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家嶺文化遺址發掘距今多少年

⑴ 屈家嶺文化遺址的歷史沿革

屈家嶺文化是分布於中國長江中游地區的江漢平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因最
早在湖北京山屈家嶺遺址發堀而得名。該文化影響范圍較廣，東到湖北東部的黃岡、鄂城，西至三峽地區，北到河南南陽，南至洞庭湖濱，西北延伸至陝西南部的丹江流域。距今約5000年。
遺址發現於1954年，至今經過多次的發掘和深入研究，發現這種遺存具有許多獨特的特徵，故定名為「屈家嶺文化」 ，屈家嶺文化的年代為距今約4000餘年。
屈家嶺遺址最早在1955年至1957年被發堀，其後學者又在湖北各地發堀了更多屈家嶺文化的遺址，並在其中許多遺址如枝江關廟山遺址中發現其與前後期文化的關系，認定其為是更早期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的繼承者，而後被更晚期的青龍泉文化（又稱作湖北龍山文化）所繼承。
該遺址1988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即國家公布的第三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⑵ 1992年十大考古發現的湖南澧縣城頭山屈家嶺文化古城址

時代：新石器時代
發掘地點：湖南省澧縣東溪鄉南嶽村
發掘單位：湖南省考古研究所
簡介：
屈家嶺遺址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村落廢墟的遺址，總面積約40萬平方米，屬屈家嶺文化中期，建造年代距今已有4800餘年，為我國最早的古城遺址之一，把我國城牆出現的時代推移到距今5000年以前。遺址中發現有多處房屋、窖穴、墓葬等遺跡。出士遺物中以彩陶紡輪、彩繪黑陶和蛋殼彩陶最具特色。陶制的鼎、豆、碗等器皿均為雙弧形折壁，具有獨特的風格。此外，該遺址中還發現有大量生產工具和粳稻穀殼。陶質禽鳥模型及玉飾品的出現，反映出當時人們精神文化生活的面貌。農業的進步和象徵父權崇拜的「陶祖」的出現，說明當時社會的發展已進入父系氏族的社會階段。屈家嶺遺址發現的文化遺存因其具有的濃厚地方色彩，被命名為「屈家嶺文化」。屈家嶺遺址是屈家嶺文化的命名地，它的發現對於認識長江中游地區和江漢平原的史前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⑶ 屈家嶺文化主要在今天的哪一個地區

屈家嶺遺址位於湖北荊門市京山縣城西南約30公里的屈家嶺村，面積60萬余平方米，是新石器時期的文化遺存，距今5000年左右，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屈家嶺文化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公認，並編入多種教科書。據統計，在長江中游，已發現屈家嶺文化遺址近千處。屈家嶺文化的分布范圍，北部到達河南方城一帶，南部到達洞庭湖，西部到達西陵峽，東部到達武漢、黃陂一帶。

⑷ 距今4500年是什麼時候

距今4500年是新石器時代晚期。

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5000～4000年，也叫銅石並用時期，以山東歷城龍山鎮城子崖、山東日照兩城鎮、河南洛陽王灣、山西襄汾陶寺、甘肅臨兆馬家窯、湖北京山屈家嶺文化、湖北天門石家河、浙江餘杭良渚遺址為代表。制陶水平有了長足的進步。陶器以灰、黑陶為主，輪製法得到普及。

屈家嶺文化以蛋殼彩陶、彩陶紡輪及紅陶小動物尤為典型。石器磨製精緻，器型變小。良渚文化最大的特色為玉器，如玉琮，玉鉞。 農業和畜牧業高度發展，人口急劇增加，社會復雜度程度不斷提高，出現了原始城堡、城垣和大型建築，有了階級、貧富分化，人類社會向國家文明時代邁進。

新石器時代主要特徵

新石器時代，有的學者特別強調農業起源的意義，認為它才是新石器時代的主要特徵，或者說是新石器時代革命的主要內容。世界各地這一時代的發展道路很不相同。有的地方在農業產生後的很長一段時期里沒有陶器，因而被稱為前陶新石器時代或無陶新石器時代。

