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運河文化帶什麼時候開建

⑴ 中國大運河是哪個朝代開始修建的

中國大運河始建於公元前486年，時值中國古代的春秋時期。

大運河肇始於春秋時期，完成於隋代，繁榮於唐宋，取直於元代，疏通於明清。大運河的開通，自此打通了南北交通的大動脈。貿易往來日益增多，文化、思想、觀念、藝術等精神領域的交流亦不斷延伸擴展。

中國大運河包括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和浙東大運河三部分，全長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個緯度，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東等8個省市，縱貫在中國華北大平原上，通達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國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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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運河的開鑿始於公元前5世紀，7世紀完成第一次全線貫通，13世紀完成第二次大溝通，歷經兩千餘年的持續發展與演變，直到今天仍發揮著重要的交通與水利功能。大運河並不是一次性建成的。有隋唐大運河和元代京杭大運河之分。

大運河最早的一段位於江蘇境內。春秋時期，吳王夫差為了進攻齊國，運兵運糧，征調大批民夫，在長江與淮河之間，開鑿一條運河，叫做「邗溝」兩漢至南北朝時期，相繼修建了一些渠道。這些渠道雖然斷斷續續，卻使大運河的開鑿，在江南和中原地區初具規模了。

隨著南北政治、經濟和文化日益發展，修鑿的局部運河，已經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尤其江南地區在全國經濟生活中越來越占重要地位，溝通南北水道已經成為社會經濟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於是，歷史到了隋朝時期，大運河第一次成型，史稱隋唐大運河。它以洛陽為中心，南起杭州，北到北京，它貫穿河北、河南、江蘇和浙江等省。運河水面寬30至70米，長約2700多公里。這條運河運營了五百多年，歷經唐朝、五代、宋朝，到南宋末年因部分河道淤塞而衰落。

取而代之的是京杭大運河。元朝取代金和南宋之後，在北京建都，將大運河南北取直，不再走洛陽，把天津至江蘇清江之間的天然河道和湖泊連接起來，清江以南接邗溝和江南運河行程縮短了九百多公里，又運行了七百多年，直至今日。

中國大運河貫穿5大水系，流經6省18市，溯游1797公里，2500年間，中國大運河聯通南北、貫穿古今，隨「國運」起伏而幾經衰榮。流淌到今日，中國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交通要道的漕運時代已經終結，但它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活化」之河的時代已然開啟，閃爍出中國文明之光芒。

⑵ 京杭大運河是什麼時候開鑿的

京杭大運河始建於春秋時期，是春秋吳國為伐齊國而開鑿，隋朝大幅度擴修並貫通至都城洛陽且連涿郡，元朝翻修時棄洛陽而取直至北京，開鑿到現在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

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古代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與長城、坎兒井並稱為中國古代的三項偉大工程，並且使用至今，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一項偉大工程，是中國文化地位的象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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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運河地理位置

京杭大運河全長1794千米，截止2012年，京杭運河通航里程為1442千米，其中全年通航里程為877千米，主要分布在山東濟寧市以南、江蘇和浙江三省。

京杭大運河流經北京市通州區，天津市武清區，河北省廊坊市、滄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東省德州市、臨清市、聊城市、濟寧市、滕州市、微山縣，江蘇省徐州市、宿遷市、淮安市、揚州市、鎮江市、常州市、無錫市、蘇州市，浙江省嘉興市、湖州市、杭州市20個市區，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

⑶ 江蘇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促進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決定

一、本省行政區域內的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及相關活動，適用本決定。

本決定所稱大運河文化帶，是指國家和省有關規劃確定的大運河江蘇段范圍內，以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為引領，統籌推進大運河沿線文化、生態、經濟和社會建設的綜合發展區域。二、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應當落實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遵循文化引領、統籌推進，科學規劃、優化布局，強化傳承、創新發展，突出保護、合理利用的原則，將大運河文化帶打造成高品位、高水平的文化長廊、生態長廊、旅遊長廊，共建共享民生家園。三、省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負責統一領導和統籌協調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工作，審議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重大政策、重大問題，協調跨地區跨部門重大事項，督促檢查重要工作落實情況。省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做好日常工作，具體落實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工作的綜合協調、組織推進和督促檢查。有關設區的市和縣（市、區）應當建立相應機制，統籌協調本行政區域以及與相鄰行政區域的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工作。

省、有關設區的市和縣（市、區）人民政府應當將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承擔推進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實施主體責任，明確有關綜合管理部門、行業主管部門和相關單位的責任，建立工作會商協調機制，共同做好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工作。四、省人民政府應當根據國家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組織制定相應的實施規劃、方案，按照規定程序批准後公布並組織實施。

省有關部門應當根據國家和省相關規劃、方案，制定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文化價值闡釋弘揚、河道水系治理管護、現代航運建設發展、生態環境保護修復、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等專項規劃，報省人民政府批准後公布並組織實施。

有關設區的市人民政府應當依據省人民政府制定的相關規劃編制本地區實施規劃，按照規定程序批准後公布並組織實施。有關縣（市、區）人民政府應當依據上級規劃制定本地區實施方案，報設區的市人民政府批准後實施。

大運河沿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將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相關規劃、方案明確的大運河文化帶建設要求納入國土空間總體規劃。五、大運河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范圍和要求以申報世界遺產文本《中國大運河》為准。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大運河遺存的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由省人民政府劃定並公布。在保護范圍、建設控制地帶內的建設項目應當嚴格控制，並依法經國家文物部門同意；落實建設項目遺產影響評估制度，實行土地出讓或者劃撥前工程建設考古前置制度，考古調查、勘探由省文物部門組織，所需費用由財政承擔。除防洪調度、工程搶險等特殊情況外，不得損害大運河河道、堤岸、歷史遺存和文物古跡。

省文化和旅遊、文物、住房和城鄉建設等有關部門應當加強大運河遺產資源調查、認定、登記和社會發展見證物徵集收藏，建立大運河文化遺產名錄和檔案制度，健全大運河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分級分類保護制度，設立全省統一的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和展示標識系統，支持符合條件的大運河沿線地區申報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劃定歷史文化街區，確定需要保護的歷史建築。

省、有關設區的市和縣（市、區）人民政府應當建立健全大運河文化遺產綜合保護協調機制，明確文物保護相關機構承擔專業保護職責。大運河沿線的縣（市、區）人民政府建立大運河文物保護員制度，納入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六、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相關部門應當深入挖掘和全面闡釋大運河遺存所承載的歷史文化，提煉升華大運河文化的當代價值和時代精神，引導人們真切感知沿線城鎮和鄉村因河而生、因河而興的發展脈絡、文化傳統和情感紐帶，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省地方誌、檔案、社科研究、出版等部門和單位應當組織力量，加強江蘇大運河文化研究和成果出版工作，編纂江蘇大運河志書，收集整理江蘇大運河檔案資料並向社會公眾開放。鼓勵和支持編寫適合中小學生特點的大運河文化讀本讀物，開設鄉土教育特色課程。七、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相關部門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科學規劃和建設大運河文化博物館、非遺館、遺址公園等展陳設施，對現有展示空間進行功能提升和展陳優化，加大藏品徵集力度，重點打造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時代經典之作，防止簡單重復、同質競爭和商業化。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相關部門應當優化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的社會環境和文化空間，推動大運河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引導和支持沿線地區打造楚漢文化高地、淮揚文化高地、吳越文化高地、金陵文化高地。

