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對傳統優良文化有什麼影響

『壹』 恩格斯過去的觀點里是怎麼看待私有制家庭對社會的作用呢

恩格斯也考察了私有制下家庭財產繼承的發展對社會的促進作用。史前時代向文明時代轉變的過程中，隨著物質資料生產的持續進步，私有制逐漸產生。恩格斯從生產工具、生活工具、土地三個方面對私有制的產生展開了論述。從生產工具來看，為了避免逐漸剩餘的生產工具被惡性爭奪，甚至損壞，生產工具私有成為私有制的第一步，下一步便是生活用品。在生產力繼續發展以及生產工具逐漸私有的前提下，生活用品逐漸開始出現剩餘，譬如衣服、盛飯容器等。

財富的增加改變了傳統的繼承製度，變得有利於親生子女。在這里，男性希望家庭財產繼承關系確定下來，增加了對財產繼承人身份的關切，即確定繼承人必須是自己的親生子女，這推動了對偶制家庭向以父權為特徵的專偶制家庭過渡，並成為其中的決定性力量。子女繼承製在個體家庭的確立，使得物質資料的生產進步帶來的私有制條件下的社會，以家庭為單位持續發展起來，為後來農牧、城鄉分工的展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貳』 如何看待私有制~急!!!!!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和早先一些的哲學家如法國的盧梭等人都認為私有制是一種不平等的形式，是剝削壓迫侵略奴役偷盜搶劫詐騙強奸等等萬惡之源，因此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認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似乎只要消滅了私有制從而就能消滅階級，就能消滅種種的社會罪惡，實現人與人之間沒有利益沖突，人人平等和諧相處的美好社會。馬克思主義的這一觀點顯然的荒唐謬誤的。

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人類社會包括丑惡現象在內的所有事物的出現、產生和發展都是社會意識中需要和知識在自然律面前的客化物現，因此，尋找產生社會罪惡根源不能從社會存在中的事物中去尋找，只能從社會意識中即人的需要和知識中去尋找。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哲學觀是謬誤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它看不到社會存在中的所有事物的產生和發展歸根到底都是由人的需要和知識決定的，因此才會得出「產生社會丑惡現象的根源是私有制」這個謬論。

首先，私有制並不是一種不平等的形式，恰恰相反，它是一種真正的平等。

自然律決定了人類社會的平等有種：一種是機會平等，另一種是分配平等。機會平等認為人們在追求私利方面應該有平等的權利，社會成員的享受應視其對社會貢獻的大小、多少來決定；分配平等則認為不論人們對社會貢獻的大小、多少如何，在分配方面一律實行平等。這兩種平等的相互關系是反比的關系：如果實行享受平等，必然會出現對社會貢獻小、少的人侵佔對社會貢獻大、多的人的勞動成果的不平等並由這種不平等形成的階級；如果實行機會平等，則必然會導致在分配方面的不平等並由這種不平等形成的階級。這兩種平等相互之間的關系由於是反比的關系，因此從總體上講，人們只能擇其之一，不能同時兼得。

兩種平等各有利弊：機會平等能激勵人們奮發努力，創造社會財富的積極性，對社會的發展進步有利，但卻會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拉大，於社會的穩定和諧不利；結果平等有利於社會的和諧穩定，但卻會助長人們的懶惰性，於社會的發展進步不利，因此人們只有在總體上擇取爭取平等才是正確的。

私有制是一種機會平等的具體形式。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把資產階級說成是依靠生產資料進行剝削，不勞而獲的說法是武斷片面的，因為資本家經營企業，管理生產，承擔風險，比起工人的直接勞動來說，顯然是一種更為高級的勞動，所以他們獲得的報酬高一些是合理的，是符合機會平等的原則的。

我國自1949年以來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搞的什麼公有制、鐵飯碗、大鍋飯，實際上實行的就是分配平等。結果怎麼樣？實踐證明了這種平等的結果是生產效率低下，於生產力的發展不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利，現在不得不走回頭路搞什麼經濟改革。

實行機會平等也有不利的一面，它會造成貧富兩極分化，對社會產生不安定的因素，但這可以通過稅收等方式來調節，進行第二次分配。事實上，現在的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正是通過稅收等方式，對那些貧困的人進行補助救濟，使他們的基本生活有保障，從而消除由機會平等帶來貧富極化而不利社會穩定的負面因素的。

