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唐書法對中國文化有什麼影響

① 魏晉時期書法地位和影響

導語：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書法歷史長河中最具代表性的時期，雖然只經歷了前後共370年（魏晉時期（220年—420年），南北朝（420年—589年）是南朝和北朝的統稱），但他卻是中國書法史的絕對輝煌時期，有著不可替代的文化藝術地位，同時也是對中國書法藝術發展最具貢獻的時代。

魏晉南北朝時的書法發展可以說是書法史的一個巔峰時期，這個時代不同於任何一個古代時期，不但書法藝術發展迅速，而且，文學方面也有著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一時期出現的書法大家如張芝、崔瑗、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王獻之等人，他們對整個古代書法的大發展都有著重要的藝術貢獻。他們至今保留下來的作品，無論碑帖，還是墨跡的描摹，都對後世學習魏晉書法以及書法體勢的創新等領域提供了強大的文化保障。也是後世歷代書法大家學習書法的重要資料，尤其是唐朝時期的很多書法大家，都是在魏晉南北朝書法風格和筆法中學習而來，繼而成就了唐代書法的另一個盛世。

所以說，注重魏晉書學是書法學習者應該重視的問題，而不是覺得哪一個書法家的字整齊漂亮就去學，這就過於庸俗了。

② 為何晉唐的書法家很有造詣晉唐兩朝的書法好在哪裡

其實想要寫好一手毛筆字的話，必須要有比較好體魄，這樣握起筆來才能夠更加有力量，才能夠寫出更有勁道、霸氣的字。之所以晉唐的書法家能夠寫出一手好字，其實和當時的社會風氣有一定的聯系。那時候他們是比較崇尚武的，很多書法家都是出生於武人家族，所以握筆有利，自然就寫出好字。他們的書法當時的一大特色就是飄逸並且剛勁有力。

因為在宋朝之後，文官和武官是分開來的，這就使得很多書法家寫出來的字相對於晉唐時期就秀氣了一些，沒有了剛勁硬朗的感覺。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晉唐時期那些書法家能夠有如此造詣，寫出來的書法能夠這么有風格的原因。這對於我們後世來說其實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的。

③ 書法在中國歷史政治文化中的影響與作用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文字的產生是社會進入文明時期的重要標志。中國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甲骨文是先秦時期的文字，為了記載史實，把長篇文字用刀刻在甲骨上，保存下來。許多文字刻在一片甲骨上，大大小小，錯落有致，不僅能看出並理解文字表達的意思，也能看出文字的排列組合之美，此即為書法藝術的萌芽階段。書法藝術是將書寫放入了審美范疇，不僅僅局限於文字的實用性，更追求書寫的美觀度。
比甲骨文稍晚出現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鍾鼎文。商周是青銅器的時代，青銅器的禮器以鼎為代表，樂器以鍾為代表，「鍾鼎」是青銅器的代名詞。所以，金文即為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較之於甲骨文的纖細，金文稍粗，古樸，有金石氣。後來又產生了石鼓文。石鼓文是我國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稱「石刻之祖」。文字多了，有了較一致的造字原則和風格，書寫也更加講究美觀，逐漸形成大篆體。秦朝時期，秦始皇統一文字，改進大篆體，統一為小篆體。後來，從篆體又發展出隸體，也得到秦始皇的肯定和贊賞，從而得到廣泛地採用。
漢朝是隸書大盛的時代，更是漢字書法發展史上關鍵性的一代。漢代四百多年間社會穩定繁榮，文化藝術得到空前發展，於是兩漢時期成為了書法史上繼往開來的關鍵時期，朝著使用簡便、字體美觀方面發展，書體流派紛呈、風格多樣。在隸書成熟的同時，又出現了破體的隸變，發展而成為章草，行書，真書也已萌芽。到了三國時期則是隸楷並存。魏晉時期楷、行、草三書盛行，奠定了現代書體的格局。晉代後書法理論發展起來，推動了書法藝術水平的提高。
被稱為書聖的王羲之是魏晉時期書家的代表人物。王羲之完善了楷、行、草的今體書法，被歷代奉為楷書的楷模，「天下第一行書」。他的代表作有楷書《黃庭經》、行書《蘭亭序》、草書《十七帖》等。王羲之的書法在當時便為人所珍愛。《晉書·王羲之傳》上載，某日王羲之在蕺山遇見一位老嫗兜售六角扇，他在老嫗的每把扇子上題了五個字，交代但言出自王羲之手筆，可得一百錢，老嫗依言而行，一時眾人競相購之。王羲之的兒子王獻之後來也成為了著名的書法家，與父齊名，史稱為「二王」。
唐朝建立後，有一百多年的社會安定繁榮。唐太宗李世民愛好書法，對王羲之書法的推崇，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贊其書法是「盡善盡美」、「古今第一」。唐太宗以重金向民間收購王羲之的書法達三千六百幅，又設立了「書學」，成為科舉考試中的科目之一。
唐代也是書法藝術得到空前發展的時期。當時的代表人物有歐陽詢，以楷書見長，被譽為「翰墨之冠」，行、草體亦很有建樹，他學習王羲之各種字體，創建出自己的藝術風格。其代表作以楷書《九成宮醴泉銘》、行書《夢奠帖》、《張翰帖》等最為著名。
到了中唐時期，書法的發展出現了高潮。以顏真卿和柳公權為代表的書法家開創了端莊豐滿、遒勁雄偉的新局面。
顏真卿的書法被評為「納古法於新意中，生新法於古意之外」，他開創了一派新書風，被稱為「顏體書風」。安史之亂中，顏氏家族有30多人被殺，他含淚為年少慘死的侄兒季明寫了一篇《祭侄文稿》，神采飛動，筆勢雄奇，姿態橫生，得自然之妙，被譽為「天下第二行書」。
柳公權受顏真卿書體的影響很大，筆筆有神、字字有骨，後人以「顏柳」並提，且有「顏筋柳骨」之說，此二體也成為了初習書法者的范體。柳公權的書法以精於點畫、謹於間架、法度森嚴而著稱，歷代書論者對柳體評價很高，論之為「廟唐氣象」。柳的傳世書跡很多，傳世墨跡有《送梨帖題跋》，碑刻有《金剛經碑》、《玄秘塔碑》等。
到了宋朝，宋太祖並不十分重視書法藝術。宋太宗即位後，征購前朝帝王名臣的墨帖並加以編輯拓印，賜給大臣。編輯拓印的質量本不高，宋人學帖的水平更不高，加上科舉制度興盛，寫字力求勻稱工整，書法藝術的個性遂被淹沒。直至宋仁宗到宋神宗之間(1021-1070年)，出現了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四位書法家，他們提出「上學六朝，不守唐人窠臼」，主張摒除帖學，形成宋書「尚意」的獨特風格，亦令當時的書法藝術界為之一振。
在多年戰亂之後，六朝的書法藝術處於衰微狀態。就在這個改朝換代的時期，誕生了著名的書法家趙孟頫。趙一改宋朝帖學不求真跡之風，主張嚴守古法，一絲不苟，推動了復古潮流，使沉積多時的書法藝術界重顯活力，因此有人把他比作晉之王羲之、唐之顏真卿。其代表作有《千字文》、《洛神賦》等。然而獨木難成林，當時的書法藝術終難成氣候，元朝的書法藝術並未得到多大的發展。
明朝的皇帝多愛書法，規定凡朝廷詔敕都要讓擅長書法者抄寫，凡能為朝廷寫內制、外製者可得官職。當時流行於館閣及科舉考場的「館閣體」，雖方正光潔但拘謹刻板，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書法藝術的發展。
清朝仍舊學帖之風盛行，書法處於止步不前的狀態。到清中晚期，大興碑學，許多書法家碑帖並習，參以己意，寫出了個人風格，篆、隸、行、楷等諸體書法藝術都得到空前的發展，還發展了與書法藝術緊密結合的篆刻藝術。一幅書法作品加上開頭的起首章和結尾的名號章，黑色的書法加紅色印章的點綴，顯得更加美觀，這也是書法藝術的特殊成就之一。

