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民文化如何形成

『壹』 遊民的性格特徵

王學泰在《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是這樣描述遊民性格的：「遊民與匍匐在角色規定下的『四民』（註：傳
遊民社會中的士、農、工、商）不同，他們脫離了主流社會，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許多遊民無妻無子，沒有為人夫、為人父的職責，沒有宗親故舊的監督，也就不必顧及面子，更不會有恥辱的感覺。他們是沒有根柢，隨著時勢浮沉游盪的一群；他們沒有地位，失去了社會的尊重。因此，他們是反對現存的社會秩序的，也不必考慮角色位置為人們所作的種種規定……他們極端重視眼前利益，不太顧及離現實較遠的後果。他們很少文化教養，也就沒有了文飾的習慣。 一些社會輿論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視的行為，他們常常不以為非，而且為了達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觀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飾的觀念和性格，在遊民看來沒有掩飾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現出中國文化傳統的陰暗面。

『貳』 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的介紹

本書全面系統地論述了遊民、 遊民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文學的密切關系，遊民文化對於文學創作，特別是對於通俗文學的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們的思想意識，習慣作用，也因通俗文藝的流傳而深入到了各個階層，本書闡述深刻，可讀性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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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

作者：王學泰

豆瓣評分：8.5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7-7

頁數：750

內容簡介：

江湖是遊民生活的空間，也是干犯法紀、為非作歹的淵藪。凡是敢於與主流社會對抗的秘密組織成員、打家劫舍的綠林豪強、闖盪江湖的各類人士，乃至稱霸一方、為人所懼的痞棍，都會被畏懼者恭送一頂「好漢」的帽子。逼上樑山是「造反有理」的過程與歸宿。不義之財，取之何礙，是遊民劫掠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理論」，總的說來，它仍是「強盜邏輯」。

本書全面系統地論述了遊民、遊民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文學的密切關系，遊民文化對於文學創作，特別是對於通俗文學的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們的思想意識，習慣作用，也因通俗文藝的流傳而深入到了各個階層，本書闡述深刻，可讀性強。

作者簡介：

王學泰，原籍山西清源（現名「清徐），1942年底生於北京。1964年畢業於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遺產》編輯，1988年轉到文學研究所古代文學研究室從事研究工作。比較關注文學史與文化史的交叉研究。2003年退休前任文學研究所古代室研究員，後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主要著作：《中國人的飲食世界》、《中國遊民》、《華夏飲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事百態》、《中國人的幽默》等；學術隨筆集《燕談集》、《多夢樓隨筆》、《偷閑雜說》等；整理了《杜工部集》、《唐詩評選》，與傅璇琮、許逸民等人主編了《中國詩學大詞典》。

『肆』 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的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江湖是遊民生活的空間，也是干犯法紀、為非作歹的淵藪，凡是敢於與主流社會對抗的秘密組織成員、打家劫舍的綠林豪強、闖盪江湖的各類人士，乃至稱霸一方、為人所懼的痞棍，都會被畏懼者恭送一項「好漢」的帽子。逼上樑山是「造反有理」的過程與歸宿。不義之財，取之何礙，是遊民動驚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理論」，總的說來，它仍是「強盜邏輯」。

