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化繼承了哪個國家的

㈠ 漢代文化是如何繼承秦文化與出文化的

漢文化在政體上基本沿襲了秦政，但是在生活習慣上還是沿用楚國文化。
漢代就有「漢承秦制、漢襲楚風」的說法。可參考文化藝術出版社王林旭著《中國美術史綱》
因為劉邦是楚國亭長出身，劉邦的眾多幕僚、戰將、家屬基本都是楚國人，文化習俗在短時間內不可能改變，而且在滅秦之後楚國文化曾經統治了全國，很多諸侯也是楚人。這就造成了在漢朝初建的時候朝廷官員所佔比例很高。劉邦在制定禮儀方面應用的都是楚人的建議，所以在這方面繼承了楚文化。包括政治文體和散文辭賦都是楚文化的特點。比如漢兵馬俑、漢畫像石等等都具有楚國特點。
在政體上，《漢書·百官公卿表》明確的記載
秦 統一後，建立了一套以 丞相為 核心的 中央 官僚 體制，其主要職官是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長，其職責是協助 皇帝處理全國 政務。所謂「 相國、丞相，皆秦官， 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太尉，負責管理 軍事，「金印紫綬，掌武事」，「為百官之長」。御史大夫，其位次略次於丞相，是丞相的輔佐。《 漢書· 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紫綬，掌副丞相。」在 秦代，掌司法是御史大夫的主要職掌。御史大夫並不受制於丞相，而是直接受命於皇帝。
西漢建立後，承襲秦制，雖略有所改，但在 漢武帝以前的中央 行政體制，基本上沒有突破秦代模式。故有「漢承秦制」之說。只是在漢武帝時，中央官制出現了 內朝與外朝的劃分， 皇權也進一步 集中。
秦朝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推行 郡縣制。《 史記· 秦始皇本紀》雲：「二十六年……秦初並天下……皆為 郡縣……分天下以為 三十六郡。 郡置 守、 尉、 監。」後又在今 河套地區建 九原郡，在兩廣地區設 南海、 桂林、 象郡三郡，共四十郡。郡下設縣，《漢書·百官公卿表》「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郡的最高行政長官為郡守。秦統一全國後，各郡均設守以掌其民。《漢書·百官公卿表》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縣的最高行政長官是縣令、長。《漢書·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縣制在秦代以基本定型，並成為我國兩千年來帝制社會一種固定的地方行政區劃。
漢朝建立後，實行 郡國並行制。在 楚漢戰爭中， 劉邦為了分化 項羽陣營，壯大自己的力量，曾經分封了一些「異姓王」。後來，他們的力量過大，威脅 中央集權，劉邦便借故一一翦除。但在誅滅「異姓王」後，劉邦「懲戒亡秦孤立之敗」，又陸續分封自己的子侄為王，共封了楚、齊、梁、趙、燕、代、吳、淮南、淮陰等九國。當時九個諸侯王的封地包括了原東方六國的領土，只留下原秦國的舊土十五郡由中央直轄，並仍劃分為郡、縣兩級。這種王國與郡縣並存的體制，被稱為「郡國並行制」。

