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漢代文化是如何繼承秦文化與楚文化的
漢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漢皇朝的政治統治在全中國確立的過程中初步形成，然後又隨兩漢(前206—220)的歷史進程進一步發展起來的。漢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漢文化是全新的綜合性的新文化並非直接來源於單一的文化，而是繼承多種文化而形成的。無論較之秦文化還是楚文化，它都更為開放，更具兼融性，內容更為豐富，氣魄更為宏大。
據說，北宋蘇軾官翰林學士時，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紅牙板，歌『 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來概括柳永、 蘇軾詞作的不同風格。那麼，我們能不能舉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漢文化不同風格的事物來呢？
「文化」一詞的內涵是極為豐富的，因此，對它的使用，必須十分嚴謹而慎重。
說到「秦文化」，必須認識，其意義是多重疊合的。它本是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一種區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圍大致上是今中國西北部的陝西、甘肅一帶。它為秦人(秦族) 所有，存在於西部的諸侯國秦國的領地內。它又有一個很長的發展歷史，經過許多世紀，達到頂峰，有一個極短的歷史時期內成為以政治統一為背景的全國性的文化——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戰國期間秦國的佔領范圍不斷擴大(到公元前3世紀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隨著秦的軍事征服、勢力擴張、人員遷動，秦文化所影響和覆蓋的地區不斷擴大。 在這樣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中，秦文化對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內容是越來越豐富的。
到秦朝完成統一，實現了對全中國的統治，進而又採取許多措施鞏固和發展統一，包括實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識地統一思想、文化，以至於「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史記 ·禮書》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2]，這是說，秦朝對六國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 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確定的原則是不師古，不崇經，以法為治，以吏為師。推行這些政策的極致，就是實行「焚書坑儒」的野蠻舉措，予文化以嚴重的摧殘，對思想和學 術自由更是沉重的打擊。因此，秦文化對於中原傳統文化又並非主要是「依古以來典法行之 」。
由於秦朝統治的時間很短，其目的在於統一思想文化的政策並未來得及完全實施，亦未取得預期的成效。與此同時，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統一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其他文化予以充分 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統一的短時期內，秦文化並沒有和東方六國文化融為一體，其作為全中國的主導文化的地位，也沒有來得及完全得以確立。在原屬東方六國的廣大地區內， 各區域文化繼續表現著它們的特色和活力。
隨著秦政權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體變為客體，其作為全中國統治文化的短暫時期也就宣告結束。不過，在代之而起的漢代，秦文化的 要素繼續存在，而且還保持著強有力的影響。「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統國家形態和大一統國家觀念的基礎，也就是奠 定了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基礎。秦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最有建樹、對後世逐步發展起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應當說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戰國以至於秦漢時期，經常有人注意並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點。如魏國的信陵君說：「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儀德行」�[4]。西漢初年， 賈誼痛說「秦俗日敗」，指出：商鞅變法以來，秦國一直是「並行於進取」，雖然「功成求 得」，但卻出現了社會道德水準嚴重下降的惡果，秦始皇又「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滅亡。《淮南子·要略》說：「秦人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勢 利」，司馬遷也說：「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5]。這里所說 的「俗」，部分地有我們所說的「文化」的含義。以上言論，雖然包含了對秦國或秦人的敵對心理，但卻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徵，如秦人因其長期生活的環境的影響，在性格 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數民族的影響，傾向於強悍好鬥，為了達到目的，可以狠下決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實效、功利，質朴而率直，不事虛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動性極 強，為了實現某一目標，定會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難和力量的阻擋。秦文化的這些特點，似已得到當今學者的普遍確認。
漢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漢皇朝的政治統治在全中國確立的過程中初步形成，然後又隨兩漢(前206—220)的歷史進程進一步發展起來的。
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漢文化就是楚文化。這一說法未免有點絕對化。但也因此提出了漢文化和楚文化的關系，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很有意義的問題。
