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做新文化運動這件事

⑴ 國民運動、新文化運動是怎麼回事

一、性質

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舊文化的斗爭,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新文化運動是在民族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情況下，受西方啟蒙思想的影響，由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掀起的一場思想文化運動。其直接目的是反對袁世凱的尊孔復古逆流和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它以「民主」和「科學」為口號，以白話文為主要形式，對封建倫理道德發動了猛烈地攻擊，反映了資產階級要求民主政治的強烈願望。所以說初期的新文化運動仍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斗爭。
「五四」運動前的新文化運動屬於資產階級思想文化運動的范疇，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領域的補課。它的「新」是針對中國封建舊文化而言，絕不是無產階級的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後期的新文化運動屬於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它的「新」是馬克思主義成為新思潮的主流。

二、評價

1．影響：動搖了封建思想的正統地位；民主和科學的思想得到了弘揚；為五四運動的爆發作了思想准備；使中國先進分子選擇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有利於文化的普及和繁榮。

◆如何理解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一，中國有史以來，還不曾有過像新文化運動那樣敢於向封建勢力挑戰的思想運動來打破已經存在了幾千年的舊傳統，推動社會的進步。如果說戊戌變法時期的維新派還是披著孔學的外衣去干那「離經背道」之事，而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派也沒有從正面去觸動孔學的思想統治，那麼這時的思想家都是第一批自覺地向封建禮教提出全面挑戰的勇土。

第二，新文化運動對許多中國人來說，特別是廣大青年，起了思想啟蒙的作用。

第三，五四運動以前的新文化運動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文化反對封建舊文化的斗爭，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反響。這一運動的發展，吸引了許多青年人，特別是青年學生集合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下，為迎接一場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運動做好了思想准備。

◆如何全面評價新文化運動的作用？

�前期新文化運動動搖了封建正統思想的統治地位，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起了一定的社會啟蒙作用。但前期新文化運動沒能同群眾運動相結合，使之缺乏群眾基礎。對東西方文化存在著絕對肯定或否定的偏向，難以吸取中西文化中的精華和剔除糟粕，引起人們思想認識上的混亂。

�後期新文化運動影響深遠。它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為傳播，成為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的重要因素。它有著更廣泛的群眾基礎，並與工農運動緊密結合。如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同時，它成為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和理論武器，直至指導中國革命最終取得勝利。

�2。局限性：脫離群眾運動；存在對東西方文化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偏向。

◆如何認識前期新文化運動的局限性?

�前期新文化運動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

①認為離開對產生封建思想的社會環境的根本改造，僅僅依靠在思想文化領域內的斗爭，就可以根本改造國民性。

②沒有揭示孔學的社會根源並進而指出改造中國現存社會制度的必要性。

③沒有對工農群眾的痛苦表示真切的同情，沒有同群眾運動相結合。

④在思想方法上存在著形式主義的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

�新文化運動前期局限性的根本原因在於其領導者的階級局限性和思想認識上的局限性。當時站在斗爭前沿的還是資產階級的激進民主派，他們的旗幟，他們用來反對封建專制的思想武器，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是從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里找來的。他們的斗爭目標，是「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因而也就不能同群眾運動結合起來。他們在思想方法上也存在嚴重的形式主義和形而上學，對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看法都有偏激之處。正如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曾指出的那樣：「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由於階級和思想方法的局限性，他們提不出實際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案，因而不能給中國人民指出真正的出路。當然，在儒家文化牢固地佔據統治地位的時代，中國資產階級與西歐資產階級一樣，在早期反封建斗爭中不可避免地帶有原始色彩。

在由舊民主主義革命過渡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段，廣東以其光榮的革命傳統、良好的群眾基礎，繼往開來，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運動的基地。

孫中山領導的廣東革命政權，為中國革命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為孫中山和革命政權實現偉大的轉變提供了動力。兩股革命力量的結合，為廣東和全國開創了革命的新局面。

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國革命史上有著重大的意義，它標志著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標志著廣東成為當時全國革命的中心，成為全國人民的希望所在。

經歷過同盟會、國民黨和中華革命黨等幾個階段的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在孫中山的領導下，通過改組，從組織上、政治上、思想上獲得了新生，成為領導國民革命的中堅力量。

孫中山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把舊三民主義發展成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這一歷史性的偉大轉折是在廣東完成的。

在國共合作的推動下，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國民革命的形式在廣東蓬勃發展。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革命軍人、革命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和廣大群眾，在革命運動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堪稱全國楷模。

