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哪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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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我們如何拯救過去梁漱溟論中國文化

豆瓣評分：8.1

作者:梁漱溟
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
副標題:梁漱溟論中國文化
出版年:2013-3
頁數:218

內容簡介：

《我們如何拯救過去:梁漱溟談中國文化》是梁漱溟長子梁培寬先生整理編輯的梁漱溟文稿，內容主要是議論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塑造的影響，並用中西比較的視角，觀察兩種文化的根本不同，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這些見解遠超過今人的庸論。《我們如何拯救過去:梁漱溟談中國文化》可為理解中國和中國文化提供一個最有價值的讀本。梁先生在幾十年前對中國和中國文化諸多問題的思考，可啟發我們去積極思索：今天的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文化，如何拯救我們的過去。

作者簡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又字漱冥，後以漱溟行世。中國現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其主要著作包括：《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鄉村建設理論》、《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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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作者：梁漱溟

豆瓣評分：9.1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0-1-1

頁數：312

內容簡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初版於1921年，是梁漱溟先生對東西方文化本質的探討，以及對東西方文化融合可能性的反思。在東西方交流日益頻繁的今日，書中的許多思想與見解仍有借鑒意義。作者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提出並且回答了以下幾個主要問題：何謂東方化？何謂西方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特質為何？文化與生活有著何種關系？東西方文化能否融合，或者融合之道為何？世界未來之文化以及我們今日應持的態度為何？作者得出的基本結論是：對於西方文化及其帶來的沖擊，東方文化應該在保持自信的前提下，有選擇性地學習有利於提升生活品質的東西，而非盲目否定自我、全盤西化。作者的觀點在當時的東西文化論戰中引起了思想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被認為是現代新儒學的開山之作。

作者簡介：梁漱溟（1893—1988）

20世紀中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改造運動者。生於北京，原籍廣西桂林。原名煥鼎，字壽銘，又字漱冥，後以漱溟行世。

1917年入北京大學任教，七年後投身鄉村建設運動。抗戰中參與創建民盟促進國共團結抗敵，後又為和平建國參與國共和談。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全國政協委員、常委及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

一生用心於人生問題與中國問題，即人為什麼活著？中國往何處去？為此兩大問題而思考而行動。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學概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鄉村建設理論》《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等。

⑶ 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中國的開國

第一個階段
明萬曆年間，隨著耶穌會傳教士的到來，對中國的學術思想有所觸動。此時的西方科學技術正要開始迅速發展，而中國這時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非常緩慢，大大落後於同時期的歐洲。傳教士在傳播天主教的教義同時，也大量傳入西方的科學技術。當時中國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學技術上的知識，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沒有受到影響。這一階段的西學東漸，由於雍正的禁教，加上羅馬教廷對來華傳教政策的改變而中斷，但較小規模的西學傳入並未完全中止。

此時的西學傳入，主要以傳教士和一些中國人對西方科學著作的翻譯為主。1605年，利瑪竇輯著《乾坤體義》，被《四庫全書》編纂者稱為「西學傳入中國之始」。當時對中國的影響主要在天文學、數學和地圖學方面，由於只在少數的士大夫階層中流傳，而且大部分深藏宮禁，沒有能夠很好的普及。

第二個階段
19世紀中葉前後開始，西方人再度開始進入中國，並以各種媒介帶來西方的新知識。而由於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開始，推行了洋務運動，也促使西方的科學技術再一次傳入中國。當時的洋務人士，主要採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態度來面對西學，而主要關注的是西方的先進武器以及相關的器械運輸等，而未試圖對西方的學術思想加以學習，因此在這期間學術思想方面的傳入主要藉由西方傳教士創辦的媒體，以及洋務機構中為軍事目的順道譯介的書籍。

甲午戰爭以後，由於中國當時面臨著國破家亡的命運，許多有識之士開始更積極全面地向西方學習，出現了嚴復、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們向西方學習大量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政治上也要求改革。這一時期大量的西方知識傳入中國，影響非常廣泛。許多人以轉譯日本人所著的西學書籍來接受西學。進入民國時期，由於對政治的不滿又進一步導致知識分子們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在五四時期這種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響。這一波的西學東漸，一直持續到當代而未止，但本條目主要探討至五四前後。

西學東漸的媒介

來華洋人
來華的西方人，包括傳教士、外交家、官員等，均對西學東漸造成影響。

傳教士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學東漸中，傳教士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當時主要以天主教耶穌會為主的傳教士們（較晚亦有方濟各會、多明我會等的教士），在試圖將天主教傳入中國的同時，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學術思想，譯著了大量的西方學術相關書籍。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瑪竇、艾儒略、湯若望等人。

在19世紀的西學東漸中，天主教士隨口岸的開放來往各地，基督新教的教士也開始進入中國。他們成立教會學校、醫院，並開設印書館、設立期刊、並譯著大量各種書籍。對於西學的傳入有很大貢獻。例如韋廉臣、李提摩太主持的廣學會，其翻譯出版的書刊，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了解西學的重要資料來源。

