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成都千石廣告有限公司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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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文姓的姓氏文化
堂號源遠流長,出之有典,代代相傳,不可被擅改,是各個姓氏編纂家譜的主要依據。簡言之,堂號就是祠堂的名稱、稱號。堂號的命名大多都有自己的典故,它們或為了族人緬懷先祖,或是為激勵鬥志,它成為人們尋根問祖、緬懷先祖和激勵後人的象徵.文姓的堂號有許多如六義堂,雁門堂,信國堂、正氣堂等,其中多與國信公文天祥公有關,實則因為後人崇敬和緬懷天祥公.
六義堂
六義堂,為今湖南衡山,江西部份地區等文氏堂號。這里有一個故事,可以說明此堂號的來源。在宋景定五年,文天祥蒞永新固塘省族,聞族叔正道公(字公行,號蓬山)六個兒子俱中了舉人,於是為其寢堂題寫「六義堂」匾名,並賦詩贊之;吾愛張子厚,西銘識性情。四海皆兄弟,矧我有同姓。吾宗蓬山翁,屏居樂閑靜。三峰筆格橫,一水冰壺瑩。才華眾所推,聲名日以盛。六子俱名經,擇師必端正。巋然六義堂,昕夕事吟詠。經以雅頌風,緯以賦比興。塤唱而篪和,金聲而玉振。講論俱精詳,初匪隔壁聽。兒孫立階庭,蘭玉輝相映。談笑既雍容,衣冠猶伊靜。雕盤錯珍饈,芳樽酌佳醞。座客皆簪纓,勸酬總名勝。我為宗族來,升堂展家慶。因參譜系源,獲睹文章印。心懷報主恩,無從接先進。憂國忘其家,老身況多病。朝野日瘡痍,國是靡有定。臨別淚縱橫,聞風時問訊。
信國堂、正氣堂
信國堂、正氣堂:宋代文天祥為左丞相,封信國侯,進屯潮陽,元將張弘范掩至,文天祥被俘,拘燕三年不屈,作《正氣歌就義》。此後文姓後人分別以信國堂、正氣堂為各宗祠堂號.今浙江省溫州江記島有一宋文信國公祠,兩側有對聯:側身天地成孤注,滿目河山成一舟,中間門庭大書:天地正氣.廣東潮汕地區,廣西部份地區文姓多以正氣堂為堂號。
雁門堂
大約在距今三千年的西周時,在周文王姬昌八代孫中有名祈者,受封采邑雁門。祈改以祖(姬昌)謚(文)為姓。是為雁門文之發祥。其後人以其邑地名為堂號,今江西,湖南等部份地區文姓人以此為堂號,
化蜀堂
此堂號多為安徽省舒城以及四川省部份地區文氏所用,皆因文氏蜀地基祖文翁(前156~前101) ,名黨,舒城縣春秋鄉楓香樹村人,漢景帝末年為蜀郡守,興教育、興賢能、修水利,政績卓著。他成功地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公立學校「石室」,使蜀郡出現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面。班固在《漢書》中評論說:「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所以,其後人取其義,謂文氏堂號化蜀堂。 燕門郡:戰國趙武靈王置郡,秦、西漢治所在善無(今山西右玉南)。相當於今山西河曲、五寨、寧武等縣以北、恆山以西、內蒙古黃旗海、岱海以南地區,東漢移治陰館(今山西代縣西北)。
文姓家譜
1929年文暖玉修有《文氏宗譜》。
文天祥所撰 永和文氏宗譜:序:以一家視一族,則一家親;以一族視四海。則一族親;溥而視之四海,皆同胞之親也。所以渙渙華夏巍巍文姓,高山流水天下一家是也. 江西永新坑東固塘文氏族譜,(清)文耕心、文應夢修纂,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始遷祖為[後唐]文時。
江西萍鄉萍西陂頭文氏族譜,(清)文嘯山等修纂,清嘉慶十一年(公元1806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始祖為[後唐]文時,始遷祖為[明]文朝宗。
湖南湘潭柏陽文氏族譜八卷,(清)文佐凱纂修,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始祖為[宋]文寶,始遷祖為[明]文廷書。
湖南醴陵東堡文氏族譜六卷,著者待考,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始祖為[宋]文天祥,始遷祖為[元]文賢叟。
江西萍鄉文氏誠齋公支譜,(清)文叔來編修,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始祖為[後唐]文時,始遷祖為[明]文必達。
湖南醴東東堡文氏族譜三卷,首一卷,(清)文景韓纂修,清咸豐八年(公元1858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始遷祖為[元]文賢。
湖南湘鄉高沖文氏族譜,(清)文道盓,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始祖為[後唐]文時,始遷祖為[宋]文伯琦。
江西文氏通譜二卷,著者待考,清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始遷祖為文春元。
江西萍鄉湘東縣城文氏三修族譜四卷,(清)文堯臣修輯,清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始遷祖為[明]文必達,分支祖為文應魁。
江西永新文氏統譜十八卷,(清)文子鴻纂輯,清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始遷祖為[後唐]文時,先祖為[宋]文公行。
江西萍鄉湘東縣城文氏三修族譜四卷,(清)文堯臣修輯,清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木刻活字印本。始遷祖為[明]文必達,分支祖為文應魁
湖南寧鄉文氏八修家譜十六卷,(清)文武斌纂修,清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始祖為[漢]文翁,始祖為[漢]文黨。
湖南寧鄉文氏八修家譜,著者待考,清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先祖為[後唐]文時,始遷祖為[宋]文旃。
中湘古塘文氏四修族譜十九卷,(清)文祖枚修,清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久大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冊。
文氏三房四修支譜六卷,(清)文大原等修,清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崇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冊。
仙洞文氏族譜,(清)文南剛等纂輯,清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始祖為文仙洞。
江西萍鄉陂頭文氏四修族譜,著者待考,清光緒年間木刻活字印本。註:始遷祖為[明]文朝宗。
石羊文氏族譜,著者待考,清朝年間木刻活字印本。
湖南衡山文氏族譜,著者待考,清朝年間木刻活字印本。註:始祖為[後唐]文時、始遷祖為[元]文寶。
湖南湘鄉高沖文氏支譜,著者待考,清朝年間木刻活字印本。註:始祖為[後唐]文時,始遷祖為[宋]文伯琦。
上湘龍潭文氏家譜七卷,首一卷,(民國)文縣雲修,民國二年(公元1913年)雁門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冊。
江西萍鄉湘東縣城文氏四修族譜六卷,(民國)文星海續修,民國十一年(公元1922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始遷祖為[明]文必達,分支祖為文應魁。
文氏續修族譜,(民國)文含纂修,民國十二年(公元1923年)曲石精廬刻本一冊。
湖南寧鄉文氏九修家譜,著者待考,民國十四年(公元1925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先祖為[後唐]文時,始遷祖為[宋]文旃。
湖南湘潭鹿嶺文氏六修族譜二十二卷,(民國)文傅干總纂,民國十五年(公元1926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始祖為[後唐]文時,始祖為文郁商。
江蘇蘇州文氏族譜續集,(清)文含纂輯,民國十八年(公元1929年)蘇州曲石精廬石刻本。始祖為[後唐]文時、[元]文俊卿。
湖南寧鄉文氏亨房族譜六卷,(民國)文光錫,文大源主修,民國十九年(公元1930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始祖為[後唐]文時,先祖為[元]文丙三。
湖南長沙團山文氏家譜十二卷,首一卷,(民國)文家暹等主修,民國二十年(公元1931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始祖為[明初]文固清,支祖為[明清]文時彭。
湖南衡山坪上文氏十六修譜,著者待考,民國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先祖為[後唐]文時,始遷祖為[元]文寶。
衡山文蓬公派六修族譜七十八卷,(民國)文瀚德修,民國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衡山六義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十六冊。
湖南長沙文氏沅房族譜四卷,(民國)文光棣等主修,民國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敦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冊。現被收藏在中國家譜網站檔案館。
文氏三房族譜,(民國)文大原等纂修,民國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崇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冊。
文氏敬房族譜六卷,(民國)文碧山等纂修,民國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三山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冊。
湖南湘鄉高沖文氏南房支譜,(民國)文濤生,文溶川主修,民國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始遷祖為[宋]文伯琦,先祖為[明]文淵淙。
湖南攸縣寨裹文氏七修族譜五卷,首一卷,(民國)文惠元纂修,民國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木刻活字印本。註:先祖為[西漢]文翁、[後唐]文時。
湖南衡山觀湘文氏十六修族譜,著者待考,民國年間鉛印本。註:先祖為[後唐]文時,始遷祖為[元]文寶。
文氏族譜,著者待考,民國年間木刻活字印本。註:始祖為文漸、文茂、文鸞。
湖南湘潭中湘古塘文氏五修族譜,著者待考,民國年間木刻活字印本。
湖南仙源文氏族譜,著者待考,民國年間木刻活字印本。註:始祖為文仙源,先祖為文思謙。
湖南文氏七房族譜,著者待考,民國年間木刻活字印本。
江西萍鄉萍北桐田文氏族譜,著者待考,民國年間木刻活字印本。
湖南湘鄉高沖文氏六義堂房譜,著者待考,民國年間木刻活字印本。註:始遷祖為[宋]文伯琦,先祖為[明]文淵淙。
湖南湘鄉高沖文氏族譜,著者待考,民國年間木刻活字印本。註:始祖為[後唐]文時,始遷祖為[宋]文伯琦。
湖南醴陵醴南芷泉文氏五修族譜二卷,(現代)文昭徉主編,2002年計算機排印本。註:始遷祖為[元]文美濟。
江右文氏通譜,(現代)《江右文氏通譜》編纂委員會文強、文起等主編,2006年計算機激光照排膠印本。公開出版。
廣東雲浮羅定文氏族譜,詩中命名(國家建設)詩中的一句 用於人名,例文國X、文家X、文建X、文設X 。族譜始祖「文泰隆(龍)」 湖北黃岡地區文氏家譜字輩:再可一運,繼楚宏光,豐源名盛,家道隆長,應承先緒,學啟賢良,順理華國,憲章佐邦,保世永大,慶衍熾昌,德厚敦遠,裕哲瓊芳,雲輝達業,傳潤發揚,洪觀維振
江右文氏通譜新字輩:常弘先祖德,仁義禮智信,風節貽澤遠,紫陽耀邦達,千石竹枝青,萬山松柏勁,江右雲天高,世代有才俊。
山東萊陽文氏字輩:碩貴時恩,起豐玉同,洪獻志瑞,林甫春榮。
湖南長沙文氏字輩:常守先德,光大前哲,惟善錫福,友孝忠烈,英賢蔚起,名振楚澤,學修登仕,經綸華國。
河南南陽市唐河少拜寺鎮文氏字輩: 家修廷獻,金聲玉振, 鴻恩廣慶,福德永昌,本立道生,雲集天祥 。
河南固始文氏字輩:世承忠緒,永傳飴芳,克清先澤,雍冠伯良。
四川省成都市雙流縣太平鎮文氏字輩:「有 登 啟 元 萬 序 思 紹 金 德 成 慶 永 遠 發 吉 長」. 四川巴中文氏字輩:再秀玄華思,元本維光國,士興永紹宗,志已大庭通。
