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是怎麼來的

① 年輕人為什麼都愛去長沙

長沙，位於華南腹地的城市，一座千年 歷史 文化名城。近年成為全國年輕人趨之若鶩的熱土。

娛樂 至上的喧囂固然是年輕人們在此放鬆、流連的理由，但長沙的魅力絕不止於此。年輕人們願意一再到來，長沙獨特的城市性格與文化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2020年，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長沙成了年輕人國內出遊的熱門城市。豐富的長沙夜生活是年輕人的最愛。供圖/圖蟲創意

位居南方中部的區位優勢

長沙處於地理意義上南方的中心地區，能順暢通達東南、西南、華中、華南。京廣高鐵與滬昆高鐵在長沙交匯，因此長沙也能便捷地連通華北和華東地區。

北京——長沙，最短5：38 ，最長7:06

廣州——長沙，最短2：17 ，最長2:59

深圳——長沙，最短2：56 ，最長3:59

武漢——長沙，最短1：18 ，最長2:16

南昌——長沙，最短1：19 ，最長1:55

上海——長沙，最短4：23 ，最長7:03

昆明——長沙，最短4：58 ，最長7:20

從12306的高鐵列車查到時刻表可見，周邊一線和省會城市可在6個小時以內到達長沙。不少年輕人周五下午請假半天或下班即趕往高鐵站，晚上即可到達，開啟兩天的長沙之旅。最遠的北京，也僅需6小時左右。有趣的是，在對湖南 旅遊 關注度統計上，北京甚至超越了地域更近的華南各大城市。不久的將來，渝夏高鐵也將接入長沙，長沙很快將成為國內極少數擁有兩個高鐵站的城市，將更多地迎來從東、西兩面而來的年輕人。

地處南方腹地的長沙，是東西走向和南北走向高鐵線路的交匯處。來自北京和廣東的年輕人是長沙玩樂大軍的主力。供圖/圖蟲創意

城市性格鍛造網紅特質

曾經有個北京演員說過拍戲學長沙話的感受：「得把舌頭擼直了，講起來一點都懶不得，特別較勁。」湖南人有句俗話「呷得苦，耐得煩，不怕死，霸得蠻」，很能體現他們不服輸的激越性格。近年來長沙引領的「中部崛起」正是這種城市性格的體現：既有對外開拓的「狠勁」，也有對傳統文化固守的倔強。這樣的性格，讓長沙人孕育了一些不同於流俗的網紅品牌。

美食 是長沙最吸引年輕人的元素。雖然全國各地並不缺好吃的東西，但麻辣鮮香、刺激過癮的長沙 美食 似乎更對年輕人的胃口。供圖/圖蟲創意

在茶顏悅色之前，茶飲界早已腥風血雨。從台式珍珠奶茶到後來的奶蓋茶、喜茶、一點點、Coco、檸檬茶等，市場早已飽和。但這家紮根於長沙的奶茶店卻能殺出重圍，紅遍全國，甚至與長沙的傳統 美食 臭豆腐齊名，成為長沙的招牌 美食 。很多年輕人坐著高鐵、打著飛的從四面八方而來甚至只為打個卡，喝上一杯茶顏悅色，拍照發朋友圈。在某些購物和社交平台上，居然出現了「代喝茶顏悅色」這樣的業務，就為了「雲喝茶」。茶顏悅色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於對傳統的挖掘，與其他洋氣的如喜茶、奈雪的茶等比起來，茶顏悅色的品牌屬性更本土化。綠茶叫「浣紗綠」、紅茶叫「紅顏」、加了堅果的茶飲叫「豆蔻」，單品名稱也起了諸如「蔓越闌珊」、「箏箏紙鳶」、「煙花易冷」等中國風十足的名字。土生土長的長沙人呂良把他對傳統文化、審美的理解，融入到他創始的茶飲當中，乘著「國潮」的東風在全國流行起來，奶茶、中國風這兩個年輕人深深喜愛的元素讓彼此有了溝通橋梁，茶顏悅色很難不成為「網紅」。

茶顏悅色不同於台式茶飲走性價比路線，也不同於國內新銳茶飲品牌的高端精緻。中國風的內涵與合理的定價，讓年輕人愛不釋手。供圖/圖蟲創意

同樣從文化中深挖而獲得成功的長沙本土品牌還有超級文和友。茶顏悅色的底色是中國風的審美，超級文和友的成功則是來源於對長沙夜宵文化和市井文化融合。超級文和友把餐飲 娛樂 空間打造成居民記憶中極具煙火氣息的市井街區，請來長沙民間 美食 的優秀匠人進駐，勾起人們對於「永遠街」的回憶。與裝修華麗的食肆不同，超級文和友到處是破舊的矮窄小樓，甚至連外牆皮都已經剝落，鐵欄桿的樓梯還長著銹斑，顏色艷麗到有點刺眼的霓虹燈，偶爾路過看見房子里的電視還播著《還珠格格》……所有的這些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內讓人有類似穿越的感覺。老長沙的煙火氣和市井韻味彌漫在樓道和窄巷之間，讓年輕人樂於頻繁更換場景自拍打卡。 美食 也是吸引年輕人的原因之一，龍蝦館無疑是文和友的頭牌。文和友龍蝦館把吃龍蝦的隨意和輕松發揮到極致，上菜直接提著一塑料袋放桌面上，解開袋子就是熱氣騰騰、麻辣香味撲鼻的小龍蝦。這種對市井文化的精到把握，讓小龍蝦這種平民食品的屬性發揮到了極致。除了小龍蝦，長沙的臭豆腐、炸香腸、各種油炸食品也是文和友熱銷的食品。超級文和友一天的排號打破20000+的世界紀錄，一年賣掉3000噸小龍蝦，是市井文化與年輕人來到長沙狂歡心態一起造就的奇跡。

漫步在超級文和友，彷彿可以把人拉回到上世紀80-90年代的老長沙街巷中。這種夢幻般的體驗，讓人彷彿穿越了一般。很多年輕人下了高鐵，直接提著箱子就到這里留影打卡。供圖/圖蟲創意

來長沙的狂歡，當然不止吃喝。最早為人熟知的長沙，是一座「 娛樂 之城」，這與湖南衛視有著極緊密的聯系。上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還沒有現在意義上的綜藝節目，晚會風字正腔圓的節目難以真正吸引年輕人的眼球，偶有 娛樂 元素也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那時候的年輕人都是港台綜藝、電視劇的粉絲，內地電視台在他們看來特別土氣。湖南衛視的出現，造就了中國電視 娛樂 的一極，《快樂大本營》的開播，成為中國電視 游戲 綜藝的開端，引領風潮至今；瓊瑤劇也是通過湖南衛視走紅全國；《超級女聲》開創了國內 娛樂 的粉絲時代。近20年，湖南衛視儼然是中國電視 娛樂 潮流的風向標，長沙作為「 娛樂 之城」最早因此被熟知。漸漸地，到湖南衛視所在地馬欄山朝聖、追星的年輕人也越來越多。湖南衛視的綜藝節目一票難求，一旦到手，人們馬上請假，坐飛機、高鐵從四面八方而來。提前許多來到馬欄山湖南廣播電視台所在地，希望有機會第一時間看見自己偶像。亢奮的等待，夢幻般的錄制過程，讓年輕人有了一天超脫現實的體驗，追星過後融入長沙的夜生活，或許就是年輕人們完美一天的最好句號。

長沙最早被稱為「 娛樂 之城」，是因為湖南衛視的存在。如今「芒果台」依然是年輕人 娛樂 生活不可缺少元素。供圖/圖蟲創意

文化積淀帶來長久的吸引力

一個城市，可以因其繁華、歡樂的氛圍備受追捧。悠久的 歷史 文化積淀，能使之顯現出不同於其他城市的特質，在繁華、歡樂之外有更豐富的內容，吸引人們到此聚集。

在長沙的文化基因里，湖湘文化是浸潤長沙時間最長，最有影響力的一脈。湖湘文化，是湖南地區先民共同創造、發展凝固而成的普遍性格以及文化精神。春秋時期楚國崛起，被分封到南疆瘴氣縱橫之地，「楚狂人」便自立為王。被稱為「蠻夷」的楚人性格中激越、血性的基因，在春秋時期便已種下。一直以來，人們認為屈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頭。屈原的詩作展現了其不從於流俗的文化內涵；屈原的死，更昭示了寧折不彎的不屈精神。這與湖湘先民基因中的激越、血性契合，更在文化層面影響中國數千年，成為湖湘文化的重要源頭。屈原的精神遺產更多是延續和發揚了先秦荊楚文化，而湖湘文化真正形成自身風格，成為獨樹一幟的地域文化，則是從宋代的湖湘學派興起開始。

嶽麓山中的「愛晚亭」，原名紅葉亭，後來據「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的詩句改名為「愛晚亭」。供圖/圖蟲創意

北宋末年，大儒胡安國，弟子胡宏等避居湖南，胡宏的弟子張栻主管嶽麓書院教事，從學者有數千之眾，初步建立了湖湘學派的規模。不但對湖湘地區產生深遠影響，學術思想更風靡閩、粵、蘇等東南諸省。大儒朱熹也曾帶著弟子從閩入湘，到嶽麓書院拜訪問學。湖湘學派自宋代在嶽麓書院的興起和大儒雲集下名聲大震，與湖湘民風糅合，形成湖湘文化。到明末清初，王夫之綜合百家，扭轉明末空疏的學風，使湖湘文化體系最終形成，影響一代又一代人才。

嶽麓書院掩映於嶽麓山的密林中。除了千年文化積淀，修復後的嶽麓書院清靜幽雅，美景讓人流連忘返。供圖/圖蟲創意

湖湘文化講經世致用，且極具憂患意識和變革精神。清末近代以來國家危弱，湖湘地區一大批知識分子不再安於故紙堆中尋章摘句，紛紛「以澄清天下為己任」，挽狂瀾於既倒。先後出現了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等中興名臣，挽救清朝的統治，施行洋務、革新中國；也有如譚嗣同、陳天華、黃興等變法革命的先烈；到後來的革命者毛澤東、劉少奇等，無不在湖湘文化的浸染下留下輝煌業績。

如今，嶽麓書院位於湖南大學校園里，宋真宗賜匾額「嶽麓書院」四個大字依然高懸。千年的沉澱，讓這里成為湖湘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圖騰。年輕人對千年文化尊敬膜拜，同時也願意親近美景，湘江西岸的翠綠樹林中的千年書院，靈氣所聚，清幽雅緻。行走期間，可以窺見喧囂之城的水深土厚另一面。