④ 為什麼說晉唐書法是中國書法的核心

第一、時勢造英雄，也造藝術大師
我們認為晉唐是中國書法很重要的時期，這樣說可不是因為晉朝有王羲之，唐朝有楷書三大家以及懷素、張旭等大書法家，我才這樣說的，而是那個時代，那個時期，本身就利於中國書法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好的時代，一個藝術自由的時代。

所以，我們應該把這個因果關系給正向化，而非顛倒。不是有了這些偉大的人物，這個時代就偉大了，而是有了一個偉大的時代和社會氛圍，才會催生這些偉大的人。
即便晉朝沒有王羲之，也會有李羲之、張羲之。
只要時代大環境對了，人的潛力是無窮的。
那麼這個時代的特殊性體現在哪裡呢？
首先，是社會方面的開放包容。
對於晉朝來說，這種包容是不得已的結果。魏晉南北朝，戰爭頻仍，所謂當政者今日還在發號施令，明天就被斬首郊外，所以，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組織，所以在思想和藝術上面也就更為包容開放。

加上魏晉時期大貴族政治的興盛，很多有錢子弟家族，富貴好幾代，不愁吃、不愁喝，當然在書法藝術上花的精力也就更大了。
但是對於唐朝社會而言，這種開放包容是當政者的英明之舉，唐代大量外族人員、外來文化融入中國文化的大傳統，而唐代統治者採取的措施就是包容並舉。比如當時儒道佛的思想，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在人們心中，是地位平等的，雖然政治上這三種思想地位不平等。
而這樣一個大一統王朝，法度修明，內外團結，和平穩定的環境更容易讓更多的人鑽研藝術，所以唐朝的書法在個性之外更顯出很多法度來。

另外，是社會思想的繁榮發展。
思想上，魏晉時期是中國文化思想上的一個轉折期。所謂人的覺醒帶來的藝術上追求人性、人的情感藝術，表現個人的特性、品質，在書法上顯示的更為突出了。魏晉玄學由此誕生，他不僅催生了玄言詩，也催生了眾多輝煌燦爛的繪畫藝術、舞蹈、音樂等，在此期間，也得到了較快發展。
唐朝是儒釋道並舉的時代，三個思想脈絡一起互相競爭，彼此吸取對方的思想精華，讓唐朝人顯示出了不同於其他朝代超凡脫俗的氣度和人生境界。
無論如何，這三種思想對於藝術發展和藝術風格的形成都有莫大關系，從此中國書法也不僅僅以技巧取勝，更以文化底蘊的豐厚而聞名於世界文化之林。

⑤ 唐代書法藝術以 書、 書、 書的成就最突出，對後世的影響也最大。

楷書、行書、草書。

唐代書法在書法發展史上，唐代是晉代以後的又一高峰，整個唐代書法，對前代既有繼承又有革新。

楷書、行書、草書發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個新的境地，時代特點十分突出，對後代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以前任何一個時代。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輝煌燦爛，達到了中國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唐代墨跡流傳至今者也比前代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寶貴的書法作品。

