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紋是哪個文化遺址

『壹』 、大汶口文化遺址在我國的

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 - 前2500年）是新石器時代後期父系氏族社會的文化典型。以泰山地區為中心，東起黃海之濱，西到魯西平原東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江蘇淮北一帶，安徽和河南省也有少部分這類遺存的發現。因首先發現於大汶口，人們遂把以大汶口遺址為代表的文化遺存，命名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的發現，使黃河下游原始文化的歷史，由40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向前推進了2000多年。 在大汶口文化的後期墓葬中，出現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帶小孩的合葬，它標志著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會的結束，開始或已經進入了父系氏族社會。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續時間約2000年左右。根據地層疊壓關系和遺物特徵，可以區分為早、中、晚3期。有泥質、加砂陶，早期以紅陶為主，晚期灰、黑比例上升，並出現白陶、蛋殼陶。手制為主，晚期發展為輪制陶器，燒成溫度900—1000℃。器型有鼎、鬶、盉、豆、尊、單耳杯、觚形杯、高領罐、背水壺等。許多陶器表面膜光，紋飾有劃紋、弦紋、籃紋、圓圈紋、三角印紋、鏤孔等。彩陶較少但富有特色，彩色有紅、黑、白三種，紋樣有圈點、幾何、花葉等。
大汶口文化於1959年首次發現，進行發掘，考定為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考古學界即將大汶口遺址及其相類同的文化遺存命名為大汶口文化。其後，於1974、1977、1978年，又先後進行多次發掘。遺址內涵豐富，有墓葬、房址、窖坑等。出土生活用具主要有鼎、豆、壺、罐、缽、盤、杯等器皿，分彩陶、紅陶、白陶、灰陶、黑陶幾種，特別是彩陶器皿，花紋精細勻稱，幾何形圖案規整。生產工具有磨製精緻的石斧、石錛、石鑿和磨製骨器，而骨針磨製之精細，幾可與今針媲美。墓葬以仰卧伸直葬為主，有普遍隨葬獐牙的風習，有的還隨葬豬頭、豬骨以象徵財富。
大汶口文化的發現，為山東地區的龍山文化找到了淵源，也為研究黃淮流域及山東、江浙沿海地區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線索。
[編輯本段]特徵
(1)以農業生產為主，兼營畜牧業，輔以狩獵和捕魚業。已發現許多大小不等的村落遺址。村落遺址所選擇的地點，有在靠近河岸的台地上，也有在平原地帶的高地上。農業以種植粟為主。在三里河遺址的一個窖穴中，曾發現1立方米的碳化粟。還發掘出大量牛、羊、豬、狗等家畜骨骼。
(2)房屋多數屬於地面建築，但也有少數半地穴式房屋。在呈子遺址中曾發掘出一座大汶口文化近方形的房屋，房基東西長4.65米，南北長4.55米，房門朝南。築法是先在地坪上挖0.5米的基槽，槽內填土夯實。牆基內有密集的柱洞，室內有四個柱洞。在大墩子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還出土有陶房模型。一件立面呈長方形，短檐，攢尖頂，前面開門，三面設窗，門口及周圍牆上刻有狗的形象。一件立面呈三角形，前面開門，左右及後牆也開窗。另一件橫斷面呈圓形，上有一周短檐，攢尖頂，有五道腎，無窗。這些陶房模型，為我們提供了相當形象的大汶口文化房屋形狀。
(3)大汶口文化的灰坑有圓形豎穴和橢圓形豎穴，原先的用途可能是儲藏東西的窖穴。也有口大於底的不規則形灰坑。
(4)大汶口文化的生產工具仍以石器為主，兼有一些骨器、角器和蚌器。石器有鏟、錛、斧、鑿、刀、匕首、矛等，有的石鏟和石斧鑽有圓孔。還有一些帶柄石鏟和石錛。骨器有鐮、魚鏢、鏃、匕首和矛。角器有鋤、魚鏢、鏃、匕首。蚌器有鐮和鏃。另有少量的陶網墜和陶紡輪。石器、骨器和角器都有一些變化，根據它們的出土層位可分早、中、晚3期。
(5)大汶口文化的制陶技術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質有紅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四類。陶器裝飾以鏤刻和編織紋最具特色。常見的紋飾則有錐刺紋、附加堆紋、弦紋、劃紋和籃紋。彩陶不多。彩陶上以黑彩和紅彩繪平行線紋、弦紋、葉紋、花瓣紋、八角星紋等幾何圖案。陶器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器形有罐形鼎、缽形鼎、壺形鼎、背壺、長頸壺、深腹罐、高柄豆等。高柄杯和白陶器是大汶口文化中最具特徵的陶器。在早、中、晚3期中，陶器的陶色、紋飾、器形都略有變化。陶色早期以紅陶為主，兼有一些灰陶與黑灰陶。中期紅陶減少，灰陶增多，兼有一些黑陶和白陶。晚期黑陶大為增多，並有少量紅陶、灰陶和白陶。陶器的製法，早期以手制為主，到了晚期輪制逐漸增多。陶器紋飾，早期有錐刺紋、劃紋和少量彩陶。彩陶上多為黑綵線條紋和葉脈紋。主要器形有釜形鼎、缽形鼎、小口帶柄壺形鼎、斂口平底缽，也有在上腹部飾彩的陶缽、高柄豆、高柄觚、雙耳壺等。中期又出現了附加堆紋、籃紋、壓印紋和鏤刻紋，以及施黑赭色和紅色的彩陶。彩陶紋樣有直線、斜線，弧線組成的花瓣紋和八角星紋等。中期的陶器器類較早期明顯增多，主要有小口深腹罐形鼎、缽形鼎、盂形鼎、小口深腹罐、平底盉、三實足鬹、斂口缽、高柄喇叭形座豆，小口長頸帶鼻壺、圈足尊、高柄杯、盆、簋、勺與漏器等。晚期陶器紋飾有弦紋、附加堆紋、籃紋、鏤刻紋等，彩陶則以渦汶為主。器類有罐形鼎、瘦腹背壺（其中有白陶）、寬肩壺、高柄豆、袋足鬶（有白陶）、三實足盉、高柄豆、帶把杯、長頸壺等。
(6)大汶口文化的雕塑工藝品不僅數量多，而且有較高的藝術水平，多數是墓內的隨葬品。雕塑品有象牙雕筒、象牙琮、象牙梳、雕刻骨珠、骨雕筒、骨梳、牙雕飾、嵌綠松石的骨筒、雕花骨匕、穿孔玉鏟、玉珠，以及陶塑動物等。這些雕塑品，製作都相當精細，造型優美，是大汶口文化中頗具特色的藝術作品。
(7)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多埋於集中的墓地。每一墓地的墓葬排列有序，死者頭向一致。墓室多為長方形豎穴土坑，有的僅有棺，但也有棺槨皆備的。葬式一般為單身仰身直肢葬，也有二人合葬或多人合葬的。多人合葬，少則三人，多則達二十三人。二人合葬墓有同性合葬，也有異性合葬。且有一次葬或二次葬的合葬墓。此外，還發現了一些無頭葬、無屍葬和「遷出葬」（即將墓內部分骨骼遷移它處，而在原葬墓內仍保留死者的部分骨骼）。葬式有屈肢葬、俯身葬和重疊葬等。墓內多數無任何隨葬品。凡有隨葬品的墓，隨葬品的多少十分懸殊。少者1、2件，多者百件以上。如大汶口M10是1老年女性墓葬。墓坑東西長4.2米，南北寬3.2米，墓底有二層台和塗漆棺槨。隨葬品有裝飾於頭和頸部的3串77件石質飾品，玉臂環、玉指環各1件，腹部置玉鏟1件，還有象牙雕筒2件、骨雕筒1件、象牙梳1件。陶器達90多件（其中白陶、磨光黑陶、彩陶共38件），還有豬頭、獸骨、鱷魚鱗板等。隨葬品的懸殊，反映了社會上的貧富懸殊日趨嚴重。
[編輯本段]類型
關於大汶口文化的類型問題，目前考古界看法不一。有人提出可劃分為「青蓮崗」、「劉林」和「花廳」3個類型。也有人認為可以劃分為「大汶口」、「大墩子」和「三里河」3個類型。現將後一種劃分的3個類型，簡介於下：