嶽麓書院現在湖南大學內部。供圖/圖蟲創意

湖湘文化奠定了長沙文化的土壤，近代開辟為商埠則讓長沙開始近代化的進程，影響長沙發展的流變。1904年長沙正式開埠以後，領事館、洋行、商店、教堂、俱樂部、住宅等西式新型建築遍布長沙。西式的建築和市政設施逐步建立，長沙也逐步成為近代都市。近代城市的建立帶來的效應是人口的聚集。開埠以後，長沙城的人口逐年增長，到20世紀三十年代，長沙人口猛增了300%。人口的聚集自然帶來了市民文化的興盛。抗日戰爭爆發後，淪陷地區的人口、物資從華東、華北等內遷。長沙作為主要終點和中轉站之一，因大批企業遷來，近代化的進程得到快速推動。工業發展帶來商業的繁華，西式或中西式結合的商廈、店鋪、住宅讓長沙的市容為之一變。各地人才的湧入，讓長沙人的文化性格在激越和實干中，增添了開放、閑適的一面。

湖湘文化的發揚廣大與近現代的革命密不可分，作為湖南首府的長沙，留有眾多革命先輩的足跡，為這座城市摸上了最鮮艷的一抹「紅」。最為人熟知的是毛澤東曾在湖南第一師范學習和參加革命的經歷。毛澤東曾寫下名篇《沁園春·長沙》：「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長沙的「紅」，與偉人相關，湖湘文化與革命情懷的碰撞，為長沙寫下了最「紅」的一筆。

從長沙橘子洲在湘江的江心，最南端就是著名的橘子洲頭。2009年，青年毛澤東胸像雕塑在橘子洲頭揭幕，偉人的目光日夜注視著奔流不息的湘江。今日橘子洲頭依然受到年輕人的青睞，從全國各地前來觀看、合影者無數。當年偉人立志之地，成為年輕人熱衷前往的必去地標，最「紅」的橘子洲頭煥發著新的活力。

城市是人類聚居的最高形式，不同的都市或多或少會因為其文化底色的不同呈現不同的面貌。長沙的性格，有傳統文化、紅色革命基因、平民 娛樂 文化的糅合，呈現出與中部乃至全國其他城市不一樣的氣質，既能感受喧囂、放肆 娛樂 ，又能沉澱自己、感受文化的力量。能滿足人們多層次感受與心理需求，這或許才是全國的年輕人爭相而來長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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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何真臨：湖南人把文化當成了改變世界的武器

何真臨，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勞動模範，曾任湖南省企業家協會副理事長，後任三一集團副總裁、黨委第一副書記。作為一個「職業企業家」，何真臨的職業生涯有著傳奇般的經歷，在七屆人大會上因與李鵬總理的對話，被李鵬總理贊譽為「學者型的企業家」。在八屆人大會上，由於對話中引出了朱鎔基同志的名言：「又吹哨子又打球，准贏」，引起了全國各大媒體的追捧，被戲稱為「職業議員」。20世紀90年代，何真臨「企而優則仕」，被提拔為省輕工業廳副廳長、省輕工集團副總經理、省鹽務局副局長。2006年退休受邀加盟三一，任三一集團副總裁、黨委第一副書記。2013年1月，何真臨所著《我與首富梁穩根：揭秘三一》在北京首發，該書全方位解讀了與三一和梁穩根有關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及其背後的故事。也就在該書出版之際，何真臨踐行加盟三一時的諾言，七年之癢，離開三一，再次隱退江湖。我曾經多次與原三一集團原副總裁何真臨先生進行會談。何真臨先生博學、深邃而有鋒芒，大有「唯楚有才」和舍我其誰的感覺。前不久，我去湖南講學，再次與何真臨先生相逢，老友見面，撫今追昔，感慨萬千。

我為什麼選擇三一

程冠軍：您做過官員，又曾長期在國企工作。從官員到國企領導，然後到民營企業三一重工。當時，您是怎麼來三一的？

何真臨： 我是在體制內畫了句號以後9個月才到三一的。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直率，沒有隱瞞，不裝深沉。我總結自己一生有四句話：第一句：技而優則企。技術乾的比較好，結果就當了企業家，99.37%的職工選了我當廠長，完全是民選。而且當時我提出來，如果沒有80%以上的選票，我絕對不當，民眾不擁護，我當干什麼呢？第二句：企而優則事。企業乾的比較好，當了領導。第三句：政而劣則民。這是一種自貶，也是一種自嘲。我這個人太學術，太自負，在政界原地踏步了14年，退休是草民一個。第四句：名而回歸企。最後又回歸到企業了。這四句對我的一生的概括。

七屆全國人大的時候，李鵬同志到我們湖南代表團聽取發言，這一次，我與李鵬同志進行了對話。那個時候我是個企業家，我跟李鵬總理提出，要重視企業家在市場經濟中的舉足輕重地位。當時李鵬給我的評價是「學者型的企業家」。我對李鵬同志說，只有全面提升企業家的政治、經濟、 社會 地位，才能夠發揮這個群體的作用。在八屆人大上，我跟朱鎔基同志又有過一次對話，朱鎔基有一句盡人皆知的名言叫「又吹哨子又打球」，這句話就是我在與他對話時引出來的，我當時提出了中國政界的四大弊端。當時，朱鎔基總理到湖南代表團聽取發言，我們湖南團有的代表在朱鎔基總理面前發言顯得很膽怯。我認為，這就大大地削減了我們湖南團代表的議政的能力和水平。看到這種情形，我們湖南團的其他代表也很著急，這時，一位領導的秘書對我說：「何總，你上吧」，我說：「沒有點名要我發言啊」。他說：「你怕什麼！」我最怕激將法。就對他說：「怕倒不怕」。結果等大家講的差不多的時候，我突然說：「朱總理，我作為一個企業界的代表，我講一分鍾。」我的話一出口，全場都愣住了，朱鎔基馬上睜大了眼睛看著我。這時，我就噼里啪啦，用最快的語速，講了中國政界的四個問題。第一，官商再度泛起；第二，銀行，我為魚肉，他為刀俎。另外還有兩個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我講到官商再度泛起的時候，就打了一個比方，如果把球場比作一個市場的話，那麼交戰的雙方就是企業，裁判員就是政府，我說：「請問總理，如果裁判員也來打球？」朱鎔基馬上語出驚人：「又吹哨子又打球，准贏」。

在七屆和八屆全國人大期間，我既是全國勞模、全國人大的代表，又是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還是湖南省企業家協會的副理事長。那時，連南德集團的牟其中也請我去和他交流。牟其中與我從未來中國和世界經濟的走向，講到華爾街，上下五千年，談了兩個小時。牟其中很有氣勢，大背頭、高個子，講起話來不斷打手勢，滔滔不絕。他的口才、思維，演講能力和雄辯都非常傑出。我這個人一生不服輸，這次見面，他很佩服我，我也佩服他。

早在那個時候，梁穩根就一直在觀察我，看我的銳氣和思維，看我的作風和情操。他每次見我都說，你越來越年輕，你的談話還這么銳利，思想還是那麼犀利等。後來他就多次發出邀請，他說：「你當什麼廳長，你到我這兒來吧。」我說：「梁老闆，你原諒我吧，我跟共產黨奮鬥了一輩子，我不能中途變節。你要我來可以，那等我把共產黨的這個句號畫圓了以後。」後來他就跟我們國資委主任講，何廳長是一個有氣節的人。

我退休剛過幾天，梁穩根就來電話：「何廳長，我期盼的這一天終於來到了。」我說：「老闆，你容我再三思一下！」中間又拖了幾個月，最後梁穩根請我在三一最有 歷史 意義的一個地方——嶽麓山愛晚亭跟我談了很多。此時，我被梁董事長的誠意所打動了，試想，我已經下來了，已經不是什麼廳長，已經是一個草民，三一還是非要我來。我不來對不起三一。我說：「來可以，但我有一個條件，我不幹經濟工作，我說我這一生都是在經濟的旋渦裡面，進也憂，退也憂。進完不成訂單，愧對客戶，退無以對員工交代。梁董事長說你干什麼都可以，戰略、工會、黨務、文化。我說干什麼都可以，唯獨不擔經濟責任。來到三一，梁董事長就要我分管文化，後來擔任黨委第一副書記，兼管工會工作，又分管對外聯絡工作，還有公共關系，還有他交辦的一些特殊的任務，很多時候我是他的特使，甚至他的一些私人事務也交我去辦理。

國企民企：如何實現角色轉換

程冠軍：您曾經擔任過湖南省輕工廳的副廳長，還擔任過大型國有企業的一把手。到三一之後，您是如何實現角色轉換的？

何真臨： 我當了14年的副廳長，後來又擔任輕工鹽業集團負責人。從輕工鹽業退休以後，沒多久我就來到了三一。此前，我對三一認真研究了6年，對三一的經濟、政治、文化、黨務各個方面，應該說還是有一點點認識的。可以這么講，我這幾年到三一，就是研究三一、詮釋三一、提升三一，研究、詮釋、提升——這么6個字。此前，我一直想寫一本三一的書，但一直沒有實現。寫「華為」的書有若干，但是寫三一的書只出現過兩本，而且這個兩本都不著邊際。真正權威的描述三一的書一直到去年還沒有出來。主要原因是因為三一的董事長梁穩根一直保持低調，我每次請示他關於寫三一的時候，他總是說，可以准備材料，現在還不著急。他是希望進入世界500強之後，再出版關於三一的書。離開三一之後我寫了一本《 我與首富梁穩根——揭秘三一重工 》。這本書可以說是對三一的全面精確解讀。

我對三一文化的解讀是從學者的角度而言的。三一，不同時候有不同的解讀，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大方向基本是一致的，比如說文化的解讀，戰略的解讀，創新的解讀，肯定是一致的。

三一是很有趣的一個企業，盡管任正非在民營企業是最低調的，但是任正非也不時地會發表一篇文章，諸如《 我的母親父親 》《 乏味的冬天 》《一江春水向東流 》等，明確地彰顯了他的文化和戰略意圖。相比之下，梁穩根是最低調的。第一，他幾乎不參加各種各樣的會議（除非是黨的會議），也很少接受媒體采訪。關於三一，清華寫過我們的案例，北大寫過我們的案例，北方交大寫過我們的案例，國內很多知名的學校都寫過我們的案例。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學府中央黨校也來寫過我們的案例。