其他來華洋人
除了傳教士之外，許多來華的官員、探險家等也成為傳入西學的重要媒介，例如將領戈登對於中國洋務時期軍事的影響。主持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對於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譯介書籍、最早西方軍樂隊的引入都有影響。

出洋中國人

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國人隨傳教士到歐洲旅行，但早期都沒留下相關文字，因此對西方文化的傳入影響不大，最早有記錄的是樊守義（1682-1753）在康熙年間隨四位傳教士出使羅馬，寫成《身見錄》（1721年）一書，描寫歐洲政治制度、建築、風俗等，對於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有不少影響，許多對利瑪竇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國學者，觀點開始有了轉變。乾隆年間的商人謝清高游歐後所著《海錄》（1820年）則更廣為人所知，記錄歐洲的貿易、工藝、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鴉片戰爭以後，自行出洋的中國人更多，1849年商人林鋮的《西海紀游草》，記述其至歐洲及美國的記游。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韜在1867年出遊歐洲，1870年出版《法國志略》、《普法戰紀》二書；1879年出遊日本，影響其各種主張思想，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國參與博覽會，寫下《環游地球新錄》一書，成為中國人中首位環游地球一周的記述者，並對美國的學術科技的發展有所介紹。

而清政府也因洋務運動的推行，在1866年派官員斌椿等人考察歐洲12個國家，著有《乘槎筆記》；1868年至1870年由滿人志剛首次正式出使歐洲及美國，著有《初使泰西記》。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館學生張德彝，之後多次出遊歐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對歐洲社會學術文化的描寫更加深入。

光緒年間開始設立駐外公使之後，有更多重要官員和知識分子出使歐美並撰寫游記，且由於公使較一般旅行者停留較久，因此對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對中國思想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包括李鴻章（著有《歷聘歐美記》）、郭嵩燾（著有《倫敦與巴黎日記》）、劉錫鴻（著有《英軺私記》）、黎庶昌（著有《西洋雜志》）、曾紀澤（著有《使西日記》、《出使英法日記》）、薛福成（著有《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徐建寅（著有《歐游雜錄》）等人。甲午戰爭以後，中外交通大開，出洋變成很普遍的現象，因此不贅述。

留學生
近代中國的留洋學生起自於鴉片戰爭之後，早期的留學生，多為港、澳地區教會學校的學生，進一步出外發展，1850年至美國耶魯大學讀書的容閎，1848年至英國愛丁堡大學的黃寬等，即為早期留學生的代表之一。容閎在學習中，感受到中國社會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國後，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國學習西方事物，在他的爭取提議下，終於在1872年清政府選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並有第二批，他們在中學畢業後，主要以西方的軍事、工業技術等學習為主，雖然在1881年被改變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們對於西學的傳入有所貢獻，也影響往後的留學生的留洋，他們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紹儀、梁諭等。

另一方面1875年開始，福建船廠及北洋水師學堂的學生也陸續被派至歐洲各國學習，對於晚清對西方海軍的學習有所貢獻，但其中最著名的嚴復反而不是在軍事而是其他西學的傳入有重大的影響。

相較於洋務運動期間留學生多為官派且人數少而零星，甲午戰爭之後，首先興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資助及民間自行前往的留日學生出現，對於由日本學習西學有很大的助益。此外，1900年以後，由於美國歸還部分庚子賠款作為留美的經費，使留美的留學生人數大為增加。留學法國則在1912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發起勤工儉學的運動，使許多人得以留法。這些大量的留學生直接接觸到西方的教育，得以更直接能將西學傳入中國。1915年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的一批留學生創辦了中國科學社及《科學》雜志，對系統地向國內介紹、引進西方科學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媒體
媒體是將少數知識分子所習得的西學，較快速地傳布於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學東漸之中，最主要的媒體有書籍、期刊、報紙等。

書籍的出版流通
西學書籍的翻譯和著述，是西學東漸相當重要的媒介，關於各種出版的書籍和簡介，見於後面的書籍列表以及各學科的相關內容，這里主要探討書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中，雖然出現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譯的書籍，但這些書籍未能受到當時一般社會的重視，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發達的商業出版界，因此雖然西學書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僅流通於少數有興趣的士大夫階層。

19世紀初以來，首先開始大量出版西學書籍的是西方的教會組織。如1843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上海創建《墨海書館》。墨海書館出版了一批關於西方政治、科學、宗教的書籍，如《新約全書》、《大美聯邦志略》、《博物新編》、《植物學》、《代微積拾級》、《代數學》，還出版中文期刊《六合叢談》，是道咸年間譯介西學最重要的出版組織，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華書館等。

1887年起，由傳教事、外商組成的廣學會是另一個重要的西學出版機構，其出版翻譯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書籍，尤其在1895年以後成為維新派如康有為等人思想的重要來源。

另一類重要的翻譯出版機構，是由清政府在洋務運動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製造局譯書最多，影響最大，尤以科學技術方面書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館，則以國際公法、化學、法律方面的書籍影響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開平礦務局、天津機器局、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等機構都設有翻譯出版的機構。