㈡ 秦文化的內涵

秦文化的根源乃嬴秦文化,又稱秦氏文化。而秦氏文化是歷代秦氏先祖和秦族人在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共同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它包括所有秦族人、秦氏宗族及其相關組織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秦氏宗族形成的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它是嬴秦族人自身的宗族文化。它的載體包括秦族人及其相關族系組織。據史料記載，秦姓的來源出自贏姓、姬姓和大秦人。贏姓秦氏是秦國王族的後裔，以國為姓，稱秦贏，其郡望為天水；姬姓秦氏為周文王的後裔，周公旦之子伯禽受封於秦邑，以秦為姓，其郡望為太原；大秦人是中國古代對羅馬帝國的稱謂，據稱古代遷來中國的大秦人，也以秦為姓。以上三宗秦氏，以贏姓秦氏為代表。
秦文化是贏姓秦氏先祖在秦氏文化的基礎上開創的人類文明成果，是我國法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典範，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它發源於中國西北部的秦國故地，在西周時期，它由宗族文化逐漸發展成為區域性文化；在春秋戰國時期，它升華為當時社會的主流文化；在秦國統一中國後，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它又上升為占居主導地位的全國性文化。在以後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秦文化的要素又轉變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
「明法度，定律令「的法治思想是秦文化的基礎，「維護國家大一統和推行中央集權政治制度」是秦文化的核心內容。它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多個朝代、近千年歷史的錘煉。早在五帝時期，傳說黃帝之曾孫顓頊帝（名高陽），其苗裔孫女修，吞「玄鳥殞卵」生大業，其子大費助大禹治水有功，舜帝乃「妻之姚姓玉女」，又「賜姓贏氏」；大費恩命「佐舜調馴鳥獸」。至「夏桀之時」，其玄孫費昌「去夏歸商，為商御」，「遂世有功，故贏姓多顯」，「遂為諸侯」。至周穆王時，其後裔造父助周救亂，穆王「以趙城封造父」；同宗族裔秦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由此為趙氏」。至周孝王時（約公元前900年），秦非子（一世祖）「居犬丘」，「好馬善養」，孝王為保西垂，封之於秦地，「使復續贏氏祀，號曰秦贏」。至周宣王時（前827～782年），秦庄公（四世祖，前821～778年）受命率兵七千，征服西戎，被授「西垂大夫」。公元前771年，西周滅亡，秦襄公（五世祖）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被賜歧西之地，受封諸侯國，秦國日漸強盛。至公元前753年，「初有史以紀事」，經濟文化有較大發展。至秦穆公（十四世祖，前659～前621年）時，任用百里奚為大夫進行變革，勢力向東擴展，後又「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至秦孝公（三十一世祖，前361～前338年）時，任用商鞅為左庶長推行變法，推行「郡縣制」，「並小邑為40縣，遷都咸陽（前350年）」；至秦始皇時（前246～210年），夷東周，滅六國（前221年），建立中國第一個多民族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秦始皇為了「天下大一統」，制定了全國統一的經濟與文化政策，實行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以及「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在政治上「不師古，不崇經，禁儒術，以法為治，以吏為師」，「依古以來典法行之」。從西周時期至秦朝建立約900年間，秦國所創制的政治制度和法治文化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在秦人的價值觀上，功利主義的特徵十分明顯，與儒家提倡的重禮義道德大不相同。《漢書刑法志》這樣描述秦國：「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荀子議兵》也有類似的話：「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即狹隘)，其使民也酷烈。」顏師古注《漢書》和楊倞(jing4)《荀子》，都解「狹隘」為地勢狹小險固，但郝懿行《荀子補注》、王念孫《讀書雜志荀子第五》認為「狹隘」在這里指秦國人民生計窮蹙。而商鞅之法又規定「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在這種政治下，秦人社會養成了十分明顯的功利色彩，其生活節奏和社會風氣里顯現出「急促」的特徵，與齊、魯等地「舒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整個社會形成了「貪狼強力」的風俗，無疑，商鞅變法對秦俗的這種改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秦人著述的《秦詩十篇》，王照圓《詩說》論雲：「秦晉詩音節皆入商聲，殊少大和元氣之妙。而秦尤雄厲，或以為水土使然。然溯其始，秦固周岐豐之地也。二南之作，為王化始基，周若彼其和平，秦若此其猛厲。何歟？且帝王不易民而治，彼強悍戰斗之俗，獨非忠厚仁讓之道歟？此無他，古今之異宜，則政教之殊致也。」又曰：「秦晉之風多剽急，而少舒緩之體。與齊音正相反。」李斯說秦的音樂也是「擊瓮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具有簡單粗獷的特色，與鄭、衛之音的靡麗也大不相同。
秦的文字和東方六國的文字雖然原都是從西周文字發展而來，但其後的發展卻表現出了明顯的差異，到戰國中晚期以後，雖然六國各國文字也表現出了地域上的差異，但與秦國的文字相較，基本上仍是一個系統之內，而秦國的文字卻獨成一系。 春秋、戰國期間秦國的佔領范圍不斷擴大(到公元前3世紀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隨著秦的軍事征服、勢力擴張、人員遷動，秦文化所影響和覆蓋的地區不斷擴大。在這樣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中，秦文化對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內容是越來越豐富的。
到秦朝完成統一，實現了對全中國的統治，進而又採取許多措施鞏固和發展統一，包括實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識地統一思想、文化，以至於「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史記·禮書》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這是說，秦朝對六國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確定的原則是不師古，不崇經，以法為治，以吏為師。推行這些政策的極致，就是實行「焚書坑儒」的野蠻舉措，予文化以嚴重的摧殘，對思想和學術自由更是沉重的打擊。因此，秦文化對於中原傳統文化又並非主要是「依古以來典法行之」。
由於秦朝統治的時間很短，其目的在於統一思想文化的政策並未來得及完全實施，亦未取得預期的成效。與此同時，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統一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統一的短時期內，秦文化並沒有和東方六國文化融為一體，其作為全中國的主導文化的地位，也沒有來得及完全得以確立。在原屬東方六國的廣大地區內，各區域文化繼續表現著它們的特色和活力。
隨著秦政權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體變為客體，其作為全中國統治文化的短暫時期也就宣告結束。不過，在代之而起的漢代，秦文化的要素繼續存在，而且還保持著強有力的影響。「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統國家形態和大一統國家觀念的基礎，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基礎。秦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最有建樹、對後世逐步發展起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應當說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戰國以至於秦漢時期，經常有人注意並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點。如魏國的信陵君說：「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儀德行」。西漢初年，賈誼痛說「秦俗日敗」，指出：商鞅變法以來，秦國一直是「並行於進取」，雖然「功成求得」，但卻出現了社會道德水準嚴重下降的惡果，秦始皇又「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滅亡。《淮南子·要略》說：「秦人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勢利」，司馬遷也說：「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這里所說的「俗」，部分地有我們所說的「文化」的含義。以上言論，雖然包含了對秦國或秦人的敵對心理，但卻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徵，如秦人因其長期生活的環境的影響，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數民族的影響，傾向於強悍好鬥，為了達到目的，可以狠下決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實效、功利，質朴而率直，不事虛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動性極強，為了實現某一目標，定會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難和力量的阻擋。

㈢ 秦國歷史簡介

秦國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諸侯國。秦人是華夏族西遷的一支。其國君為嬴姓。秦最初的領地在今天陝西省西部，在當時屬於中國的邊緣部分。秦在戰國初期也比較落後。從商鞅變法才開始改變。前325年秦惠王稱王。前316年秦滅蜀，從此秦正式成為一個大國。前246年秦王趙政登基，前238年掌權，開始了他對六國的征服。從前230年秦滅韓國起，到前221年秦滅齊國，統一中國。公元前207年，秦國滅亡於秦末農民戰爭。