(5)晉唐書法對中國文化有什麼影響擴展閱讀：

唐朝書法可分初唐、中唐、晚唐三個時期。

1、初唐

唐初，社會安定，經濟日益繁榮，書法亦蓬勃發展。朝廷定書法為國子監六學之一，設書學博士 ，以書法取士。

唐太宗李世民喜好書法，倡導書學，並竭力推崇王羲之的書法，這對唐代書法的發展和繁榮起了重要的作用。

2、中唐

這一時期隨著社會經濟、文化藝術也有很大的變化和發展。書法風格由初唐方整勁健趨向雄渾肥厚。真草更徹底的擺脫了王家的書派的束縛，形成自己的新風格。

這時出現了張旭、懷素、顏真卿和柳公權等著名的書法家。他們分別在狂草和楷書方面開創了新的境界。

3、晚唐

晚唐時隨著國勢漸衰，書法也沒有初唐、盛唐興盛，但也出現了一些書法家杜牧、高閑、裴休等。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書法

⑥ 唐代書法在中國書法發展史中的地位

在書法發展史上，唐代是晉代以後的又一高峰，此時，在真、行、草、篆、隸各體書中都出現了影響深遠的書家，真書、草書的影響最甚。真書的書家大多脫胎於王羲之，但又兼魏晉以來的墨跡與碑帖的雙重傳統，漸王家書派中脫穎而出，風格轉呈嚴謹雄健、法度森整。
行草書家特別是草書家的風格走向飛動飄逸。隸篆雖無大發展，但能承秦漢之遺法，形成或嚴整緊勁或遒勁圓活的信風。 唐代書法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初唐、盛唐、晚唐。這一時代新風格的形式，在初唐時尚處於漸變中，至盛、中唐之際，單是從草書領域中出現了新風，隨後真諸體亦別開生面，取得的發展。晚唐書法較少發展。

