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長江在中國的文化歷史發展當中有什麼作用
一、發達的稻作農業是長江流域古代文明產生的基礎
環顧世界，所有古代文明都是在穀物農業發達到一定階段的基礎上發生的。例如西亞地區的古代文明，是在以小麥、大麥種植和綿羊、山羊的伺養的經濟基礎，發達到一定階段以後產生的。埃及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也是受到西亞的以小麥為主的旱地農業的影響，分別在尼羅河和印度河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產生的。中美州的古代文明是以玉米為主的穀物農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在那個基礎上產生的。中國的黃河流域的文明，則是在以小米的種植為主的旱地農業的基礎上發生起來的。這個小米包括粟和黍。最早的幾個文明都是在穀物農業這個基礎上產生的。為什麼是這樣？為什麼在採集、狩獵經濟的基礎上不能產生文明？為什麼以畜牧業為主的經濟基礎（後面當然也有這樣的文明）發生的很晚？我想，可能有這樣一些原因。因為農業的產生本身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系統，它需要對賴以種植的穀物做長期觀察（在野生階段就採集食用），對這些穀物有一些認識。一個是可食性的認識，一個是耐儲藏的特性的認識。這就區別於薯芋等的栽培。至於薯芋的栽培問題，在考古學上很難證明，完全是一個設想，而且無法儲藏，也看不出對文明的起源有什麼影響。而種植穀物，對土壤要有認識。對土壤的肥力要有認識，對水溫有所認識，對季節有所認識，既然要栽培農作物，還要製造相應的農具。種植的農具，收獲的農具，加工穀物的農具，然後，谷類食物做飯吃時，還得有炊具。這套東西整個構成一個文化系統。谷類的生長期，一年一個輪回，它的周期起碼是以年為單位的。這與採集經濟、狩獵經濟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可能是一種短期行為，必須有一定的計劃。這樣就使文化本身復雜化。有積攢，有經驗的積累；同時要從事農業生產，還必須要有一定的人群，有比較大的集體，單個人很難去從事農業生產；還必須定居。所以，我們看到農業村落遠遠比那些以狩獵採集為生的村落大得多，堆積厚得多，也就是穩定得多。這樣一個比較長的時間穩定聚居在一個地方，而且是有一個比較大的人群，他們相互之間會不斷交流經驗，加速了文化的積累，從而也加速了文化的發展。所以，以農業為基礎，以谷類作物農業（不是一般的種植的農業）為基礎產生了幾個古代文明。這種說法是好多人類學家，考古學家所總結出來的。
現在的谷類作物裡面，最主要的是兩種，一種是小麥，一種是大米。在大米這種谷類作物農業的基礎上產生過文明嗎？過去是問號，要尋求答案主要有兩個地區。一個是印度的恆河流域，一個是中國的長江流域。長江流域現在是全世界稻米產量最多的地方，也是人口最集中的地方。那麼在長江流域有沒有自身產生文明的土壤？還是說只有等中原文明傳播到長江流域，或者說影響到長江流域，之後才產生了文明？這是擺在考古學者，歷史學者面前的一個問題。由於前些年在長江流域很多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一系列文化的重要發現，所以大家覺得這個問題值深思。恐怕在看待中國文明發展時，不能僅僅是中原中心論，這個文明的發生，如果從多源的角度來考慮，可能更符合事實。那個多源里，當然包括長江流域。我個人覺得，稻作農業對文明產生的作用，絕對不可低估，它同旱地農業相比，更有優勢，而不是更差。因為稻作農業，基本上是水田農業。水田農業要求把田塊弄平，如果不平，高的地方沒水，低的地方稻苗被淹，旱地農業地不平也可以種植。水田則不行，而且搞平田塊後還得在周圍築田埂，用來關水，水不流掉，天旱時，還得想法找水灌溉，雨澇時，還得想法排水，還得有排灌系統。由於水田必須要有灌溉，這種灌溉實際上也帶來了一些肥力，自肥的效果比旱地要好。一塊旱地，種植作物若干年，又不加人工施肥，肥力減得很快。所以就必須輪種。《詩經》里不是講到「菑、新、畲」嗎？要輪種，否則產量則要降低。而水田，長江流域的水田，種了幾千年，現在還非常高產，袁隆平院士得了大獎，也就是在這塊土壤上做出來的，而且還能不斷的高產。由於是這樣，這個農田，投入了那麼多人力，農民一般不會輕易捨去。所以，水田農業的農民，更加固定在土地上，就是穩定性更大。當然不排除有一些文化上的交流。這樣更有利於文化的積累。由於對土地的加工，需要更加精細。這樣就養成一種素養 ，就是使這些農人注意精耕細作，事情搞得很細。這種素養帶到一些手工業上，就會使一些手工業製品做得非常精巧。我們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從新石器時代開始，比較一下，如南方的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他們製做的陶器、玉器與北方同時代的新石器文化比。大不一樣，我們在內蒙古地區看到的，陶器很大，陶窯也很大，很有氣派，但質地很粗；而南方的器物製做精巧。幾千年就形成了一個傳統，這個傳統與水土有關系。在一定的水土基礎上產生一種經濟，然後在這個經濟的基礎上產生一種文化。這種文化就形成了一種傳統。所以稻作農業發展到一定時期，在它的基礎上完全有條件產生文明。這個文明，包括物質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這些年在長江流域發現的如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的許多遺存，大家都很關注，在討論文明起源時候，都提到這些文化，這些文化中並沒有青銅器，只有比較發達的稻作農業，比較發達的手工業，如製造玉器、絲綢等。但誰也不否認，它是在走向文明階段上的一個重大成就，只不過是對它究竟是否已經進入文明了，還是只走到文明的門檻上，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說，稻作農業是可以在它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產生文明的。
二 長江流域發生文明的三個中心
長江流域有三個文明起源的中心。一是長江中游，這里是目前所知稻作農業最早發生的地區。從湖南玉蟾岩到江西的萬年仙人洞，吊桶環，一萬多年前就有稻作農業的萌芽了，後來到彭頭山文化、城背溪文化 ，稻作農業已經相當發達了，經過大溪文化 、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發展水平就更高了。到屈家嶺文化階段，出現了一系列城址，一些手工業也已相當發達，就已經出現文明的曙光了，這些文化構成一個系統，以後的楚文化與這些文化暫時連不上，中間有缺環。但是它的深層的背景，還是在這些文化的基礎上。不管楚人的王室是從中原或是從其它地方過去的，但做為一個文化的整體，應該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這應當沒有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中心。
二是長江下游。這里從馬家濱文化、崧澤文化到良渚文化，發展系統非常清楚。至於馬家濱文化以前的文化，目前正在探索，但是從這些文化看來，已構成一個系統。以後發展到馬橋文化，馬橋文化不管受別的地區的影響多大，也應是在良渚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盡管中間還有缺環。以後發展到吳越文化。所以長江下游地區也很清楚，它是一個自成系統的文化發展中心，以後成為一個文明起源的中心。
三是長江上游地區。主要是四川一帶，過去這里的新石器文化不清楚，最近在成都平原以寶墩村為代表的一系列城址被發現，知道在相當於新石器時代的末期，那裡的文化水平已經發展的很高了。接著產生了三星堆文化，最後就是巴蜀文化。所以，這個系統也是很清楚的。
這幾個系統的文化，是不是從黃河流域或中原地區傳過去的呢？完全看不出來，答案應該是否定的。但是有影響有交流。所以我覺得，這幾個文化中心和這幾個地區走向文明的過程，應該說基本上是獨立的，不是從外面傳過去的。也就是說，在這里也產過原生文明 。但這幾個中心之間也還有些亞中心。如江西，安徽一帶，跟長江中游的不完全一樣，跟長江下游的也不完全是一回事。跟中游、下游地區比，沒有那麼高的水平。所以認為它們是亞中心。這樣，在長江流域的這些文化的本來面目逐漸被揭示出來了。但這些文明中心，我們怎麼看，它與黃河流域的文明是什麼關系呢？近些年，有的學者提出長江文明的概念，這個概念能否成立？有人相對來講叫黃河文明，這個概念能否成立？我覺得，我們最近一些年，對中國文明起源探索的重大成果就是，中國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同時又是一體的。多源的中心相互之間有很密切的關系。過去張光直用一個相互作用圈的概念來概括這種情況，費孝通先生從民族學的角度來講，認為中國的文化是多元一體的。 既是多元的，又是一體的。我覺得他們都很貼切地概括了中國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的態勢。到現在， 我們還不是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有56個民族的，既是多元又是統一的這么個民族、這么個文化嗎？