1924年夏，廣州黃埔軍校的建立，標志著新的革命武裝力量的出現。它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批軍事骨幹，並為革命軍隊的建立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在彭湃等共產黨人的多年努力下，廣東農民運動發展異常迅速。各地農民以海陸豐和東江農民為榜樣，紛紛建立農會組織，開展減租斗爭。為適應農民運動發展的需要，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運動講習所在廣州開辦。澎湃、毛澤東等先後擔任所長。農講所為農民運動培養了800名骨幹，對推動廣東和全國農民運動發揮了重要作用。1925年5月在廣州舉行的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預示著廣東農民運動新高潮的到來。1926年，在省農會的領導下，農會組織及農民運動遍及全省，會員達62萬多人，佔全國會員總數三分之二，還擁有農民自衛軍3萬多人。1926年5月在廣州召開的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標志著廣東農民運動到達頂峰。廣東成為當時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

在鄧中夏、蘇兆征等共產黨人的努力下，廣東工人運動迅猛發展。1925年5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廣州成立，標志著廣東成為全國工人運動的中心。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的省港大罷工，顯示中國工人運動已進入巔峰狀態。這次罷工，以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組織之嚴密、影響之巨大，載入中國和世界工人運動的史冊，光耀千秋。

工農運動的高漲，有力的推進了國民革命。廣東革命政府在廣大工農和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於1924年10月，粉碎了帝國主義支持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叛亂——商團事件。1925年，革命軍出師東征，討伐陳炯明，其後又回師廣州，討伐楊希閔、劉震寰等滇、桂軍閥的叛亂。這一系列的軍事行動，沉重地打擊了廣東的反動勢力，為革命的政府統一廣東創造了條件。

1925年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隨後第二次出師東征和南討，徹底打垮了陳炯明和鄧本殷的反動勢力，全省底定，廣東乃成為統一的革命基地。

在統一廣東的基礎上，國民革命軍於1926年7月在廣州誓師北伐，僅9個月便打到了武漢、上海、南京，佔領半個中國，把吳佩孚、孫傳芳等北洋軍閥打得落花流水，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打斷了國民革命的進程，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也斷送了革命。形勢轉向有利於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廣東的反革命勢力也在廣州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屠殺，白色恐怖籠罩廣東。但是，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的廣東人民是決不甘屈服的，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了艱苦卓絕的斗爭。

⑵ 有人說新文化運動是在為辛亥革命補課，補什麼，為什麼要補

按照正常的社會變革方式,都是先有思想上的轉變,然後才會有現實中的行動.就好像你想要賺錢,只有想要這樣了,才會去做生意.只有你想要參政了,才會去考公務員.就是這個道理.
而辛亥革命的爆發太過突然,在此之前,人民都沒有經過長期的近現代民主思想的教化和熏陶,突然之間經過一場戰爭,就由少數留學海外或者一小部分革命黨人組成了民主政府.這樣的政府在中國是沒有支持的土壤的.因為那個時候的人民都懷著一種君主等級家天下的封建思想.在這種封建等級思想土壤下,建立一個民主的政府,是不會穩定的.所以,辛亥革命後,革命的果實很輕易的就被袁世凱等封建官僚奪去了.
然而,在那個時候,畢竟經過鴉片戰爭,西方先進的民主思潮傳到中國了.人們也了解到民主的好處,所以,後來袁世凱稱帝也不得人心.中國大地就在這種舊思想與新思想的激盪中陷於動亂.那個時候,軍閥們割據一方,都妄圖統一天下,建立一個家天下的政府.而孫中山這些懷有民主思想的人,因為沒有大批懷有民主思想的民眾的支持,也很難站立起來.
新文化運動的旗幟就是民主與科學.這是西方近代社會的精髓.特別是民主的提出,從根本上打擊了封建等級思想.所以,我們中國是先革命,後思想傳播.正常的方式,應該是先有思想傳播,然後才有政治革命的.

⑶ 辛亥革命後為什麼要來一個新文化運動

辛亥革命並沒有喚起人民群眾的覺醒，所以需要新文化運動來喚醒人民。

⑷ 新文化運動是怎樣興起的

興起：

康有為還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宣揚「有孔教乃有中國，散孔教勢無中國矣」，他還說「中國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為？」。面對這股反動逆流，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的和封建勢力同流合污；有的偃旗息鼓；許多人則感到彷徨苦悶，找不到出路。

但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卻發動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大張旗鼓地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復古思想展開了激烈的斗爭。這個運動是從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志》在上海創刊開始的。陳獨秀任主編，李大釗是主要撰稿人並參與編輯工作。

內容：

「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學」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學法則和科學精神。資產階級宣揚民主，反對封建專制，把斗爭矛頭直指封建專制的理論支柱儒家思想；宣揚科學，反對封建迷信和愚昧。

局限：

把改造國民性置於優先的地位。但是，離開改造產生封建思想的社會環境的革命實踐，僅僅依靠少數人的吶喊，依靠有限的宣傳手段，要根本改造由這種社會環境產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國民性，是不可能的。 他們沒有把新文化運動同工農運動結合，使文化運動局限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裡。