⑦ 關於晉唐書法的特點

晉唐書法是我國書法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晉唐書法一共有四大特點，有關解釋如下：
（一）、初唐書法及書法美學思想：王羲之被奉為典範
初唐書法，一上來就聲勢奪人，在繼承前代書法的基礎上，達到了新的高度，產生了歐、虞、褚、薛四大書家。這四大書家的楷書，預示著一個法度森嚴的時代就要到來。其實，對法度的探求，在隋代就出現了端倪。隋代統治中國的時間非常短暫，只有37年（公元581-617），在這個短暫的時期，不可能形成明顯的時代書風，但是它上承魏晉與南北朝，下啟李唐王朝，其書法及書法理論是魏晉南北朝書法與書法理論的自然發展，也是李唐王朝書法及書法理論的先導，以智果《心成頌》為代表的技法美學理論，已經十分重視對前人用筆規范和結字方法從經驗上進行總結和確定。《心成頌》的出現，預示著一個本意以前人為法，卻最終因對法的執著追求和過分強調，導致書法走向一個以法度森嚴為美的時代。隋代《龍藏寺碑》雖然較唐楷樸拙，但相對於魏碑，已是法度謹嚴之書。我們知道，它是褚（遂良）書的源頭。而隋代對技法美學的研究，也是歐、虞、薛在法度上走向成熟的前提。
雖然作為書法家，第一個達到法度森嚴的是歐陽詢，有技法理論《結字三十六法》、《八訣》傳世，但是導致唐代「尚法」書風的關鍵人物，卻不是他，而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李世民作為一代帝王，對唐代書法的影響是重大而深遠的。是他推動了用法度的觀點總結魏晉書法成就的歷史車輪。李世民酷愛書法，更偏愛王羲之，親自為王羲之作《論傳》，在《王羲之論傳》中，他對鍾繇、王獻之等書法家都進行了激烈的批評，但是卻把王羲之捧上了最高的地位。
「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隸，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
王羲之自己都承認自己的真書與鍾繇可以抗衡、草書與張芝可以並列。李世民卻認為王羲之的書法成就高於所有書家。鍾繇、張芝、王羲之的書法，各有各的風格和成就，否定其他書法家的成就，只說王羲之「盡善盡美」，可謂「罷黜百家，獨尊王術」。這無疑不是客觀公正的看法，而是強分高下的封建等級意識作怪。李世民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響，這一思想在王羲之「志氣平和，不激不勵」的書法中找到了契合點。他樹王書，是樹立儒家哲學、尊崇中庸思想的必然結果，但是他之所以樹王，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作為開國之君，他有一種繼往者、開來世的氣概，他正是在這一點上肯定了王羲之的書法精神和書法成就，並希望這種精神能在自己的時代發揚光大。由於他的提倡，揭開了從「法」的角度總結前代、尤其是晉代書學經驗的序幕。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一批書法大師由此創造了法度謹嚴的楷書，並總結了用筆、結字的一系列方法、原則，其中不乏精闢的見解。雖然除了褚遂良用筆、結字較為灑脫靈活之外，歐、虞二人，尤其是歐陽詢，書法面貌則過於程式化，近乎刻板，但是他們的作品仍然不乏個人的面目，且作為一種工謹的書體，十分有利於初學，因此受到世人的器重。
孫過庭是初唐書學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繼承了李世民的觀點，以王羲之的書法為依據、以正、行、草書為研究對象、以儒道互補的美學精神，對書法的創作規律和美學原理進行了闡述，志在推行文質統一、不激不勵，適合初唐審美理想的書法模式。在初唐的書法理論中，孫過庭的《書譜》是最系統的一部著作，它站在初唐書法理論的制高點，向我們展示了這一時期書法美學思想所能達到的高度，也向我們展示了這一時期書法美學思想的局限。通過這部著作，我們看到，初唐書法在強調法度的同時，要求書法家「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書法創作「陰舒陽慘，本乎天地之心」，並沒有忽視對情感、自然的體認和表現，而認為書法是本性的流露，感情的抒發，點畫揮寫，「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得自然之理，成自然之趣。但是，把學習書法限制在宗王的唯一模式上，充分說明了初唐書法理論與實踐的矛盾。
（二）盛唐書法及書法美學思想：「不師古人，直師自然」的第三條道路
自貞觀以來，書法按照唐太宗為代表的美學思想，以經世致用為根本，以志氣平和為理想，以王羲之為典範，在全社會推開。書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出現了歐陽通、顏師古、王知敬、王行滿、鍾紹京等書家。由於書法在唐太宗的引導下走向了單一化、模式化（人人學王），書法成就不如初唐四大家。歷史進入盛唐，玄宗提倡道教，為書法的振興提供了契機。詩人、學者、藝術家崇尚道家思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成了藝術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敏感的藝術家開始利用初唐草書的形式，創造了狂草書法。這一藝術形式，很快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肯定。特別是最具藝術敏感的詩人，以高度的熱情謳歌這一藝術形式，引起了書學理論的反思。李邕書法一改初唐書法「志氣平和，不激不勵」的風格，開始追求雄健。所有這一切，說明書風已經開始轉向。
這一時期最偉大的書法理論家張懷，是有唐一代最具思辯能力的理論家。書學著述頗豐，有《書斷》三卷、《書議》一卷、《書估》三卷、《文字論》一卷、《論用筆十法》一卷、《玉堂禁經》一卷、《評書葯石論》一卷、《二三等書錄》一卷傳世。他用「無形之相，無聲之音」概括書法的美學特徵；用「囊括萬殊，裁成一相」說明書法與現實的關系；用「法既不定，事貴變通」揭示書法發展的內在規律；用「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表明自己的審美理想；用「仆今所制，不師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闡述「直師自然」的書學方法。
「無形之相，無聲之音」對於書法的美學特徵概括的十分正確，我們知道書法是藝術家精神生活的表現，但是藝術家對精神的表現必須藉助書法形象。書法形象確是「肇於自然」，其精神要求自然，其形式美原則來源於對自然萬象的抽象，是自然萬象存在之道、之理、之法、之度、之形、之勢以及生命形象之神、之氣、之骨、之肉、之血在藝術家心理上積淀的結果，我們雖然不能機械地認為書法形象是物相的簡單模擬，但是書法形象中體現的形式美原則，確實是從自然萬象中總結、提煉出來的。書法作為人類精神生活的物質表現，它是沒有聲音的，不能用聽覺來感受，但是書法是在運動當中完成的，這裡面就有一個節奏的問題，書法線條運動的節率是書法家心理節律的表現。這就使書法具有了音樂的性質，用「無聲之音」來概括這種特點是十分准確的。
用「囊括萬殊，裁成一相」來說明書法與現實的關系，實際是對上一命題的解釋和發揮，它說明的是書法是如何從自然萬象中抽象出自身的形式美法則以及自然萬象存在（包括生命存在）的規律是通過什麼方式進入書法表現領域的問題。人在書寫當中，並不是按照具象依樣畫葫蘆的方式塑造抽象的書法形象的。而是如我們上面所說，僅僅是借用了自然萬象（包括生命形象）的存在規律和形式法則。
用「法既不定，事貴變通」揭示書法發展的內在規律也是客觀准確的。運動是絕對的，無條件的，靜止是相對的，有條件的。世界上從來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所有事物都是運動著、變化著、發展著的，規律、法則是隨著人類認識的不斷深化逐漸改變的。有人把前代已經認識到的書法規律和已經獲得的書法法則當作「千古不易」的鐵率，這無疑是一種迂腐的、機械的觀點。與此相對立，張氏認為「為書之妙，不必憑文按本，專在應變，無方皆能，遇事從宜」，這種觀點，無疑是符合書法自身發展的規律的。
用「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表明自己的審美理想，這並不是張懷的獨創，早在晉代，就開了借人物品藻的觀點評論書法的先河，自此歷代書法家就十分重視書法形象的生命意趣，張懷只是繼承了這個優秀的傳統。這個傳統說明了歷代的優秀書家和書論家如何看待書法的內容與形式的問題，在他們眼中，書法的形式是為著表現內容而服務、並且服從於內容的需要的。這是對歷代僅僅從形式方面著眼看待書法的思想的一種反撥，在今天仍然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用「仆今所制，不師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闡述「直師自然」的書學方法。這是張懷的大膽創造。歷代書家都是在師法古人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他們並不忽視師法自然，但是從來沒有人把「師法自然」提到如此的高度，張氏以其深刻的哲學思想為基礎，第一次把「師法自然」放在「師法古人」之上，沒有巨大的理論勇氣，沒有深刻的邏輯思辯，是不能做到這一點的。對張懷強調的「師法自然」，我們不能片面地進行理解，他在強調「師法自然」的同時，並沒有否定「師法古人」，他對學習古人經驗還是十分重視的，只是他沒有滿足於對已有規律和技法的掌握，而是從更高的角度來看待書法，把「師法古人」放在了「師法自然」的後面而已。
（三）中唐書法及書法思想：對法度的高度強調
「安史之亂」以後，世俗地主階級取代門閥世族地主階級上升到政治經濟的統治地位，他們在儒家經世致用的思想指導下，務實、重法、崇尚功力，這一政治態度進一步影響到書法領域，書法走上了以法度森嚴為審美理想的時代。出現了顏真卿、柳公權等楷書大師。其中最有代表意義的是顏真卿，他的出現標志著唐代書法開始了以法度為美的新時期。
顏真卿的書法觀可以從《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一文和他的書法實踐來考察。《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雖然以意名篇，但是所談的主要還是筆法，而不是筆意。這是一篇關於技法美學的文章。講究「縱橫掣奪，咸有規矩」。基於這種思想，顏真卿詳細分析了「平謂橫」、「直謂縱」、「均謂間」、「密謂際」、「鋒謂末」、「力謂骨體」、「轉謂曲折」、「決謂牽掣」、「補謂不足」、「損謂有餘」、「巧謂布置」、「稱謂大小」等技法問題。
與顏真卿同時的徐浩也是極為重視法度的人，另外，這一時期出現的顏真卿和柳公權的《永字八法頌》、蔡希琮的《法書論》、韓方明的《授筆要說》、林蘊的《撥鐙序》、盧攜的《臨池訣》、李陽冰的《筆法》、張敬玄的《書論》、豐榮宗的《論書》、李華的《二字訣》等，均是關於技法的論述。
以上書家和書法理論的出現，確立了唐代書法的主流風格：「尚法」。雖然同時期的韓愈在書法藝術觀上表現了與之截然不同的思想，十分重視書法表現的功能，但是作為文學家的韓愈，畢竟不能改變書法界「尚法」的大潮。
（四）晚唐書法：禪僧的時代
與盛唐、中唐不同，晚唐書法是一個禪僧的時代，出現了亞棲等禪僧書法家，他們把書法作為參悟佛法的工具。正因為如此，並不重視法度的探索，而是注重頓悟。但是由於他們不立文字，所以沒有多少談論書法的言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唐代是十分重視「法度」，但是不僅僅如此，唐代的浪漫主義書法大師（如張旭）等，也十分重視表現。如果我們僅僅看到其「尚法」的一面，而忽視「重情」的另一面，對唐代的書法就只能產生片面的看法。
二、補充解釋晉唐書法特點形成的原因：