(1)大汶口類型：包括山東中南部的泰安、濟寧等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遺址。經過發掘的有滕州崗上、曲阜西夏侯、鄒城野店、兗州王因等遺址。該類型的特點，表現在陶器器形上，以釜形鼎、大鏤孔編織紋高柄豆、背壺、筒形杯、盉、尊形器、圈足瓶、袋足鬶、帶耳杯等較有代表性。墓葬以頭向東單身仰身直肢葬為主，並有少量仰身屈肢葬和俯身葬。死者手中多握有獐牙器。王因早期墓葬中還有一定數量的同性合葬墓。
(2)大墩子類型：因最初發現於江蘇北部的邳縣大墩子而得名。主要分布於淮河以北的蘇北地區。經過發掘的遺址有邳縣劉林、新沂花廳、連雲港二澗村等遺址。陶器以鼎、鬶、豆、背壺、帶把三足罐、簋形器、缽、觚形杯、高圈足杯、罐等較有代表性。葬式也以頭向東或東北的單身仰身直肢葬為主，死者手中也多握有獐牙器。有的墓中的死者兩眼處還放有石環。
(3)三里河類型：因山東膠州三里河遺址具有代表性而得名。主要分布於山東濰坊地區和日照等地。經過發掘的遺址有日照東海峪、安丘景芝鎮、諸城呈子等遺址。陶器以釜、罐形鼎、鬶、單耳長頸壺、雙耳長頸壺、細長瓶、大口折肩尊、單耳杯、高柄杯、折腹缽等具有代表性，背壺、豆、筒形杯較少。葬式以頭向西和西北的單人仰身直肢葬為主。在呈子遺址中還有較多的合葬墓，並有重疊葬，死者手中也多握有獐牙器或蚌器。有的死者手臂處放有石鉞、蚌器、黑陶杯和海螺等。有的死者口中還含有玉琀。用豬下頜骨隨葬比較普遍。
[編輯本段]發展
大汶口文化是分布於我國黃河下游和江淮地區的一種原始文化。1959年在山東泰安、寧陽兩縣交界的大汶口、堡頭遺址，發掘了成百座墓葬，出土了大批獨具風格的文物。以後同一類型文化的遺址和墓葬在山東和蘇北的廣大區域也不斷發現，這就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經歷了長期的發展過程，就已發掘的材料看，可以初步分為早、中、晚三期。
大汶口文化時期，社會生產的勞動者的性別，先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從男女隨葬的石鏟、石斧、石錛和紡輪這兩類工具的變化，可以得到很好的說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後，隨葬石鏟、石斧、石錛等生產工具的主要是男性，而隨葬紡輪的則主要是女性。這說明男子已成為社會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的主要擔當者，而婦女則從事紡織等家內勞動，社會已經從母系氏族公社階段發展到父系氏族公社階段了。
大汶口文化晚期，隨著生產的發展，私有制已經出現了。家豬就是大汶口氏族家族的一種重要動產。有一些大汶口墓葬里隨葬有很多豬頭和豬的下顎骨。這些隨葬的豬頭和豬的下顎骨，應是墓主人生前的私有財產。此外，隨葬的私有財產還有陶器、生產工具和各種裝飾品等。
私有制的產生和發展，必然導致貧富兩極分化，在氏族內部出現富有者和貧窮者。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清楚地反映了這種演變。從墓的規模看，有大墓和小墓的差別。從隨葬品來看，差別更加懸殊，有兩組墓葬可以對比：一組七個墓，隨葬品比較豐富，最多的達77件，最少的也有19件，都包括陶器、玉石器、豬頭等；另一組四個墓，隨葬品很貧乏，總共只有17件，為陶器、紡輪、獐牙等。可見貧富分化已經十分顯著。
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制陶業中出現的兩個新品種，反映了當時制陶工藝的顯著進步。這時的陶器已用快轉陶車來製造。陶車由輪盤和輪軸組成。使用時，由一人轉動輪盤，使其急速旋轉，由另一人藉助陶輪轉動形成的離心力，配以雙手靈巧的動作，將陶土塑成需要的器皿。用快轉陶車制坯，數量多，質量也好。燒制技術也有提高。擴大了窯室，縮小了火口，增加了火道支道和窯箅箅孔的數量，使熱力分布更加均勻。這時採用了高溫下嚴密封窯技術，使陶土中的鐵元素得以還原，有的還在陶土中摻過炭，因此燒成的陶器多為黑色。白陶用高嶺土製造，製造時努力保持陶土的純潔，因而燒成了白色。白陶的出現有重大的意義，它為以後瓷器的製作奠定了技術基礎。白陶上有的還有圖案花紋。
根據大汶口文化遺址的發掘，特別是墓葬的發掘，對大汶口文化的社會發展階段目前有3種不同看法：
一種認為私有制已經確立，一夫一妻制已得到鞏固，應處於父系氏族社會末期階段。
另一種認為墓內隨葬品懸殊很大，並已出現文字，應是奴隸社會的初級階段。
再一種是根據大汶口墓葬材料，認為應處於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階段。
[編輯本段]社會
經濟：大汶口文化的農業生產，以種植粟為主。居民飼養豬、狗等家畜，也從事漁獵和採集。生產工具有石制的斧、鏟、刀、鏃，骨角制的鋤、魚鏢、魚鉤和鏃等。制陶業較發達，小型陶器開始用輪製法生產。陶器以三足器、圈足器和平底器較多， 也有圜底器， 主要有鼎 、豆、觚形杯、壺、高柄杯和鬶等。石器、玉器、骨角牙器和進行鑲嵌的手工業也很興盛，出土的玉鉞、花瓣紋象牙筒、透雕象牙梳等，製作精緻，工藝水平很高。
居民習俗：當時居民中盛行枕骨人工變形和青春期拔除一對側上門齒，有的長期口含小石球或陶球，造成頜骨內縮變形。還流行在死者腰部放穿孔龜甲，死者手握獐牙或獐牙鉤形器。這些習俗為中國其他史前文化所罕見。
墓葬：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墓葬無葬具，中、晚期出現木槨；早期有反映氏族成員間牢固血緣關系的同性合葬墓，中、晚期有屬於父權制確立後葬俗的夫妻合葬墓。在大汶口墓地，1959年發掘墓葬 133座，時代相當於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這里的大、中、小墓差別極大。大墓不但規模大，且常有木槨葬具，隨葬品豐富精美，如有潔凈的白陶 、烏黑而略帶光澤的黑陶和優雅的彩陶，還有玉器、石器、象牙器、骨器等。小墓墓坑窄小，有的僅隨葬1件陶鼎或再加1件獐牙。大小墓的鮮明對比，表明私有制產生，已出現貧富分化。在莒縣陵陽河、大朱村、杭頭和諸城前寨等遺址，還發現刻在陶尊上的陶文，引起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的重視。大汶口文化淵源於北辛文化（見青蓮崗文化），後繼為山東龍山文化。該文化居民的種族，一般認為是中國古代的東夷族。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時代晚期重要的遺存之一，因首先發現於山東省泰安縣大汶口遺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圍北瀕渤海、南抵蘇皖、西進河南，始自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500左右發展成山東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特徵明顯，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的風俗，這是中國東南沿海古代先民拔牙習俗的發源地。大汶口文化的社會經濟已發展到較高水平。已發現的許多刻劃符號被認為是古老的象形文字。當時的社會已產生嚴重的貧富分化，私有制逐漸形成，整個社會已接近階級社會的門檻了。
圖為紅陶器，高22.5厘米，1971年嶧山鎮野店村出土，夾砂紅陶，手工塑制。橢圓口，微外侈，喙狀流，細長頸，圓鼓腹，寬頻式把，三錐狀足。