楚文化，也是先秦時代一種歷史悠久的區域文化，在其早期，還是一種古老的民族文化(早 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從時間上說，是隨著南方的諸侯大國——楚國的發展而成 熟起來的。從空間上說，又是隨著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疆域的不斷拓展而向廣大的地區擴散的。像秦文化一樣，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鮮明特色，它有濃厚的浪漫主義情調和神話色彩，崇尚 自由，富有激情，善於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濃。
楚文化的誕生和大發展是在江漢地區，這里屬於長江中游。春秋時期，楚國曾有志北進，但遇到將它視為蠻夷的北方強國晉、齊的有力遏制。楚國因而改以東進與南拓作為戰略目標。 到戰國初年，楚國向東擴展的勢頭很猛，基本佔有了長江下游地區，其北界已接近黃河，東部屬於吳越文化區的吳、越故地已歸其所有。同一時期，其南界也達到或越過了南嶺。
然而，楚國又遭到來自西方大國秦國的嚴重威脅。到楚懷王(前328—前299)的後期 ，楚國在秦國的外交欺詐和軍事進犯中，丟失了西北邊境的土地。後來，形勢益發惡化，楚 國的都城郢(今湖北荊州市)也失守了。在戰國後期，楚國的西界一再東移，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長江下游地區。與此同時，也發生了楚文化重心的東移。這一變動從歷史記載中很容易看出來。一方面，楚國的都城先由郢遷到陳(今河南淮陽)，再 遷鉅陽(一說在今安徽阜陽北，或說距陳不遠)，又遷到壽春(今安徽壽縣)。楚國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長江下游地區。與此同時，楚於前[44]1年滅莒，前306年滅越，前256年滅魯，勢力推 進到東部沿海地區。楚國的貴族黃歇(春申君)的采邑位於大海之濱的江東，楚國的東境到達徐泗鄒魯一線，這里的居民都開始自稱為楚人了。後來，西漢初年，劉邦改封齊王韓信為楚 王，其所持理由是「齊王韓信習楚風俗」�[6]，韓信，是淮陰(今江蘇清江 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國都於下邳(治所在今江蘇睢寧西北)，可見，早在戰國後期，所謂 「楚」的地域概念，重點已不是江漢一帶，而是瀕臨大海的江淮之間了。
綜觀戰國後期天下大勢的發展，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兩個東進，前者是秦軍東向的凌厲的軍事攻勢，後者是楚文化的東漸，其影響從長江中游擴大到東部沿海地區 。僅僅數十年時間，東部近海的鄒魯吳越一線，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從此以後，以「楚」 的標志冠於這一帶的一切，似乎並沒有遭致當地居民的嚴重反感和強烈抵抗。
秦漢之間最顯赫的人物項羽、劉邦，都表現了鮮明的楚文化色彩。對於項羽來說，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項燕是楚國名將，因而對故國念念不忘；而劉邦所居的徐泗地區，原本離在江 漢平原的楚國中心地甚遠，但到戰國中後期，楚國的勢力已達鄒魯境內，這一帶很快「楚化 」。劉邦好楚聲、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辭，可以稱得上一個楚文化迷。 據載，「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7]。由此可見，徐、泗一帶在語言上也受到楚語的影響，而原非 「楚人」的劉邦，對此十分欣然，並熱心加以推廣。
楚漢之間，民間多樂楚聲。對此，魯迅認為：「蓋秦滅六國，四方怨恨，而楚尤發憤，勢雖三戶必亡秦，於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聲為尚。」�[8]以此來解釋楚文化 的高揚，固合情理，但又必須看到，楚文化在東部濱海地區的長期浸染，早已取得顯著的效果，乃是「楚聲」大張更深層次的原因。反秦斗爭初起之地是在「楚」，陳勝定國號為「楚 」並以「張楚」作為政治綱領。秦二世也稱陳勝等是「楚戍卒」�[9]。項羽 自稱「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幟依然是「楚」。劉邦繼承陳勝等所開創的事業，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項羽之封。雖然他後來打敗了項羽，但他並不以「楚」為諱。
西漢就是在這樣的濃厚的楚文化的氛圍中建立的。漢初文化上的特色，確實是楚文化基本特點的表現。漢初政治上的指導思想是黃老之術，「黃」是依託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盡管漢初楚聲是如此高昂，但是，漢文化並不等於楚文化。漢文化不是對任何一種文化的全盤因襲和簡單模寫，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納和揚棄後的更新和創造，其中包括對秦 文化和楚文化的繼承和改造。西漢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時，對於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對秦文化也並不是完全棄置，同樣也是既有繼承，也有改造。筆者贊同袁仲一先生的觀點：「兼 並山東六國、建立統一的王朝後，秦文化傳布到全國，成為後來輝煌的漢文化的基礎」�[10]。雖然秦朝存在的時間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曇花一現，但秦朝文 化是長期積力蓄能而成，它有著內容上驚人的擴充和創新，故它並不因為存在時間短促而一閃即逝，相反，它有相當一部分內容轉移到漢文化中，成為漢文化的重要成分，這是一種文 化的借殼存身。
漢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漢文化是全新的綜合性的新文化並非直接來源於單一的文化，而是繼承多種文化而形成的。無論較之秦文化還是楚文化， 它都更為開放，更具兼融性，內容更為豐富，氣魄更為宏大。
漢朝和秦朝一樣，也曾是一個充滿開拓精神和恢弘氣魄的政權，漢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這些特質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其一，無論是秦文化，還是漢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徵，在於它們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對於它們來說，政治文化又都是諸文化要素中高於一切、支配一切的 [11]。