再者，私有制不是產生社會丑惡現象的根源。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的階級和剝削壓迫等種種丑惡現象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存在相聯系；在原始社會時期，由於生產力十分低下，人們的勞動產品除了供人們的生存外就沒有了剩餘的部份即沒有了供產生私有制和剝削的物質基礎，因此那時的社會是個沒有私有制、階級和剝削壓迫等種種丑惡現象的共產、平等、民主、和諧的社會；階級和剝削壓迫等種種社會丑惡現象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產品有了供生存以外的剩餘部份並由這些剩餘部份導致出的生產資料私有制而出現的。

事實果真如此嗎？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原始社會不可能是一個共產、平等、民主、和諧的社會。在過群居生活的高等動物社會內部，盡管沒有私有制，但階級（階層）和特權、壓迫、持強凌弱、掠奪、欺騙、偷竊等種種社會丑惡現象的存在是有目共睹的。這些現象是生物生存斗爭中種內斗爭的表現。人是從動物中進化而來的，是生物長期繁衍演化的結果。作為人類剛剛從動物社會脫離出來的原始社會，是不可能不存在這些種內斗爭的。既然原始社會存在著種內斗爭，那麼原始社會就不可能是個共產、平等、民主、和諧，沒有階級和丑惡現象的社會。可見，階級和剝削壓迫等種種丑惡現象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存在沒有必然的聯系。

人類社會的階級和丑惡現象者是從動物社會中的種內斗爭中逐漸發展演化而來的。導致社會丑惡現象的根源不是私有制，而是人們的生物本能即趨利避害的利己本能在缺乏道德知識和道德修養時的一種表現。人雖然是生物進化的最高產物，但必竟還是生物中的一員，生物的一些基本屬性在人的身上還是起作用的。生物趨利避害的本能決定了人的行為歸根到底都是圍繞並服務於自己的需要的，即決定了人的本質是利己的。產生社會丑惡現象的根源是人們在相互交往的過程中，一些人由於道德倫理知識低下、自律意識修養較差，為了自己的利己需要而去損害他人利己需要和公眾利己需要的行為，所以要消滅社會丑惡現象，除了靠法律的手段制裁外，重要的是靠人們對道德倫理知識的提高和自律思想意識的修養，不能依靠什麼消滅私有制。

『叄』 大汶口文化晚期私有制的出現有哪些影響

大汶口文化晚期，隨著生產的發展，私有制已經出現了。有一些大汶口墓葬里隨葬有很多豬頭和豬的下顎骨，這些應該是墓主人生前的私有財產。此外，隨葬的私有財產還有陶器、生產工具以及各種裝飾品等。私有制的產生和發展，必然導致貧富兩極分化，在氏族內部出現富有者和貧窮者。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清楚地反映了這種演變。從墓的規模看，有大墓和小墓的差別。從隨葬品來看，差別更加懸殊，可見貧富分化已經十分顯著。

『肆』 私有制產生的根本原因和社會意義

私有制產生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人對自由的追求。只有洞悉每個人餘生具有的追求自由的本性，才可以深刻理解私有制對文明的進步促進和毀滅的悖論性存在的歷史合理性和滅亡必然性。

首先，提出一條公理：人人渴望自由，追求自由。自由是西方舶來的話語，在我們中國，就是幸福美滿等。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實現自由和發展自由。

其次，理解物質與人自由的關系。這有兩個基本的向度。第一是物質關乎人自由的根基。這一點，馬克思揭示最為深刻。就是人首先是一個肉體存在者，維持生命的新陳代謝、吃喝拉撒睡，必須要有實實在在的物質如糧食、房子等；《狗日的糧食》《1942》等文學藝術作品揭示基本物質對人的極端重要性，始基作用。在我們真實生活中，也能清晰看到這一點。這才是生活最根本的東西。第二是物質多寡關乎人的自由程度廣度。一個人擁有的物質數量越多，自由或幸福指數也就越高；如你的房子越多；一個人擁有的物質種類越多，越幸福。如你的財產包括房子、汽車、首飾等；在世俗生活中，一個人的財富與他的地位、受人尊重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可以說，越是在底層，越是結束到真實的生活，一個人才會真正明白物質的極端重要性根本性基礎性。

再次，理解物質獲取方式與自由的關系。一個人獲取財富的方式決定了其生活方式及關聯的社會地位。如農民、工人、地主、資本家、公務員；如小偷大盜、娼妓犯罪等。

正因為物質關乎人的自由的根本，所以絕大部分人都追求越來越多的財富，導致私有制度產生。

『伍』 民營企業應結合傳統文化優勢形成新的家文化

中共中央十五大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這就把包括私營、個體企業在內的民營企業從「制度外」請進了「制度內」，給民營企業開辟了一個長遠的、廣闊的發展空間！但在民營企業的發展過程中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已成為它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本文從文化的視角著重探討民營企業的家族化現象，以及如何突破家族管理模式的問題。