先秦時期姓氏並未統一，男子稱氏，女子稱姓；秦國為嬴姓。秦國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諸侯國。秦人是華夏族西遷的一支。其國君嬴姓（少昊氏之後），傳說周孝王因秦的祖先善養馬，因此將他們分封在秦，作為周朝的附庸。前770年，秦襄公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被封為諸侯，秦始建國，佔領了被戎人和狄人佔領的原周朝在陝西的領地。從前677年起，秦國在雍建都近300年。雍城有宮殿區、居住區、士大夫與國人墓葬區和秦公陵園。 秦最初的領地在今天陝西省西部，在當時屬於中國的邊緣部分。秦人善戰，但一直到戰國初期秦一直是一個比較弱的國家，也許正因為它地處偏僻，因此它一直沒有受到其他國家的重視。在春秋時代早期它是一個不顯眼的國家，直到秦穆公時代方參與中原爭霸，成為僅次於晉國、楚國、齊國的二等強國。就科學技術、文化等等而言，秦在戰國初期也比較落後。這個形勢一直到前361年商鞅變法才開始改變。從此秦國開始不斷強大。前325年秦惠文王稱王。前316年秦滅蜀，從此秦正式成為一個大國。前246年秦始皇帝登基，前238年掌權，開始了他對六國的征服。從前230年秦滅韓起，到前221年秦滅齊國，統一中國。
統一歷程
前230年 秦滅韓 前228年 秦攻佔趙都邯鄲 前225年 秦滅魏 秦統一形式圖
前223年 秦滅楚 前222年 秦滅燕、趙 前221年 秦滅齊，秦王政稱皇帝，為始皇帝。 自前221年起中國歷史正式進入郡縣制社會，秦國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多民族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秦朝。

㈣ 赳赳老秦，共赴國難的老秦是什麼族的後裔

當「赳赳老秦，共赴國難」這句話膾炙人口的時候，很多人其實已經忽視了它本身不是一句秦國當時的話語，而是出自於電視劇《大秦帝國之裂變》的主題曲歌詞，而其內核，則來自於孫皓暉先生的同名小說《大秦帝國》，然而，在歷史小說與電視劇讓無數讀者與觀眾為之熱血沸騰、氣沖牛斗的時候，關於秦族起源的問題，仍然克制而冷靜地固守著自己學術的底線，「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有一份證據說一句話」，據筆者簡單地歸納，這一秦族起源問題目前主要有「西來說」和「東來說」兩種觀點，而這兩種截然相對的觀點各自在傳世文獻和考古文獻中都能找到支撐材料，因此逐漸形成為一大學術懸案。

范雎是魏國人，戰國時期著名政治家、軍事謀略家，秦國宰相。

現代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四川大學歷史系徐中舒教授認定《師酉簋》銘文中提及的「秦夷」，就是秦人中的嬴秦宗族成員，他們屬於商周之際被迫西遷的殷遺民。傅斯年《夷夏東西說》一文認為：

秦、趙以西方之國，而用東方之姓者，蓋商代向西拓土，嬴姓東夷在商人旗幟下入於西戎。

這里明確指出嬴秦原本屬於東夷，伴隨著殷商勢力的西向拓展而來到了西戎生活區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得王國維等親炙的衛聚賢先生就指出：

秦民族發源於山東，至山西、陝西、甘肅，然後再向東發展。

這句話雖然簡單直白，沒有其它更多的闡釋生發，但畢竟開創性地對秦人族源和遷徙路線提出了新的看法，即使以今日學術眼光回望，總體上還是符合歷史實際情況。徐旭生將我國古代部族及其分布劃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其中嬴秦族群被歸入東夷集團，他指出：「東夷集團中有一支異軍突出，從東方跋涉山川，跑到西方，在那裡『保世滋大』，漸成大國。這就是曾服役於商紂，及紂敗後輾轉西走的蜚廉的後裔，秦。秦人嬴姓，自認為出於少皞，與徐、趙同祖。」黃文弼直接反駁蒙文通的「秦為戎狄說」，堅決主張「秦為東方民族說」。

林劍鳴認為「可以斷定秦人的祖先與殷人祖先，最早可能同屬一個氏族部落或部落聯盟，既然殷人早期活動於我國東方已成不疑之論，那麼秦人的祖先最早也應生活在我國東海之濱，大約在今山東境內，這也是可以肯定的。」段連勤對於嬴秦源於東夷的觀點作了全面細致地申述和論證，他明確指出：「秦的祖先起源於我國東方，是夏商之際西遷關中的東夷族的一支。」這一觀點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認可和繼承。韓偉認為：屈肢葬、鏟形袋足鬲、洞室墓不是秦人自身的文化傳統，它們屬於「西戎」文化因素，是隨著甘青後進民族成員大批被俘獲，而逐漸融入到了關中地區的秦文化之中，秦文化與殷周文化有著明顯的繼承關系，而與戎人文化距離較大。