這兩種文化有著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統。秦朝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的、統治到社會基層、嚴格約束到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個人的政治統治。這就 是後人經常所說的「秦制」。而漢朝，基本沿襲了這一整套制度。所謂「漢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這種政治上的繼承。
「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損減，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有變更」� [12]。這就是說，西漢制度對秦制有因有革， 而因襲的一面是主要的。漢朝建立後，最高統治者還是稱皇帝，百官制度大體未變，政府的運行機制並無大異，皇帝、百官的行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漢武帝劉徹的心理、行事與 秦始皇作比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漢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異。
其二，秦文化求實重實的質朴風格，漢文化也大體繼承下來了。秦大建宮室苑囿，漢也基本如此。漢高祖剛剛取得政權，形勢還沒有穩定下來，劉邦本人還在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 守關中的相國蕭何，就在長安建了宏麗的未央宮，其規模連身為皇帝的劉邦也覺得過分。但蕭何對此的解釋是：「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宜，非壯麗無以重威」��[13] ，如此表述的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潛在表現。漢武帝時，也大治宮室苑囿，其規模已不亞於秦始皇時。武帝為他所寵愛的年輕將領霍去病所修的墳墓「像祁連山」，墓前的石 刻，也是巨大而作風渾厚朴實，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異效(長生等)，濃厚的迷信色彩，雖無發達的宗教，卻有宗教式的狂熱，這也是與秦文化、漢文化相似的。漢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許多地方 像楚人，但就其大動作而言，是更接近於秦人之為的。
如果把對中國傳統文化觀察的重點放在政治文化特別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認為，應當確信這樣一個基本結論：「漢文化的主體乃秦文化」，並且，「從這種意義上講，秦文化的的確確是近兩千年中國文化之基石」��[14]。
但是漢文化與秦文化還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論點，並非意味著就要得出「漢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結論。漢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與秦文化相較，漢文化更具有開放性，更善於吸納，也更有兼容的氣量和能力。例如，漢文化就從齊魯文化中吸收了豐富的政治文化營養，無論是在政治思想方面，還是在朝政禮儀方 面，漢文化都比秦文化從齊魯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東西。較之秦文化，漢文化在浪漫氣質上加強了，在這方面顯然是受楚文化的影響更大。漢文化在尚實的同時，也增添了理性，在理 性思辨認識水平上，較之秦文化有了顯著提高。這是文化隨時代進步的表現，這種提高和進步了的文化，也更適合時代的需要。
西漢時期，許多有識之士曾一再對秦政進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極為可貴的思想資料，這就是著名的「過秦」。「過秦」是一場深刻的歷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礎上對政治的創造性的 探索。「過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對秦文化的反復審思。在反思中，人們認識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討予以補正的措施。
從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來說，漢文化表現出比秦文化更強的應變力和適應性。賈誼已經清晰地意識到，秦政之失在於「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15]，也就是 說，任何統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須切合實際，適應具體的時勢，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變。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說是「過秦」思想的衍生。漢武帝到晚 年也終於認識到「與民更始」的重要。兩漢有作為的統治者都是注意經常調整政策，順勢而為的。從統治思想來說，漢初按照黃老思想，實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等一系列的 寬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時期轉為內行興作、外事開拓的「有為」之治，到昭、宣時期又轉變過來。總的說來，漢代統治者在掌握張弛節奏方面，已遠勝過他們的前輩，因而能使社會矛盾不至於過於激烈。這也是西漢、東漢都能維持較長時期統治和穩定發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漢文化的多樣性，較之秦文化要明顯得多，它在這方面的優點也就可以較充分地表現出來。這個所謂的「霸王道雜」的漢家制度，也就是雜取不同學派的政治文化治國理天下，這個所 謂的「雜」，就是對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統治思想，廣為吸納，分別主次優劣，取其精華，兼容並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漢初與秦代最顯著的不同是實行郡國並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開過爭辯，其實，就當時的歷史條件而言，無論是主張分封的淳於越，還是主張 行單一郡縣制的李斯，都是帶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於李斯，主導的一面是對的、好的，但從六國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權，跨度不能不說是太大了。這樣一個「進步」是當時的歷史所 承受不了的。從秦政權滅亡的結果來看，事實上，採取這一制度的負面作用是不能否認的。