四川廣安文氏字輩:國正天心順,三清大道成,翠榮光明顯,祥瑞獻朝廷。
四川富順文氏字輩:紹義通天達,永遠思祖宗,大福朝仲仁,忠孝征綱紀,德政光明廷,丹青萬代傳,遵守先哲志,定為上國旨。
四川富順文氏字輩:文上一汝從 希光維宗毓 宣宜皆秀宿 仲義永壽福,(1985年起加排):財康德其丙 國明世萬正 祥斯興紹元 錫儒剛健吉
四川營山縣文氏字輩:登科方(匡)仕學,元(淵)明朝正興,廷顯光永耀,世代傳家國。(據傳,湖廣填四川時,文登業父子入川,開啟本支脈)
四川營山文氏字輩:啟景才彥,承實良國,正天一永,士大光明,遠傳先澤,化成學興,嘉德可紹,通顯世登。
四川營山文氏字輩:希光維宗毓,志學承先聖,懷德培祖基,詩書啟後裔。
四川射洪縣文氏字輩:世傳經國道,仁有齊家興;必學方為貴,弘施乃克誠。
四川開縣、重慶靜觀等地文氏字輩:至德自尊崇,思承奉聖廷,一必存忠孝,節義正紀倫,燕翼貽謀厚,成功錫慶頻,真誠能續序,雍睦本仁親,詩書敦世業,禮樂裕家聲,大振冠裳澤,元勛百代新。
重慶萬州文氏字輩:時運星方朝,應正永廷之,化啟傳家祚,思宗紹樹宏,富有仁承憲,長才佐建幫,同培光世德,遠大作賢良。
湖南雅安文氏字輩:通明必珠,應之朝在(存),登耀全啟,永尚中(光)希。
湖南耒陽文氏字輩:日永承祖志,世守法言昌,孝友昭先澤,詩書顯義方,家修廷可獻,體立運行臧,萬代賢才盛,登朝慶贊襄。
湖南攸縣文氏字輩:德承自舒,世植忠良,守禮秉義,正家有方,遠紹祖志,觀國之光,遵乃彝教,受澤孔長。
湖南衡山文氏字輩:廷繼尚正,應開以大。錫賢明祖德,勤宣慶緒長,詒經宏嗣業,繼遠燦彝章。
湖南湘鄉文氏字輩:大明嘉應國,萬年道德綿,正士端期上,英才望拔先,詩書徽甲第,禮樂紹薪傳,在昔垂忠義,克繩仰象賢。
湖南瀘溪文氏字輩:盛景宏開,興啟體元,名賢長慶,榮華萬年。
湖南石門文氏字輩:必單景志昌,萬國星成運,闡之士光明,盛世振選學,定繼良忠敬。
湖南澧縣文氏字輩派:光明家風振,學定繼良忠。
湖南桃源文氏字輩:必發公派:光明盛世昌隆際會忠。必達公派:機儒起南國道承先正。大任公派:嗣臣士之上錦綉光愈隆丕振忠。合譜字輩:敬銘同佩,熙鼎式襄,仁培元本,業守典章,容和瑞兆,協贊名揚,壽增恩錫,秀蔚祚長。
湖南龍山文氏字輩:必大景子思,X X 廷中添,尚曰志體宗,光明盛世昌,隆際(吉)會忠(中):合譜新字輩(同桃源) 敬銘同佩,熙鼎式襄,仁培元本,業守典章,容和瑞兆,協贊名揚,壽增恩錫,秀蔚祚長 註:龍山縣水田壩文氏系桃源上文必發公之後,於清乾隆三十一年遷入,始祖成章(字灼 志字輩)
黑龍江哈爾濱文氏字輩:嘉志開福業,立道繼士長,子承佩仕德,怡祺振永昌。
遼寧大連文氏字輩:世殿先鍾治,安懷永化成,順心增基業,元士復忠明。
安徽六安文氏字輩:新華傳家本,賢才繼世生,弘勛多厚道,立志永昌明。
廣西玉林文氏字輩:紹宇興岐鴻業遠,丕基信國慈欽長。
貴州長順、廣西凌雲文氏字輩:尚現朝華應,天國金洪世,啟永庭昌光,開順克如興。
貴州大方文氏字輩:天玉德中達,子開朝顯昌,洪隆鐵先廣,永遠振家邦。
文天祥嫡支文氏字輩:「安時儀天道伯汝元廷朝世子應時策名揚標鐫綿長永錫衍及新年英偉俊發振祖墓墀」。
湖南望城文氏字輩:「常守先德光大前哲惟善錫福友孝忠烈英賢蔚起名振楚澤學修登仕經綸華國」。
湖南東鄉文氏字輩:「師聖希賢承家輔國世濟其美克光祖澤仁孝立本德義允全發名成業福祜萬年」。
湖南道縣文氏字輩:「添仲應朝世升一坤錫為清輝元應載□生」。
湖南桃源文氏字輩:
必發支派:「光明盛世昌隆際會忠」;
必達支派:「機儒起南國道承先正」;
大任支派:「嗣臣士之上錦綉光愈隆丕振忠」;
三支合派:「敬銘同佩熙鼎式襄仁培元本業守典章容和瑞兆協贊名揚壽增恩錫秀蔚祚長」。
湖南耒陽文氏字輩:「日永承祖志世守法言昌孝友昭先澤詩書顯義方家修廷可獻體立運行臧萬代賢才盛登朝慶贊襄」。
湖南攸縣文氏字輩:「德承自舒世植忠良守禮秉義正家有方遠紹祖志觀國之光遵乃彝教受澤孔長」。
湖南衡山文氏字輩:「廷繼尚正應開以大錫賢明祖德勤宣慶緒長詒經宏嗣業繼遠燦彝章」。
湖南湘鄉文氏字輩:「大明嘉應國萬年道德綿正士端期上英才望拔先詩書徽甲第禮樂紹薪傳在昔垂忠義克繩仰象賢」。
湖南瀘溪文氏字輩:「盛景宏開興啟體元名賢長慶榮華萬年」。
湖南石門文氏字輩:「必單景志昌萬國星成運闡之士光明盛世振選學定繼良忠敬銘同佩熙鼎式襄仁培元本業守典章容和瑞兆協贊名揚壽增恩錫秀蔚祚長」。
湖南澧縣文氏字輩:「光明家風振學定繼良忠」。
湖南醴陵文氏字輩:「應世其昌大振家聲咸昭慎守顯達增榮繼起恢先光耀宗盟熙朝人瑞寰海鏡清」。
湖南桃江文氏字輩:「潮福紹仕友昌章宗大應尚勝嗣維賢萬邦隆盛德永世進忠良明顯昭謨烈宏達喚書香心傳其肇孔慎修克發揚四海承聲教三湘詠樂康都欣生意厚遙祝歷年長夷裔求能立中原競自強飛翔猶鳳舞騰舉又龍驤治可希虞夏功宜邁漢唐軒黃道澤遠攸久固吉祥」。
湖南東安文氏字輩:「克振家聲遠貽謀燕翼長試書承後澤俊秀裕前芳根節存中道生安賴上蒼沛然清操見極力則顏張」。
湖南宜章文氏字輩:「天克華成儀維春忠君友德廣時明福緣善慶集雲錦禮樂詩書燦日星」。
湖南新化、安化、漣源、冷水江文氏字輩:「一必存忠孝節義正紀綸燕翼治家瑞宣揚錫慶祥明修傳漢代治化定經邦典範光前哲洪澤裕後昆國泰民康富長久樂昇平」。
江右文氏通譜新字輩:「常弘先祖德仁義禮智信風節貽澤遠紫陽耀邦達千石竹枝青萬山松柏勁江右雲天高世代有才俊」。
四川廣安文氏字輩:「國正天心順三清大道成翠榮光明顯祥瑞獻朝廷」。
四川富順文氏字輩:「紹義通天達永遠思祖宗大福朝仲仁忠孝征綱紀德政光明廷丹青萬代傳遵守先哲志定為上國旨」。
四川營山文氏字輩:「啟景才彥承實良國正天一永士大光明遠傳光澤化成學興嘉德可紹通顯世登」。
四川營山文氏字輩:「希光維宗毓志學承先聖懷德培祖基詩書啟後裔」。
四川開縣、重慶靜觀文氏字輩:「至德自尊崇思承奉聖廷一必存忠孝節義正紀倫燕翼貽謀厚成功錫慶頻真誠能續序雍睦本仁親詩書敦世業禮樂裕家聲大振冠裳澤元勛百代新」。
四川雅安文氏字輩:「通明必珠應之朝在(存)登耀全啟永尚中(光)希」。
四川宜賓文氏字輩:「一啟國旗單學仕應明廷宗支萬代雲賢才咸通達將相住金陵」。
四川蓬溪文氏字輩:「白字永國知忠天章子西榜自萬化見顯模定遠基賢才名祿位德壽著書詩禮儀通懷寶儒風運孔尼」。
四川南溪文氏字輩:「義朝啟正文尚天世在友」。
四川瀘州瀘縣、湖北麻城、孝感文氏字輩:「大明嘉應國萬年道德興仁義禮智信光乾裕後坤」。
湖北宜昌文氏字輩:「完太漢承寅希耀運高汝先志承廷啟世家光宗耀」。
湖北松滋文氏字輩:「曾宏緒裕坤家生恆振大」。
湖北秭歸文氏字輩:「文應光世學,德秀發先祥,士習紹宗永,儒林啟緒昌」。
湖北荊州文氏一支字輩:「世裕坤家生恆振大」。
湖北荊州文氏一支字輩:「錫洪範九敘守漢高三(山)章」。
山東萊陽文氏字輩:「碩貴時恩起豐玉同洪獻志瑞林甫春榮」。
山東臨沂莒南文氏字輩:「占連鳳章永孝洪」。
山東沂水文氏字輩:「宗某高某君淑建大永定振某善富全洪利清方成」。
山東樂陵文氏字輩:「守德庭升書玉炳建」。
重慶萬州文氏字輩:「時運星方朝應正永廷之化啟傳家祚思宗紹樹宏富有仁承憲長才佐建幫同培光世德遠大作賢良」。
重慶萬州武陵文氏字輩:一正忠永承,光華啟運亨,世傳思紹祖,德耀應常明
重慶文氏一支字輩:「山處元喜子西幫安家興祖宗功德大世代中孝天」。
貴州大方文氏字輩:「天玉德中達子開朝顯昌洪隆鐵先廣永遠振家邦」。
貴州長順、廣西凌雲文氏字輩:「尚現朝華應天國金洪世啟永庭昌光開順克如興」。
廣西玉林文氏字輩:「紹宇興岐鴻業遠丕基信國慈欽長」。
廣西南寧、欽州文氏字輩:「祖有大裕德吾家萬世興」。
江西吉安文氏字輩:「大民嘉應國萬年道德迷正仕端其尚英材望派先」。
廣東高州文氏字輩:「賢聖明永海創達干起家」。
河南南陽市唐河少拜寺鎮文氏字輩: 家修廷獻,金聲玉振, 鴻恩廣慶,福德永昌,本立道生,雲集天祥
河南固始文氏字輩:「世承忠緒永傳飴芳克清先澤雍冠伯良」。
黑龍江哈爾濱文氏字輩:「嘉志開福業立道繼世長治成丕士德曰啟振永昌」。
遼寧大連文氏字輩:「世殿先鍾治安懷永化成順心增基業元士復忠明」。
安徽六安文氏字輩:「新華傳家本賢才繼世生弘勛多厚道立志永昌明」。
內蒙古通遼文氏字輩:「宗泰顯化三國振民澤賢」。
台灣文氏一支字輩:「名永振家……」
文氏一支字輩:「光廷玉樹之蘭秀紹繼先明中義全」。
文氏一支字輩:「國啟登景運學士朝廷方才高宗德光賢能君祿厚榮華世代昌」。
文氏一支字輩:「亮士光萬正大幫國勝平齊佳興魁梧祿為傳高升」。
文氏一支字輩:「家紹宏運中正賢良」。
文氏一支字輩:「德伯忠正玄永久立必賢仁傑昌大有世代億長聯」。
文氏一支字輩:「朝正永廷之化啟傳家作成仁世澤長首先思遺訓紹逑煥新章」。 四言 傳詩說禮;撫國附民:上聯典指晉初臨江人文立,蜀漢時曾在太學傳授《毛詩》、《三禮》,歷官尚書、太子中庶子、衛尉。下聯典指明朝徽州人文獻,成化年間舉人,任監察御史,巡按北直、雲南、河南,所到之處,貪官惡吏望風而逃。後升任湖廣副使,以治行卓越著稱一時。
興文化蜀;定策滅吳:上聯典指西漢舒縣人文翁,少年時好學,通《春秋》。景帝末年任蜀郡守,在成都修官學,興教化。武帝時令郡國都立官學,始於文翁。下聯典指春秋時越國大夫文種,字少禽,楚國郢人。越王勾踐時,越國被吳國擊破,勾踐困守會稽。文種獻計,到吳隨賂太宰嚭,得免於亡國。勾踐入吳為人質,文種主持國政。勾踐歸國,君臣刻苦圖強,終於滅了吳國。
竭忠體國;盡節勤王:上聯典指宋文彥博,連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下聯典指宋文天祥,德祐初應詔勤王,後為元兵所執,不屈死。
潼川世業;潞澤家聲:此聯為文氏宗祠「三芝堂」堂聯。
煙樓世澤;正氣家風:此聯為文氏宗祠「正氣堂」堂聯。
宋廷柱石;文廟馨香:此聯為文氏宗祠「正氣堂」堂聯。 五言 詞書列四絕;詩畫第一名:上聯典指宋朝詩書畫家文同,善詩、楚詞、草書、畫,有「四絕」之稱。下聯典指明朝詩書畫家文元善,字子長,號虎丘,萬曆間卒,年三十有六。王穉登銘其墓曰:「畫品第一,詩品第一。」 六言 比文風於鄒魯;標逸致於吳興:上聯典指西漢官吏文翁,廬江舒縣人(今安徽廬江)。漢景帝末期,為蜀郡守,興修農田水利,重視教育,曾派小吏至長安,就學於博士。又在成都興羅學校,入學者得免除徭役,並以成績優異者為郡縣吏。蜀地文學,比於齊魯。武帝時令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卒後蜀人祀之。下聯典指宋朝詩書畫家文同。文同,字與可,梓潼人,號笑笑先生。又稱石室先生,錦江道人。進士,官司封員外郎。善畫竹及山水。元豐間,出守湖州,故亦稱文湖州。有《丹淵集》。 七言 兼八法丹青之勝;擅一時絲竹之奇:上聯典指明朝書畫家文徵明,初名璧,又字徵仲,號衡山居士。長洲(今江蘇蘇州)人。與祝允明、唐寅、徐禎卿並稱「吳中四才子」之譽。曾以貢生任翰林院待詔,三年後辭去。擅詩文書畫,尤善書畫,工行草,精小楷。他名重當代,學生甚多,形成了「吳門畫派」。與沈周、唐寅、仇英,合稱「明四家」。世稱其畫兼有趙孟頫、倪瓚、黃公望之長。下聯典指宋朝寧化人文寶,字仲賢,太平興國年間進士,歷官陝西轉運使加工部員外郎、忠武軍行軍司馬。能寫詩,善篆書,尤其工於鼓琴。
彈鋏始知皆瑣旅;枕戈方信是雄才:此聯為北宋大臣文彥博《閱史有感》詩句聯。
猶留正氣參天地;永剩丹心照汗青:此聯為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祠聯。文天祥,江西吉安人。二十歲中進士第一名。曾組織義軍抵抗元軍入侵。公元1276年任南宋右丞相。被派往元軍營中談判被扣留,脫險後,南下福建與張世傑、陸秀夫聯合抗元。1278年在廣東海豐被元軍所俘,期間作《過零丁洋》詩示以抗元之志。後被押送元大都,迭經威脅利誘,始終不屈。在大都獄中所作《正氣歌》,尤為世人傳頌。公元1823年1月9日被害。
洛社英鳳昌百代;文山浩氣壯千秋:上聯典指三國魏大將文聘。下聯典指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 八言及以上 洛邑耆英,出將入相;廬陵正氣,取義成仁:上聯典指北宋大臣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天聖年間進士,累官殿中侍御史,慶歷末年以參知政事拜相,曾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出判河陽。司馬光為相,請他任平章軍國重事,後加太師銜,封潞國公。前後任將相五十年,歷四朝。晚年與富弼、司馬光等人在洛陽組織耆英會,為一時盛事。下聯典指南宋大臣、文學家文天祥,字履善,號文山,吉州廬陵人,理宗時狀元,歷任刑部郎官、贛州知州、右丞相。德祐初年,出使元軍議和被扣留,後在鎮江脫險,輾轉流亡到福建,與張世傑、陸秀夫等堅持抗元。後退守廣東,加少保,封信國公。被俘後寫《過零丁洋》詩以明志,被送至大都(今北京),受元人威脅利誘,始終不屈,被害。
忠季昭明,奚啻青天白日;襟懷瀟灑,渾如秋月晴雲:上聯典指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下聯典指宋朝詩書畫家文同。
C. 漢代文化是如何繼承秦文化與出文化的
漢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漢皇朝的政治統治在全中國確立的過程中初步形成,然後又隨兩漢(前206—220)的歷史進程進一步發展起來的。漢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漢文化是全新的綜合性的新文化並非直接來源於單一的文化,而是繼承多種文化而形成的。無論較之秦文化還是楚文化,它都更為開放,更具兼融性,內容更為豐富,氣魄更為宏大。