一、民營企業家族化現象的歷史回顧

民營企業的家族化傾向是一個由來已久的現象，它最早產生於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時代；各國的私人企業在創業之初基本上都採取過家族經營模式，如福特、松下、現代等。當然，家族化傾向最普遍的當屬華人企業。

長期以來，人們對家族企業的看法莫衷一是，歧見主要在於對這種企業組織的合理性及其管理效率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對家族企業持充分肯定的態度，也有人對家族企業持全盤否定的評價，但大多數學者對家族企業持一分為二的評價。他們既肯定家族企業在特定條件下存在的積極意義，又注意分析其消極的一面。

筆者對民營企業家族化研究的基本結論是，它對處於創業中的小型民營企業不僅沒有什麼不利，而且是必然的和有效的選擇，但對規模壯大以後的大型民營企業而言則弊多利少。

家族制對大型民營企業發展的局限性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家族制是以人為基礎實行「人合」，阻礙了資本的聯合

家族制民營企業大多是以親情關系為基礎實行人員結合而逐步發展起來的。這種以血緣、親情為基礎的企業，所發生的關系都是一對一的特殊關系。這種以特殊關系建立企業的方式，阻礙了資本最大限度、最大優勢的組合，從而在規模上限制了企業的發展。我國民營企業最集中的地區——溫州的創業過程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里經過20多年的發展過程已積累了幾百億元的巨額資本，但這些資本卻難以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式大量地集合，產生規模優勢，因此，迄今為止沒有產生有影響力的現代大型產業；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產生的「股份制」企業制度則不同，它的主要特點是靠資本聯合在一起，即以「資合」為基礎進行合作。出資人在血緣上並無多少聯系。它所建立起來的是一種普遍關系，只認資本，只認錢。以資本為紐帶組成企業，可以把企業做得很大，也可以使企業這個獨立生命體走得很遠。

2.現代企業制度要求企業把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相對分開，而家族制對人力資本特別是職業經理人員的使用存在著排他性

那些缺乏資本、但具有企業家素質而又非家族成員的人往往難以在家族制企業里長期工作下去。家族制企業這方面的缺陷在企業主要領導人因自然規律需要更換時表現得最為明顯。這也是華人民營企業中極少有跨代長期發展的大企業的重要原因。反觀目前的民營企業家，其素質多數仍處於「經驗型－專家型－管理技術復合型」演變過程中的第一、二階段，與現代管理素質的要求相去甚遠，在企業做大以後，他們急需職業經理人員參與管理，但家族制卻成了一個障礙。

3.一些民營企業內部形成多級法人制度，降低了企業內部的親和力

由於家族制企業發展基本上是靠血緣關系而不是靠資本關系來維持的，從而在一些企業內部形成了獨特的多級法人制度，例如，溫州的正泰、德力西等集團公司，因許多企業的加盟，在集團內部形成了緊密層和鬆散層，致使集團內部出現許多獨立的法人，形成了一個企業里有二級法人、三級法人、四級法人等多級法人的企業結構。這種做法可使這些企業統一品牌、統一技術檢測，從而有利於企業的發展，但從長期來看，在多級法人治理企業的狀態下，靠企業內部運作很難真正達到規范化，同時，集團公司本身也存在脆弱的一面，因為集團內部存在多級獨立法人，這些法人完全可能在一定情況下離開集團，另立門戶，自己單獨經營。這對企業的發展壯大顯然是不利的！

家族制在企業的成長過程中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正因如此，在現代人的印象中，家族制企業就等於落後企業，用家族的規則來管理企業就是一種落後的管理方法，家族制必會隨著企業的壯大、時代的發展而遭淘汰。然而事實並非像上述判斷那樣簡單。從整個世界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華人社會，家族制企業自始至今都大量地頑強地生存和發展著，即使在一些大型企業也是如此！