有的地方在1萬多年以前就已出現陶器，卻遲遲沒有農業的痕跡，甚至磨製石器也很不發達。所以並不是3個特徵齊備才能稱新石器時代。國內較有代表性的考古文化遺存:河姆渡文化遺址、良渚文化遺址、屈家嶺文化遺址、草鞋山遺址、馬家浜文化、龍山文化遺址等等。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新石器時代

⑸ 屈家嶺發現的文化遺址屬於哪個文化類別

屈家嶺文化（新石器時代長江中上游文化）
屈家嶺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3300—前2600年。屈家嶺文化因1955-1957年發現於湖北京山屈家嶺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北抵河南省西南部，南界到湖南澧縣夢溪三元宮，西面在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遺址也發現了個別屈家嶺文化的典型器高圈足杯碎片。分為早、晚兩大時期。早期有斧、錛、鑿和穿孔石耜等器，磨製一般比較粗糙。黑陶多，灰陶次之，黃陶和紅陶較少。陶器表面多數為素麵磨光。晚期磨光石器增加，雙肩石鋤是屈家嶺文化常用農具之一。以種植水稻為主，家畜以豬和狗為主。出現了彩陶絲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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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京山縣的文化

4000多年前的屈家嶺文化，蘇家壟文化和1900多年前的綠林文化世代流傳於長江中游地區，成為中國古老文化的代表之一。其中由新市（即今京山）人王匡、王鳳領導的綠林起義，是我國歷史上繼秦末陳勝、吳廣起義後的第二次大規模農民起義。更有一批如劉英，劉鐵等追隨過孫中山的革命忠烈，在京山發起「永漋河起義」，策應辛亥革命的成功。
文化遺址
王匡、王鳳與綠林起義。這場斗爭長達10年之久，這次農民起義的主要策源地，就是湖北省的京山縣，它的主要領袖――即綠林軍的主要領袖王匡、王鳳，就是京山人。綠林赤眉起義是繼陳勝、吳廣起義之後，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農民起義，其歷時10年，席捲全國，推翻了王莽政權，打擊了豪強勢力，掃盪了奴隸制殘余，推動了社會歷史的發展。
屈家嶺文化
屈家嶺遺址位於京山縣境西南離縣城30公里，現屬屈家嶺管理區園藝分廠。1954年冬，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配合石龍水庫工程進行文物調查，在乾渠必經地屈家嶺發現該遺址。水庫工程指揮部文物工作隊、中國社會科學院、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和荊州博物館，先後進行三次發掘。中國社會科學院專門發表了科學研究報告《京山屈家嶺》，結論指出：「屈家嶺遺址出土的遺物，具備了較多的特有的文化特徵，應屬於已發現的新的一個文化系統，因此我們把它命名為『屈家嶺文化』」。此後長江中游的廣大區域，均發現了屈家嶺文化遺存。屈家嶺文化，是長江中游第一個被命名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體系。