據說,北宋蘇軾官翰林學士時,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來概括柳永、蘇軾詞作的不同風格。那麼,我們能不能舉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漢文化不同風格的事物來呢?
「文化」一詞的內涵是極為豐富的,因此,對它的使用,必須十分嚴謹而慎重。
說到「秦文化」,必須認識,其意義是多重疊合的。它本是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一種區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圍大致上是今中國西北部的陝西、甘肅一帶。它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於西部的諸侯國秦國的領地內。它又有一個很長的發展歷史,經過許多世紀,達到頂峰,有一個極短的歷史時期內成為以政治統一為背景的全國性的文化——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戰國期間秦國的佔領范圍不斷擴大(到公元前3世紀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隨著秦的軍事征服、勢力擴張、人員遷動,秦文化所影響和覆蓋的地區不斷擴大。在這樣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中,秦文化對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內容是越來越豐富的。
到秦朝完成統一,實現了對全中國的統治,進而又採取許多措施鞏固和發展統一,包括實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識地統一思想、文化,以至於「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史記·禮書》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這是說,秦朝對六國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確定的原則是不師古,不崇經,以法為治,以吏為師。推行這些政策的極致,就是實行「焚書坑儒」的野蠻舉措,予文化以嚴重的摧殘,對思想和學術自由更是沉重的打擊。因此,秦文化對於中原傳統文化又並非主要是「依古以來典法行之」。
由於秦朝統治的時間很短,其目的在於統一思想文化的政策並未來得及完全實施,亦未取得預期的成效。與此同時,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統一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統一的短時期內,秦文化並沒有和東方六國文化融為一體,其作為全中國的主導文化的地位,也沒有來得及完全得以確立。在原屬東方六國的廣大地區內,各區域文化繼續表現著它們的特色和活力。
隨著秦政權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體變為客體,其作為全中國統治文化的短暫時期也就宣告結束。不過,在代之而起的漢代,秦文化的要素繼續存在,而且還保持著強有力的影響。「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統國家形態和大一統國家觀念的基礎,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基礎。秦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最有建樹、對後世逐步發展起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應當說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戰國以至於秦漢時期,經常有人注意並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點。如魏國的信陵君說:「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儀德行」。西漢初年,賈誼痛說「秦俗日敗」,指出:商鞅變法以來,秦國一直是「並行於進取」,雖然「功成求得」,但卻出現了社會道德水準嚴重下降的惡果,秦始皇又「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滅亡。《淮南子·要略》說:「秦人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勢利」,司馬遷也說:「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這里所說的「俗」,部分地有我們所說的「文化」的含義。以上言論,雖然包含了對秦國或秦人的敵對心理,但卻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徵,如秦人因其長期生活的環境的影響,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數民族的影響,傾向於強悍好鬥,為了達到目的,可以狠下決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實效、功利,質朴而率直,不事虛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動性極強,為了實現某一目標,定會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難和力量的阻擋。秦文化的這些特點,似已得到當今學者的普遍確認。
漢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漢皇朝的政治統治在全中國確立的過程中初步形成,然後又隨兩漢(前206—220)的歷史進程進一步發展起來的
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漢文化就是楚文化。這一說法未免有點絕對化。但也因此提出了漢文化和楚文化的關系,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很有意義的問題。
楚文化,也是先秦時代一種歷史悠久的區域文化,在其早期,還是一種古老的民族文化(早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從時間上說,是隨著南方的諸侯大國——楚國的發展而成熟起來的。從空間上說,又是隨著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疆域的不斷拓展而向廣大的地區擴散的。像秦文化一樣,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鮮明特色,它有濃厚的浪漫主義情調和神話色彩,崇尚自由,富有激情,善於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濃。
楚文化的誕生和大發展是在江漢地區,這里屬於長江中游。春秋時期,楚國曾有志北進,但遇到將它視為蠻夷的北方強國晉、齊的有力遏制。楚國因而改以東進與南拓作為戰略目標。到戰國初年,楚國向東擴展的勢頭很猛,基本佔有了長江下游地區,其北界已接近黃河,東部屬於吳越文化區的吳、越故地已歸其所有。同一時期,其南界也達到或越過了南嶺。
然而,楚國又遭到來自西方大國秦國的嚴重威脅。到楚懷王(前328—前299)的後期,楚國在秦國的外交欺詐和軍事進犯中,丟失了西北邊境的土地。後來,形勢益發惡化,楚國的都城郢(今湖北荊州市)也失守了。在戰國後期,楚國的西界一再東移,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長江下游地區。與此同時,也發生了楚文化重心的東移。這一變動從歷史記載中很容易看出來。一方面,楚國的都城先由郢遷到陳(今河南淮陽),再遷鉅陽(一說在今安徽阜陽北,或說距陳不遠),又遷到壽春(今安徽壽縣)。楚國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長江下游地區。與此同時,楚於前[44]1年滅莒,前306年滅越,前256年滅魯,勢力推進到東部沿海地區。楚國的貴族黃歇(春申君)的采邑位於大海之濱的江東,楚國的東境到達徐泗鄒魯一線,這里的居民都開始自稱為楚人了。後來,西漢初年,劉邦改封齊王韓信為楚王,其所持理由是「齊王韓信習楚風俗」,韓信,是淮陰(今江蘇清江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國都於下邳(治所在今江蘇睢寧西北),可見,早在戰國後期,所謂「楚」的地域概念,重點已不是江漢一帶,而是瀕臨大海的江淮之間了。
綜觀戰國後期天下大勢的發展,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兩個東進,前者是秦軍東向的凌厲的軍事攻勢,後者是楚文化的東漸,其影響從長江中游擴大到東部沿海地區。僅僅數十年時間,東部近海的鄒魯吳越一線,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從此以後,以「楚」的標志冠於這一帶的一切,似乎並沒有遭致當地居民的嚴重反感和強烈抵抗。
秦漢之間最顯赫的人物項羽、劉邦,都表現了鮮明的楚文化色彩。對於項羽來說,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項燕是楚國名將,因而對故國念念不忘;而劉邦所居的徐泗地區,原本離在江漢平原的楚國中心地甚遠,但到戰國中後期,楚國的勢力已達鄒魯境內,這一帶很快「楚化」。劉邦好楚聲、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辭,可以稱得上一個楚文化迷。據載,「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由此可見,徐、泗一帶在語言上也受到楚語的影響,而原非「楚人」的劉邦,對此十分欣然,並熱心加以推廣。
楚漢之間,民間多樂楚聲。對此,魯迅認為:「蓋秦滅六國,四方怨恨,而楚尤發憤,勢雖三戶必亡秦,於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聲為尚。」以此來解釋楚文化的高揚,固合情理,但又必須看到,楚文化在東部濱海地區的長期浸染,早已取得顯著的效果,乃是「楚聲」大張更深層次的原因。反秦斗爭初起之地是在「楚」,陳勝定國號為「楚」並以「張楚」作為政治綱領。秦二世也稱陳勝等是「楚戍卒」。項羽自稱「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幟依然是「楚」。劉邦繼承陳勝等所開創的事業,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項羽之封。雖然他後來打敗了項羽,但他並不以「楚」為諱。
西漢就是在這樣的濃厚的楚文化的氛圍中建立的。漢初文化上的特色,確實是楚文化基本特點的表現。漢初政治上的指導思想是黃老之術,「黃」是依託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盡管漢初楚聲是如此高昂,但是,漢文化並不等於楚文化。漢文化不是對任何一種文化的全盤因襲和簡單模寫,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納和揚棄後的更新和創造,其中包括對秦文化和楚文化的繼承和改造。西漢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時,對於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對秦文化也並不是完全棄置,同樣也是既有繼承,也有改造。筆者贊同袁仲一先生的觀點:「兼並山東六國、建立統一的王朝後,秦文化傳布到全國,成為後來輝煌的漢文化的基礎」。雖然秦朝存在的時間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曇花一現,但秦朝文化是長期積力蓄能而成,它有著內容上驚人的擴充和創新,故它並不因為存在時間短促而一閃即逝,相反,它有相當一部分內容轉移到漢文化中,成為漢文化的重要成分,這是一種文化的借殼存身。
漢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漢文化是全新的綜合性的新文化並非直接來源於單一的文化,而是繼承多種文化而形成的。無論較之秦文化還是楚文化,它都更為開放,更具兼融性,內容更為豐富,氣魄更為宏大。