要真正了解三一，不只單純的了解經濟，還要了解政治，了解文化。因為三一的成長，不是單方面的經濟的崛起，而是三一人高度的政治智慧、經濟智慧和人生智慧的一個結晶。因此，寫三一不是那麼好寫的，它不單純是一個經濟體系，從某種意義上說，三一和主流意識形態完全是融為一體的。董事長梁穩根在當選黨的十七大代表的時候就說，我入黨以後，就把黨的事業和三一的事業融為一體了。

程冠軍： 您是一個有思想、敢愛敢恨、敢於承受打擊的人。您是湖南企業家中的風雲人物，您與兩任總理都有過對話。古人說，曾經滄海難為水，我認為您是「曾經湘江難為水」。

何真臨： 在三一工作的七年間，我接觸的經濟學界的著名學者很多，耳聞目染。早在來三一之前，我曾經在國企工作，我是七屆、八屆全國人大代表，我所接觸的都是中國頂尖級的學者和知名人士。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時候，厲以寧為我們講大課，就是我游說他去的，他本來只給省部級班的講課，結果我們廳級班的領導知道我和他的交情，就游說我去說服厲教授。我對厲以寧說，您講小課是講，講大課也是講，為什麼不可以講大課呢？結果他就講了。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在全國人大期間，我接觸的一大批中國學界的泰斗。比如說哲學界的李澤厚先生， 歷史 學家劉大年先生，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他們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們都是一交談就是幾個小時，有時候甚至通宵達旦。我的市場經濟的啟蒙理念，就是著名經濟學家、中央黨校的王珏教授給我灌輸的。

說我有理論，有實踐，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我主要是站在三一這個平台上的。我所講的每一個經濟學的理念，都有三一的案例在支撐，三一是怎麼做的？取得了什麼樣的成果？ 我們希望 社會 各界能夠全面的、系統的、正確的，從政治的層面、經濟的層面、人事的層面、 社會 的層面、戰略的層面等多個角度去認識三一、解讀三一。 因為三一的成功不是單方面的成功。它抓住了我們國家的發展機遇，深刻領會了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一個企業要能夠得到成長，他必須首先認同主流意識形態。主流意識形態造就了三一，其實我的很多解讀都涉及這個問題。「三一」人是大智慧、大手筆、大謀略。這個企業之所以辦成這樣的規模，它是多種智慧的結果。攬天下英才，共舉天下大事。簡單地說，可以歸結為這兩個方面，一個是政治智慧，一個是人才謀略。

我跟許多中國學術界的泰斗都有深厚交情。我之所以能夠在學術界有一席之地，一是得益於我的歷練、思考和與時俱進，更為重要的是，三一給我提供了一個非常大的平台。如果我不是三一的副總，我值什麼錢？所以，我感謝三一。

湖湘文化：改造世界的利器

程冠軍：湖湘文化對三一有十分重要的影響。您認為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哪些地方？您認為湖湘文化的最顯著特徵有哪些？

何真臨： 三一的文化的淵源，應該是來源於三個方面：第一個是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第二個是地域文化的影響，那就是湖湘文化；第三個就是舶來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對品質的重視。中國文化更多的是一種抽象的、集成的、宏觀的、全局的文化。而西方的文化則是不斷分解和細分的一種文化。製造業本身就是需要東方文化的支撐，就是需要這種集成的、整合的文化。三一其實是把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精神構建和集成為核心競爭力，然後再用這個核心競爭力去整合西方文化中精工的那些元器件，所以才有了這么一個集大成的三一。三一文化是對全球文化的整合。比如說品質改變世界，這就是中西文化的集成，品質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是沒有的，中國人對品質是模糊的。中國沒有品質的概念，品質是西方的概念，是西方文化，是西風東進以後的一個新的概念。製造業所代表的是品質的歷練。如果不結合西方的品質文化，我們沒辦法談製造。因為製造文化的核心是品質。所以，品質改變世界，蘊含了舶來文化的精髓。那麼改變世界的本身，又是東方文化的精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平天下不就是改變世界嗎？

湖湘文化不同於一般的文化概念，一般的文化是作為一種擺設，一種炫耀，一種士大夫的精神寄託，而沒有把文化當成一種改變世界力量， 湖南人把文化當成了改變世界的武器 。馬克思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中國的湖南人是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融為一體了，這就是經世致用。湖湘文化主要有四個特點。第一，心憂天下；第二，經世致用；第三，實事求是；第四，敢為人先。湖湘文化中的實事求是文化源於嶽麓書院，毛澤東同志就是從那裡走出來的，並把實事求是文化變為我們黨的一大法寶；三一的文化，是經世致用的一種文化，三一人是把文化當作一種改造世界的利器，品質改變世界，這就是致用。心憂天下——三一人作為一個製造業的民族品牌，它考慮的不是通過製造業賺錢，而是通過製造來建立一個高品質的中國品牌，去改變世界，這是一種心憂天下的情懷！那麼，當中國改革開放還處於一種朦朧狀態的時候，梁穩根毅然決然的辭官下海，那要冒多大的風險，這是不是敢為人先？說到實事求是，三一的文化中，更多的不是把它當作束之高閣、津津樂道的一種精神，更重要的是，它把實事求是運用到了製造的每個領域、研發的每個領域，把品質改變世界，作為引領我們各項事業的一面旗幟。在這種文化的理念的指導下，我們才實現了突破。這就全面解讀了三一與中國文化、湖湘文化的關系。

程冠軍：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一方文化也造就了一方人。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涌現出了像宗慶後、南存輝、馬雲等一批企業家。您能談談湘商嗎？

何真臨： 浙商是小商品起家，湘商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做就做驚天動地的大事。他們沒有崛起之前默默無聞，崛起之後會聲響很大。厚積薄發，驚天動地。湖湘文化在近代史上所寫下的都是濃墨重彩的幾筆。湖湘文化名人當中首推曾國藩。蔣中正每天把《 曾國藩家書 》放在自己的辦公桌上，《 曾國藩家書 》在今天也是教育子孫後代的重要的典籍。毛澤東則說，曾國藩是用文化打敗了太平天國。太平天國提出了不倫不類、不中不洋的主張，而曾國藩則舉起了捍衛民族文化的旗幟，因此所有的讀書人都響應了。所以曾國藩的厲害不光是在於他的局勢和手段，還在於他文化的號召。從湖南走出的新中國領袖毛澤東能夠「攪得周天寒徹」，靠的就是6個字：打土豪，分田地。他把中國廣大百姓幾千年的訴求挖掘出來，滿足老百姓，誰不來幹革命？因為舊中國大部分老百姓都沒有土地。因此，文化是從根本上激發需求的一種動機。毛澤東有與天奮斗的一腔豪情，但他又是一個剛柔相濟的人，看到窮苦百姓沒有飯吃，他會流淚。他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產生了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在於他用偉大的文化改變了中國。 從曾國藩到毛澤東，他們的身上都有湖湘文化的影子。

曾國藩是湖湘文化的領袖，是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 湘商是在改革開放中期後期異軍突起的，湘商不像浙商，浙商起步比較早，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已經崛起了。那麼，湘商的崛起，是以三位工程機械的領袖為代表的。從生產模式看，浙商是小商品，湘商是重工。三一的總裁項文波說過一句這樣的話：原來人們都認為我們湖南人只會種田，只會殺豬，只會打仗。但是，當工業化的滾滾潮流撲面而來的時候，像梁穩根這樣的企業家卻能夠脫穎而出，這就是時勢造英雄。

湖湘文化本身孕育了一批敢為人先，心憂天下的仁人志士。他等待著天時的召喚，當天時一到，他就脫穎而出，很豪邁。

程冠軍：如何看待企業文化對於企業經營管理的作用？如何看待文化學與管理學之間的辯證關系？

何真臨： 一個人是否聰明，是否智慧，關鍵是他能不能把各門學問打通。 企業也是如此，世界上最偉大的企業，他們的文化是相通的。 喬布斯跟梁穩根是相通的。三一提出的「品質改變世界」，與所有有責任的企業就是相通的。經濟學和哲學是可以打通的，為什麼？企業文化是價值觀，是行為准則。經濟學搞的再好，沒有明確的價值取向，沒有凝聚人的理念、使命、願景、精神，這個經濟學就是沒用的。所以陸游說「功夫在詩外」。寫詩不是簡單的語句的運用，還包括文學、 社會 、民生、哲學等方方面面，包括對鳥魚蟲草的洞察，對每一個細節都細心觀察，才能成詩。經濟學也是這樣，其實它的功夫也是在經濟之外的，尤其是要懂得文化學、人才學、領導學。不懂文化學，怎麼凝聚人？不懂人才學，怎麼領導人？不懂領導學，又怎麼組織資源？因此，學問都是相通的。比如，在人格理論、文化理論裡面，我認為，要把弗洛伊德、馬斯洛，把哲學的真善美和馭世之道等全部打通。如果不打通，你的學問依然是迷茫的。

搞經濟一定要把政治學、心理學、管理學打通。打通以後你才會知道，中國的真正的政治是什麼。學問是互通的，它只不過是從不同的角度去研究 社會 的一個層面而已，最後它肯定是相通的。經濟學里的亞當 • 斯密就是這樣一個人，除了對經濟學的巨大貢獻之外，他還寫過《 道德情操論 》。

文化是指引企業的最核心的東西。 中國人的思維是系統、全面的思維，是高屋建瓴的思維。所以它能夠吸取世界的精華為我所用，它那種博大包容的胸懷，能夠把別人最先進、最美好的東西化為己有 。佛教本來是印度向我們傳播的，結果，現在中國的佛教成了世界最大的佛教，就是因為中國人有一顆包容的心。它不像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是局部的，而中國文化是整體的，它構築一個很大的框架體系。文化的發展已經證明，未來世界的文化絕對是東方文化。事實上，整個世界就是一個模糊的，中國文化從根本上道出了世界的奧妙。中國的文化的本身最能夠呼應集成創新，但中國文化也有其弱點，就是它很難呼應原始創新。

「企業家論語」專欄作家：程冠軍

此文刊登在《南方企業家》雜志2020年10月刊

關於大同思想網 ：大同思想網是由大陸新儒家代表、湖南大學法學院原院長杜鋼建、青年學者枕戈、天地人律師事務所鄒紅艷律師、嶽麓書院唐宏站博士發起，並有學界代表人物鄭佳明、盧德之、陳明、秋風、林安梧、黃玉順、伍繼延、杜文忠、韓星、何真臨、曾亦、韓秉欣、黃守愚等一大批學者支持的文化學術網，於2012年9月1日在湖南長沙成立。網站以推動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實踐法治中國為當下目標，弘揚王道文化、中道思想、大同理想，並希冀中華文化的全面復興。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大潮中，大同思想網已成為中國獨具特色的國學網站之一。