據克林·蓋爾西克等人的研究，最保守的估計也認為由家族所有或經營的企業在全世界企業中佔65%至80%之間。世界500強企業中有40%由家庭所有或經營。家族企業創造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僱傭的勞動力也佔一半。在歐洲，家庭公司支配著中小規模的公司，並在一些國家裡占較大公司的大多數。在亞洲各國家庭公司大都居於主導地位。在拉美，由家族建立和控制的大型企業的絕大多數產業部門中都佔主導地位。以至於著名管理學家德魯克也指出：大部分企業——包括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都是由家簇控制和管理的。華人社會更是如此，綜觀華人近代的經濟發展史，家族制企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甚至可以這樣說：一部近代華人的經濟史，就是家族制企業的發展歷史。華人企業盡管經營管理形態多樣化，甚至採取來源於西方的股份公司形式，但實際上仍保留家族經營的方式。在企業集團的組織結構和經營管理上，均帶有較濃厚的親緣和家族經營色彩。各個企業集團的核心領導層，無不由家族集團的成員和家族姻親組成和控制，如馬來西亞的郭氏兄弟集團在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他的企業，領導層則由郭氏兄弟及其子侄等分任；香港的長江集團及所屬企業，由李嘉誠、李澤楷父子分任主要領導職務。大陸的情況更是如此，我國民營企業最發達的地區——溫州，現有的1萬多家有限責任公司和幾十家股份有限公司絕大部分是由股份合作企業和家庭企業改頭換面而來的，企業的經營機制、管理模式或治理結構，與改制前並沒有實質性變化，主要是名稱改一下，變成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而已。不少企業仍屬於「夫妻店」、「父子公司」或親屬集團。

二、民營企業家族化現象的成因

一些學者在探討民營企業採取家族化經營的原因時認為，這些企業多數是以「小商品」為主的產品結構，規模經濟的作用不夠明顯，從而企業規模不大，所有權和經營權無需向家族之外擴散；企業存在的時間也不長，經營者基本上仍是創業者，並未面臨領導權在家族內傳遞或向家族外傳遞的選擇，而且絕大多數企業的生命周期也未必長到需要解決領導權轉移問題的程度，往往在一代人的時間內企業也就消亡了（自動終止、轉讓或破產）。因此，家族制經營正好合適。

制度經濟學家對家族化企業成因的探討是從另一個角度出發的：家族制企業不僅可以滿足企業經營所要求的決策的統一性和行為的一致性，而且由於家族成員之間天然存在的自我約束、自我犧牲精神，使家族制較之依靠法律約束和建立在納什討價還價博弈均衡(Nash Bargaining Equilibrium)基礎上的「資本民主制」，更能節約管理費用和給企業帶來合作博弈的利益，這在企業的創始階段尤其如此。

上述兩種說法都有道理，但卻有失偏頗，未能觸及華人民營企業家族化經營管理的根源，它們解釋不了華人企業即使規模較大從而需要採取現代職業經理管理，不少仍限於家族制管理的現象。筆者以為，要解開華人企業家族化之迷，必須從中國傳統文化與經濟的結合物——「家文化」的角度來著手。

從學理角度看，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最突出特徵就是「家文化」。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是一個「家文化」傳統最為悠久和深厚的國家，甚至中國的封建國家制度原本也系由「家族」為摹本的極致，即緣自於「家族」的封建帝制，台灣著名學者李亦園直截了當地認為中國文化就是「家的文化」；（註：李亦園：《中國人的家庭與家的文化》，巨流圖書公司（台北）1988年版，第113頁。）另一名台灣學者楊國樞進一步認為：「家族不但成為中國人之社會生活、經濟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為政治生活的主導因素」。（註：楊國樞：《家族化歷程、泛家族主義及組織管理》，遠流出版公司（台北）1998年版。）大陸學者汪丁丁指出「從那個最深厚的文化層次中流傳下來，至今仍是中國人行為核心的，是『家』的概念」；（註：汪丁丁：《經濟發展與制度創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頁。）費孝通主張要重視家庭的重要作用，「這個細胞有很強的生命力」，農村中「真正有活力的就是家庭工業」。（註：《費孝通、李亦園對話錄》，《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6期。）外國學者傑納也曾深刻地指出，20世紀的中國歷史固然傷痕累累，唯一比其他機制更強韌、更蓬勃的就是父系制度的中國家庭，因為家庭一向是中國人對抗外在險惡政治環境的避風港。這種狀況即使在計劃經濟體制最鼎盛的時期也是如此，只不過是以一種變相的或潛伏的形態存在；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家文化的家族企業制度必然會勃然復發，就像愛森斯塔(Eisenstadt)所言，雖然現代化會削弱舊傳統的某些層面，然而，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舊傳統的某些層面有時會被再度提出和強調，以解決文化斷層的危機和建立新的集體認同。在中國社會轉型狀態中，計劃經濟體制規則漸漸失效，健全的市場經濟規則還在逐步的建立之中。因此，家庭和家庭規則自然就成為在夾縫中發展起來的私營企業創建和發展的支撐構件。在這種「家文化」背景熏陶下，誕生「家族化」的企業，那是再自然不過了。可見，民營企業採取家族化經營在中國有著肥沃的「土壤」。