他們還迴避當時對軍閥政府的實際斗爭，也沒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務。

(4)為什麼要做新文化運動這件事擴展閱讀：

背景

北洋軍閥（袁世凱為復辟帝制）推行尊孔復古的逆流（民主共和觀念和尊孔復古逆流勢不兩立）。更為重要的是當時的人們對於辛亥革命失敗的反思。

經過辛亥革命，先進的知識分子認識到，革命失敗的根源在於國民腦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識，必須從文化思想上沖擊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識，通過普及共和思想來實現真正的共和政體。

⑸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 有什麼歷史意義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是改革文字，推廣白話文；提倡文學革命；開啟新史學；宣揚革命以及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下面是我整理的內容供大家參考。

新文化運動主要有哪些內容

其一，改革文字，推廣白話文。1917年，蔡元培、吳稚暉等共同組織了「國語研究會」,該會的宗旨在於宣揚「國語統一」、「言文一致」。胡適亦曾在《新青年》發表了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其提出文學革命，即為對白話文推廣的一篇重要文字。在1918年，胡適又寫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他將文學革命的目標歸結到「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其謂：「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

其二，提倡文學革命。1917年1月，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了所謂的「八不主義」：「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語爛調。五、不重對偶：一文須廢駢，詩須廢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話俗字」。陳氏強調文學在承擔社會革命方面的功能，他高舉「文學革命軍」的大旗,並將「文學革命急先鋒」的稱號許給胡適。陳獨秀且對中國傳統文學中的桐城派、文選派予以了激烈的抨擊。

其三，開啟新史學。胡適在1918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開啟了中國疑古派的先聲。胡適在這本書里對沒有可靠史料依據的遠古史，皆持質疑的態度，並刻意從老子講起，藉以否定以孔子為中心的傳統經學，這種「截斷眾流」，直接以諸子百家開篇的史學方法論，開啟了一代疑古之風。

其四，宣揚革命以及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李大釗是最早在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人。《新青年》陸續刊載了陳獨秀的《勞動者的覺悟》、李大釗的《May Day運動史》和大量勞工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及材料，這標志著《新青年》的立場，逐漸地轉向了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個潮流：一是「西化」;二是馬列主義。在1923年到1924年，《新青年》更成為了中共中央的宣傳刊物，瞿秋白成為《新青年》的主編。

新文化運動有哪些歷史意義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偉大的、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新文化運動動搖了封建道德禮教的統治地位；新文化運動使中國人民接受了一次民主與科學的洗禮；新文化運動為隨後爆發的五四運動起了思想宣傳和鋪墊作用；有利於文化的普及和傳播；新文化運動後期傳播了社會主義思想

新文化運動動搖了封建道德禮教的統治地位，使中國人民接受了一次民主和科學的洗禮，為五四運動起到了思想宣傳和鋪墊的作用。盡管新文化運動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仍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⑹ 請問新文化運動是一場什麼性質的運動你有什麼好的想法嗎

新文化運動是一次「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運動。

早期新文化運動在五四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產生了重要影響。有學者認為，一是早期新文化運動宣傳了民主科學思想，為五四愛國運動做了思想准備；二是早期新文化運動的發展逐漸形成了改造國民性的思潮，激發了民族主義，促進了民族意識。

3、後期則由先進的知識分子極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為主題。

①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新文化運動又是一場文學革命。《新青年》提出了提倡白話文。它不可避免地具有階級性和局限性，五四以後的新文化運動屬於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代表了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准備了思想條件。新文化運動。