漢朝和秦朝一樣,也曾是一個充滿開拓精神和恢弘氣魄的政權,漢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這些特質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其一,無論是秦文化,還是漢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徵,在於它們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對於它們來說,政治文化又都是諸文化要素中高於一切、支配一切的。
這兩種文化有著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統。秦朝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的、統治到社會基層、嚴格約束到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個人的政治統治。這就是後人經常所說的「秦制」。而漢朝,基本沿襲了這一整套制度。所謂「漢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這種政治上的繼承。
「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損減,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有變更」。這就是說,西漢制度對秦制有因有革,而因襲的一面是主要的。漢朝建立後,最高統治者還是稱皇帝,百官制度大體未變,政府的運行機制並無大異,皇帝、百官的行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漢武帝劉徹的心理、行事與秦始皇作比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漢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異。
其二,秦文化求實重實的質朴風格,漢文化也大體繼承下來了。秦大建宮室苑囿,漢也基本如此。漢高祖剛剛取得政權,形勢還沒有穩定下來,劉邦本人還在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守關中的相國蕭何,就在長安建了宏麗的未央宮,其規模連身為皇帝的劉邦也覺得過分
但蕭何對此的解釋是:「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宜,非壯麗無以重威」,如此表述的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潛在表現。漢武帝時,也大治宮室苑囿,其規模已不亞於秦始皇時。武帝為他所寵愛的年輕將領霍去病所修的墳墓「像祁連山」,墓前的石刻,也是巨大而作風渾厚朴實,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異效(長生等),濃厚的迷信色彩,雖無發達的宗教,卻有宗教式的狂熱,這也是與秦文化、漢文化相似的。漢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許多地方像楚人,但就其大動作而言,是更接近於秦人之為的。
如果把對中國傳統文化觀察的重點放在政治文化特別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認為,應當確信這樣一個基本結論:「漢文化的主體乃秦文化」,並且,「從這種意義上講,秦文化的的確確是近兩千年中國文化之基石」。
但是漢文化與秦文化還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論點,並非意味著就要得出「漢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結論。漢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與秦文化相較,漢文化更具有開放性,更善於吸納,也更有兼容的氣量和能力。例如,漢文化就從齊魯文化中吸收了豐富的政治文化營養,無論是在政治思想方面,還是在朝政禮儀方面,漢文化都比秦文化從齊魯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東西。較之秦文化,漢文化在浪漫氣質上加強了,在這方面顯然是受楚文化的影響更大。漢文化在尚實的同時,也增添了理性,在理性思辨認識水平上,較之秦文化有了顯著提高。這是文化隨時代進步的表現,這種提高和進步了的文化,也更適合時代的需要。
西漢時期,許多有識之士曾一再對秦政進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極為可貴的思想資料,這就是著名的「過秦」。「過秦」是一場深刻的歷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礎上對政治的創造性的探索。「過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對秦文化的反復審思。在反思中,人們認識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討予以補正的措施。
從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來說,漢文化表現出比秦文化更強的應變力和適應性。賈誼已經清晰地意識到,秦政之失在於「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也就是說,任何統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須切合實際,適應具體的時勢,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變。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說是「過秦」思想的衍生。漢武帝到晚年也終於認識到「與民更始」的重要。兩漢有作為的統治者都是注意經常調整政策,順勢而為的。從統治思想來說,漢初按照黃老思想,實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等一系列的寬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時期轉為內行興作、外事開拓的「有為」之治,到昭、宣時期又轉變過來。總的說來,漢代統治者在掌握張弛節奏方面,已遠勝過他們的前輩,因而能使社會矛盾不至於過於激烈。這也是西漢、東漢都能維持較長時期統治和穩定發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漢文化的多樣性,較之秦文化要明顯得多,它在這方面的優點也就可以較充分地表現出來。這個所謂的「霸王道雜」的漢家制度,也就是雜取不同學派的政治文化治國理天下,這個所謂的「雜」,就是對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統治思想,廣為吸納,分別主次優劣,取其精華,兼容並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漢初與秦代最顯著的不同是實行郡國並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開過爭辯,其實,就當時的歷史條件而言,無論是主張分封的淳於越,還是主張行單一郡縣制的李斯,都是帶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於李斯,主導的一面是對的、好的,但從六國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權,跨度不能不說是太大了。這樣一個「進步」是當時的歷史所承受不了的。從秦政權滅亡的結果來看,事實上,採取這一制度的負面作用是不能否認的。
漢朝就不是這樣,郡國並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區,由同性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區(開始還存在過一些異姓諸侯王,那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滅了)。誠然,這樣做也有很多的問題,而且日後逐漸嚴重起來,但郡國並行,兩種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補而又互制,而且總體而言又有較大的迂迴餘地。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西漢初年的郡國並行制是適合的,有其存在的歷史理由,不能因為其後來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個層次上,漢文化都善於兼並收蓄,因而有利於創新和發展,以文學為例,漢代文學迸發出巨大的活力和創造力。像賈誼,其政論文有秦文化的氣魄,而其賦作則從楚文化吸取了更多的營養。正因為多源吸取,思想活躍,靈感大增,漢代文學的繁榮是秦代無法比擬的。
就政治和社會生活而言,漢代也遠較秦代開放,更加活躍,更加富於生機。漢政權成功地溝通了社會上層和下層的聯系,最高統治者也和生活於社會底層的文人學士有對話的機會,從而能有效地把後者吸收到統治集團中來。從漢代社會精神風貌來說,也更顯得豪邁灑脫。總的說來,漢代社會生活雖仍有如秦代那樣的制約,但畢竟多了一些彈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代那樣過分地僵硬。
不過,成熟期的漢文化,也有較秦文化退步之處。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以及在鹽鐵會議上表達出來的賢良、文學這類儒生的聲音,反映出背離秦文化的功利主義的保守主義的傾向。東漢一代,文化中的「文」「德」有餘而「武」「力」過弱。自漢武帝以後,大漢的發展有明顯的轉弱趨勢。
據說,北宋蘇軾官翰林學士時,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來概括柳永、蘇軾詞作的不同風格。那麼,我們能不能舉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漢文化不同風格的事物來呢?這當然是不容易的,但我們不妨試試。或許,最能代表秦文化總體風格的是:《秦律》(原已失傳,後因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的出土而使之重現於世人面前)和「以吏為師」構成的法制文化體系,秦始皇巡遊天下過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辭,始皇帝陵墓及其陪葬坑的兵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風格的自然是楚國的青銅器和漆器,是老莊哲學和楚辭,是楚國極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飛),蜚將沖天」的氣勢和「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漢文化總體風格的,或許可以說是:漢賦,漢武帝時形成的用人選材制度,「天人感應」學說籠罩下的政治,《史記》及集中體現於其中的「究天人之際」的探索精神,鹽鐵會議上的辯論(其主要情況反映在《鹽鐵論》一書中),以「孝」為基礎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舉,或致貽方家哂笑,但筆者姑妄為之,是否得當,敬祈指教。
D. 求苗族歷史文化
歷史:
苗族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炎黃傳說時代。當時在黃河下游和長江中下游一帶出現了以蚩尤為首的九黎部落聯盟,而在甘陝黃土高原上形成了以炎帝神農氏和黃帝軒轅氏為首的另兩大部落集團。
炎帝與黃帝沿黃河由西向東發展,先後與蚩尤在涿鹿一帶發生戰爭。蚩尤先打敗炎帝,「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阿,九隅無遺。」後來炎帝與黃帝聯合戰敗了蚩尤,「軒轅之時,蚩尤最為暴,莫能伐,於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蚩尤死後,天下大亂,黃帝便畫了幅蚩尤的畫像威懾天下,天下這才安定下來。而蚩尤的九黎集團戰敗後大部分向南流徙,開始了苗族多苦多難的遷移史。至今苗族人民中還廣泛流傳著蚩尤的傳說,他們始終信奉蚩尤為其始祖 。