⑷ 運河什麼時候開發

灌溉運河與農業同時產生,中國早期的運河開發,以東南而論。早在河姆渡和跨湖橋時期就已經開始。先秦時期,亦有多條史書可考的運河。
運河是溝通不同自然河流、不同水系或大海的人工河道。運河的出現和運河體系的形成是人類認識自然、利用自然的傑作，同時運河的發展又有自身的特點和規律。中國古代運河是一個歷經兩千五百多年的發展、凝聚了無數先民的心血與智慧、表現出中華民族創造精神的偉大而復雜的工程。在古代運河發展和全國水運體系形成的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同時期必然會呈現出階段性特點。正確區分這一過程的各個發展階段，認識它的階段性特點，是中國運河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但目前的運河史著作多是以朝代發展為線索來論述運河發展的歷史，少有從運河自身發展的角度來探討其發生發展的過程。本文擬就中國古代運河體系發展的幾個階段作一探討。
一、春秋戰國區域性運河體系初步發育時期
春秋戰國（前770~前221）是中國運河產生和區域性運河體系初步發育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各諸侯國出於爭霸戰爭或經濟生活的需要，開始有目的的開挖運河，一批早期運河應運而生。最早開鑿的運河當屬楚國庄王時期（前613~前590）孫叔敖主持開鑿的溝通江、漢的「荊漢運河」和聯系江、淮的「巢肥運河」。孫叔敖引發源於湖北荊山南流入長江的沮水，與發源於郢都（今湖北荊州北）附近北流入漢水的揚水相接，使長江中游的干、枝流荊江與漢水在郢都附近得以溝通，故稱荊漢運河。後伍子胥率軍伐楚，曾疏浚此河，所以又稱「子胥瀆」。孫叔敖又將發源於雞鳴山分別流向淮河和長江的同源而異流的兩支肥水在合肥附近鑿河連接起來，溝通江、淮兩大水系。因東南流的肥水需匯入巢湖後再入長江，故名巢肥運河。春秋末期的吳國為攻越、征楚和伐齊，爭霸中原，曾先後開鑿了堰瀆（從太湖西接長江）、胥浦（從杭州灣北通太湖一帶）、古江南河（南起吳都北至漁浦）、百尺瀆（由吳都通往錢塘江北岸）、浙東運河（又名山陰故道，由紹興至上虞，一說為越國開鑿）、邗溝和菏水等數條運河。其中，邗溝的開鑿在運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築邗城（今揚州），城下鑿河，引江水北行至山陽灣末口（今淮安）入淮河，將江、淮兩大水系連接起來，成為後世京杭運河的濫觴。前482年，吳人又「闕為深溝通於商（宋）、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國語·吳語》）即從菏澤引濟水東流入泗水，溝通黃、淮兩大水系，史稱菏水運河。由吳國開鑿的運河，南通錢塘，北入黃河，溝通江、淮、河、濟和錢塘，初步將幾大江河流域聯系在一起。在東方的齊國，於都城臨淄附近開鑿了溝通淄、濟兩水的淄濟運河。因濟水西通中原，從而加強了臨淄與中原地區的聯系。
戰國時，魏國開鑿了鴻溝，自今河南滎陽引黃河水東流經大梁城(今開封市)，折向南注入潁水, 將黃河與淮河支流潁水聯接起來，同時又連接了黃淮之間的濟、濮、濉、渦、汝、泗、菏等主要河流。鴻溝、菏水和邗溝等運河的開鑿，使江、淮、河、濟四瀆得以貫通，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最初的溝通「四瀆」(長江、黃河、淮河及黃河支流濟水)的區域性運河體系。《史記·河渠書》記載：自禹治洪水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1] 這是一個溝通關東大平原中眾多河流的東方水運交通網路，它將函谷關以東的大半個中國聯系在了一起。[2]
早期運河的產生和運河體系的初步發育是先民們認識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偉大創造，也是各諸侯國之間政治軍事斗爭的產物，但也反映出各地區人民之間進行經濟文化交往的客觀需要。盡管各諸侯國運河自成一體，但以各諸侯國國都為中心的區域運河體系已經初步發育成型，吳之姑蘇、魏之大梁、楚之郢都等就是這樣的區域運河中心。江、淮、河、濟四瀆之水已經被連接起來，南北和東西水運通道已隱約形成，一個以各諸侯國運河為基礎、連系廣大關東地區的龐大的運河體系已開始出現，進而奠定了後世全國運河體系發展的基礎。
人工河流不僅彌補了天然河道的不足，而且也極大縮短了各流域之間的距離，便利了各流域居民之間的交往，加強了各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促進了一批經濟都會的興起。而經濟文化的頻繁交往，又為全國的統一創造了條件。
二、秦漢魏晉南北朝全國性運河體系初步形成時期
秦漢隋唐魏晉南北朝（前221~公元581）是各地運河普遍發展、全國性運河體系初步形成的時期。秦漢統一王朝的建立，為運河的發展和全國性運河體系的形成創造了條件。秦王朝重視經營水運系統，決通川防，疏浚鴻溝，溝通濟、汝、淮、泗等水道；開鑿連接湘、漓二水的靈渠，溝通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治陵水道到錢塘越地，通浙江」，（《越絕書·吳地傳》）疏浚由姑蘇（今蘇州）至錢塘（今杭州）的水運通道；令赭衣（囚徒）三千人開鑿由鎮江到丹陽的曲阿河（江南運河鎮江段），即在古江南河和百尺瀆基礎上，進一步開浚江南運河。從此，黃、淮、江、珠四大水系被連接起來，黃河流域的船隻可由水路直達嶺南。秦都關中，由渭水、黃河和濟水以及鴻溝、菏水系統構成的東西運道將政治中心的咸陽與經濟重心的陶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從而為源源不斷地向關中漕運物質提供了便利的水運條件。