漢朝就不是這樣，郡國並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區，由同性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區(開始還存在過一些異姓諸侯王，那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滅了) 。誠然，這樣做也有很多的問題，而且日後逐漸嚴重起來，但郡國並行，兩種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補而又互制，而且總體而言又有較大的迂迴餘地。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西漢初年的郡國並行制是適合的，有其存在的歷史理由，不能因為其後來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個層次上，漢文化都善於兼並收蓄，因而有利於創新和發展，以文學為例，漢代文學迸發出巨大的活力和創造力。像賈誼，其政論文有秦文化的氣魄，而其賦作則從楚文化 吸取了更多的營養。正因為多源吸取，思想活躍，靈感大增，漢代文學的繁榮是秦代無法比擬的。
就政治和社會生活而言，漢代也遠較秦代開放，更加活躍，更加富於生機。漢政權成功地溝通了社會上層和下層的聯系，最高統治者也和生活於社會底層的文人學士有對話的機會，從 而能有效地把後者吸收到統治集團中來。從漢代社會精神風貌來說，也更顯得豪邁灑脫。總的說來，漢代社會生活雖仍有如秦代那樣的制約，但畢竟多了一些彈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 代那樣過分地僵硬。
不過，成熟期的漢文化，也有較秦文化退步之處。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16]，以及在鹽鐵會議上表達出來的賢良、文學這類 儒生的聲音，反映出背離秦文化的功利主義的保守主義的傾向。東漢一代，文化中的「文」 「德」有餘而「武」「力」過弱。自漢武帝以後，大漢的發展有明顯的轉弱趨勢。
據說，北宋蘇軾官翰林學士時，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紅牙板，歌『 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來概括柳永、 蘇軾詞作的不同風格。那麼，我們能不能舉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漢文化不同風格的事物來呢?這當然是不容易的，但我們不妨試試。或許，最能代表秦文化總體風格的是 ：《秦律》(原已失傳，後因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的出土而使之重現於世人面前)和「以吏為師」構成的法制文化體系，秦始皇巡遊天下過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辭，始皇帝陵墓及其陪 葬坑的兵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風格的自然是楚國的青銅器和漆器，是老莊哲學和楚辭，是楚國極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飛)，蜚將沖天」的氣勢 和「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漢文化總體風格的，或許可以說是：漢賦，漢武帝時形成的用人選材制度，「天人感應」學說籠罩下的政治，《史記》及集中體現 於其中的「究天人之際」的探索精神，鹽鐵會議上的辯論(其主要情況反映在《鹽鐵論》一書中)，以「孝」為基礎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舉，或致貽方家哂笑，但筆者姑妄為之， 是否得當，敬祈指教。
B. 漢代文化是如何繼承秦文化與出文化的
漢文化在政體上基本沿襲了秦政，但是在生活習慣上還是沿用楚國文化。
漢代就有「漢承秦制、漢襲楚風」的說法。可參考文化藝術出版社王林旭著《中國美術史綱》
因為劉邦是楚國亭長出身，劉邦的眾多幕僚、戰將、家屬基本都是楚國人，文化習俗在短時間內不可能改變，而且在滅秦之後楚國文化曾經統治了全國，很多諸侯也是楚人。這就造成了在漢朝初建的時候朝廷官員所佔比例很高。劉邦在制定禮儀方面應用的都是楚人的建議，所以在這方面繼承了楚文化。包括政治文體和散文辭賦都是楚文化的特點。比如漢兵馬俑、漢畫像石等等都具有楚國特點。
在政體上，《漢書·百官公卿表》明確的記載
秦 統一後，建立了一套以 丞相為 核心的 中央 官僚 體制，其主要職官是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長，其職責是協助 皇帝處理全國 政務。所謂「 相國、丞相，皆秦官， 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太尉，負責管理 軍事，「金印紫綬，掌武事」，「為百官之長」。御史大夫，其位次略次於丞相，是丞相的輔佐。《 漢書· 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紫綬，掌副丞相。」在 秦代，掌司法是御史大夫的主要職掌。御史大夫並不受制於丞相，而是直接受命於皇帝。
西漢建立後，承襲秦制，雖略有所改，但在 漢武帝以前的中央 行政體制，基本上沒有突破秦代模式。故有「漢承秦制」之說。只是在漢武帝時，中央官制出現了 內朝與外朝的劃分， 皇權也進一步 集中。
秦朝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推行 郡縣制。《 史記· 秦始皇本紀》雲：「二十六年……秦初並天下……皆為 郡縣……分天下以為 三十六郡。 郡置 守、 尉、 監。」後又在今 河套地區建 九原郡，在兩廣地區設 南海、 桂林、 象郡三郡，共四十郡。郡下設縣，《漢書·百官公卿表》「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郡的最高行政長官為郡守。秦統一全國後，各郡均設守以掌其民。《漢書·百官公卿表》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縣的最高行政長官是縣令、長。《漢書·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縣制在秦代以基本定型，並成為我國兩千年來帝制社會一種固定的地方行政區劃。
漢朝建立後，實行 郡國並行制。在 楚漢戰爭中， 劉邦為了分化 項羽陣營，壯大自己的力量，曾經分封了一些「異姓王」。後來，他們的力量過大，威脅 中央集權，劉邦便借故一一翦除。但在誅滅「異姓王」後，劉邦「懲戒亡秦孤立之敗」，又陸續分封自己的子侄為王，共封了楚、齊、梁、趙、燕、代、吳、淮南、淮陰等九國。當時九個諸侯王的封地包括了原東方六國的領土，只留下原秦國的舊土十五郡由中央直轄，並仍劃分為郡、縣兩級。這種王國與郡縣並存的體制，被稱為「郡國並行制」。
C. 魏晉南北朝文化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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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概論
第一節：魏晉南北朝社會及文化的轉型特點
漢代大一統王朝及其社會文化的特點。漢末社會及文化的新因素，士人群體的分化與儒教對士人作用的松動、文學上抒情與玄思風氣的初現。 魏晉南北朝文化與漢代文化的關系，延續性與變革性的統一。皇權、強權及門閥三種政治形態的復雜交替。玄學思潮的發生與持續，儒家、道家及道教、佛教等各種意識形態之間的抵抗與交融。
