的地域中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實現長治久安，沒有成功的先例可循。周的分封制，以宗法親情為基礎，但是時間一長，親族的情誼和君臣的名分便難以為繼，最後走向了春秋戰國的自相殘殺。秦的郡縣制，實行中央集權，採用嚴刑酷法，結果二世而亡，似乎也不可行。秦朝滅亡的幽靈一直徘徊在長樂宮和未央宮中。

在漢以前，中國雖然有夏、商、周三個朝代，但從來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如張光直所言：「夏商周三代的關系，不僅是前赴後繼的朝代繼承的關系，而且一直是同時的列國之間的關系。從全華北的形勢來看，後者是三國之間的主要關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國之間勢力強弱的浮沉而已。」到戰國時代，散落在華夏大地上的成百上千個諸侯和部族逐漸整合，形成戰國七雄，但是他們之間「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服異制，語言異聲，文字異形」。就文化而言，在當時的華北，主要有齊魯文化和三晉文化之分。錢穆先生曾指出：「東方齊魯學人，大率尚文化，重歷史，其學風對象，以整個社會為主。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狹義的國家富強為出發點。故其議論思想，往往求為整個社會謀徹底之改進。」「至三晉之士，則其目光意氣，往往僅限於一國，僅以謀其國家富強為基準。其思想大體，僅為因利就便，趨於目前之功利而止。故其議論，往往尚權力而薄文化，重現實而輕歷史。」

三晉即趙、魏、韓三國，著名的法家人物多出於此。而把三晉文化發揮到極致的，則是經過了商鞅變法的秦國。秦人貪狠趨利，嚴刑峻法，不事虛浮，力行耕戰，具有極強的開拓性，造就了一部高效率的行政機器和一支勇猛善戰的軍隊。東方的齊國是另外的一番面貌。齊國政治上始終沒有實行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經濟上採取的是以商業促進流通、以消費促進生產的管仲之術,思想上則由國家建立稷下學宮，讓諸子百家自由爭鳴。在南方，還有一個曾自豪地宣稱「我蠻夷也」的楚國。楚國政治上混同夷夏，文化上浪漫、瑰麗、熱烈，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富有激情和想像，大異於中原。

這些國家都有定鼎天下的實力和氣魄。秦國就不用說了。齊國歷來國力強盛，號稱「東秦」。戰國末期，齊國兩個月就攻破燕國，占據燕都三年。後又舉兵滅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並周室而君臨天子，此時齊國已走在武力統一天下的路上，距秦始皇一統海內不到七十年。只不過一招不慎，被燕國的名將樂毅聯合其餘五國打了個措手不及，後雖復國，但是一直閉門養痾。楚國地廣千里，帶甲百萬，直到滅亡前，楚國的銅鐵產量仍然是最多的。楚國民眾有忠君報國的傳統，對秦國懷有深仇大恨。直到最後，楚國國勢衰微之時，秦國還是傾全國之力才把它拿下。

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國家，「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儼然有建立千秋帝國的氣象。

但是，對原來的山東六國，雖能收其地，收其民，卻始終未能收其心，最後只好使出了焚書坑儒的手段。六國的遺民們滿懷仇恨，各各懷著復國的夢想。當陳勝吳廣首先起義對抗暴秦時，齊魯的儒士立即負孔氏之禮器，往歸陳勝，委質為臣，孔子的後代孔甲還做了陳勝的博士，最終與其同死。而在楚國旗號下的軍隊，以劉邦、項羽為代表，終於打入關中，實現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讖言。

各自有著深厚的歷史傳統和鮮明的文化特色，彼此之間又積怨甚深的中華民族各個區域集團，能否在同一個政權內相安無事，甚至相互認同，也決不是一個輕松的問題。

上述所有的問題，漢代都給出了答案。這些答案是如此的成功，以至影響了中國兩千年。
漢代在經濟上確立了重農輕商的基本政策，民生迅速恢復。經過文景之治，「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牝者擯而不得會聚」。這也許只是對盛世景象的描繪，至於經濟發展的一般水平，有學者測算，從西漢末到東漢後期，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2000斤，每個農業人口每年口糧486斤，全國每人每年佔有糧食640斤。從漢以來的兩千年，我國農業雖然有所發展，但農業勞動生產率、每個農業人口的口糧數和全國每人平均佔有的糧食數，仍在漢代已經達到的水平上徘徊。

漢代又實現了區域文化的大融合。西漢定都長安，承襲秦制，自然有秦文化的事功和法制精神。同時，漢高祖來自楚地，本人好楚聲、楚舞、楚衣、楚辭，其功臣舊將也多為楚人。楚地的文化遂北上，對漢代精神影響深遠。從兼容並包的氣度，尚巫尚赤的習俗，鋪陳誇張的漢賦，再到政治上一度盛行的黃老之術，都可以看到楚文化的影子。漢初，叔孫通起朝儀，陸賈獻《新語》，之後漢武帝尊儒術，山東齊魯之學又澤被全國。盡管漢代依然存在區域風俗上的差異，但是各地逐漸超越了歷史傳統、文化傳承和血緣基因的差別，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認同感。

漢代把受到華夏文化浸潤的、居住於廣闊土地上的人民，摶成了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一直延續到今天。從此，這個民族就以「漢」自稱。