中國民營的出版社始自於1897年成立的商務印書館，由於商業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視較為通俗的知識介紹，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書，同時由於其出版社分館及銷售點遍布全國，因此對於將西學新知傳布於更廣大的民眾，有很大的貢獻。其後於1912年成立與商務競爭的中華書局亦扮演著類似的角色。

書籍的流通方面，除了書局書店之外，各式的圖書館也在維新運動時期開始推展，希望能改變傳統中國官藏私藏書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最早是維新派人士在全國各地成立學會並藏書向公眾開放借閱，其中藏書除傳統學術書籍外，增加了許多西學書籍。公共圖書館則要到1902年清政府規定各大學堂要設立圖書館，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圖書館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學書籍。其後各省也漸次成立。至民國時期，公私圖書館事業都更加發達，對於傳布新學於民間產生不小作用。

期刊
雜志報紙由於是定期出版，相較於圖書而言，對於傳播最新的西方知識有重要的角色。第一階段的西學東漸，尚無期刊的出現。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會期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國耶穌會教士馬禮遜和米憐1815年於馬六甲共同創立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雖然不在中國發行，但有不少流傳入中國。中國本土則是1833年由荷蘭教士郭士立在廣州成立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內容介紹西方文化、新聞、文學等。其後數十年間陸續有傳教士成立各種期刊，但大多延續時間不長（五年已算長），發行量影響力也都較小。1853年，理雅各和麥華陀在香港創辦《遐爾貫珍》；1854年，美國傳教士瑪高溫在寧波創辦《中外新報》；1857年，墨海書館偉列亞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叢談》；1862年，英國耶穌會士在上海創辦《中西雜述》；1868年由美國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國教會新報》（1874改名《萬國公報》，廣泛介紹西方各種知識，其延續時間長，發行量大，是晚清傳播西學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醫院在北京辦的《中國聞見錄》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1876年由英國人傅蘭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匯編》，是第一部科學專門的期刊，對西方科學知識的傳入具有重大影響力。

1895年甲午戰爭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種國人所創的期刊興起，多用於宣傳西方政治思想及學術，最早包括康有為1895年成立的《萬國公報》（與林樂知所創同名），1896年成立的《強學報》，同年梁啟超成立的《時務報》等，這些刊物的發行量及影響力，都遠超過早期的教會期刊，戊戌變法失敗後，1898年在日本橫濱創辦了清議報 之後1901年因火災停刊，又創立《新民叢報》，同時革命派則在日本有《民報》，二報之間的互相爭論，激發起讀者們對於政治事務的熱心參與以及許多西方政治經濟社會理論的的認識。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熱潮減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著新的一種，以文化的討論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類似的期刊，對於民國時期西方思想的傳入產生的重大的影響。

報紙
報紙雖相較於期刊而言，多具有報道及商業性質而缺乏較深入的知識，但由於出刊時間快發行量大，有助於把西方知識和消息廣傳開去。影響力較大的報紙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報》，其內容除新聞、商務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學技術等的介紹。1864年香港連續出版了《中外新報》、《近事編錄》和《德臣西報》中文版《華字日報》。其後，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報》，之後成為晚清民國的重要報紙，其內容雖然以新聞、奇聞為主，但也包含對西方思想及消息的報道，以及在讀者投稿中對於中西文化接觸問題的討論（著名的是鐵路與風水的爭論）。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世界上第一家中國人創辦的中文日報，王韜自任主筆，寫下大量鼓吹變法自強的政論。

在1895年以前，新式報紙的影響力仍然僅限於沿海口岸地區。但在1895後以後，這些報紙的發行量大增，如《申報》增加版面，發行地區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報紙開始出現競爭，包括上海的《新聞報》、《時報》，天津的《大公報》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報紙如《警鍾日報》，且各報紙開始漸由早期以文言為主，轉而以較多接近口語的文字來吸引更多的讀者，不少白話報也在晚清全國各地出現，這些對對於西方新思潮的傳布產生重大影響。

新式學校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職方外紀》（1623年）中，曾對歐洲國家的學校制度加以介紹，但未受當時士人的重視，也未影響中國的教育。

在晚清這波西學東漸中，西式的新學堂才開始逐漸建立，並成為學習西學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學校多為西方人，尤其是教會所設。最早的學堂為1839年在澳門成立的馬禮遜學堂，其後在當時唯一的口岸廣州也有類似學堂成立。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教會學校才廣泛成立於各個口岸，1858年天津條約之後進一步發展至內地，成為早期西學在民間傳布的重要管道。1876年徐壽、傅蘭雅在上海創立的《格致書院》，是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學的學院。

在洋務運動中，為培育相關人才，清政府也開始成立新式學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館以及上海的廣方言館，其後在全國各地成立天文、電氣、醫學、軍事等專業的西式學堂，教會學校也在這期間得到進一步發展，並開始淡化學校的宗教色彩，都對西學的傳播產生重大作用。