第二節：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特點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從民間文學與政教文學向文人文學的轉變，文人文學傳統的正式形成。文學中人主題的突出，從政教文學向性情文學的發展。關於「文的自覺」、「人的自覺」的問題的討論歷史，魯迅的觀點、李澤厚等人的觀點。文學作為語言藝術的藝術自覺，文學形式的發展，王瑤的觀點。文體意識的突出及文體的大發展，由形式技巧而形成文體。
第三節：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演變趨勢
劉師培、魯迅等人關於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的觀點。魏晉南北朝時期歷史的多變、不安定性與文學發展的關系。魏晉南北朝文學在時間與空間上的不平衡性。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多階段性。魏晉型文學：以人主體精神與富有現實及歷史內涵的感情世界為主要的表現對象，採用比興言志的基本方法，文學風格相對的高古自然。南朝型文學：以人審美生活與審美客體為主要的表現對象，倫理價值的隱晦與主體精神的失落，氣骨頓衰的風格現象，文學藝術美的充分強調及其得與失。
第二講：建安文學
第一節：建安文學繁榮及其社會文化背景
1．建安風骨與時代
建安人的精神狀態與建安風骨。建安文學的特殊的歷史背景：從亂世到初步治平之世。亂世中蒿目時艱、慷慨悲哀的文學。初步治平之世，文學向華麗壯大的風格出現的。
2、從文體角度看建安文學的實績
建安時代音樂重建與詩歌興盛的關系，樂府新聲與五言詩的興起。賦體與賦風的變化，抒情小賦、體物的賦的興盛。
第二節：曹操與曹丕的詩文
1、曹操其人的再評價，曹操是一個具有很強的現實感、同時又富於理想精、人文懷抱的人。從綜合的作用來看，他是建安文學的最大貢獻者。曹操的詩風與文風是他多方面氣質的表現，通脫而機智的文風，蒼涼而又沉雄、高爽的詩風。
2、曹丕的個性與文學表現上的趣味。曹丕詩歌的音樂性。曹丕詩歌在表現女性感情世界及女性美感形象上的成就。曹丕《典論·論文》對魏晉南北朝文學理論的巨大貢獻，文氣說、文章「本同末異」說。
第三節：曹植的文學創造成就
造就曹植理想主義氣質的早年時代及生活環境。鄴下文風對曹植的溉養。曹植晚期的生命悲劇與文學精神之飛躍。超越時代，顯示天才的表現力的曹植詩歌，對五言詩文人化的巨大的貢獻。《洛神賦》，思美人賦系列，曹植的傑出的藝術創造。
第三節：七子等人的文學
圍繞曹氏父子的鄴下文人集團之形成。建安文士與曹魏集團的關系。王粲的學術與文學。《登樓賦》與《七哀詩》。劉楨的個性。劉楨在五言詩方面的成就。徐幹《中論》與建學術，《室思》的優美風格及詩歌史影響。陳琳、阮瑀的章表書記、陳、阮的五言詩。
蔡琰的作為時代遭遇之縮影的人生悲劇：《悲憤詩》。
第三講：正始文學
第一節：魏晉之際的政治與思潮
1、 政治與文學
曹氏集團與司馬氏集團的較量、高平陵政變。名士風流與司馬氏強權的關系，學術、士風與政治的復雜交織。強權政治與魏晉南北朝文人及文學之關系。
2、玄風與文學
「正始明道，詩雜仙心」再釋。正始玄學風氣的形成及對文學的積極與消極的影響。正始玄風孕生出一種新的人生價值觀，給文學帶來了新的精神。正始文學初開魏晉南北朝玄學影響文學的時代風氣。魏晉玄學與文學關系的考察。本課題的目前研究狀況。
3、 從文人集團到名士集團
鄴下文人集團為文學家群體，「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則為名士群體。這兩個名士集團的非文人集團性質之分析。
第二節：阮籍與《詠懷八十二首》
1、阮籍生平與思想
阮氏家族。少年對儒家經典的學習。成長期中人生觀的改變的名士風流的代表。內淳至外坦盪。
2、阮籍的創作
從鄴下詩人到阮籍的詩歌演變，阮籍對建安詩風的繼承與發展。《詠懷詩》的創作性質，個人化的寫作，具有成一家之言的立意。《詠懷詩》思想主題，生命主題與歷史現實的主題。《詠懷詩》藝術結構與語言風格。
第三節：嵇康
1、嵇康的美學思想。《聲無哀樂論》在美學上的深度。《聲無哀樂論》質疑傳統政教文藝觀的實質。
2、嵇康的詩風與個性、玄趣的入詩、自然美的表現。嵇康四言詩的獨特的美學風格及對陶淵明等後人的影響。
第四講：西晉文學
第一節：西晉的政治與士風、文風
西晉政治的演變過程，為由強權政治向皇權政治轉化，最後皇權失落，外戚與皇族爭權，陷於亂政。其士風與文風也與這一政局演變緊相聯系。魏晉更迭之際，玄學名士紛遭殺害與黜斥，造成士風轉向。玄學與正統儒學漸相結合，造成儒玄兼綜的學風。典雅、擬古的文學風氣盛行，同時文學的語言向精緻化發展。後期則皇權失落，亂政迭移，上層士風向虛無放誕發展，下層則出現孤介、憤激之氣。文學上出現批判現實及超越現實兩種傾向。
第二節：傅玄與張華
傅、張的政治道路、治學道路與文學創作的道路。傅玄樂府詩在文人擬樂府上的承前啟後性，其創作方法與取材方向，多改編舊作，以表現婦女問題的作品最為出色。張華對西晉文風的影響：在擬古中寓創造，精緻的技巧、溫麗的風格，情感表現的細膩化，場景的重視等。
第三節：陸機與潘岳等太康詩人
太康文學風氣的新變因素。
陸機的生平，其人格個性的復雜性：修謹中有大度，作為亡國之後出仕中朝，有較強功名心。陸機的文學淵源與創新性，基本上還是處於擬古的創作風氣中，但語言藝術上有較多的新嘗試。《文賦》的理論，其體制的成因，其在魏晉南朝文論發展史上的意義。
潘岳。關於他的人品與文學的傳統的話題。潘陸比較的傳統話題。長於哀誄的文風。《悼亡詩》的及其後世悼亡類作品的影響。
第四節：西晉後期的幾組傑構
弊政與亂世中，一部分士人取得了獨立思考的精神，西晉後期文學的新精神。與建安、正始詩風的關系。
左思與《詠史八首》。左思的家世、勤學生涯、早年理想、寒素意識。《詠史》八首藝術上成功的原因分析。左思其他的作品。
張協的亂世之隱。《雜詩十首》推陳出新的藝術價值，長於體物，較有風骨。
郭璞之學問傾向，人物之奇特性，作為傳說人物的郭璞。《遊仙詩》的藝術風格，在中國古代遊仙詩發展史上的地位。
劉琨。從「二十四友」之一員到抗敵英雄，劉琨的思想覺醒。劉琨詩歌在西晉末詩群中特殊價值。
第五講：東晉文學
第一節：東晉前中期文學
西晉末之亂造成兩晉之際文學的斷層。門閥士族政治的建立與門閥士族文人群體的形成。玄言文學的產生，東晉玄言詩發生的原因。玄言詩的評價。玄風的轉變與山水審美意識的發生。東晉前中期山水文學的濫觴。庾闡、湛方生的山水詩。王羲之《蘭亭序》、孫綽《天台山賦》。東晉後期文學的復興之象，謝混、殷仲文的詩。
第二節：陶淵明
1、陶淵明的家世與生平 影響陶淵明的兩位祖先：陶侃、孟嘉。陶淵明的早年理想與性情 。陶淵明的仕宦心態與歸隱之思。歸隱後的心態與生活。如何評價陶淵明歸隱。
2、陶淵明的思想。與儒、道、釋三派之關系。圍繞「形、影、神」三大范疇而展開的陶淵明的生命哲學，及其在中國古代生命哲學與人生觀發展史上的地位。「真」、「善」、「淳」的人生及社會理想。
3、陶淵明的詩歌藝術 陶淵明詩歌的藝術淵源：正始詩人及兩晉詩歌對陶淵明的影響。陶詩的幾大類型：行旅詩、田園詩、懷古詩、詠懷詩等。（分類是為了更全面地把握陶淵明的詩歌藝術，但分類是具有相對性的。）平淡風格成因之分析：從矛盾到和諧。陶詩的語言藝術，古人對陶詩藝術的評論。
4、 4、《桃花源記》與陶淵明的散文藝術。中國古代的烏托邦社會幻想。《桃花源》之謎。《桃花源》記的語言藝術。
5、 陶淵明的文學史地位。陶淵明的接受史。
第六講：劉宋文學
第一節：晉宋之際的政治變化與文學的發展