那麼，我為什麼不同意叫長江文明呢？原因就是，既然叫長江文明，它一定是有一個可以概括出長江文明有哪幾個特點，它與黃河文明或別的文明有什麼不同。我們比較一下。如長江下游地區幾個早期的文化吧，馬家濱、崧澤、良渚文化也好，與長江中游的文化，如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相比，當然有不少關系，但這個關系密切的程度遠不如它與山東的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關系密切。至於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等，與成都平原地區的以寶墩文化為代表的文化的關系，也遠不如這些文化與河南地區的仰韶文化和中原龍山文化的關系密切。所以，這樣劃一個圈，將關系不密切的劃在一個整體，而將關系密切的又劃開，顯然說不通。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不存在長江文明這個概念。只有長江地區的文明，長江流域的文明，長江流域的多個文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無論長江流域、黃河流域，這些文明又是一個整體，就是多元一體。這個整體可以從很多方面看出來。如我們講商周時期的很多玉器，玉器上的玉琮、玉璧、玉璜等很多，不是說良渚很發達嗎？中國早期的玉器中心有兩個，一個是紅山文化，一個是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前也有一些，但沒良渚文化發達）商周玉器主要不是繼承紅山文化的，在黃河流域，山東有一些玉器，但不多，中原地區很少有玉器。盡管是究竟怎麼受良渚文化影響的，路線不清，時間也不銜接，但良渚的玉器對商周的玉器，一定是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又比如商周青銅器上的雷紋、饕餮紋，這些紋飾，在良渚文化中就有，但是在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中，基本不見。還有中國文明中的絲綢，在長江流域發生最早，也最發達，在河姆渡文化中，就有蠶的形象的雕刻，在良渚文化里，既發現了絹片，也發現了絲帶。良渚文化的大墓，其實有許多絲織品隨葬。但是採集不起來了。所以絲綢也是長江流域的下游最發達。中國又是瓷國。瓷器在哪裡最先發生呢？還是長江流域，因為與瓷器關系密切的白陶首先在長江流域發生的。然後，最早的所謂的原始青瓷，也是在長江流域發生。到現在，中國瓷器做得最好的瓷窯也在長江流域。比如漆器，在河姆渡就發現漆器，在良渚文化中有許多漂亮漆器（現在沒有修復起來），這都是中國古代物質文化裡面，最早出現的閃耀著文明光芒的物質文化遺存，最早發生在長江流域。同時，也代表中國文化的特點。
所以，講中國早期文明，不能只講黃河流域，只講中原文明，至少還要講到長江。割裂開來說長江文明、黃河文明都講不通，兩者是多元而又一體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長江流域在古代中國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起著重要的作用。以前我曾經講過一個道理，現在不妨再提一下，就是商周文明有的先生叫做「鼎鬲文化」，翦伯贊先生就這樣認為。商周文化中，鼎鬲兩種器物占重要地位，我們從新石器文化中看，鬲主要發現在黃河流域，鼎主要發生在長江流域。當然商周的擴張主要是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去的，長江流域成為被征服者，但有意思的是，被征服民族文化中的成份--鼎，後來成為商周的禮器。而鬲原本是自己的東西，反而成為一般的生活用器。這樣兩者結合起來成為一個復合的文化。原來有鬲的地方有的無鼎或少有，原來有鼎的地方基本上無鬲，到商周時合流了，成為一種鼎鬲文化。這件事形象的表明了中國的文化，由多源逐步走向一體或一統的過程。
㈡ 如果二里頭是夏文化，那從考古學上來說，夏文化的特徵是什麼
夏文化的特徵：青銅文化、廣域王權文化
夏文化是青銅文化，這是從考古學上看，與之前龍山文化的最大區別；中原從距今9000年的賈湖文化開始，進入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繁盛期，之後經裴李崗文化 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 中原龍山文化（王灣三期） 二里頭文化的發展，至二里頭時代正式進入青銅時代；
二里頭文化是中國最早的青銅文化，也是夏文化 探索 的首席大遺址。
夏是中國 歷史 記載的第一個朝代，只所以史書以夏始，就是因為夏朝的廣域特徵。而考古中發現的第一個具有王朝氣象的文化，正是二里頭文化。
二里頭文化如何有廣域影響力的？是因為二里頭文化的核心特徵器物擴散到了華夏九州：
陶禮器傳播：
二里頭時代，以盉（鬶）、爵等為代表的二里頭風格的陶禮器向四方傳播：
向北：見於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層文化；
向南：由浙江到四川的長江流域一帶；
向西：黃河上游的甘肅、青海一帶。
向東：達到泰山腳下；
玉璋傳播：
起源於東方海岱地區的玉璋，在龍山時代向西傳播。
（PS：牙璋是源於 海岱龍山文化 的典型器物，有網友誤認石峁牙璋年代早，是大謬論，石峁的牙璋、石雕很多是從陶寺掠來的，石峁對陶寺的破壞堪稱4000年前的五胡亂華。石峁南下破壞陶寺詳情參看許宏《何以中國》）
（龍山式玉璋，無扉齒）
但到了二里頭時代，二里頭式玉璋又以二里頭都邑作為其擴散的起點或者中介點，向長江中上游甚至嶺南一帶傳播，直至越南北部。
（二里頭式牙璋，多扉齒，）
（石峁牙璋，有龍山式，又有二里頭式，但又無自身發展序列，且插玉於牆，顯然是掠來的）
綠松石銅牌飾傳播：
長江上游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出土的變形獸面紋銅牌飾，一般認為是以二里頭文化的同類器為原型仿製而成。在黃河支流渭河流域的甘肅天水，也採集到了一件獸面紋銅牌飾，與二里頭遺址出土銅牌飾相類。
這些都應是當地的土著文化選擇性地接受中原王朝文化因素的結果。可以說，二里頭文化典型陶禮器、玉璋、銅牌飾的傳播范圍，超過了《尚書·禹貢》所載「九州」的范圍。
綜上所述：
夏文化從考古上來看，應該是青銅文化與廣域王權，綜合這兩個特徵，只有二里頭文化最符合。
參考資料：許宏，《何以中國》；
中原文物，《聚焦·石峁|關於石峁遺存年代等問題的學術史觀察》；
有句話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這句話也適用中國的朝代更替中的文化傳承。商朝文化必定受到夏文華的影響，周文化也必定受到商朝文化的影響。 所以，夏文華的特徵必定與商文化存在很大的形似性，這樣說來，部分人說的三星堆是夏文華就不攻自破了。
有人說考古學家就是與一堆「鍋碗瓢盆」打交道。通過這些鍋碗瓢盆來判定其人。這話雖是調侃，但是卻很有到底。怎樣辨別出夏文化的特徵就需要這些所謂的「鍋碗瓢盆」。
陶器器形上的特徵
陶鼎、罐、盉、豆、觚、鬶、尊等器型都是從這一時期常見的器型。中國遠古文化以鼎鬲文化著稱，大體上看，用鼎（三實足炊器）的人群居東南，用鬲（三空足炊器）的人群處西北，交匯處恰在中原。 二里頭文化中鼎、深腹罐、鬲兼有，到二里崗文化鼎鬲並存以鼎為重。
所謂的青銅器禮器是指青銅爵、青銅鼎一類的青銅器，夏商周看重青銅器，並以青銅制的器具為貴，應是一脈相承的。此外，二里頭發現的鈴，也被看作是「禮樂」文化的初始階段的象徵。
而青銅器上的圖案，最能代表夏文華的就是「獸面紋」。這也是商周時期青銅器上最常見的紋飾之一。
二里頭的一處宮殿，也被稱為最早的紫禁城。也是因為其帶門樓的南大門，與故宮一脈相承。當然還有其方方正正的特點。
夏文化的文字當有殷商甲骨文的影子，至少要具有甲骨文的幾個特徵，也應為象形字。
陝西人:夏商兩代要麼沒有，要麼有也不能在河南，反正陝西的 歷史 文化底蘊就是比河南強！只要是西周以前的河南 歷史 文化我們都反對否認！！！所以說二里頭夏都不管是人教版教科書還是國家文物局承認，只要我們陝西人不承認都是假的！！
很簡單，夏就是專指農業文明，始自女媧聯盟。
二里頭夏都遺址是從夏朝走向商代的節骨點，讓人很清晰的看到了 歷史 前進的烙印，如果對夏都的稱呼有疑問可以親臨現場了解感受一下，切不可人雲亦雲，跟著瞎哴哴，親臨現場，三千五百年前的中國就象在眼前，你一定會有一個全新的感受。
夏人的來源有數個說法。一個說法認為夏人起源自東夷集團，主要支持者為王國維與郭沫若等人。根據《路史》、《吳越春秋》等記載，夏人的始祖禹來自西羌，因此夏人可能與古羌人同源。傅斯年在〈夷夏東西說〉中提出夏人源自中國西部。學者徐中舒也主張夏民族源自羌人，他同時主張，中亞的大夏為夏人西移後建立的國家。冉光榮等認為夏人為羌族先祖。學者余太山認為，以黃帝為共同先祖的部落，如陶唐氏、有虞氏、少昊、顓頊等黃帝部落其後向西發展，先形成陸渾與陰戎等部族，後成為月氏人與塞種的先祖。余太山推測這些黃帝氏族可能與吐火羅人、印歐人有關。夏曾佑《中國古代史》認為中國古代有夏族與華族兩大不同族群，學者許倬雲進一步提出，夏族起源自黃河上游和中游的中國西北地區，與居住在山西的華族，兩者融合，形成華夏族，為漢族的前身。劉學銚曾引用這個說法……
如是而言，除了第一說，後幾種說法也許可以完美解釋石峁，陶寺和二里頭的真正脈絡………初步猜想應該是石峁（黃帝集團主導的夏族）吞並陶寺（炎帝集團主導的華族），接著逐步入主中原，成為二里頭的真正主人……如此，夏（華夏）之來歷呼之欲出、不言而喻！
陶寺、石峁、二里頭的崛起都是在各種外來勢力與本地勢力發生沖撞、本區域各新興集團間經過劇烈角逐，由小集團的競爭與合作而演化出大集團的過程中實現的。可以說，各種勢力和不同 社會 集團間的激烈碰撞與競爭乃是這幾個早期國家形成的最為關鍵的因素，其中戰爭很可能起到了最重要的催化作用。