西漢時期，繼續加強對全國水運網路的經營，先後修建了由長安直通黃河的關中漕渠和溝通黃河與淮河的滎陽漕渠，重點整治了黃河三門峽的砥柱之險。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水工徐伯主持開鑿漕渠，自長安引渭河水沿渭河南岸東行150公里，至潼關附近入黃河。渠成，可行700斛大船，極大地增強了關中地區的通漕能力。滎陽漕渠為鴻溝水系的改造利用，它由滎陽北引黃河水東出，分為兩道，一道由鴻溝舊道通穎水，至壽春入淮；一道由陳留東南行入泗水，再南下通淮，是為汴渠。漢初，吳王劉濞經營東南，曾組織民力疏浚邗溝，並開茱萸溝由揚州直通海陵倉以取東海漁鹽之利，進一步增強了運河的經濟功能。這一時期，溝通全國的運河體系已初步形成，由漕渠、黃河、鴻溝、汴渠、邗溝等構成的東西水運通道成為交通大動脈，每年由此運道輸往關中的漕糧在400萬石左右，多時達600萬石。
東漢初年，大司空張純主持開鑿陽渠，連接都城洛陽與黃河，各地漕船可直抵洛陽城下。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治河，導黃河使由千乘入海，並用堰流法修成浚儀渠，黃河此後數百年得以安瀾。順帝陽嘉年間（公元132—135年），又重新治理原屬鴻溝系統的「汴渠」，沿岸壘石為堤，以固運道。這些運河的開鑿和治理，使洛陽成為當時全國的水運中心。東漢末年，廣陵太守陳登又開「邗溝」新道，使運道更為暢通；曹操在河北平原上開鑿了白溝、利漕渠、平虜渠、泉州渠、新河等一系列運河，建立起以鄴城為中心的河北平原水運網路。鄴城漕船由漳水、利漕渠、白溝、平虜渠、泉州渠、新河，向北可直抵河北平原北端的灤河下游，向南可由黃河抵達江淮，直至錢塘，一條貫通南北的水運大通道初步形成。
魏晉南北朝時期，因國家長期處於分裂割據狀態，全國性運河體系的發育受到制約，但區域性運河系統仍在不斷拓展。曹魏政權在黃淮平原上開鑿了淮陽渠、百尺渠、廣漕渠、討虜渠、千金渠等運河，加強了江、淮、河、海之間的水運聯系。東吳政權為方便建業(今南京市)和三吳地區的水運聯系而開鑿了破崗瀆，縮短了繞道長江的航程。西晉杜預開鑿了揚口運河，加強了江漢地區的水運聯系。東晉謝氏叔侄謝安、謝玄疏浚蘇北運河並築邵伯埭蓄水利航。
這一時期，運河溝通的范圍更加廣闊，運河通航已南過五嶺，北連灤河，西通關中，初步發育成為全國規模的運河交通體系，並首次將海河、珠江水系納入到這一體系中。一個以中原地區為中心、北通涿郡（今北京市）、南達嶺南、西接關中的水運網路初步形成。即使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割據狀態下，區域性運河系統仍在不斷發展，並隱隱形成一個南北溝通、東西貫通，連接錢唐、長江、淮河、黃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運河大通道，從而隋唐代大運河的開鑿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運河的政治軍事功能依然突出，運河的開鑿首先是為了保障都城的物質供給，其次是為了運兵載糧的需要，故政治力量的推動和戰爭的需要依然是運河發展的主要動力，運河體系的發育也是以都城為中心向外散射擴展的。長安、洛陽、鄴城、建康（南京）等都曾做過運河的中心。與此同時，運河的經濟文化功能開始顯現出來。運河交通已經開始成為各地區居民之間進行經濟文化交往的重要方式，它促進了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系和統一，也成為秦漢時期維持和發展全國統一局面的重要條件之一。（P43）是時，「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商品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一些運河沿線及樞紐區域的村落城邑特別是都城憑借發達的水運交通條件，逐漸發展成為著名的經濟都會，長安、洛陽、鄴城、建康等就是當時最為重要的經濟都會。
三、隋唐全國性運河體系全面發展時期
它由廣通渠、永濟渠、通濟渠、山陽瀆、江南河五段組成。
廣通渠，又稱漕渠，是連接東西兩京的水運通道。隋文帝開皇四年（公元584年），命宇文愷修復西漢的關中漕渠，從咸陽西堰引渭水經長安城北，循西漢漕渠故道，至潼關入黃河。渠成，名廣通渠，又名富民渠，後改名永通渠，全長150餘公里，潼關至洛陽一段利用黃河水道。
通濟渠，自東都洛陽至盱眙，溝通河、淮水系。隋煬帝大業元年(公元605年)三月，征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自(洛陽)西苑引谷、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3] 該段運河自洛陽城西開始，引谷、洛二水過城南，東北經偃師，至鞏縣洛河口入黃河；又自今河南滎陽汜水鎮東北的板渚引黃河水東南入汴渠，至浚儀(汴州)；又東南行，經今河南杞縣、睢縣、寧陵、睢陽(今河南商丘)，行古蘄水舊道，經夏邑、永城、安徽省的宿縣、靈壁、泗縣，在今江蘇盱眙北入淮河，全長約 1000公里。
山陽瀆，利用春秋時吳王夫差開鑿的邗溝舊道改造而成，北起山陽（今江蘇淮安），南到今江蘇儀征東南的揚子，溝通江、淮水系。隋文帝為南下滅陳，重浚邗溝，名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605年)，又發淮南民10餘萬重修山陽瀆，引故瀆由揚子入長江，並全線加寬加深。
永濟渠，自東都洛陽直達北方軍事重鎮涿郡，溝通河、海水系。煬帝大業四年(公元608年)春正月，「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4] 該段運河自今河南武陟西北沁水北岸開渠，引沁水北向經淇(今淇縣)，利用曹操所開白溝，至陶館，以下另開新渠經臨清(今河北臨西)、德州(今山東德州)、靜海，至獨流口折向西北，又經永清與漯水，達於涿郡(治薊縣，即今北京市)，全長1000多公里。