不僅民營企業家族制的產生有文化的根源，而且華人民營企業家族制生命力之頑強、以至於在企業規模擴大以後，客觀需要職業經理控制但仍繼續採取家族制的現象，也同樣有它們的文化背景，這和中國傳統「家文化」的泛化現象——泛家族主義的文化有關。

什麼叫泛家族主義呢？台灣學者楊國樞曾對此作了長期的極有意義的探討，並作了簡明而准確的描述：在傳統社會內，在家族中的生活經驗與習慣常是中國人惟一的一套團體或組織生活的經驗與習慣，因而在參與家族以外的團體或組織活動時，他們自然而然地將家族中的結構形態、關系模式及處事方式推廣、概化或帶入這些非家族性的團體或組織。也就是說，在家族以外的團體或組織中，中國人會比照家族主義的取向而進行。

大陸學者把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彈性理解為泛家族主義，比如存在很大伸縮性的「家」的概念就是一個典型例證，正如費孝通所言：「在中國鄉土社會中，家並沒有嚴格的團體界限，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親屬差序向外擴大」。（註：費孝通：《鄉土中國》，轉引自《東方之子·大家叢書·費孝通卷》，華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31頁。）「家裡的」可以包羅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親熱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圍是因時因地可伸縮的，大到數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由德國學者何夢筆(Carsten Herman-Pillath)和中國學者陳吉元共同主持的項目研究也發現，傳統的血緣、親緣和地緣關系，與適應市場需要而建立的各種帶有很強的商業性質的利益關系，能夠耦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這個文化基因就是泛家族主義。可見，中國家文化確實別具一格，因為它不只是給家庭或家族提供一套規則，而是把它泛化到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家族以外的社群、機構，包括企業或國家都可視為「家」的擴大。因此，泛家族主義是中國家文化的一大突出特徵。華人社會這種泛家族主義特徵必然會對華人企業的治理結構產生影響，導致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使家族制在企業做大以後仍具有較強大的生命力。現實中，浙江溫州部分民營家族企業的發展就具有這樣的典型特徵，一些規模較大、水平較高的公司業主嚴格限制家庭和家族成員在企業中擔任管理職務，而是在一個更廣泛的范圍內用人，使這些公司不僅在股權結構上、而且在治理結構上都逐漸打破了家族的壟斷，從而造成執行機構、董事會和股東會對家族制的全面突破。浙江金義集團便是其中的突出案例。

不過，雖然泛家族主義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徵，對華人民營企業組織行為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但是，這種泛家族主義並不是普天之下同等兼愛，而是在社會關系與社會交往方面有著獨特的形態，這就是費孝通在半個多世紀前所提出的著名的「差序格局」論。一個差序格局的社會，是由無數私人關系搭成的網路。這個網路像個蜘蛛網，有一個中心，就是自己。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聯系成的社會關系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也就是說，愈往外推，關系的緊密程度和信任程度是遞減的，由於這種「差序格局」的存在，導致泛家族主義在其邊緣終究是脆弱的，不穩定的，尤其是在社會動盪期。這對家族化企業的影響是：企業對外部資源尤其是外部人力資源歸根到底難以形成真正的信任，因為，民營企業老闆對外部人力資源的使用往往是建立在個人關系、個人友誼的基礎之上，沒有制度的保證，往往聽話時就是「家人」，不聽話時就成了「外人」，因此一旦這種個人關系出現裂痕、或老闆出現自然更替之時，對外部人力資源的使用可能便告終止，從而導致家族企業出現不穩定，這就是民營家族制企業可以做大做強、但不會走得太遠的根源。也許，這正是家族化民營企業致命性缺陷的文化根源！它註定了民營家族化企業終究需要進行「革命」性的變革——徹底的蛻變，以經理控制的現代企業制度來代替傳統的家族制。