③ 杜甫江閣的湖湘文化

一、杜甫文化給湖湘文化的發展注入新的血液
整個先唐，我國廣大南方地區經濟文化一直處於非常落後的狀態。秦漢時期南方地區剛剛納入中原版圖，地域文學還談不上大的發展。漢末唐初長達四百餘年的動亂又大大減緩了這一地區地域文學的發展進程。湖南在當時的落後程度更是令人吃驚，張偉然《湖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指出，據《隋書.地理志》所載戶口統計，大業五載（609）全省人口才二十八萬。貞觀三年（639），全省人口三十一萬。即使發展到百餘年後的天寶元年（742），戶口也近九十五萬。近二十一萬平方公里省境內僅有三十至九十餘萬人，足以顯示開發程度之低，經濟文化水平只落後。《唐會要》卷六二、卷八六載，荊、益、黔中、閩中、嶺南州縣都屬於奴隸買賣區域。白居易《道州民》就提到：道州民，多侏儒，長者不過三尺余。說貞元中道州刺史一道州矮人歲貢京師供人取悅。洪、潭等州僧寺內也多奴婢。這些事例側面反映出唐時期湘中地區的風俗愚頑、未被教化可見一斑。
只有到了隋唐一統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時期，南方地區經濟文化才獲得較大的發展，南方文學才開始自具面目，並與北方文學逐步走向融合，而融合的主要途徑就是各種各樣的人員來往。唐朝通過命官、銓選、貶謫、科舉、置幕等手段來加強對南方的統治，保持與南方的密切聯系。同時，北方文人們的南來北訪也是北方文化南輸，南方廣大落後地區受容先進的北方文化，形成地域文學的動態歷程。
北方文人不但成為孤寒的湖南文士最重要的社會關系，而且帶來了北方文壇風氣。北方文士在湖南常題壁，唱和，寄曾，這一系列活動給湖南地域文學帶來的生氣。湘文化也正是在這個社會大背景下繼承楚文化而逐步開始發展起來的。
在這樣一個歷史大前提下，杜甫，作為當時最偉大的詩人，他的湖南之行及留給後世的詩篇和遺跡，無疑對湖南地域文學與北方文學的交融，甚至對其地域文學的影響也是非同小可的。
大歷三年（768）杜甫游嶽麓山道林寺有《嶽麓山道林二寺行》：「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腳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牆壯麗敵，方丈涉海費時節，懸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跡，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於。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老夫。」與宋之問的《晚泊湘江》及後來作幕潭府的沈傳師，斐懷古詩並稱「四絕」，中唐以來人們十分珍視，作四絕亭一貯之，以詩板高懸寺內，四絕詩、亭成為潭州一勝跡，韋蟾詩稱：「沈裴筆力斗雄壯，宋、杜詞源兩風雅。」可見後人之無限仰慕。四絕亭周圍的景緻極美，文人詩興因此更高，齊己《懷道林寺道友》雲：「四絕唐千萬木秋，碧參差影壓湘流。閑思宋杜題詩板，翌日憑欄道業休.」像這樣寫成的詩頗多，以至後來成集，《新唐書.義文志四》。
二、杜甫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湖湘文化中憑弔文學的發展
杜甫仙逝湘江後有杜甫墓，杜工部詩才蓋代，名懸日月，受後人景仰，並有不少憑吊詩為後人傳頌：
扁舟下荊楚間，競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有九。
——唐·元稹《題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
其卒當在潭岳之間，秋冬之際。
——宋政和五年 鳳檯子 王得臣 彥輔《麈史》
水與汨羅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曰下西原。
——宋·徐屯田《過杜工部墳》
歷代文人墨士對杜甫的憑吊不枚勝舉，這些文學創作無疑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湘文化的發展。
三、杜甫的「史詩」給湖南的歷史學考察留下了一筆財富
杜甫的詩向有「詩史」之稱，他在湖南的創作也毫不例外的發揮了這一功能。
譬如杜甫寫下了《麓山道林二寺行》後，離開長沙，逆水來衡州投奔韋之晉，不料到了衡州才知道不久前韋之晉已調任潭州刺史，兩人恰於途中錯過。杜甫再匆匆趕回長沙，韋之晉卻不幸在日前暴卒，這使杜甫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他只得暫棲江上的小舟之中，有時暫住在江邊的閣樓之上。生活沒著落，他只能靠奉賦贈詩取得一點接濟度日，這種「飢藉家家米，愁征處處杯，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艱難日子，使年老的杜甫心情倍增愁悶。但就在這樣的困境中，杜甫也沒有僅僅悲傷自己的身世際遇，而是更心憂天下，情系蒼生。他寫人民的疾苦，「萬姓瘡痍台，群凶嗜欲肥」；寫吐蕃侵於外，藩鎮驕與內，「開視化為血，哀今征斂無」；寫戰爭的殘酷，「喪亂死多門，鳴呼淚如霰」；寫與死於戰亂的百姓相比，自己尚有一舟可以棲身洗濯，「入舟雖苦熱，垢膩可灌溉。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這些詩，真切地描述了那個動亂時代的社會狀貌，為長沙留下了一頁長沙詩史。杜甫在湖南留連了一年多，留下詩作近百首。這些詩篇是杜甫生命的最後年月、也是他一生中最潦倒的時刻所作的，因此大多是凄涼漂泊生活的寫照，表現了他暮年落魄江湖而又關心天下安危與百姓疾苦的感情。其中一些詩篇生動地描述了當時長沙地區的風物人情，使人讀來倍感親切。
四、湖湘文化中的憂國愛民情懷與杜甫文化不謀而合，相得益彰
都說湖南人最明顯的特質是霸蠻，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把湖湘人霸蠻的特質分開三層來理解，這也使得到千古以來無數歷史事實明證的。這三個層次分別是：
作為湖湘文化前身的楚變文化特質的原始層，就是它的帶有原始野性的「蠻」。這種「蠻」的特質的內涵，包括「沅有芷兮澧有蘭」的自然環境；包括「被薛荔帶女羅」的服飾；包括「信鬼而祠」的民風民俗，包括「蓽路藍縷」（《楚世家》）的辛勤勞作和開拓精神。
「蠻」的文化物質的第二個層面是強烈的鄉土意識和懷鄉戀鄉情結。但是，這種情感，在包括湖湘在內的楚人身上表現特別強烈，特別突出。《離騷》說：「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蜷局顧而不行。」項羽和劉邦都是楚人，他們在勝利之後，都想要回歸故鄉。這些，都表現出一種強烈的鄉土意識，難解的懷鄉、戀鄉情結。
「蠻」文化特質的第三個層面便是愛國主義精神。國家、鄉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但愛家、愛鄉與愛國不是一回事，它們有范圍、層次的區別。只有愛國主義才是一種最崇高最廣大的愛，屬於最高層次。我們同樣可以說，愛國主義在楚人身上表現最為強烈，最為執著。蠻，也就是執著。從「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俗諺中，我們可以見到這種變，這種執著。屈原更是這種愛國主義精神的集中體現，在他的不朽之作《離騷》中，「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撇開第一層面意思姑且不論，杜甫所有湖湘傳世詩篇中絕大部分體現出了我們湖湘人的那種強烈的懷鄉戀鄉情結以及憂民愛國的情懷，姑且不說這是兩種文化融合的結果，至少也未二者的進一步融合停提供了一個切入點，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湖湘人的憂國愛民更多地體現為入世，敢為天下先；而杜甫到了晚期就基本上採取的是出世式的悲天憫人了。
五、杜甫江閣文物展示館
杜甫江閣一樓，展示了豐富的歷代文物，包括歷代古籍善本，湖南名家字畫，歷代瓷器，青銅器等，為湖南文化的尋根溯源提供了大量的實物證明。
杜甫江閣珍藏的《御批資治通鑒》《史記》等各類文化古籍一千餘卷，清代湖南著名書法家黃自元、何紹基、何維朴、姚鼐、廖樹蘅等人真跡百餘件。
瓷器方面，杜甫江閣珍藏的北宋定窯精品葵口碗，磁州窯虎紋枕，磁州窯黑釉剔花梅瓶，龍泉窯精品瓷器以及清代各類官窯，成為湖南文物古玩類的領頭羊。
另外，杜甫江閣珍藏的北魏石佛和唐代楠木觀音，也是極為罕見的文物。
經過中國藝術家協會考察，中國藝術家協會收藏委員會正式落戶長沙杜甫江閣，現已正式進入籌建階段。
註：參考資料---華夏收藏網關於中國古玩城排名中，長沙杜甫江閣排名前十位。

④ 湖南有哪些風俗

1、湖南花鼓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湖南花鼓戲藝術便有較大發展，由湖南省花鼓戲劇院整理創作的《打銅鑼》、《補鍋》、《劉海砍樵》等劇目，深受全國各地的人民群眾的喜愛。2008年，花鼓戲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2、過小年，每年的臘月二十四，舉家休息聚餐，稱「小孩子過年」。家家籌備年貨，作豆腐，殺年豬，送年節，備點心，炒旱茶，寫春聯，扎燈籠，忙得不亦樂乎。

3、年三十夜，長沙農村家家會在火爐中燃著一個楓樹蔸，叫「年財佬」。男女老幼圍爐共話，長輩給小孩壓歲錢，全家品吃豬腳燉蘿卜，歡坐待旦，叫「守歲」。所謂「有錢無錢，蘿卜過年」。

4、大年初一民間的講究、禁忌頗多。有的於除夕在大門合縫處貼紅紙「財」宇，在當眼處貼「開門大吉」、「對我生財」之類的吉利語，開門時高聲誦之，叫開門見喜、開門見財。出天行時，觀風向天色，卜來年收成。

5、正月十五，古稱上元節，又名燈節。長沙燈市，多篾扎紙糊各式燈籠，或懸之庭戶，或列之街衢。是日家家點燭於灶台屋角，戶戶煮食元宵縮，頑童則持彩燈相戲。農家除在豬欄狗窩雞坍暗角點燭外，還在田頭地邊燃火，意在除蟲，祈求豐收。