『貳』 八角星紋彩陶豆的八角星紋文化

八角星紋與卐字元號是遍布於我國廣大地域多個民族的文化符號。有學者認為神秘的卐字元號其實是八角星紋的簡化變體，它們都代表了太陽在一個回歸年的視循環運動，即一年四季的循環變化。 阿拉伯裝飾紋樣，除了模擬枝葉藤蔓，還喜歡用幾何圖案，其中最常見的圖案就是八角星，是由兩個正方形拼合而成。在開羅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地磚、外牆裝飾、窗戶欞子、傢具紋路，都多用八角星來做裝飾紋路。八角星的一個變種，按照施萊夫利法則（Schläfli symbol）被稱為「8/3星型多邊形」，在清真寺紛繁復雜的花紋裝飾中也是很常見的一種形式。據說這種星，實際上代表了太陽，是太陽紋的一種，在各國的新石器時代的出土器物中都出現過。比如說安徽含山縣凌家灘出土的玉鷹，在其肚腹部位就是一顆八角星，距今5300多年前，有學者認為這類紋飾有表現光芒四射的太陽，四射的八角也寓意著無際的天空，中間的方形象徵著大地，取天圓地方之意，表現出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和天地自然的敬仰。 伊拉克1959---1963年的國旗正中也是這樣一顆八角星，而在俄羅斯的幾個加盟共和國的國旗上也有這顆象徵著太陽的八角星，比如位於伏爾加大區的烏德穆爾特共和國的國旗。 因為清真寺的禮拜塔林立，開羅號稱是千塔之城。這些塔中，最常見的樣式有兩種，一種是象鉛筆一樣直刺雲霄的馬木留克式，如默罕默德·阿里清真寺的禮拜塔；還有一種形式上要復雜的多，也是最常見的奧斯曼式樣，禮拜塔為正八邊形（八角星八個頂點相連），每個邊分別對著東、東北、北、西北、西、西南、南、東南八個方位。如拉姆西斯廣場的法赫德清真寺的高塔。 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都屬於閃族人的後代，亞伯拉罕的子孫，雖然在現在還有血海深仇，但畢竟有著很深的文化和歷史淵源。八角星和大衛星六角星星都和崇拜光明的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有關。 猶太教聖經《塔納赫》（Tanakh）的現存最早的列寧格勒古抄本封面，距今有一千年，圖案正中是一顆大衛星，可緊緊包圍著它的是一顆八角星。 以色列的國旗上面是一顆碩大的六角星----「Star of David」，象徵著赫赫有名的大衛王（King of David：1037 BC--967 BC）。在其相鄰的埃及，也有一顆星星四處閃耀，這就是八角星。
八角星讓人想起羅盤、六分儀、舵，像是朝向八方的寶劍。八角星的八個角代表八個方向，意為絕對的混沌或混沌能量的八種形態（天地風雷水火山澤）。
八角星紋彩陶豆，1978年出土於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口頸26厘米，足徑14.5厘米，通高28.4厘米；泥質紅陶，豆盤為圓唇斜口、深腹，喇叭形高圈足；腹和圈足部位塗抹了一層深紅色陶衣，斜口沿面繪白色彩地，其上用褐、紅等彩色繪出半月形與若干豎線段相間組成的圖案，腹部用白彩在深紅色陶衣之上繪五個方心八角星狀紋樣，各八角星之間同樣用兩列白彩豎線段間隔；圈足部位繪兩圈褐色綵帶，綵帶之上用白彩繪貝形紋樣。這是一件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器。

『叄』 簡單說說我國文字的起源及早期演變過程

漢字作為華夏民族普遍使用的文字，這一事實顯然是伴隨著華夏文明的發展而逐漸形成的。因此，有關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絕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僅僅是指漢字起源的研究。換句話說，探討中國文字的起源不僅要關注漢字的起源問題，而且也同樣應該關注生活在黃河和長江流域的古代先民所使用的非漢字系統的文字的起源問題。隨著考古資料的積累，中國文字起源的多源特點已經愈來愈清楚。

先民創制文字的目的首先就是為實現人與神或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所以文字乃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而從人類早期文字的普遍特點分析，文字的創造則源於象形，這其實是人們建立起人與神對於文字字義具有共同的理解標准和認知內涵的基本條件。因此在我們有能力確鑿無誤地證認一種文字體系之前，任何不具有書面語意義而獨立存在的符號，都無助於自我判明其是否具有記錄語言的功能；同時那些在結構上不能完整地體現依類象形特點的符號，也就無法證明它們是為表達某些相對復雜的概念而有意識地創制的作品。很明顯，這些書契資料並不足以表明它們的性質一定屬於文字。從這一意義上講，以殷商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無疑已是一種相當成熟的文字，這種文字體系不僅單字的數量已非常可觀（1），而且普遍採用形聲字的造字方法，從而表明其必然經歷了漫長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所以，追溯甲骨文之前的古老漢字的起源，一直成為學術界所關注的熱點問題。

殷墟發現的甲骨文的年代約當公元前13世紀至前11世紀的商代晚期，但這顯然不是這種文字的使用年代。按照甲骨文的傳統分期成果，被納入第一期的殷王雖然包括盤庚、小辛、小乙、武丁兩代四王，但真正能夠確定為武丁以前的甲骨文資料卻數量極少，學者雖不遺餘力地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索（2），但所提出的為數不多的若干資料，對其時代的判斷迄今仍難取得共識。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武丁以前沒有文字，新資料的出土和研究方法的創新都可能使舊有的認識大為改變,history of wholesale clothing。

早於殷墟時期的商代甲骨文雖然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就陸續在鄭州二里崗等遺址有零星發現（3），而且屬於武丁以前的銅器銘文與陶器文字也基本可以得到證實（4），但河南鄭州小雙橋商代中期遺址陶器上發現的朱書文字顯然對於追溯漢字的來源更有意義。這些文字或一字獨書，或數字並存，可辨識的有「尹」、「天」、「�」等文字（圖一），時代約屬公元前15世紀（5），這些文字不僅與甲骨文明確屬於同一個體系，而且其時代也較殷墟甲骨文更早。

小雙橋的朱書文字並非最原始的漢字當然可以肯定，約屬公元前二十一世紀的陶寺文化陶背壺上已發現有朱書的「文□」二字（圖二）（6），也與甲骨文屬於同一體系的文字。「文□」的含義似乎與禹名「文命」有關（7），這意味著以商代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系統事實上是在繼承夏代文字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8）,these latest Handbags，這一事實可以通過殷墟到陶寺文化的相關文字資料清晰地追溯出來。

誠然，目前的考古資料尚不足以為我們尋找夏代文字的淵源提供依據，盡管漢字起源於象形的事實曾使學者認為仰韶文化的彩陶圖像有可能體現著早期漢字的原始形態（9），但依類象形的造字方法卻並不僅僅為漢字所獨有（10）。當然，如果從文化地理和考古學文化面貌等因素作為一種文字形成的文化背景的角度加以分析，這種比較仍然具有積極的價值。

與夏代文字同時並存的另一種文字顯然不屬於漢字的系統，其中的一件重要物證就是發現於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的屬於龍山時代的陶文（11）。陶文以利器刻於大平底盆上，尚存11字（圖三），時代約為公元前二十一世紀。

由於丁公陶文的字形結構明顯區別於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而與古彝文絕多相同，因而屬於古彝文（12）。對其文字的釋讀，我們曾有詳盡的討論（13）。11字自上而下，自右至左漢譯為：「魅卜，阿普瀆祈，告。吉長，百雞拐爪……。」性質為招祖護佑，驅邪求吉的卜辭。其中「魅卜」意即卜魅（14），「魅」為占卜對象，意即為惡鬼諸邪而卜。「阿普瀆祈」意即祈求阿普瀆，「阿普瀆」為洪水後的彝族始祖。「告」為祭名。「吉長」意即長吉，猶殷卜辭所言之「引吉」。「百雞拐爪」意為以雞骨卜卦，屬彝人傳統的占卜形式。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儀。

彝族自稱ni ，為古稱，漢譯為「夷」，字與古彝文「人」字同源，「人」為本字，「夷」為後起字。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為彝族始祖之名，所以彝族的族名實際來源於始祖之名，即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為族稱（15）。將這一事實與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夷爭勝的史實對觀，顯然有助於我們梳理夷史的源流。殷人以其時位居海岱地區的方伯稱為「人方」，這與夷人的族稱及所居地望恰好密合。這些事實不僅印證了丁公陶文屬於古彝文的文字體系，而且直接涉及到對於新石器時代乃至商周時期分布或部分地分布於海岱地區的先民族屬的認識。

我們曾經通過對新石器時代先民創造的一種特殊八角圖形的研究，討論了自內蒙古東部以至山東、江蘇、湖南和江西地區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間的文化聯系（16），這個經東北而歷長江中下游的廣大地區，曾被學者稱為「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17），其文化面貌確實表現出與西部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原始文化的極大不同，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獨立於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體（18）。

當我們以太行山為界而將分布於東西兩域的考古學文化加以對比的時候，它們之間所表現出的宏觀差異相信會被每一個人所認同，這種文化差異如果與不同的族屬聯系起來考慮顯然更有意義，而不同文化的形成應該正奠定了夷夏兩種不同文字創造和產生的沃土。很明顯，假如我們還沒有理由將夷、夏兩種文化的起源年代追溯得更早的話，那麼至少到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夷夏東西的古史觀去重建這一時期的歷史應是謹慎和客觀的做法（19），同時，這種觀念必然關繫到我們對相關考古學文化出土的文字的解讀方法的思考。當然，對於這樣一個重要問題的闡釋，新的古彝文資料的發現和文字釋讀成果的積累都是至關重要的。