三、民營企業家族制的克服

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一個初步的結論，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淵源，民營企業的家族制度是根深蒂固的，也是難以逾越的！這個結論在今天的現實中也得到了驗證。研究發現，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我國大量民營企業存在突破家族制封閉圈子的強烈願望，但在現實中卻屢屢碰壁，如有相當多的民營家族制企業其財務資本非常充裕，甚至根本無需負債經營，但在發展過程中卻遇到極大困難，原因是老闆難以聘用到既有能力又對企業忠誠的管理人才。一方面，社會上存在各種專業管理人才，民營企業老闆們對他們心存疑慮，不敢大膽對他們加以聘用；另一方面，有的民營家族企業大膽聘用外部能人，使企業效率大大提高，但這種合作的成功率較低，現實中，「外人」經理職業道德低下，坑害老闆，捲款而逃，架空老闆，另立山頭的現象比比皆是。這表明民營家族企業的代理成本是相當高的，從家族式企業管理向經理式企業管理的演變面臨著巨大的障礙！這種「演變」障礙，從文化的角度看，其實就是家族企業如何將信任擴展到家族成員以外來創業和使企業發展的問題，對現代中國的家族企業而言，這個問題是實實在在的最難逾越的障礙！對此，汪丁丁曾深刻地揭示到，外國和中國的經濟發展都表明，說服資源所有者把他們所支配的資源匯集到一起，由企業家支配，並實現企業家的創新方案，是最困難的事。

當然，最困難的事並不代表是不能為的事，要家族企業將信任擴展到家族成員以外，以突破家族制管理模式，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關鍵要有社會「信用制度」的支撐！信用制度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最核心的一項制度，正如哈耶克所說，現代市場經濟的實質是人類合作秩序的不斷擴展。汪丁丁也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大規模的分工合作，沒有信用制度的支持是不可能擴展到家族或血緣關系的支撐范圍以外的。

「信用制度」包括法律形式和文化觀念兩種形態，前者一般較易做到，後者很難但卻是根本的。中國民營企業要徹底突破家族制，最重要的途徑就是要在國人的心靈深處滲透進「信用文化」基因！這能做到嗎？

首先讓我們追溯一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信用文化」資源狀況，當我們深入探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信用資源與企業發展的關系時，會發現一些自相矛盾的令人困惑的現象，中華民族是不是一個講「信用」的民族？從大量的古訓和格言中，我們看到兩種相反的狀態：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士為知己者用（甚至死），為朋友兩肋插刀，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見人未可全拋一片心等。兩種說法都有大量的歷史典故支持。西方學者對此也莫衷一是，大學者馬克斯·韋伯在100年前曾明確斷言：「儒家君子只顧表面的自製，對別人普遍不信任，這種不信任阻礙了一切信貸和商業活動的發展」。（註：馬克斯·韋伯(1920)：《儒教與道教》，商務印書館，第296頁。）美國學者弗蘭西斯·福山在其引起國際學術界很大反響的新著《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一文中將不同的文化區分為低信任度的文化和高信任度的文化，他認為，中國屬於低信任文化，華人社會對外人的信任感太低，企業傾向家族擁有和管理，不願為公司引進專業經理；而德國、美國等屬於高信任文化，企業易於突破家族制，能創建大規模的經濟組織，因而競爭力強。另一位頗負盛名的學者雷丁雖然不象以上兩人那樣斷定華人對外人一概缺乏信任，但也認為華人對外人的信任是有限的：「要推動華人家族企業通過實行西方所謂的管理革命，即把權力移交給職業經理人員並把控制權與所有權分離，明顯地存在著很大的困難」。（註：雷丁(G.Redding)：《海外華人企業家的管理思想——文化背景與網路》，第183、240頁，上海三聯出版社。）以上闡述給我們一個強烈印象，中華文化在根基上就是一個對他人缺乏信任度的文化，這似乎也暗合了前已分析的中國泛家族主義文化的「差序格局」特徵。

當代中國正處於傳統道義信用規則揚棄，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信用規則建立的歷史過渡期，這個時期，傳統規則的失范與新規則的殘缺使中國出現了嚴重的信用危機。具體表現五花八門，如各種假貨充斥市場，假文憑假檔案假資格證書等滿天飛，合同違約，欠債不還，三角債越清越多，有些人群之中甚至出現嚴重的「殺熟」現象等等，這種情況下當然不可能形成良好的社會信用制度環境，更談不上在國人的心靈滲透進信用文化基因。這種狀況下民營企業主斷難聘用到既有能力又忠誠負責的經營管理人才，從這個角度來看由於當代中國這樣的社會信用狀況，迫使大多數民營企業不得不採取家族制的形式，並加大了從家族制管理向現代經理式管理轉變的難度。