⑺ 20世初紀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為什麼要發起新文化運動

二十世紀初，富有政治感覺和新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大膽地詰難中國傳
統文化，指斥中國傳統文化的空疏和局限，掀起近代第一次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浪潮。
同時，他們無限地推崇西方文化，試圖從歐美文化中去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學習西學
成為社會時尚。研究這一歷史現象，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關 鍵 詞】知識分子/反思/中國傳統文化/西學
【 正 文 】
我國人民曾經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有幾千年悠久歷史的中國古代文化，但當歷史發
展到明代後期以後，由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停滯不前與日益腐朽，中國古代文化日益失去
光彩而落後了。當1840年鴉片戰爭中「日不落國」的大炮掀開中國近代史的扉頁時，中
國人驚呆了——原來「萬國之宗邦」擋不住西方列強的進攻。從鴉片戰爭起，中國在反
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歷次戰爭中，都無不以失敗而告終。每一次的失敗都不得不被迫
簽訂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反對外國
列強侵略的失敗，實際上是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
、文化接觸和交鋒中的失敗。中國人賴以驕傲、自豪的傳統文化，日益失去其值得炫耀
的價值。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思考如何認識中國傳統的文化，即所謂中學、舊學；如何
對中國傳統文化作出新的評價；又如何去認識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文化（即西學）、接受
西方文化的挑戰？
近代史上多次對外戰爭的失敗，必然導致中國人在文化上的失落感。從林則徐為代
表的地主階級改革派到康有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君
主立憲制」，無不反映出先進的中國人對中學、西學價值的取捨。中國傳統文化的獨尊
地位從鴉片戰爭以來已逐漸受到嚴峻的挑戰。1900年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的失敗，中國
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政府成為「洋人的朝廷」，中國的民族自信心更趨低
落，中國傳統文化出現了空前的危機。這種文化危機主要表現在二十世紀初富有政治感
覺和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反思和審視，以及對西方近代文化的無尚
推崇。
中華民族曾經創造了優秀的文明，五千年的文化確實值得每一個炎黃子孫為之而自
豪。然而，在漫長的封建時代，田園詩般的自然經濟、高度集權的封建制度，加以與世
隔絕的地理環境、「一花獨放」的民族地位，鑄成了中華民族的「虛驕」心理。這種心
理給中國傳統文化帶來了嚴重的封閉性，而自我封閉的結果，也就使中國在進入近代社
會以後，中國文化缺乏自我調整的動力，因而在對外交往過程中始終居於被動挨打的局
面。事實上，自鴉片戰爭以後，有識之士就先後提出「師夷長技」、「師夷長技以制夷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富有時代遠見的思想，而這些值得肯定的思想從一個角
度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並非盡善盡美。二十世紀初，一些富有政治感覺和新思想的知識
分子指出，中國之所以積弱，受外人欺凌，也同埃及、波斯等東方文明古國一樣，「創
造文明一端，實其受禍之總因」。由於我們民族背著創造文明的包袱，「自矯自立」，
「常不願復受他來之文明」，遂致與世隔絕，不求進步，終於沉淪〔1〕。所以，他們要
求「願吾同種之人， 忘其昔年創造文明之往事，而從此為因襲文明之國民」〔2〕， 即
學習他國進步之文明，才能使民族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二十世紀初年的文化反思中
，富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局限性給予了大膽的指責和批判。
首先，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受到詰難。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的
為主幹，道、佛等文化互補的一種格局。反思傳統文化，必然先要對儒家文化進行審視
。
儒家文化以孔子、孟子思想為宗，對儒家文化的指責，必然要涉及對孔孟的評價。
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始終交織著尊孔與反孔的斗爭，但在義和團運動前，對孔子的評
價很大程度上缺乏比較堅決的態度。在太平天國運動中，洪秀全為動員廣大農民群眾起
來反抗封建統治，曾砸爛孔丘的牌位，甚至下令「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
焚除，皆不準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但正如李澤厚先生所指出，在洪秀全的
著作中，「都一貫保留了以『三綱五常』為基乾的儒家封建倫理和『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之類的封建傳統觀念」〔3〕。 康有為等領導的戊戌變法運動希望在中國建立資產
階級的君主立憲制，他們的反封建性雖然非常明顯，但仍然未能對封建制的文化根基—
—孔孟思想進行大膽的抨擊，相反卻把這場改革鼻祖歸位於孔子，把孔子打扮為「托古
改制」的素王，而康有為也視自己為繼承孔子改制的「聖人」，最終使得這場運動無法
走向成功。而在二十世紀初，新知識分子們已不再是戰戰兢兢，而是大膽地展開了對孔