㈤ 中國歷史中的秦朝文化

說到「秦文化」，必須認識，其意義是多重疊合的。它本是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一種區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圍大致上是今中國西北部的陝西、甘肅一帶。它為秦人(秦族) 所有，存在於西部的諸侯國秦國的領地內。它又有一個很長的發展歷史，經過許多世紀，達到頂峰，有一個極短的歷史時期內成為以政治統一為背景的全國性的文化——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戰國期間秦國的佔領范圍不斷擴大(到公元前3世紀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隨著秦的軍事征服、勢力擴張、人員遷動，秦文化所影響和覆蓋的地區不斷擴大。 在這樣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中，秦文化對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內容是越來越豐富的。
到秦朝完成統一，實現了對全中國的統治，進而又採取許多措施鞏固和發展統一，包括實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識地統一思想、文化，以至於「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史記 ·禮書》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這是說，秦朝對六國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 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確定的原則是不師古，不崇經，以法為治，以吏為師。推行這些政策的極致，就是實行「焚書坑儒」的野蠻舉措，予文化以嚴重的摧殘，對思想和學 術自由更是沉重的打擊。因此，秦文化對於中原傳統文化又並非主要是「依古以來典法行之 」。
由於秦朝統治的時間很短，其目的在於統一思想文化的政策並未來得及完全實施，亦未取得預期的成效。與此同時，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統一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其他文化予以充分 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統一的短時期內，秦文化並沒有和東方六國文化融為一體，其作為全中國的主導文化的地位，也沒有來得及完全得以確立。在原屬東方六國的廣大地區內， 各區域文化繼續表現著它們的特色和活力。
隨著秦政權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體變為客體，其作為全中國統治文化的短暫時期也就宣告結束。不過，在代之而起的漢代，秦文化的 要素繼續存在，而且還保持著強有力的影響。「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統國家形態和大一統國家觀念的基礎，也就是奠 定了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基礎。秦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最有建樹、對後世逐步發展起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應當說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戰國以至於秦漢時期，經常有人注意並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點。如魏國的信陵君說：「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儀德行」。西漢初年， 賈誼痛說「秦俗日敗」，指出：商鞅變法以來，秦國一直是「並行於進取」，雖然「功成求 得」，但卻出現了社會道德水準嚴重下降的惡果，秦始皇又「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滅亡。《淮南子·要略》說：「秦人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勢 利」，司馬遷也說：「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這里所說 的「俗」，部分地有我們所說的「文化」的含義。以上言論，雖然包含了對秦國或秦人的敵對心理，但卻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徵，如秦人因其長期生活的環境的影響，在性格 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數民族的影響，傾向於強悍好鬥，為了達到目的，可以狠下決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實效、功利，質朴而率直，不事虛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動性極 強，為了實現某一目標，定會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難和力量的阻擋。秦文化的這些特點，似已得到當今學者的普遍確認。

㈥ 古時秦國的文化

秦國是周朝時華夏族（漢族古稱）在中國西北建立的一個諸侯國，秦人是華夏族西遷的一支。其先祖嬴姓部族早在殷商時期就是商朝鎮守西戎的得力助手，頗受商朝重視，為商朝貴族。後因嬴姓部族捲入了武庚挑唆的叛亂而遭到西周統治者的懲罰，被迫西遷，嬴姓部族因此淪為奴隸。
周孝王時，秦先祖秦非子因養馬有功被周王封為附庸。秦人此後世代為周王室養馬並在戌邊對抗西戎。周夷王以後，周王室越來越衰敗，不得不依靠秦人來穩定西部疆域的和平。
公元前821年，秦庄公擊敗西戎，被周宣王封為西陲大夫，賜以原大駱之族所居的犬丘(甘肅天水市西南禮縣一帶)之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西戎所攻殺，秦襄公因率兵救周有功，而得到周平王的賞識。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派兵護送周平王東遷，被封為諸侯，又被賜封歧山以西之地。自此，秦國正式成為周朝的諸侯國。
秦國最初由於地處偏僻，不被其他諸侯國重視。直到秦穆公時先後滅掉西方戎族所建立的12個國家，開辟國土千餘里並穩定大後方以後，才奠定了其作為春秋四大強國的基礎。秦國多位君王死於討伐西戎，秦人與戎人常年交戰造就了秦人能征善戰。
戰國初魏國連年進攻秦國，奪取了河西之地，秦國被迫退守洛水以西。秦孝公時，任用商鞅進行變法，秦國因此與日俱強，逐漸成為戰國中後期最強大的國家。
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稱王。前316年秦滅蜀國，從此秦國正式成為戰國七雄中版圖最大的國家。
前246年，秦王嬴政即位，於前230年至前221年十年間滅掉六國，建立秦朝。

秦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基石。如果說咸陽是秦文化的輝煌時期，那麼，寶雞則是秦文化的崛起時期。單從秦襄公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而受封享國開始（前770年），至秦獻公從雍都遷徙櫟陽止（前383年），秦人在寶雞的汧（今隴縣東南鄉磨兒塬一帶）、汧渭之會（今寶雞市區戴家灣一帶）、平陽（今寶雞市虢鎮東太公廟村至寧王村一帶）、雍地（今鳳翔縣城南）建都就達387年。如果從非子在汧渭之間（隴縣至千陽的汧河河谷、賈村塬一帶）為周王室養馬而復賜贏姓並封邑算起，則時間就更長了。這三、四百年裡，寶雞不但成了秦國早期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而且還是秦人繼續東擴，繼爾統一六國的軍事大後方和根據地。