在漢代，華夏民族剛剛經歷了創造力勃發的軸心時代。他象一個的少年，有著無限的好奇心和無窮的自信心。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積累了一切它所需要的智慧。同時，他又剛剛走出血與火相滌盪的上古時代，保持著原始的野性和活力。如今四海一統、民生恢復，這個精力旺盛的年輕民族終於擺脫了內部的自相殺伐，內求鞏固，外求擴張。中華大地的面貌從此發生了永久的改變，亞洲的格局為之一新，餘波一直沖擊到遙遠的西方世界。正如高祖在《鴻鵠歌》中所唱：「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

後面二,三,四,五 太長了

⑶ 漢代文化是如何繼承秦文化與出文化的

漢文化在政體上基本沿襲了秦政，但是在生活習慣上還是沿用楚國文化。
漢代就有「漢承秦制、漢襲楚風」的說法。可參考文化藝術出版社王林旭著《中國美術史綱》
因為劉邦是楚國亭長出身，劉邦的眾多幕僚、戰將、家屬基本都是楚國人，文化習俗在短時間內不可能改變，而且在滅秦之後楚國文化曾經統治了全國，很多諸侯也是楚人。這就造成了在漢朝初建的時候朝廷官員所佔比例很高。劉邦在制定禮儀方面應用的都是楚人的建議，所以在這方面繼承了楚文化。包括政治文體和散文辭賦都是楚文化的特點。比如漢兵馬俑、漢畫像石等等都具有楚國特點。
在政體上，《漢書·百官公卿表》明確的記載
秦 統一後，建立了一套以 丞相為 核心的 中央 官僚 體制，其主要職官是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長，其職責是協助 皇帝處理全國 政務。所謂「 相國、丞相，皆秦官， 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太尉，負責管理 軍事，「金印紫綬，掌武事」，「為百官之長」。御史大夫，其位次略次於丞相，是丞相的輔佐。《 漢書· 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紫綬，掌副丞相。」在 秦代，掌司法是御史大夫的主要職掌。御史大夫並不受制於丞相，而是直接受命於皇帝。
西漢建立後，承襲秦制，雖略有所改，但在 漢武帝以前的中央 行政體制，基本上沒有突破秦代模式。故有「漢承秦制」之說。只是在漢武帝時，中央官制出現了 內朝與外朝的劃分， 皇權也進一步 集中。
秦朝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推行 郡縣制。《 史記· 秦始皇本紀》雲：「二十六年……秦初並天下……皆為 郡縣……分天下以為 三十六郡。 郡置 守、 尉、 監。」後又在今 河套地區建 九原郡，在兩廣地區設 南海、 桂林、 象郡三郡，共四十郡。郡下設縣，《漢書·百官公卿表》「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郡的最高行政長官為郡守。秦統一全國後，各郡均設守以掌其民。《漢書·百官公卿表》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縣的最高行政長官是縣令、長。《漢書·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縣制在秦代以基本定型，並成為我國兩千年來帝制社會一種固定的地方行政區劃。
漢朝建立後，實行 郡國並行制。在 楚漢戰爭中， 劉邦為了分化 項羽陣營，壯大自己的力量，曾經分封了一些「異姓王」。後來，他們的力量過大，威脅 中央集權，劉邦便借故一一翦除。但在誅滅「異姓王」後，劉邦「懲戒亡秦孤立之敗」，又陸續分封自己的子侄為王，共封了楚、齊、梁、趙、燕、代、吳、淮南、淮陰等九國。當時九個諸侯王的封地包括了原東方六國的領土，只留下原秦國的舊土十五郡由中央直轄，並仍劃分為郡、縣兩級。這種王國與郡縣並存的體制，被稱為「郡國並行制」。

⑷ 歷史上朝代那麼多，為什麼以漢為民族呢

漢朝之前，雖然秦朝統一了天下，但是，秦朝有兩大致命的缺陷，一是秦朝並沒有形成文化認同。

秦朝由秦國化來，長期以來，秦朝是受鄙視的國家，認為是文化的荒漠，秦文化並沒有形成天下共識，雖然車同軌了，文字也統一了，但這都是行政上的，並沒有在人民的思想上形成共識。秦始皇統治天下，幾乎沒有人認同自己是秦人。

那自然的就把中國人稱為了唐人，尤其是日本，可以說是唐朝粉絲啦，他們習慣稱中國人為唐人。而中國人在國外被稱唐人，應該跟日本有關系。

因為日本到了明清時，也成為了亞洲一個文化交匯點。外來的文化經過日本的轉化，而輸入到亞洲、輸入到中國。亞洲的文化同樣經過日本，進行轉化再傳播到世界。這樣一來，可能因為日本偏好叫中國人為唐人，所以唐人在世界范圍內流傳開來。