孟的批判。他們指出：「孔子在周朝看來雖是好的，但是在如今看來也是很壞」，「孔
子雖好，必不能合現在的時候了」〔4〕。他們把中國社會不能進步的原因， 歸之為尊
孔的結果，認為獨尊儒術是使我國「數千年來，思想滯閡不進，學術陵遲，至不可救」
〔5〕的根本原因。他們指出「孔丘砌專制政府之基， 以塗毒吾同胞者，二千餘年矣」
〔6〕；自「孔孟之學說」出， 造成了中國「君權遂益尊」，貽害人心，「傷吾人類之
平等自由極矣」〔7〕。 尤其是孔丘教義「實足以養成支那人奴隸之性，詐偽之性及怯
懦之性」〔8〕，正所謂「孔派推尊一度，而奴隸沉沒一度」〔9〕。因此，他們提出「
欲世界人進於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進於幸福，必以孔丘革命」〔10〕。他們
呼籲「仁人志士切心救世者，同心協力，開展並完成批判孔丘之偉績」〔11〕。把孔孟
思想同中國落後的根源聯系起來批評，雖然不盡科學，但反映出了這一時期部分知識分
子批孔的激烈態度。
從否定孔孟開始，新知識分子們把斗爭的矛頭接著指向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倫
理思想。在儒家倫理思想中，忠、孝、仁、義、禮、智、信等觀念是以人際之間的服從
為其內涵。這些觀念的發展，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君權神授」、「三綱五常」和「存天
理，滅人慾」等一系列道德倫理准則。這些儒家倫理道德准則對封建社會的發展起著思
想維系作用，因而它受到近代有識之士的猛烈批判。在義和團運動以前，對儒家倫理批
判最為激烈的當是戊戌變法運動。在批判中，維新志士們以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為武器，
發出了「平等」的吶喊。但是，他們把實現「平等」的希望寄託在清王朝的改弦更張、
實行君主立憲制上，從而使他們的批判失去更為銳利的鋒芒。隨著維新派的愛國變法和
義和團愛國排外相繼失敗，在經過一陣短暫的沉寂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又掀起了一場
更大規模地反儒家倫理思想的斗爭。
他們揭露仁義禮樂的實質就在於更加有效地維護封建統治，他們說：「仁之實為事
親，義之實為從兄，胥此道也，則犯上作亂之事息矣。禮以縛民者，樂以和民氣，胥此
道也，則人人自由之言息矣。我壓之以猛獸盜賊之道，彼不服也，我壓之以仁義禮樂之
道，彼胡敢不服也」〔12〕。他們指出「儒者日日言禮義，非欲以繁文縟節殺其活潑之
氣者乎？儒者日日言孝悌，非欲以低聲怡氣，養其兒女之態者乎」〔13〕？在探討中國
君權之所以發達的原因時，他們認為是由於「聖人」教忠之學說、倡君尊臣卑之說所致
。他們以更加激烈的態度指出：「禮立於中國三千年矣，而中國之文弱也幾千歲」〔14
〕，從根本上否定封建的禮教和倫理觀念。二十世紀初期的新知識分子以他們所掌握的
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之說為武器，大聲疾呼「去禮法、復權利」〔15〕。有的
知識分子甚至宣稱「唯我獨尊」，他們說：「古來儒者立說，無不以利己為人道之大戒
，此不近人情之言也，剝奪人權，阻礙進步實為人道之蟊賊。」他們認為「有人而後有
世界，人人有利己之心而後有世界。宗教也、學術也、社會也、國家也，推其所由始，
察其所由起，跡其所以發跡變遷之故，無不基於人類利己之一心。惟利己故不得不競爭
，競爭劇斯進化速矣；惟利己故不得不排外，排外力斯合群固矣；惟利己故不得不求助
人，求助於人斯不得不有以助人矣。世之所謂道德，察其實際，敦非自利己之心而後生
者乎？」所以，「惟我獨尊，此自由獨立之真諦」〔16〕。這種帶有近代色彩的利己主
義思想，在當時是非常激進的，盡管它的局限性很明顯，但在當時反儒家倫理的服從關
繫上是重大突破。可見，二十世紀初的知識分子已不再象戊戌維新思想家們那樣心平氣
和地去進行民主自由和君權誰前誰後的推理，也不希望封建統治者施捨一點民主自由之
權力，而是直陳封建倫理及其它所維護的封建統治的不合理性，並提出用革命手段去掃
除封建的倫理觀，實現民主自由。
其次，批判傳統的「尊王法祖」觀。中國傳統文化的封閉性加以儒家思想的束縛性
，使得中國人失去追求和理想，於是只好回頭看，「尊王法祖」成為中國人的思維歸向
和精神寄託，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點。尊王法祖使中國內在前進的動力大大減
弱，為此要想使中國社會發展就必須打破傳統的「尊王法祖」觀念，這是近代中國社會
的一大思想主題。自從鴉片戰爭以後，恪守祖制的原則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中國的對
外交往的失敗而受到人們懷疑。到戊戌維新運動時期，維新志士們明確提出並付諸實踐
對中國政治進行大變革，這是對「尊王法祖」觀念的直接挑戰。但這場運動仍然打著「
托古改制」的旗號，難以從根本上沖擊這個觀念，甚至許多維新派人物的思想中尚有西
學源於中學的觀念，康有為就曾說：「凡西人所號長技，我中人千數百年皆已有之」〔
17〕。義和團運動後，清政府完全成為「洋人的朝廷」，恪守祖制已不可能，以此為契
機，新知識分子們舉起變革的大旗，從思想上對尊王法祖觀念進行更加猛烈的沖擊。他
們指出：「中國之所以不能隨世運而進，好落人後者，以尊古薄今也」〔18〕，這是中
國人最大的劣根性。他們說：「吾中國人服從之劣根性，於學術上尤為深固，一言一事
，輒引數千年前之古人為印證，甘以其極靈活之腦筋，為古人納糟粕之筐篋」〔19〕。
他們諷刺一些中國人常常「每受一新理新學，必附會古人，妄用典禮，亂引陳語」的好
古思想。他們說：「帝國主義膨脹，則成吉思汗而為東亞拿破崙矣；復仇主義昌盛，則
朱元璋而為中國真德矣；民族思想發達，而黃帝軒轅氏為漢族之鼻祖矣；革命風潮普及
，而洪秀全為失敗之加里波的矣；景教流行，而孔子為教主矣；民權之說入，而黃黎洲
奉為盧梭矣；無政府主義盛，則老子為發明家矣；大同博愛主義興，則墨子為首倡矣；
理化薄為戲法，共產疑為井田。總之，西人之新理新學，皆中國古人所已道者矣」〔20
〕。在這些知識分子看來，「尊王法祖」是由於人們崇拜古人，崇仰舊學所造成，這就
窒息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生機。與此相反，西方文化之所以日新月異，就在於「歐西名哲
大賢著書立論，必求合天演界之公理，不惜與古人挑戰，故論理愈演愈復雜，愈復雜愈
當於的當，不至以偏言狹義，播毒種於後人。」為此，他們提出，只有「灌輸路索、孟
德斯鳩、達爾文、斯賓塞諸儒學說」，才能使中國學界不至於「長淪於黑暗之中」〔21
〕，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尋得救國救民的方案。