㈦ 1 秦人的起源是什麼秦人祖先

是不是西北游牧民族眾所周知，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是由一個叫嬴政的秦國人建立起來的。那麼，對中國兩千多年做出重大貢獻的秦國人，他們早期的情況是怎樣的？他們的祖先屬於哪一個民族？他們起源於何方呢？ 在學術界，關於秦人的起源一直都是人們關心的問題，這個問題也讓很多史學家頗費腦筋。有關秦人的起源，無非兩種說法，一種是東方說，另一種是西方說。有的史學家認為，秦人起源於我國西北地區的土著戎族；還有一些則認為，秦人是來自東部齊魯地區與殷人密切相關的東夷部族。 曾幾何時，人們普遍主張秦人是西北地區的古代部族成員。王國維在《秦都邑考》中指出："秦之祖先，起源於戎狄"，人們一般認為戎狄集居在西北地區。蒙文通著有專文，重申了秦為西方戎族的看法。一些先秦古籍也稱秦人為"狄"或"戎狄"。 近年來，一些學者提出了秦人與殷人同來自東方的看法。有人認為，秦人與殷人在觀念信仰上，共奉"玄鳥"為祖先，即都是以"燕"為圖騰的氏族，他們生活在山東半島的齊魯一帶。在經濟上，有著狩獵、游牧的共同性；在墓葬形式上，秦人繼承著殷制。這一說法主要通過將秦人與殷人祖先進行類比，指出在殷商時期，秦人是從屬於殷人的一個氏族部落，殷亡後，他們集體淪為周人的奴隸。周成王時，秦人參加了反周的大叛亂，被周人鎮壓後，秦人被迫西遷，成為後來秦國的直接祖先。 何漢文在《嬴秦人起源於東方和西方遷徙情況初探》中認為，秦人是上古時代在齊魯淮海一帶的氏族部落，他們的發祥地在今山東境內的萊蕪泰山附近一帶。這個嬴姓部落以女性為中心，是一個善於牧馬、用馬的游牧部落氏族。柏翳(即伯益)是該部族首領封地後的第一祖先，他是"少吳(東夷)之後"，而不是"顓頊(華夏)之苗裔"。在夏商時期，嬴秦人的氏族部落分布在今山東、蘇北、皖北、豫東乃至鄂東、河北、山西、陝西的廣大地區內，並建立了不少部落國家。後因抗周失敗，遷徙西方與當地土人長期雜處，變成了一種和西戎人沒有區別的部族。 據《史記·趙世家》稱："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趙人與秦人是同一祖先。《史記·秦本記》記載了趙人、秦人同一祖先的一個傳說："帝顓頊之苗裔曰女修"，女修有一天正在紡織，看見一隻玄鳥(燕子)掉下一個卵，她就拿來吃了。不久，女修竟然生下了一個男孩，取名大業，他就是趙人的祖先。由《史記·五帝本紀》的記載可以得知，秦的祖先與夏、商、周的祖先同出於黃帝。秦始祖大業與夏始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棄僅相隔一代，所以，秦與夏、商、周的祖先大體在同一個時期由母系社會進入父系社會。秦人出自東方的部落，和東方的殷人有著共同的圖騰崇拜，即玄鳥，就是燕子。他們都有吞玄鳥卵而生子的共同傳說。秦人和東方的殷人都過著游牧、狩獵的生活。 按《呂氏春秋·仲春紀》記載："玄鳥，燕也。"早先秦人與殷人和其他東方部族一樣，同樣以玄鳥--燕為圖騰。我國古代神話傳說中有五方天帝，其中東方天帝為太昊，而少昊曾於東陲建立了鳥國，燕、嬴、錦雞、伯勞、鸚雀、鷹等鳥都是大臣。這種傳說反映了當時以各種鳥為圖騰的東方部落曾經有一個部落聯盟。 此外，秦人的神是東方神，比如，先秦史料記載，秦穆公曾經做夢夢到句芒來到他身邊，對他說我會保佑你，你將子孫繁茂，國家昌盛。傳說中句芒乃東方天帝的輔神，按《山海經》來說句芒為鳥身，又按《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句芒即玄鳥"。夢是人類潛意識的反映，秦穆公白天勵精求治，夜晚做夢夢到了本氏族傳說的東方神來保佑他，這說明秦人在信仰上也與東方氏族部落相同。 按《史記》、《左傳》杜注，《漢書·地理志》記載，在遙遠的東方，有許多氏族部落和後來的小諸侯國為秦嬴的同姓或嬴姓衍生國。如徐、奄、郯、黃、江、葛、梁、榖等。它們大部分分布在河南、山東、淮北等地。還有居於河北的趙國,也是嬴姓的分支國。而在遙遠的西陲，只有秦國和陝西的梁國（姓嬴，後受封於梁）是嬴姓，這又證實了史料中秦人自東西遷的說法。 總而言之，要弄清楚秦人究竟起源於何方，還要正確認識古史傳說與記載。要揭開秦人的祖先之謎，還必須同時解決上古史中諸部族的起源等問題。這樣將有助於我們科學地認識祖國文明究竟是從東向西，還是由西向東發展。

㈧ 為什麼秦文化是在繼承、發揚周文化

從整體上來說，秦文化是在繼承、發揚周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春秋後期的《秦公鍾》、《秦公簋》，在文字的結構和風格上都具有明顯的西周晚期的痕跡。發展到戰國時期的籀文體系，字形、偏旁等開始定型。政治上的強制手段只是加快了大篆向小篆轉變的進程。