『伍』 結合文學作品談談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的影響

據我考察，中國民間思想跟文人士大夫的沒有什麼太大差別，只是有點粗細、文野之分罷了。我覺得跟宗法社會的思想有點差別的反而是脫離了宗法社會的遊民文化，這些遊民文化不是根據什麼理論創造出來的，是根據其生活經歷和生活狀態自發產生的。這種想法不能稱其為理論，但是表現了一種情緒和心態，這種情緒和心態反映在通俗文學，比如說《水滸傳》和《三國志演義》中，即使經過傳統文人的修飾和改編，但是其與主流社會不同之處仍然十分突出。比如說《水滸傳》用故事形象展示「造反有理」的說法，這是主流社會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水滸傳》中的獨特的思想意識，展現在其所創造的一些話語之中，這些話語看來是個簡單的詞，實際上，它也負載著一定的思想意識在影響著受眾。如「替天行道」這個詞是「水滸」中獨創的，以前沒有。《太平經》里講「天行道」、「王者行道」之類的概念，從而成為道教傳統。朱元璋奪取天下，因為出身比較低下，他在自己尊號上加了一個「開天行道」，表明自己無所依傍。從來沒有講替天行道的，這是「水滸」故事一大創造。替天行道就把主動性放在造反者手中。它是臨界性的，進可以造反奪取天下，退可以輔佐帝王、支持帝王，幫助帝王行道。「替天行道」概念應該說是《水滸傳》告訴老百姓的，是它交給下層社會的人們反抗統治者時可資利用的武器。後來底層人起來造反，「替天行道」成為他們經常使用的一個旗號。《水滸傳》《三國志演義》創造了一系列詞彙，如「桃園三結義」、「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義氣」、「逼上樑山」、「聚義」、「仗義疏財」等等。思想更多的是通過語匯、話語告訴老百姓的。一個詞彙深入到老百姓內心，就成為了很豐富的概念，它連帶著感情、追求，甚至還有一些思想。所以說後來只要是造反者，《水滸傳》、「三國」都給他們許多支持，給他們以勇氣，告訴他們如何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如何爭取更多的人支持；教給他們斗爭的策略（包括政治與軍事的）等等。應該說中國的通俗文學作品對後來的社會運動發展起了很大的影響。

另外戲曲和曲藝的影響更大。阿Q連個圈都畫不圓，但是他會唱《龍虎鬥》這個戲。這個故事講趙匡胤和他結拜兄弟鄭子明等是怎麼奪取天下的。雖然說趙匡胤是遊民證據不那麼充足，但是他畢竟不是一個安穩的宗法人。後來的說書者和劇作家把他的成長發跡編成了一系列的故事，這些故事很接近於遊民的生活，非常受下層民眾歡迎，連阿Q這樣的人也會唱。

清代有一個史學家叫錢大昕（《明史》的主修者），就說，小說教遠遠要比三教（儒釋道）更能影響民眾。

雷 天：您在分析遊民群體性格時，曾列舉了遊民的幾種群體性格：其中有一種是「赤裸裸的殘暴與野蠻」。不過，在您的書中比較能體現這個論斷的一個是《水滸》中的殘暴描寫；另一個是遊民造反時的殘忍表現。但即便是《水滸》武松殺潘金蓮那麼殘忍的一段情節，也是寫了武松先找官府，官府不理，然後召集左右鄉鄰開了公審大會才處決潘金蓮，這裡面是不是傳統倫理道德對遊民的行事還有個約束機制？另外，就是因為《水滸》、「三國」對古代的秘密會社影響很深，黑社會，以前也會講忠義，但根據《中國新聞周刊》以及一些媒體的報道，現在中國也存在黑社會性質的團伙，且手段更加殘忍，以您的研究經驗，現在的黑社會與以往有何不同？

王學泰：應該說遊民的殘暴不是與生俱來的，中國古代的刑罰都是非常殘酷的。古代刑罰和今天的刑罰有本質不同，現在除了最重刑罰剝奪生命外，其他的刑罰主要限制犯人活動的自由，這是現代刑罰處分的基本思想。但是古代的刑罰基本上都是身體刑，很少有監獄長期關押犯人的。身體刑就是弄殘犯人的身體，死刑也非常殘酷。這種殘酷的文化教育了底層的老百姓，底層老百姓反抗時同樣也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種殘酷文化影響了整個社會，連罵人的話中也有「殺千刀的」等。殘酷正是在這種氛圍下養成的，不能說遊民是特別殘酷。因為他們反抗的機會多，表現出來的機會也多，所以給人們留下遊民特別殘暴的印象。

現代的黑社會和古代遊民組織有很大差別。因為古代遊民的組織畢竟經過了數百年的組織規范，受通俗文化的影響較深刻。另外，古代遊民社會背景還是宗法社會，他們也來自宗法社會。我們說他們脫離了宗法社會，這是從其總的傾向來說的。具體到每個人不可能完全斬斷與宗法社會的精神聯系，純之又純的遊民是不存在的。宗法社會中的某些觀念還會有作用，比如「忠」的觀念，遊民還會有，但往往不是忠於皇帝，而是要忠於組織、忠於組織中的「大哥」。像天地會是明顯反清的，他們的宗旨就是反清復明。但「忠」的觀念還是從儒家借鑒來的。