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存是一支距今9000-7800年的原始文化，雖然其陶器特徵與裴李崗文化十分接近，但占卜用龜及獐牙隨葬的風俗卻與大汶口文化及薛家崗文化相似，至於其稻作農業，則更與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相一致，卻不見於黃河流域，足見其與東方夷文化的密切聯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賈湖遺址出土的三件龜甲上分別發現契刻的三個文字，其中一件完整龜腹甲（M344�18）上的文字作「 」形（圖四）（20），與殷商甲骨文的「目」字相似。這個字形不僅已具有了完整的象形結構，而且在數千年後的良渚文化遺物上也曾出現，這種存在於異時異地但結構卻一成不變的符號已經顯示了其所具有的超時空和超方言的定型文字的特徵，應該可以區別於簡單的記事符號。但問題是，如果我們以甲骨文為標准而判讀此字就是「目」字，盡管在字形上並不存在太大的問題，但古人緣何獨以「目」字契刻於占卜的龜甲，其用意卻似乎難以解釋。況且類似的文字還見於良渚文化的玉璧之上（圖五）（21），而玉璧作為禮天之器，契刻「目」字更於理難通。然而當我們用古彝文作為研釋標准解讀這個文字的時候，疑問便可迎刃而解。因為古彝文「吉」字與賈湖龜甲上的目形文字形構完全一致，字讀為vəך，與漢字「目」的古音極為接近，證明古彝文「吉」字的造字本義即取眼目之象形文，用為吉凶之吉，而「吉」字契刻於用於占卜的龜甲和祭天的玉璧，甚合情理。故據古彝文，將賈湖龜甲和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契刻文字釋為「吉」，意義暢達。

江蘇海安青墩良渚文化遺址出土陶罐外腹刻有四個符號（22），其中居左的特殊八角圖像乃八卦與九宮的象徵，彝語稱述八卦即為八角，有關問題我們已有詳細討論（23）。而八角圖像的右側則有三個文字（圖六），其中第一字象斧鉞之形，此字最早見於大汶口文化陶尊（圖七）（24），而晚可見於戰國巴蜀文化銅盆（25），字形結構一脈相承。相同字形的文字於古彝文讀為ndzo ，意為領袖。這當然為我們提供了討論其造字本義的機會，因為甲骨文的「王」字來源於作為王權象徵的斧鉞儀仗的形象（26），而古彝文表示領袖或首領的文字竟也恰好再現了這一特點。此字見於大汶口文化陶尊，似乎又與鄭州小雙橋陶器上獨書「尹」字的寓意相同，因為甲骨文「尹」字的意義有時正可以理解為「君」（27）。毫無疑問，夷夏兩種王字取形的共同來源不僅反映了不同民族對於權力象徵的共同認識，而且反映了兩種文化的密切聯系。事實上，假如古彝文的領袖或首領可以與漢字的「王」具有相同的含義的話，那麼它將有助於我們思考中國早期文明中由「帝」到「王」的政治轉變的歷史。

運用古彝文解讀上述文字資料，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圓滿解釋的同時，更可使文字與其載體之間的關系得到合理的說明。這充分證明了以丁公陶文為代表的彝文字體系是與夏文字同時共存的古老文字（28）。

在東方的彝文字與西方的夏文字流行的同時，夷夏地區普遍存在著一種用於記事的簡單符號。這些符號基本上都契刻於陶器之上，而且一件陶器往往也只刻有一個符號。陶符的數量比之我們有機會討論的早期文字資料豐富得多，從而成為學者長期以來探索中國文字起源，准確地說是探索漢字起源的基本材料，並認為這些刻劃符號乃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簡單文字，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29），甚至由此提出漢字源於指事與象形的「二元」論點（30），事實上，這類陶符在形構上既與夏文字大別，也與彝文字不同，而在流行的時間上，則自新石器時代開始，一直延續到漢字已經廣泛使用的戰國時代。陶符與漢字共存的現象足以說明，這類長期被學者懷疑為文字的陶符其實與漢字存在著嚴格的區別，至於其與古彝文的關系，則也尚待研究。學者或將此類早期陶符與陶文加以區分，並指出其非屬漢字的性質（31），乃真知灼見。

正像考古學研究必須首先區分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一樣，對於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也不可能將文字與其所屬的文化相割裂。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可能反映了古代族群的多樣性，這實際決定了文字起源的多源性。考古學證據顯示，三代及其以前尚未形成華夏一統的政治格局，這意味著人們長期習慣於利用殷商甲骨文作為解讀早期文字的唯一手段的做法需要重新檢討，因為這無異於承認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文字體系乃是早期社會通行的唯一文字。顯然，山東丁公龍山時代陶文的發現已使我們認識到在對待文字起源的問題時不能如此簡單，中國文字的起源研究能否擺脫「大一統」觀念的束縛，則是我們必須慎重思考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只有跳出漢字一統的傳統窠臼，將可供研究文字起源的原始史料置於不同考古學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討論，才可能獲得客觀的結論。而丁公陶文的出土則為中國文字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機，這不僅因為陶文成組出現，從而明確顯示出其所具有的記錄語言的功能，這當然與大量獨立契刻於陶器上的符號形成了本質的區別，同時更為重要的是，陶文的形構完全不同於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可以正確地解讀這種文字，那麼我們就有可能對中國早期文字的發展狀況獲得新的認識，進而建立起與已知的甲骨文體系或同或異的有關文字起源的研判標准，並尋找到正確的研究方法。

我們曾經指出，陶寺文化的朱書文字明確顯示了其與商代甲骨文屬於同一體系的文字，因此它無疑應是以商代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的直接祖先。而山西陶寺文化文字與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並存的事實，則已明確證明了中國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兩個獨立的系統（巴蜀文字可能屬於另一新的系統），即以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為代表的東方夷（彝）文字系統和以山西陶寺文化文字為代表的西方夏文字系統。其後殷承夏制，周承殷制，夏文字隨著夏、商、周三代政治勢力的強大，逐漸成為華夏民族的正統文字而得到了強勁的發展。而彝族文化則隨著商周民族對於東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的不斷打擊，或融合，或南徙，使其文字最終成為偏守一隅的彝民族使用的文字而得以流傳。這些事實清楚地表明，統治者在實現其政治擴張和王權統一的理想的過程中，文字充當了最主要的文治教化的工具。

注 釋：

（1）據學者最新統計，甲骨文單字的數量近4100個，如計異體字，則逾6000個。見沈建華、曹錦炎：《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2）胡厚宣：《甲骨續存•序》，群聯出版社，1955年；劉一曼、郭振錄、溫明榮：《考古發掘與卜辭斷代》，《考古》1986年第6期；彭裕商：《殷墟甲骨斷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曹定雲：《殷墟田野發掘與卜辭斷代》，《考古學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98年-1999年安陽洹北商城花園庄東地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3）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鄭州二里岡》，第38頁，圖版拾陸，6，科學出版社，1959年；裴明相：《略談鄭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殷都學刊增刊，1985年；《鄭州商城考古新發現與研究》，中州古藉出版社，1993年。

（4）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銘銅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劉一曼：《殷墟陶文研究》，《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mans briefcase，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 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年。

（5）宋國定：《鄭州小雙橋遺址出土陶器上的朱書》，《文物》2003年第5期。

（6）《陶寺建築基址是否城址定論尚早》，《光明日報》2000年6月14日A3版；梁星彭：《陶寺遺址發現夯土遺存》，《中國文物報》2000年7月16日1版。

（7）馮時：《夏社考》，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2000年8月，北京；收入《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8）馮時：《文字起源與夷夏東西》，《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3期，2002年。

（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李孝定：《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上、下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5本第2分、第3分，1974年；《再論史前陶文和漢字的起源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

（10）古彝文，納西文也源於象形。

（11）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第四、五次發掘簡報》，《考古》1993年第4期。

（12）馮時：《龍山時代陶文與古彝文》，《光明日報》1993年6月6日「文物與考古」,punk belt buckles。

（13）馮時：《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解讀》，《考古》1994年第1期。

（14）彝語語法只有賓語前置於動詞的一種形式。下同。

（15）彝族傳統文獻始終自以「夷」為族稱。新中國建立之後，誤以「夷」有歧視之意，遂改為「彝」，但彝族對於族稱的這種改變至今仍存異議。

（16）馮時：《史前八角紋與上古天數觀》，《考古求知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中國天文考古學》第八章第二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17）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文物與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8）馮時：《文字起源與彝夏東西》，《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研究中心通訊》第3期，2002年。

（19）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1935年。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陽賈湖》上冊，科學出版社，1999年。

（21）鄧淑蘋：《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的神秘符號》，《故宮學術季刊》第十卷第三期，1993年。

（22）張明華、王惠菊：《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23）馮時：《史前八角紋與上古天數觀》，《考古求知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中國天文考古學》第八章第二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24）高明：《古陶文�編》，中華書局，2004年。

（25）四川省文管會、雅安地區文管所、寶興縣文管所：《四川寶興漢塔山戰國土坑積石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9年第3期。

（26）林�：《說「王」》，《考古》1965年第6期。

（27）李學勤：《釋多君、多子》，《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8）有關古彝文資料的匯集研究，容另文討論。