㈨ 秦文化發源地

中國西北部的秦國故地。秦文化，是中國地緣歷史文化，其根源乃嬴秦文化，又稱秦氏文化。而秦氏文化是歷代秦氏先祖和秦族人在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共同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它包括所有秦族人、秦氏宗族及其相關組織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秦氏宗族形成的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秦國文化主要來自周文化。
在西周時期，它由宗族文化逐漸發展成為區域性文化。在春秋戰國時期，它升華為當時社會的主流文化。在秦國統一中國後，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它又上升為占居主導地位的全國性文化。在以後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秦文化的要素又轉變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明法度，定律令「的法治思想是秦文化的基礎，「維護國家大一統和推行中央集權政治制度」是秦文化的核心內容。它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多個朝代、近千年歷史的錘煉。

㈩ 漢代文化是如何繼承秦文化與出文化的

漢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漢皇朝的政治統治在全中國確立的過程中初步形成，然後又隨兩漢(前206—220)的歷史進程進一步發展起來的。漢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漢文化是全新的綜合性的新文化並非直接來源於單一的文化，而是繼承多種文化而形成的。無論較之秦文化還是楚文化，它都更為開放，更具兼融性，內容更為豐富，氣魄更為宏大。
據說，北宋蘇軾官翰林學士時，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來概括柳永、蘇軾詞作的不同風格。那麼，我們能不能舉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漢文化不同風格的事物來呢？