龍山—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銅器以及與冶鑄相關的遺物目前已經發現上千件，西北地區出土的數量最多，出土的地點也最普遍，其次是中原地區，再次是北方和燕遼地區，山東地區最少，約20 件。這些銅器絕大多數出自二里頭文化時期，龍山時期的數量不多，其中山東龍山文化只有小件銅器。而下王岡和新砦有銅容器，最能說明問題的是陶寺中晚期出土的5 件銅器，包括環、鈴、盆、齒輪形鐲和蛙，這些銅器的器形獨特，看不出外來的影響，表明中原地區已經掌握了銅器冶鑄技術。二里頭文化時期中原地區無疑形成了當地的冶銅業體系，但相關遺物的發現卻遠不如西北地區的數量多，而且從新疆東部的天山北路到河西走廊的四壩文化、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北方地區的朱開溝文化和燕遼地區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所見的銅器均與草原地帶的賽依瑪—圖爾賓諾文化(Seima -Turbinno Culture)和安德羅諾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有關。賽依瑪—圖爾賓諾青銅矛甚至出現在山西和河南西部的淅川下王岡。此外，在天山北路、四壩文化、齊家文化、朱開溝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峁遺址所見的金器、權杖頭、石人像等有中亞和草原地帶的影響。
龍山文化至二里頭文化時期，新疆北部地區連續發現發源於薩彥—阿爾泰和中亞地區的奧庫涅夫文化（Okunevo Culture）、賽依瑪—圖爾賓諾文化、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羅布泊地區分布著大致相當於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小河—古墓溝文化，墓葬中所見人種有印歐語系的來源，林梅村認為他們屬於受賽依瑪—圖爾賓諾文化排擠，自北疆南下的切木爾切克人的文化。同時，新疆東部哈密地區早在龍山文化時期已經有了馬廠文化的蹤跡，到四壩文化時期，天山北路墓地可見穩定的聚落並持續發展。四壩文化西城驛遺址的土坯房屋、齊家文化喇家遺址房屋的壁爐等受到了中亞地區綠洲農業聚落的影響。從中原地區經甘青向西至新疆的絲綢之路上在這一時期有定居聚落的發現，成為穩定的青銅時代全球化形成的標志。
夏周同源 商秦本家……惟殷先人 有典有冊……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
夏文化特點是西方文明標准:文字、金屬、都城、奴隸，四樣東西完備。
夏的起源是治水，如果按文獻記載，已經把大地劃為九州。所以不該把夏的邊界定義在某個地方起源，就在附近活動，這不太符合人的流動性。
人是有 探索 和開拓性的，古代沒有國都的概念，哪裡適合居住，就到哪裡去，因為人對自然是沒有掌控力的。
夏的文化特徵就是模糊性，神秘性，哈哈。江湖傳說已久，就是不見廬山真面目。
搞笑 的是，我為什麼要證明給後人看，我存在過？你們愛信不信，關我屁事。
商朝都說是從我這里得到的江山，大家都知道大禹治水，都知道我的孫子的孫子的是個暴君。為何我要拿東西證明我活著，為你們這些刨祖墳的王八羔子活么？你們的敬畏在哪裡，現在還否定我的存在，數典忘祖么？有不有。我說我回火星了你們信不。。。
從荒蠻進入文明，華夏先祖一步一步把華夏文明推向前進，盡管步履艱難，但一步一個腳印為我們畄下豐富的遺跡，等待解讀
㈢ 誰知道關於鼎的知識
1.鼎為中國古代炊食器。早在七千多年前就出現了陶制的鼎。銅鼎則是商周時期最為重要的禮器。
鼎是青銅禮器中的主要食器，在古代社會中，它被當作統治階級等級制度和權利的標志。《史記--封禪書》記載：「（夏）禹收九牧之金（銅）鑄九鼎」，從此九鼎成為王權的象徵、傳國的寶器。後來，「桀有亂德，鼎遷於商。」周滅商，成王又遷九鼎於洛邑（今洛陽）。春秋時期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陳兵於洛邑附近，定王派王孫滿前去慰勞，楚莊王乘機探問九鼎的「大小輕重」，遭到了王孫滿的有力駁斥：「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左傳·宣公元三年》）。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問鼎」故事。
目前考古發現的時代最早的青銅鼎是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青銅鼎。1939年安陽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後母戊（司母戊）鼎長方斗形腹，口沿上有兩個直耳，腹下有四個圓柱足。腹部四周飾以獸面紋和夔[kui葵]紋，耳外側飾以雙虎食人頭紋，足上部亦飾以獸面紋，並皆以雲雷紋為地紋，神秘而繁縟。腹內壁鑄有銘文「後母戊」三字，據此可知為商王祖庚或祖甲為祭祀其母戊而作。形體巨大，高達1．33米，大長1．10米，寬0．79米，1994年經中國歷史博物館科技部與中國計量科學研究院進行標准計量，實測重量為832．84公斤，不僅是中國古代、也是世界古代最重的青銅器。製作精美，系用多塊陶內范和外范拼合澆鑄而成，代表了中國古代青銅冶鑄業的高水平和中國古代人民無以倫比的智慧與創造力。
青銅鼎是在新石器時代廣泛使用陶鼎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目前發現最早的青銅鼎出現於商代早期，即商二里岡文化期，歷經各個朝代，一直沿用到兩漢，乃至魏晉，是青銅器中行用時間最長的，因而變化也很大。屬於商代的有圓鼎、鬲鼎、扁足鼎、方鼎等。
商代用鼎制度，中、小型墓陪葬的一般是一具或二具。無論是殷墟或殷墟以外地區大都如此。但是王室的陵墓則懸殊甚大，商晚期殷墟婦好墓出土方鼎二、扁足方鼎二，大小不同的圓鼎三十二具，還有少數殘破的碎片，可見中、小型墓和王室墓等級差別的森嚴。表現等級秩序明顯的，是西周的列鼎制度。寶雞竹園溝西周早期1號墓已出現大小相次三具一組列鼎，和另二具配合的鼎。奴隸主貴族等級愈高，使用數愈多，就是說享受肉食品亦愈豐富。據禮書的記載，西周時：
天子用九鼎，第一鼎是盛牛，稱為太牢，以下為羊、豕、魚、臘、腸胃、膚、鮮魚、鮮臘；
諸候一般用七鼎，也稱大牢，減少鮮肉、鮮臘二味；（但東周時諸侯宴卿大夫也可用九鼎）；
卿大夫用五鼎，稱少牢，鼎實是羊、豕、魚、臘、膚；
士用三鼎，鼎實是豕、魚、臘，（士也有用一鼎的，鼎實為豕.) 2.青銅鼎是在新石器時代廣泛使用陶鼎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目前發現最早的青銅鼎出現於商代早期，即商二里岡文化期，歷經各個朝代，一直沿用到兩漢，乃至魏晉，是青銅器中行用時間最長的，因而變化也很大。屬於商代的有圓鼎、鬲鼎、扁足鼎、方鼎等。
㈣ 青銅器 鼎 編鍾 尊 卣 鬲 鐃 盤 簋 鉞 用處
鼎是青銅器的最重要器種之一，是用以烹煮肉和盛貯肉類的器具
編鍾是我國古代的一種打擊樂器，用青銅鑄成，它由大小不同的扁圓鍾按照音調高低的次序排列起來，懸掛在一個巨大的鍾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錘和長形的棒分別敲打銅鍾，能發出不同的樂音，因為每個鍾的音調不同，按音譜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樂曲。
尊，大中型盛酒器和禮器。流行於商周時期，春秋後期偶有所見。尊與彝一樣，原是成組禮器的共稱，宋朝之後開始專指一類器物。
卣是古代用來盛酒的容器，也有說卣專門盛放祭祀時用的一種香酒
鬲，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謂鬲也。——宋·沈括《夢溪筆談》 又如:鬲如(形狀突起高絕如鬲鼎的樣子)
古代煮飯用的炊器
鐃，又稱為鉦和執鍾。我國最早使用的青銅打擊樂器之一，其最初的功能為軍中傳播號令之用
盤，承水器。商周時期宴饗用之，宴前飯後要行沃盥之禮，《禮記·內則》載：」進盥，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
簋（音鬼），古代盛食物的器具。
鉞作為一種兵器，由青銅鈹頭、長柄構成，鈹頭尖鋒直刃、扁莖，穿透力很強，很可能是由扁莖短劍發展而來。它出現於春秋時期，在戰國時期大量使用。至於斧鉞，由於其殺傷力不如戈矛，在春秋時期實戰中的地位已大大降低，已多用於儀仗、裝飾之需，以作為軍權的象徵。
㈤ 青銅器——鼎
鼎是青銅禮器中最重要的一類器物，自考古學上的二里頭文化時期開始出現，一直沿用至明清時代，是青銅器中流行時間最長的器物。
獸面紋鼎，商代前期，飪食器，通高21厘米，寬18.3厘米，重1.04kg。
鼎圓體，深腹，薄壁，平口沿外折，口沿上有雙立耳。腹下三扁足，足作夔形，首朝上，尾部作支點。頸部飾獸面紋，無地紋。
羊父丁方鼎，商代後期，飪食器，通高21.3厘米，寬17.1厘米，重3.12kg。
鼎長方體，口沿外折，口上有雙立耳，直壁，深腹，平底，腹下有四柱足。口下、腹部的四角及足上均有凸棱，腹部中央飾勾連雷紋，左右及下方各飾三道乳釘紋，口下和足部飾獸面紋。
器內壁上有銘文1行4字：作父丁。羊。
銘文記：為父親丁做器。「羊」為族名。
史斿父鼎，西周早期，飪食器，通高41厘米，寬19.5厘米，重2.52kg。
此鼎口微侈，有立耳，分襠，實足。頸部飾列旗獸面紋，獸面中部附飾浮雕犧首。內壁鑄銘文3行8字：史斿父，作寶尊，彝鼎。七五八。
記史游父做鼎。銘後所附數字是八卦符號，表明鑄造此鼎時曾經進行過一次占筮。
師旂鼎，西周中期，飪食器，高15.8厘米，口徑16.2厘米，重1.92kg。