甲午戰爭的刺激和戊戌維新的鼓吹，於清末新政時期，使得新式學堂大量出現，大量傳統的書院改為新式學堂，而1905年科舉的廢除，更使得傳統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沒落或轉型，晚清新政中並正式採用西方學制來規范各級學校，其學習西學的內容也更為廣泛。

港、澳及其他口岸租界的角色
澳門由於在明後期由朝廷讓與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中，西方傳教士常以澳門為中繼站，而一些學術思想亦經由此逐漸傳入中國內地，而許多與西人打交道的中國人亦在澳門學習西方語言及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條約中割讓給英國，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門作為中西之間橋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國人在這里得以接觸到英國的政體、法律、習俗、學術文化等，在這個環境下，產生了近代中國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包括如王韜、何啟、洪仁玕等人。

隨著清朝與西方國家之間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漸設立，產生了許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響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眾，較直接地接觸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體制、資本主義式的經濟以及西式的媒體，也因此許多近代以來的新知識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學的影響。此外，活躍於各個口岸的買辦商人，因為商務的需要，成為較早開始接觸了解西方語言文化習俗的一批人，如主張議會民主的鄭觀應即是廣東口岸地區商人出身。

日本在西學傳入中國的角色
道光咸豐年間，中國原比日本早開始接觸西方，因此日本人經常透過中國的譯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來了解西方。但隨著日本人開始接觸學習西學，包括明治維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時，對西學的學習開始超越中國，而為如李鴻章等人所注意。此外任日本領事的黃遵憲寫於1887年的《日本國志》，介紹日本的歷史及進步發展的情形，但未受到當時人的重視。

甲午戰爭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學習西方的成功，之後俄羅斯侵略中國東北，使清政府決定與日本友好，加上地緣之便，大量留學生到日本學習。由於文字的接近（當時日文漢字較現代日文的漢字更多），許多即使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閱讀甚至譯介日本的西學譯著，因此日本成為晚清時期（尤其在1895-1914年間），中國學習西方學術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維新派的康有為，在推行新政時，多引日本學習西方政體制度的例子來作範例。晚清影響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啟超，其大量介紹西學的文字便有許多得自於在日本期間相關譯著的學習。日本對中國西學東漸的影響，更可由大量的日本漢字的引用可看出，包括如「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哲學」、「化學」、「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詞彙在內，共有數百個日本翻譯的西方新詞彙傳入中國並廣為應用。

1914年以後，由於日本對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引起強烈的反日運動，加上留學歐美的管道逐漸便利，人數增多且更受到重視，因此日本作為中國學習西學的中介角色就減弱了。

中國人對西學看法的變化

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西學的傳入，使中國的少數士大夫開始認識到西方學問之中有其優於中國之處，但這並未造成中國人對於中西學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變。西學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術方面如天文歷法、測量以及所謂的「西洋奇器」等，對於中國學術本身的影響沖擊亦不大。

此外，當時最常見的一種說法，便是「西學源出中國」，認為當下一些中學不及西學的事物，其實是中國古代已有而傳入西方，但中國本身反而失傳的事物，如黃宗羲認為一些數學原理是周公時代西傳的。王夫之認為西學大多是「剽竊中國之緒余」。錢大昕認為西方天學算學，是習自於在中國已失傳的祖沖之的著作，這樣的看法使得當時人能很安心承認並學習這些西方較優越的學術。

晚清時期對西學看法的變化
晚清道光咸豐之交中國人與西方人接觸時，除了大多數人根本不重視甚至排拒西學的存在之外，僅有少數有識之士如林則徐、魏源等人，開始注意到西學有其優越之處，但基本上，他們仍不把西學看作是與中學對等的學術文化，從魏源的名言「師夷長技以制夷」來看，西學只能是「夷學」，其中雖有可取之處，但其地位遠不及中國學術思想。

在洋務運動早期，大多數人仍存有這種類似的看法，但隨著與西方接觸的增加，「西學」一詞逐漸取代了「夷學」，許多官員及知識分子開始正視西學，視之為可與中學對等的學術思想，並開始探討應當如何融合二者的優缺點來幫助中國富強，當時在政界學術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張之洞所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便成為晚清新式知識分子們最典型的西學觀點，認為西學在器物、制度上勝過中學，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國。

這樣的中學西學的觀點，在晚清一度讓這一代的知識分子暫時取得一個安心於學習西學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後十多年已開始受到挑戰，到了民國初年，當更多的人對傳統文化不滿開始視西學為「新學」，認為西學高於中學而應當取代中學時，便引發了進一步的論戰。