強權人物的出現與門閥政治的解體。晉宋之際士族、庶族各階層的政治地位的變遷。士族與庶族兩個階層在文學上各自的表現。皇權重建與雅頌文學。山水審美意識的進一步發展。山水文學的興盛。抒情文學傳統的回復。詩歌與音樂關系加強。
第二節：謝靈運的山水詩創作
謝靈運與謝氏的家族的文化、文學傳統。謝靈運的人生悲劇，以門閥名士的身份遭遇皇權政治的格局。謝靈運的文學創作道路。謝靈運山水詩創作與其哲學思想的關系。謝靈運山水詩創作與其政治遭遇的關系。謝靈運山水詩藝術特色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第三節：鮑照的文學創造
鮑照的寒素情結及政治上的表現，熱切的政治追求與臨路遲回的彷徨。鮑照作為一個天才文學家的特點。鮑照在文學上的全面性的創作成就。樂府詩創作的成就，回復漢魏樂府藝術傳統，開啟南朝文人創作樂府新聲的風氣。《擬行路難》在歌行體發展上的巨大影響。《蕪城賦》與南朝辭賦的藝術風格。
第七講：齊梁陳文學
第一節：謝朓與永明詩歌革新
「竟陵八友」與永明文人集團。永明文學的新變。永明體及其聲律問題。沈約對永明文學發展的影響。沈約的詩歌成就。謝朓所處的時代及其家族當時的處境，人生悲劇。謝朓的精神氣質與其詩歌風貌。山水詩從「大謝體」到「小謝體」的發展。謝朓對永明文學的超越。謝朓的詩歌史地位。
第二節：南朝後期文學繁榮與失范
以禪讓之名，行篡奪之實。皇權的紛爭。南朝歷史的惡性循環。文人群體理想精神的進一步失落。佛教的進一步發展及其對文士精神世界的影響。形似寫物的文學風氣。綺艷文風興起。綺艷文風發生的內外部原因。宮體詩藝術得失的客觀評價。蕭氏父子在文學上的功過。
第八講：北朝文學
第一節：北朝文學的發展
元魏王朝的建立。十六國、北朝文學的進程。南朝文學對北朝文學的影響。北地三才：溫子升、邢邵、魏收。梁陳之際南方文學家的大量入北朝與北朝文學的成熟。南北文學的融合。
第二節、庾信與王褒
庾信的家世，他在梁朝時的文學創作。庾信入北朝後的創作變化，文學精神的升華，鄉關之思，榮枯主題等。庾信文學的特色，強烈的抒情性、與高度的語言技巧，超越浮靡時風，表現出一定的思想深度。王褒在南朝與北朝時的創作。
第三節：《水經注》、《洛陽伽藍記》
《水經注》一書的性質，集地誌、博物記、游覽記等著述於一書。《水經注》山水文學的成就。對後世山水小品的影響。《洛陽伽藍記》，北魏遷洛後佛教的興盛，楊炫之的敘事藝術與文風。
第九講：魏晉南北朝樂府民歌
第一節：魏晉南朝民歌
吳歌在東吳的興起。東晉時期吳聲的流行。長江中下游都市經濟的發展與吳聲、西曲的盛行。吳聲、西曲的體制、表現內容與藝術特點。南朝民歌的絕唱：《西洲曲》，形象之美、境界之美、聲韻之美。
第二節：北朝民歌
北方民族的尚武、質朴與北朝民歌的風格。《木蘭詩》的藝術成就，「剛健含婀娜」的風格。南北朝民歌對文人詩的巨大影響。
第十講：魏晉南北朝小說
第一節：志怪小說
志怪之源。南北朝社會與志怪風氣。佛教、道教與志怪。娛樂與志怪。干寶與《搜神記》，故事類型，小說藝術。
第二節：志人小說
魏晉南北朝的人物品評風氣。追慕名士遺風的社會風俗。魏晉以來人物記、人物別傳之流行。《世說新語》：傳神的人物描寫，冷雋的語言風格。
「魏晉南北朝文學」思考題
1、 魏晉南北朝文學在文學史的地位。
2、 魏晉文學與南朝文學在發展上的連續性與變遷之處。
3、 三曹父子個性、思想與文風之比較。
4、阮籍《詠懷詩》卓越的藝術創造及其成因。
5、西晉文學的特點。
6、如何理解玄言詩的出現。
7、如何認識陶淵明的隱逸。
8、為何說謝靈運為山水詩的開創者，謝氏之前山水詩創作的情況。
9、鮑照的寒素意識、才華、遭遇中所反映的社會問題。
10、謝朓與永明詩人群體。
11、宮體詩現象之認識。
12、魏晉南北朝民歌對文人詩的影響。
13、魏晉南北朝小說的在中國古代小說發展史的上地位。
D. 我想知道有關漢朝的文化
http://ke..com/view/3129.html
霍去病的資料
http://..com/question/19838860.html
關於漢朝飲食文化及相關禮儀
中國飲食文化的豐富時期，歸功於漢代中西（西域）飲食文化的交流，引進石榴、芝麻、葡萄、胡桃（即核桃）、西瓜、甜瓜、黃瓜、菠菜、胡蘿卜、茴香、芹菜、胡豆、扁豆、苜蓿，主要用於馬糧，萵蓮即萵筍、大蔥、大蒜，還傳入一些烹調方法，如炸油餅，胡餅即芝麻燒餅也叫爐橈。東漢時期，淮南王劉安發明豆腐，使豆類的營養得到消化，物美價廉，可做出許多種菜餚，1960年河南密其發現漢墓有大畫像石，其中就有豆腐作坊的石刻。東漢還發明了植物油。在此以前都用動物油，叫脂膏，帶角的動物油叫脂，無角的如犬，叫膏。脂較硬，膏較稀軟，植物油有杏仁油，奈實油，麻油，但很稀少，南北朝以後植物油的品種增加價格也便宜。
在飯、菜的食用上都有嚴格的規定，通過飲食禮儀體現等級區別。如王公貴族講究『牛宜秩，羊宜黍，象直穆，犬宜粱，雁直麥，魚宜漲，凡君子食恆放焉『。糧食有稻、小麥、黍，粟，大豆，赤豆，麻子等：蔬菜瓜果有芥菜，葵、芋、姜、筍、藕、菱角以及梅、楊梅、梨、柿，棗、橙、枇杷、甜瓜等；肉食品屬於獸類的有黃牛、綿羊、狗、豬、馬、兔，梅花鹿；屬於禽類的有雞、野雞、野鴨、雁、鷓鴣、鵪鶉、鶴、天鵝、斑鳩、鷸、鴛鴦、竹雞、火斑雞、鴞、喜鵲、麻雀等；屬於魚類的有鯉、鯽、鱤、刺鯿、銀鯝、鱖等。此外，隨葬的食品和飲料還有雞蛋、各種餅食和酒。烹調時使用的調味品有鹽、醬、豆豉、糖、蜜、曲、醋等。而貧民的日常飯食則以豆飯藿羹為主，『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有菜餚二十餘種。『凡王之饋，食用六百，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瓮『。這告訴我們，進獻王者的飲食要符合一定的禮教。《禮記*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而民間平民的飲食之禮則『鄉飲酒之禮，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鄉飲酒，是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在這種慶祝會上，最受恭敬的是長者。
禮產生於飲食，同時又嚴格約束飲食活動。不僅講求飲食規格，而且連菜餚的擺投也有規則，《禮記*曲禮》說：『凡進食之禮，左餚右被，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疏醬處內，蔥片處右，酒漿處右。以脯俗置者，左朐右末。『譯成現代的文字，就是說，凡是陳設便餐，帶骨的菜餚放在左邊，切的純肉放在右邊。乾的食品菜餚靠著人的左手方，羹湯放在靠右手方。細切的和燒烤的肉類放遠些，醋和醬類放在近處。蒸蔥等伴料放在旁邊，酒漿等飲料和羹湯放在同一方向。如果要分陳干肉、牛脯等物，則彎曲的在左，挺直的在右。這套規則在《禮記*少儀》中也有詳細記載。上菜時，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於左手上；上魚餚時，如果是燒魚，以魚尾向著賓客；冬天魚肚向著賓客的右方，夏大魚脊向賓客的右方。
在用飯過程中，也有一套繁文縟禮。《禮記*曲禮》載：『共食不飽，共飯不擇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歌，毋吒食，毋嚙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捉羹，毋刺齒。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客歉醢，主人辭以簍。濡肉齒決，於內不齒決。毋嘬炙。卒食，客自前跪，撤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這段話的大意是講：大家共同吃飯時，不可只顧自己吃飽。如果和別人一起吃飯，就要檢查手的清潔。不要用手搓飯團，不要把多餘的飯放進鍋中，不要喝得滿嘴淋漓，不要吃得噴噴作聲，不要啃骨頭，不要把咬過的魚肉又放回盤碗里，不要把肉骨頭扔給狗。不要專據食物，也不要簸揚著熱飯，吃黍蒸的飯用手而不用箸，不可以大口囫圇的喝湯，也不要當著主人的面調和菜湯。不要當眾剔牙齒，也不要喝瞻漬的肉醬。