「文化」一詞的內涵是極為豐富的，因此，對它的使用，必須十分嚴謹而慎重。
說到「秦文化」，必須認識，其意義是多重疊合的。它本是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一種區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圍大致上是今中國西北部的陝西、甘肅一帶。它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於西部的諸侯國秦國的領地內。它又有一個很長的發展歷史，經過許多世紀，達到頂峰，有一個極短的歷史時期內成為以政治統一為背景的全國性的文化——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戰國期間秦國的佔領范圍不斷擴大(到公元前3世紀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隨著秦的軍事征服、勢力擴張、人員遷動，秦文化所影響和覆蓋的地區不斷擴大。在這樣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中，秦文化對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內容是越來越豐富的。
到秦朝完成統一，實現了對全中國的統治，進而又採取許多措施鞏固和發展統一，包括實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識地統一思想、文化，以至於「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史記·禮書》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這是說，秦朝對六國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確定的原則是不師古，不崇經，以法為治，以吏為師。推行這些政策的極致，就是實行「焚書坑儒」的野蠻舉措，予文化以嚴重的摧殘，對思想和學術自由更是沉重的打擊。因此，秦文化對於中原傳統文化又並非主要是「依古以來典法行之」。
由於秦朝統治的時間很短，其目的在於統一思想文化的政策並未來得及完全實施，亦未取得預期的成效。與此同時，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統一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統一的短時期內，秦文化並沒有和東方六國文化融為一體，其作為全中國的主導文化的地位，也沒有來得及完全得以確立。在原屬東方六國的廣大地區內，各區域文化繼續表現著它們的特色和活力。
隨著秦政權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體變為客體，其作為全中國統治文化的短暫時期也就宣告結束。不過，在代之而起的漢代，秦文化的要素繼續存在，而且還保持著強有力的影響。「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統國家形態和大一統國家觀念的基礎，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基礎。秦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最有建樹、對後世逐步發展起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應當說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戰國以至於秦漢時期，經常有人注意並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點。如魏國的信陵君說：「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儀德行」。西漢初年，賈誼痛說「秦俗日敗」，指出：商鞅變法以來，秦國一直是「並行於進取」，雖然「功成求得」，但卻出現了社會道德水準嚴重下降的惡果，秦始皇又「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滅亡。《淮南子·要略》說：「秦人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勢利」，司馬遷也說：「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這里所說的「俗」，部分地有我們所說的「文化」的含義。以上言論，雖然包含了對秦國或秦人的敵對心理，但卻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徵，如秦人因其長期生活的環境的影響，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數民族的影響，傾向於強悍好鬥，為了達到目的，可以狠下決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實效、功利，質朴而率直，不事虛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動性極強，為了實現某一目標，定會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難和力量的阻擋。秦文化的這些特點，似已得到當今學者的普遍確認。
漢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漢皇朝的政治統治在全中國確立的過程中初步形成，然後又隨兩漢(前206—220)的歷史進程進一步發展起來的
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漢文化就是楚文化。這一說法未免有點絕對化。但也因此提出了漢文化和楚文化的關系，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很有意義的問題。
楚文化，也是先秦時代一種歷史悠久的區域文化，在其早期，還是一種古老的民族文化(早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從時間上說，是隨著南方的諸侯大國——楚國的發展而成熟起來的。從空間上說，又是隨著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疆域的不斷拓展而向廣大的地區擴散的。像秦文化一樣，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鮮明特色，它有濃厚的浪漫主義情調和神話色彩，崇尚自由，富有激情，善於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濃。
楚文化的誕生和大發展是在江漢地區，這里屬於長江中游。春秋時期，楚國曾有志北進，但遇到將它視為蠻夷的北方強國晉、齊的有力遏制。楚國因而改以東進與南拓作為戰略目標。到戰國初年，楚國向東擴展的勢頭很猛，基本佔有了長江下游地區，其北界已接近黃河，東部屬於吳越文化區的吳、越故地已歸其所有。同一時期，其南界也達到或越過了南嶺。
然而，楚國又遭到來自西方大國秦國的嚴重威脅。到楚懷王(前328—前299)的後期，楚國在秦國的外交欺詐和軍事進犯中，丟失了西北邊境的土地。後來，形勢益發惡化，楚國的都城郢(今湖北荊州市)也失守了。在戰國後期，楚國的西界一再東移，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長江下游地區。與此同時，也發生了楚文化重心的東移。這一變動從歷史記載中很容易看出來。一方面，楚國的都城先由郢遷到陳(今河南淮陽)，再遷鉅陽(一說在今安徽阜陽北，或說距陳不遠)，又遷到壽春(今安徽壽縣)。楚國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長江下游地區。與此同時，楚於前[44]1年滅莒，前306年滅越，前256年滅魯，勢力推進到東部沿海地區。楚國的貴族黃歇(春申君)的采邑位於大海之濱的江東，楚國的東境到達徐泗鄒魯一線，這里的居民都開始自稱為楚人了。後來，西漢初年，劉邦改封齊王韓信為楚王，其所持理由是「齊王韓信習楚風俗」，韓信，是淮陰(今江蘇清江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國都於下邳(治所在今江蘇睢寧西北)，可見，早在戰國後期，所謂「楚」的地域概念，重點已不是江漢一帶，而是瀕臨大海的江淮之間了。
綜觀戰國後期天下大勢的發展，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兩個東進，前者是秦軍東向的凌厲的軍事攻勢，後者是楚文化的東漸，其影響從長江中游擴大到東部沿海地區。僅僅數十年時間，東部近海的鄒魯吳越一線，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從此以後，以「楚」的標志冠於這一帶的一切，似乎並沒有遭致當地居民的嚴重反感和強烈抵抗。
秦漢之間最顯赫的人物項羽、劉邦，都表現了鮮明的楚文化色彩。對於項羽來說，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項燕是楚國名將，因而對故國念念不忘；而劉邦所居的徐泗地區，原本離在江漢平原的楚國中心地甚遠，但到戰國中後期，楚國的勢力已達鄒魯境內，這一帶很快「楚化」。劉邦好楚聲、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辭，可以稱得上一個楚文化迷。據載，「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由此可見，徐、泗一帶在語言上也受到楚語的影響，而原非「楚人」的劉邦，對此十分欣然，並熱心加以推廣。
楚漢之間，民間多樂楚聲。對此，魯迅認為：「蓋秦滅六國，四方怨恨，而楚尤發憤，勢雖三戶必亡秦，於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聲為尚。」以此來解釋楚文化的高揚，固合情理，但又必須看到，楚文化在東部濱海地區的長期浸染，早已取得顯著的效果，乃是「楚聲」大張更深層次的原因。反秦斗爭初起之地是在「楚」，陳勝定國號為「楚」並以「張楚」作為政治綱領。秦二世也稱陳勝等是「楚戍卒」。項羽自稱「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幟依然是「楚」。劉邦繼承陳勝等所開創的事業，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項羽之封。雖然他後來打敗了項羽，但他並不以「楚」為諱。
西漢就是在這樣的濃厚的楚文化的氛圍中建立的。漢初文化上的特色，確實是楚文化基本特點的表現。漢初政治上的指導思想是黃老之術，「黃」是依託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盡管漢初楚聲是如此高昂，但是，漢文化並不等於楚文化。漢文化不是對任何一種文化的全盤因襲和簡單模寫，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納和揚棄後的更新和創造，其中包括對秦文化和楚文化的繼承和改造。西漢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時，對於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對秦文化也並不是完全棄置，同樣也是既有繼承，也有改造。筆者贊同袁仲一先生的觀點：「兼並山東六國、建立統一的王朝後，秦文化傳布到全國，成為後來輝煌的漢文化的基礎」。雖然秦朝存在的時間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曇花一現，但秦朝文化是長期積力蓄能而成，它有著內容上驚人的擴充和創新，故它並不因為存在時間短促而一閃即逝，相反，它有相當一部分內容轉移到漢文化中，成為漢文化的重要成分，這是一種文化的借殼存身。