貴州關嶺一帶流傳有《蚩尤神話》,傳說遠古時,苗族居住在黃河邊上,共「八十一」寨,他們的首領叫蚩尤,蚩尤為民除掉了危害苗民的「垂耳妖婆」,使百姓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後來妖婆的三個妖娃請來了赤龍公和黃龍公(即炎帝和黃帝)復仇,蚩尤率領苗族人民英勇作戰,多次打敗赤龍和黃龍二公。赤龍、黃龍二公聯合起雷老五(即雷公),水淹苗兵,擒殺了蚩尤,焚毀了「八十一寨」。剩下來的苗族子民被迫遠走他鄉。
民族發展
苗族是最早的稻作民族,在上古時期就種植水稻。苗族在原始社會,以樹葉為衣,以岩洞或樹巢為家,以女性為首領的情況,在苗族古歌中有大量的反映。從一些地區的親屬稱謂制度中,還能看出從母權制過渡到父權制,從血緣婚到對偶婚的演變痕跡。秦漢以後,封建王朝在大多數苗族地區建立郡縣,實行「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的羈縻政策。五溪地區的苗族先民已開始從事農業生產,掌握了用木皮織績和以草實染色的紡染技術,出現了產品交換[5] 。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武陵地區由於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苗族的原社會開始逐漸解體,原來由血緣關系組成的氏族公社,已逐漸發展成為地緣關系的農村公社。唐宋年間,苗族逐步進入到了階級社會,農村公社的首領已有了土地支配權。漢族的封建經濟,通過漢、苗等民族間頻繁接觸,促進了苗族封建社會領主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有些「蠻酋」、「蠻帥」成為世襲的「土官」,領有大量的土地。在這些「土官」境內的苗民淪為農奴(稱為「田丁」),耕種著領主的土地,交納租賦和服無償勞役,並須參加領主間的械鬥,為其賣命。
南宋王朝開始用官職來籠絡各族首領,以加強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許多土官都受到封賞,後來成為大大小小的土司。
元、明時期,苗族地區的封建領主經濟已相當發展。明朝中央政府於弘治十五年(1502)在湖南城步苗區開始實行「改土歸流」,其他地區開始派遣流官。苗族地區地主制度的興起,又使以領主制度為經濟基礎的土司政權受到削弱。封建王朝對土司的限權,又使土司制度走向衰落。到明末清初,其他苗族一些地區開始改土歸流,使地主經濟得到順利發展。但湘西的臘爾山區、黔東南雷公山和古州山區,仍處於「無君長、不相統屬」狀態,被封建王朝統稱為「生界」。其社會發展仍處於農村公社末期。
苗族舞蹈
清雍正年間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對封建領主的瓦解和地主經濟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但對「生界」的武力征服,造成了苗族人民大量傷亡,嚴重地破壞了當地的生產力。隨著封建地主經濟的發展,土地的兼並和財富的集中日益加劇。乾隆年間,湘西已出現擁有一二千石穀子的大地主,至嘉慶年間,已出現了七八千石穀子的大地主。封建領主制到這時才基本上消亡。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苗族地區先後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苗族人民為了民族的獨立和解放,與其他各族人民一道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在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都作出了貢獻。1949年後,苗族地區經過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
文化:
語言文字
主詞條:苗語、苗文、老苗文
語言
苗族語言屬漢藏語系苗瑤語族苗語支。5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第二工作隊經過實地考察,對各地苗語的構詞大致相同,而語音不同的特點進行科學研究後,將苗語劃分為三大方言,即:湘西方言,黔東方言,川黔滇方言(又稱東部言,中部方言,西部方言),和七個次方言,十八種土語 。
湘西方言(東部方言)主要通行於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黔東北的松桃苗族自治縣,湖北的恩施、宣恩、來鳳、鶴峰和重慶的秀山、酉陽、彭水等縣,分5種土語;
黔東方言(中部方言)主要通行於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三江侗族自治縣,湖南的靖州、會同等縣,貴州安順地區和黔西南、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部分苗族中,分5種土語;
川黔滇方言(西部方言)主要通行於貴州中部、西部、南部、北部和川南以及雲南全省,分8種土語;
此外,還有部分苗族操漢語、侗語、瑤語、布依語、壯語等其他民族語言。苗語的方言、次方言和土語盡管存在著一些差異,但相通部分仍佔60%以上。
文字
傳說苗族古代曾有文字,與漢字可能同源,後來失傳,這些傳說如今已難以考證。20世紀初,一些苗族知識分子為發展苗族文化教育,創制了一些方言文字,如湘西石板塘創制的方塊苗文、石啟貴創制的速記苗文,貴州松桃龍紹華運用國際音標編制的苗文課本,等等。一些外國傳教士為了傳教的需要也創制了一些苗文。但是這些苗文因種種條件的限制,未能在苗族群眾中推行。
《苗族古歌》記載了苗族先民因逃避戰爭與民族文化遷徙秘密等易暴露於敵人,不得不將文字焚燒,抹去,當僅有的那些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去世後,文字也隨之丟失,留下的只有那寫在衣服上的文字。20世紀50年代後期苗族又開始創制了拉丁化拼音文字。現今大部分人通用漢文。苗族的音樂舞蹈歷史悠久,群眾喜愛的蘆笙舞,技藝很高。
在黔西北威寧石門坎地區傳教的英國人坡拉德同苗、漢族知識分子楊雅各、張武、李斯提文等人配合使用部分拉丁文字母和一些記單符號,以石門坎苗族的語音為標准音,創造了一個拼音文字,稱為「坡拉丁文字母苗文」(俗稱「老苗文」),用以翻譯基督教聖經,編寫課本,記錄苗族民間故事、詩歌以及記事等。40年代,操川黔滇方言東北次方言的部分苗族遷徙並定居在今洗鴨河鄉新池村,將「坡拉字母苗文」傳入紫雲,現仍在通用,而且新池小學用該文字及漢文字進行雙語教學。50年代,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培養了大批包括苗族學者在內的語言學家,對全國苗族語言進行了普查研究,改革了「老苗文」,創制了東部、西部、中部三種方言的拉丁拼音苗文。但由於苗族內部支系復雜,語言差異很大,極難統一 。
此外東南亞苗族使用法國傳教士發明的一種拉丁拼音苗文,後來逐漸發展為「國際苗文」。
宗教信仰
苗族很早就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不同地區苗族的宗教信仰有所不同。有的苗族地區由於交通閉塞,苗族信仰原始宗教;還有少數苗族地區,如威寧、石門坎和湘西沅陵等地在近代由於受外國傳教士的影響,有改信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但總的來看,多數苗族群眾信仰的仍是本民族長期形成的原始宗教,它包括自然崇拜、圖騰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
自然崇拜
苗族圖騰
苗族的主要自然崇拜對象有天、地、日、月、巨石、大樹、竹、山岩、橋等。在雲南的金平麻栗坡等地的一些苗族中,每當農作物抽穗時都要祭「天公地母」,祈求天地使農作物豐收,這是苗族崇拜天、地的遺跡。
圖騰崇拜
苗族先民有自己崇拜的圖騰。由於苗族支系繁多、分布廣,他們崇拜的圖騰有多種。如鳳凰、楓木、蝴蝶、神犬(盤瓠)、龍、鳥、鷹、竹等。黔東南地區的苗族先民把楓木作為圖騰進行崇拜,認為自己的祖先源於楓木;另外他們還把蝴蝶作為圖騰,認為其祖先姜央是「蝴蝶媽媽」所生。湘、鄂、川、黔交界地區的苗族先民還以盤瓠為圖騰,至今這一帶還保留了不少盤瓠廟、辛女宮。而貴州西部苗族則以鳥為圖騰 。
祖先崇拜
時至今日,苗族中還十分盛行祖先崇拜。黔東南地區的苗族從最早崇敬楓木、蝴蝶轉為崇敬人類的始祖姜央,認為他是苗族的祖先,每個鼓社都設「鼓石窟」,供奉「央公」、「央婆」;湘西苗族崇拜的始祖是「儺公」、「儺母」。為了祈求祖先神靈的庇佑,各地都有規模較大的殺牛祭祖活動,如黔東南的鼓社節,銅仁、松桃叫「吃牛」或「椎牛」,黔西南和安順、鎮寧等地叫「砍牛」。湘西有「還儺願」,祭祀「儺公」、「儺母」。每逢節日,苗族群眾也都要舉行祭祖儀式。許多苗族地區,家家堂屋正中都供有祖宗牌位,平時天天祭祀[9] 。
巫儺文化
苗族信鬼尚巫源遠流長,新中國成立後仍很普遍,所信的鬼神多達幾十種。他們把鬼分為善、惡兩類:認為善神能賜福於人,為此應該經常祭獻,惡鬼則與人作祟,降災降禍,應當祈解和驅逐。認為要達到此目的,就要通過巫師實行巫術。巫師是溝通人與鬼神的中介人,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受到苗族群眾的敬重。巫師實行的巫術主要有占卜、禳解、招魂等。
服飾
主詞條:苗族服飾、苗族銀飾
苗族服飾
苗族服飾式樣繁多,色彩艷麗。《後漢書》中就有五溪。五溪:今湘西及貴州、四川、湖北交界處,因此地有五條溪流而得名。苗族「好五色衣裳」的記載;唐代大詩人杜甫也有「五溪衣裳共雲天」的著名詩句。苗族婦女的服裝有百多種樣式,堪稱中國民族服裝之最。較有代表性的傳統「盛裝」,僅插在發髻上的頭飾就有幾十種 。
苗族婦女上身一般穿窄袖、大領、對襟短衣,下身穿百褶裙。衣裙或長可抵足,飄逸多姿,或短不及膝,婀娜動人。便裝時則多在頭上包頭帕,上身大襟短衣,下身長褲,鑲綉花邊,系一幅綉花圍腰,再加少許精緻銀飾襯托。苗族男子的裝束比較簡單,上裝多為對襟短衣或右衽長衫,肩披織有幾何圖案的羊毛氈,頭纏青色包頭,小腿上纏裹綁腿 。
E. 有沒有四川成都概況導游詞
天府之土經濟繁榮四川是中國經濟開發較早的地區之一,尤其是成都平原,自古就是中國的糧倉。遠古時期,四川人就學會了栽桑養蠶,到漢代,成都的織錦業已發展成專門的手工業,國家設有專門官吏管理織錦業,蜀錦成為朝庭的主要貢品,並通過絲綢之路遠銷到中亞和地中海一帶;四川的制鹽業、冶鐵業在漢代已具有相當規模。隋唐時期,四川的糧食生產已自給有餘,據史書記載,武德二年「運劍南米,以實京師」,又以「劍南義倉米百萬石救飢人」。經濟作物方面,四川的葶麻種植已具有相當規模,僅貢麻織品就有綿布、葛布、筒布、彌牟布等很多品種;四川是茶葉生長的發源地之一,很早就發明了烘焙之法,境內名茶輩出,尤以蒙頂的石花號稱第一,有「揚子江中水、蒙山頂上茶」之譽;制鹽業、造紙業在漢唐時期已很發達,當時四川生產的黃、白麻紙供朝庭書寫文書和詔書的專用紙,成都制的蜀箋紙更是聞名全國。經濟的發展使四川成為歷代王朝的重要經濟基地。據唐代陳子昂的《蜀州安危疏》稱:「國家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隴西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莫不取辦於蜀,此誠國之珍府」。宋元時期,四川的農業、手工業都得到進一步發展,織錦業出現了官營的織錦工場;隨著制紙業的發展,出現了雕板印刷業;井鹽開采技術方面發明了卓筒井的鑿井工藝,使用了沖擊式鑽頭。商業更加發達,成都每月都有專業市場,並出現了商業資本。明清時期,四川經濟發展的特點是:生產品種和經濟門類不斷增多,普遍開始種棉花;礦業方面,除鐵的生產外,金、銀、銅的開采業也發展起來;絲織業出現了地域分工,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手工工場具備了相當規模;商業資本開始滲入到手工業部門。四川現代經濟發展的特點是:經濟總量指標較高,在中國尤其是西部地區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經濟總量佔西部l0省、市、區總量的1/3。但四川有8000多萬人口,所以人均水平仍然較低,貧困地區數量不小。四川最突出的經濟成果是解決了8000多萬人的吃飯問題。糧食總產量佔中國西部10省、市、區總和的1/3以上,人均糧食佔有量保持在400公斤以上。四川還是中國經濟作物生產基地之一,農產品除滿足本省需求外,還有糧食、油料及其他經濟作物產品大量外銷,其中尤以豬肉外調約佔全國的l/3左右,一時有「川豬安天下」之說。四川的主要糧食生產基地是川西平原的溫江等23個縣,糧食總產量約佔全省的14%;棉花生產基地則是川中和川北的金堂、中江等19個縣(市、區),其總產量佔全省的90%以上;甘蔗生產基地集中在內江、南克、攀枝花的20餘縣(市、區),其產量佔全省70%以上;油菜生產集中在川西平原;芝麻生產集中在達州和宜賓等地;烤煙生產在涼山、宜賓;畜牧業則主要在川西高原牧區。