江南運河，溝通長江與錢塘江水系。煬帝大業六年(公元610年)，重浚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蘇鎮江)引長江繞太湖之東，直達餘杭(今浙江省杭州市)，全長400多公里。[5]
隋朝開鑿的南北大運河，西抵長安，北通涿郡，南達杭州，全長2700多公里，溝通了海、河、淮、江、錢塘五大水系，流經今天八個省市，連接了華北、黃淮和長江下游三大平原，形成了以長安、洛陽為軸線，以黃河為基幹，以洛陽為起點，向東北(永濟渠)、東南(通濟渠)輻射的龐大水運河網。這一放射狀水運河網正與華北大平原的地形大勢的走勢相一致。橫亘於大平原的黃河河道(含故道)高踞平原之上，構成平原南北兩大部分的分水嶺，恰似一張樹葉的主脈，兩側河流好似支脈以黃河幹流為中心向南北作放射狀分流。這種形勢不僅使南北運河有了水源有保證，而且也順應了西高東低的地貌條件，充分利用了各條河流的自然流勢。隋代大運河規劃之嚴密，布局之合理，水利技術之高超，不愧是世界運河史上的傑作。
從春秋時孫叔敖開鑿「荊漢運河」和「巢肥運河」起，至隋朝建立，歷經千餘年的發展，運河終於發育成為全國規模的運河體系。隨著隋王朝的建立，一個全國劃一的運河體系的建設正式提上日程。隋代大運河是在前代運河的基礎上經過周密計劃、科學規劃、新開運河與疏浚舊河並舉而興建起來的龐大規模的運河系統。
唐朝繼承了隋代的運河遺產。唐代的運河系統是在隋代大運河的基礎上經過局部變更和整修而形成的。主要運河工程包括對汴渠、山陽瀆、江南河和永濟渠等進行多次疏浚、整治，開挖三門運河（開元新河）、漣水漕渠（官河）、湖州運河、義征運河等。其它如武德七年（624年）尉遲恭鑿治百步洪、呂梁洪，開元年間（738~739）齊浣開挖伊婁河、廣濟新河等。發達而完善的運河系統為唐代的經濟繁榮和文化昌盛奠定了基礎。
四、兩宋全國運河體系繁榮發展時期
兩宋（960~1279）運河是以開封、杭州為中心，以汴河、江南河為主體，全國性運河網路繁榮發展時期。北宋建都開封，依然沿用隋代的運河系統。在重點經營汴河的同時，還相繼開鑿了由開封通往山東地區的五丈河（廣濟河），通往西南和南方的蔡河(惠民河)以及作為五丈河水源的金水河。黃河、汴渠、蔡河、五丈河合稱遭運四渠，共同構成以開封為中心的運河網路。此外，宋初還全面疏浚流了向邊境地區的河流。在今河北境內開鑿了清苑運渠，於清苑（今保定）界開掘徐河、雞距河入白河，後又自深州（今深縣南）新寨鎮開新河，導胡盧河水凡200里至真定府（今正定）以通漕運，以便向邊境駐軍輸送糧貲；為保障江淮地區的運道暢通，北宋還重點整治了邗溝故道（宋代又稱楚揚運河），並在其兩端開鑿避江、避淮的延伸線，淮河南岸由淮安至泗州的沙河、龜山運河等即為避淮河風濤而開鑿的輔助運河。為加強與嶺南地區之間的聯系，北宋還重修靈渠，增設斗門以提高運力。
北宋運河系統的發展不僅是漕運中心由洛陽轉移到開封的變化，而且也由於經濟重心的逐漸南移，由汴河、邗溝、江南河構成的南北運河的地位日趨顯得重要，實際上成為北宋王朝的經濟命脈，每年由此輸往京師的漕糧既達600萬石。北宋運河系統的發達，運河建設的成就，漕運的繁榮，漕運體系的完善，朝廷對運河的依賴程度，都超過以往。但同時由於燕雲十六州的喪失，北部邊境線南移，河北境內的運河主要以向邊境駐軍輸送糧草為主，運河功能發展受到制約，且有時斷時續之虞。通向關中的運道重要性下降。宋室南遷後，大運河南北交通暫時中斷，全國性運河網路的發展受到影響，但以杭州為中心的區域性運河系統又重新生成。這時的江南運河成為南宋王朝的生命線，浙東運河得以開鑿，一批新的運河如得勝新河、荊溪、官塘河、金壇運河、上塘河等相繼建成，一個以杭州為中心的聯系更加密切、功能發揮更為充分的新的運河網路逐漸形成。有賴通暢而發達的漕運系統和江南經濟重心區的優勢，南宋王朝才得以偏安不輟。
五、元明清全國運河體系高度發展與終結時期
元朝定都大都（北京），運河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為解決南糧北運問題，元政府對隋唐大運河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整治和開發，重新開通了大運河河道，自南而北先後開鑿了三條新河。至元二十年(1283年)，開濟州河，自濟州(今濟寧市)至東平之安山，長150里，引泗水、汶水為水源。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開會通河，南至安山與濟州河相接，北到臨清入御河。《元史紀事本末》載：「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開河以通運道，起須城縣安山渠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間建閘三十有一，以時蓄瀉。」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郭守敬主持開鑿通惠河，引白浮山泉為水源，自通州至都城，僅50里，但開河總長卻160里，其間置閘壩20處。通惠河的開鑿使京杭大運河首次實現全線貫通。至正二年（1342年）春，開京師金口河，自通州南高麗庄起，東流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全長120里，河深5丈，廣5仗。以上所開新河河道皆在汴河以北，汴河以南主要利用了隋唐以來的江南運河、淮南運河等舊河道。
重新開通的南北大運河以大都為中心，從大都出發，經通惠河至通州，由通州沿御河至臨清，入會通河，南下入濟州河至徐州，由泗水和黃河故道至淮安入淮揚運河，由瓜洲入長江，再由丹徒入江南運河，直抵杭州，溝通河、海、江、淮、錢塘五大水系，全長1，500餘公里。元代大運河不再繞道洛陽，而是從大都起，直穿山東、江蘇全境，徑抵江南，由原來的「弧」形變為「弦」形，路程縮短，把南北方各大經濟區更直接地聯系起來，由此奠定了此後京杭大運河的基本走向及其規模，這是運河水道的又一次重大轉變。至此，完全意義上的京杭大運河最終形成。
明清兩朝相繼建都北京，繼續沿用元代大運河作為連接北方政治中心與江南經濟重心的水運通道。為確保這一交通大動脈的暢通，明清兩朝都不遺餘力地經營運河，使運河的功能和作用得以充分發揮，進而將古代運河的發展推向一個高峰。
明清兩朝對大運河的治理，主要是圍繞解決水源、保護河堤、疏浚河道、治黃保運、利用河閘圍堰以控制調節水量等問題展開。其中「治黃保運」為運河治理的主要目標。因徐州至淮安清口一段運河需藉助黃河河道作為運道，黃河經常決溢、遷徙。一方面要防止以河害運，即黃河北決，沖斷北段運河，淤塞運道；另一方面又須「以河利運」， 即防止黃河脫離運道，不至於水源枯竭。
會通河是大運河北段治理的主要河段。元朝中後期，由於黃河經常泛濫，加上水源缺乏等原因，會通河段非淤既決，以至元末不得不以海運為主。為解決水源不足和河道淤塞問題，明代首先重浚了會通河。時人丘浚在《大學衍義補》中記其事說：
「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朝廷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禮部侍郎金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台縣塌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6]
宋禮等人採用汶上老人「南旺導汶」的建議，引汶水入南旺，利用南旺南北水脊的有利地勢，將汶水分成兩股，7/10北流入臨清，3/10南流入泗水，成功地解決了會通河的水源問題。經過這次治理，京杭大運河運又重新恢復了交通動脈的功能。之後，為使運道避開黃河和泗水的侵擾，使黃、運分離，從明隆慶至清康熙中期，前後約120餘年，對徐州至清口段的運河，曾多次開鑿新河，先後開鑿了南陽新河、泇河、通濟新河、皂河、張庄新河、開河等人工運河600多里，使運河和黃河基本分離，[7] 從而避免了因黃河決口泛濫而淤塞運道的後果。此後雍正和乾隆兩朝，對大運河又進行了較有成效的疏浚治理，先後興建了一些水利設施，提高了運河的航運價值，保證了運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的暢通。
淮揚運河是大運河南段治理的重要河段。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陳瑄接受山陰故老的意見，疏浚宋代所開沙河故道，由管家湖引水入河，並更名為清江浦。「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淮揚運河穿行於湖泊之間，水情變化復雜，船行其中時有風濤之險。對這一河段的整治，主要採用開挖月河的方法，使河湖分離，以避諸湖風浪之險。明宣德七年(1432年)，陳瑄築高郵、寶應、汜光、白馬諸湖長堤，在堤上修纖道並在高郵湖堤堤內鑿渠40里。同時在運河東岸置平水閘數十座以保持運河水位，俟其水漲 ，聽其自泄，使「上河之水蓄泄有常，下河之水漲落以漸，水年不至於淹漫 ，旱年不至於乾涸。」「自是「塘岸益堅 ，河底益深 ，便遇乾旱，(漕船 )並不壅塞 。」[8]清代，在靳輔、陳演主持下，於漕船必經的清水潭，修成數十里堰月形堤壩，使水流湍急的險要河段，變成漕船「永無漂溺之患」的「永安河」。
清口運河樞紐工程是淮揚運河治理的重點工程。洪澤湖出口處的清口為黃、准、運三河交會處。為防止黃河淤塞清口運道或倒灌洪澤湖，保持清口運道暢通，清代實施了三大工程：一為逼黃引淮工程。先是明代潘季馴用「束水攻沙」、「蓄清刷黃」的方法，築洪澤湖高家堰大壩。康熙年間靳輔主持河政，採用「蓄清敵黃」、「引清刷黃」的方法，修湖口大墩，逼清水二分濟運，八分敵黃；二為南運口改建工程；三為灌塘濟運工程。清口運河樞紐工程是中國運河史上最高水平的「巨工」，其耗資之巨，用工之多，費時之久，亦為運河史上少見。
為調節水位、保障運道暢通，明清兩朝在運河上廣築堤壩、堰閘。著名者如淮安運河段的仁、義、禮、智、信五壩，淮安運河長堤，淮揚運河西岸的高郵、寶應、汜光、白馬諸湖長堤，瓜洲通江口15座過船閘壩等，這些工程都有效地保障了運河功能的發揮。
清咸豐五年(1855)，黃河在銅瓦廂決口，奪大清河從利津入海，黃淮分離，安山至臨清間運道涸竭，而淮河下遊河道淤塞，淮南運道受到較大影響。同治十三年(1874)漕船由海輪代替。光緒二十六年(1900)，漕運全罷，漕糧改折現金，海運河運全部廢止。[9]至此，運河及其漕運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古代運河體系的終結不等於運河的消亡。新中國成立以來，運河獲得新生，部分運河河段依然在當代經濟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總之，中國古代運河和運河網路經歷了一個從初步發育到全面發展，從高度繁榮到歷史終結，從散射狀發展到網綱式單線發展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各個階段既相互銜接又自成系統，既有對前代運河遺產的繼承，又在多方面有所創新。一些重要運河河段曾為各代沿用但又不斷發展。古代運河和運河網路就是兩千五百年以來在經由無數次規劃、開挖、疏浚、整治、改建、擴建等過程匯聚而成，並在數以百計的分段運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宏偉工程。它的發展創造了古代水利工程史上的一個個奇跡，堪稱人類文明史上的偉大創舉。