遊民文化最重的還是義氣，義氣有明顯的幫派性。「義」是歧義最多的傳統道德觀念，對這個字不同學派有不同的理解。儒家講的義和利是分開的，但是遊民講的義氣就是利。所謂「義氣」本質上就是給錢。宋江初見李逵，給他二十兩銀子，李逵就覺得宋大哥義氣沖天。義氣在遊民中影響是非常大的，大多都能遵守。

現在的涉黑團伙，其思想和組織形式還是原始的，從武俠小說中學來的一些皮毛，這些觀念也不一定能夠深入每個幫眾的心，他們主要還是追求自己眼前的利益。要對這些涉黑團伙進行打擊，制止這種傾向。

『陸』 《水滸傳》的江湖遊民文化

一、遊民知識分子 作為文學形象來看，吳用塑造得不是很成功的，但這個形象在梁山泊有著極重要的地位，其所蘊含的社會內容也極豐富，還是應該做深入分析的。 吳用的身份當屬於遊民知識分子，宋江文化水平並不遜於吳用，甚至高於吳用，但前面分析宋江並未說他是遊民知識分子，因為宋江有穩定的職業和相當財富。因此只能按照宋江的職業——吏胥來確定其身份，視之為社會邊緣人。而吳用確是遊民知識分子，拙作《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說，學而優則仕，這就是古人讀書的目的，讀書人而且奔走於出仕的路途上，不管他是否做了官，都被視為是「士」。「遊民知識分子則大多絕了出仕做官的願望，不在這條路上奔走了。他們靠被文人士大夫所不齒的職業或手段去謀生」，他們不是「士」了。另外「遊民知識分子比一般遊民更具有『游』的特點，也就是說，他們的流動性更大」，而且「他們中間的許多人是溷跡社會下層的，並與遊民有著較密切的聯系，成為遊民的首領，或者是遊民的意識、理想和情緒的表達者」。這類人物在宋代（特別是在南宋）開始大批地出現。吳用是符合這個標準的。

『柒』 為什麼要研究古代百姓生活

基於簡筆畫視角的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圖景

————讀王學泰先生的《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有感

史偉鋒

說起中國古代社會的文化道統，並不是我們所想當然的是鐵板一塊，而是一張漏洞百出的鐵板和一盤散沙並存，並且，這盤散沙有時會力大無比，掀起巨浪，將鐵板打翻。

這種局面是源自於主流社會——宗法社會，以及脫離了宗法體系的遊民社會。二者並存，一明一暗，或半明半暗，偶爾局部合作，整體永遠斗爭。

1. 宗法社會

從西周至近代，三千餘年的宗法社會，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西周至戰國未年。這一階段基本上是家國同構的，即家與國兩個組織是一體的：宗子（嫡長子）與國主一體，宗法網路與行政系統一體。周天子既是姬姓的大宗宗子，也是天下的共主。周天子把小宗分封為諸侯，諸侯在其受封之地立國，又是該國的大宗，如此等等一直延伸至大夫，自由民。

第二，秦漢至李唐五代。這一階段宗法家庭結構與行政系統脫離。豪門強宗的地主庄園庇蔭又役使同宗和異姓小農，國家行政力量只能作用於無豪門強族可依附的小門小戶，從而便行成了皇權專制國家與地主豪強爭奪對農民的統治權的局面。

第三，兩宋至近代。這一階段是家庭宗法制度，同一個宗族的人們聚居生活在一起，從有一定地位的人中選出族長來管理宗族事務。此階段國家的行政管理與宗法共同維系這個鄉土社會。

從概念的實際含義上講，第一階段才是真正的封建社會，第二，第三階段我們應稱之什麼社會呢？王學泰先生稱之皇權專制社會。

1.1宗法社會的特點：等級，秩序。所以，宗法社會的人一般分為下列等級身份：

皇帝（平天下）

諸侯（治國）

士大夫（齊家）

四民（士（小吏）、農、工、商）

宗法社會中每個人都是宗法網路中的一個點。前三個等級是統治階級，四民等級是被統治階級。在社會穩定時期，即使四民等級也大多有安定的生活，固定的居處，穩定的收入。統治者把他們視為社會的柱石，因而，又稱之為「石民」。