⑤ 湖湘文化在近代經歷了怎樣的轉型

從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開始，以英國發動罪惡的鴉片戰爭為標志，中國歷史進入近代。近代是中國備受列強凌虐、奴役和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也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謀求獨立，向西方學習，努力奮起從而使自己走上近代化的歷史。近代化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化。看中國是否走上近代化主要就是看其是否產生了資本主義的新文化，換言之亦即是否脫離了封建主義的舊文化。中國的資本主義新文化由於中國自身特殊的歷史條件，並非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母體內產生，而是在歐風美雨的影響下，由西方傳播和移植過來的。因此，考察中國文化的近代化，應以西方文化的輸入及中西文化的沖突和融匯作為標志。進而言之，倘若僅有西方文化的輸入而沒有對於這種文化的受容，那還不足以表現文化近代化的特徵。只有當兩種異質的文化彼此沖突融匯，原來的文化在此中發生變異，不再保持原來的面目，而是朝向新型的資本主義文化發展，才能意味著近代文化的開始。（《論湖湘文化的近代化開端及其標志》，《湖南師大學報》，1989年第5期。）運用這個標准審視鴉片戰爭發生後的湖湘文化，我們就會發現其近代化的起點不能與沿海地區劃等號。至少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之前，湖湘文化還沒有走向近代化。
首先，從中西文化沖突融匯的視角看，甲午戰前的湖湘文化對於西方文化只有排斥，沒有受容。排斥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於西教加以排斥。最早傳入湖南的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據載在清雍正之前，衡陽與湘潭兩地即建有天主教堂。太平天國期間，湖南境內的天主教堂「相當可觀」。1860年《天津條約》訂立，中國允許傳教士入內地合法傳教，湖南就更多傳教士的足跡。可是這種西教文化並不能在湖南立足生根，它遭到了湖南人的強烈抗拒。從1860年開始，湖南反教排外的風氣極盛。凡有傳教士涉足之處，如湘潭、衡陽、永州、岳州、長沙、常德、武陵、龍陽、石門、桃源、臨湘等地，都無一例外地發生了反教排外事件。據統計，從1860年到甲午戰前，湖南的大小教案多達數十起，在全國居於領先地位。這些教案或是焚燒教堂、驅逐教士；或是發布攻擊性的揭貼和漫畫，在全國造成很大影響。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周漢反洋教。周漢，湖南寧鄉人，曾隨陝甘總督劉錦棠前往新疆，在左宗棠的湘軍營中幫辦軍務，後擢升陝西候補道。可說是位有功名的封建營伍之士。他反洋教主要採取漫畫與歌謠的形式，將外國教士畫作「豬精」，稱天主教為「天豬教」，指責其「傷天理」、「滅天倫」。可見他反洋教的目的是維護封建的「聖道」和「崇正黜邪」，並非自發與盲從。他在獄中的供詞且自稱：「我中國自古奉行周公孔子之教，我大清定鼎，未有改也」，「忠臣孝子，服從本國君父之教，至死不變」，「服從他國之教，萬國萬世所共惡」。（《周漢與反洋教斗爭(附供詞》，《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周漢的反洋教反映了當時傳統的湖湘文化所蘊含的強烈內凝力，這種內凝力對於來自西方的異教文化，概加排斥，絕不受容。同樣的例子，在曾國藩身上也可以看到。曾國藩組織湘軍對抗太平天國，打起的便是一面「衛道」的旗幟。針對太平天國搬來基督教文化的某些內容，褻瀆孔子，崇奉上帝，與傳統的儒家文化相背離，曾國藩發布《討粵匪檄》，就抓住這一點大加指責。說太平天國「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不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曾國藩全集·文學》卷3。）在這里，曾國藩的衛道與周漢的衛道，本質上並無區別。從某種意義上說，曾國藩對抗太平軍，不單是軍事上的抗爭，也是一場「文化絕續之戰」，爭戰的結局，太平天國失敗了，在中國、在湖南，是封建正統的儒家文化得以確保。這種「正統的」文化中心，被曾國藩不自覺地從北京搬到了湖南。
二是對於西方的一切新事物和新觀念也一概加以排斥。這里可以略舉幾例。一是湘省行輪。早在1866年，湘陽人郭嵩燾上書總理衙門，主張在湘省製造火輪，「以分洋人之利」。1879年郭出使英法卸任歸里，「以開設口岸、廣通商務，為興湘之第一義」。（《戊戌變法》(三)第376頁。）並籌集資金，創議行輪於湘鄂間。不意竟遭到湘人極力反對。湘人認為輪船一開，會將外國人引入內地，民船也會因此而生涯盡失，故眾口一詞，指郭為「二毛子」。同官劉錫鴻還上奏彈劾，致使郭議敗於無成。直到甲午戰後，其它一些河海交通之區，如蘇、浙、贛等省，早已興辦內河行輪了，然而當湘紳向湖廣總督張之洞作懇切請求時，張仍以「湘省風氣未開，易滋事端」為詞，不予批准。（《張文襄公全集》卷218。）後經反復商請，始同意與鄂省合辦。二是1872年6月，曾國藩病歿金陵，其柩由輪船運抵長沙，官紳大嘩，反對輪船入境。曾為同治中興貴宦，尚且如此，足見湖南守舊風氣之強錮。這種風氣，甚至到了甲午戰前的兩年，尚未減弱。據載1892年，湘鄂間架設電線，電桿樹立後，澧州縣紳民疑電線為洋人所設，群起將電桿毀折，終於迫其停工。故在西方傳教士眼中，湖南好比《聖經》「創世紀」中一再提及的「鐵門之城」伊塔——一個拒絕文化洗禮薰陶的地方，認為湖南之於中國，有如拉薩之於西藏，是禁地中的禁地，是保守主義的大本營。當時輿論界這樣評述道：「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為天下之良法，更未知新法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見，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設立之電桿，竟敢拔而投諸之火，種種乖僻，皆自困之道也」。（《萬國公報》第90卷(光緒二十二年六月)）以上便是甲午戰前湖南對於西方文化所表現的態度。
其次，從文化的各個層面來看，甲午戰前的湖湘文化沒有發生變異，仍屬於封建的傳統文化形態。文化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文化僅指觀念形態，廣義的文化則包括物質的、制度的、社會心理的三個層面。物質文化是文化的表層結構，它與人們的衣食住行相聯系，包括物質或器物的創造。可是在甲午戰前，湖南沒有出現任何資本主義的新式工、礦、交通、郵電等，社會經濟依然故我。人們的物質生活及其環境，基本沒有改變。社會心理文化屬於文化的深層結構，它表現人們的內心生活、觀念形態及其社會習俗。可是在甲午戰前，人們的思想觀念及其社會心理，如同前述，對於來自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完全表現出排斥和抗拒的態度。在學術、文藝、史地等各精神文化領域的建構，依然沒有脫去傳統的規范。士大夫多崇尚心性理學，或沉湎於考據訓詁。雖然有一部分人倡導經世致用，這本來可以成為中西文化的一個匯合點，但由於人地所限，以及對於西方文化的拒不受容，所謂經世之學，也依然不能突破儒學的藩籬。至於思想的傳播工具及其各項輔助設施，諸如近代化的新聞、出版、印刷及其公共圖書事業，也一概全無。介於物質與心理文化之間的是制度文化，它反映人們的集體生活。可是在甲午戰前，社會各項制度也絲毫未曾注入資本主義文化的新鮮血液。以教育一項論，除了部分經世派對於科舉制度有過批判，少數人進行過書院改革的某些嘗試之外，真正能夠體現資本主義文化設施的新式學堂，則一所都未出現。自然更談不上政制、法制、兵制等各個方面的變遷了。總之，甲午戰前的湖湘文化，其各個層面都沒有超越傳統文化的氛圍。傳統的湖南社會以豐衣足食為滿足，以奉行「三綱五常」為止境，士大夫以文風自豪，百姓以知就義為足。這是一個完完全全的「自我中心」社會。但凡自我中心者，排外自必強烈。當然，造成這種自我中心的原因有許多，諸如地理環境、地方民族性格等等。但尤為貼近和明顯的一個因素，則為湘軍的興起與功成。曾國藩以儒教治軍，打敗太平天國，使儒家傳統得以確保，這就給湖南人帶來了高度的責任感和榮譽感，因而也使其滋生一種虛驕狂妄之氣。陳寶箴謂：「自咸豐以來，削平冠亂，名臣儒將，多出於湘，其民氣之勇，士節之盛，實甲於天下。而恃其忠肝義膽，敵王所愾，不願師他人之所長，其義憤激烈之氣，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為最」。（戊戌變法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249頁。）皮錫瑞也稱：「湘人尚氣，勇於有為，而氣太盛，則不能虛衷受益」。（皮錫瑞《伏師堂未刊日記》，《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此便是對於自我中心，湖南人的典型概括，又何嘗不是對於傳統的湖湘文化的概括呢!在這種狂妄的自我中心意識流的作用下，外界發生種種變故，湖南人皆不屑一顧，仍自抱殘守缺。無怪乎有人這樣評論：「自鴉片戰爭至英法聯軍之役，中國所發生的『三千年變局』，湖南人是無動於衷的。湖南人的守舊態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盪，沒有引起些許漣漪。所以當自強運動在沿海地區進展的時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餘年的自強運動，於湖南人幾乎完全是陌生的」。（張明園《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湖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131頁。）
也許有人會說，甲午戰前，湖南不是出現過幾位向西方學習的先進之士嗎?如魏源、郭嵩燾、曾紀澤，甚至曾國藩也辦過洋務。誠然，這都是客觀事實。但人們也應看到，他們雖是湖南人，而他們的新思想卻不是在湖南產生的。同時他們的思想和言行，也基本上沒有對於甲午戰前的湖南產生過作用和影響，更談不上改變傳統的湖湘文化結構和促使它向近代化過渡。他們當時或是不為湖南人所聞，或是受湖南人排斥。他們真正受到湖南人推崇並成為湖南人的驕傲，那恰恰是甲午戰後的事情。要言之，甲午戰前的湖湘文化，沒有與西方文化發生交匯，仍屬於典型的傳統文化結構。