當然，除了唐人漢人，中國還有其它代稱，比如清人，明人。比如朝鮮有個特點，他們特別喜歡叫中國人為清人。為什麼呢？可能朝鮮想用這個名稱把清朝跟其它朝代區別開來。

⑸ 秦朝與漢朝有什麼異同

秦漢之史學
兩漢時期，封建統治者繼承了前代由國家修史的傳統，在中央設史官，編修歷史。其中最有名的史書是《史記》和《漢書》。 司馬遷與《史記》 司馬遷（公元前145—公元前87）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父司馬談，武帝時，為太史今，學識淵博。原擬撰寫一部史書，未及撰述，就因病去世。司馬遷幼時聰慧，十歲開始誦習古文。二十歲時，周遊今江蘇、浙江、江西、湖南、安徽、山東、河南的許多名山大川和名勝古跡，了解了各地的一些風尚習俗和民間傳說，接觸過社會各個方面的人物。後為郎中，奉使到今四川、雲南等地，對當地少數民族等有所了解。繼父任太史今後，又得博覽史官所藏圖書。他的學術根基深厚，經歷豐富，這是後來他撰寫《史記》的極有利的條件。 《史記》的撰述，開始於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約用了近十年的時間撰成。上起黃帝，下迄「當代」（武帝時），以人物傳記為主，輔之以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體例嚴整，內容豐富，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通史，為此後二千年間的正史編纂創立規范。全書分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司馬遷作為一位史官，原來寫作目的是為了宣揚「明聖盛德」，「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先人所言。」以為西漢王朝的統治服務。可是天漢二年（前99年），他為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辯護，觸怒了漢武帝，被處腐刑（宮刑），這對他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思想上起了某些變化。他說：「詬莫大於宮刑」。他當時極度悲憤，曾想到死；可是為了完成《史記》一書的寫作，還是需要活下來。他孫子臏腳、屈原放逐等古人古事來自勉，借撰述以抒發郁結，申述己志。他對西漢統治者極不滿，對皇帝、宗室貴族、外戚和官僚在政治方面的殘暴行為，生活方面的奢侈腐朽，有所揭露。他對陳勝、吳廣等農民起義領袖，則給予同情。他說：「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因而為陳勝、吳廣作「世家」，同五霸、七雄等諸侯並列，評價很高。除此以外，還為古代、當代的著名學者、醫者、商賈以及其他各行業各階層的代表人物立傳，又對天文、歷法、禮樂、水利、經濟、少數民族，以專章論述，比較具體生動地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前期正在形成的多民族國家的面貌。 班固與《漢書》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他的父親班彪，是著名的史學家。因司馬遷的《史記》只寫到漢武帝太初年間，乃收集史料，作《史記後傳》六十五篇，以補足《史記》的西漢部分。書未成，彪死，其子固為蘭台令史，轉遷為郎，典校秘書，奉詔完成其父所著。他用了二十餘年的時間，修成《漢書》一百卷（後分為一百二十卷）。全書分為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始於劉邦起兵，終於王莽覆滅，記述了二百三十餘年間的史事人物。屬於西漢前期的內容，多采自《史記》。全書體例也仿照《史記》，惟改「書」為「志」，廢「世家」人「列傳」。《漢書》十志比《史記》八書的內容詳備。《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等是班固的新創。《漢書》是我國第一部體例完整、內容豐富的斷代史。各傳、志多載錄有關學術、政論文章，因之又兼有一代文章總集的性質。班固死時，「八表」和《天文志》還沒有寫好，後由他的妹妹班昭和史學家馬續完成。 《漢書》的主要缺點是封建正統思想嚴重。晉人傅玄在評論《漢書》時說：「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書。」《漢書》的思想性遠不如《史記》。
編輯本段秦漢之科學技術
秦漢時期，科學技術有很大的發展。 算學 稍晚於《周髀算經》的算學著作是《九章算術》，約成書於東漢前期。全書分為九章：（1）方田（分數四則演算法和平面形求面積法），（2）粟米（糧食交易的計算方法），（8）衰（cuī催）分（分配比例的演算法），（4）少廣（開平方和開立方法），（5）商功（立體形求體積法），（6）均輸（管理糧食運輸均勻負擔的計演算法），（7）盈不足（盈虧類問題解法），（8）方程（一次方程組解法和正負術），（9）勾股（勾股定理的應用和簡單的測量問題的解法）。其中負數、分數計算，聯立一次方程解法等，都是具有世界意義的成就。全書由二百四十六個算術命題和解法匯編而成，標志著我國古代數學的完整體系的形成。 天文學 兩漢時期，關於天體結構，有三種說法，一是宣夜說，已失傳；二是蓋天說，《周髀算經》即持此說，認為「天象蓋笠，地法覆盤。」這種說法違失太多，史官多不採用。三是渾天說，認為天地之象如卵之裹黃，「天轉如車轂之運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故曰渾天。」這種說法對於天體結構的設想比較近於實際，多為史官採用。 東漢安帝時，太史令張衡掌天文，撰《靈憲》一書，比較正確地闡述了許多天文現象。如說：「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他在西漢的渾天儀的基礎上，設計了一種新的渾天儀，以漏水轉動，星宿出沒，與靈台觀象所見的情況相符合。 張衡還作候風儀和地動儀。候風儀製法失傳。地動儀是用精銅製造的，圓徑八尺，形似酒樽，內置機關，在八個方向各安一個龍頭，口銜銅丸一枚。哪個方向發生地震，同方向的龍頭就口吐銅丸，發出警報。 