鼎圓淺腹，腹傾垂，二直耳，三柱足。頸飾一周長身分尾垂嘴的鳥紋。
器內壁鑄銘文8行79字：
唯三月丁卯，師旂眾仆不
從王征於方雷。使厥友引
以告於伯懋父。在，伯懋
父乃罰得、顯、古三百鋝。今弗
克厥罰，懋父令曰：「義，
厥不從厥右征，今毋，
其又內於師旂。」引以告中
史書，旂對厥於尊彝。
(仆:指師旂管轄的一些人。友:這里指同事或下屬。內：交納、上繳。這里指交納一定的罰款。)
銘文大意是：這是三月的丁卯日，師旂因為他屬下的許多仆官不跟王去征方雷，派了他的屬僚引把這件事告到伯懋父那裡。說：「在的時候，伯懋父曾罰得、顯和古三百鋝，現在沒有能罰」。伯懋父命令說：「依法應該放逐像這些不跟右軍一起出征的人，現在不要放逐了，應該交罰款給師旂」。 引把這件事告知中史寫下來。師旂對揚這個判詞，鑄這件彝器。（唐蘭釋文解說）
這件銅器銘文記錄了西周中期軍法處罰事件，反映了當時的法律制度，是研究法律史的珍貴資料。
史宜父鼎，西周晚期，飪食器，通高37.5 ，寬37厘米。
鼎雙立耳微向外撇，腹略鼓收斂成圜底，獸蹄足較粗壯。口下飾幾何紋。造型和紋飾具備西周晚期青銅器的特點。
器內有3行16字銘文：史宜父作尊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
陳侯鼎，春秋前期，飪食器，高23.6厘米，口徑31.6厘米，重5.58kg。
鼎敞口，翻唇，口沿外附雙耳，盂腹，三蹄足，腹上部環飾竊曲紋帶。
器內壁鑄銘文4行21字：
唯正月初吉丁
亥，陳侯作□
媯四母媵鼎，
其永壽用之。
該器的鑄造時間為某年「正月初吉丁亥日」，鑄器者為陳侯，物主為「□媯四母」，「其永壽用之」為祈語。器物主人媯姓，女姓，名四母，出自陳侯王室，媯字前無法辨認的字可能是四母的排行字。
從器物的特徵看，陳侯鼎的盂腹較似以毛公鼎為代表的西周晚期同類器，但已變淺，蹄足也向細長發展，竊曲紋筆道略見粗疏。銘文在布局上注意上下的排列，同時也考慮左右之間的交替，筆道流暢，遒勁有力，從銘辭內容看屬媵器之類。上述各項都具有春秋早期的同類器及其它類別的青銅禮器共有的時代特性，故定陳侯鼎為春秋早期器。
該鼎原為前清翰林院編修陳介祺舊藏，《簠齋藏古冊目並題記》著錄。陳氏手拓其銘，傳之於世。五十年代，該器歸為國有，入藏故宮博物院。
單孝子鼎，戰國前期，飪食器，通高23.6厘米，寬31.8厘米，口徑21cn，重4.64kg。
鼎圓體，三蹄形足，雙附耳，有蓋，蓋上飾三犧。器身飾弦紋二周。
蓋、器對銘，各鑄銘文16字：王四月，單孝子以庚寅之日，命鑄飤鼎鬲。
意為：在王四月庚寅這一天，單孝子命鑄煮食之鼎。
大明崇禎玖年潞國制銅鼎，明，飪食器，通高21厘米，寬15.7厘米，重2.28kg。
此鼎為圓形，短頸，鼓腹，雙立耳，四扁形獸足。器身飾花紋，以回紋、勾連紋為地，口沿下為一周對蟬紋，器腹主體紋飾為四組獸面紋，四足紋飾與造型相結合，形如上攀之龍。器外底有陰鑄篆體銘文，字口填漆。方款為「敬一主人」四字，邊款環以「大明崇禎玖年潞國制肆拾器」字樣。
作為仿古彝器，此鼎融三代禮器的造型、紋飾於一體，把方鼎的四足移到圓鼎上，同時採用扁平外撇的獸體替代圓而直立的柱足或蹄足，從而打破了傳統的圓鼎三足而立的形式，完成了造型上對方鼎和圓鼎的雙重模仿。紋飾的仿鑄採用商周時期普遍流行的蟬紋和獸面紋，布局上也不改三代以獸面紋為主體、以蟬紋帶為附屬的古風。
雷紋四足方鼎，清乾隆，生活用具，高14.8厘米，寬13.3厘米。
此鼎體呈長方形，平折沿，束頸，口上有雙立耳，平底，四柱足。腹部四面均飾有雷紋和直紋，直紋居中，雷紋環繞於直紋四周。外底中央刻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楷書款。此器是清宮造辦處仿照西周早期的青銅方鼎製作的，不過二者的區別也很明顯。
西周早期的方鼎為直頸，而且這個時期的雷紋線條流暢。而雷紋四足方鼎則頸部內收明顯，造型相對古板，雷紋裝飾線條生硬，結構規整。此鼎內還有煙熏的痕跡，表明該鼎已被派作香爐使用。
㈥ 楚文化的發展經歷哪四個階段
楚文化是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不斷發展壯大的。按楚文化不同時期的特點，可把楚文化劃分為濫觴期、勃興期、鼎盛期和轉變期4個階段。
楚人建國丹陽至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是楚文化的濫觴期。在這一時期，楚國完成了由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轉變，在兼采華夏文化和蠻夷文化之長的基礎上，開始創造自己的特色文化。總的來說，此時的楚文化與華夏文化尚沒有明顯而重大的區別，尤其是陶器、青銅器等物質文化方面，但楚文化又畢竟顯示出了一些自己的特性。崇火崇鳳好巫、開拓進取、不拘禮法、愛標新立異等特點為後來楚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春秋時期是楚文化的勃興期。這個時期，楚文化開始呈現出自己鮮明的特點，表現在各個方面。從社會形態上看，農奴制布滿了楚國各個縣邑，奴隸制相反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在民族政策上，楚人把自己定位於夷夏之間，實行撫夷屬夏的國策。對於所滅之國，楚人的作法是遷其公室，存其宗廟，縣其疆土，撫其臣民，用其賢能，而不以俘掠奴隸為好。從官制上看，楚官多稱尹，從中央到地方，少有例外；從行政建制上，楚國首創縣制，後為各國效仿；在兵制上，稱謂、建制也與中原多異。這些大的文化背景已經充分昭示了楚文化的個性與氣魄，楚文化也由此成熟起來。
戰國時期是楚文化的鼎盛期。此時，銅器生產登峰造極，鐵器普遍推廣，絲織刺綉興旺發達，漆器木器應運而生，城市建設欣欣向榮，物質文化可算是達到了頂點。與勃興期明顯不同的是，鼎盛期的楚國精神文化大放異彩，給予後世巨大的啟迪，從哲學到文學，從字畫到樂舞，無不獨風騷，彪炳千秋，更為主要的是，楚人的政治社會體制、民族文化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趨於成熟定型，使楚文化真正成了獨特的"這一個"，千百年來為人們津津樂道。
秦漢之際為楚文化的轉變期。秦國滅掉了楚國，並排斥楚文化，使楚文化遭受重大打擊。但楚文化的精神因素方面遠比物質因素方面根深蒂固，因此楚文化被打而不倒，秦末，楚人劉邦、項羽大興楚文化，使楚文化有復甦之勢，但離開了物質文化根基的楚文化終究是不可能沿著自己的道路發展下去了。漢武帝獨尊儒術後，自成體系的楚文化不復存在，但楚文化的某些因子卻與傳統中原文化一樣，成為新的漢文化的組成部分。至此，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促進，共同創造著中華民族的燦爛文明。
㈦ 長江黃河為什麼成為母親河
補充一點文明方面的。自古大河都是孕育文明的搖籃。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150萬年前在現今山西省黃河邊的芮城縣境內出現西候度猿人；100萬年前的蘭田猿人和30萬年前的大荔猿人在黃河岸邊取魚狩獵； 7萬年前山西襄汾丁村出現早期智人；3萬年前內蒙古烏審旗大溝灣出現晚期智人。 距今10000－7000年的細石器文化遺址、7000－37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遺址、3700－2700年的青銅器文化遺址和出現於公元前770年的鐵器文化遺址等幾乎遍布黃河流域。從中石器時代起，黃河流域就成了我國遠古文化的發展中心，拉開了黃河文明發展的序幕。
【黃河文明】
黃河文明的形成期大體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間，前後經歷了兩千年之久。在這一時期，神州大地出現了許多地區性文明，如在長江流域有成都平原文明、江漢文明、太湖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學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等。在黃河流域有甘青文明、中原文明、海岱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學文化有仰韶文化、中原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馬家窯文化等。在東北有燕山地區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學文化主要是紅山文化。各個地區性文明都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學術界都給以高度評價，但是到後來有的文明中斷了，有的文明走向低谷，只有黃河文明恰如中流砥柱，朝氣蓬勃，吸納、融合了各地區文明精華，向更高層次發展。與上述考古學文化相對應的是中國歷史上的五帝時代，即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以及海岱地區的太昊、少昊。據文獻記載，他們的族團主要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繁衍、生息、發展，創造了燦爛的黃河早期文明。這時的社會是邦國林立，出現了城郭、農業生產社會化、手工業專門化、禮制規范化。貧富分化，階級產生，文化藝術也有長足的發展。這時的黃河文明處於大交融的形成時期，可以稱為邦國文明，也可以說是華夏文明的初級階段。