四川現代工業發展的第一次高潮是抗日戰爭時期,由於四川易守難攻的地理位置而成為中國的大後方,不少兵工廠由沿海遷入,部分私營企業也遷入四川,壯大了四川的經濟基礎;這一時期,四川的工業主要集中在重慶市。四川工業發展的第二次高潮是新中國成立後的「一五」和「二五」時期,當時國家把建設重點放在成、渝兩市;「二五」時期,工業建設項目逐步向鐵路沿線和長江兩岸分布,但成渝兩市的工業總產值仍佔全省的60%以上。四川工業發展的第三次高潮是60年代的「三線」建設時期。當時,國家從戰備需要考慮,把從沿海到內地的中國大陸劃分為一、二、三線地區,決定重點建設三線,四川作為三線建設的重點地區,大量的工業企業、軍工企業(後均轉為民用產品生產)和科研機構遷入,從而奠定了四川雄厚的工業基礎。工業布局也在盆地內部全面展開,徹底改變了工業布局畸形發展的狀況,成渝兩地的工業總產值在全省所佔比例進一步下降,並涌現了一批新興工業城市,如寶成鐵路沿線的廣元、綿陽、江油、德陽、廣漢;成渝鐵路線上的資陽、內江、簡陽;成昆鐵路線上的樂山、西昌、攀枝花;襄渝鐵路線上的達川、萬源;以及長江沿岸的宜賓、白貢、瀘州等。今天的四川,工業企業門類繁多,在全國40個工業門類中,四川就有37個。其中,冶金、采礦、化工、機械、宇航、電子、食品工業等在全國佔有重要地位,四川已成為我國重要的鋼鐵、機械、電子工業基地。工業實力在中國西部佔領先優勢。目前,四川加快了工業結構調整步伐,已制訂並開始實施優先培育拳頭產品和支柱產業,以及改造傳統產業的結構調整規劃,以謀求新的發展。四川確定的支柱產業是:水電能源、電子信息、機械冶金、旅遊、醫葯化工、食品飲料等六大產業。巴蜀文化源遠流長據考古資料,四川最早的處於舊石器時代的人類是1951年在資陽黃鱔溪發掘的一個人類頭骨和許多哺乳動物化石。這個頭骨所代表的人種被考古學家命名為「資陽」人,屬早期的新人類型,比北京山頂洞人原始。四川新石器時代的人類活動遺址分布比較廣泛,川西平原和雅安、蘆山、天全、木里、西昌等百餘處都有發現。奴隸制社會時期,四川長期由巴、蜀兩個國家統治著,古代巴蜀人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巴蜀文化。史書載,古代巴人能歌善舞,漢初的樂人曾加以整理,謂之「巴渝舞」;巴人喜歡用鐓於和鉦一類的打擊樂器,貴族用的樂器以編鍾最為精緻,涪陵小田溪出土的編鍾14件,通身以澆鑄和錯金的技法飾以獸面、蟠夔和幾何紋組成的圖案。在古巴蜀文化遺跡中最引入注目的是蜀人的大石遺跡和巴人的懸棺葬。史載、古蜀國「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斤、為墓誌」。此大石即傳說中的成都石筍,保存至今還有現文化公園內的支機石。古蜀國文化遺址最集中的代表是廣漢三星堆遺址,它將蜀國歷史上推至9000多年前,使四川無可爭議地被確認為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三星堆出土的青銅人物雕像、金手杖和枝葉繁茂的青銅神樹、頭像、面具等大批珍貴文物,展示出公元前2000多年前古蜀文化的歷史豐彩,它標志著古蜀人的文化、宗教和地域特性的形成。以及古蜀人在繪畫、雕塑、冶金、澆鑄、打磨等方面的精湛技藝。秦漢時期,古巴蜀地區進入封建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社會經濟發展較快,巴蜀文化得到空前發展。最突出的標志是,漢景帝時,蜀郡守交翁在成都創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官辦學校《蜀郡郡學》,又稱《文翁石室》,據載,大辭賦家司馬相如曾在石室教過學。四川在漢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成就是文學:一是郭舍人在樂山的烏尤山注釋《爾雅》,現爾雅台遺址尚存;二是名傳千古的大辭賦家司馬相如有《子虛賦》、《上林賦》等多篇名著流傳後世。三是漢代另一著名辭賦家、哲學家和語言學家楊雄也有《法言》、《太玄》、《方言》、《蜀王本紀》、《長揚賦》等名篇巨著傳於後世。此外還有著名辭賦家王褒、李尤等。
漢代遺存下來最有代表性的藝術作品,一是漢闕,二是畫像磚。「闕」是漢代官吏為顯示自己的官爵和地位修建的一種紀念碑。根據朝庭規定,奉祿至二千石以上的官吏才可以生前在門前立闕觀,死後在墓前立墓闕。四川保留至今的漢闕有綿陽的平陽府君闕、雅安的高頤闕、渠縣的馮煥闕、沈君府闕、夾江的楊宗闕和楊暢闕、德陽的上庸長闕等。所有這些闕的建築造型、碑石的浮雕人物、車馬、鳥獸圖案,漢隸碑文等都有很高的文學藝術價值。漢代畫像磚多從漢墓中發掘而出,四川漢墓甚多,尤以東漢墓最多。畫像磚是裝飾墓壁的藝術品,它題材豐富,構圖獨立而完整,結構嚴謹,無論從表現手法和藝術形象上去觀察,都具備了繪畫藝術的特徵,是一種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色和藝術風格的繪畫作品。作品內容有表現生產的播種、收獲、采蓮、摘桑、取鹵制鹽、弋射行獵等圖案,也有表現建築的門闕、樓觀、庭院、倉房,以及表現官僚地主生活的場面和神話故事的圖案等。三國及兩晉南北朝時期,四川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成就是史學。當時,四川先後出了譙周、陳壽、常璩等著名的史學家。譙周,字允、西充縣人,三國時蜀國名士,蜀亡後,司馬昭封周譙為陽城亭侯,其主要著作有《古史考》、《法訓》、《蜀本紀》、《益州記》、《三邊記》等。其中以《古史考》最有名,它引證舊典對《史記》的一些謬誤作了糾正,為當時學者所推祟。陳壽,字承祚,南充人,西晉著名史學家,著有《益部耆舊傳》、《蜀相諸葛亮傳》等。他最大的成就是撰寫了《三國志》65卷,被譽為「良史」。常璩,字道將,今祟州市人,東晉著名史學家,所著《華陽國志》是一部有名的地方性通史著作,其《蜀史》部分較《三國志》更為詳盡。隋唐時期,四川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成果是詩歌和石刻藝術。唐代著名詩人幾乎都到過四川,巴山蜀水秀麗的自然風光、繁榮的社會經濟、豐富多彩的民俗民情,為詩人們提供了豐富的創作源泉。其中生於四川或長期滯留四川的詩人有被稱「詩仙」的李白,四川江油人,24歲時才離開四川,他描繪成都的繁榮盛況和蜀中山川名勝的詩篇,干余年來一直在四川民間廣為傳頌;被稱為「詩聖」的杜甫曾兩次居留四川,他留給後世的1400多首詩歌中,有240多首詩歌寫於成都,有400多首寫於奉節,幾乎占他詩集的一半。還有射洪人陳子昂,很得武則天賞識,他倡導詩歌要恢復「漢魏風骨」,所著《感遇詩》為李白、杜甫所稱贊,有《陳伯玉集》留傳於世;還有生於成都的女詩人薛濤,其傳奇的身世和清婉、感人的詩篇很得唐代詩人的同情與贊賞,同時代的著名詩人元稹等都與其有唱和之作。此外,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元稹、令狐楚、裴度、杜牧、劉禹錫、張籍等都曾逗留四川,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唐代是四川石窟藝術發展的鼎盛時期,保留到現在的還有廣元千佛崖、皇澤寺摩崖石刻、巴中南龕石窟、安岳石刻、夾江千佛崖、樂山大佛等。宋元時期也是四川文化名人輩出的時代,《宋史》所載蜀人入列傳的就有185人之多,其中最耀眼的明星當是蘇氏父子,特別是蘇軾,被稱為一代文豪。史學界也出現了范祖禹、范鎮、李燾、費著等幾位大史學家,著名史書《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長編》、《新唐書》、《民族譜》、《成都志》等都凝聚著他們畢生的心血。宋代四川還有畫家文同、醫學家唐慎微、數學家秦九韶等出類拔萃的人物。明清時期,四川雖沒有出現唐宋時期那樣有名望的人物,但也出了不少人才,如文學、戲劇界的楊慎、費密、彭端叔、李調元、張問陶;思想家唐甄、劉光弟;書畫家竹禪、趙熙;科學家張鵬翻、張宗法等。當今的四川是中國的科研和教育基地。這里有舉世聞名的西昌衛星發射基地,有中國最大的受控熱核聚變裝置——中國環流器一號,有中國西部的「矽谷」——綿陽科學電子城。四川擁有科技人員113萬,其中,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36名,科技隊伍陣容名列中國前茅。中國測試技術研究院成都分院是中國西部規模最大的先進計量測試機構。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國空氣動力研究與發展中心、中國燃氣渦輸研究所、西南磁學研究所等,是中國重要的高科技研究機構。此外,四川還有200多所獨立的科研機構和6800多所民營科研機構。在高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上,四川實施了新興產業工程和改造傳統產業工程並舉的方針,目前正全面實施的「千億工程」,即是到本世紀末通過發展科技產業和推進科技成果在全社會的應用,實現產值一千億元人民幣。目前四川的教育是以近5萬所小學,4500多所中學作保證的九年義務教育為基礎,佔四川人口10%的青少年都能進校接受義務教育。求職以後的成人亦可進入50多所成人高校接受成人高等教育。400多所職業學校所進行的職業技術教育則將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最緊密地結合起來。全省的42所普通高等學校中,有中國目前規模最大的高等學府——四川大學,有中國著名的華西醫科大學、西南交通大學、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等。西部大開發四川怎麼辦中國政府提出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給四川今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遇,同時也面臨著一場嚴峻的挑戰。四川在全國特別是西部地區所處地位十分重要,它既是中國東部向西部延伸的前沿,又是聯系中國西南和西北的重要橋梁和紐帶。四川的經濟總量在西部起舉足輕重的作用,但與東部地區相比差距很大;四川是長江上游重要的生態屏障,而目前的生態環境形勢問題不少;四川還是中國優勢資源的富集區之一,許多資源還有待開發;四川又是擁有高科技和國防尖端工業優勢的中國可靠戰略基地,如何發揮這一優勢,促進四川經濟大發展,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根據中央西部大開發戰略,省委、省政府制定的今後10年發展目標是:建成中國西部經濟強省和長江上游生態屏障,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努力實現新的跨越。其中幾項戰略性的指標是:到2010年,全省1、2、3產業的比重將由現在的25:42:33達到15:45:40;全省城市化的水平達到30%以上;全省的森林覆蓋率達到30%;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0.7%以內;全省高速公路通車里程達到2000公里;1、2、3級公路達到1.3萬公里。2005年,全省通訊光纜鋪設達到10萬公里;交換機容量2700萬門;固定電話用戶達1900萬戶;電話普及率達21.9%。為實現上述目標,四川加速開發的重點是:1.適度超前地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即大力開展以公路為中心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電網、氣網、通訊網、廣播電話網的建設;加強水利基礎設施建設。2.切實加強生態環境建設。主要工作是:搞好天然林保護工程;認真貫徹執行中央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堅定不移地實施生態綜合治理;加快水污染和大氣污染治理的進度。3.著力培育旅遊支柱產業,努力建設旅遊大省。主要工作是:進一步完善旅遊發展規劃;改善旅遊基礎設施條件;發揮旅遊產業的帶動作用;切實提高旅遊業全行業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4.大力推進優勢資源的開發利用。水資源的開發,爭取國家實施「西電東送」、「南電北送」的戰略;生物資源的開發,搞好深度加工,形成產業優勢;搞好天然氣資源開發,爭取把四川建成全國的天然氣化工基地;優勢礦產資源的開發,重點是釩、鈦資源和稀土資源的綜合利用。5.進一步實施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主要工作目標是:進一步調整國有經濟結構;積極培育和壯大支柱產業和新興產業;加速發展高科技術產業;調整改造傳統產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以及加快國防尖端工業發展等。
F. 中國那個民族文化最燦爛(當然除了漢族)
中國個民族都有特色,文化最燦爛.能理解成歷史久么?