屈家嶺文化遺存揭示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生產發展狀況。大量磨製精巧的石器表明生產工具的進步與生產的發展。在屈家嶺遺址，1956年僅發掘800多平方米，就發現一片面積500平方米、約200立方的紅燒土（經燒烤的地基或抹牆泥土），紅燒土中摻進的稻殼密結成層。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丁穎教授對屈家嶺出土的谷殼進行考察鑒定，他在結果中說「從圖片的稃毛、粒形和標本測定看，這些穀粒當屬於粳稻，且在我國是比較大粒的粳型品種，與今天栽培的粳型品種最為接近。」這表明以生產優質稻穀著稱的京山，在新石器時代就已大量種植水稻。屈家嶺文化遺址出土的豬骨、豬牙、陶制雞表明，當時家庭已普遍飼養生豬，家禽業以養雞為主。出土的大量輪制陶器、紡輪表明，手工業已形成獨立的生產門類，有專門的制陶作坊，製作的陶器胎壁均勻，造型美觀規整，能制出薄如蛋殼的彩繪杯碗。
屈家嶺文化遺物還反映了先民的文化藝術精神生活。彩繪的陶器，黑紅對比，濃艷莊重；不同的碗、豆而均用雙弧雙腹，做到了多樣中的統一；各式彩繪紡輪、彩繪蛋殼杯碗，顯示了先民的藝術創造力與審美情趣。屈家嶺文化遺存出土的陶祖（陶制男性生殖器）和成套陶器組合的陶祖表明，當時的社會奉行男性崇拜，證明屈家嶺文化已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父系氏族社會，人們經常在公共場所進行祭祖宗教活動，祈求氏族平安，人丁繁衍興旺。
科學家們對屈家嶺文化炭化遺物進行了炭14科學測定，科學測定表明：以京山屈家嶺遺址命名的屈家嶺文化，存在於距今4600年至5000年，文化綿延了400年。屈家嶺遺址發現命名後，長江中游各地大量發現屈家嶺文化遺存。屈家嶺文化的中心在京山、天門、鍾祥，文化覆蓋整個長江中游，其北抵河南方城、豫中，南至洞庭湖北岸，東接鄂城、黃石，西到宜昌西陵峽西端。
蘇家壟文化遺址
蘇家壟文化遺址，位於京山縣坪壩鎮羅興村，1966年7月，在開挖鄭家河水庫乾渠時發現了該遺址。出土的古代生活器皿，經鑒定為西周晚期青銅器。這批出土青銅器有鼎、鬲、甗（音yǎn，眼）、簋（guǐ，詭）、豆（高圈足盤子）、方壺、盉（音hé，和）、匜（音yí，夷）、盤和車馬器等，共計97件，重800餘斤，具有極珍貴的考古價值。鼎、豆和方壺都有曾中（音yóu，由）父自作器的銘文（其中兩鼎銘文均為「」，豆和方壺上則為「斿」。文獻記載，歷史上有三個曾國：姓姒者有兩個，一個在今山東嶧縣，一個在今河南柘城縣北；第三個姓姬，在今湖北境內。
蘇家壟這批出土青銅器，分別收藏在中國歷史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荊州市博物館和京山縣文化館。部分實物參加過我國對外文物展覽並攝入有關電影，在國內外廣為頌傳。其中一尊曾侯壺最為著名，壺身銘有「曾中斿父用吉金自作寶尊壺」銘文。其製作工藝精湛，造型典雅優美，紋飾豐富流暢，展現了中國青銅器文化的神韻魅力，為中華青銅器文化的傑出代表。其銘文字樣被多種文字學研究著作、書法字典收錄。曾侯壺多次在國外展出，僅一次在德國展出的保險金額就達3000萬馬克，是國寶級文物。曾侯壺復製品陳放於北京人民大會堂湖北廳，京山曾侯壺與隨州曾侯乙編鍾和荊州出土的越王勾踐劍，是湖北省博物館鎮館之寶。
戒石銘碑
京山縣政府大院內有一座碑亭，亭中立一石碑，曰「戒石銘碑」，碑的正面刻四言十六字，即戒石銘：「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碑的背面鐫刻《重建戒石銘碑記》。
時移境遷，舊衙拆除，戒石碑下落不明。然中國古代的廉政文化已漂洋過海，傳諸東瀛。戒石銘碑文於乾隆年間傳入日本。寬延二年（1749），日本國福島縣二本松藩王丹羽高寬，將十六字碑文刻於該市霞城公園內一巨石上，將其作為藩政官員的座右銘，後又譜成歌曲，令政府公務人員每日上班前吟唱，延續至今不輟。1935年，日本政府將該石刻定為「國史跡」（即國家級保護文物）。