黃河文明的發展期是它的升華階段。從時代來說主要是夏商周三代。這時的黃河文明主要凝聚在黃河中下游的大中原地區，大中原地區文化是黃河文明的中心。在大中原域內的河洛地區文化是黃河文明的核心。河洛地區大體包括黃河與洛河交匯的內夾角洲、外夾角洲以及黃河北岸的晉南和豫北。河洛文化圈向西可伸入關中，向東可以達到豫東。在河洛文化圈內，不僅有豐富的五帝傳說和遺跡，而且還有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國都。考古發現了屬於王朝性質的都邑有登封王城崗 原八方遺址 古城、新密新寨古城、偃師二里頭城址、鄭州商城、偃師屍鄉溝商城、安陽殷墟和洹北商城以及在陝西和洛陽發現的西周、東周都城遺跡，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均在河洛地區。因此，河洛文化不僅是一個地區性文化，而且是延續約兩千年的王都文化，是黃河文明最核心的載體。在這一歷史階段，出現了父傳子家天下的政權體制，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國家機構，制定了比較完善的禮樂制度，出現了比較規范的文字，科學技術、農業、手工業、商業貿易飛速發展，劃時代的青銅文化聞名中外。在河洛文化周圍出現了巴蜀文化、吳越文化、楚文化、燕趙文化和齊魯文化等，通過交流、吸納、融合，給河洛文化注入了活力，在歷史的舞台上顯得更加活躍。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和哲理豐富的《易經》等許多不朽之作。影響中國幾千年的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等學派也如雨後春筍在河洛地區一齊湧向社會，開創了中國學術界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河洛文化為黃河文明充實了內容，輸入了新鮮血液，文明的光芒照亮了亞洲的東方，不僅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望塵莫及，即使在當時世界范圍內，也享有極高的聲譽。
黃河文明的興盛期，是進入封建帝國文明的歷史階段，自秦漢開始直至北宋，一千多年來，河洛地區一直處於核心地位。帝都文化推動著全國科學文化大踏步前進。秦始皇統一六國，廢封建，立郡縣，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漢承秦制，對這一重大文明創造進一步規范、完善和推廣。先秦時期的儒家、道家等學說，在歷代王朝都得到繼承和發揚光大。漢學是漢代學者創立的一個重要學派，源遠流長，影響很大，他們對經學研究的成果，一直被後世學者奉為經典。宋代的理學，對塑造中華民族的性格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中國最早的最高學府太學，設在東漢首都洛陽，學生最多時達三萬人以上，歷經曹魏、西晉，為全國各地培養了大批人才，出現了不少出類拔萃的人物。天象歷法、農學、地學、醫學、水利、機械、建築、冶煉、陶瓷、釀造、紡織、造紙、活字印刷等科學技術，都創造了歷史奇跡；漢賦、唐詩、宋詞以及書法、繪畫、雕塑等，都攀登上文化藝術的高峰；留傳後世的各類史書浩如煙海，記載了古往今來王朝興替以及社會發展的歷史。著名的絲綢之路的起點，西漢時始於西安，東漢至隋唐時始於洛陽，西安、洛陽在當時是對外文化交流、商業貿易的國際大都市，由此，中國歷史上的漢唐文明享譽世界。這就充分說明黃河文明的確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個高度興盛的黃河文明，其核心的確是在河洛文化范圍內。
華夏文明的主體是黃河文明，黃河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地區，黃河文明的核心在河洛文化圈內。河洛文化最大的特點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國都文化連綿不斷。黃河文明形成期的五帝邦國時代，黃帝都有熊，顓頊都帝丘，堯都平陽，舜都蒲坂；黃河文明發展期的夏商周王國時代，夏都陽城、陽翟、斟鄩、老丘，商都亳、隞、相、殷，周都豐鎬、洛邑；黃河文明興盛期的帝國時代，西漢至北宋一直建都在西安、洛陽和開封。上述都城均在河洛文化圈內，幾千年的建都歷史，形成了具有極大影響的國都文化。這是河洛文化最突出的特點。第二，樹大根深的根文化是河洛文化又一特點，有許多文明源頭都在這一地區。如最早出現的國家在這里，近年啟動的文明探源工程所確定的四個重點即臨汾的陶寺、鄭州的古城寨、新寨和王城崗也在這里，「河圖」、「洛書」和「易經」等被譽為傳統文化源頭的元典、華夏文化重要紐帶之一的漢字也產生在這里。由於歷史上各種原因，中原人口大量向四方播遷，甚至播遷到海外。據姓氏專家研究，中國一百大姓中有七十多姓的祖根或一支祖根源於中原。現在播遷在外特別是海外華人，多自稱是「河洛郎」，並且前來尋根拜祖，河洛地區成為文化尋根和姓氏尋根的聖地。第三，大一統的思想根深蒂固，形成了傳統的民族基因。善於吸收、包融、開放、凝聚的民族個性，在河洛文化中都有充分的體現，但最突出的還是大一統的民族基因，從邦國、王國到帝國的幾千年中，人們為維護國家的統一強大，反對分裂，一直進行著不懈的斗爭，並且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一優秀的傳統現已成為整個中華民族堅如磐石的凝聚力和靈魂
【長江文明】
長江，橫貫中華大地，日夜奔騰不息，迄今大約有兩億多歲了。它同黃河一樣，同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中國古文化的發祥地。早在舊石器時代，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在長江流域勞動生息，在雲南元謀發現的元謀猿人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最早的屬於「猿人」階段的人類化石，距今已有170萬年左右的歷史，是長江流域人類活動悠久歷史的有力證明。考古學家在長江上下游，還發現不少地方仍留下中華民族童年的遺跡。如在長江上、中游地區，就有雲南「麗江人」、四川「資陽人」、湖北「長陽人」的化石和石器。這些屬於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人類遺跡，距今亦有十幾萬年至一萬多年了。70年代發現的江西清江美城和湖北黃陂盤龍城兩處商代遺址，證實了這里至少在3000年以前已經發展了和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基本相同的文化。在距今4000至6000年間，長江中游地區的原始人已經過著以稻作農業為主、漁獵為輔的定居生活，創造出較高水平的原始社會文化。
在長江下游地區，同樣有許多文化遺址。諸如，6000年前的馬家浜文化，5000年前的崧澤文化，4000年前的良諸文化等。南宋以後，長江流域更成為全國經濟的重心。
長江、數千年來以自己甘美的乳汁孕育了無數傑出的英才，陶冶了許許多多各領風騷的文壇巨匠，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占盡了風流。春秋時期的莊周和屈原，他們都是荊楚文化的肥沃土壤培育出來的。莊周的《莊子》和屈原的《離騷》合稱「庄騷」，開創了南方文化浪漫主義的先河，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東晉的陶淵明，唐代的李白，宋時的蘇軾，等等，也都是長江造就出來的。李白一生的足跡遍及長江上、中、下游，他一生寫下了苦幹首歌詠長江景色的佳作，如：
遠渡荊門外，來從楚國游。
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
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
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
長江流域又是歷代宗教昌盛的地區。歷代興建的廟宇建築和佛像雕塑，遍及大江上下，雲南雞足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華山，是中國著名的佛教聖地；四川青城山，湖北武當山，則是道教聖地。金璧輝煌的寺觀，重檐飛閣的殿宇，高聳於巍峨秀麗的高山峻嶺之上，古木林海之間。下游地區的寺院也很多。唐代著名詩人杜牧的詩描述了六朝古都南京地區寺院之盛：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廓灑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隨著時光的流逝，歷代興建的寺廟，幾經興衰，至今仍保留一部分。近年來，有的經過重修，煥然一新，蘇州的寒山寺，杭州的靈隱寺，裝金彩塑的大佛，依然展現它昔日的風姿。唐代修鑿的中國最大的石佛——四川樂山大佛，迄今依然，端坐在臨江的凌雲山上。
遼闊的長江流域，資源極為豐富，物華天寶，得天獨厚，自古以來是中國最重要的農業經濟區。這里地形多種多樣，有高山，有丘陵，亦有平原和湖泊。流域內有3.7億畝肥沃的耕地，佔全國總耕地的1/4。糧食產量約佔全國總產量40％，棉花產量佔全國產量的1/3。
多少世紀以來，人們一直贊譽長江流域的四川盆地是「天府之國」，兩湖地區是「漁米之鄉」，太湖地區是「人間天堂」。
長江廣闊的江河湖沼水面是中國的天然魚倉，這里的淡水魚產量佔全國2/3。流域內地下寶藏豐富，種類很多，品位又高，如：銅、鋁、鋅、銻、鎢、鈷、錫、磷、鐵、錳、鉛、煤、石油、井鹽……應有盡有。大江上下，還有許多重要工業基地和美麗城市。長江像一根銀線串珍珠，把干支流上幾十個名城重鎮，緊密連結在一起。今日長江，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區，武漢為中心的華中經濟區和重慶為中心的西南經濟區為依託，橫貫東西帶動南北，正在形成為中國國民經濟走向世界先進行列的戰略基地。