苗族曾有過漫長的原始社會。以樹葉為衣,以岩洞或樹巢為家,以女性為首領的情況,在苗族古歌中有大量的反映。從一些地區的親屬稱謂制度中,還能看出從母權制過渡到父權制,從血緣婚到對偶婚的演變痕跡。秦漢以後,封建王朝在大多數苗族地區建立郡縣,實行「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的羈縻政策。同時中原鐵器和生產技術的傳入,推動了苗族經濟的發展。五溪地區的苗族先民已開始從事農業生產,掌握了用木皮織績和以草實染色的紡染技術,出現了產品交換;但氏族首領與人民處於平等地位,生產力水平低下,仍處於原始社會階段。�
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武陵地區由於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苗族的原社會開始逐漸解體,原來由血緣關系組成的氏族公社,已逐漸發展成為地緣關系的農村公社。唐宋年間,苗族逐步進入到了階級社會,農村公社的首領已有了土地支配權。漢族的封建經濟,通過漢、苗等民族間頻繁接觸,促進了苗族封建社會領主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有些「蠻酋」、「蠻帥」成為世襲的「土官」,領有大量的土地。在這些「土官」境內的苗民滄為農奴(稱為「田丁」),耕種著領主的土地,交納租賦和服無償勞役,並須參加領主間的械鬥,為其賣命。�
南宋王朝開始用官職來籠絡各族首領,以加強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許多土官都受到封賞,後來成為大大小小的土司。
元、明時期,苗族地區的封建領主經濟已相當發展。明朝中央政府於弘治十五年(1502)在湖南城步苗區開始實行「改土歸流」,其他地區開始派遣流官。苗族地區地主制度的興起,又使以領主制度為經濟基礎的土司政權受到削弱。封建王朝對土司的限權,又使土司制度走向衰落。到明末清初,其他苗族一些地區開始改土歸流,使地主經濟得到順利發展。但湘西的臘爾山區、黔東南雷公山和古州山區,仍處於「無君長、不相統屬」狀態,被封建王朝統稱為「生界」。其社會發展仍處於農村公社末期。
清雍正年間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對封建領主的瓦解和地主經濟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但對「生界」的武力征服,造成了苗族人民大量傷亡,嚴重的破壞了當地的生產力。隨著封建地主經濟的發展,土地的兼並和財富的集中日益加劇。乾隆年間,湘西已出現擁有一、二千石穀子的大地主,至嘉慶年間,已出現了七、八千石穀子的大地主。封建領主制到這時才基本上消亡。�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苗族地區先後滄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苗族人民為了民族的獨立和解放,與其他各族人民一道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在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都作出了貢獻。1949年後,苗族地區經過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經過50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苗族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其社會歷史進程已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苗族歷史上的五次大遷徙�
根據專家的研究,苗族歷史上五次大遷徙的情況如下:�
第一次大遷徙,是苗族先民以其發源地今四川的雅龍江、岷江、巴江、嘉陵江四水的上中流域地帶,沿長江向東遷徙到長江中游的南北兩岸:南岸的達到洞庭、彭蠡之間定居下來;北岸的達到江漢平原。在這里居住了很多年,隨著生產的發展,生活改善,人口增多,科技文化水平也日益提高。這是苗族首次由西向東的大遷徙,大遷徙的原因是遠古羌人南人,迫使苗族先民向東遷徙,時間約在若干萬年以前(原始初民社會)。�
第二次大遷徙,是苗族先人在長江中游居住很久之後,人多勢大,號稱「九黎」,與南方的炎帝族發生矛盾,打敗了炎帝族,一部分追逐炎帝族直達黃河北岸。在這里又經過了很多年,九黎族的勢力越來越強大。這時誕生的蚩尤,聰明好學,勇敢善戰,後來成了九黎族的首領,製造多種兵器,軍事力量強大,與來其黃河上游的黃帝族發生武裝沖突。起初黃帝九戰九敗,後來聯合炎帝族等,與蚩尤大戰於涿鹿之野,結果蚩尤戰敗被殺,身首異冢。從此九黎族的各部雖與黃帝族斗爭了很長時期,但終因群龍無首屢戰屢敗。這次由南向北的遷徙,時間約在4300—4600年之前(遠古到黃帝)。�
第三次大遷徙,蚩尤戰斗失敗很久以後,九黎族的各部屬,一部分在北方建立了黎國;一部分被俘成了奴隸,後來融合到漢族中去了;一大部分經過長途跋涉,退回到南方。在江南的洞庭、彭蠡之間,建立起三苗部落聯盟。這是由北向南的遷徙,時間約4200—4100年之前(黃帝到唐堯)。�
第四次大遷徙,苗族先人在洞庭、彭蠡之間辛勤耕耘,建立起三苗部落聯盟,又經過了長時間的休養生息,漸漸強大起來。唐堯很懼怕三苗、共工、歡兜(即「驩兜」)等,故到舜即位,馬上「分北三苗」,流共工於幽州;放歡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強大的三苗部落聯盟從此分化瓦解。有部分人還逃到了東海,這支苗族的先人也保存了一個獨立的群體。只有被流竄到三危的一支,斗爭不止,直到夏禹時期才初步歸順,在三危山一帶居住下來。這次是分途遷徙,遷徙的方向各不相同,如三苗是由南向西北遷徙;其中部分是向東遷徙;歡兜是基本未動,即從洞庭、彭蠡之間轉移到今湖南西部。時間大約在4100年之前(虞舜——夏禹時期)。�
第五次大遷徙,這次遷徙是分途回歸。如:被逐到三危的一支(三苗),是原來力量最強的一支。他們整體逃遷中屢遭武裝掠奪,一次次抵抗,一次次戰敗,一次次逃遷,從三危山出來,經過大雪山、渡過渾水河(黃河),朝著南風吹來的方向一步步遷移,過甘肅、青海,經產氂牛、駱駝的「藏彝走廊」,沿金沙江到川南、滇東北和黔西北這支苗人的遷徙方向是由北向南。被放逐到崇山的一支(歡兜),都是近距離的遷移,即由崇山往東,曾達到今湖南常德一帶,又沿水達到洞庭、彭蠡之間,後來周王朝視為隱患,宣王「乃命方叔南伐蠻方」。到戰國時吳起發武力「南並蠻、越」,佔有洞庭、蒼梧等蠻、越之地。這支苗人被迫逃進武陵山區,剛發展強大一點,又遭到東漢王朝的一再進剿,又被迫「朝著太陽落坡的地方」逃遷,最後達到今湘西、黔東北、川東南和鄂西南一帶。這支苗人遷徙的方向是先向東、後向西。往東逃遷的一支(三苗中的部分有苗),也沒有在東海岸邊長久定居,而是慢慢離開海邊,逐步往西歸遷。他們中間有的人(約在四千年前後)可能渡海去了日本。今天日本有的地方有許多與中國黔東苗族相似,甚至相同的文化現象。從黔東苗族《跋山涉水》的遷徙歌中可以看出,這支苗人的遷徙是沒有械鬥的和平轉移,他們從「就在海邊邊」的地方,由東向西,逐步回到原三苗部落聯盟的住地,經過一段時間,為了「尋找好地方」,又由洞庭湖溯沅水遷移到五溪地區,再沿巫水進入南嶺走廊,經越城嶺北麓到今廣西融水(大苗山),再往北達到今黔東南地區。這支苗人的遷徙方向,大體是由東向西。上述三支苗人的這次遷徙時間,大約在1200年以前(約從周到宋時期)。�
除以上幾次大遷徙外,還有很多小遷徙,但宋代前後,絕大部分苗人都先後到現在的居住地域定居。但元、明、清各代的統治者仍不斷「進剿」,湘西、黔東南等地的苗民四處遷逃,但都不離開湘西、黔東南和川黔滇地域。�
總之,歷史上苗族的遷徙,經歷了很多地方,歷盡了千辛萬苦,直到十九世紀(近百年)才定居下來。特別是近幾十年來,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才過上民族平等、安居樂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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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甲骨文是如何出土的
1899年
古董商人攜甲骨至京,王懿榮判定甲骨上所刻為古文字,重金收購,此為甲骨文發現之肇始。
王襄與孟定生也在天津開始收購甲骨文。
1900年
沙孟海生。.