再次，對「輕武重文」觀念的沖擊。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歷來不提倡尚武精神，信
奉的是「仁者天下無敵」、「制梃以勝甲兵」，認為文質彬彬方為君子。雖然在中國曾
涌現了一批傑出的軍事家，如孫子、孫臏、尉繚子、岳飛、戚繼光等等，但歷來每個朝
代只是在打天下、或者遭到外來侵略時，才重視軍事。鴉片戰爭中，數千英軍竟能轟開
中國大門，這使中國的軍事弱點暴露無遺。從林則徐、左宗棠到戊戌維新思想家，他們
都曾重視過國防問題，但還不足以突破傳統的輕武重文觀念，因為他們還局限於編練新
式軍隊以保護封建國家的認識。義和團運動後，戰爭失敗的痛苦，使更多的人認識到中
國尚武精神澌滅的危害。二十世紀初，年輕的學子們指出「我國以重文輕武故，五十年
來，與英戰而敗，與法戰而敗，與日本戰而敗，與八國聯軍戰而大敗，乃至一落為三等
國」〔22〕。他們認為，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戰爭是不可避免地，戰爭固然破壞文
明，但也推動文明的發展，而中國欲在世界上爭存，亦須准備戰爭。在二十世紀初，有
的學子甚至提出「武力救國」的思想。他們指出：「近世之號文明稱強國者，雖不可盡
歸功於治兵，而其實又何嘗不可歸功於治兵。……強權唯兵所能有，而一切公理文明之
說不足信也。兵乎，兵乎，為立國之根本，為文明之標幟」〔23〕。他們強調「中國惟
一之救亡政策維何？曰武力。武力維何？曰強大之海、陸軍」〔24〕。為此，他們主張
普及軍國民教育，提倡全民皆兵，建立軍國民社會。陳獨秀主辦的《安徽俗話報》上有
一幅「拷打文人」漫畫，其圖解說：「我們中國讀書人，都是斯斯文文的，沒有一毫屁
用，庚子年洋兵進軍的時候，到處捉人去當修路的苦工，拿著讀書的文人，沒有氣力去
做苦工，便要吊起來拷打，這就是文弱書生的下場啊！」因此，實施軍國民教育勢在必
行。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二十世紀初期不少青年學子投身於軍校學習，立志以武力救
國。如1903年在日本留學軍校的學生就達二百餘人，占留日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同
時，這一時期，不少宣傳「尚武」精神的書刊陸續出版，如《軍華》、《武學》、《南
風報》、《武備雜志》等。
此外，這一時期的新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中輕視科技、重虛輕實、華夏夷狄等觀念
，都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抨擊。
二十世紀初的知識分子從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懷疑、批判開始，並以挽救民族危亡的
現實政治目的為基點，進而指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已找不到救國救民的「良葯」，「中
國一切政治、教育、武備、農工商業種種學問之欠缺」，不能改變亡國滅種的危機〔25
〕。伴隨著對傳統文化自信心的喪失，接著而來的就是知識界掀起了一股強勁的學習西
方的浪潮。新興的知識分子把目光轉向西方，試圖從西學中去獲取救國救民的方案，學
習西學成為社會的時尚。在這一時期，對西學的崇尚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大量青年學子出國留學，接受西方近代知識。近代派遣留學生始於1872年，
清政府派30名幼童留學美國，到義和團運動爆發前，留學生不過二百餘人。《辛丑條約
》簽訂後，清政府於1901年9月17 日頒布上諭，宣稱「造就人才實系當今急務」〔26〕
，要求各省選派子弟出洋留學。政府有此詔令，再加之對中國傳統文化自信心的喪失，
青年學子紛紛走出國門，留學國外，出現了「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東負笈，絡繹不
絕」〔27〕的留學盛況。到1909年，留學日本的學生達萬人左右，留學歐美者近千人。
留學運動的勃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還在於人們把留學作為救亡圖存的關鍵，郭
沫若先生曾回憶說：「凡在我們這樣年輩的人，在青年時代可以說都是一些愛國主義者
。我們為什麼要到國外去留學？主要目的是想學些近代的科學和技術來，使中國強盛起
來」〔28〕。他們認為「惟游學外洋者，為今日救吾國惟一方針」〔29〕，「當今日之
世界所謂老大之國，欲延一線之生機而立將來之基礎者，非留學生其誰與哉」〔30〕。
這些青年學子們以為，「泰西之各科學術，何一不長於我，況日新而月不同，學術之進
步超前軼古」〔31〕，因此必須向外國學習。他們抱著這種心理，到國外後即認真地學
習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魯迅先生回憶說：「凡留學生一到日本，急於尋
求的大抵是新知識。除學習日文，准備進專門學校外，就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
講演」〔32〕。他們紛紛「言民權，言自由，革命主張，立憲共和，訾論得失，排抵政
府，臆決唱聲，至謂堯舜孔孟之道，不足以為法治」〔33〕。正因為這些留學生們接受
了新的知識，形成了新的思想，所以時人把救國的希望也寄託在他們的身上，他們贊譽
留學生說：「吾以為具有救國之能力聲望者，實無逾於留學生也」；「偉哉留學生，偉
哉留學生！留學生有熱忱，有志趣，有愛力，負未來主人翁之碩望，而為二十世紀吾國
文明一切之母也。吾今日無以為寶，惟留學生是寶，吾今日無以屬望，惟留學生是望。
留學生，留學生，好男兒，好英雄」〔34〕。留學生們也自以為「他日立中國強固之根
基，建中國偉大之事業，以光輝於20世紀之歷史者，必我留學生也」〔35〕。
第二，國內傳播西學的新式學堂的蓬勃興起。自1862年清政府創辦同文館以後，新
式學堂在中國開始興起，但在義和團運動前，全國各種新式學堂還為數甚少，類別多局
限在翻譯、軍事等少數專業上。義和團運動以後，1901年9月清政府明令興辦學堂， 要
求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改建大學堂，各府廳直州均改中學堂，各州縣均改小學堂，並多
設蒙養學堂。 隨後， 各類學堂紛紛建立， 到辛亥革命前夕， 全國各學堂達52500所，
學生總數達1284965人。以四川為例，到1905年9月， 有高等學堂一所，師范學堂二所，
師范傳習所110個，中學堂8所，高等小學堂152所，初等小學堂4017所，兩等小學堂38所