1.2宗法社會的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為了確保一個人立世為人的價值鏈的順利實現，即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宗法社會的意識形態：儒家思想。

2. 遊民社會

2.1什麼是遊民？

平常人們所說的「無業遊民」就不太准確。因為「無業」的人並不一定就是遊民。縱論古今，憑借其資產或特權而食利的人就不少。

儒家認為周代實行的是井田制。「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各安其業」，這時是沒有遊民的。先秦法家則只承認耕戰的作用，認為只有務農和從軍才是根本，老百姓以其他事情謀生都是「游食」，即是遊民。到了戰國時代，「末作文巧」已經很難禁了。自漢武帝劉徹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歷代所實行的都是「外儒內法」，把不務農的人群視為游食或遊民的看法幾乎支配了整個皇權專制社會的主導輿論，直到明太祖朱元璋時還說：「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清代統治者是把遊民與莠民中的游手、無賴、地痞、流氓一律看待的，並且在在造戶口冊時把他們打入另冊，並加以監督管制。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政府對「遊民」的理解是指從事不正當職業的人群。建國初期所施行的「遊民改造」工作，其對象就是從事「乞討、詐騙、偷竊、搶劫、聚賭」等活動的人群。

王學泰先生對於遊民的觀點是從人們在其所處的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出發的，而不是從他們的思想傾向、道德品質、或生活來源、生活狀況以及與某種職業的關系來確定其身份的。他指出，「遊民」是指一切脫離了當時社會秩序（宗法秩序）的人們，其重要特點就在於「游離」。

遊民與農民不同。「四民」中的農民或農奴雖遭受役使剝削，但依然是宗法體系中的一員，受其庇蔭，並且認可宗法制度。

遊民與流民不同。流民是在大災荒之年離開故土成為「流動」狀態的人們。他們少則成百上千，多則數萬人，在「渠魁」、「渠帥」帶領下就食於富庶地區。整個過程中，許多人是整個宗族作大規模遷移，他們並沒有脫離宗法秩序，只是舉族換一個地方，或者來年還要再回故土罷了。

不過，流民是社會動亂的主力軍。所以，處置流民是每朝每代的重大的政治問題。

2.2 遊民社會的形成

遊民作為階層形成於宋代，遊民成為「文化問題」也始於宋代。

我們知道，歷朝歷代都有脫序分子，即遊民，而遊民又是旋生旋滅的。到了宋代，由於宋代的社會性質和特點的原因，遊民形成了群體階層。

歷來唐宋並稱，實際上唐代與宋代有很大區別的。在文化氣質和社會結構上可以說是天差地別的。

2.2.1唐宋的文化氣質差異

唐代的文化氣質從內容到形式會讓人感受到一種令人仰望的「貴族精神」。無論是盛唐詩歌、文人狂草、還是金碧山水、龍門石雕，這些都帶有一點後人的不可企及性。例如，「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宋代的文化氣質是「世俗化，文人氣」的。它們雖然與我們更切近了，但也失去了我們的崇仰。例如，「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茅檐常掃凈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而到了元代，其文化特色就大體傾向「俗氣，痞氣」了。

為什麼唐宋元的文化氣質如此不同？社會是文化的載體，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遷，文化不可能不發生變化。

2.2.2 唐宋社會結構的變化

唐代的社會結構是日漸衰微的士族門閥階層與通過科舉制度成為統治集團新主流的庶族地主階層二者共治的結構。舊士族注重經學傳統，新地主豪門注重詩文創作。但是，唐末數十年的戰亂，給這兩類貴族以致命的打擊。黃巢攻破長安時，「殺唐宗室無遺類」。官僚權貴多死於此難，以致韋庄《秦婦吟》中寫道：「內庫燒為錦綉灰，天街盡踏公卿骨」。五代期間，持續數十年的戰爭又進一步掃盪了衣冠貴族。五代的興起恰恰是為貴族聞人所不齒的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遊民所致。這個時期的帝王將相本就是兵痞遊民出身。例如，後梁開國皇帝朱溫、後唐開國皇帝李存勖、後晉開國皇帝石敬唐、後漢開國皇帝劉知遠、後周開國皇帝郭威。他們不僅摧毀了唐代文化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而且還造就了根本不懂文化為何物的一代統治者。他們所乾的僅僅是野蠻地踐踏，使唐代文化基本滅絕，甚至可以說是「靡有孑遺」，人們的文化素質急速下降。到了宋代，許多文化領域是從頭開始的，它是在一個全新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文化。