萬里長江，壯麗富饒。但是，在中華民族的史冊上，長江流域也記載了許多苦難的歷史。
在漫長的歲月里，由於歷代封建王朝的統治，長江也曾給沿岸人民帶來了無數災難。據記載，從漢代至清代2000年間，長江中下游共發生較大洪災200多次，平均年10年一次，中小洪災則難以數計。到了近代，增加到3～5年一次。國民黨統治期間，幾乎年年鬧災。1931年大水，武漢市區行船百日，江漢平原14.5萬人淹死；1935年再次大水，又奪去了14.2萬人生命。解放以後，黨和政府加強了專門治理長江流域的管理機構和流域各省、市、自治區的水利部門，大力興修水利，開始了億萬人民征服長江的新紀元。
一、發達的稻作農業是長江流域古代文明產生的基礎
環顧世界，所有古代文明都是在穀物農業發達到一定階段的基礎上發生的。例如西亞地區的古代文明，是在以小麥、大麥種植和綿羊、山羊的伺養的經濟基礎，發達到一定階段以後產生的。埃及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也是受到西亞的以小麥為主的旱地農業的影響，分別在尼羅河和印度河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產生的。中美州的古代文明是以玉米為主的穀物農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在那個基礎上產生的。中國的黃河流域的文明，則是在以小米的種植為主的旱地農業的基礎上發生起來的。這個小米包括粟和黍。最早的幾個文明都是在穀物農業這個基礎上產生的。為什麼是這樣？為什麼在採集、狩獵經濟的基礎上不能產生文明？為什麼以畜牧業為主的經濟基礎（後面當然也有這樣的文明）發生的很晚？我想，可能有這樣一些原因。因為農業的產生本身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系統，它需要對賴以種植的穀物做長期觀察（在野生階段就採集食用），對這些穀物有一些認識。一個是可食性的認識，一個是耐儲藏的特性的認識。這就區別於薯芋等的栽培。至於薯芋的栽培問題，在考古學上很難證明，完全是一個設想，而且無法儲藏，也看不出對文明的起源有什麼影響。而種植穀物，對土壤要有認識。對土壤的肥力要有認識，對水溫有所認識，對季節有所認識，既然要栽培農作物，還要製造相應的農具。種植的農具，收獲的農具，加工穀物的農具，然後，谷類食物做飯吃時，還得有炊具。這套東西整個構成一個文化系統。谷類的生長期，一年一個輪回，它的周期起碼是以年為單位的。這與採集經濟、狩獵經濟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可能是一種短期行為，必須有一定的計劃。這樣就使文化本身復雜化。有積攢，有經驗的積累；同時要從事農業生產，還必須要有一定的人群，有比較大的集體，單個人很難去從事農業生產；還必須定居。所以，我們看到農業村落遠遠比那些以狩獵採集為生的村落大得多，堆積厚得多，也就是穩定得多。這樣一個比較長的時間穩定聚居在一個地方，而且是有一個比較大的人群，他們相互之間會不斷交流經驗，加速了文化的積累，從而也加速了文化的發展。所以，以農業為基礎，以谷類作物農業（不是一般的種植的農業）為基礎產生了幾個古代文明。這種說法是好多人類學家，考古學家所總結出來的。
現在的谷類作物裡面，最主要的是兩種，一種是小麥，一種是大米。在大米這種谷類作物農業的基礎上產生過文明嗎？過去是問號，要尋求答案主要有兩個地區。一個是印度的恆河流域，一個是中國的長江流域。長江流域現在是全世界稻米產量最多的地方，也是人口最集中的地方。那麼在長江流域有沒有自身產生文明的土壤？還是說只有等中原文明傳播到長江流域，或者說影響到長江流域，之後才產生了文明？這是擺在考古學者，歷史學者面前的一個問題。由於前些年在長江流域很多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一系列文化的重要發現，所以大家覺得這個問題值深思。恐怕在看待中國文明發展時，不能僅僅是中原中心論，這個文明的發生，如果從多源的角度來考慮，可能更符合事實。那個多源里，當然包括長江流域。我個人覺得，稻作農業對文明產生的作用，絕對不可低估，它同旱地農業相比，更有優勢，而不是更差。因為稻作農業，基本上是水田農業。水田農業要求把田塊弄平，如果不平，高的地方沒水，低的地方稻苗被淹，旱地農業地不平也可以種植。水田則不行，而且搞平田塊後還得在周圍築田埂，用來關水，水不流掉，天旱時，還得想法找水灌溉，雨澇時，還得想法排水，還得有排灌系統。由於水田必須要有灌溉，這種灌溉實際上也帶來了一些肥力，自肥的效果比旱地要好。一塊旱地，種植作物若干年，又不加人工施肥，肥力減得很快。所以就必須輪種。《詩經》里不是講到「菑、新、畲」嗎？要輪種，否則產量則要降低。而水田，長江流域的水田，種了幾千年，現在還非常高產，袁隆平院士得了大獎，也就是在這塊土壤上做出來的，而且還能不斷的高產。由於是這樣，這個農田，投入了那麼多人力，農民一般不會輕易捨去。所以，水田農業的農民，更加固定在土地上，就是穩定性更大。當然不排除有一些文化上的交流。這樣更有利於文化的積累。由於對土地的加工，需要更加精細。這樣就養成一種素養 ，就是使這些農人注意精耕細作，事情搞得很細。這種素養帶到一些手工業上，就會使一些手工業製品做得非常精巧。我們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從新石器時代開始，比較一下，如南方的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他們製做的陶器、玉器與北方同時代的新石器文化比。大不一樣，我們在內蒙古地區看到的，陶器很大，陶窯也很大，很有氣派，但質地很粗；而南方的器物製做精巧。幾千年就形成了一個傳統，這個傳統與水土有關系。在一定的水土基礎上產生一種經濟，然後在這個經濟的基礎上產生一種文化。這種文化就形成了一種傳統。所以稻作農業發展到一定時期，在它的基礎上完全有條件產生文明。這個文明，包括物質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這些年在長江流域發現的如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的許多遺存，大家都很關注，在討論文明起源時候，都提到這些文化，這些文化中並沒有青銅器，只有比較發達的稻作農業，比較發達的手工業，如製造玉器、絲綢等。
但誰也不否認，它是在走向文明階段上的一個重大成就，只不過是對它究竟是否已經進入文明了，還是只走到文明的門檻上，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說，稻作農業是可以在它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產生文明的。
二 長江流域發生文明的三個中心
長江流域有三個文明起源的中心。一是長江中游，這里是目前所知稻作農業最早發生的地區。從湖南玉蟾岩到江西的萬年仙人洞，吊桶環，一萬多年前就有稻作農業的萌芽了，後來到彭頭山文化、城背溪文化 ，稻作農業已經相當發達了，經過大溪文化 、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發展水平就更高了。到屈家嶺文化階段，出現了一系列城址，一些手工業也已相當發達，就已經出現文明的曙光了，這些文化構成一個系統，以後的楚文化與這些文化暫時連不上，中間有缺環。但是它的深層的背景，還是在這些文化的基礎上。不管楚人的王室是從中原或是從其它地方過去的，但做為一個文化的整體，應該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這應當沒有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中心。
二是長江下游。這里從馬家濱文化、崧澤文化到良渚文化，發展系統非常清楚。至於馬家濱文化以前的文化，目前正在探索，但是從這些文化看來，已構成一個系統。以後發展到馬橋文化，馬橋文化不管受別的地區的影響多大，也應是在良渚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盡管中間還有缺環。以後發展到吳越文化。所以長江下游地區也很清楚，它是一個自成系統的文化發展中心，以後成為一個文明起源的中心。
三是長江上游地區。主要是四川一帶，過去這里的新石器文化不清楚，最近在成都平原以寶墩村為代表的一系列城址被發現，知道在相當於新石器時代的末期，那裡的文化水平已經發展的很高了。接著產生了三星堆文化，最後就是巴蜀文化。所以，這個系統也是很清楚的。
這幾個系統的文化，是不是從黃河流域或中原地區傳過去的呢？完全看不出來，答案應該是否定的。但是有影響有交流。所以我覺得，這幾個文化中心和這幾個地區走向文明的過程，應該說基本上是獨立的，不是從外面傳過去的。也就是說，在這里也產過原生文明 。但這幾個中心之間也還有些亞中心。如江西，安徽一帶，跟長江中游的不完全一樣，跟長江下游的也不完全是一回事。跟中游、下游地區比，沒有那麼高的水平。所以認為它們是亞中心。這樣，在長江流域的這些文化的本來面目逐漸被揭示出來了。但這些文明中心，我們怎麼看，它與黃河流域的文明是什麼關系呢？近些年，有的學者提出長江文明的概念，這個概念能否成立？有人相對來講叫黃河文明，這個概念能否成立？我覺得，我們最近一些年，對中國文明起源探索的重大成果就是，中國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同時又是一體的。多源的中心相互之間有很密切的關系。過去張光直用一個相互作用圈的概念來概括這種情況，費孝通先生從民族學的角度來講，認為中國的文化是多元一體的。 既是多元的，又是一體的。我覺得他們都很貼切地概括了中國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的態勢。到現在， 我們還不是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有56個民族的，既是多元又是統一的這么個民族、這么個文化嗎？