張衡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渾天儀和地動儀的製造，不僅是科學技術上的一大成就，還促進了唯物主義世界觀的發展，對東漢喧囂一時的讖緯迷信思想是一個有力的打擊。崔瑗在張衡的碑文中稱贊他「數術窮天地，製作侔造化。」 歷法 秦統一中國後，在全國頒行《顓頊歷》。《顓頊歷》是一種四分歷。一回歸年為365日，一朔望月為29日，以十月為歲首，閏月放在九月之後，稱為後九月。武帝時，《顓頊歷》已行用百餘年，出現了「朔晦月見，弦望滿虧」的情況。武帝以司馬遷、星官射姓、歷官鄧平和民間歷算家唐都、落下閎等二十餘人修改歷法，於太初元年（前104年）編成新歷，這就是有名的《太初歷》。《太初歷》比四分歷科學，行用一百八十九年才出現重大差誤。《太初歷》根據天象實測和多少年來史官的記錄，制定了一百三十五個月的日食周期（稱為「朔望之會」，約在十一年中有二十二次日食）。自有了這個周期，歷家可以校正朔望，預知日食。太初歷還把二十四節氣第一次收入歷法，這對於農業生產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太初歷》的編制是我國歷法史上的第一次大改革。 醫學 兩漢時期，醫學很發展，宮府設有醫官，民間醫師也很多，多數方士兼通醫道。 西漢初年，著名的醫學家有淳於意，因曾任齊的太倉長，號倉公。他年少時，從同郡人陽慶學「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葯論甚精。」西漢後期的樓護也是一位造詣很深的醫學家，他讀過醫經、本草、方術書計有數十方言，在長安一帶行醫很有名。 東漢時期的醫學更加發展。最著名的醫學家有張仲景和華佗。 張仲景名機，南陽人。東漢末年，南陽一帶傷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為了給人治病，鑽研《內經》、《難經》等古代醫書，並廣泛收集有效方劑，著《傷寒雜病論》一書。至北宋時，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二書，前者論述當時屬於「傷寒」的若干病症，後者論述婦科、內科等多種常見病。 張仲景還從臨床實際出發，吸取當時醫學上的新成就，把《內經》以來的病因學說，臟、腑經絡學說同四診（望、聞、問、切）、八綱（陰、陽、表、里、虛、實、寒、熱）等辯證方法，有機地聯系起來，並且總結出汗、吐、下、和、溫、清、補、消等治療法則，還論述了一些處方用葯的加減變化規律。這些都是對祖國醫學發展的重大貢獻。張仲景為後世醫家尊為醫聖。 華佗五禽戲
華佗字元化，沛國樵（今安徽亳州）人，約於張仲景同時。他是一位傑出的外科醫生，亦精幹針灸技術。他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發展了我國的麻醉學和外科手術學。他施行手術時，先使病人用酒沖服麻沸散，然後破開腹或背，剜去瘀積，或清洗內臟，然後縫合，敷上葯膏，四、五天傷口便癒合，一個月後，就能痊癒。華佗的麻醉學和腹腔手術，在當時的世界上是最先進的。 華佗還模仿虎、鹿、熊、猿、鳥的活動姿態，編成「五禽之戲」，傳授給人們，以鍛煉身體。五禽戲是以體育活動為主，與氣功結合的健身運動。 《神農本草經》約成書於東漢時期，共著錄葯物三百六十五種，計有植物葯二百五十二種，動物葯六十七種，礦物葯四十六種。如桂枝、麻黃、杏仁、石膏、附子、黃芩、黃連、知母、柴胡、地黃、當歸、芍葯等，在臨床上有卓越的療效。這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較完善的葯物學著作。 紙 造紙術
周秦時期，以竹木簡牘和縑帛作為書寫繪畫材料。簡重帛貴，不便使用。西漢中後期，宮廷中已使用一種絲質紙，薄而小，叫做赫蹏。東漢和帝時，宦官蔡倫改進了造紙方法，將樹皮、麻頭、敝布、漁網等植物纖維搗成漿液，製造出了質量較好的紙張，於元興元年（105年）獻給和帝。從此，這樣的造紙方法得到推廣，造出的紙被稱為蔡侯紙。造紙術又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和改進，到了晉朝，有很大進步，紙張成本低廉，平滑合用，完全代替了簡帛，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 中國的造紙術約在公元三、四世紀傳入朝鮮半島，後又傳到日本。唐中期，傳到中亞，後經阿拉伯諸國傳到北非和歐洲。造紙術的發明與傳播，對於世界文化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編輯本段秦漢之歷史地位
秦的歷史地位 1.結束了長期分裂割據局面，建立了中國歷史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推動了民族的融合。 2.他開創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和官僚政治體制為歷代王朝沿襲，並在我國封建社會前期起了積極作用。 3.秦朝因暴政而亡，給予漢及後世統治者以深刻教訓。 4.秦修築的萬里長城是影響深遠的古代偉大工程。 5.統一了文字、度量衡，以及道路的寬度，即所謂的書同文，車同軌。 漢的歷史地位 1.開通了絲綢之路，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黃金之路，為世界各國之間的文化藝術，經濟，宗教等方面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2.開創了歷史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基本奠定了我國多民族的國家，形成了漢民族。 3.秦文化、楚文化和齊魯文化等區域文化因子在漢時期經長期融匯，打破了先秦時期南北文化相對較少聯系接觸的狀態，形成了具有統一風貌的漢文化，同時亦由此形成了統一的漢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以儒學正統地位的建立和鞏固為突出標志的適應專制主義政治的文化建設所取得的劃時代的成就，更對後來的歷史與文化發生了規范性的影響。 4.「大一統」的社會環境為許多學科的高度成熟與充分發展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如司馬遷撰寫的《史記》，使中國古代史學建樹達到輝煌頂點，就是這方面很有說服力的典型例子。