⑸ 大運河的歷史發展情況簡介

中國大運河是 歷史 上開鑿最早、規模最大、里程最長的人工運河,大運河的歷史發展情況是怎樣的呢?接下來就和我一起來了解一下關於大運河的歷史發展情況，歡迎閱讀!

大運河的歷史發展情況
中國大運河自開鑿以來，大體可劃分為三段發展歷史：邗溝(春秋至隋朝)、隋唐大運河(隋朝至元朝初年)、京杭大運河(元朝至清朝末年)。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間戰爭頻繁。吳王夫差一心想北上伐齊、稱霸中原。但伐齊遠征需解決軍糧和輜重的運輸問題，靠陸運勞力甚巨且道路不暢，而吳國的優勢是水軍和先進的開河、造船、航運技術。當時長江與淮河之間並無水路可通，只有走海路，風狂浪急，風險頗大。 公元前486年，吳國利用長江與淮河之間湖泊密布的 自然 條件，就地度量，局部開挖，把幾個湖泊連接起來，從此長江與淮河貫通。該運河以南端的古邗城為起點，因此稱為「邗溝」。邗溝的開鑿，是有史記載的中國大運河最早開鑿的河段，被認為是中國大運河的開端。

揚州、淮安兩座歷史 文化 名城因邗溝的開鑿而誕生。邗溝也是淮揚運河的前身，此後一直是中國大運河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今仍為水運要道。與此同時，浙東運河的前身——山陰故水道也基本形成，可以說是我國歷史上興建年代最早，並且至今依然保存較好的人工運河之一。 隋王朝在 天下 統一後即做出了貫通南北運河的 決定 ，動機已超越了 軍事 目的，此時天下已統一。隋開運河有經濟方面的動機。中國古代很長時期內，經濟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北方的經濟比南方進步。但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四百多年的混亂使北方經濟受到嚴重的沖擊，與此相比，南方經濟獲得迅猛發展，成為全國經濟重心。隋統一全國後，格外重視這個地區，但隋定都長安，其 政治 中心不能伴隨經濟重心的發展變化南移。因此，國家需要加強對南方的管理，長安需要與富庶經濟區聯系，需要南方糧食物資供應北方，不論是中央朝廷還是官僚貴族或是北方邊境。同時，長時期的分裂阻斷社會南北經濟的交流，而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經濟的發展到這一時期已迫切要求南北經濟加強聯系。公元605年，隋煬帝征發百萬民工，修造通濟渠。同年又改造邗溝，稱山陽瀆。608年，又征發黃河以北民工百萬開鑿永濟渠。610年溝通長江河。至此，開鑿大運河的工程完成，隋唐大運河由此基本形成。唐朝時，對運河作過一些修整。

如於公元742年在三門峽以東，人們在岩石中曾開鑿一條渠道，為「天寶河」。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的條件：

①南朝以來，江南經濟地位不斷提高，而隋朝政治中心在北方。因此，開通運河勢在必行;

②隋朝完成統一，社會秩序逐步穩定;

③社會經濟得到初步恢復和發展，為大運河開鑿創造了物質條件;

④中央集權加強，能夠組織大規模人力和物力進行開鑿。

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的主觀動機

①加強南北交通，鞏固對全國的統治;

②加強對江南地區的經濟建設;

③對江南產生糧食的漕運;由於在隋朝之前，江南經濟已趕上北方，那麼，隋朝開鑿運河與江南經濟地位的提高是有關系的。

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的客觀效果：

①運河的開通產生了久遠而積極的影響。它為以後的歷代所用，成為南北交通的大動脈，促進了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澤被至今;對鞏固統一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②開鑿運河必然帶來沉重的徭役負擔，導致階級矛盾激化，這也是隋朝暴政的內容之一;同時，隋煬帝利用大運河，組織到江南巡遊，也進一步加劇了當時的階級矛盾，成為隋亡的原因之一。隋唐大運河造就了沿線城市的繁榮，揚州、蘇州、杭州、楚州(今淮安)、泗州(今江蘇盱眙境內)都是繁盛一時的商業城市。浙東運河在這一時期也有所發展，憑借經餘姚、曹娥把寧波與杭州聯系起來的水路及浙東運河，寧波實際上成了大運河的南端終點。兩宋時期浙東運河為國家級主航道。 由於元朝以前，中國的行政中心長期位於洛陽、開封，因此江南漕運要運送到北方，需繞道河南。元朝至元18年(1218年)，忽必烈決定對運河裁彎取直，下令開鑿濟州河，後再開會通河與通惠河，運河從此由江蘇淮安經宿遷、徐州直上山東抵達北京。至此，誕生了現今意義上的京杭大運河。明清兩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運河漕運，設置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分別掌管運河漕運管理和運河水利管理。運河沿線的城市也因漕運而繁榮，北方的天津、德州、滄州、臨清等城市迅速發展起來，東南地區的淮安、揚州、蘇州、杭州也成為繁華的都市，並稱運河沿線「四大都市」、「東南四都」。 浙東運河在明清時也同期繁榮。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前後朝廷製作了大運河全圖，第二部分繪制的是從紹興府經杭州直至京城的大運河，詳細反映了運河沿途各府縣周邊水道、湖泊、山川、河流間溝通關聯濟運情形，足證浙東運河為中國大運河南起始端。
大運河對歷史的發展起到的作用
隋煬帝稱帝在公元605年，自其父隋文帝楊堅手中繼位，至617年，在位12年。他在位期間做了一件大事，就是舉全國之力挖鑿大運河，這是他的雄才大略，為國家為民族為歷史做出了驚天動地的大業，立下了不朽的偉績。

現在看來，隋煬帝的大運河，起碼在歷史上有以下六大功勞：

第一，溝通了中國大地的東西南北，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融會貫通和大一統。在古代，陸路長途遷移，只能靠騎馬、坐牛車和步行，要跋山涉水，行動十分艱難和緩慢。但是人類早就有認識，水是可以利用的，可以坐船過河甚至跨海，既快捷又能載重，往往比走旱路要方便許多。把人和物放在船上，或人劃，或揚帆，或做水閘提升下降，可以日行數十里甚至百里，真是一種人類行為的飛躍。船大，可運兵，可運馬，可運糧食，可運草料，可運煤炭，可運石材，花樣多了，大大拓寬了人類的活動空間，以致可以組織起有效的大規模的國家行為。不過，中國地勢西高東低，河的流向基本上是自西向東，南北則不行。隋煬帝決定挖鑿南北大運河，乾脆把東西南北都用水連起來，組成水網，把幾大自然水系(長江、淮河、黃河、海河、錢塘江)變成一個大水系，豈不是一盤大活棋?有了大運河，他可以把整個中國國土真正地完整地納入自己的王權范圍，宛如揣在自己的懷中，牢牢地屬於自己。在過去的歷史上，還沒有一位帝王這么做過。這是空前的。

第二，一下子誕生了幾十座沿河的繁榮城市。先有河，後有城鎮，後者因河而生，因河而旺，純屬拔地而起，這不得了。大城，意味著人口的相對集中，意味著人才的聚集，而且因需要而都有分工，有搞運輸的，有搞搬運的，有收稅的，有管理的，有造船的，有搞倉儲的，有搞貨物集散的，有做買賣的，有旅店，有飯店，有美人街，有唱戲 娛樂 的，還有學校一類的機構，總之，越聚越多，名氣也越傳越遠，終成氣候，在歷史上留下了永久的記憶。大運河就是城市的催生婆，而且多子多福。

第三，隋代大運河造就了揚州(含杭州)、西安(含洛陽、開封)、北京(含天津)這樣三大世界都市。揚州是大運河的起點，西安是中點，北京是終點。大運河把這三點造就成了規模宏大的在中國歷史上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都市，或是首都，或是經濟大城市，成為全國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影響既深且遠。

第四，把中原文化帶到了北方，帶到了南方，也把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魚米桑茶水鄉文化帶到了中原，實現了中華文化的多元化、互補化和共繁化。

第五，幾大水系的串通促進了民族之間的融合與交流以及中外的 國際 交流。大運河彷彿為絲綢之路接上了手腳，一方面把地中海周邊和中亞的文化和中國內陸的文化鏈接了起來，輻射開來，另一方面，把北方的少數民族文化和中原漢族文化鏈接了起來，促進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生成、鞏固和壯大。此兩者的文化大交流因隋代大運河的挖鑿而在後代大放異彩，結出具有深遠影響的豐碩成果。
修大運河為社稷還是私慾
隋煬帝楊廣在位僅短短14年時間，卻主持完成了東都洛陽的修建、大運河的開通，並且三征高麗、三巡江都。他生前的所作所為頗受人們的關注，而開鑿大運河是楊廣所做的事情中受後人爭議最多的一件。美麗的江南風光是他開河的主要原因?