那麼，我為什麼不同意叫長江文明呢？原因就是，既然叫長江文明，它一定是有一個可以概括出長江文明有哪幾個特點，它與黃河文明或別的文明有什麼不同。我們比較一下。如長江下游地區幾個早期的文化吧，馬家濱、崧澤、良渚文化也好，與長江中游的文化，如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相比，當然有不少關系，但這個關系密切的程度遠不如它與山東的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關系密切。至於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等，與成都平原地區的以寶墩文化為代表的文化的關系，也遠不如這些文化與河南地區的仰韶文化和中原龍山文化的關系密切。所以，這樣劃一個圈，將關系不密切的劃在一個整體，而將關系密切的又劃開，顯然說不通。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不存在長江文明這個概念。只有長江地區的文明，長江流域的文明，長江流域的多個文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無論長江流域、黃河流域，這些文明又是一個整體，就是多元一體。這個整體可以從很多方面看出來。如我們講商周時期的很多玉器，玉器上的玉琮、玉璧、玉璜等很多，不是說良渚很發達嗎？中國早期的玉器中心有兩個，一個是紅山文化，一個是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前也有一些，但沒良渚文化發達）商周玉器主要不是繼承紅山文化的，在黃河流域，山東有一些玉器，但不多，中原地區很少有玉器。盡管是究竟怎麼受良渚文化影響的，路線不清，時間也不銜接，但良渚的玉器對商周的玉器，一定是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又比如商周青銅器上的雷紋、饕餮紋，這些紋飾，在良渚文化中就有，但是在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中，基本不見。還有中國文明中的絲綢，在長江流域發生最早，也最發達，在河姆渡文化中，就有蠶的形象的雕刻，在良渚文化里，既發現了絹片，也發現了絲帶。良渚文化的大墓，其實有許多絲織品隨葬。但是採集不起來了。所以絲綢也是長江流域的下游最發達。中國又是瓷國。瓷器在哪裡最先發生呢？還是長江流域，因為與瓷器關系密切的白陶首先在長江流域發生的。然後，最早的所謂的原始青瓷，也是在長江流域發生。到現在，中國瓷器做得最好的瓷窯也在長江流域。
比如漆器，在河姆渡就發現漆器，在良渚文化中有許多漂亮漆器（現在沒有修復起來），這都是中國古代物質文化裡面，最早出現的閃耀著文明光芒的物質文化遺存，最早發生在長江流域。同時，也代表中國文化的特點。
所以，講中國早期文明，不能只講黃河流域，只講中原文明，至少還要講到長江。割裂開來說長江文明、黃河文明都講不通，兩者是多元而又一體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長江流域在古代中國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起著重要的作用。以前我曾經講過一個道理，現在不妨再提一下，就是商周文明有的先生叫做「鼎鬲文化」，翦伯贊先生就這樣認為。商周文化中，鼎鬲兩種器物占重要地位，我們從新石器文化中看，鬲主要發現在黃河流域，鼎主要發生在長江流域。當然商周的擴張主要是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去的，長江流域成為被征服者，但有意思的是，被征服民族文化中的成份--鼎，後來成為商周的禮器。而鬲原本是自己的東西，反而成為一般的生活用器。這樣兩者結合起來成為一個復合的文化。原來有鬲的地方有的無鼎或少有，原來有鼎的地方基本上無鬲，到商周時合流了，成為一種鼎鬲文化。這件事形象的表明了中國的文化，由多源逐步走向一體或一統的過程。
長江世界第三長河
世界第三大河
中國第一大河
黃河中國第二長河
中國第三大河
㈧ 商.西周時期的鼎表示開始與後來發生了 什麼變化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紀——前15世紀中葉：
商代早期青銅器具有獨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與一耳成垂直線，在視覺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狀足成錐狀足和器腹相通，這是由於當時還沒有掌握對范芯的澆鑄全封閉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與殷墟時期長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狀承繼二里頭文化式樣，—律為扁體平底。流甚狹而長。青銅斝除平底型的以外，還出現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當二里岡上層的器，+字形有成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邊沿，留有數道缺口，鄭州和黃陂盤龍城都出土過這種實例。管流斜置於頂上的半封頂袋足盉，後側有一大鋬可執，在本期內頗具特色。罍皆狹唇高頸有肩，形體亦偏高。商代早期壺有提梁的有長頸小口鼓腹形和小口體呈懸瓠形的兩種，也有小口器頸不高不設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銅器紋飾主體已是獸面紋，以粗獷的勾曲迴旋的線條構成，全是變形紋樣，除獸目圓大，以為象徵外，其餘條紋並不具體表現物象的各個部位，紋飾多平雕，個別主紋出現了浮雕，二里岡上層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犧首裝飾。所有的獸面紋或其它動物紋都不以雷紋為地，是這一時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幾何紋極其簡單，有一些粗率的雷紋，也有單列或多列的連珠紋，乳釘紋也已經出現。
商代早期的青銅器，極少有銘文，以前認為個別上的龜形是文字，實際上仍是紋飾而不是文字。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紀中葉—前13世紀
這一時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雖然與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寬，出現的圓體爵是放所未見的。斝在空椎狀足之外，出現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較少見。早期雖已出現了寬肩的大口尊，這類器形在此時有較大的發展，像阜南的龍虎尊和獸面紋尊這樣厚重雄偉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從未出現的。瓿這類器形，也是這個時期發展 起來的，藁城的獸面紋瓿是其典型。早期體型較高的罍，在這時發展為體型比例較低而肩部寬闊的式樣，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巨型獸面紋罍是其典型。這時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與早期相比，有所縮小。鼎、鬲類器比較突出的變化是一耳不再與—足對立，形成不平衡狀，而是三足與兩耳對稱，成為以後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這時澆鑄時芯范懸封的方法還沒有完全解決，因而中空的鼎足還有與器腹相通的情形。
紋飾分為兩類，一類是二里岡期變形動物紋的改進，原來粗獷的線條變得較細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獸面紋鼎和肥西的斝與爵，而阜南龍虎尊和嘉山泊崗的主紋獸面紋已較精細，圈足上的獸面紋仍保持早期的結構和風格。第二類是出現了用繁密的雷紋和排列整齊的羽狀紋構成的獸面紋。這類獸面紋雙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則無論是頭像還是體軀都沒有明顯的區分。這方面的實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採用較多的高浮雕附飾，但線條輪廓有渾圓感，與晚期浮雕輪廓線峻直銳利的風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銅器一般仍保持著不鑄銘文的習慣，但個別器上發現鑄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記，但是沒有發現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稱。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紀至前11世紀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現的器類有方彝、觶、觥等。方形器大為發展，幾乎所有的酒器都為方形。紋飾方面，動物形象比較具體，有的甚至有寫實感，主體花紋和地紋明顯區分，地紋常為細雷紋，與主體花紋構成強烈對比。主體花紋多採用浮雕手法，風格有渾圓、峻銳兩種。銘文多為一二字，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變化較大，除通常樣式外還出現了分檔鼎。方鼎都是槽形長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為無耳，腹變淺，最大腹徑上移。觚的造型向細長發展，喇叭口擴展，大十字架鏤孔退化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體爵大減，圓體爵盛行。斝的變化是斝板上始見獸頭裝飾。三足明顯增高。戈出現了帶胡帶穿。