⑹ 漢朝和唐朝相比，哪個朝代更厲害

評價一個王朝，往往會將它的盛世作為一個參數。漢與唐，兩個中國歷史上公認的最偉大發朝代，不妨一談。
唐的盛世短，它的國祚總共二百八十九年，出的鼎盛盛世也貌似不超過100年，三個真正的大治之世：貞觀、開元、大中。然而亂世極其長，從安史之亂後一下一蹶不振，從此藩鎮割據、叛亂不斷、藩鎮不掉、積重難返。
雖然後面也是有幾位還可以的皇帝（譬如李忱），但那時早已是內憂外患，內有太監掌權、藩鎮割據，外有吐蕃回鶻，即使真是一位偉大的皇帝，面對那麼多祖宗留下的爛攤子，各種條件原因的限制，四方藩鎮、外族肘掣，即使皇帝有多麼多麼聖明，恐怕也只是回天無力望洋興嘆了罷！當然不得不說的是，唐宣宗李忱的大中之治還是相當值得肯定的。
唐宣宗於即帝位後致力於改善中唐以來所遺留下來的種種社會問題，對內貶謫李德裕，結束牛李黨爭；抑制宦官勢力過分膨脹；打擊不法權貴、外戚。在位期間宣宗勤儉治國，體恤百姓，減少賦稅，注重人才選拔，對外，唐宣宗不斷擊敗吐蕃、回鶻、黨項、奚人，收復安史之亂後被吐蕃佔領的大片失地；唐朝國勢有所起色，百姓日漸富裕，使本已衰敗的朝政呈現出「中興」的小康局面。因此，史上對唐宣宗評價極高，認為他是和文景之治的漢文帝和貞觀之治的唐太宗一樣的明君，歷史上把這一時期稱之為「大中之治」。
「宣宗自臨馭，一之日權豪斂跡；二之日奸臣畏法；三之日閽寺懾氣。繇是政刑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而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之文景不過是也。」——《冊府元龜》
「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唐鑒》
「當時以大中之政有貞觀之風焉。」——《舊唐書》宣宗本紀
「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資治通鑒》「」
這點功績是相當值得肯定的，在一個朝代最後的五六十餘年裡，能出一個聖明的君主的朝代還是很少的，然而唐朝有。「小太宗」李忱就無疑是這么一人，雖然之後大唐又走向徹底的下坡路，徹底一去不返。拿一個朝代最後的幾位皇帝相比較這兩個朝代，是相對公平的。相比較漢朝，無論西漢還是東漢，幾位皇帝（成帝、哀帝抑或是桓帝、靈帝）貌似都是無法相比的，漢末未曾出過明君。
接下來是總體的比。總比盛世，唐在這方面比漢朝差得還是比較遠，前面說了，唐的盛世大概估計一百年，而且這是保守值，可能要比這個值小。列舉下漢朝的幾個鼎盛盛世——文景、漢武、昭宣，然後東漢又有——光武、明章、永元。
6個。強盛時間比唐朝長很多，明君能臣多，有治國思想，無門第之見。（雖然後來還是有不少不肖子弟，將他們排除外，在這個明君值還是相當高的）而且上述列舉的漢朝的盛世大概每個盛世由兩個皇帝並成（漢武、光武、漢和除外，當然前面兩位皇帝的盛世各是五十餘年和三十餘年，亦是非常久的）
比國祚，唐是289年，漢405年（況且漢之後還是有幾個朝代仍舊是以漢為國號的，例如劉備的蜀漢，劉淵的趙漢，劉知遠的後漢，漢的魅力偉岸真的很大，能從一個三世紀二十年代初正統正式宣告滅亡的朝代一直能影響到五代十國。縱觀中國歷史，恐怕絕無僅有。）。唐的偉大是當然要看得見的，然而漢朝能成為封建王朝里國祚最久的一個朝代不是不無道理的。（漢不僅僅居於勢力，更居於廟堂，無論西東漢，在日薄西山風燭殘年之日，依舊有著一批又一批「貞良死節之臣」，或「身在曹營心在漢」，或「非暴力不合作」，抑或「願以死節酬」，不是愚忠，更是信仰，漢文化的影響，懷念漢皇們當年的偉大事業，重現強盛，中興大漢）比國祚，唐輸。
比勢力，漢朝就是很霸氣，形容漢朝絕對是那種強硬霸氣的武力時代。漢朝的軍事勢力非常穩定。唐朝就是一種非常繁華的感覺，當然這個繁華即「政治安全」也當然是要有軍事安全作為保障的，因此人們為什麼公認漢唐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兩個朝代，大致即因為這兩個原因。（即使唐的中後期內憂外患，內有宦官專權，朋黨之爭，外有藩鎮割據，邊境吃緊，外族入侵不斷，又有階級矛盾，起義連綿，據載一段時間里，京師的詔命竟發不出外地，號令不行於四方，積重難返，嚴重縮水，但論起天寶之前的唐軍事勢力，實在是不能不敬佩嘆服，平定東西突厥，擊契丹，滅高昌，敗吐蕃，滅高麗，平百濟，挫新羅，是歷史上唯一一段能取得如此輝煌戰功的漢人統治的王朝的時期）