如果有客人在調和菜湯，主人就要道歉，說是烹調得不好；如果客人喝到醬類的食品，主人也要道歉，說是備辦的食物不夠。濕軟的肉可以用牙齒咬斷，於肉就得用手分食。吃炙肉個要撮作一把來嚼。吃飯完畢，客人應起身向前收拾桌上盛行瞻債物的碟子交給旁邊伺侯的主人，主人跟著起身，請客人不要勞動，然後，客人再坐下。
飲料：茶。
酒，但是很渾濁，度數很低
零食：開始利用腌制的方法保存水果。
參考資料：http://www.book371.net/book/51719/html/1754500/
http://post..com/f?kz=164758053
秦漢服飾(公元前221～公元220)這一時期的衣料較春秋戰國時期豐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發展。特別在漢代，隨著輿服制度的建立，服飾的官階等級區別也更加嚴格。秦漢服裝面料仍重錦綉。綉紋多有山雲鳥獸或藤蔓植物花樣，織錦有各種復雜的幾何菱紋，以及織有文字的通幅花紋。西漢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張騫奉命兩次出使西域，開辟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的陸路通道，成千上萬匹絲綢源源外運，歷魏晉隋唐，迄未中斷，史稱「絲綢之路」。於是，中華服飾文化傳往世界。自秦而漢，深衣有了一些發展和變化。從東漢社會上層來看，通裁的袍服轉入制度化。秦代服制與戰國時無大差別，保中國服飾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漢男女服裝，仍沿襲深衣形式。不論單、綿，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縫連為一體，上下依舊不通縫、不通幅;外衣裡面都有中衣及內衣，其領袖緣一並顯露在外，成為定型化套裝。下著緊口大褲，保持「褒衣大裙」風格。足下為歧頭履。腰間束帶。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漢代有了輿服制度。史書列有皇帝與群臣的禮服、朝服、常服等20餘種。服飾上的等級差別已十分明顯。主要表現在:①冠服在因襲舊制的基礎上，發展成為區分等級的基本標識;②佩綬制度確立為區分官階的標識。
漢朝文化
漢朝是繼秦朝之後建立的又一個統一王朝。它完成了秦朝沒能完成的歷史使命，成功地結束了戰國局面，不僅在全國實現了政治統一，也初步完成了文化整合，為中華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一過程曲折復雜，歷時二百餘年。其間，除政治、經濟、軍事、民族等因素外，儒家的《春秋》學也起了重要作用。本文從政治文化角度入手，對這一過程進行了探討。
戰國以來，從分裂走向統一，從戰爭走向和平，從鬆散的分封制走向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制，是政治發展的大勢；而對天下一統、風俗齊同的太平盛世的嚮往和追求，是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的主流。兩者都是影響漢朝政策之制定從而推動漢代政治變遷的重要動力。從作用方向看，這兩種動力並不矛盾。但秦漢之際，由於自然和地理條件的制約，由於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關中和關東、西方和東方之間仍存在較大差異和對立。相對而言，關中地區在政治、軍事上佔有優勢，關東地區則在文化上佔有優勢。這一客觀形勢決定了政治的統一隻能是關中統一關東，西方兼並東方，而文化的統一必然是關東統一關中，東方壓倒西方。
關中的政治、軍事優勢在戰國後期特別是秦的統一戰爭中已清晰地表現出來，在漢朝重建帝業的過程中再次得到證明。關東的文化優勢則在秦朝滅亡後才引起人們的重視，又遲至武帝以後才被最高統治者認可，從而在朝廷制定政策的過程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漢朝能夠戰勝西楚再建帝業，關鍵在它得以承秦。漢朝能夠避開亡秦覆轍，使其帝業鞏固下來，固然與漢初七十年之東西異制、清靜無為的政策有關，但真正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還是武帝以後的尊儒更化，是由此而發生的帝國文化重心向東方的轉移。
秦朝滅亡後，法家受到批判，但儒家學說並未立即取而代之成為漢朝的正統學說。這不僅是因為漢初統治者不好儒術，也是因為西漢再建帝業經歷了一個曲折復雜的過程。作為陳勝、吳廣發起的那場反秦戰爭的產物，漢朝的建立固然意味著對秦朝的否定。但漢朝是承秦而立的，在制度和政策上又大量繼承了秦朝的傳統。於是在漢初政治中，「反秦」與「承秦」形成一對矛盾，其中「承秦」又占優勢。在這種形勢下，漢初統治者在秦朝的老路上一步步向前邁進。雖小心謹慎，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歷史再次證明秦朝的道路走不通。於是，儒家學者為擺脫漢初政治之困境而設計的改革方案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
儒家自孔子死後便分為若幹家，其中尤以孟子、荀子影響最大。漢代只有孔子被神化，稱為「聖人」，孟子和荀子尚為等而下之的「仁人」。因此，漢代儒家學者都奉孔子為先師，而無人以孟子或荀子後學自詡。但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對漢儒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由此，漢初儒家學者中也隱約存在著對立的兩派。而自從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學」的形式提出一套系統政治學說之後，漢儒內部兩派的斗爭便集中表現為《春秋》三傳之爭。他們針對漢初政治所面臨的難題，提出「以德化民」和「以禮為治」兩種政治主張。自武帝以後，兩派先後登上政治舞台，對朝廷政策施加影響，使漢朝政治在儒術獨尊之後繼續表現出大幅度的搖擺變化，使武帝至宣帝、元帝至王莽、東漢一朝又形成幾個相對獨立的發展階段。
漢武尊儒有利於儒學的傳播和繁榮，使儒生大量進入各級政府，從而獲得參與和改造朝廷政治的機會。但更重要的是，武帝在尊儒的旗幟下採納了《公羊》家「《春秋》決獄」的主張，將儒家思想納入承秦而來的漢家律令，使帝國法律初步儒家化了。宣帝在武帝改革律令的基礎上，又對吏治進行了改良。西漢中期之儒術，雖然只是用來緣飾法律，雖然只是法治的輔助手段，但它畢竟介入了「漢家制度」，使得「王道」在朝廷政策中與「霸道」相雜，從而使東西方的文化對立和沖突得到進一步緩解，使關中和關東不再格格不入，使文化上的戰國局面宣告結束。然而西漢中期，帝國的規模在進一步擴大，開邊拓土成為第一位的事業，支持對外戰爭是朝廷政策的重心。在這方面，《公羊》家的「三世異治」說也起了推動作用。但承秦而來的軍國主義體制和法治傳統更適合戰爭的需要，因而仍是朝廷制定政策的主要基礎。這一局面直到宣元之際才得以扭轉。在那之後，朝廷政策的重心終於轉到內政上來.