因戒石銘碑之緣，京山縣與二本松市開始鴻雁傳書。1989年2月，二本松市市長大河內鷹一行訪問京山，表示欲贈款京山重建戒石銘碑。同年8月，縣府大院戒石銘碑亭正式建成。不久，縣政府又在城南7公里處空山洞風景區修建戒石銘碑紀念館。1989年10月，二本松市代表團訪問京山並參加京山建成戒石碑落成典禮。11月，縣政府代表團赴日回訪並參加二本松戒石銘刻240周年紀念大會。其後，京山縣政府照大院內戒石銘碑原樣復制一碑，贈與二本松市，1991年9月，京山縣政府組團訪日並出席二本松新市政大廳落成典禮暨戒石銘碑揭幕儀式，至此，京山贈碑立於二本松市政廳。此後，兩縣市交往年年不斷，在農業科技、文化交流等方面進行了一些交流合作，並於1994年簽署文件締結「經濟友好合作關系」。
京山戒石銘碑，是中華廉潔精神的象徵，是中國廉政文化的形象代表，是中國廉政教育的有效形式。
芭蕉寺新羅太子墓
芭蕉寺遺址位於京山縣宋河鎮芭蕉寺村。寺建於盛唐，宋代稱圓寂禪院，後歷經兵燹，院田幾盡。乾隆年間，海雲和尚重修芭蕉寺。「芭蕉夜雨」為京山八景之一。清末民初，寺廟再度荒廢。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盛唐時期，京山芭蕉寺是朝鮮半島新羅國太子的住錫修行之地，後卒葬於此，山中有新羅太子墓，山中有泉，曰「新羅泉」。京山舊縣志和當地百姓口頭，留下許多有關新羅太子的記載和美麗傳說。康熙年間《京山縣志》載：「新羅泉泉出山中，嘗有新羅僧居此，語眾欲歸，神止之。僧言思故鄉中水，神指其地，泉即湧出，僧嘗之味同故鄉；僧又言思故鄉魚，神復指水得魚，魚形骨纖細，色斑、目赤。僧遂不思故鄉。」「新羅太子墓：在縣東北七十里，墓甚高大，相傳新羅太子慕禪，隨其國僧入中國，居芭蕉寺，卒葬此。」「芭蕉寺：縣北六十里，宋名圓寂禪院，在芭蕉山中，新羅僧所居，泉出比目魚者也。」
芭蕉寺在清代重修後，立碑記事，上刻《中興芭蕉寺碑記》：（石碑現保存於京山縣博物館），碑記這樣寫道：「原暹邏（筆誤：應為「新羅」—作者注）僧奉唐太宗敕，住錫於茲。搗杖出泉涌暹邏（新羅）泉，劈魚養母，成比目魚。載在縣志朗如也。」此碑文直接寫明新羅太子是奉唐太宗之命，來京山芭蕉寺住錫佛事。光緒八年《京山縣志》載：「新羅太子墓，在縣東北七十里，相傳新羅太子隨國僧入中國，居縣之芭蕉寺，卒葬此。」
京山舊縣志，早被國內一流大學、國家圖書館、甚至被美國的圖書館收藏。關於新羅太子的這一記載引起了中韓兩國學者的濃厚興趣。1994年上海召開紀念我國歷史地理學泰斗譚其驤教授的學術研討會，中國學者在交流中向與會韓國學者介紹京山芭蕉寺的這一史實，即刻引起韓國學者高度重視。會後，華中師大地理學教授劉盛佳來到京山，與縣史志辦、縣博物館同志一道研究史料，到芭蕉寺實地考證。其研究結果表明，在唐太宗時期，今天的朝鮮半島同時存在著高句麗、新羅、百濟三個國家，呈三足鼎立之勢。半島三國、日本仰慕盛唐文化，常派遣唐使和皇室子弟到大唐讀經學佛。有學者統計，唐代，僅新羅國就派遣唐使團161次，使團中有使節、皇家子弟、僧人、翻譯、歌舞伎等。新羅國位於朝鮮半島東南部，國都金城（今韓國慶州），新羅國奉行親唐政策。新羅女王金善德曾派太子到大唐讀經學佛。京山在唐朝是朝中重地，設州置縣，並派名宦重臣在此主事，唐代，京山大洪山中的寺宇聞名遐邇。研究推定，新羅女王太子入唐後，即奉唐太宗之命，在京山芭蕉寺學佛，新羅太子的思鄉故事便由此衍生而來。太子圓寂後，便葬於此地，新羅太子墓即在宋河鎮芭蕉寺村的祖師嶺上。
京山芭蕉寺、新羅太子墓、新羅泉，見證了中韓兩國友好交往的歷史，也引起中韓兩國藝術家的濃厚興趣。2005年，兩國演藝界已決定合作拍攝40集電視連續劇《新羅情》，荊門市擬與韓國全羅道福安郡結為友好城市，京山也和韓國的一些道郡企業建立了經濟協作關系，相互往來。新羅太子若九泉有知，將獲得心靈慰藉，不再感到孤獨寂寞。