甲午戰後：從傳統走向近代的湖湘文化——近代湖湘文化轉型之二
湖湘文化的近代化是從甲午戰後才開始起步的。具體說是在甲午戰後的湖南維新運動中，湖南才一反甲午戰前的那種守舊排外的格局，對於西方文化開始受容，並進行了各項近代資本主義文化的模仿和創制。
為什麼直到甲午戰後，傳統的湖湘文化才開始發生變化?這是新的時勢和環境造成的。有些學者只注重從思想背景的角度解釋這種變化，突出王夫之、魏源等人的思想影響在個中作用。我們不否認傳統的湖湘文化與近代湖湘文化之間的傳承關系，但卻不認為思想背景是引起湖南變的最主要的因素。之所以如此強調，即是說，倘若沒有這層思想背景，在某一特定的外部條件的作用下，湖南也是要變的。這一外部條件就是中日甲午戰爭。是役，老大的中國居然被小小日本給打敗了，而湘撫吳大徵還親率了一批湖湘子弟參與對日作戰。昔日不可一世的湘軍，如今居然不堪一擊，這對於「自我中心」的湖南人來說，是一股強刺激。如果說過去的湖南人曾因為湘軍所帶來的榮耀而自我陶醉，以致於守舊排外，那麼這種榮耀一經掃地，湖南人就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譚嗣同說：「湘軍與日本戰，大潰於牛庄，湖南人始轉側豁悟，其虛驕不可向邇之氣，亦頓餒矣」。（《譚嗣同全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68頁。）虛驕之氣既滅，虛衷受益才有可能。當時湖南人多以日本做榜樣。日本所以打敗中國，是因學習西方有成效，因此湖南人也就對於「西學」產生興趣。譚嗣同的前後變化很可以說明這點。1895年，他寫給歐陽中鵠的信中說：「平日於中外事雖稍稍究心，終不能得其要領。經此創巨痛深，乃始屏棄一切，專精緻思」。「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不敢徇一孔之見而封於舊說，不敢不舍己從人取於人以為善。設身處境，機牙百出。因有見於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不恤首發大難，畫此盡變西法之策」。（《譚嗣同全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68頁。）所謂「舍己從人取於人」，所謂「畫此盡變西法之策」，表現出一種異於甲午戰前的嶄新姿態。甲午戰後，一大批湖南人，就是抱著這種姿態，從傳統文化的氛圍中掙脫出來，在陳寶箴、江標、徐仁鑄、黃遵憲等湘省官吏的支持下，在梁啟超等幾位康門弟子的幫助下，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湖南維新運動，從而將湖湘文化推向近代化的進程。
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首先表現為傳統的觀念形態發生變革。為了破除甲午戰前湖南守舊排外的格局，湖南維新派採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開民智」與「倡西學」。傳統的湖湘文化以自我封閉為其特徵。自我中心的頑固之士抱著一種「普天之下，惟我獨尊」，「舍我之外，必無教化」的觀念。維新派將其指為「井蛙」和「夏蟲」。井蛙不知天，夏蟲不知冰。邵陽人樊錐寫成《發錮》一文，抨擊頑固派「不攬星球，則曰世界之宏」。（《湘報》，1898年4月19日，第38號。）告誡守舊人士在湖南和中國之外，尚有一個浩渺無垠的宇宙，宇宙中有無數星球，而我「僅據其一」，這「其一」之中，又有萬國萬教相列，「相犄相角，相抵相吞」，「宗旨岔出，言論橫塞」。世界既如此之大，萬國萬教相列如此之多，又何可「唯我獨尊」?針對守舊者將儒家文化奉為至高無上的「天理」，把西方文化視作非天理的異端邪說，樊錐駁斥說：「以天之理，不以是者理，非者不理也。世界之是非，皆理也」。「自然之性，歐亞相合，烏得以我獨有天，彼獨無天乎?又烏得以我之天獨是，彼之天獨不是乎?」他認為「天理」並非儒家所獨有，天理即世界之公理!「天之於生，無非一也，一也者，公理焉；公理也者，平等焉」。故西方文化應與中國文化平等相視。所謂「一人孤生不成其為人，一國孤據不成其為國，一洲孤立不成其為地球，一筋一血一絲一絡不成其為身，故一教不成其為世界也」。（《湘報》，1898年4月19日，第38號。）
二是宣場「中體西用」與「西學中源」說。對於西學合法地位的認定，必然導致維新人士將中西文化進行比較，從而權衡輕重，判定優劣，決其取向。應該說，在這一點上維新人士之間存有差異。大部分維新人士，特別是在維新運動初期，通過比較，還只能對於西學中的「西藝」加以接受，即學習兩方科技，進行器物文化的創造。他們並不認為「西政」，即西方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優於中國。因此他們奉行從60年代開始作為洋務運動指導思想的「中體西用」為指針，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體」還不能變。湖南新政中的兩項重要設施——南學會與時務學堂，便都是以「中體西用」為其宗旨。皮錫瑞主講南學會時，屢次宣稱：「中國自有教旨學派，二千年來信從已久，豈能盡棄其學，全仿西學?」（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由於奉行這種宗旨，於是便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即許多維新人士在會通中西文化時，幾乎都將西方文化說成是由中國文化派生的，這就是所謂的「西學中源」說。如唐才常解釋湖南創設保衛局時這樣說：「今西國有警察部，無不與《周官》暗合。《傳》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記》曰：『禮失求野』。吾能取其法，還之中國，斯可認上對古人，下慰民心。」（《湘報》，1898年3月8日第2號。）為何甲午戰後，不少人已醉心「西政」，而湖南則還依然停留在「中體西用」的層次上?試言之，一是湖南開風氣較晚，它本身沒有經歷洋務運動這個階段，大多數人的認識水平還不能超越這個層次，甲午戰後欲「畢其功於一役」，一時尚難辦到；二是中央的官方文書中還只標榜「中體西用」，主持湘省新政的官員尚不敢有所逾越而去承擔風險；三是維新人士為減少新政阻力，需要盡可能將中西文化的畛域消除。所謂「西學中源」說，對於部分維新者講，實際上也隱寓著以維護傳統的形式來打破傳統的用意。
三是宣傳「西政」並與保守派斗爭。盡管多數人奉行「中體西用」，然而也有少數激進的維新人士，在湖南維新運動的中後期，旗幟鮮明地從「西藝」層面升華到了「西政」的高度。譚嗣同是其中突出的一員。他指責主張「西藝」者，是對西方「政令法度之美備曾未夢見」，認為中國變法應當從學習西方的政令法度入手，這就需要改變中國的「體」，即封建的君主專制和綱常名教。他指責封建君主為「竊國大盜」，指責三綱五常是「慘禍烈毒」。（《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其他還有一些激進派亦有同樣的批判。在批判的同時，他們大倡西方的平等思想與民權學說。譚嗣同認為封建社會顛倒了君民關系，應當是「民本君末」，「君權民授」，「主權在民」。他說：「五倫中於人生最無弊而有益」者，只有朋友一倫。「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節宣惟意』。總括其義，曰不失自主之權而已矣」。（《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梁啟超在時務學堂面對青年學子的講學中，更是大張其說。他們將封建文化的「體」批駁得體無完膚，成了傳統文化的叛逆者。甚至他們中的個別人士，還主張全盤西化。樊錐有「革從前，搜索無剩，唯泰西是效」的言論；（《湘報》，1898年4月2日第24號。）易鼐有「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從泰西」的主張。（《湘報》，1898年3月29日第20號。）由此可見，封建的倫理觀在他們思想上已發生變革，繼之由資產階級的民主平等觀所取代。正因為這樣，才招致守舊人士，也包括停留在中體西用層次上的一批人的反對。湖南維新運動中所發生的一場斗爭，史學界稱之為新舊之爭(其實應當是「體用之爭」，或者說是「西藝」與「西政」之爭)，便是由此而生的。在這場斗爭中，以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為代表的激進的維新派面對以王先謙、葉德輝為首的反對派的猖狂進攻，毫不退卻，生死以斗，甚至以「殺身滅族」相勸勉，充分表現出一種沖決羅網的獻身精神。
總之，甲午戰後經過維新派的積極宣傳和努力，人們的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層次上與傳統的觀念發生了變革和離異，這種變革、離異，成為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標志。
其次，維新派以變革後的新思想和新形式，開創了湖湘文化近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這種新局面的開創具體表現在如下五個方面：
一是開設學堂。幾乎所有的維新派，都提出了廢科舉、興學校的要求。湖南時務學堂的設立，成為湖南省第一所近代化學校。課程設置除了經史，增設了不少西學課目，如格算、公法、外國史志等。省城還設立了近代化的專門學堂——武備學堂，採用西法培養新式軍官。全省各地都紛紛改變舊的教育體制，標志著湖南近代教育的開創。
二是舉辦學會。省城設立南學會，成為湘省「開民智」的領導中心。遇有地方重大事情，均由此會討論，提出辦法，供省當局採納。南學會定期開講學術、政教、天文、輿地，聽講者可自由發問辯難，為人們提供了思想與言論交流的場地。全省各地不僅有南學會分會，還設立了其他各種學會，如校經學會、明達學會、致用學會、延年會、群萌學會、任學會、湖南不纏足會、三江學會、興算學會、法律學會、公法學會、質學會、戒鴉片煙學會等等。各學會開展各項活動，移風易俗，蔚成一種新的社會風尚。其中尤以湖南不纏足會與長沙延年會成績顯著。不纏足會旨在破除婦女纏足陋習。它的入會章程規定：「凡入會人所生女子不得纏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纏足之女」。譚嗣同撰《不纏足會嫁娶章程》還規定：「同會者可互通婚姻，婚姻從簡，女方不得需索聘禮。（《湘報》，1898年4月9日第30號。）當時報名參加不纏足會者達一千數百人之多。總會在長沙設立，衡山、新化等地還設立分會。延年會則以樹新風、除舊俗為主旨。它的章程規定：無故不得請客，賀節賀喜及虛文酬答一律免除，嚴格遵守工作作息時間，辦事講求效率，並每天做體操。（《湘報》，1898年4月9日第30號）。
三是推行市政管理措施。為維護社會秩序和治安，湖南設立了保衛局。這實際上是中國最早的警察機構。它以「去民害、衛民生、檢非違、索罪犯」為主旨。（《湘報》，1898年4月9日第30號）。除通緝罪犯，還清掃街道衛生，維持市內交通。
保衛局附設有遷善所，職責是收容和改造社會不法之徒，如騙、盜及流氓斗毆等，組織他們學習織布、縫紉、刻字、彈棉、製鞋等項技藝，使之釋放之後，能有一正當職業謀生，不再危害社會。
四是建立各項近代文化設施。為開風氣、拓見聞，省城辦起《湘學報》與《湘報》。這是湖南最早的近代雜志和日報。它們開設各項專欄，有奏疏、電旨、公牘、論說、省內外新聞、商務、雜事、外國時事等。甚至還刊載每天市場商情、物價及各類廣告，成為傳遞信息、溝通人們思想的重要工具，也成為宣傳資本主義新文化與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的園地。當時，《湘報》上出現了一些用白話體寫作的文章和詩歌，如皮嘉佑的《平等歌》、《醒世歌》；吳獬的《大家想想歌》等，語言通俗活潑，開創了文學的新形式，還出現了一些新史學以及運用西方自然科學解釋天文、地理的文章。《湘報》當時已經採用了最新的機器活字印刷技術，報紙日出一張。湖南近代的新聞、出版、印刷事業由此開創。南學會還設有藏書樓，也開湖南近代圖書館事業之先河。
五是開辦近代新式企業。包括設礦務局，用機器和新法開采各種礦藏；設和豐火柴公司，提供人們日常必需的用具；設寶善成製造公司，開辦機器製造業；設小型發電廠，使長沙最早有了電燈照明；設電報局，架湘鄂間電線，使湖南最早有了電信業。又開辦湘鄂間的輪船營運；還籌建鄂漢鐵路。
所有上述，表現了甲午戰後的湖南，無論是物質文化、制度文化，還是社會心理文化，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標志。