宋代的開國皇帝趙匡胤也出身於遊民家庭。五代十國期間大規模的劇烈的社會震盪和社會群體的垂直流動，打破了宋以前時期的人們的等級與身份相對固定的並帶有制度化的傾向。這就造成了遊民作為一個群體階層出現的前提。宋代的社會結構則成為遊民階層形成的必要條件。

① 宋代田制、人口與社會結構的變化。

不同與以往的朝代新立，朝廷在名義上負有對無地農民授田的責任，宋王朝實行「田制不立，不抑兼並」政策。這樣的政策造成了宋代土地流動加快了，失地農民大量出現。

兩宋時代人口總體上是不斷增長的。雖然有北宋滅亡、宋金戰爭、蒙古軍隊入侵屠城等社會大事件造成人口急劇減少至谷底的情況。

宋代人們對土地的依附減弱了，處於社會下層的農民對官府、對地主豪門的依附也大大鬆弛了。

② 宋代城市建構的變化

中國古代城市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由城堡發展起來的，如皇帝所在的京城（長安、洛陽）和戰國時期大大小小諸侯國的都城——後來演變成州郡府縣的治所之地。這些可視為政治城市。一類是在商貿集市、草市或交通樞紐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這些可以視為經濟城市。

宋以前的城市是「城郭」制的，即城內有宮室、宗廟、官署，倉庫等，城外有「郭」區，即大片的居民區和市區。城與郭中的「里」（後又稱作「坊」）是城市居民的居住單位。大小約一平方里，四周有牆，中間有一條大道，兩頭設有里門，稱之為「閭」，貴族官吏住閭右，平民百姓住閭左。《管子.八觀篇》中談到：「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城不可以橫通。」 打開里牆，在城市大道上開門稱作「第」，這是有萬戶侯以上爵位的列侯才有此特權。到了夜裡要實行宵禁，上鎖各道里門。總之，宋之前的城市是凝固的、封閉的、坊市分離的。

到了宋代則是街巷制的城市。宋代城市是開放式布局，一般城市都鏟除了坊牆，居民們可以面街而居，也可以臨街設肆。民居與市場連成一片，商業交換繁榮，娛樂業興旺，白天彷彿不夠用了，夜市隨之發展起來。

③ 宋代城市的畸形繁榮，市民社會最終未形成。

城市所交換商品嚴重依賴於朝廷的奢侈消費的采購，無助於推動生產力提升，社會進步。交易主體地位不平等、不自由、不獨立，嚴重遭受代表官府利益的行會的控制。

2.2.3 兩宋城市中的遊民

宋代「街巷式」城市的發展，為那些失去了土地和脫離了宗法家族的遊民進入城市，並且長久地生活下來提供了可能。在宋代城市中，不僅居住著大量臨時性的「坊郭客戶」，而且也有許多根本就沒有戶籍的編外的遊民。南宋陸游在《老學庵筆記》里說：「京師溝渠極深廣，亡命多匿其中，自名為『無憂洞』。甚者盜匿婦人，又謂之『鬼樊樓』。國初至兵興，常有之，雖才尹不能絕也。」 描繪宋代汴京風俗們《清明上河圖》中有七百七十多個人物，他們中可以被歸納到遊民或接近遊民的人物形象，就有船夫、小商販、小手工業者、和尚、尼姑、道士、江湖郎中、挑夫、轎夫、車夫、算命的先生、乞丐等等，五花八門，應有盡有。

2.2.4 兩宋一種特殊的遊民——軍漢

① 唐宋兵制的不同

唐代實行的是府兵制。全國設立800個折沖府，每府里的中上等戶出兵卒1000左右，當兵者免去對國家的賦稅義務（即「租庸調」），但當兵無薪餉，隨身武裝要自備，農閑時在鄉間習武，有戰事時起兵赴前線。這種兵役制度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礎上的。