在如此惡劣的信用條件下，中國民營企業家族制的狀況還能克服嗎？換句話說中國目前的信用狀況還能優化嗎？筆者的回答是肯定的，這可以從美國家族企業的演變歷史及美國社會信用狀況的改變得到啟示。根據著名的美國企業史專家錢德勒在其名著《看得見的手》的研究：美國企業從家族式演變成現代經理式企業，大約經歷了從1840年到1940年共100年的時間。在19世紀40年代，美國企業基本上都是小規模的和個人經營方式為生，也就是家族制企業。在這個時期，殖民地的商人「盡可能從家族裡物色倫敦、西印度群島、和北美殖民地的代理商。」（註：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1987)：《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第56、18、42、8、579頁，商務印書館。）因為這個時期的美國也是信用制度嚴重缺失的歷史階段。「因此之故，幾個世紀以來，代理人的挑選一直是商人們最重要的決策之一，由於可靠和誠實比商業上的敏銳更重要，即使是比較專業化的商人也仍然寧可挑選他們的兒子或女婿或長期熟悉的人充當代理人或合夥人，處理遠方城市的生意」。（註：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1987)：《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第56、18、42、8、579頁，商務印書館。）

19世紀中期以後，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爆發，新能源、運輸以及通訊的巨大變革，使大規模生產和流通成為可能，於是市場競爭加劇使家族企業感受到巨大的壓力，擴大資本的需求促使業主不得不超越家族的限制，不得不一體化他們的經營活動並作進一步分工，同時僱傭支薪經理監督並協調流通於龐大企業內的貨物成為必要。專職經理層的形成使企業成為現代化科層制企業，「而層級制本身也就變成了持久性、權力和持續成長的源泉」（註：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1987)：《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第56、18、42、8、579頁，商務印書館。）這一過程肇始於鐵路公司和電報電話公司，隨後是石油開采與冶煉企業、流通企業、鋼鐵企業，但直到20世紀初期，「美國的經濟體系仍然含有金融的資本主義和家族式的資本主義要素。經理式的資本主義尚未居於支配地位。」（註：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1987)：《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第56、18、42、8、579頁，商務印書館。）20世紀20年代廣泛出現的現代科學管理運動，特別是製造業的專業化管理的普遍形式，才使現代經理式企業成為美國經濟活動的主角。

以上分析表明，盡管美國是個家文化觀念較為淡薄的國家，其工業化初期及隨後的100年時間里，家族企業仍是最普遍的企業形式，這至少說明美國並不是一個一貫就具有高信任度的社會。那麼美國企業在演變過程中是如何解決委託——代理中的信任問題的呢？這一點錢德勒並沒有進行研究，對解決信任這個關鍵問題進行深入探討的是女學者祖克爾。她通過對1840～1920年美國經濟中信任狀況的研究發現，這一時期，大量外來移民湧入美國，人口流動速度加快，從而加劇了人際間的不信任，信任的缺失又加劇了企業組織的不穩定，乃至整個社會的不穩定，這反映出當時的美國社會對信任資源的需求十分強烈。於是，專業資格認證制度得到推廣、規章和立法得到加強、理性化的科層組織得到發展，等等，使由法制產生的信任機製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應用。這種社會信任制度的建設對美國家族企業演變為經理式企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這種信任制度也內化為信用文化，滲透進了美國人的心靈。

當代中國的情況非常類似當年的美國，因此，美國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美國企業的今天也使我們看到了中國民營企業突破家族制的希望。中國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在國家大力倡導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大政方針下，積極推進全民族的信用制度建設，第一、要建立完備的產權制度，以使人們形成長期的、穩定的預期，從而使全體公民形成良好的個人信用意識，為各類職業經理人和企業的守信提供社會基礎；第二、要規范政府的行為，擴大政府政策的透明度，應盡量減少政府部門的交易行為，以規范市場交易；第三、要形成通暢的信息傳導機制，使公民、企業、政府的守信狀況為公眾及時了解；第四、加大執法力度，特別要規范法官行為，使違反社會信譽的行為受到嚴厲的懲處，等等。如此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中華民族的信用狀況將得到徹底的扭轉，民營企業的家族制管理向現代經理式企業演變也必將成為現實