隋煬帝楊廣於仁壽四年(604)弒父自立。第二年，他便下令開鑿運河。整個工程前後共分四段進行：大業元年(605)，在北方修通濟渠，從洛陽西苑通到今天的江蘇淮安;同年，又疏通擴大了山陽邗溝，這條寬四十步的運河的修成，僅用了半年時間;大業四年(608)，開鑿了永濟渠，這條河流是通濟渠向北的延伸，主要利用沁水的河道，南接黃河，北通涿郡;大業六年(610)又在長江以南開了一條江南河，從京口(今江蘇鎮江)引江水穿過太湖流域，直達錢塘江邊的餘杭(今浙江杭州)。整條大運河的開通，前後只用了不到六年的時間。它溝通了海河、黃河、長江、淮河、錢塘江五大水系，以東都洛陽為中心，西通關中盆地，北抵華北平原，南達太湖流域，長達千里。這樣巨大的工程，在古代科學技術並不很發達的情況下，是很難想像能夠快速完成的。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隋煬帝要開鑿這條大運河?多數人認為，隋煬帝開通運河的直接目的是想去巡遊他嚮往已久的江都風光，附帶的目的是加強對不久前征服的東南地區的控制和轉輸該地富庶的物資以增強中央政權的力量。運河開通以後，首先就是供煬帝荒淫奢靡的巡遊。持這種看法的人指出煬帝不但喜歡揚州這個雄藩大郡，而且嗜好揚州的春江花月。他的《春江花月夜》詩說：「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寫出了揚州臨江的秀麗風光。有人認為唐代詩人張若虛著名的「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就是受了他的影響。煬帝另有《江都宮樂歌》、《泛龍舟》、《幸江都作》、《迷樓歌》等詩篇，都是他留戀江都、欣羨江都的作品。

持這種觀點者都比較強調隋煬帝一貫奢侈的生活作風。因為開鑿這條大運河動用了全國大量的勞動力，是當時隋朝徭役繁重的主要因素，其間甚至出現男丁不夠，以婦女充數的現象。史書上也用「力竭轉輸，身填溝壑」這樣嚴重的詞語來形容當時勞動人民的苦難。而且，運河開通之後，隋煬帝先後三次巡幸江都，每一次都耗費大量人力和財力，一路上的窮奢極欲為許多民間小說和戲劇所津津樂道。

但不同意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煬帝開河並不見得只是為了游幸江都。根據《隋書》記載，煬帝並不僅僅巡遊過江都，還曾巡遊過西北各地，到過突厥與吐谷渾邊境。這種巡遊有玩的成分，但主要應是出於政治與軍事的考慮。難道他為了好玩就願意到沙漠地里去走一遭?隋煬帝曾三下江都，但絕不是單純的去看瓊花，而是著眼於揚州所具有的重要經濟政治地位。認為煬帝開河僅是為了玩，恐怕是說不過去的。

一些人認為隋煬帝開鑿運河的主要目的是出於當時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需要，與楊廣個人貪圖享樂無關。他們指出，隋代開運河，煬帝並非首創。早在開皇四年(584)，國家倉廩空虛，隋文帝希望在水旱之年，國家能有充足的糧食儲備。為了方便漕運，他在下令建造大量倉庫的同時，從潼關到長安，引渭水，開鑿了廣通渠。開皇七年(587)，為了進一步擴大漕運，隋文帝又開鑿了山陽瀆。由此可見，國家當時的確需要開鑿運河，而隋煬帝開運河僅僅是隋文帝開運河的繼續。開通運河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溝通京師洛陽與江淮的交通，便利漕運。

江淮以南地區經過 三國 以來幾百年的發展，已經逐漸在全國經濟的發展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荊州和揚州均富甲一方，整個南方也成為全國魚鹽杞梓以及絲麻布帛的主要供應地，但當時全國的政治中心卻在洛陽。所以，運河一旦開通，就能把全國的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聯系起來，把富庶的江南財富以田賦的方式加以徵集，並通過運河轉輸到洛陽。另外，在隋朝建立以前，中國長期處於南北朝分裂的階段。江南從東晉開始就形成了門閥士族的特殊勢力。隋朝建立以後，陳朝的殘余勢力一度與中央對抗。開鑿大運河有助於中央對南方的控制，加強中央集權。

也有人認為隋煬帝鄙夷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終至亡國，因此自己反其道而行，「東行西幸，靡有定居」。在運河開通後，他的確曾經三次巡遊江都，但是這三次都有其軍事和政治上的動機。

第一次巡遊江都，隋煬帝是想要通過文化的聯絡鞏固政治的統一，有一定的文化性質。這次巡幸，他的船隊前後二百餘里，挽船的士兵有八萬人。自己御乘龍舟高45尺，長200丈，上下4層。如此不惜巨資造船，其目的是在向尚有離心意志的南方宣揚中原王朝的「皇威」。他的隨從中有大批僧尼、道士、蕃客等政界、宗教界人士和宿學鴻儒。第二次巡幸則是楊廣追求軍事征服的一個組成部分，具有軍事意義。當時隋朝打算興兵遼東，煬帝想從南方補充軍事人才，征調南方的經濟為遼東戰爭服務。而他第三次巡幸江都究其原因實屬於政治逃難。這一次的巡幸沒有了以往巡幸的顯赫和狂熱，其時隋朝動亂即將到來，煬帝征高麗失敗，政治意志消沉，在江都他的確十分荒淫。史書說：「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後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也常醉。」但若仔細地翻閱史書，就不能說煬帝的巡幸純粹是為了尋歡作樂的，開鑿運河的主要目的應該也不在此。

隋煬帝開鑿運河的目的，到底是為了個人一己之欲，還是為了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三言兩語是很難爭辯清楚的。不過，如果我們看到運河在歷史上的貢獻，看到運河直到今天仍在發揮著巨大的作用，那麼我們對煬帝開河目的的理解就會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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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徐州運河兩岸拆多少米

2000米的范圍。
徐州作為運河沿岸重要城市之一，歷史的輪渡在這條大運河穿過。進行大運河內涵、價值的追問，開始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是一場溯本求源之旅。京杭大運河，讓徐州北接齊魯文化，南連長江文化，東通海洋文化，西達中原文化，東西南北文化在這里匯集，使得徐州成為有些獨特文化現象的城市。
蘇省政府印發《大運河江蘇段核心監控區國土空間管控暫行辦法》，將大運河江蘇段主河道兩岸各2000米的范圍，劃作核心監控區，將核心監控區內，原則上除建成區（城市、建制鎮）外，大運河江蘇段主河道兩岸各1000米的范圍，劃作濱河生態空間。核心監控區涉及徐州市、宿遷市、淮安市、揚州市、鎮江市、常州市、無錫市和蘇州市。而徐州主要涉及沛縣、徐州市區、銅山區、賈汪區、邳州市、新沂市。