宋代實行的是募兵制。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從遊民中徵募其軍隊的主力——禁軍與部分廂軍，

『捌』 跪求簡評《水滸傳》中的江湖遊民文化。急啊！！！！！！！！！！！！！！！！！

首先，《水滸傳》為後世的農民起義和騷亂、武裝割據、土匪搶劫等一系列對抗政府的暴力反叛運動提供了根據和心理支撐點。他們可以頭頭是道地說這是逼上樑山，或者我是替天行道等等。十惡不赦的造反彷彿沒什麼了不起，『造反』也成為許多不得意的人們不妨一試的事情。從此，「梁山泊」成為造反者膜拜的聖地，「宋大哥」也就成為江湖領袖的一種代稱。

《水滸傳》還通過江湖話語的創造影響受眾。書中許多話語成為流行語，活躍在後世人們的口頭，甚至成為人們認識社會和行為的指導。例如「好漢」這個詞唐代就有，可是那時多指讀書人，而《水滸傳》中專指的是綠林英雄。這種詞義被後世人們普遍接受。《水滸傳》之後，人們便稱那些勇武有力、敢於作姦犯科、又稍有點義氣的人們為「好漢」。過去我們碰上劫道的，你不知道怎麼稱呼他為好，現在就可稱之為「好漢爺」了。又如攔路搶劫，入戶偷盜，總覺得不是什麼好事情。有了《水滸傳》的智取生辰綱的故事，人們知道「不義之財，取之無礙」這個短語，而且在《水滸傳》的語境中這句話是絕對正確的。凡劫人財者，無不以此為說。這「不義之財」是誰定的?反正由強取者定，實際上它就成為「強盜邏輯」。其他如「聚義」「江湖」「招安」「上樑山」「逼上樑山」「替天行道」「成瓮吃酒，大塊吃肉」等等，它們既反映遊民的思想意識，也表達了他們的嚮往。這些話語所負載的思想情緒播及到各個階層，對無依無靠的遊民影響最大，因為《水滸傳》告訴他們的道理符合他們的生活體驗。

《水滸傳》中特別歌頌「聚義」，描寫了與主流社會對抗的人們，在與相同命運的人結合起來之時所顯示的力量。《水滸傳》為遊民的組織化構造了一套完整的操作和運行的規則，這與它建造的話語體系是相輔相成的。後來許多遊民組織借鑒於《水滸傳》，以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久的天地會最為明顯。

天地會的建立及其性質學術界都有爭論。但是它建立以後受到《水滸傳》的影響則爭論不大。加入天地會手續繁雜，其「入門詩」開頭兩句「桃園結義三炷香，有情有義是宋江」，就可看出其受到《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影響。天地會有嚴密的組織結構和細密的組織規則，如天地會的內外八堂的建構都是借鑒於《水滸傳》的。《水滸傳》中遊民懂得了江湖上同道的交往應該是有規則的，這就是被江湖上視為最高准則的「義氣」。實際義氣是遊民的道德，義氣正是由《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描寫而登上江湖殿堂的，從此深入江湖人的心，甚至極大地影響了其他階層的人們。為了義氣不怕兩肋插刀，「江湖義氣第一樁」這種遊民的通俗道德觀念如此深入人心，應該是《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功勞。《水滸傳》創造了江湖話語，這些話語活躍在人們的口頭，被江湖人所接受，並成為江湖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或基礎。

《水滸傳》中的江湖是豐富而生動的，在其受眾中有極廣泛的影響。魯迅所說的我們的社會有「水滸氣」「三國氣」，這固然是由多種原因所造成的社會存在，但不能否認《水滸傳》的廣泛傳播也是其原因之一。清代學者錢大昕在《正俗》中說，「三教之外，還有一教」，那就是「小說教」。極言小說對於民眾思想影響之大。現在也是如此。因此通俗藝術的作家們更應有社會責任感，更要慎重。令人遺憾的是，現在一些通俗藝術的創作者歷史觀念和思想觀念甚至是落後於古代的江湖藝人，把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產生的作品搬上銀幕、屏幕，把它們播散到更廣泛的民眾中去，其結果可想而知。

『玖』 水滸傳遊民文化的載體是什麼

農民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