（不過有很多朋友認為唐的軍事遠遠超過了漢，其主要依據是唐幅員遼闊，國土面積是漢的兩倍有餘，亦是國土最大的漢人王朝，倒也有理有據（二朝鼎盛時國土面積如下，唐為1237萬平方公里（龍朔年間），漢為609萬平方公里（元始二年）但，這種認知是相當淺薄的，一個國家的國土面積是它軍事勢力的一部分評定標准，但一個國家的國土面積絕不等同於它的軍事勢力的完全評判標准，國土大絕不代表該國強大。再者，拿兩個鼎盛時期相隔七八百年的朝代相比較，請問有可比性否？何不妨拿同為相隔七八百年的殷商和西周相對比，豈有公平性可言？再者，高宗時的唐軍事鼎盛維持的時間也不過十年有餘，又以及，唐帝國在帝國各邊陲採取的絕大部分制度均為羈縻制度/都護制度，只是取得了一段時間的安定，一旦帝國的主幹組成發生重大變故，中央虛弱，邊陲的羈縻幾乎是獨立的獨立，反叛的反叛。）
從網上看到一篇很正解的文章摘錄一部分於此——「如果單純從縱向比較兩者的武力，顯然唐朝比漢朝晚了好幾百年，經過這幾百年的發展（當然中國朝代中清朝200多年是不僅沒有發展而且倒退的，尤其是清朝的軍事裝備直接倒退，但是在清朝之前的各個朝代都至少在某些方面有所發展）顯然唐朝要強一些。因為，唐朝有了馬鐙而漢朝據歷史記載還沒有出現馬鐙（估計有馬鐙的雛形），這直接導致唐朝的騎兵從裝備而言要強於漢朝，同時唐朝的兵器也要強於漢，比如唐朝的佰刀就是一個證據。唐朝的經濟也明顯繁榮與漢朝，唐朝的疆域比漢朝也遼闊。
「但是如果從橫向比的話，那麼漢朝的武力要強於唐朝。漢朝時期將最大的敵人匈奴要麼趕走、要麼同化。到了後來漢朝周邊沒有強勁的對手（游牧民族）。而且漢朝打敗匈奴和開拓疆土雖然也用到了游牧民族將領，但是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將領——比如霍去病、衛青、陳湯等。而反觀唐朝，對外開拓有相當一部分是靠著外族將領的（如高仙芝、黑齒常之等），這說明唐朝是真正很包容的（不像滿清虛偽的民族融合），但也說明了唐朝更多依賴外族，所以唐朝就有了節度使權利很大，當中央強大時這些外族節度使會供你驅使，但是當這些異族頭目看到中央虛弱的時候肯定會來反咬一口——那個安祿山就是如此。而漢朝則基本上沒有這樣的問題。唐朝對異族的戰爭雖然有勝利但也有敗給吐蕃被迫和親，在恆羅斯一戰敗給阿拉伯人失去了中亞，隨後的安史之亂再也沒能使得唐軍再次進入中亞，直接導致中央的漢人遭到回紇的屠殺和奴役。而漢朝雖然也敗給過匈奴，但是自漢武帝之後基本上是將匈奴制服了。」
依我上文引錄的文章，可得以下結論，總體上來說，橫向比，漢朝的武功勝於唐（「武力值」極為穩定，即使到了風燭殘年，依舊威風堂堂，對外毫不軟弱，唐初雖然也是一度強盛，但到了中後期，那實在不能恭維，京都六陷，天子九遷，貞觀、高宗、開元的大唐盛世從此一去不返江河日下）。
但論包括在綜合國力中的經濟與文化，憑借這一點，唐朝可以與漢朝並驅，甚至可以說，勝過漢朝。日本人自稱只跟中國人學三樣東西——「漢朝的武功，唐朝的經濟，宋朝的藝術」，一言蔽之，深度犀利。
凡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大一統王朝的經歷大致都是「走老路」，規律走勢總是相同。一個大一統朝代的經濟，無非前期高度繁榮締造一個又一個的盛世，後期財政絮亂衰敗凋敝，探尋一個朝代滅亡的原因，無非是軍事原因或政治原因等，但歸為一切溯本尋源，無非不與財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兩宋堪稱中國歷史上最富得流油的朝代了吧，可無論從北宋還是南宋滅亡的靖康之難和崖山海戰來看，表面上是滅亡於軍事，實際無非是財政的巨大漏洞。即拿北宋滅亡來講，一言以蔽之，「三冗兩積」，兩積不必說，積貧積弱。且一究「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費。
有宋一代，為避免重蹈唐亡的復轍，在官和兵兩方面都進行了精心的收權和分權的工作。在官吏制度上，為防止出現朋黨之爭的重演，在官衙設置上強調使各機構互相不通氣，互相制約。臃腫是潰爛的開始。兩宋官場腐敗至極，效率奇低，無法細表。按理說，兩宋涌現的人才數量不比任何一朝少，但其效能不是被埋沒，便是在官僚機構中被銷蝕。到公元1071年，也就是宋朝開國110年後，朝廷供養的官吏更是超過了50萬。每天的工作正如《宋史·職官志》中描寫的：「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一樣坐吃等死。據《宋史·職官制》記載：每年中央政府的支出大約是：錢一千六百九十六萬貫，金一萬四千八百七十兩，銀六十二萬兩。且不說官員的職務性消費，單是定期向官員支付的俸祿，就給國家財政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再者言冗兵，自唐以降，為了吸取前朝亡於藩鎮的原因，防止手下大將像太祖趙匡胤一樣以及五代的「前輩們」「黃袍加身」，宋繼承吸收了唐的經驗，不僅禁軍直接聽命於皇帝，精兵也收歸於中央。眾所周知，宋的文官地位要比武官地位高很多，在地方上，也多以文官制約武官。