自李淵受禪（公元618年）至昭宣帝禪位於朱全忠（公元907年）為唐代，經歷二十帝，共289年。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政治比較穩定，經濟空前繁榮，文化藝術全面發展。詩歌、文學、音樂、舞蹈、繪畫，都在傳統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尤其是詩歌和書法，都達到了少有的高度。這個時期影響書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奠定了書法發展的社會和物質基礎；二是帝王的提倡和書學制度的建立；三是前代的書法傳統和各體書法的發展，為真、草書法達到高度成熟提供了充分的條件。

⑧ 晉唐書法大師，為何都如此牛

為什麼晉唐書法大師都那麼牛？是因為他們都會武功！

我們知道歷史上唐朝最重要的官職都是跟武職有關系的，比如像節度使、刺史和太守等等且文、武的職能不像後來想像的那麼涇渭分明。唐朝的邊將或節度使從事軍事活動，立了功之後會回到朝廷做宰相。比如唐朝最有名的美術史家張彥遠寫了第一部中國美術史《歷代名畫記》。張彥遠的高祖父叫張嘉貞，曾經做過邊將，後來回到朝廷做宰相。成語字典裡面有個詞叫“出將入相”（“出”指派任至外地；“入”指進入朝廷任官。出自《舊唐書·王珪傳》），這個詞到宋朝以後基本失效。因為宋朝是文武分野，非常鮮明 。

有力的東西不是用一般寫字的這種發力方式發出來的，有力首先得手腕有力，拿刀劍的手腕和不拿刀劍的手腕有質的區別 ，這就是晉唐的大書法家普遍習武的原因之一。比如：像李白這樣的詩人還說自己十五學擊劍（原文為“十五好劍術”，出自李白《與韓荊州書》），說明他會用刀劍。 像王羲之的老師是河東衛氏，河東衛氏就是武人家族，出了很多大書法家 。所以我們可以這么講，像河東衛氏這些家族都是文武並重，實際上他們有更多的武人身份。