（2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於省吾：《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考古》1973年第2期。

（30）楊建芳：《漢字起源二元說》，《中國語文研究》第三輯，香港中文大學，1981年。

（31）高明：《論陶符兼談漢字的起源》，《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6期。相關的主題文章：

『肆』 八角星紋彩陶豆的八角星紋歷史

這是一件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器。
在黃河下游地區，彩陶最早見於距今70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最初只是在陶缽的口沿處繪紅色或黑色的綵帶，至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開始增多，中期達到成熟階段。大汶口文化彩陶的紋樣題材以自然界中植物的花葉紋樣和各式幾何圖形為主，施彩技法有兩種：一種是在塑制好的陶坯上直接施彩作畫，叫作原地繪畫，一般只繪紅或黑色單色，紋樣比較簡單；另外一種是先在陶器需要作畫的部位塗一層加了彩色的泥漿，叫作施陶衣，然後再行繪畫。陶衣之上多繪白、褐、黃、黑等多種彩色，圖案也比較復雜，講究構圖對稱、色彩對比和層次效果。這件彩陶豆在紋樣構圖和施彩作畫方面集中體現了大汶口文化彩陶藝術的較高水平，是一件極其寶貴的原始藝術珍品。
八角星紋樣在大汶口文化的彩陶器中較為多見，可以說是我國東方先民共同認可和喜愛的圖案。關於這種紋樣的含意，有研究者認為是表現光芒四射的太陽；也有學者認為四射的八角寓義無際的天空，中間的方形像征著大地，有天圓地方之喻意。
從出土情況看，彩陶豆多來自墓葬，豆盤內往往盛裝著豬蹄、顎骨、豬頭等供品。如此精美的彩陶，在5000年前物質生活很不發達的原始社會不可能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用具，應該是先民最畏懼、最崇尚、最重視的祭祀活動中的禮儀用品。

『伍』 凌家灘遺址的文物遺存

古井
古井發現於紅陶塊遺跡中，該井井壁上半部系用紅陶塊圈成的，直徑為1米、深3.8米。井的出現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凌家灘的先民們此時已進入了文明社會，因為他們已知道飲用干凈衛生井水了，但從井底僅有少數陶片的現象以及井的位置來看，它應不屬於一般人都能使用的水井，而是最高權力者使用的，或有重要的祭祀活動時才使用的「聖水」井。該井使用人工建築材料和壘建技術，為目前國內已知最早的實例。
石牆
建築遺跡「石牆」，它發現於凌家灘遺址兩塊墓葬區的分界處，該「石牆」是一條高約30厘米，寬約20厘米，東北、西南走向，用小石塊契壘而成的帶狀建築物，因發掘面積有限，對它的長度以及功能還暫不清楚，但就其現有建築物本身而言，就不得不為之驚嘆。該建築物是利用石塊自身寬窄大小不等的形狀，一塊塊相互契壘起來的，每塊石頭之間沒有任何粘合劑，但至今我們用手仍不易將契壘在一起的石塊拿開。這足以表明凌家灘的先民們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經掌握了幾何力學，並有著高超的建築水平。 凌家灘墓地出土玉器是中國新石器時代其他古文化遺址不能比擬的，具有重要的考古、歷史、科學和美學藝術價值。器形主要分以下幾類。
工具、武器類
主要是缺乏實用功能的斧、鉞、戈，應是禮儀用器。裝飾品類：主要是穿戴譙身上起裝飾作用的鐲、璜、環、塊、璧、雙連璧、管、珠，以及形制較為特剃的寶塔形飾、扣形飾、喇叭形飾、月牙形飾、菌形飾、冠形飾。
動物或人物形象類
主要有豬、龜、龍、風鳥、鷹、兔、立姿人像和坐姿人像幾類，數量很少；其他類：形制較為特殊。如玉版、三角形玉片、玉勺等。此外，凌家灘玉器鑽孔技術也令人稱奇，有的孔徑僅有0.15毫米，可謂是細如發絲，這種技術現代工藝也不易做到。
金屬
結合考古發掘中發現的厚大的甘鍋片，專家推測，凌家灘在5300年前可能已擁用了金屬冶煉技術，否則是無法達到上述鑽孔效果的。如果這一推測得到證實的話，那麼說明中國早在殷商青銅時代以前，就已出現了冶煉技術和金屬工具。這將改寫中國冶金技術史和工具製造史，並對整個中國文明發展史的原有結論產生極大沖擊，更使中國文明史的認識上延幾千年。
玉龍
玉龍扁圓形，首尾相連，吻部突出，頭部雕出兩角，龍須、嘴、鼻、眼部雕刻得清清楚楚。雖然中國南北史前考古學文化中都有不同的龍的題材出現，但出土的5300年前圓雕玉龍，強烈而鮮明地表現出中國龍的傳統特徵，與人們想像中的龍的形象非常相似，中國如今龍的形象和龍的觀念的起源很可能就源於凌家灘，所以凌家灘玉龍被稱為「中華第一龍」。
玉鷹
玉鷹呈展翅飛翔狀，鷹首側視，眼睛以對鑽孔眼表現，胸腹部的八角紋為主體紋飾，雙翼展翅，翅呈豬首形。鷹的外表健美，性情兇猛，象徵勇敢和力量。這件玉鷹可能是凌家灘民族徽幟的標志，也可能是祭祀用品，因為鷹和八角紋組合在一起就是太陽鳥，象徵太陽神，是上天的使者。玉鷹雙翅作豬首形展開，向人們展現的是太陽鳥飛上天空，把祭品敬獻給上蒼，並同時帶去人們向上蒼的祈求。這反映了凌家灘先民的原始宇宙觀和對宗教崇拜的虔誠。
這是個雙豬首八卦和鷹的新石器時代玉雕，鷹的頭背上有一個蝸牛殼一樣的造型，這使得這只鷹的頭部看上去又像是一隻蝸牛，在上古時代，蝸與媧音同字近，隱喻著女媧。整個玉器呈三角形，翼為豬首形，腹胸有八角星飾，代表著創制八卦的伏羲文化。豬在上古是一種神物，玉豬常作為祭祀的禮器。豬就是豕，是二十八宿中危虛宿的象徵，同時出土的龜、豕等玉器，隱喻著古天文學中的龜豕之象。因此這個玉雕是凌家灘古人紀念先祖和天地的禮器。
玉人
玉人為浮雕，第一次展示出了原始人類完整的形體風采，長方臉、濃眉大眼、雙眼皮、蒜頭鼻、大耳、大嘴，它的體形和五官表現出蒙古人種所特有的特徵，頭上戴的圓冠和腰部飾有斜條紋的腰帶表明當時已有了很發達的紡織技術，玉人上唇留有八字鬍，說明當時已有了剃須工具，玉人的出現表明社會由原先對動物和自然的崇拜已轉向了對人的崇拜，表明社會觀念已出現了轉變。另外，玉人兩臂彎曲，五指張開放在胸前，臂上飾滿了玉環，這說明此時人們已有了審美觀念，知道佩戴首飾來裝飾自己了。
玉璜
凌家灘出土的大批豐富多彩的玉璜中，虎首璜和龍鳳璜最富考古價值和研究價值，直接反映了凌家灘先民們的社會組織結構、倫理道德、文化習俗和生產力發展水平。虎首璜可能不是一般的飾物，而是一種兵符，是調兵和結盟的信物，虎首璜和大量的玉鉞、玉斧、玉戈等兵器的同墓出土，說明了當時的軍事權力的高度集中，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戰爭較為頻繁和軍事結盟現象的存在。
時至今日，國人一直以「龍鳳呈祥」來祝福結婚的新人。那麼用「龍鳳」來喻指婚姻始於哪個年代？凌家灘的龍鳳璜為我們找到了中國龍鳳文化的源頭。龍鳳璜作為當時合婚的信物，表明凌家灘的先民已實行族外婚，在婚姻制度上已邁入一個文明的新階段。這也表明巢湖流域是龍鳳文化的發祥地。
玉龜
玉龜和原始八卦圖版，這是凌家灘出土玉器中最珍貴的文物之一。據古代文獻記載，「三皇」之一的伏羲是「始作八卦」者。《太平寰宇記》記載「伏羲於蔡水得龜，因畫八卦之壇」……這些記載都反映了伏羲作八卦和龜有一定的關聯。而凌家灘出土的玉龜和原始八卦圖玉版則以實物印證了這種關聯的存在。這件玉龜和玉牌是疊壓一起同時出土的，說明這兩件玉器之間有緊密的聯系，應為占卜工具。更令人稱道的是，此二器物在出土時，玉版夾放在玉龜的龜甲裡面，和中國古代文獻所記載的「元龜銜符」（《黃帝出軍訣》）、「元龜負書出」（《尚書中侯》）、「大龜負圖」（《龍龜河圖》）如出一轍。
玉版
玉版正面為長方形，反面略內凹，兩短邊各對鑽5個圓孔，一長邊對鑽9個圓孔，另一長邊在兩端對鑽2個圓孔。玉版中部雕刻有一個圓圈，圈內雕刻著方心八角星紋；圈外雕一大橢圓形，兩圓以直線平分為八等分（每等分雕刻一圭形紋），在橢圓外沿圈邊對著長方形玉版的四角各雕刻一圭形紋飾。這塊玉版上雕刻的紋飾，反映了5000年前凌家灘先民的原始哲學思想，即圓中心的八角星紋應代表太陽，小圓圈外、大圓圈之內的八個圭形紋飾應是表示東、西、南、北和東南、東北、西南、西北等八方，大圓圈外四角的四個圭形紋飾應是表示四維。四維和八方，可能就是《史記·龜策列傳》中記載的所謂「四維已定，八卦相望」。按照凌家灘遺址的年代推測，玉版應該是「三皇」時代的原始八卦圖。
石鑽
石鑽，是20世紀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最重大發現之一，它的發現對研究新石器時代工具製造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石鑽的設計和製造，體現了凌家灘先民聰明智慧和先進的技術，石鑽本身的設計包涵了機械、力學、幾何學的基本原理。其中，螺絲紋的鑽頭這獨創的設計，其學術價值是無可估量的。
從凌家灘墓葬出土的重要玉禮器組合情況，可以看出墓主人不同的身份地位，表明當時已經有了明顯的貧富分化，私有制已經產生，出現了階級對立。出土大批多種形式的玉鉞、石鉞、瑪瑙鉞、玉戈等禮儀性兵器，表明了當時對外戰爭的頻繁和激烈程度，反映了文明的出現是在財富和權力的沖突中產生的歷史過程。
凌家灘遺址的十二個第一
凌家灘遺址至少有12個方面在中國考古發掘中占第一之先。 玉人玉鷹玉版玉勺紅陶土塊建築遺跡東陵玉瑪瑙鉞、斧、水晶耳璫玉管微雕、玉石鑽玉戈、玉虎首璜玉龍人工巨石堆