為使得「兵不識將，將不專兵」，防止武將專權，所有涉及兵權的官員，也頻繁替換。使得宋軍「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識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宋廷的這項措施的初衷是好的，其所取得的一定效果也是值得肯定的。對解決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起了重要作用，也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正如道家思想的精髓之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一樣，宋朝的這些一系列政策同樣使得宋軍戰鬥力低下，訓練鬆弛。
然而不幸的是，當時北宋周圍肘掣的幾個政權——貫穿整個王朝的遼，中期崛起的西夏，後起之秀金，在同一時期同樣強大，甚至軍事勢力為宋所遠不能及。為了解決此嚴峻的問題，宋軍的對外失敗，北宋應對問題的策略就是賠款求和，增兵再增兵，擴充軍隊荒年募兵，使軍隊數量增加，於是形成惡性循環，使得每年在軍費上的支出耗費甚多（更何況，還有諸多吃空餉的軍隊），所以雖然北宋軍力多達百餘萬，然而「養兵雖多，多而無能」。
冗費，即養兵、養官所需的巨額費用，加上對遼和西夏的戰爭耗費及高額歲幣，給北宋政府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國家財政入不夠敷出，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導致積貧局面的形成，北宋為加強中央集權，大力消弱武將的兵權，使指揮效率和軍隊戰鬥力降低，導致宋軍在與遼、西夏的戰爭中連年戰敗，形成積弱的局面。因此冗官、冗兵、冗費局面的出現造成並加劇了積貧積弱局面，每下愈況。
再者之例，亦可一舉明。同宋朝一樣，明朝滅亡的經濟原因也大抵雷同，「三冗兩積」。末期經濟結構嚴重失衡，農業占國民經濟比重降低，商業占國民經濟比重增加，而稅收仍然是以農業稅為主，再者白銀短缺，軍備鬆弛，軍費空缺，為此處不能細表，只做概論。
回到主題上。漢和唐的經濟財政表現也是一樣，前期空前繁榮，後期絮亂凋敝。尤其是唐朝後期，稅收奇高。漢末土地兼並遠不及晚唐的嚴重程度，漢朝政府也因此有更高的財政收入。同樣是處於內外交困的時期，漢與唐相比仍舊是要富庶一些，但這只是政府的財政收入，並不能代表一國之經濟。(唐統治者推行均田令的初衷是好的，但眼光不夠長遠，後世的繼承者們沒有考慮到因為人口激增帶來的瞬息萬變的應對，從而做出改革。因而到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土地兼並之風愈演愈烈。安史之亂後，由於國家中央權力的日益衰落，自然更加無法遏止地主官僚和豪強富賈對土地的大肆兼並，這就無可挽回地導致了均田制的徹底崩潰)
漢唐二朝，一個鼎盛時期「京師之錢萬巨，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一個鼎盛時期「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都是兩個相當富裕的王朝。但相比之下，唐要勝於漢。
有如下幾因，一是規模龐大。漢朝主要的政策依舊是重農抑商，但由於黃老之術的影響，並未對商業造成巨大打擊。文帝時期，在貴粟政策下，商人競買爵位，擴大貿易領域，促進了國家經濟的飛速發展，其地位才得以提高。西漢時期，全國已有數個商業中心，如長安、洛陽、邯鄲、江陵、吳、壽春、番禺、成都等。絲綢之路是當時世界最重要的商路。伴隨著商業的發展，一些經商哲學紛紛出現。到東漢時期，中原地區商道線路發達，各地貨物往來更加頻繁。雖然唐奉行的政策依舊也是重農抑商，但相比之下還是寬鬆了不少，更是農商皆重，由於國內外局勢安定，百姓安居樂業，國力強盛，因此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開放性、高度包容性，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頒布商品、市場、物價管理、度量衡和外貿管理等經濟立法，促進經濟空前發展。
二是海貿，唐玄宗開元間，正式設市舶使於廣州，一般由宦官擔任，是為市舶司前身，總管海路邦交外貿。市舶使的職責主要是：向前來貿易的船舶徵收關稅，代表宮廷采購一定數量的舶來品，管理商人向皇帝進貢的物品，對市舶貿易進行監督和管理。是市舶司的前身。漢朝雖然從漢武帝滅南越國後憑借海路拓寬了海貿規模開始，也有一度繁榮的海上絲綢之路。但其規模依舊難與唐相比。