⑨ 魏晉南北朝書法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書法藝術的成就得益於同期社會文化環境的滋養。
首先，從政治上看。九品中正制和門閥政治的既行，使世家大族作為一個特權階層，有著優越的條件從事文化活動，他們中間有很多學識廣博的學家，涉及很多領域，比如書，畫，文，史……由於處於有閑階層，他們有足夠的時間，精力和物質基礎去專心學業，並多有大成者。毛漢光先生曾經指出，中國比較重視的社會價值項目為：孝悌之品德、文才、禮法、外貌、與禮儀、清談及應付、藝術等六項，其中藝術類又以書法最受重視。」[7]而龔鵬程先生也認為：「書法，在漢魏南北朝間，是新興的藝術門類，也是當時地位最高的藝術。」[8]在中國古代，特別是魏晉，文士受到社會的尊崇，一個人要躋身名士階層，就必定要具備各個方面的才藝，詩、書、琴、畫、棋，成為文人，特別是門閥士族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內容。隨著玄學的興起，文人在文學藝術方面的修養，才情如何，直接關繫到他們在當時盛行的人物品藻中的地位，進而影響到他的仕途，家族名譽等等，因此，書法受到普遍重視就不奇怪了。這一時期，雖然世家大族因勢作威作福「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9]，但他們從客觀上對皇權的弱化反而使政治淡化了對學術、藝術的控制，抑制了「獨尊」局面的出現，加上他們本身對書法的重視程度，無疑為書法藝術的自由發展提供了條件。
第二，從社會風氣上來看。《六朝書法與文化》中有一段這樣的資料：
劉宋時期的朱異，射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沈約戲謔道：「卿年少，何乃何乃不廉也？」朱異沒有領悟出沈約的意思，沈約說：「天下唯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10]劉宋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為業」。宗炳素來有高節，晚學都來討教，而宗愨獨任氣好武，不為鄉里人所稱道。[11]當時還有一個人叫張欣泰，不尚武事喜好「隸書」，讀諸子之書，在十餘歲的時候，他去拜訪當時的吏部尚書褚彥回。褚彥回問其騎射的本領，張欣泰回答，性情怯懦，見馬害怕，也無力牽弓射箭。彥回聽過後，很是驚詫。[12]可見尚文輕武之風不是個別現象。顏之推身經數朝，多經亂世，知道武力之重要，他告誡後輩說，先王重視武力，並以此認為是選賢任能的標准。但是，他又說，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你們騎馬游獵。他認為，「江南冠冕儒生，多不習此」（《顏氏家訓·雜藝》）。無疑是以南方士族為榜樣。他還告誡家人說，即便千年來的冠冕之家，如不通曉書寫記錄，莫不從事耕田養馬之類的事情。這樣看來，如能常擁百卷書，千年可不為小人（《顏氏家訓·勉學篇》）從此便可看出顏之推更注重家族的文化藝術修養。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從魏晉到南北朝時期，雖然時代更易頻繁，但是世風中有很多地方卻是延續傳承的，崇尚文藝的社會風氣仍然沒有變化。正是因為如此,大量上層書家出現，與此同時，庶族為了躋身上層社會之列，也注重了在文藝方面的修養。一個人要得到社會的認可一定要有某些方面的才藝，而善書往往是最不可缺少的才藝之一。《六朝書法與文化》中引道：
王僧虔的兒子王彬善篆隸，與其兄長王志齊名，當時人盛贊為：「三真六草，為天下寶」。同時代的劉沆，勤於讀書，工於篆隸，美風姿，容止可悅。[13]……南方如此，北方也不例外。河東裴敬憲，性情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於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晚輩都仰慕與他。[14]
如此可見，無論南方還是北方，書法都已成為了社會所公認的素質與修養的重要組成分之一。
第三，從人們對藝術的理解來看。漢魏以來，被稱為是人性自覺的開始，也是藝術自覺的開始的時期。魏晉之人開始著力於研究生命的價值，講究形神之美和形質之美。形神之美是指人的外表風度，形質之美是指人的文化素質，道德修養等，而這些都是士人應該具備的修養，更是士族身份不可或缺的基本表現。東漢書法家蔡邕在《筆論》[15]里提出「書者，散也」的著名論斷，論述了書法抒發情懷的藝術本質，以及書家創作時應有的精神狀態。隨後則論及書法作品應取法、表現大自然中各種生動、美好的物象，強調書法藝術應講求形象美。在其另一篇文章《九勢》里，首先提出了「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16]的重要思想，揭示了書法美的哲學根據，闡發了漢字結構本身所蘊含的美感因素。至此，書法漸漸進入藝術時代。所以，隨著人們審美觀念的不斷提高，書法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就有了其發展的最有力的基礎——大眾認同感。
第四，從宗教文化對書法的影響來看。佛教自西漢末年傳入中國，魏晉始興，到南北朝時，佛教的發展也達到了空前的規模。無論北方還是南方，寺院之多，僧尼之眾，幾不可想像。道教產生於東漢，至兩晉傳遍於天下。由於道教為某種意義上的偶像崇拜，興廟建寺是必然之舉，於是到了南北朝時期，可以說是普天之下，無處無廟觀。而眾所周知，一般的宗教，都有闡發教義所依據的經典的需要，道教、佛教也不列外。先說道教，在印刷術沒有發明以前，道教之宣傳除口頭相傳以外，還要藉助於筆墨的抄寫。道經抄寫被認為是一種積累公德的行為。道家經典《雲笈七簽》卷三八〇《善勸戒》說：「勸助治寫經書，令人世世聰明，博聞妙頤。」另外，「書寫精妙。紙墨鮮明，裝潢絛軸，燒香禮拜，永劫供養，得福無量，不可思議」。[17]因而抄經為道教所大力鼓勵的。然而，道經是聖人所垂之象，是眾生悟道之根本，是「登真」之路徑，經書能使終生超脫五濁之津，等六度之岸，所以，抄經就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了。不僅抄經的環境要求幽靜，而且抄經者皆為能書之人。道教經典[18]中曾說，如果書法遲拙不清不能抄經，富者可以用金帛僱人，而貧者可以出賣勞動力，請人幫助抄經。因此，雇請善書之人抄經便成為一種風氣。隨著道教傳播范圍及影響的擴大，對抄經的需求越來越大，以至於從事抄經的「善書」之人越來越多，因而書法藝術也隨之擴大了影響。與道教相同，佛教的傳播也需要大量善書之人抄經以滿足社會對佛經的需求。就佛寺數目看來，「東晉偏安一百四載，立寺乃一千七百六十八，可謂奢盛」，而「自宋迄梁，代有增加。梁時合寺兩千八百四十六，而都下乃有七百餘寺」[19]。「北魏佛寺也達到3000，隋近4000，此皆為大寺，至於私家蘭若招提，皆不計其數。」[20]而眾多的寺院都需佛經以供誦讀，在這種背景下，善書之人大量出現也不足為奇了。另外，佛教對書法的影響與道教的不同更在於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兩次涉及全國范圍的滅佛運動，由於滅佛之舉使佛教圖書，經卷，寺院，佛像受到了極大的破壞。道宣《續高僧傳》中曾記載僧慧思言：「我佛法不久應滅，當往何方避此難?[21]」這說明為防止再遭劫難，使佛法永存，佛教內部產生了相應的護法運動。於是石經就應運而生了。可以這么說，滅佛事件客觀上激發了書法與佛教的新結合，使佛教書法不再僅僅是紙張上的手抄經，而是走出屋室，走向自然的渾厚、肅穆之體。正所謂「藝術之發展多受宗教之影響，而宗教之傳播亦多借藝術為資用」。[22]