⑺ 大運河的開鑿起點終點

大運河 文化 ，是一種社會現象，是大運河自開鑿以來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又是一種 歷史 現象，是運河流域社會歷史的積淀物。下面我整理了大運河的開鑿起點終點，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京杭大運河的開鑿起點和終點
南起杭州

北至北京通縣北關

全長1794公里，貫通六省市，流經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

其開鑿經過了三個歷史階段：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首次在揚州開挖邗溝，溝通了長江和淮河。而至7世紀的隋煬帝時期和13世紀的元代，又先後兩次大規模地開鑿運河，終於建成了這條溝通我國南北漕運的大動脈。 從天津到通縣北關、張家灣一段，叫北運河，又稱之路河，全長186公里。從通縣至北京城的一段名通惠河，該河是元代初年由偉大的水利專家、天文學家郭守敬設計修建的。因北京地勢比通縣高，在通惠河上修築了五道閘門，控制水位，使南來的大船才可直達北京城內的積水潭。那時積水潭"舳艫蔽水"，成為一個南北漕運的大港口，附近市場繁榮，盛況空前。 京杭大運河暢通了數百年，這對促進大江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解決南糧北調等問題，均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自19世紀後，由於南北海運開辟，津浦鐵路通車，加之黃河改道淤塞運河中段，因此部分河段被斷航，只有江浙一線仍暢通無阻，並成為 旅遊 熱線。 為適應我國現代旅遊業迅猛發展的需求，近年來已在北京通縣北運河、溫榆河等四條河流的交匯處，即通州北關、張家灣的

古運河遺址中，興建起大運河旅遊區及紀念館等，廣大中外遊人便可到此一覽昔日京杭大運河的迷人風姿。

起點杭州,終點北京

北起北京，南至杭州

北起北京,南至杭州
大運河於哪一年開鑿
京杭大運河的長度為1801千米，於公元 605 年開鑿

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開鑿最早的運河之一。春秋戰國時期，吳王夫差為了北伐齊國，稱霸中原，於公元前485年，從邗城(今江蘇揚州)東南到末口(今江蘇淮安)開鑿刊溝，使長江、淮河兩大水系得以貫通。到隋朝，隋場帝證調民工數百萬，開挖通濟渠，使之南接刊溝。從洛陽附近開鑿永濟渠，通達天津，然後沿永定河通抵薊縣(北京附近)，最後又拓寬加深江南運河。隋代的大運河是以洛陽為中心，從杭州到北京，向西拐了一個大彎。元朝定都北京後，裁彎取直，使它從江淮經山東直接向北，縮短航程800餘千米。這就是如今京杭運河的前身。
京杭大運河分為哪四段
以洛陽為中心，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至餘杭(今浙江杭州)，全長四五千里。共分為四段：通濟渠，洛陽——淮河的山陽。邗溝，山陽——江都。永濟渠，洛口——涿郡，長1000公里。江南河，京口——餘杭。它連接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經過今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六個省的廣大地區。
大運河文化地位
大運河文化是一部囊括了中國社會古代內容的最主要的發展史，其文化地位顯然比長城重要：

a.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吳王夫差開鑿;

b.公元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完成-杭京南北人工大運河;

c.跨：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四省二市;

d.通：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

e.比“巴、蘇”運河開鑿早二千多年;

f.大運河全長1782公里(東西向浙東運河及局部小運河未計);

g.巴拿馬運河(1914年竣工，全長81.3公里)長度的21倍;

h.蘇伊士運河(1869年竣工，全長172.5公里)長度的10倍。

大運河文化，是“運河城市群域性文化”，是綜合性質的，中國古代農業創造出來的城市群文化。大運河的開鑿出了一個新的大環境，把若干小的割據的 自然 環境貫通成為一個體系，轉化成人文環境。其中包括：新自然環境、新生態環境、新生產環境、新文化、新物流環境等等，形成了著名的發達的“運河社會區域經濟”。如：古代“南糧北運”、“鹽運”通道、現在的“北煤南運”干線、當代防洪灌溉幹流。 具體原因如下：(1)隋唐後，運河導致南北方農業技術交流、作 物品 種改良，農業經濟的“商品化流通”覆蓋了運河流域和流域之外的最廣大的中國村莊。(2)明中後期，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運河區域，蘇杭出現了 資本主義 性質的萌芽---直接刺激“運河商業城市群”興起：北京、天津、滄州、德州、臨清、聊城、濟寧、徐州、淮安、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嘉興、杭州、紹興、寧波--- 工商 、客商、貨商、易商，集散著商品---在這個線形的城市帶上。隋唐：長安、洛陽;北宋：開封;南宋：杭州;元明清：北京---乃國之樞紐也。運河經濟是“形”，運河文化是“神”，形神並備，相互交融，推進運河的魂。

大運河文化，“是民族融合的產物(潘承祥語)”。大運河文化，可分為三個層次：高級文化，包括建築、文學等;大眾文化，指沿途習俗、儀式、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等;深層文化，指價值觀取向，即黃河文化延伸出來的那種民族精神，早已滲透在大運河文化深處。那麼，大運河文化作為一種活化石文化，其精必然把大運河精神回歸成一種活化石。因為她與中華民族精神同根同脈。運河高級文化，是沒落的封建時代的產物，而運河大眾文化卻植根於運河深層文化里。運河深層文化概念，則以一種習俗或生活方式，依舊存活運河民間、運河文化遺址、理想 地理 位置、優越的經濟條件、人文環境之中：

(1)大運河為歷代皇朝最重要的區域---大一統局面的 政治 紐帶。駕馭南北，政局總攬全國，維系中央集權。隋唐政權北移，到元明清，大分裂始終未出現，證明了大運河文化的同化作用，是存在的。大運河文化，作為歷代各個地域相互關系的整體而呈現出一體化的趨勢。

(2)大運河文化、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相互推動作用。大運河文化具有包容性、統一性、擴散性、開放性、凝聚性、向心性。大運河在溝通物質交換的同時，大大削去了地域文化的不平衡，以黃河文明為中心，同化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差別。由此，把東南文化、嶺南文化、江南文化、齊魯文化、中土文化、江淮文化、黃河文化、燕北文化、西部文化等等幾乎全部，錯綜融會在中國傳統思想悠久的時空里。同時，也形成了獨特的大運河文化。大運河文化，與其周遍文化，始終以：長安、洛陽、開封、杭州、北京為文化中。換言之，大運河文化脫離不開其母體---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大一統文化。

(3)大運河文化，是“中國漕運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張友茂語)”。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經濟制度和漕運機構，使大運河文化成為意識形態的文化，在古代政治和經濟是有深刻反映的。運河生產力促進了運河文化的繁榮，但運河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性，並與那個時代的民族矛盾與其相適應。比如：元代，是蒙古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權，其不善農耕，便漕運江南之米以運河。再如，北宋滅亡，金進攻南宋，就以運河漕渡糧草南來。無論怎樣?大運河文化，總隨著封建社會物質生產的發展而發展，大運河文化始終保持了發展的連續性、歷史繼承性。因為運河生產力發展的連續性， 決定 了其上層建築發展的連續性。