，半日學堂34所， 此外還有各類職業學校〔36〕。
這些新式學堂在課程的設置上，雖然清政府明令仍以封建綱常名教為指導方針，但
各學堂都開設了不少西學課程。以北京京師大學堂為例，據管學大臣張百熙奏定的《京
師大學堂章程》，其課程設置絕大部分是自然科學和外語；其預備科九項考試內容中，
除中文外，翻譯、中外歷史、輿地及地文、地質、算術代數、幾何及三角、物理及化學
、礦學、名理及法律均涉及西學〔37〕。而且，有的學校還取消了經學之課，如湖北「
有中小學堂並無讀經講經功課者，甚至有師范學堂改訂章程，聲明不列讀經專科者」〔
38〕。
新式學堂的學生也日益突破傳統文化的束縛，而傾心學習西學。以至當時有人指出
這些學生「於外國史事，外國地理，尚能言之。於中國反模糊影響，甚或鄙不屑道」〔
39〕。張之洞在1907年也指出，這些新式學堂的學生，「風氣囂張日甚，大率以不守聖
教禮法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為志士」。他們「多藏非聖無法之書，公然演說，於讀
經講經功課鍾點，擅自刪減」；甚至在著裝方面，也「率皆仿效西式，短衣皮xié＠
①，揚揚自詡，雅俗不分，文武無別」〔40〕。可見，這批學生的文化價值觀正在發生
急劇的變化。正由於這些學生具有新的知識、新的思想，所以他們被當時的輿論界譽為
「新中國之主人翁」，是「我中國前途一線之生機」〔41〕。在救亡圖存的斗爭中，人
們以前把希望寄託在農工商階層，現在轉而「屬望我學生」〔42〕。在不少的有識之士
看來，新式學堂培養的學生，「實能於各種社會中獨樹一幟，有吸取新思想之資地，有
翕受新感情之腦筋，有擔任新中國之學問。社會主義方倒歐風傾亞雨而來，旁皇無所著
，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學生為之媒」〔43〕。總之，似乎只有這些學生才能承擔
起救國救民重任，才能造就一個新中國。輿論界把學生視為「一國之原動力，為文明進
化之母」〔44〕。把學生當做是歷史的主宰，這明顯是忽視了工農群眾中蘊藏的偉大斗
爭力量。但這種情況的出現，說明新式學生已逐漸成為一支新興的政治力量為社會所矚
目，它表明了中國思想界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動，而這種變動的杠桿就是對西學的尊崇。
第三，各種救亡圖存的方案都以西方為模範。義和團運動後，在崇尚西學的浪潮中
，不少人把挽救民族危機的希望寄託於西學，試圖從西學中去尋得救國救民之真理。《
廣益叢報》上刊文說：「吾國自秦漢以來，政體專制，學術思想日趨於空漠，至宋明而
益盛。物質的文明，無復可言者。至今日而欲與歐人競，彼以其實，我以其虛，烏往而
不敗也。故歡迎歐州文化，研究各國有用之科學，應用於實際，實為今日之要圖」〔45
〕。孫中山也曾回憶說：「從那次義和團失敗後，中國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國強
盛，要中國能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種大恥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國不可，不但是物質科
學要學習外國，就是一切政治社會上的事都要學習外國」〔46〕。毛澤東也曾指出：「
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47〕。甚而出現了「以
舊學為不適用，而竟相唾棄者，項背相望。……將無論學說器物，皆以外至者為尚，張
目四盼，儼若國中無一物，可以當其愛戀者，冥冥之中，馳心於外，敵愾漸消」〔48〕
的崇洋風。這種情況的出現，就連當時主張「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的國粹主義者，也
不得不承認「今之見曉識時之士，謀所以救中夏之道，莫不同聲而出於一途，曰歐化也
，曰歐化也」〔49〕。事實上，不僅清政府為了挽救自身的統治危機，決定改弦更張，
實施「新政」，並邁出「預備立憲」的步伐，仿效德國、日本實施「君主立憲」。就是
當時的主要政治派別——資產階級立憲派和革命派的政治主張，也無不打上西學的烙印
。
二十世紀初，盡管康有為為代表的立憲派在年輕的知識分子中影響日漸減弱，但他
們仍然努力地宣傳君主立憲制的政治改革方案。這一方案，雖然帶有儒家文化色彩，但
其西學的內涵卻日趨濃厚，其理論的依據之一——進化論源自西學，其君主立憲的主張
從西方攝取。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宣傳用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
也是從西方文化寶庫中求得依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政治綱領，無不以西方資產階
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為其出發點，所謂民族國家、五權憲法、土地國有、單稅論等都
脫胎於西方近代文明。
此外，當時思想界的各種新思潮，如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直接從西方傳入；教
育救國、科技救國、實業救國、武力救國等各種政治方案，都依託於西學。
當然，在各種救亡圖存的方案中，時常也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部分的影響
，但對西學的推崇已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在當時主張學習西學的言論中，多帶有一
種形而上學的傾向，即無限推崇外來文化（尤其是歐美文化），貶低中國傳統文化。甚
至有的知識分子對中國人種也提出了指責，他們說：「支那人之首則低，支那人之背則
曲，支那人之脊則斷，支那人之行路則橫斜，支那人之衣服則寬博，支那人之言語則冗
而濁，支那人之身干則顛而搖」〔50〕。由於義和團運動的失敗，民族危機的空前嚴重
，救亡圖存成為人們關心的焦點，青年學子們來不及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認真的審視，
對其文化的良莠無法客觀的判斷，而採取形式主義方法，這顯然是非科學的態度。其結
果不僅給人們認識中國文化帶來困難，而且也必然造成對西學認識的非理性傾向，更重
要的是無法正確認識中西文化的關系，無法學貫中西。正如當時有學者所指出：「吾國
近年昌言變法，朝野上下咸醉心於歐美表面之文明，救其學能會通中西者，百不一二」
〔51〕。這可以說也是當時學習西方文化過程中的教訓。