『陸』 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利弊

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利弊,闡述如下：
社會制度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形態上，可以分為「公有制」和「私有制」兩種社會形態，原始社會因為生產力低下，勞動成果只能滿足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產品沒有剩餘，被迫實行公有制的社會形態；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及資本主義社會都屬於私有制形態。上個世紀，根據馬克思主義學說，世界上曾經出現過一個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上個世紀末，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陣營也隨之消失，現在包括中國在內仍然宣稱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其政策也都像中國一樣，發生了許多變化，雖然用「特色」來區別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和毛澤東時代所堅持的社會主義已有本質上的區別。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劃分是由生產資料的屬性和分配製度決定的。
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社會財富的分配形式是與生產力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從本質上說，社會財富是由人創造的，每個人佔有財富的多寡是與社會分配製度相聯系，資本主義分配製度，資本家佔有財富是通過資本實現的。
社會主義實行公有制，生產資料歸全體人民所共有，實行按勞分配，從制度上保證了社會財富分配的相對合理，人民在政治上地位平等，經濟上財富分配比較均勻，相差不大，從根本上解決了貧富差距，保證了社會的穩定和諧。但公有制在實踐中也暴露出一些弊端，由於實行公有制，形成產權不明晰，生產資料名義上是全體公民所共有，實際上對每一個人來說都不屬於自己，在這一點上公與私的矛盾是很難處理的，大鍋里的飯誰都想吃，而對於做飯的工作，及食物的來源誰都不願意去想、去做，消極怠工、瘦公肥私現象難以避免，影響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活力。
資本主義社會和我國改革開放後的實踐證明，私有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使公有制的一些弊端得到有效控制，但分配不公，形成貧富差距拉大，階級的產生，必然引發階級矛盾，他的直接後果，即使不引發革命，也會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怠工等也會對生產力的發展起消極的阻礙作用；資本的集中形成壟斷使經濟危機不可避免，對社會生產力會造成極大的破壞，連美國通用這樣全球性的百年企業都要面臨破產倒閉，它對生產力的破壞可見一斑。
兩種所有制形式在實踐中應該各有利弊，如何興利除弊，這是擺在中國人民和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完全回到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制度模式，顯然已不可能，改革開放已經使中國私有經濟快速發展，已經產生有產階級，如果不進行革命，私有資本是不可能消失的。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在實踐中的弊端也顯而易見。如果全面拋棄社會主義制度，全盤西化，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顯然也存在著更大的風險。如何處理好這個矛盾，這是執政者不能迴避的難題，也是改革進行到現階段必須解決的問題。
改革不能走回頭路，不能回過頭走資本主義道路，真正的共產黨不答應，全國人民不答應。即便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應對經濟危機中也在嘗試帶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的國有化，比方美國財政部長就曾發表講話說，「不排除將陷入困境的銀行收歸國有的可能性」。國有不就是全民所有嗎？美國財長能夠這樣說，可能他也認識到公有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消除經濟危機的積極作用。既然作為資本主義代表的美國為應對經濟危機都考慮銀行實行國有化，作為社會主義的中國有必要全面私有化嗎？各種私有制形式的並存可能是解決公有制和私有制矛盾的有效手段，但必須保證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如果國有經濟處於從屬地位，就左右不了整個經濟的發展趨勢，經濟危機的影響就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衡量一個社會制度的優劣絕不會只有經濟一項指標，人民在社會生活中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分配製度的公平，人民在政治上享有的權利，還有民主和自由，社會生存環境和和諧穩定等都應該是重要指標。結論是明顯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行生產資料共有制，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行按勞分配製度，才能從根本上消滅階級差別，保證人民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真的是人類一種理想的社會。
總之，希望有所幫助，僅提供參考。

『柒』 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環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社會政治環境與文化作為構成社會必不可少的構成部分，其二者的不可分割的，相互影響的。中國古代社會奉行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此制度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我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論述。

中國古代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社會政治制度，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雖有利有弊，但在當時那個時代卻是必然，無論怎樣，都是歷史長河中的一道靚麗風景。

『捌』 中國古代經濟對文化的影響

1。私有制的建立，特別是封建制度的建立，主要是自然經濟，應該說，中國傳統文化是在封建社會發展壯大起來的
2.中國傳統自然經濟對中國文化發展的影響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農耕經濟的持續性造就了中國文化的延續力，傳統農業的持續發展保證了中華文明的綿延不斷，使其具有極大的承受力、癒合力和凝聚力；二是農耕經濟的多元結構造就了中國文化的包容性，中國文化不僅包容百家學說和不同地區的文化，而且長期吸納周邊少數民族的優秀文明；三是農耕經濟的早熟促進中國文化的凝重性和早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