2）商代晚期後段：器類方面，無肩尊和扁體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見馬銜等車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類。這一期紋飾最為發達，藝術裝飾水平達到高峰，以動物和神怪為主體的獸面紋空前發展。紋飾不僅僅施在器身，有些視線不及的底部也裝飾花紋。花紋總體風格森嚴莊重。這一期出現了記事形式的較長銘文。但最多不過三四十字。銘文鑄工精細，內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賞賜、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現了蹄形足；圓鼎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變化是雙耳簋急劇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為細長身喇叭口。爵的變化不大，仍為圓體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後移。斝仍見獸頭裝飾，繼續流行袋足斝，但體較低而寬，柱飾粗壯。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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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鼎是在新石器時代廣泛使用陶鼎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目前發現最早的青銅鼎出現於商代早期，即商二里岡文化期，歷經各個朝代，一直沿用到兩漢，乃至魏晉，是青銅器中行用時間最長的，因而變化也很大。屬於商代的有圓鼎、鬲鼎、扁足鼎、方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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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鼎與古代青銅器
自從發現了青銅材質，人類文化從原始社會躍入一個新的文明階段，青銅遂成為一個時代鮮明的標志。
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有一半是由羽羽生輝的青銅器鑄造出來的。從公元前二千年之前，由黃河流域中原二里頭文化（即十三朝古都洛陽東郊）和其上游齊家文化為代表的最早面世的青銅器來看，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歷史，成為延續二千多年的青銅器時代，在中華文明史冊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 在青銅器早期為新石器時代，散見的只有陶器製品，而青銅器時代後期，則被瓷器和鐵器製品所代替。所以在二千多年的青銅器歷史長河中，其製品五光十色，其工藝流光異彩。既有權力象徵的各種銅鼎重器，也有尊、壺、鬲、觥、觚、鍾、燈、爐等各種宮廷禮器、祭器、酒器、盛器和生活用品、陳設品、工藝品，其造型也遍及龍、虎、牛、馬、羊、鹿、象、人、鳥等各種形態和飾物，僅紋飾就有獸面紋、乳行紋、蚊紋、風紋雷紋、龍形紋、龜魚紋、曲折紋、雲雷紋、蟠螭紋、幾何紋、竹節紋、菱形紋、直紋、斜紋、六山紋、葉紋等幾十種。從生活用品到樂器，從飾品到戰爭武器。可以說如繁星滿天，品種之多，不勝枚舉，充分記錄了中華文明史的輝煌時代，也是歷代王室、宮廷、侯門、伯爵們生前陳設豪華璀璨耀目，死後追求不朽，陪葬昂貴富麗和考究的佐證。
世界各文明古國都經歷過青銅時代，唯有古代中國賦予青銅器以重要的社會意義、深厚的精神內涵，以及高度完美的藝術形式。中國古代青銅藝術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夏、商、周三個朝代，前後延續了2,000多年。近代以來，青銅器大量出土，使長久處於朦朧的中國古代史面貌逐漸清晰起來。
中國從夏代開始進入階級社會，而象徵國家政治權勢和軍權、神權的青銅製造業，完全為貴族所壟斷，這些青銅器的製造均是以貴族的意志、需要和審美意願為依歸。中國青銅器歷經20多個世紀的發展衍變，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發展時期
時間分野
初期
夏代
商代風格盛行期
商代遷都殷（今河南安陽）以後至西周前期，約為商王武丁到西周穆王時期。
西周風格成熟期
西周後期至春秋前期
東周風格盛行期
春秋中期至戰國時期
青銅器中的鼎，原是上古時候極為普遍的烹飪器，其後實用意義逐漸減弱，成為權勢的象徵物。夏鑄九鼎的傳說，表明了青銅器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發生於春秋時代的「問鼎中原」事件，是這種觀念的延續。而現今已發現的中國古代體量最大的青銅器——商代司母戊鼎，則可讓我們感受到鼎予人的精神震撼。
二. 鼎文化概說
鼎是我國青銅文化的代表。鼎在古代被視為立國重器，是國家和權力的象徵。直到現在，中國人仍然有一種鼎崇拜的意識，「鼎」字也被賦予「顯赫」、「 尊貴」、「盛大」等引申意義，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時期、鼎力相助，等等。鼎又是旌功記績的禮器。周代的國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慶典或接受賞賜時都要鑄鼎，以旌表功績，記載盛況。
鼎被賦予神聖的色彩，起源於禹鑄九鼎的傳說。鼎本來是古代的烹飪之器，相當於現在的鍋，用以燉煮和盛放魚肉。許慎在《說文解字》里說：「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有三足圓鼎，也有四足方鼎。最早的鼎是黏土燒制的陶鼎，後來又有了用青銅鑄造的銅鼎。傳說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鑄九鼎於荊山之下，以象徵九州，並在上面鐫刻魑魅魍魎的圖形，讓人們警惕，防止被其傷害。自從有了禹鑄九鼎的傳說，鼎就從一般的炊器而發展為傳國重器。歷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稱為「定鼎」。國滅則鼎遷，夏朝滅，商朝興，九鼎遷於商都亳（bó）京；商朝滅，周朝興，九鼎又遷於周都鎬（hào）京。
歷史上有「問鼎」的典故，語出《左傳宣公三年》，大意是：楚莊王為討伐外族入侵者來到洛陽，在周天子境內檢閱軍隊。周定王派大夫王孫滿去慰勞，楚莊王借機詢問周鼎的大小輕重。王孫滿說：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國君無道，鼎大也輕。周王朝定鼎中原，權力天賜。鼎的輕重不當詢問。楚莊王問鼎，大有欲取周王朝天下而代之的意思，結果遭到定王使者王孫滿的嚴詞斥責。後來就把圖謀篡奪王位叫做「問鼎」。
鼎是文明的見證，也是文化的載體。根據禹鑄九鼎的傳說，可以推想，我國遠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青銅的冶煉和鑄造技術；從 地下發掘的商代大銅鼎，確鑿證明我國商代已是高度發達的青銅時代。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銅鼎，長方、四足，高133厘米，重835公斤，是現存最大的商代青銅器。鼎腹內有「司母戊」三字，是商王為祭祀他的母親戊而鑄造的。清代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頌鼎等都是西周時期的著名青銅器。鼎和其他青銅器上的銘文記載了商周時代的典章制度和冊封、祭祀、征伐等史實，而且把西周時期的大篆文字傳給了後世，形成了具有很高審美價值的金文書法藝術，鼎也因此更加身價不凡，成為比其他青銅器更為重要的歷史文物。美學家李澤厚認為，中國青銅器以其「特有的三足器——鼎為核心代表，器制沉雄厚實，紋飾獰厲神秘，刻鏤深重凸出」，是我國青銅藝術成熟期最具審美價值的青銅藝術品。
現代漢字中的「鼎」字雖然經過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等多次變化，但仍然保留著「鼎」這一事物的風范和形體特點，其物其字幾乎融為一體，都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