(4)大運河文化，各個時代與中華各民族是共有的概念、價值觀體系。大運河文化與哪個時代的社會生活是密切相關的，沒有那個時代的社會就不會有大運河文化。在大運河文化所包容的同一社會內部，文化呈現多元，具有不一致性，“也存在著‘亞文化差異’,才是大運河文化發生的原動力之一(金學孟語)”。例如：京杭大運河兩岸上的宗教文化景觀，是元朝修建的，因為元朝以藏傳佛教為國教。運河文化，就成為一個龐大復雜的文化象徵體系。運河文化的象徵基礎---最重要的是共同的漢族語言文字，包含圖像圖騰、生活習慣、 禮儀 風尚等象徵符號體系。所以，大運河文化的實質意義，是 國學 和漢學等社會 學科 重要的研究領域。大運河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向外傳播的窗口，擴大了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例如：

a.大運河開通，東南沿海與全國各地的聯系更為直接而緊密;

b.運河區域經濟文化的繁榮，為對外交往和中外交流的前沿地區;

c.中國鄰近國家和地區以及西亞、歐洲、東非各國遣使團、商隊來中國;

d.在各沿海港口泊岸，沿運河達京師各地，頻繁經濟文化交流;

e.直接遷居運河區，成為內遷各民族、外國使者、商人、學問僧、 留學 生、各方人士集中地;

f.國外文化傳播到中國，豐富了運河區域文化的內容;

g.新中國成立，國家將京杭大運河列為重點內河航運主幹線之一;

h.改革開放，運河建設的步伐進一步加快。運輸繁忙，防洪灌溉供水旅遊等多種綜合效益。

大運河文化，屬於獨一無二的“活”的文化遺產，跳出“點”的概念，以層絡劃分之---包括大運河物質文化和大運河非物質文化(文學、地理學、水利學、藝術學、 歷史學 、制度學、政治學， 民俗 學、民族學、衣食住行、生活方式、行為規范等等)。物質文化是指在開鑿大運河過程之中創造的種種物質文明，是一種可見的顯性文化;大運河非物質文化，屬於不可見的隱性文化。大運河文化，蘊藏著豐富的古代信息，對研究古代中國社會、地理、歷史、政治、經濟、 軍事 、文化、 科技 、外交、民族等等領域，是一部《大運河 網路 全書》;對研究各個民族的生活方式、行為習慣、文化態度、審美價值等 傳統文化 概念，是一部“運河博物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最新版《行動指南》把大運河文化特點歸結“它代表了人類的遷徙和流動，代表了多維度的商品、思想、知識和價值的互惠和持續不斷的交流，並代表了因此產生的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流與相互滋養。”。總之，大運河文化，是大運河遺址文化蓄藏著的活化石文化。大運河文化內部結構包括下列幾個層次：物態文化層、制度文化層、行為文化層、心態文化層：

a.物態文化層:物質生產活動在大運河存留的財富總和，可觸知的大運河文化物質實體;

b.制度文化層:因為運河經濟實踐約定俗成的社會行為規范，有可持續性，例如-當代運河還在通航;

c.行為文化層:大運河是在 人際交往 ，以禮俗、民俗、風俗等形態表現出來的文化區域模型;

d.心態文化層:大運河文化的價值觀念、審美情趣、 思維方式 等精神文化、社會意識等概念，是大運河文化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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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中國古代最早開鑿的運河是什麼

（一） 中國的大運河與萬里長城一樣，被列為世界最宏偉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這是中國勞動人民和一大批水利專家利用自然與改造自然的偉大創造。中國大運河是世界上開鑿時間最早、流程最長的一條人工運河。它創始於春秋時期，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吳王夫差開鑿的從江都（今揚州）到末口（今淮安）的南北水道邗溝，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歷史。從此以後不斷地開鑿整修，直至公元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完成了一條由杭州直達北京縱貫南北的人工大運河。大運河全長1782公里（東西走向的浙東運河及其他局部地區的小運河未計在內），跨越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四省二市，溝通了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比巴拿馬運河（1914年竣工，全長81.3公里）長21倍，比蘇伊士運河（1869年竣工，全長172.5公里）長10倍，比這兩條運河開鑿的時間早二千多年。
（二） 大運河的開鑿與貫通，營造了新的自然環境、生態環境、生產環境，極大地促進了整個運河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隋唐以後，運河的貫通直接導致了南北方農業生產技術的廣泛交流、南北方農作物品種的相互移植與栽培，促進了南北方商品農業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明代中後期，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運河區域，如蘇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業中已出現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和包買商。隨著運河區域商品經濟的繁榮，更直接導致一批運河城市的興起。由運河開發、暢通而興起的商業城市，從今日北京南下，經天津、滄州、德州、臨清、聊城、濟寧、徐州、淮安、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嘉興、杭州、紹興，直到寧波，宛如一串鑲嵌在運河上的明珠，璀璨輝映，耀人眼目。其共同特點都是工商繁榮、客商雲集、貨物山積、交易繁盛，成為運河上一個個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尤其是隋唐的長安、洛陽，北宋的開封，南宋的杭州，元、明、清的北京，更是運河區域乃至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三） 從歷史上看，貫通南北的大運河對歷代封建皇朝的政治局勢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由於運河區域在全國范圍內，始終處於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諸方面的中心地位，因而成為歷代封建皇朝著力控制的最重要的區域，每一代皇朝統治者也都要憑借運河這個理想的地理位置、優越的經濟條件和人文環境，總攬大局，駕馭全國。因此，大運河也就成了維系中央集權和中國大一統局面的政治紐帶，使隋唐以後政治中心逐漸北移的歷代皇朝呈現出強烈的大一統色彩，特別是元朝實現全國統一以後，直至明、清兩朝，中國再也沒有出現大的分裂，從而奠定了祖國大一統局面的堅實基礎。
（四） 獨具特色的運河文化不僅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運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統一性、廣闊的擴散性和開放性，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僅加強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發源地齊魯地區與中原地區、江南地區的文化交融，更把漢唐的長安、洛陽，兩宋的開封、杭州和金、元、明、清的北京為首的文化中心聯為一體，不斷減少區域文化的差異而呈現共同的文化特徵，從而使各個區域文化融合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的大一統文化；同時也使運河區域成為人才薈萃之地，文風昌盛之區。
（五） 南北大運河的開通，使東南沿海地區與全國各地的聯系更為直接而緊密，尤其是運河區域經濟文化的繁榮與發展，使之成為對外交往和擴大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區。中國的鄰近國家和地區以及西亞、歐洲、東非各國紛紛派遣使團和商隊來到中國，在各沿海港口泊岸，遂即沿運河航行到達京師及各地，進行著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有的更直接遷居於運河區，使這一地區成為內遷各少數民族和外國使者、商人、學問僧、留學生及其他各方人士集中的地區。他們把中國先進的文化帶到世界各地，擴大了中國對世界的影響；而國外優秀的文化也傳播到中國，不僅更加豐富了運河區域文化的內容，而且也促進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
（六）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將京杭大運河列為重點發展的內河航運主幹線之一。尤其是改革開放後，運河建設的步伐進一步加快。運河不僅承擔了繁忙的運輸重任，同時還發揮著巨大的防洪、灌溉、供水、旅遊等多種綜合效益。歷經滄桑，飽受風雨後的古運河，經過治理，必將重新煥發出青春的生機，對今後運河沿線的經濟文化的發展繼續發揮其重要的作用。

⑼ 隋朝大運河開通的時間、目的和意義是什麼

隋朝大運河開通的時間：公元605年開始,公元610年完成，耗時五年時間。

建造隋朝大運河的目的：

1 政治目的，每位帝王在世的時候都希望擁有一些象徵性強的功績，一方面是為了打仗或者統治更加穩固，還有一方面打造自己千古明君的形象。

4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隋煬帝大運河為唐朝迎來了開元之治，也奠定了唐朝絢爛斑斕的各民族文化在中國，在世界流芳百世讓後世得以傳唱和仰視。隋朝雖然曇花一現，但是唐朝藉由隋朝發展的大運河文化發揚光大，將中國帶入了曾經的輝煌以及極盛。從國家統一和長治久安經濟的角度來說，隋煬帝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