再者又有，唐朝經濟的革新成就。眾所周知，唐朝的經濟主要是體現在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以及手工業，商業的高度發展。耕作技術和栽培方法大大進步，新植物品種的出現（新蔬菜品種和茶葉。唐朝時，飲茶之風全國范圍盛行，江南成為種植水稻和茶葉的重要產地）絲織業發達，陶瓷業發達（越窯青瓷，邢窯白瓷和唐三彩最為有名）以及生產工具的改進——曲轅犁和筒車。曲轅犁甚至經過改良一直用到了現在。
再者論文化。一個是四萬八千九百首的全唐詩，數百首流芳百世，使得唐詩成為了中國古詩不可逾越的巔峰，一個是盛極近五百年的漢賦和漢樂府，大家輩出，絲毫不遜於唐詩的影響與成就。一個出了史家絕唱《史記》和撰寫他的實錄精神的第一人司馬遷，一個為二十四史中修史最多的時代。（共8部，分別為房玄齡的《晉書》、姚思廉的《梁書》和《陳書》、李百葯的《北齊書》、令狐德棻的《周書》、魏徵的《隋書》、李延壽的《南史》及《北史》）。一個發明了雕版印刷術，火葯，曲轅犁等，一個發明改進了造紙術。一個有總結了分數四則運算、今有術（西方稱三率法）、開平方與開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數值解法）、盈不足術（西方稱雙設法）、各種面積和體積公式、線性方程組解法、正負數運算的加減法則、勾股形解法等籌算方法，形成了一個以籌算為中心、與古希臘數學完全不同的獨立體系的《周髀算經》和《九章算術》，一個有在世界上首次測量了子午線的長度並編制大衍歷的僧一行。一個有張仲景著有《傷寒雜病論》並被尊為中華「醫聖」、中醫之祖和世界上最早採用全身麻醉的醫生，「外科鼻祖」華佗，一個著有《千金方》的孫思邈…………漢與唐的相似性實在太多太多了，在兩個王朝之前都有著長達數百年的混戰局面，都有著一個統一天下但極為短命的王朝，都有外戚專權（漢更為嚴重），都有一段斷裂期，一個新朝，一個武周，幾乎奇跡般地相同。
唐朝是個大帝國，從國家角度上來說，唐朝的貢獻比較大。（初唐及安史之亂前，唐取得的政治穩定，國家統一，經濟繁榮，民族和諧，對外交往空前繁榮的成就，在歷史上空前絕後，它以它寬容與博大的胸懷，海納百川，走向世界，對亞洲和世界的經濟、文化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雖然相比漢的高度開拓性、拓展性有所遜色，但所取得的成就依舊是值得贊頌的。所以，人們一提到盛唐，總有一種飄然欲仙的感覺，它太強大了，強大得即使當時世界的各個國家之人民，亦無不嚮往，更何況今日中國絕大部分擁有「皇漢情節」的公民？）
從民族意義上來說，漢朝真正地形成了漢人即漢族這一說法，漢朝的貢獻更大。（當漢王朝從文景之後國勢強盛，走向繁榮富強，在對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稱漢朝的軍隊為「漢兵」/「漢軍」，漢朝的使者為「漢使」，漢朝的人為「漢人」。於是，在漢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鮮、服西南夷與周邊少數民族進行各種交往活動中，漢朝之名遂被他族稱呼為華夏民族之名。總而言之，漢族之名自漢王朝始稱。至於漢族這個概念什麼時候被正是確立的，則要到元朝，元政府規定了「人種」等級制度。從地位來排序，即：蒙古人：包括早期組成大蒙古國的各蒙古部落之成員；色目人：指除了蒙族和漢族以外其他各民族的成員；漢人：指原來在金朝統治下的中原漢族及雲南四川等地較早降服蒙古的漢族；南人：指原在南宋統治下的漢人。(主要指東南，西南是被稱為土蠻)）
漢朝與唐朝的軍事輝煌都是不可置否的，前者趕跑了匈奴，後者趕跑了突厥，都對領土擴張做出了很大貢獻。(不過我個人認為要論軍事實力之強，我還是比較偏向漢朝的。「宜縣頭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是何等氣吞山河的壯志豪言。要何等氣魄，何等威風才能說出並落實做到這一番話?相比之下，唐朝我比較傾向於他的繁榮以及包容性。)
漢唐是一體，秦漢是第一帝國，是後來中華帝國的基礎雛形，隋唐是第二帝國，是中華文明文明世界開枝散葉的全盛期，是中國面向世界的一張名片。
當然了，我認為漢朝和唐朝都是中國歷史上兩個最偉大的王朝，並駕齊驅，不必像明粉清粉那樣每天你罵我噴，漢朝和唐朝是中國人無需質疑的兩個最偉大的朝代，是中國人就應該以此為驕傲。這是約定俗成。

⑺ 漢代文化如何繼承楚文化

這個主要源於漢的興起。
漢的勛舊主要是楚國淮北地區的人（蕭何、曹參、周勃、樊噲等人，劉邦嚴格來說是同時受魏、楚文化浸染的），因此根子里是遵循楚國文化的。
劉邦定鼎長安後，他們在需要維持部分秦文化的基礎上（主要是保留法家管理文化），把家鄉文化也融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