『陸』 寧陽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一處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是什麼

是大汶口文化吧
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 - 前2500年）是新石器時代後期父系氏族社會的典型文化形態。以泰山地區為中心，東起黃海之濱，西到魯西平原東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安徽的淮北一帶（安徽省蒙城縣尉遲寺遺址出土文物有與大汶口文物完全相同的），河南省也有少部分這類遺存的發現。因首先發現於大汶口，人們遂把以大汶口遺址為代表的文化遺存，命名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的發現，使黃河下游原始文化的歷史，由40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向前推進了2000多年。 在大汶口文化的後期墓葬中，出現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帶小孩的合葬，它標志著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會的結束，開始或已經進入了父系氏族社會。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續時間約2000年左右。根據地層疊壓關系和遺物特徵，可以區分為早、中、晚3期。有泥質、加砂陶，早期以紅陶為主，晚期灰、黑比例上升，並出現白陶、蛋殼陶。手制為主，晚期發展為輪制陶器，燒成溫度900—1000℃。器型有鼎、鬶、盉、豆、尊、單耳杯、觚形杯、高領罐、背水壺等。許多陶器表面膜光，紋飾有劃紋、弦紋、籃紋、圓圈紋、三角印紋、鏤孔等。彩陶較少但富有特色，彩色有紅、黑、白三種，紋樣有圈點、幾何、花葉等。 大汶口文化於1959年首次發現，進行發掘，考定為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考古學界即將大汶口遺址及其相類同的文化遺存命名為大汶口文化。其後，山東大汶口文化遺址於1974、1977、1978年，又先後進行多次發掘。遺址內涵豐富，有墓葬、房址、窖坑等。出土生活用具主要有鼎、豆、壺、罐、缽、盤、杯等器皿，分彩陶、紅陶、白陶、灰陶、黑陶幾種，特別是彩陶器皿，花紋精細勻稱，幾何形圖案規整。生產工具有磨製精緻的石斧、石錛、石鑿和磨製骨器，而骨針磨製之精細，幾可與今針媲美。墓葬以仰卧伸直葬為主，有普遍隨葬獐牙的風習，有的還隨葬豬頭、豬骨以象徵財富。 大汶口文化的發現，為山東地區的龍山文化找到了淵源，也為研究黃淮流域及山東、江浙沿海地區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線索。
[編輯本段]特徵
(1)以農業生產為主，兼營畜牧業，輔以狩獵和捕魚業。已發現許多大小不等的村落遺址。村落遺址所選擇的地點，有在靠近河岸的台地上，也有在平原地帶的高地上。農業以種植粟為主。在三里河遺址的一個窖穴中，曾發現1立方米的碳化粟。還發掘出大量牛、羊、豬、狗等家畜骨骼。 大汶口文化遺址發掘現場(2)房屋多數屬於地面建築，但也有少數半地穴式房屋。在呈子遺址中曾發掘出一座大汶口文化近方形的房屋，房基東西長4.65米，南北長4.55米，房門朝南。築法是先在地坪上挖0.5米的基槽，槽內填土夯實。牆基內有密集的柱洞，室內有四個柱洞。在大墩子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還出土有陶房模型。一件立面呈長方形，短檐，攢尖頂，前面開門，三面設窗，門口及周圍牆上刻有狗的形象。一件立面呈三角形，前面開門，左右及後牆也開窗。另一件橫斷面呈圓形，上有一周短檐，攢尖頂，有五道腎，無窗。這些陶房模型，為我們提供了相當形象的大汶口文化房屋形狀。 (3)大汶口文化的灰坑有圓形豎穴和橢圓形豎穴，原先的用途可能是儲藏東西的窖穴。也有口大於底的不規則形灰坑。 (4)大汶口文化的生產工具仍以石器為主，兼有一些骨器、角器和蚌器。石器有鏟、錛、斧、鑿、刀、匕首、矛等，有的石鏟和石斧鑽有圓孔。還有一些帶柄石鏟和石錛。骨器有鐮、魚鏢、鏃、匕首和矛。角器有鋤、魚鏢、鏃、匕首。蚌器有鐮和鏃。另有少量的陶網墜和陶紡輪。石器、骨器和角器都有一些變化，根據它們的出土層位可分早、中、晚3期。雞骨白玉飾(5)大汶口文化的制陶技術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質有紅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四類。陶器裝飾以鏤刻和編織紋最具特色。常見的紋飾則有錐刺紋、附加堆紋、弦紋、劃紋和籃紋。彩陶不多。彩陶上以黑彩和紅彩繪平行線紋、弦紋、葉紋、花瓣紋、八角星紋等幾何圖案。陶器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器形有罐形鼎、缽形鼎、壺形鼎、背壺、長頸壺、深腹罐、高柄豆等。高柄杯和白陶器是大汶口文化中最具特徵的陶器。在早、中、晚3期中，陶器的陶色、紋飾、器形都略有變化。陶色早期以紅陶為主，兼有一些灰陶與黑灰陶。中期紅陶減少，灰陶增多，兼有一些黑陶和白陶。晚期黑陶大為增多，並有少量紅陶、灰陶和白陶。陶器的製法，早期以手制為主，到了晚期輪制逐漸增多。陶器紋飾，早期有錐刺紋、劃紋和少量彩陶。彩陶上多為黑綵線條紋和葉脈紋。主要器形有釜形鼎、缽形鼎、小口帶柄壺形鼎、斂口平底缽，也有在上腹部飾彩的陶缽、高柄豆、高柄觚、雙耳壺等。中期又出現了附加堆紋、籃紋、壓印紋和鏤刻紋，以及施黑赭色和紅色的彩陶。彩陶紋樣有直線、斜線，弧線組成的花瓣紋和八角星紋等。中期的陶器器類較早期明顯增多，主要有小口深腹罐形鼎、缽形鼎、盂形鼎、小口深腹罐、平底盉、三實足鬹、斂口缽、高柄喇叭形座豆，小口長頸帶鼻壺、圈足尊、高柄杯、盆、簋、勺與漏器等。晚期陶器紋飾有弦紋、附加堆紋、籃紋、鏤刻紋等，彩陶則以渦汶為主。器類有罐形鼎、瘦腹背壺（其中有白陶）、寬肩壺、高柄豆、袋足鬶（有白陶）、三實足盉、高柄豆、帶把杯、長頸壺等雙孔壁。 (6)大汶口文化的雕塑工藝品不僅數量多，而且有較高的藝術水平，多數是墓內的隨葬品。雕塑品有象牙雕筒、象牙琮、象牙梳、雕刻骨珠、骨雕筒、骨梳、牙雕飾、嵌綠松石的骨筒、雕花骨匕、穿孔玉鏟、玉珠，以及陶塑動物等。這些雕塑品，製作都相當精細，造型優美，是大汶口文化中頗具特色的藝術作品。 (7)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多埋於集中的墓地。每一墓地的墓葬排列有序，死者頭向一致。墓室多為長方形豎穴土坑，有的僅有棺，但也有棺槨皆備的。葬式一般為單身仰身直肢葬，也有二人合葬或多人合葬的。多人合葬，少則三人，多則達二十三人。二人合葬墓有同性合葬，也有異性合葬。且有一次葬或二次葬的合葬墓。此外，還發現了一些無頭葬、無屍葬和「遷出葬」（即將墓內部分骨骼遷移它處，而在原葬墓內仍保留死者的部分骨骼）。葬式有屈肢葬、俯身葬和重疊葬等。墓內多數無任何隨葬品。凡有隨葬品的墓，隨葬品的多少十分懸殊。少者1、2件，多者百件以上。如大汶口M10是1老年女性墓葬。墓坑東西長4.2米，南北寬3.2米，墓底有二層台和塗漆棺槨。隨葬品有裝飾於頭和頸部的3串77件石質飾品，玉臂環、玉指環各1件，腹部置玉鏟1件，還有象牙雕筒2件、骨雕筒1件、象牙梳1件。陶器達90多件（其中白陶、磨光黑陶、彩陶共38件），還有豬頭、獸骨、鱷魚鱗板等。隨葬品的懸殊，反映了社會上的貧富懸殊日趨嚴重玉人面。
[編輯本段]類型