⑥ 湖湘文化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湖湘文化，它們有著自己的風格，而且它們也是一種非常樸素，非常朴實的文化，如果它們消失了的話，那麼對於世界來說是一種非常大的損失，所以說，互相文化還是比較重要的。

⑦ 什麼是楚湘文化特徵產生時間(注意是楚湘文化)

國考古學界認定，距今一萬至五千年前是我國新石器時代的早、中期，即傳說中的神農時代；距今五六千年前是新石器時代晚期向青銅器過渡的時期，即傳說中的黃帝時代。炎、黃二帝既是氏族首領，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稱號，分別代表著兩個時代，即炎帝時代和黃帝時代。此前的湖南，還擁有數十萬年舊石器文化的歷史。湖南氣候溫濕，其南部的江永一帶是原始野生稻產地。毗鄰江永的道縣玉蟾洞遺址發現超乎一萬年的陶器和三粒完整的稻穀，其中稍早的為野生稻，略晚的為栽培稻，還保留有野生稻、秈稻和粳稻的綜合特徵，是迄今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栽培稻標本。這說明，道縣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滿足人們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過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為人類燃起了開拓稻作文化的希望。

舊石器晚期的長江中游，已經成為兩岸文化同源的紐帶。渡過湖北江陵一帶，便是湖南洞庭區土質松軟的澧陽沖積平原，具有發展規模稻作文化的自然條件，從舊石器晚期始，先民們陸續進入這個平原。八九千年前的澧縣彭頭山就有文字發明前的表意符號、表意繪畫和圖騰。八千年左右的澧縣八十�遺址，發現稻穀和大米兩萬多粒，是全世界史前稻作穀物發現最多的地方；還有木耒、木鏟和骨鏟等農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與《周易·系辭》「神農氏作，�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傳說記載完全暗合，和戰國中期《屍子》說「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以及《續三皇本紀》載炎帝稱帝「五百三十年」的時間之和也大體相當。由此可見，神農氏族從陝甘遷入澧陽，創造的優勢不斷增強，形成了定居農業的基本經濟形態，將稻作文化發展到了規模農業階段。制陶工藝亦相當嫻熟，以多種形式的釜和白陶，彩陶最具特色，其輻射光芒波及沅、湘和鄂西等周鄰。湖湘文化從此更不斷創新。6500年前，澧縣城頭山古城和稻田的被發掘，證實了神農氏「日中為市」的傳說記載。澧縣八十�遺址發現一些台基式建築，其中一座房基的中間主體部分高出地面約40厘米，四角向外伸出呈犄角狀，平面呈海星狀。這種禮儀中心遺址提示人們：澧縣八十�原是神農時代的中心所在。第一代神農當是從這里出發南巡為民治病，因誤嘗斷腸草而崩葬於長沙茶鄉之尾。神農氏族因締造農耕文明而被擁戴為中心氏族，其子孫也就受延攬而衍於四方。最後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敗於阪泉之戰，葉落歸根於其先祖的寢陵附近。這樣，整個神農時代的湖湘文化因在神農中心氏族的心臟地區發展起來，也就浸透了神農氏族文化的精神。

隨著時間的推移，黃帝氏族從黃河流域興起，與炎帝氏族逐漸融合發展，形成炎黃聯盟，成為古代中國最強盛的部落群。炎帝神農氏是這個聯盟的奠基者，爾後黃帝取而代之，統一中原，拓展四方，炎黃集團從此進入國家產生前夜的酋邦時代。黃帝成為首任酋長，繼續高舉炎黃聯盟大旗，將炎帝開創的原始文明推向新的歷史階段，從而奠定了一個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垂數千年穩定統一的文明古國的鞏固基礎。湖湘文化也就隨之融合發展成了炎黃文化。

《周易·系辭》將炎黃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以喻兼有天和大地的品格。這個概括不僅體現為先賢的哲學理念，更主要的是體現在炎黃文化傳統中持續作用著的基本精神，這就是勇於征服洪荒的艱苦創業精神，勤於科技發明的開拓創新精神，樂於為民造福的犧牲奉獻精神，包容互補的民族大團結精神。在率先發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傳統中，還蘊含著一種慣於發揚主觀能動性，敢為天下先的性格特徵。這些性格和精神，一脈傳承迄今，成為湖湘文化的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的基礎，形成了國家民族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突出的愛國主義傳統指向以及個人對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這種價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維方式，即博採內外眾家、廣為交融、優化思維主體的開放方式。上述三個層面更共同鍛造了從周敦頤、胡宏到王船山的哲學思想，及其崇實、主動、重行、通變、求真、達用的哲學方向。以王船山為代表的17世紀早期啟蒙思想，直到清末才被推上歷史前台，成為近代中國救亡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

湖湘文化，是指一種具有鮮明特徵、相對穩定並有傳承關系的歷史文化形態。先秦、兩漢時期湖南的文化應該納入到另外一個歷史文化形態———楚文化中。屈原的詩歌藝術、馬王堆的歷史文物，均具有鮮明的楚文化特徵。而南北朝及唐宋以來，由於歷史的變遷發展，特別是經歷了宋、元、明的幾次大規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習俗、風尚、思想觀念上均發生了重要變化，從而組合、建構出一種新的區域文化形態，我們稱之為湖湘文化。當然，先秦、兩漢的楚文化對兩宋以後建構的湖湘文化有著重要的影響，是湖湘文化的源頭之一，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有的人希望將湖南這兩種文化形態連接起來，並稱之楚湘文化。

美術：

馬王堆出土的西漢帛畫是中國畫的源頭之一，西漢彩繪漆畫又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油畫。孕育了易元吉、張宜尊、齊白石等美術大師。

體育：

奧運湘軍，2000年，悉尼奧運會28枚金牌中湖南代表團奪得7塊金牌。

金牌：楊霞：女子舉重53公斤級 占旭剛：男子舉重77公斤級 龔智超：羽毛球女子單打 劉璇：女子體操平衡木 熊倪：跳水男子三米板 熊倪/肖海亮：跳水男子三米板雙人 李小鵬：體操男子雙杠

音樂：

娛神歌舞，是湖南民間早期的歌舞形式，在湖南延續的時間很長。透過風俗性的民歌，可以窺見楚人"重淫祭"、"隆祭祀"、"迎神送神"、 "歌樂鼓舞"的某些古樸遺風。如在全省廣為流布的《鬧喪歌》、《干龍船》、《儺腔》、《獵山歌》，都留有古代一些祭祀、娛神的痕跡。

1993年以來，在全省和全國大獎賽中，有500餘人獲獎，獲獎作品達300餘件。《春滿土家寨》、《搖籃之歌》、《拉著中華媽媽的手》、《我們是株冶人》、《太陽雨》、舞蹈音樂《踏水謠》、《南燕駕著春風來》、《走向明天的輝煌》、《中法集團之歌》、《山裡的哩哩》、《思念武陵源》、《民族魂》等作品獲得國家級音樂評獎的金獎。

在音樂理論研究方面， 近幾年來，涌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理論成果和優秀理論人才。在省以上公開刊物發表的音樂學術論文200餘篇， 出版音樂理論著作60餘部。

宋祖英，李谷一，陳思思，湯燦

戲劇：

湘劇是湖南地方大戲劇種之一。民間一般稱之為「大戲班子」、「長沙班子」、「湘潭班子」。「湘劇」這個劇種名稱最早見諸1920年長沙印行的《湖南戲考》第一集西興散人序。因是用「中州韻，長沙官話」演唱，故又稱長沙湘劇。湖南戲劇包括：祁劇、辰河戲、衡陽湘劇、武陵戲、荊河戲、巴陵戲、湘昆、長沙花鼓戲、邵陽花鼓戲等。

長沙花鼓戲，其中《打銅鑼》、《補鍋》、《烘房飄香》、《雙送糧》、《駱四爹買牛》、《牛多喜坐轎》、《八品官》、《啼笑因緣》等劇目深受廣大觀眾的歡迎。1983年，湖南省花鼓戲劇院排演的神話劇《劉海砍樵》，應華美協進社邀請，赴美國紐約、華盛頓演出。美《華僑日報》、《華語快報》、《紐約時報》等均載文評論，祝賀演出成功。長沙市花鼓劇團演出的《劉海砍樵》也應邀赴日本演出，傾譽東瀛。

舞蹈：

作為湖湘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湖南舞蹈藝術，具有悠久的發展歷史和風情獨具的藝術風采。 據不完全統計，湖南現有近400多個舞種，舞蹈節目多達幾千個。湖南舞蹈藝術的發展歷史悠久。湖南民族民間舞蹈藝術之花，萌芽、生長於楚文化和湖南原土著居民文化的藝術土壤。隋唐以來，《綠腰舞》、《白獰舞》、《柘枝舞》等著名的盛唐宮廷舞蹈，也流傳到湖南。唐人李群玉曾在長沙看到過南國佳人的舞蹈。他作《長沙9日登東樓觀舞》一詩，描述了其時的情景。這些外來歌舞與當地的楚舞和民間歌舞相融合，鑄就了豐富多彩、風情獨具的湖南民族民間歌舞藝術的獨特風姿。自古以來，在湖湘大地上便居住著苗族、土家族、侗族、瑤族、壯族、回族、瓦族等許多少數民族。獨特的民族習性、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構成了他們各各不同的舞蹈藝術。苗家舞蹈有《跳香舞》、《接龍舞》、《盾牌舞》、《先鋒舞》、《茶盤舞》、《儺願舞》、《渡關舞》和鼓舞、蘆笙舞等。土家舞蹈有《擺手舞》、《毛古斯》、 《八寶銅鈴》、《仗鼓舞》、《跑馬舞》、《造旗舞》、《團雞舞》、《梅嫦舞》、《八幅羅裙》、《跳喪》等。 侗族的舞蹈主要有《蘆笙舞》、《多耶》、《冬冬推》等。瑤族舞蹈主要有《傘舞》、《刀舞》、《盾牌舞》、《羊角短鼓》、《香火龍》及多種祭祀舞。