民國時期西學東漸的論戰及影響
第一次正面的理論對恃是從1915年《新青年》創刊開始的。論戰的焦點是關於中西文化差異的評價和認識。《新青年》一問世，就大張旗鼓地宣傳倡導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們提倡的「所謂新者就是外來之西洋文化，所謂舊者就是中國固有之文化」，公開主張以西方文化來取代傳統的封建文化。為了強調西洋文明的先進性，陳獨秀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中，把東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較後，概括了東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點，他認為，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方民族以安息為本位;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方民族以家族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為本位，以實利為本位，東方民族以感情為本位，以虛文為本位。文中盡是以西方文化之長來映照中國文化之短，這樣的態度和明顯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強烈反對。從1916年開始，《東方雜志》主編杜亞泉便以「槍父」為筆名，發表了一系列論述東西文化差異的文章，與陳獨秀等人進行論戰。他也採用陳獨秀的比較方法，而其結論卻完全相悖。他將西洋文明概括為動的文明，而將中國文明概括為靜的文明。他說這兩種文明可以互相補充，取長補短，卻又「不可不以靜為基礎」。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須由吾國文明，去救之弊，濟之窮。他告誡國人不要受西方物質文明的「眩惑」，堅持要以儒家思想為是非之標准。他指責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輸入，破壞了這一傳統標准，於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亂」少國是之喪失』，少精神之破產。陳獨秀、李大釗等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駁，李大釗採納「槍父」的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的說法，卻又在價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槍父的論點。

緊接著，第二次大規模的論戰是在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此時，傳統文化已受到了猛烈沖擊，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湧入，新文化的傳播已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完全拒絕外來文化的論調已根本站不住腳。於是文化戰線上又產生了一種中西文化「調和』，論。1919年秋天起，章士釗到處講演，鼓吹新舊調和之說。他認為：「調和者，社會進化至精之義也』，「不有舊，決不有新」，「不善於保舊，決不能迎新」。杜亞泉等人也趕緊呼應這一論調，進一步提出、中國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這種調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於吾固有文明之中』。這實際上仍是一種改頭換面的文化守舊論。李大釗在論戰中從經濟基礎的決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舊文化，而不是與之調和的客觀必然性。《新青年》、《新潮》、《民鋒》、《每周評論》等雜志都積極參加了這場論戰。這次論戰一方面進一步傳播了與封建傳統文化徹底決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時也大開了「全盤西化」論的先河。

關於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論戰是發生在1920年代初期。其主題是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價值問題。1918年，梁啟超自歐洲歸國，出版《歐游心影錄》並發表了大量觀感，主要觀點是認為在歐洲一百年來的物質文明高度發展，卻帶來的許多災難，要想解放「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國的古老文明。而梁漱溟於1921年出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則認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他認為這三種文化系統代表了人類文化發展循序而進的三個階段，並得出結論說：西方文化的路已經走到了盡頭，緊接著「便是中國文化復興成為世界文化的時代。」胡適等人立刻起而應戰。胡適認為：「現在全世界大通了，當初鞭策歐洲人的環境和問題現在又來鞭策我們了。將來中國和印度的科學化與民治化，是無可疑的。李大釗、瞿秋白等人則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參與這次論戰。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現已經資本主義而至帝國主義，而東方文化還停滯於宗法社會及封建制度之間」，兩者都應為當代社會所摒棄，只有進行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發展。

⑷ 能否給我推薦一些哲學書籍

一，西方的：
1，《蘇菲的世界》，喬斯坦·賈德/著，蕭寳森/譯，作家出版社。
這是一部小說，也是一本西方哲學的啟蒙書。
2，《西方哲學史》，羅素/著，商務印書館。
這是一部學術著作，你可以在看完《蘇菲的世界》之後看這本。
3，接下來你可以找上面作品中提到的重要的、或者你感興趣的哲學家的作品來看。

二，中國的：
1，《中國哲學簡史》，馮友蘭/著。
原著是英文寫的。似乎是有中英文對照的版本，兩冊。
2，《中國哲學十九講》，牟宗三/著。
3，《印度哲學概論》，梁漱溟/著。
4，《中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著。
5，《人生與人心》，梁漱溟/著。
6，《人生哲學》，馮友蘭/著。
7，《魏晉玄學論稿》，湯用彤/著。
8，讀經典，莊子、老子、易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之類的。

⑸ 請問一下，中國哲學經典著作導讀屬於什麼類

張帆主編的這本《中國哲學經典著作導讀》是針對非哲學專業的大學生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感興趣的廣大讀者而編撰的一部提綱挈領、簡明扼要、
重點突出、代表性強而非面面俱到的關於中國哲學經典的導讀性的書籍。中國的傳統精神文化，特別是其哲學集中體現在儒道釋三家之中，故《中國哲學經典著作導讀》所選取的作為導讀的對象的哲學經典著作主要集中於此三家。在卷帙浩繁的古代典籍中，《中國哲學經典著作導讀》主要選取了《周易》、《老子》、《論語》、《禮記》（《大學》和《中庸》）、《莊子》，以及中國佛教哲學典籍（《神滅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和《壇經》），宋明理學中的理學家特別是其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和論著，宋明理學中的心學之集大成者王陽明的思想和論著，此外還專門選取了的雜家的代表著作《呂氏春秋》作為對以上三家的補充。本書以上述經典著作為核心，對其基本內容、主要思想、作者及學派、產生背景、歷史影響、現實意義和價值等進行了深入剖析和探究。

⑹ 試述梁漱溟先生關於中國，印度，西方三種思維方式的差異

在梁漱溟看來， 西方文化所走的是向前的路，主張征服自然，向外用力，採用科學方法和民主政治爭取權利。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向里用力，強調隨遇而安。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不談現實，超脫人生。