漢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漢文化是全新的綜合性的新文化並非直接來源於單一的文化，而是繼承多種文化而形成的。無論較之秦文化還是楚文化，它都更為開放，更具兼融性，內容更為豐富，氣魄更為宏大。
漢朝和秦朝一樣，也曾是一個充滿開拓精神和恢弘氣魄的政權，漢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這些特質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其一，無論是秦文化，還是漢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徵，在於它們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對於它們來說，政治文化又都是諸文化要素中高於一切、支配一切的。
這兩種文化有著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統。秦朝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的、統治到社會基層、嚴格約束到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個人的政治統治。這就是後人經常所說的「秦制」。而漢朝，基本沿襲了這一整套制度。所謂「漢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這種政治上的繼承。
「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損減，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有變更」。這就是說，西漢制度對秦制有因有革，而因襲的一面是主要的。漢朝建立後，最高統治者還是稱皇帝，百官制度大體未變，政府的運行機制並無大異，皇帝、百官的行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漢武帝劉徹的心理、行事與秦始皇作比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漢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異。
其二，秦文化求實重實的質朴風格，漢文化也大體繼承下來了。秦大建宮室苑囿，漢也基本如此。漢高祖剛剛取得政權，形勢還沒有穩定下來，劉邦本人還在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守關中的相國蕭何，就在長安建了宏麗的未央宮，其規模連身為皇帝的劉邦也覺得過分
但蕭何對此的解釋是：「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宜，非壯麗無以重威」，如此表述的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潛在表現。漢武帝時，也大治宮室苑囿，其規模已不亞於秦始皇時。武帝為他所寵愛的年輕將領霍去病所修的墳墓「像祁連山」，墓前的石刻，也是巨大而作風渾厚朴實，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異效(長生等)，濃厚的迷信色彩，雖無發達的宗教，卻有宗教式的狂熱，這也是與秦文化、漢文化相似的。漢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許多地方像楚人，但就其大動作而言，是更接近於秦人之為的。
如果把對中國傳統文化觀察的重點放在政治文化特別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認為，應當確信這樣一個基本結論：「漢文化的主體乃秦文化」，並且，「從這種意義上講，秦文化的的確確是近兩千年中國文化之基石」。
但是漢文化與秦文化還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論點，並非意味著就要得出「漢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結論。漢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與秦文化相較，漢文化更具有開放性，更善於吸納，也更有兼容的氣量和能力。例如，漢文化就從齊魯文化中吸收了豐富的政治文化營養，無論是在政治思想方面，還是在朝政禮儀方面，漢文化都比秦文化從齊魯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東西。較之秦文化，漢文化在浪漫氣質上加強了，在這方面顯然是受楚文化的影響更大。漢文化在尚實的同時，也增添了理性，在理性思辨認識水平上，較之秦文化有了顯著提高。這是文化隨時代進步的表現，這種提高和進步了的文化，也更適合時代的需要。
西漢時期，許多有識之士曾一再對秦政進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極為可貴的思想資料，這就是著名的「過秦」。「過秦」是一場深刻的歷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礎上對政治的創造性的探索。「過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對秦文化的反復審思。在反思中，人們認識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討予以補正的措施。
從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來說，漢文化表現出比秦文化更強的應變力和適應性。賈誼已經清晰地意識到，秦政之失在於「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也就是說，任何統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須切合實際，適應具體的時勢，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變。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說是「過秦」思想的衍生。漢武帝到晚年也終於認識到「與民更始」的重要。兩漢有作為的統治者都是注意經常調整政策，順勢而為的。從統治思想來說，漢初按照黃老思想，實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等一系列的寬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時期轉為內行興作、外事開拓的「有為」之治，到昭、宣時期又轉變過來。總的說來，漢代統治者在掌握張弛節奏方面，已遠勝過他們的前輩，因而能使社會矛盾不至於過於激烈。這也是西漢、東漢都能維持較長時期統治和穩定發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漢文化的多樣性，較之秦文化要明顯得多，它在這方面的優點也就可以較充分地表現出來。這個所謂的「霸王道雜」的漢家制度，也就是雜取不同學派的政治文化治國理天下，這個所謂的「雜」，就是對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統治思想，廣為吸納，分別主次優劣，取其精華，兼容並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漢初與秦代最顯著的不同是實行郡國並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開過爭辯，其實，就當時的歷史條件而言，無論是主張分封的淳於越，還是主張行單一郡縣制的李斯，都是帶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於李斯，主導的一面是對的、好的，但從六國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權，跨度不能不說是太大了。這樣一個「進步」是當時的歷史所承受不了的。從秦政權滅亡的結果來看，事實上，採取這一制度的負面作用是不能否認的。
漢朝就不是這樣，郡國並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區，由同性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區(開始還存在過一些異姓諸侯王，那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滅了)。誠然，這樣做也有很多的問題，而且日後逐漸嚴重起來，但郡國並行，兩種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補而又互制，而且總體而言又有較大的迂迴餘地。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西漢初年的郡國並行制是適合的，有其存在的歷史理由，不能因為其後來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個層次上，漢文化都善於兼並收蓄，因而有利於創新和發展，以文學為例，漢代文學迸發出巨大的活力和創造力。像賈誼，其政論文有秦文化的氣魄，而其賦作則從楚文化吸取了更多的營養。正因為多源吸取，思想活躍，靈感大增，漢代文學的繁榮是秦代無法比擬的。
就政治和社會生活而言，漢代也遠較秦代開放，更加活躍，更加富於生機。漢政權成功地溝通了社會上層和下層的聯系，最高統治者也和生活於社會底層的文人學士有對話的機會，從而能有效地把後者吸收到統治集團中來。從漢代社會精神風貌來說，也更顯得豪邁灑脫。總的說來，漢代社會生活雖仍有如秦代那樣的制約，但畢竟多了一些彈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代那樣過分地僵硬。
不過，成熟期的漢文化，也有較秦文化退步之處。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以及在鹽鐵會議上表達出來的賢良、文學這類儒生的聲音，反映出背離秦文化的功利主義的保守主義的傾向。東漢一代，文化中的「文」「德」有餘而「武」「力」過弱。自漢武帝以後，大漢的發展有明顯的轉弱趨勢。
據說，北宋蘇軾官翰林學士時，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來概括柳永、蘇軾詞作的不同風格。那麼，我們能不能舉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漢文化不同風格的事物來呢？這當然是不容易的，但我們不妨試試。或許，最能代表秦文化總體風格的是：《秦律》(原已失傳，後因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的出土而使之重現於世人面前)和「以吏為師」構成的法制文化體系，秦始皇巡遊天下過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辭，始皇帝陵墓及其陪葬坑的兵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風格的自然是楚國的青銅器和漆器，是老莊哲學和楚辭，是楚國極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飛)，蜚將沖天」的氣勢和「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漢文化總體風格的，或許可以說是：漢賦，漢武帝時形成的用人選材制度，「天人感應」學說籠罩下的政治，《史記》及集中體現於其中的「究天人之際」的探索精神，鹽鐵會議上的辯論(其主要情況反映在《鹽鐵論》一書中)，以「孝」為基礎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舉，或致貽方家哂笑，但筆者姑妄為之，是否得當，敬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