⑻ 近代中國，為什麼會爆發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是由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李大釗等一批接受過當時西方教育（也稱新式教育）的先進知識分子們發起的一次推崇科學、反對封建迷信、抨擊封建腐朽落後思想的一場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運動。

（3）思想文化方面：①西方啟蒙思想進一步的傳播與擴散，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②北洋軍閥推行尊孔復古的逆流，倒行逆施，阻礙新思想的傳播發展，遭到人民與先進知識分子的抵制與抗爭。④當時的人們對於辛亥革命失敗的反思，革命失敗的根源在於國民腦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識，必須從文化思想上沖擊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識。

⑼ 為什麼會在1915年後，發生新文化運動

中華民國建立後，從西方傳入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思想觀念，受到知識階層，尤其是青年學生的歡迎。竊取辛亥革命果實的袁世凱，為實現獨裁和專制，頒布中華民國約法，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尊孔復古的逆流。新舊思潮發生了激烈沖突。

俄國十月革命

新文化運動是我國歷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運動。它啟發著人民追求民主和科學，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條件。不過，新文化運動中也有對東西文化絕對否定或絕對肯定的偏向，這一直影響到後來。

⑽ 陳獨秀等人為什麼要掀起新文化運動

要防止郡主復辟，要建立名副其實的共和國，必須發動一場反封建的思想解放運動，驅除人們頭腦中的愚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