⑺ 屈家嶺文化遺址的文物價值

屈家嶺遺址出土陶器中國長江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因首先發現於湖北京山屈家嶺遺址而得名。年代約距今 5000多年至4600年。分布地區以江漢平原為中心，西至三峽，東到武漢一帶，北達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區並局部深入到湘西沅水中下游。稻作農業是主要經濟部門，在建築遺跡的紅燒土中發現有稻殼印痕，經鑒定為人工栽培的粳稻。居民還飼養家畜，兼事漁獵。生產工具有磨製的石斧、石錛、石鐮、石鏃和打制的凹腰石鋤及彩陶紡輪等。陶器中有一種施彩紋具有暈染風格的薄胎彩陶器，精美而富有特色。已發現數處城址，其中湖南澧縣城頭山的圓形城址，直徑約310米，外側有護城河。當時居民的房屋大多是方形、長方形的地面建築，有紅燒土居住面，木骨泥牆或直接用粘土混合燒土渣壘成牆壁。既有單間的，也有套間或各開屋門的雙間屋。多間式房屋的出現，顯示出建築技術的進步，同時可能反映了父系家族實行小家庭分居生活的情景。在建房過程中，有時還把整條豬、狗埋在房基下作為奠基犧牲。成年死者多採用土坑葬，兒童用瓮棺葬。安鄉劃城崗遺址的90多座墓分南北兩區，居首並列的 3座墓各有隨葬品數十件，包括朱繪陶器和朱繪卷雲紋石鉞等，墓主當是氏族中的上層人物。
屈家嶺遺址考古現場經過發掘的屈家嶺文化遺址有京山屈家嶺遺址、荊州陰湘城遺址、石首走馬嶺遺址、鍾祥六合遺址、天門鄧家灣、譚家嶺和肖家屋脊遺址等。
屈家嶺遺址出土陶器屈家嶺遺址於1954年修建石龍水庫乾渠發現後,1955年及1957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工作隊兩次發掘,出土了大量用於生產和生活的石器和陶器.石器有斧、鑿、鏟、鏃等，造型美觀、磨製精細；陶器有杯、碗、鼎、鍋、紡綸等，還有陶制環、球、雞、狗等裝飾器。大量的蛋殼陶器、彩繪陶器和彩繪紡綸，說明新石器時代江漢平原地區已具有較高水平的燒陶技術和紡織手工業。因其具有鮮明的江漢平原的特點，有別於我國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因此將這種文化定名為「屈家嶺文化」。中國科學院為此出了專著《京山屈家嶺》。1988年，國務院將屈家嶺遺址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屈家嶺遺址的發現，說明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遺址上豎立的高大的保護標志更顯示出它的重要地位。

⑻ 屈家嶺遺址是哪個時期的，距今多少年

屈家嶺遺址位於湖北省荊門市屈家嶺管理區,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村落廢墟的遺址，該遺址是一處以黑陶為主的文化遺存，具有許多獨特的特徵，故定名為「屈家嶺文化」，其年代距今約5000—4600年，是更早期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的繼承者。