西方文化雖然很發達，但只能解決人的生存問題，解決不了人的精神問題，而中國文化可以解決人的精神問題。因此，世界發展的方向是中國文化的復興。

(6)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哪個出版社擴展閱讀

思想著作：

《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該書是梁漱溟的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於1921年，在當時的東西文化論戰中曾引起過思想學術界的重視。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隨著海內外現代新儒學研究的興起，此書再度受到人們的注意，並被視為現代新儒學的開山之作。

該書將中、西、印文化概括為三種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改造環境的路向，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

⑺ 古今中外的經典哲學名著有那些請一一列出書名和作者，拜託了

外國的有：
羅素
《西方哲學史》
商務印書館
尼采
《悲劇的誕生》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商務印書館
叔本華
《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商務印書館
康德
《純粹理性批判》
商務印書館
黑格爾
《精神現象學》
商務印書館
海德格爾
《存在與時間》
商務印書館
休謨
《人性論》
商務印書館
盧梭
《社會契約論》
商務印書館
柏拉圖
《理想國》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很多，包括馬克思的《資本論》
中國古代：
四書五經
道德經
莊子
墨子
韓非子
佛教眾經典
中國近現代：
梁漱溟
《鄉村建設理論》《人心與人生》《中國文化要義》《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
上海人民出版社
熊十力
《新唯識論》
上海書店出版社
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
三聯出版社

⑻ 梁漱溟有什麼成就

梁漱溟先生原籍廣西桂林，1893年10月18日出生於北京。中學畢業之後，他突發奇想，決定不再升學，志在歸心佛法，一心要出家當和尚。於是他潛心研究佛學，24歲那年，寫出一部《究元決疑論》的著作，這是一部鼓吹人生唯一的出路在皈依佛法的出世主義哲學。他拿著自己的這部哲學論文，大膽去拜訪請教當時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看過梁漱溟的哲學論著後，即與也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商量，決定聘請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梁漱溟到本校哲學系做講師，專門講授印度哲學。只有中學學歷，既沒上過大學，又沒出洋留學的梁漱溟就這樣走上了著名高等學府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講台。在北大講授印度哲學一年之後，他把自己撰寫的講義整理成《印度哲學概論》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梁漱溟公開出版的第一本學術專著，出版後在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

在講授印度哲學的同時，梁漱溟又開授了儒家哲學、孔子繹旨等課程，把注意力集中於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的研究。1921年暑假，他應山東省教育廳之邀，到濟南講授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一連講了40天。他根據這40天的講課內容，整理成一部《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論著，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哲學論著，是我國最早用比較學的方法研究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的論著。梁漱溟在這部論著中通過中西文化的比較得出了「世界人類的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這個令人振聾發聵的結論。《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出版後，再版了十幾次，影響很大，連當時名滿天下的大學者梁啟超也親自登門來向梁漱溟請教佛學和儒學的問題。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訪華時，聽了梁漱溟講解儒學與佛學之後，也十分欽佩梁漱溟的學識。

在北京大學哲學系7年的講師生涯奠定了梁漱溟在中國哲學界的地位。然而梁漱溟認為，講學、做學問要與社會運動合而為一，不是單純課堂上講哲學，書齋里做研究，而是有言又有行，與社會改造融為一體，打成一片。但是，他這種認識在當時中國的任何一所高校都是無法實施的，為了實踐自己對教育問題的新認識，梁漱溟於1924年暑期，毅然辭去了他在北大哲學系當了7年之久的講師之職。同年秋，梁漱溟到山東省曹州主辦山東省立第六中學高中部。第二年春天，因為要急於整理編印父親的遺著《桂林梁先生遺書》，他將這所學校交給別人接辦，自己回到了北京。

梁漱溟在山東曹州辦高中部的時間雖然短，但影響很大，他一走，便有十多位高中生跑到北京來追隨他。梁漱溟與這些學生在什剎海租房共住共讀，互相敬勉，講求策勵。這種新形式的教育持續了一年多。接著梁漱溟到了廣東，在李濟深的支持下開辦了鄉治講習所，分10個題目講述，聽者千餘人，但只辦了一期，梁漱溟便到各地去考察參觀鄉村教育。他先後考察了陶行知在南京城外辦的曉庄師范，又到江蘇崑山縣考察黃炎培主持的中華置業教育社的鄉村教育，再到河北定縣考察晏陽初主持的平民教育會在華北的試驗區。1929年秋，梁漱溟到河南村治學院任教務主任，他親自製定《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及組織大綱、學則課程等規章制度。第二年1月開學，他擔任講授鄉村自治組織等課。河南村治學院只辦了一年，梁漱溟又馬不停蹄地到山東鄒平縣去辦山東省鄉村建設研究院去了。這一辦就是7年，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才不得不停下來。