關於大汶口文化的類型問題，目前考古界看法不一。有人提出可劃分為「青蓮崗」、「劉林」和「花廳」3個類型。也有人認為可以劃分為「大汶口」、「大墩子」和「三里河」3個類型。現將後一種劃分的3個類型，簡介於下： (1)大汶口類型：包括山東中南部的泰安、濟寧等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遺址。經過發掘的有滕州崗上、曲阜西夏侯、鄒城野店、兗州王因等遺址。該類型的特點，表現在陶器器形上，以釜形鼎、大鏤孔編織紋高柄豆、背壺、筒形杯、盉、尊形器、圈足瓶、袋足鬶、帶耳杯等較有代表性。墓葬以頭向東單身仰身直肢葬為主，並有少量仰身屈肢葬和俯身葬。死者手中多握有獐牙器。王因早期墓葬中還有一定數量的同性合葬墓。 (2)大墩子類型：因最初發現於江蘇北部的邳縣大墩子而得名。主要分布於淮河以北的蘇北地區。經過發掘的遺址有邳縣劉林、新沂花廳、連雲港二澗村等遺址。陶器以鼎、鬶、豆、背壺、帶把三足罐、簋形器、缽、觚形杯、高圈足杯、罐等較有代表性。葬式也以頭向東或東北的單身仰身直肢葬為主，死者手中也多握有獐牙器。有的墓中的死者兩眼處還放有石環。 (3)三里河類型：因山東膠州三里河遺址具有代表性而得名。主要分布於山東濰坊地區和日照等地。經過發掘的遺址有日照東海峪、安丘景芝鎮、諸城呈子等遺址。陶器以釜、罐形鼎、鬶、單耳長頸壺、雙耳長頸壺、細長瓶、大口折肩尊、單耳杯、高柄杯、折腹缽等具有代表性，背壺、豆、筒形杯較少。葬式以頭向西和西北的單人仰身直肢葬為主。在呈子遺址中還有較多的合葬墓，並有重疊葬，死者手中也多握有獐牙器或蚌器。有的死者手臂處放有石鉞、蚌器、黑陶杯和海螺等。有的死者口中還含有玉琀。用豬下頜骨隨葬比較普遍葉蠟石串飾。
[編輯本段]發展
大汶口文化是分布於我國黃河下游和江淮地區的一種原始文化。1959年在山東泰安、寧陽兩縣交界的大汶口、堡頭遺址，發掘了成百座墓葬，出土了大批獨具風格的文物。以後同一類型文化的遺址和墓葬在山東和蘇北的廣大區域也不斷發現，這就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經歷了長期的發展過程，就已發掘的材料看，可以初步分為早、中、晚三期。 大汶口文化時期，社會生產的勞動者的性別，先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從男女隨葬的石鏟、石斧、石錛和紡輪這兩類工具的變化，可以得到很好的說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後，隨葬石鏟、石斧、石錛等生產工具的主要是男性，而隨葬紡輪的則主要是女性。這說明男子已成為社會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的主要擔當者，而婦女則從事紡織等家內勞動，社會已經從母系氏族公社階段發展到父系氏族公社階段了。 大汶口文化晚期，隨著生產的發展，私有制已經出現了。家豬就是大汶口氏族家族的一種重要動產。有一些大汶口墓葬里隨葬有很多豬頭和豬的下顎骨。這些隨葬的豬頭和豬的下顎骨，應是墓主人生前的私有財產。此外，隨葬的私有財產還有陶器、生產工具和各種裝飾品等。 私有制的產生和發展，必然導致貧富兩極分化，在氏族內部出現富有者和貧窮者。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清楚地反映了這種演變。從墓的規模看，有大墓和小墓的差別。從隨葬品來看，差別更加懸殊，有兩組墓葬可以對比：一組七個墓，隨葬品比較豐富，最多的達77件，最少的也有19件，都包括陶器、玉石器、豬頭等；另一組四個墓，隨葬品很貧乏，總共只有17件，為陶器、紡輪、獐牙等。可見貧富分化已經十分顯著。 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制陶業中出現的兩個新品種，反映了當時制陶工藝的顯著進步。這時的陶器已用快轉陶車來製造。陶車由輪盤和輪軸組成。使用時，由一人轉動輪盤，使其急速旋轉，由另一人藉助陶輪轉動形成的離心力，配以雙手靈巧的動作，將陶土塑成需要的器皿。用快轉陶車制坯，數量多，質量也好。燒制技術也有提高。擴大了窯室，縮小了火口，增加了火道支道和窯箅箅孔的數量，使熱力分布更加均勻。這時採用了高溫下嚴密封窯技術，使陶土中的鐵元素得以還原，有的還在陶土中摻過炭，因此燒成的陶器多為黑色。白陶用高嶺土製造，製造時努力保持陶土的純潔，因而燒成了白色。白陶的出現有重大的意義，它為以後瓷器的製作奠定了技術基礎。白陶上有的還有圖案花紋。 根據大汶口文化遺址的發掘，特別是墓葬的發掘，對大汶口文化的社會發展階段目前有3種不同看法： 一種認為私有制已經確立，一夫一妻制已得到鞏固，應處於父系氏族社會末期階段。 另一種認為墓內隨葬品懸殊很大，並已出現文字，應是奴隸社會的初級階段。 再一種是根據大汶口墓葬材料，認為應處於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階段彩陶盆。
[編輯本段]社會
經濟：大汶口文化的農業生產，以種植粟為主。居民飼養豬、狗等家畜，也從事漁獵和採集。生產工具有石制的斧、鏟、刀、鏃，骨角制的鋤、魚鏢、魚鉤和鏃等。制陶業較發達，小型陶器開始用輪製法生產。陶器以三足器、圈足器和平底器較多， 也有圜底器， 主要有鼎 、豆、觚形杯、壺、高柄杯和鬶等。石器、玉器、骨角牙器和進行鑲嵌的手工業也很興盛，出土的玉鉞、花瓣紋象牙筒、透雕象牙梳等，製作精緻，工藝水平很高。 居民習俗：當時居民中盛行枕骨人工變形和青春期拔除一對側上門齒，有的長期口含小石球或陶球，造成頜骨內縮變形。還流行在死者腰部放穿孔龜甲，死者手握獐牙或獐牙鉤形器。這些習俗為中國其他史前文化所罕見。石玉斧墓葬：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墓葬無葬具，中、晚期出現木槨；早期有反映氏族成員間牢固血緣關系的同性合葬墓，中、晚期有屬於父權制確立後葬俗的夫妻合葬墓。在大汶口墓地，1959年發掘墓葬 133座，時代相當於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這里的大、中、小墓差別極大。大墓不但規模大，且常有木槨葬具，隨葬品豐富精美，如有潔凈的白陶 、烏黑而略帶光澤的黑陶和優雅的彩陶，還有玉器、石器、象牙器、骨器等。小墓墓坑窄小，有的僅隨葬1件陶鼎或再加1件獐牙。大小墓的鮮明對比，表明私有制產生，已出現貧富分化。在莒縣陵陽河、大朱村、杭頭和諸城前寨等遺址，還發現刻在陶尊上的陶文，引起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的重視。大汶口文化淵源於北辛文化（見青蓮崗文化），後繼為山東龍山文化。該文化居民的種族，一般認為是中國古代的東夷族。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時代晚期重要的遺存之一，因首先發現於山東省泰安縣大汶口遺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圍北瀕渤海、南抵蘇皖、西進河南，始自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500左右發展成山東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特徵明顯，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的風俗，這是中國東南沿海古代先民拔牙習俗的發源地。大汶口文化的社會經濟已發展到較高水平。已發現的許多刻劃符號被認為是古老的象形文字。當時的社會已產生嚴重的貧富分化，私有制逐漸形成，整個社會已接近階級社會的門檻了。黑陶旋紋罐