⑼ 屈家嶺文化遺址的介紹

屈家嶺遺址位於湖北省荊門市屈家嶺管理區,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村落廢墟的遺址，該遺址是一處以黑陶為主的文化遺存，具有許多獨特的特徵，故定名為「屈家嶺文化」，其年代距今約5000—4600年，是更早期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的繼承者。西越宜昌但未進入四川境內，北達河南西南部（南陽地區），東未超出湖北境內，南達洞庭湖一帶。經過發掘的屈家嶺文化遺址有京山屈家嶺遺址、荊州陰湘城遺址、石首走馬嶺遺址、鍾祥六合遺址、天門鄧家灣、譚家嶺和肖家屋脊遺址等。遺址發現於1954年，1955年及1957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工作隊兩次發掘,出土大量用於生產和生活的石器和陶器，蛋殼陶器、彩繪陶器和彩繪紡綸，說明新石器時代江漢平原地區已具有較高水平的燒陶技術和紡織手工業。1988年，屈家嶺文化遺址為國家公布的第三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⑽ 論屈家嶺文化

1954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湖北省京山縣發掘了屈家嶺遺址，發現該遺址是一處以黑陶為主的文化遺存，文化面貌不同於仰韶文化，也與洞庭湖以南的幾何印紋陶差別較大，所以將其單獨命名為屈家嶺文化。其年代距今約5000—4600年，分布范圍較廣，西越宜昌但未進入四川境內，北達河南西南部（南陽地區），東未超出湖北境內，南達洞庭湖一帶。根據其分布范圍可以將其分為四區：江漢平原區、鄂西區、湘北區和鄂東區。
經過發掘的屈家嶺文化遺址有京山屈家嶺遺址、荊州陰湘城遺址、石首走馬嶺遺址、鍾祥六合遺址、天門鄧家灣、譚家嶺和肖家屋脊遺址等。
屈家嶺文化的陶器多為手制，但快輪制陶已普及。器表光潔，似經過打磨。陶系以泥制為主，夾砂陶較少，陶色以灰色為主，黑色次之，另有少量紅陶及桔黃色陶。陶器器表多素麵，有紋飾的較少，紋飾常見弦紋、籃紋、瓦棱紋及鏤空裝飾。彩陶的繪制方法有特點，作筆有濃淡，不講究線條，里外皆施彩。陶衣有紅、白等色，施加陶衣後用黑色或赭色彩繪出帶形紋、網格紋、圓點紋和弧三角紋。另有較多的彩陶紡輪，其橫截面有橢圓形、長條形等，紡輪上先施米黃色陶衣，然後彩繪出旋渦紋、平行線紋、同心圓紋、卵點紋和短弧線紋。屈家嶺文化的陶器圈足器發達，三足器較多，平底器較少，不見圜底器，器形有罐形鼎、高領罐、高圈足杯、薄胎杯、壺形器等。
屈家嶺文化的石器多為磨製，製作水平已相當高超，器形有斧、鏟、錛、鑿、鐮、箭頭等。
經濟活動以稻作農業為主，家畜飼養及漁獵採集也是很重要的經濟活動。
房屋建築多為方形或長方形地面起建式。基礎部分先挖大淺坑，其間伴隨有奠基祭祀的儀式，然後從外面搬運乾燥的土鋪墊淺坑，再在其上鋪撒紅燒土以隔潮，室內地面選用乾燥的土鋪在紅燒土上；還有先挖牆基槽，然後立木柱建築牆體，最後造房架。牆體有二種構築方法即夾板堆築法和土坯壘砌法。屋頂為側面起脊，室內布局有單間和分間（二間或二間以上）二種。
墓葬形制以豎穴土坑墓為主。成人墓多集中於氏族公共墓地，多單人仰身直肢葬，有拔掉上側門齒的現象。小孩墓多圓形土坑瓮棺葬，葬具通常是在一個陶碗上對扣一陶盆或用兩個陶碗對扣。

參考資料http://ke..com/view/95920.htm

http://ke..com/view/49772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