山東省建設研究院設在鄒平縣，開始時只有一個研究部，一個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一個鄒平實驗縣，一個農場，梁漱溟親任研究院院長和研究部主講。研究部招收大學、專科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的學員，學生學習鄉建理論後，再進修各種專題的研究工作。訓練部招收中學程度的學生，培養鄉村服務人員，擔任鄉村實際工作。訓練部的課程比較繁多，如鄉建理論、精神陶煉、鄉村自治、鄉村禮俗、鄉村教育、農村經濟、農村自衛、農業常識、土壤肥料、畜種改良、水利建設、農家副業、現行法令，等等。經過兩年的努力，研究院進一步擴大，增加了菏澤縣為實驗區，研究院的組織機構、幹部、教員、學員也增加了。1935年又以菏澤為中心，增劃濟寧等13個縣總共14個縣為實驗區，經過研究院各部及所屬鄉村師范、鄉村人員服務訓練處各部門培養、訓練的學生累計共3000多人。各實驗區還進行了廣泛的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為一體的鄉農學校的試驗，校長即鄉間有威望者，教員即鄉村服務人員，學生即全體鄉民，課程包括識字掃盲、歷史地理、音樂歌唱、精神講話、農業科技等，內容包括指導農、林、牧生產，組織生產合作社，改進技術，保健防疫，乃至節制生育，禁賭禁毒，等等。經過7年的鄉村建設實驗，效果明顯，試驗區鄉村的社會秩序、經濟發展、文化教育、民情風習等方面，都發生了較為顯著的變化，出現了新的氣象。正當梁漱溟在山東醉心於實驗他的鄉村教育、鄉村建設理念之時，日寇大舉入侵山東，全省大部淪陷，研究院再也辦不下去了，梁漱溟才戀戀不舍地離開了山東。

在北大7年，梁漱溟成為了中國著名的哲學家；在山東7年，梁漱溟成為了中國著名的教育家，中國鄉村建設的代表人物。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梁漱溟出任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他不顧個人安危，到敵後游擊區巡視，到香港辦報，宣傳抗日。抗戰勝利後，他作為民盟的代表人物，為爭取國內和平，積極奔走於國、共兩黨之間，成為著名的社會活動家。

新中國成立後直至「文革」結束，梁漱溟的命運已眾所周知。但在逆境中，他仍堅持學術研究。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於1975年7月完成了自己晚年的最後一部巨著——《人心與人生》。梁漱溟寫這部著作的著眼點在於補正他1921年28歲時出版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一書的錯誤與不足，闡述人類心理活動之規律。但書寫出來之後，卻找不到出版單位，直到1984年他91歲高齡時，才不得不「傾平日全部節余」自費出版，只印了2500冊。不料，《人心與人生》出版後，供不應求。1985年9月，三聯書店公開出版並發行國外，掀起了一股「梁漱溟熱」，引起美國、日本、新加坡和我國香港、台灣學者的關注。

梁漱溟晚年對他一生的學術思想作了精闢的回顧。他從人生態度這個角度研究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各自的特點，提出「人對自然」、「人對人」和「人對自己的生命」三個概念。

他認為「人對自然」是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近代西方文化之所長，一方面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進步，它的主要特色是物質文明的崛起和注重對大自然的認識、征服和利用，而另一方面，就是重視個人自由和彼此平等的觀念。

但是，近代西方文化所推重的物質文明之發展，就全人類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而言，它又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啟發和影響的。

中國的「四大發明」就啟發了歐洲人，使得他們後來超過了中國。由此而追溯中國傳統文化的淵源，它的「人對人」的特色，表現在以倫理為本位，重心在父慈子孝、社會和諧上。

所謂社會和諧，是指一個人的道德規范或行為准則，首先要考慮到他的家庭及社會之上下左右，並為之盡心盡責，而不是把個人權利放在主宰一切的地位。這一特色，顯然同近代西方文化以個人權利為本位，處處以個人為出發點迥異；同時它亦不同於出現在世界新文化潮流中之以集體主義為本位者。

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在「人對人」這一點上是早熟的，而早熟就是不成熟，不成熟就會阻礙文化的發展，所以近現代中國的物質文明便落後了。

說到「人對自己的生命」，梁漱溟認為這是印度文化的特色，其依據是作為印度文化之主體的佛教文化對人的生命持否定的態度，所謂出世、做和尚、不問世事，便是集中表現。如果將這一特點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儒家學說相比較，則恰恰相反，儒家是極力主張入世，重視家庭、倫理、社會和諧，並主張把家庭倫理擴展到全社會，使人人親切和美，相親相愛，從此達到社會和諧的目的。佛家看到人生是苦，苦海無邊；儒家看到人生是樂，其樂無窮。但是，如果與西方文化相比較，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共同的特點是：早熟。

面對中國改革開放發展之迅速，梁漱溟認為，我們首先要認識中國傳統文化之特徵，認識到它不但源遠流長，上下五千年，而且直至今日仍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然後拿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作一認真而科學的比較研究，在這個基礎上，吸收、融取近世以來世界上崛起的新文化，來創造我們自己的新文化。對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梁漱溟認為，「這個主張是很英明，很合中國文化傳統的」。