第五，從寒人崛起與書法的關系來看。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士族把持國家大權的同時，出身相對低微的庶族也在悄然的崛起，這一點在南朝表現得最為明顯。由於表奏題答，書法都代表其門面，因而時人十分重視，在南朝恩幸之人中就多有代為帝王簽名，題答的事例。《六朝書法與文化》 一書中曾有一段這樣的描述：
蕭道成在領軍府時，「令（紀）僧真學上手跡下文，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紀僧真「諸權要中，最被恩眄」,其中固然有很多原因,如善於隨機應變,「容貌言吐，雅有士風」，但善書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紀僧真最初被賞識，是蕭道成在淮陰時隨從左右，「以閑書題，令答遠近書疏」，因而「自寒官歷至太祖冠軍府參軍、主簿」。[23]
可見，沒有這方面的特長，他根本沒有得以升遷的機會。北朝也有類似的情況。呂思勉先生說過：「虜主不能書而使工書者為代也」[24]。因此寒人得以侍奉左右，進而身份升遷，地位提高。而這種沒有家族背景，僅因「善書」而被擢用，從而踏上仕途者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不乏其例，所以，書法成為了中下層階級仕途的敲門磚，很多寒人勤苦學書，由此，書法藝術便漸漸的在民間擴散，書法的社會基礎也慢慢的擴大了。
第六，從社會條件來看。藝術社會學認為：「社會條件向藝術創造提供了機會，而不能構成必然如此的原因，機會和社會條件是有機的聯系在一起的。社會現象和藝術現象匯發生巧合的情況，但這不能說明它的因果關系。」[25]的確，在魏晉南北朝蕭條，混亂的社會狀態下仍然產生了如此輝煌的書法成就便是一個很好的說明，但是，這並不等於說藝術和社會條件方面沒有絕對的因果關系，尤其是和藝術發展有直接關系的物質條件的發展。因為物質條件的發展可以豐富藝術的表現手法，從而拓寬藝術的表現領域。魏晉南北朝時，與書法發展密切相關的諸物質要素在逐漸豐富，其中文房四寶製作的講究和廣泛應用於書法，對書法的發展可以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關節點。沒有這個物質基礎，書法就不可能有長足的發展。魏晉時期繼承了漢代的制筆技術，很多書法家對於制筆都有自己的見解，甚至於親自造筆。王羲之書札當中曾說到對筆的要求，他說：「復與君，斯真草所得，極為不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26]而這一時期，紙的品種的多樣性也為書法的表現提供了充足的空間。《六朝書法與文化》一書中列舉了多種紙張品種，如晉時的麻紙、魚卵紙、紫紙、蠶繭紙、蜜香紙、六合紙、側理紙、剡藤紙，南朝時的張永紙、黃紙、桃花紙等等。紙張的廣泛使用給魏晉南北朝書法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外部條件，除了有利於傳播以外，更促進了真正意義上的書法作品的出現，因為紙的多方面表現效果有助於書法藝術化的進程。同時，紙張應用於書法還使書法交流和收藏變得容易了許多，這對整個書風的外傳和繼承有著重大的意義。
第七，從社會的需要看。提到書法的發展，不得不提各種字體的相繼問世。顯而易見的，書法是一種實用性很強的東西，其生存與發展由社會的需要來控制，沒有實用的書寫也就談不上書法的產生，書法被視為一種藝術品，也是在實用書法產生之後而出現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很少有作品是脫離實用性而純粹是欣賞性的。隨著藝術的自覺，書法開始有了自身的價值，也慢慢的從文字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種有獨立審美價值的藝術。這種審美價值隨著書體的發展而體現著不同的內涵。書法藝術的發展是伴隨著書體的演進而進行的，而書體的演進除了書法本身隨著時代發展而發展之外，還受著社會的影響和制約。如果按照不同字體出現的時間排序的話，大體上是遵循由繁到簡由復雜到簡單的發展規律演變著。這種情況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速度上的快捷，也是書法作為一種工具與時俱進的必然要求。漢代出現的草書，就是屬於這種情形。蔡邕雲：「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鋒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27]魏晉南北朝期間，以篆字為代表的古老字體的實用場合已不太多，轉而帶之的是草隸書，因而，唐書論家李嗣真《書品後》雲：「蟲篆者，小學之所宗；草隸者，士人之所尚。」[28]古篆之書隨著時間的發展而日益失去其實用價值，最後只能在宮殿裝飾上發揮其作用，這一點在北朝表現的比較明顯，當時，古篆之書成了宮殿題榜的書體，到了北魏遷都洛陽以後，隸書便漸漸代替了古篆。《水經注》雲：「洛陽宮殿門題，多是大篆。皇都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而此時的南方，書法在士人手裡成為展示他們風流人格的工具，因而多用流暢之今體，如隸書草書。同時，其他各種各樣的字體也漸漸在被廢除。唐時張懷瓘《書斷》中雲：「然十書之外，乃有龜、蛇、麟、虎、雲、龍、蟲、鳥之書，既非世要，悉所不取也。」[29]不難看出，失去實用價值的字體都漸被廢除，探究其原因，大抵都是社會的需要。因此，可以這么說，社會的發展與需要是真正的調節劑，它干預著書體的產生和盛衰，從某種意義上決定著書法的繼承和發展。
第八，從文化教育的情況來看。魏晉南北朝雖為亂世，但是對文教卻極為重視，即使是在非常偏僻的少數民族聚集地，也「苟獲小安即思興學」[30]。而且，官學發展的同時，私學亦盛。《晉書·隱逸傳》載祈嘉博通經傳，教授門生百餘人。而張重華，受其業者兩千餘人。以上記載說明雖然戰亂不已，但私學不斷。北朝雖因佛教，道教的盛行沖擊了以儒學為基礎的官學，但是因為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者極力模仿漢制，推崇華夏文化，所以其官學的也具有相當大的規模。而因玄學不行於北方，反使儒學及其典章盛於南朝，特別是北魏統一了北方後，這種現象尤為明顯。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雖然長期的分裂及喪亂嚴重影響了文化教育的發展，但是中華民族重視文化教育的傳統還是明顯的表現了出來。盡管各個政權下的教育形式、內容都有所不同，但書法教習普遍受到重視，甚至將書法列為童子業的必修課。這對書法藝術的發展和成熟有重要的作用。綜上所述，魏晉南北朝特殊的社會背景及文化環境以及多種文化的碰撞與融合，給書法藝術如此絢麗奪目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發展空間，使其自然的發展成為中國書法史上一塊無可替代的豐碑。