宣帝時，《公羊》家受到排抑，而《穀梁》之學大盛。受其影響，自元帝以後出現了一場托古改制運動。元帝改制一度轟轟烈烈，但由於宦官、外戚勢力的干擾和儒家今文經學固有的弱點，改制過程困難重重，無法深入。成、哀時期，王莽的出現和以《左氏》學為核心的古文經學的興起，為改制運動走出困境創造了條件。及至王莽當權，將古文經學立於學官，將劉歆的《左氏》義理奉為正統學說，又模仿周公制禮作樂，改制運動進入了高潮。在帝國版圖之內實現文化的整合與統一，是秦漢王朝所肩負的最為艱巨的歷史使命。正是在完成這一使命的過程中，秦朝因操之過急而滅亡，西漢因遲遲不能滿足人們的願望而被趕下歷史舞台。王莽企圖通過制禮作樂為這一過程畫上圓滿的句號，結果也遭到慘敗，與秦朝殊途同歸。
東漢是西漢的繼續，繼承了西漢二百餘年政治和文化發展的成果。它的建立意味著「漢德」復興，而在東漢人看來，「漢德」就是「堯德」，亦即《公羊》家所闡述的《春秋》之道。它定都洛陽，是西漢後期出現的政治重心東移趨勢的結果，使漢朝終於跳出了以關中為本位的政治格局，進一步擺脫了軍國主義體制和法治傳統的束縛，為《公羊》家重新撥亂反正、重建漢家制度提供了機會。它吸收了西漢的經驗教訓，對元帝至新莽的改制運動基本上持否定態度。受其影響，東漢統治者一度效法宣帝，興起嚴猛苛刻之風，但這不是東漢政治的主流。相比之下，意義更為深遠的是：儒學士大夫集團對《春秋》三家之學，對儒家的兩種政治主張，作出了最後的抉擇，使《公羊》學重新獲得獨尊地位。在《公羊》學的影響下，東漢的政策重心始終在內而不在外。對外堅持「務廣德」，反對「務廣地」，沒發動過大規模的對外戰爭。對內雖在章帝時一度恢復鹽鐵、均輸等制，但很快又廢除了。堅持《公羊》家的太平標准、反對制禮作樂的呼聲佔有壓倒優勢。法律進一步儒家化，循吏作風也更加普及，強調「以義正我」的「以德化民」之術日益成為儒學士大夫的自覺行動。這一切都使得東漢一朝在大量沿用西漢制度的同時，又表現出與西漢明顯不同的特色。
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發展是個一環接一環逐步深入的過程，其中每一環都有一個為當時人們普遍關注和共同探討的核心問題。從東周到東漢，政治文化的核心問題是「撥亂反正」之「道」。先秦諸子的學術爭鳴是理論准備階段。法、道、儒等家的政治學說是其主要成果。秦漢是政治實踐階段。經過實踐的檢驗，在法、道、儒三家中，儒家是最後的勝利者，而在儒家內部兩派中，《公羊》家又是最後的勝利者。東漢以後，撥亂反正之「道」的問題基本解決了，《公羊》家「以德化民」的思路和主張確立了主導地位，從而在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礎之上又形成厚厚的一層積淀，為其後政治和政治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新的理論基礎。
總之，漢朝在步秦後塵再建帝業的過程中，經過反復探索與實踐，終於找到了在千差萬別的民間鄉俗、區域文化和民族傳統之上實現文化整合的唯一可行的道路，確立了進行這一整合的基本模式和機制。此後，政治上的分裂和統一又反復了多次，但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文化整合運動始終沒有停止。漢代《公羊》家的「以德化民」說雖漸漸被人們淡忘了，卻始終在冥冥中支配著這一運動的基本方向。
E. 為什麼說魏晉南北朝文化是「承上啟下」的
本文是指魏晉南北朝文化，上承接漢文化，下面引導隋唐文化，起到中轉作用。
承：承接；啟：開啟，引導，引出。承接上面的，引出下面的內容。
F. 魏晉南北朝時期漢胡文化的交融的特點
摘要 魏晉南北朝時期要分階段，魏和西晉是以漢文化為主，漢胡文化是相對獨立的。五胡亂華到東晉時期，屬於民族文化激烈碰撞時期，胡漢文化應該是一種沖突為主的特徵。當然前秦這些統一北方國家也嘗試過民族融合，因為國家壽命短暫而失敗了。
G. 三國兩晉南北朝文化融合的過程
自東漢末年，由於政治的日益腐敗，統一的多民族大帝國分崩離析。之後，歷三國和西晉的短暫統一，又出現了東晉十六國並立和南北朝對峙的局面。在這政權分裂、戰亂頻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國社會處於一個巨大動盪的旋渦之中。與此同時，由於民族大遷徙和民族大雜居，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這一時期，與漢族及其前身華夏族有著密切聯系的各族，他們出現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後，驟然間加快了民族融合的過程，紛紛離散聚合。建立過政權的許多民族都紛紛與漢族融合。不論南方還是北方，民族之間雙向或多向的遷徙、對流，是這一時期民族融合的特點。即一部分漢族往周邊去，周邊的少數民族往內地來。
在北方，史稱「五胡」的匈奴、鮮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紛至沓來，在黃河流域建立了許多政權。這些民族政權，一般不管哪個民族居統治地位，大都與漢族世族階級相聯合；同時，在政權的組合上又往往採取多種形式的聯合。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紛紛建立政權，一個最為直接的後果是：在中原地區形成了胡漢雜居的局面，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決條件。這些民族在與漢族的長期雜居相處與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絲萬縷的聯系。漸漸地，他們與漢族在經濟、文化、語言、服飾、姓氏、習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異逐漸縮小，與漢族逐漸融為一體。如至北魏後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數民族已不見於史乘，柔然、吐谷渾、敕勒等也與漢族逐漸融合。到隋朝統一黃河流域，從北方遷入中原的少數民族差不多都被漢族融合了，連鮮卑族也最終完成了漢化。當然，在這一時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須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權後，為了鞏固統治，發展經濟，增強國力，他順應民族融合的發展趨勢，模仿漢政權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實行了三長制、均田制，改胡姓為漢姓，改胡服為漢服，提倡胡漢聯姻。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經濟逐漸恢復和發展，有利於少數民族由游牧生活向農耕生活的轉化，對民族融合產生了有力的促進作用。遷都洛陽，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漢族先進文化，這大大加速了胡漢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漢以來，就有不少華夏或漢族大批進入蠻族區、西南夷及嶺南地區。進入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族為了逃避戰亂和苛重的稅役，或遷往河西隴右，或隨晉室南遷而偏居江左，甚至在傳統的蠻、俚、僚、爨等族聚居區，也能看到他們的蹤跡。與此同時，豫州蠻、荊、雍州蠻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調內地，成為南朝的編戶齊民。通過這種雙向的、對流式的遷徙雜居，以及不間斷的武力征伐、聯姻結盟和左郡左縣的設置等多種渠道，南方地區漢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漢化現象也日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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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簡述南北朝文化史
在中國文學史上，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醞釀著新變的時期，許多新的文學現象孕育著、萌生著、成長著，透露出新的生機。一種活潑的、開拓的、富於創造力的文學沖動，使文壇出現一幕接一幕新的景觀，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魅力就在於此。這種新變總的看來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文學進入自覺的階段，文學創作趨於個性化；玄學的興起和佛教的傳入為文學創作帶來新的因素；語言形式美的發現及其在文學上的運用。就文體的發展看來：五言古詩繼承漢樂府的傳統，增強了詩人的個性，得到長足的發展並達到鼎盛；一種詩化的散文即駢文的興盛，成為這個時期重要的文學現象，中國文學增添了一種新的、抒情性很強的、可以充分發揮漢語語言形式美的文體；在漢代盛極一時的大賦，演變而為抒情小賦，並因駢文的興盛而增加了駢儷的成分，駢文、駢賦在梁陳兩代進入高峰；七言古詩在這時確立起來，並取得可喜的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鮮氣息，刺激著詩人進行新的嘗試，再加上其他因素，到了唐代絕句便繁榮起來；小說在這時已初具規模，奠定了中國小說的基礎，並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志怪小說和志人小說。以393年的時間醞釀這些新變，雖然顯得長了一些，但和漢代大約四百年文學的收獲相比，不能不說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成就是相當可觀的。如果沒有這段醞釀，就沒有唐詩的高潮，也就沒有唐代文學的全面繁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