文學：

湖南文學的產生和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的南楚到明代，為古代湘楚文學時期。這一時期的文學代表人物有屈原、陰鏗、李群玉、胡曾、周敦頤、王以寧、樂雷發、馮子振、歐陽玄、李東陽等；第二個時期，從清代到中日甲午戰爭，為湖湘經世文學時期， 其文學代表人物有王夫之、齡前魏源、曾國藩、何紹基、郭嵩燾、鄧輔綸、王闓運等；第三個時期，從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前後，為資產階級文學時期。其文學代表人物有譚嗣同、陳天華、寧調元、易順鼎等；第四個時期，從「五四」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到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為新民主主義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時期，其文學代表人物有歐陽予倩、田漢、丁玲、沈從文、張天翼、周揚、周立波、康濯、莫應豐、古華、譚談、孫健忠等。

屈原的辭賦，他懷著對祖國、對人民的深厚情感，寫下了許多描述湖南山水景物、風土人情、民間祭祀、神話傳說的辭章，表現了古代湘楚人的生活和情感，在開創一個與《詩經》風格迥異的南方楚辭、離騷文學流派的同時，也奠定了湖南文學的基石。

當時著名詩人李白、孟浩然、王昌齡、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等都曾流寓湖南， 並留下了很多不朽之作，偉大詩人杜甫還客死在湘江的一葉孤舟上。宋元明時期湖南著名的文學人物有周敦頤、王以寧、樂雷發、馮子振、歐陽玄、李東陽等。

在鄉先賢王夫之「身之所歷，目之所見， 是鐵門限」的理論遙相倡導下，湖南文士得風氣之先，經陶澍、賀長齡、魏源弘揚光大後，形成了以曾國藩、左宗棠為代表的湖湘經世派文學群體。他們以功業自許，以實務為先，寫詩作文則提倡介入生活。也就在這一時期， 湖湘文化走向成熟，趨於繁榮。在散文方面，出現了以曾國藩為領袖的桐城古文湘鄉派，涌現了吳敏樹、鄧輔綸等一些著名作家，他們宗法桐城而不固守桐城義法，明確提出將「經濟之學」納入文學范疇，認為文章除了必須講究義理、考據、詞章外，還應當力矯空疏，經世致用。在詩歌方面，出現了何紹基、王闓運等名家。他們都是門人弟子甚眾，文采風流，盛於一時，交相輝映在三湘天宇， 造成了當時中國詩壇的奇麗景觀。

資產階級文學時期，時間上為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前後。「革命黨之大文豪」陳天華熟練地運用了人民喜聞樂見的說唱形式及淺顯的白話文，寫作了《猛回頭》、《警世鍾》等作品，為辛亥革命起義作了輿論上的准備。

文物：

長沙窯始於中唐，盛於晚唐，衰於五代。晚唐時，長沙窯的產品已遠銷朝鮮、日本、東南亞和西亞， 是當時中國重要的對外貿易陶瓷產品之一。

較重要的有西漢牛鐙、魏晉人形吊燈、五代馬殷鐵盆、馬希廣和馬希范銅鏡、宋代銅則、元代青花人物故事玉春瓶、雙魚大盤和清初的鐵炮等。

湖南是南方發現商代晚期的銅器最多的省區之一，總數約有300件。其中特別重要的有寧鄉縣月山鋪轉耳侖的四羊方尊，黃材寨子山的人面方鼎，醴陵獅形山的象尊，衡陽市包家檯子的牛尊，湘潭縣九華金盆養鯉的豕尊，華容、 岳陽、常寧的犧首獸面紋尊等。這些青銅器以體形高大厚重，紋飾優雅秀麗，造型雄奇，鑄造精良而聞名於世，在中國青銅文化寶庫中佔有較高的地位。

馬王堆西漢古墓，馬王堆漢墓位於湖南長沙市東郊五里牌，為一馬鞍開土堆，封土堆高10餘米，直徑30米左右。原來以為是五代楚王馬殷的墓葬，1972-1974年相繼發掘，先後出土3座西漢墓葬。據考證，這是西漢初期諸侯家族墓地。其墓葬結構非常宏偉復雜，其中一、三號墓棺槨葬具保存完好。

馬王堆漢墓的發掘，對我國的歷史和科學研究均有巨大價值，其出土文物異常珍貴。如從三號墓中出土的帛書《五十二病方》，經考證，比《黃帝內經》（成書於春秋戰國時代）可能還要早，書中記載了52種疾病，還提到了100多種疾病的名稱，共載方280多個，所用葯物計240多個。這是我國現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劑。《五十二病方》的發現，補充了《內經》以前臨廣西壯族自治區醫學的內容，是一份非常珍貴的醫學遺產。

澧縣城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長沙西漢王室墓的發掘出土、長沙走馬樓三國孫吳紀年簡牘的出土，分別被評為1992年、1993年、1996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⑧ 湖湘文化的特色

湖湘文化的內涵是：無須依傍的獨立意識，經世致用的功業追求，使氣輕生的熱血性格，犟拗霸蠻的任事態度。發展到現代，湖湘文化的內涵則由無須依傍的獨立性格發展為敢為天下先的創新意識，經世致用的功業追求發展而為憂國憂民、救世拯時的憂患情懷；使氣輕生的熱血性格發展為為理想而獻身的犧牲精神；犟拗霸蠻的任事態度發展而為頑強果敢的堅執定力。因此如果從作文方面來思考，就應該從創新意識、憂患意識、獻身精神、頑強果敢的毅力等方面來思考。
如從頑強果敢的毅力這一角度來思考的話，應該說，直接的正面的從頑強果敢來命題，這種可能性不是很大的，這就需要我們作更深入的思考，從不同的角度來扣住這種精精神。筆者擬就了幾個作文題，試圖從體現湖湘文化中的頑強果敢的角度作一個管窺：
例1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作文。
曾國藩曾說為人以「耐」字為要，不為大府所器重，則以耐冷為要；薪米或時迫窘，則以耐苦為要；聽鼓不勝其煩，酬應不勝其擾，則耐勞為要；與我輩者，或以聲氣得利；在我後者，或以干請得榮，則耐閑為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無所求者，不過數年，必會通達。「耐」就是受得起、經得住的意思。大凡事業上取得成功的人，都少不了這樣一種「耐」的精神，請以說「耐」為題寫一篇議論文或記敘文。
例2
現實生活中人們有一種普遍存在的心理，一件事開始時很有熱情，但時間長久了就會產生一種倦怠的心理。與此相反的是「久而敬之」，即無論時間多長，總是以一種「敬」的態度來對待人和事。請以「久而敬之」為題，寫一篇議論文或記敘文。
例3
請以「生活中的英雄」為題寫一篇不少於800字的記敘文或議論文。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是「憂患意識」應該作為重點，這種憂患意識其一是表現在對現狀的憂慮，其一是對它的發展趨勢的憂慮。
舉例來說，其一，可以對社會上求大求快的思潮進行反思。如能住七八個人的旅館就稱作為大型旅館，能停二三輛車的地方就叫大型停車場，還有本來規模很小的超市就叫作大型超市等，學生使用的復習資料的名稱有「考霸」的，還有什麼「第一考」，什麼「無敵」等，這種現象可引發我們的思考，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不能盲目追求快大全，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盲目地求快，盲目地自大，對我們的發展是極其不利的，歷史的經驗不能忽視。
其二，教育的現狀也是令人憂慮的，思想道德的教育、高尚的審美情趣的培養、好的行為習慣的養成、健康的身體素質的形成，幾乎被單純追求學業成績所取代，在報考大學選擇專業時，絕大部分學生選擇的是所謂的熱門專業，就業前景好的專業，工作待遇高的專業，至於基礎理論課程等就很少有學生去報，相對艱苦的專業如采礦選礦等專業除了極少數的農村的家庭比較困難的孩子外，問津之人也不多。如果從這些角度來命題，不也正體現了湖南人的憂患意識，不也正好體現了湖湘文化的特色嗎？
如閱讀下面這段話，然後作文
世人所謂立志，志科名耳，志利祿耳。每子弟發蒙，即便以此相誘。故所誇材雋，不過泛濫於記誦詞章，而不復知孝弟忠信為何事。朱子諭學者，所雲志不立之病，卻在貪利祿，不貪道義，要作貴人，不要作好人。教後生須將此路頭，先與他指點明白，方得迤邐向聖賢一路上去。請以「不作貴人，要作好人」為題寫一篇不少於800字的議論文。
其三，現在提得最響的一個口號就是與時俱進，怎樣的思想和行為才是真正的與時俱進，這也應該成為我們思考的一個問題。
二、從閱讀的角度來體現湖湘文化的特色
其一是通過考試材料的選擇來體現湖湘文化的特色。考試材料的選擇是個理想的體現湖湘文化特色的載體。其中最直接的辦法莫過於選擇古今的湖南本土作家的作品。如2006年的文言文的閱讀所選的是曾國藩的《湖南文征序》。如單選擇近代作家的作品，除曾國藩外，還有左宗棠、王夫之、魏源、陶澍、蔡鄂等人，就現當代來說，有沈從文、周立波、韓少功等。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從湖南對作文方面的要求進行思考，湖南對作文的要求是要寫出符合文體特徵的文章。那麼，命題者在選擇閱讀材料的時候是否也會選擇那些體裁特徵非常明顯的典範的文章呢？這種可能性從道理上來說也應該是有的。那麼引導學生適當地讀一些典範的記敘文或者議論文也有必要。即使高考沒有考到這個內容，我想對學生也是有好處的。不過筆者不主張在復習過程中刻意去尋找這方面的資料供學生閱讀，其實選哪個時代、哪個人的作品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要能讀懂作品，要掌握基本的閱讀方法和閱讀技巧，有了這些，就可以做到以不變應萬變。
三、從題型的設置上體現湖湘文化的特色。
這一點實際上從湖南自主命題開始，就非常鮮明地體現了這一特色。從題目的設置來看，文章賞析題本身就鮮明地體現了湖南的特色。當然，除此題外，還有其它的題也很好地體現了湖南高考的語文特色。此外，還有語音題，去年的語音題就對普通話中湖南方言易讀錯的字進行了考查，等等。
當然，從一套高考試題的角度來體現湖湘文化的特色，可以作更多層面的理解。我在此只是談了些膚淺的看法。在復習迎考的過程中，我們不主張用這種帶有明顯的猜題性的思考來指導復習行為，但能明確本年度高考的方向應該說對提高復習的效率也是有一定的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