哲人逝去，思想長存！大師梁漱溟的思想，必將伴隨綿延不盡的中國傳統文化而存活在人們的記憶之中。

⑼ 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的寫作背景是什麼

梁漱溟（1893-1988）出生於北京的一個仕宦之家，梁漱溟的童年始終是在歡快自由的氛圍中度過的，其父雖任職清廷，但他的發蒙教育卻是當時最開放的中西小學堂，進入中學後，其倔強、頑強的個性日漸形成。中學畢業後，他到當時的《民國報》當記者，痛恨私有財產，相信社會主義，對現存的一切都堅持強烈的批判精神。在此前後，他也經歷了早年人生的三大危機，即從如何救治社會流弊、如何安立人生，到最後如何「住世」的問題；其結果則是從謀求自殺到最後形成堅持一生的「茹素」習慣。而在這幾個階段中，梁漱溟都始終堅持著切己的思考與真實的踐行精神。1916年，他在《東方雜志》上發表其研究佛學的心得《究元決疑論》，受到蔡元培先生的關注，隨即被聘為北京大學專講印度哲學的特約講師，由此進入了新文化運動的核心。
按照梁漱溟的個性，他講印度哲學就是要「替釋迦說個明白」，但由於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因而「趨新」、「趨西」以及「全盤反傳統」是當時的主流思潮；而胡適、陳獨秀這些新文化運動的巨擘也都聚首於北大，這就不能不使他感受到很大的「壓力」，也不能不有一種沉重的「壓迫」感。不過，由於其從少年時代就形成的倔強性格，因而這種壓力非但沒有壓垮他反而激發了他強烈的逆反心理與抗衡意識。所以，他轉而將自己「替釋迦說個明白」的初衷及時調整為「替孔子說個明白」。於是，就有了與胡適的對台戲，也就有了專門抗衡於西化之說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的系列講演。關於其講演的心態，他在該書出版時的《自序》中有非常具體的說明：「今天的中國，西學有人提倡，佛學有人提倡，只有談到孔子羞澀不能出口，也是一樣無從為人曉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頭倡導，可有哪個出頭？這是迫得我自己來做孔家生活的緣故」。顯然，這一剖白既是梁漱溟放棄佛家而「做孔家生活的緣故」，同時也是其發起「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系列講演的具體因由。《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雖然是一部應急之作，但以梁漱溟的個性及其重視切己與踐行的學風，其書中所持倡的絕非一般所謂的抗俗、矯激主張，而是充滿著對中西印三方文化的切己思考與真切的體認。在該書中，他將中、西、印文化概括為三種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條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環境的路向；「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他由此解釋何以西方的科學技術發達，印度的出世、禁慾觀念發達，而中國人的「住世」觀念發達。在他看來，人類文化的發展必然要有一個根本變革，即「由第一路向改變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態度改變為中國態度」，因為「住世思想之最圓滿者無逾於孔子」。梁漱溟關於中、西、印文化三路向的說法雖然只是一種直覺，但在當時卻起到了「震撼」的作用，尤其是他對中、西、印不同文化路向的分析與說明，一下子避開了「全盤反傳統」的鋒芒，「使中國知識界感到迷惑，不知道應該怎樣作出反應」（《最後一個儒家――梁漱溟與現代中國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頁）；而對於一貫堅持文化主體性的現代新儒學來說，這種不同路向的分析與說明卻起到了喚醒的作用――喚醒對中國傳統文化之民族特色的注意。所以，熊十力以「中流砥柱」來贊揚《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在當時所起的作用，牟宗三也贊嘆《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是一部「深造自得之作」；而美國學者艾愷則認為，《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不僅「引起了東西文化的爭論，並為1923年的科玄論戰准備了前提」（《最後一個儒家》第79頁）。

⑽ 推薦幾本哲學著作

你好。我由我自己的經驗列出了一下一些：等級也是我自己分的，沒英文名稱和出版信息，不過不必當真。
超級入門：《蘇菲的世界》
首選入門的當然是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哲學問題》。
然後世界上最偉大（沒有之一）的哲學家柏拉圖的《理想國》《蘇格拉底的申辯》《克力同篇》 《斐多篇》。
當然還有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不過生澀難懂，還有《未來形而上學導論》。
其實萊布尼茨的《單子論》也可以當作哲學著作來看。
笛卡爾《方法論》《形而上學的沉思》《哲學原理》
盧梭《社會契約論》
尼采《悲劇的誕生卷》《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叔本華《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美學》
奧古斯丁《懺悔錄》以及其他關於自由意志的著作， 《上帝之城》
斯賓諾莎《倫理學》
盧梭《懺悔錄》
謝林《先驗唯心論體系》
薩特《存在與虛無》
梭羅《瓦爾登湖》

《吠陀》《道德經》《瑜伽師地論》

還有看哲學書的時候一定要享受過程，切記！

下面的是我看過的一些非正典的哲學書：
基爾克果《或此或彼》
海德格爾《對亞里士多德的現象學解釋》
盧梭《文學和道德雜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