『柒』 彝族八角紋可以讓你聯想到什麼

象徵著古時的太陽，一種英勇而無畏的意志力，望採納

『捌』 文物研究的基本資料

ISBN: 9787030290694開本： 16開
定價: 108.00元 論秦簡「日夕分」為地平方位數據
巫與文明
改革開放以來皖北地區考古收獲和意義
以薛家崗早期墓葬出土的陶鬻為例——兼談馬家浜至崧澤早期長江中下游鬶的源流
試論洹北商城的布局、年代和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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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墓神畫中伏羲、女媧圖像的配置及樣式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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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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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雙墩1號墓青銅器群范鑄工藝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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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研究
皖南出土甬鍾年代分析
懷遠出土的楚金幣——郢爰
芻議天長紀庄西漢木牘
望江縣近年出土的宋代青白瓷器
含山出土的弘治年青花人物罐
學術動態
書訊
課題
會議
《文物研究》啟事 《文物研究(第19輯)》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學會編，分為：考古研究、考古發現、古建保護與文物科技、文物研究等幾個部分，收入了《漢畫像「鳥啄魚」圖像述論》《安徽長豐縣古城遺址發掘報告》《蒙城縣小澗鎮春秋戰國青銅器》等論文。 出版社: 科學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9月1日)
目錄
考古研究
史前「八角星紋」原型探析 ——徐峰
初論史前彩繪石刀的發展——劉文強
蚌埠雙墩一號墓的文化「潛信息」——金銳周群錢仁發
潛山彰法山、彭家嶺戰國至西漢墓群略述——李丁生
漢畫像「鳥啄魚」圖像述論——劉立光
考古發現
安徽淮南市山南地區先秦遺址調查簡報
安徽長豐縣古城遺址發掘報告
安徽臨泉縣沈子國古城遺址調查報告
安徽宿州市邱園戰國至漢代墓群發掘簡報
安徽淮南市唐山戰國至漢代墓葬發掘報告
安徽天長市槽坊漢墓群發掘簡報
安徽寧國市「八路一橋」建設工程中墓葬及窯址清理簡報
安徽馬鞍山市秀山新區宋墓發掘簡報
安徽廣德縣南塘村宋一清代墓葬發掘簡報
河南新鄭市鐵嶺元代水井發掘簡報
河南鄭州市衛生疾病控制預防中心明墓發掘簡報
安徽蚌埠市仇崗明墓發掘簡報
安徽蚌埠市方溝明清吳氏家族墓發掘簡報
安徽黃山市徽州區田干明清墓地發掘報告
安徽壽縣新城區八座清墓發掘簡報
安徽銅陵龍干、雞籠山、破塘宋代和明清墓地發掘簡報
安徽馬鞍山市小山明清墓地發掘簡報
古建保護與文物科技
光譜技術在史前陶器研究中的應用述評——郎愛萍
從三槐村王氏宗祠看岳西古祠堂的四個基本特徵——陳鐸
文物研究
蒙城縣小澗鎮春秋戰國青銅器——蔡凌凱
合肥績溪路出土北宋刻花端石印盒淺識——夏騰
安徽含山褒禪寺大塔地宮出土文物——石建城
樅陽文物管理所藏壽州窯黃釉印花枕——吳得華
明湯和與湯和墓——錢仁發
淮北出土《前鄉貢進士揚州府儒學訓導蟄庵任公墓誌銘》考釋——解華頂
池州摩崖石刻「金公避兵處」的發現與考析——張邦啟
天長市博物館館藏明清銅鏡——
學術動態
書訊
課題
校勘
《文物研究》啟事

『玖』 河圖洛書上嚴謹，對稱，平衡的八角星紋與太極八卦圖有何關聯

從古至今，人類的發展演進離不開信息符號的出現發展演進。在人類社會早期，先民們迫於數字和事件的記錄發明創造出最早的記事方法結繩記事、岩畫記事和刻符記事。在這種種記事方式被發明出來以後，有些記事的符號或者圖像就被固定下來了。比如說一些幾何形紋飾、一些簡單的刻畫就被人們創造了出來，並被賦予特別的含義，有些刻符也因為其重要性，從而進入到人類的信仰體系中，成為照耀靈魂的明亮標識。

齊家文化陶制人面

『拾』 簡述仰韶文化不同時期的彩陶紋樣的特點

彩陶藝術
——從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嶺文化、馬家窯文化談起
父系氏族社會時期，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有一種非常普遍的手工業生產——陶器的製作，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與人類社會生活密切相關，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彩陶的產生是制陶業的一項重大發展，彩陶是新石器時代一種手制用紅、黑等色繪有花紋的陶器，主要有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嶺文化、馬家窯文化類型。他們之間的不同構成了彩陶豐富多彩的歷史。就以下七個方面論述他們的不同。
一、 發現地區。
仰韶文化，經過考古專家的陸續發掘，在陝西、山西、河北和甘肅東部等地區都有發現，逐漸形成了以中、晉為中心的地區。仰韶文化彩陶一山西、河南出土的最多也，裝飾也最豐富。其有兩種類型：半坡類型在今陝西省東郊廟底溝類型在近河南省。
大汶口文化，首次被考古科學家在山東寧陽堡頭村發現。他的主要遺址在我們山東寧陽堡頭、曲阜膝下候、安丘景芝鎮、臨沂大范庄、膠縣三里河和劉林大敦子、新沂花廳村等。
屈家嶺文化，在1954年發現於湖北京山縣屈家嶺而得名。主要分布於江漢地區，經過發掘的遺址除屈家嶺外，有湖北鄖縣青龍泉，宜都紅花套以及河南淅川等處。
馬家窯文化主要位於黃河上游，主要分布於甘肅、青海一帶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和四川北部地區。
二、 裝飾紋樣。
仰韶文化彩陶的裝飾紋樣內容比較豐富，有動物紋樣、植物紋、人物紋、幾何紋。屬於動物紋的紋樣有魚紋、鹿紋、鳥紋、蛙紋、人面魚紋、鳥魚紋、蜥蜴紋等。幾何紋分別有網紋、三角斜線紋、三角著線紋、弦紋、寬頻紋、折線紋、個字紋、圓點紋、葉形圓圈紋、火焰紋等有十幾種母體及演變的二、三十種紋樣形式之多。
大汶口文化彩陶的裝飾紋樣形式較多，有圓點紋、窄條紋、圓圈紋、花瓣紋、八角紋、平行折線紋、迴旋勾連紋、帶狀網格紋等十幾種，其中，個別紋樣和仰韶文化紋樣很相似，說明彼此在文化交流上關系密切。此外，還有著較多的植物紋樣，以花瓣紋及其演變的裝飾紋樣為最典型。
屈家嶺文化彩陶的裝飾紋樣極為簡潔凝煉，大部分為素麵，少有裝飾紋樣，少數裝飾紋樣為弦紋、淺藍紋、刻花紋、附加堆及鏤空等。幾何紋樣的裝飾，多種多樣有直線、同心圓等。
馬家窯的紋樣和種類一樣也是及其的豐富，包括四種類型，石嶺下型紋飾有條紋、圓點紋、波型紋、葉形旋紋、弧紋、三角紋以及鳥紋、蛙紋等。馬家窯類型彩陶的裝飾紋樣主要有條紋、寬頻紋、圓點紋、弧線紋、方格紋、垂帳紋、平行線紋、旋紋、旋渦紋以及魚紋、人面紋、蛙紋等。以旋渦紋、旋紋、波浪紋為典型。
半山類型彩陶的裝飾紋樣主要有螺旋文、菱形紋、同心圓紋、圓圈紋、折線三角紋、平行弧線紋、編織紋、棋紋、聯戶紋以及網紋等。
馬廠類彩陶的裝飾紋樣內容多樣，除部分有半山型特點外，另有人型紋、貝形紋、雲雷紋、大三角形紋、波折紋、方框紋以及象徵性的蛙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