我們知道，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書法藝術大豐收的時代。無論南北，書法都顯現出勃勃的生機。明顯的，一種藝術的繼承和發展不可能是單線條的，因此，南北交流與書法交融對於書法的發展無疑具有相當大的意義。南北政權分隔，導致文化不同，這早有定論;然而書法上有南北之分的看法卻是從清代開始的。《六朝書法與文化》中提到，清朝「書分南北之說」盛極一時，有文雲：「在漢末、魏、晉之間，正書，行書分為南北兩派，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兩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同習。」[31]但是，王國維卻對書分南北之說提出疑義，其《梁虞思美造像跋》雲：「阮文達公作<南北書派論〉，世人推為創見，然世傳北人書皆碑碣，南人書多簡尺，北人簡尺，世無一字傳者。然敦煌所出蕭涼草書扎，與羲、獻規模亦不甚遠。南朝碑版，則如〈始興忠武王碑〉之雄勁，〈瘞鶴銘〉之浩逸，與北碑自是一家眷屬也。此造像若不著年號，地名，又誰能知為梁朝之物耶？」對此我深表贊同，就南北時代相近之碑誌書法相比較而言，其書法風格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如果僅因為南北世族不通，就硬將書法分為南北兩派，我覺得這缺乏足夠的證據。魏晉南北朝期間，雖然政權鼎立，但各個政權之間的來往卻從未中斷。王元君在《六朝書法與文化》中總結了四點當時促進書法南北交流的途徑：「1、各政權之間的互通使節，善書者的出任，促進了南北的交流。2、士人的南北流動，促進了書法的交融。3、書跡的直接流通，導致書風的相互影響。4、寫經之交流，促進書法的交流。」這里，我想再補充一點，那就是北方少數民族漢化的不斷深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著書法的南北交流與融合。大量的資料證明，以長江為界，將書法強分為南北，無疑是將復雜的文化現象簡單化了。但這並不等於完全否認書法文化的地方性特徵。南方受玄學的影響較為深，士大夫文人幾乎無一不受其染。北方則承漢之遺風，守家法，深究章句，善於博考。「南朝人長於啟牘，嫣美疏放，北朝人長於碑誌，渾厚樸拙」。然而就書體而言，北方無非隸、楷而已，所以自然略帶古意；南方卻以行、草為主，古意脫盡。所以，在我看來，並不是在南北書風上有多大的差距，而是由於書體的不同而造成的所謂風格上的差異。《書法與中國文化》[32]一書中提到：「南北朝時期南北分治，又兼政權歸屬於不同種族，由此出現文化上的細微差異本屬尋常，必須看到這些差異皆非本質性的，僅為政治環境及地域風情所致。」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的交流融合仍處於主流地位。也正是因為有這種交流和融合，才使得新鮮血液源源不斷地注入魏晉南北朝書法藝術的靈魂中，由此具備了「上續漢魏之隸意碑風，下開隋唐之楷體書韻」的獨特魅力。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書法藝術取得高度成就並有突破性發展的時代，此後，書法藝術在中國大地上深根發芽並蓬勃的發展著，魏晉南北朝書法家燦若群星，他們繼承了前代書法的優良傳統，創造了無愧於前人的優秀作品，也為形成隋唐書法百花競妍、群星爭輝的鼎盛局面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書法藝術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前進著，它用自己獨特的魅力踩著歷史的舞步烘托出社會的背景和時代的聲音。它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預示著社會的需要，而社會的需要也就真真實實的反映了一個時代各個方面的特徵及人作為主體的意識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