秋,王懿榮以身殉國(1845—),山東福山人,著名金石學家。《清史稿·王懿榮傳》:「懿榮泛涉書史,嗜金石、翁同和、潘祖蔭並稱其學」。殷墟甲骨文是他第一個認識並作為珍貴文物購藏的。*
1901年
王懿榮之子王翰甫為還舊債,出售家藏甲骨與古器物。劉鶚(字鐵雲)開始收買有字甲骨。
唐蘭生。
商承祚生。
1902年
劉鶚先後購得有字甲骨約5000片,開始選拓墨本。羅振玉在劉鶚家中見其甲骨文拓本,嘆為「漢以來若張(敬)、杜(林)、楊(雄)、許(慎)諸儒所不得見」之文字。
諸樂三生。
1903年
劉鶚《鐵雲藏龜》六冊石印出版,共收甲骨拓片1058枚,為第一部甲骨著錄。劉鶚第一個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筆文字」。該書的出版擴大了甲骨文資料的流傳范圍,標志著甲骨文從學者書齋中的「古董時期」進入「金石時期」。
1904年
孫詒讓著《契文舉例》二卷第十章,為考釋甲骨文第一部著作。
1906年
山之南生(—?),山東黃縣人,1924年從叔外祖丁佛言學甲骨文、鍾鼎文,其甲骨文書法曾參加上海「中國語文展覽」、上海救濟委員會主辦的「救濟古物書展」等,獲得好評。
馮文鳳生。
游壽生。
1908年
羅振玉獲悉甲骨出土地點為河南安陽小屯殷墟。
孫詒讓卒。
1909年
童雪鴻生。
1910年
羅振玉考訂甲骨出土地點為河南安陽小屯殷墟。羅振玉《殷商貞卜文字考》玉簡齋石印出版。
1911年
羅振玉、王國維赴日本京都。
胡厚宣生。
1912年
羅振玉撰《殷墟書契》。
1913年
羅振玉《殷墟書契前編》在日本出版。
1914年
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共考釋並加以解說485字。
1916年
羅振玉《殷墟書契後編》默拓影印本出版。
1917年
羅振玉《殷文存》影印本出版。
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這兩篇著名論文,把甲骨學研究推向一個新階段。
1919年
羅振玉回國寓天津。
1920年
王襄編第一部甲骨文辭典《秿室殷契類纂》收可識字873個。
1921年
羅振玉撰並書《集殷墟文字楹帖》一卷由貽安堂影印出版。
1922年
秦士蔚生。
1923年
商承祚編《殷墟文字類編》收入可識字789個。
1927年
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考釋》將考釋文字增至今571字。
羅振玉、章玉、高德馨、王季烈《集殷墟文字楹帖匯編》由東方學會石印出版。
1928年
丁輔之《商卜文字集聯》(附詩)石印本出版。
至1928年,各類甲骨著錄共收甲骨9919片。
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安陽開始大規模科學發掘。
1930年
丁佛言卒(1878—),山東黃縣人,其於古文字學精思博覽,尤其精深甲骨和金文研究。甲骨文書法筆力沉厚,氣息醇古。
1931年
5月,張守義《中國古代書契制度》發表於《金陵學報》第1卷第1期。
徐無聞生。
1932年
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發表,其中對五期書風的界定,對後世甲骨文書法創作影響甚大。
馮文鳳書《贈春渠先生甲骨文書法軸》,刊於《當代名人書林》、《民國時期書法》。馮文鳳乃廣東鶴山人,卒年不詳,她以金文筆法寫甲骨文書法,行筆沉著,線條豐存,結構工穩勻稱。
1933年
郭沫若《卜辭通纂》在日本出版。
陳夕康《龜甲骨文字概論》由中華書局出版。
1934年`
孫海波《甲骨言語編》出版,已能辨識甲骨文五六百字。
1935年
戴異撰並書《集殷墟百聯一卷》刻本問世。
1936年
安陽舉行第十三次發掘,得甲骨17000餘片。此為殷墟甲骨文第一次重大發現。
1937年
簡經倫《甲骨集古詩聯》(上編),上海商務印書館石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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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骨文百年歷史1899-1999
丁輔之《觀水游山集》墨緣堂石印本出版。
1939年
葉玉森卒(1878—),江蘇鎮江人,著有《殷契鉤沉》、《說契、研契技談》、《殷墟書契前後編集釋》、《鐵雲藏龜考釋》等。其所寫甲骨文,以毛筆作刀筆,頗得卜辭文字遺韻,曾撰聯並書《天衣集》一卷。
1940年
羅振玉在旅順卒(1866—),浙江上虞人,「甲骨四堂」之一,有甲骨學著作多種問世,後世譽他是「開甲骨文識字之始」。考釋之餘,提筆揮寫甲骨文,是近代以甲骨文入書的開創者,並以考釋的幾百甲骨文字編集楹聯,其甲骨文書法秀潤清麗。
1941年
易孺卒(1874—),廣東鶴山人,擅甲骨文書法篆刻,氣息高古。
1946年
王雪民卒(1882—),天津人,善以甲骨文入印。
1948年
董作賓《殷墟文字》甲編,其中收入甲骨文朱書、墨書9片。
1949年
董作賓《殷墟文字》乙編,其中收入甲骨文朱書、墨書27片。
丁輔之卒(1879—),浙江杭州人,精於甲骨文書法,他在前人基礎上,用常識之契文集自撰聯語、詩作,留下大量甲骨文書法作品。
1950年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開始對安陽殷墟科學發掘。
董作賓與王怡合編《集契集》。
簡經倫卒(1888—),廣東番禺人,早年曾任國民政府參事,後游歷南洋歐美。其甲骨文書法篆刻恬淡超遠,自然天成。著有《甲骨集古詩聯》(上、下冊)、《琴齋書畫印全集》、《千石樓印識》、《琴齋印留》、《巳卯第一集》、《丁亥第二集》。
劉順生。
1951年
胡厚宣《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其中收入甲骨文朱書、墨書5片。
1952年
孫儆卒(1866—),江蘇南通人,教育家,其甲骨文書法多以集長聯形式出現。
1953年
郭若愚《殷契拾掇二編》,其中收入甲骨文朱書、墨書3片。
1954年
9月,日本貝冢茂樹《甲骨文與金文的書體》載於《書道全集》第1卷,對董氏書法斷代做了更進一步分析,多有發明。
1956年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出版。
傅振倫《豐富多彩的中國文字與書體》發表於《文物參考資料》第1期。
王襄卒(1876—),天津人,古文字學家,是我國殷墟甲骨文的最早鑒定和購藏者之一,其甲骨文書法厚重質朴,見於《甲骨文書法藝術大觀》。
柳詒征卒(1880—),江蘇鎮江人,歷任東南大學、東北大學教授,上海市文管會委員。1925年因同事王伯沆之託為劉鶚遺孀分售甲骨,他自購200版,皆精品,其間又為葉玉森寫《殷契鉤沉序》,所作甲骨文書法別具特色。
1957年
蘇瑩輝《中國文字書寫工具探源》(上、中、下)發表於台灣《大陸雜志》第15卷第3、7、8期。
懿榮《漫談甲骨文字的書法》、朱家濂《中國字體演變簡說》發表於《文物參考資料》第1期。
張秉權《殷墟文字丙編》,收錄甲骨文朱書、墨書15片。
1958年
嚴一萍《中國書譜殷商編序》收錄於台北藝文印書館《中國書譜》。
1960年
《甲骨文墨場必讀——集殷墟文字楹聯匯編》在日本出版。
10月,《集契集》發表在《中國文字》第1期上。
楊仲子卒(1885—),江蘇南京人,精於鍾鼎文字及甲骨文書法,善以甲骨文入印,徐悲鴻稱其為近代以「貞卜文字入印之第一人」。
1961年
董作賓《殷墟文字中之人猿圖》發表於台灣大學文學院古文字研究室《中國文字》第2期。
董作賓《跋鼎堂贈絕句》發表於台灣大學文學院古文字研究室《中國文字》第3期。
日本歐陽可亮《堯山甲骨美術第一集五十幅》由春秋學院甲骨學術研究室編印出版。
1962年
胡小石卒(1888—),浙江紹興人,他21歲始鑽研甲骨文,歷任南京中央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南京大學等校教授,講授甲骨文,成《甲骨文例》,為第一本研究甲骨文文法的著作。30年代有《臨甲骨文》存世,其書澀筆頓挫、古樸瘦勁。
金梁卒(1878—),浙江杭州人,清光緒三十年(1904)進士,其甲骨文書法見於《民國時期書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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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甲骨文百年歷史1899-1999
1963年
董作賓卒(1895—),河南南陽人,是研究甲骨學專家「四堂」之一。他對甲骨學最大的貢獻是作了卜辭斷代研究,即根據卜辭之「貞人『等所屬時代而把甲骨文分為五個時期,並指出各個時期卜辭的風格特點。同時他還經常書寫甲骨文對聯、集詩等,筆致秀潤端雅,深得卜文神韻。
1965年
9月,《甲骨文編》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正編共錄定甲骨文1723字(見於《說文》的有941字),附錄共收入2949字,全書共收入4672字。
童雪鴻卒(1909—),安徽巢縣人,其甲骨文書法載於《中國書法》1992年第1期。
1967年
董作賓所寫卜辭集聯收入《董作賓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集》。
1969年
台灣嚴一萍合編六家(羅振玉、章玉、高德馨、王季烈、丁輔之、簡經倫)為《集契匯編》。
1971年
潘天壽卒(1897—),浙江寧海人,其甲骨文書法用筆老辣蒼潤,結體峻拔奇肆,章法遺失宕起伏。
1972年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發展》發表於《考古學報》第1期。
1973年
河南安陽小屯南地發掘甲骨卜辭5335片,此為殷墟甲骨文第二次重大發現。
鮑鼎卒(1898—),江蘇鎮江人,擅甲骨文書法。
1974年
台灣石叔明、林翰年編《甲骨文與詩》和《商卜文分韻》。
1977年
陝西岐山鳳雛村建築遺址出土西周甲骨卜辭17000餘片。
1978年
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甲骨文合集》十三集,共收錄甲骨41956片,1978年至1982年陸續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由中華書局出版,其中收錄甲骨文朱書、墨書9片。
台灣安國鈞《甲骨文字集聯詩格言》由台北維新書局出版。
日本歐陽可亮《集契集》出版,歐陽可亮在東京建立甲骨學院。
嚴一萍撰《甲骨學》由台灣藝文印書館出版,該書第八章為《甲骨文字的藝術》。
11月,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在長春舉行,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成立。
郭沫若卒(1892—),四川樂山人,為「甲骨四堂」之一。以歷史唯物史觀研究甲骨文,著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辭通纂》、《殷契粹編》等一系列在中國學術史上有重大影響的著作。其甲骨文書法甚少,尤為珍貴,今僅見《甲骨文字研究》中一小幅甲骨文臨作及1934年為柳非杞書甲骨文書法條幅。
1979年
10月,《文物》開始公布岐山出土有字西周甲骨。冬,陝西扶風齊家村發現有字西周甲骨。
唐蘭卒(1901—),浙江嘉興人,曾任清華大學教授,建國後調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副院長。有關甲骨文研究方面的著作有《殷墟文字記》、《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中國文字學》等,其書臨甲骨文多見於著錄。
1980年
徐中舒主編、徐無聞主持編寫的《漢語古文字字形表》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1年
5月,唐蘭著《殷墟文字記》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該書著重甲骨文字的形體分析,對於一般的書法篆刻工作者有一定幫助。
李圃編《甲骨文選讀》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書法》第6期發表楊魯安《甲骨文書體淺說》。;
陸維釗卒(1898—),浙江平湖人,浙江美術學院教授,其甲骨書法瘦硬勁健,載於《中國書法》1992年第3期。
1982年
李其復編《董彥堂先生甲骨文法書集》出版。
趙銓、鍾少林、白榮金《甲骨文字契刻初探》發表於《考古》第1期。
1983年
孫傑《從甲骨文的書契談其字體特色》發表於《書法研究》第3期。
安國鈞《甲骨文字集聯詩格言續編》、《甲骨文字書例》出版。
容庚卒(1894—),廣東東莞人,早年師從羅振玉、王國維,對殷周以來甲骨文、彝文字進行過大量的研究。青年時先攻小篆,後轉向金文、甲骨文書法,其書端莊清雋。
1984年
3月3日,徐稷香《郭沫若手書甲骨文(為柳非杞手書)》發表於《人民日表》第8版。
《甲骨文字書道のすすめ》城南山人著,由日本株式會社日貿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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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甲骨文百年歷史1899-1999
河南建立安陽殷墟博物苑。
河南安陽舉行殷墟筆會、甲骨文還鄉書法展。
河南鞏縣建立「甲骨書法碑廊」。
劉亮《我國最早的微型刻字——陝西岐山縣出土的西周甲骨文》發表於《書法》第4期。
諸樂三卒(1902—),浙法安吉人,解放初在浙江美術學院對甲骨文產生濃厚興趣,除精讀少數甲骨拓片、影印件之外,還大量抄寫、集聯,其甲骨文書法用筆厚重,古樸自然。
1985年
《書法》第2期發表唐復年《甲骨文簡說》。
游壽《殷契選釋》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歐陽可亮編輯出版《甲骨文書道作品集》。
日本貝冢茂樹著、楊升南譯《評甲骨文斷代研究的字體演變觀》發表於《殷都學刊》第4期。
陳恆安《殷契書法漫述》發表於《貴州省博物館館刊》創刊號。
安陽甲骨學會成立。
1986年
歐陽可亮《甲骨文還鄉之願》發表於《殷都學刊》第1期。
劉桓《從甲骨文到金文》發表於《文物天地》第2期。
《書法研究》第2期、4期分別發錶王慎行《卜辭書法的結體與布局初探》、冼劍民《甲骨文的書法與美學思想》。
5月18日,童稼霖《古樸遒勁數甲骨》發表於《蘇州報》。
6月,朱鴻元《青銅刀契刻甲骨文字的探討》載於《甲骨文與殷商史》第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8月5日,陳振濂《空間美的確立——甲骨文藝術》發表於《光明日報》。
9月,何崝《甲骨文字帖》由巴蜀書社出版。
10月,日本內山知也編《甲骨文墨場必攜》由東京木耳社出版。
劉興隆《甲骨文集句簡釋》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7年
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成立,胡厚宣任會長。
美國魏樂唐《魏樂唐書甲骨文集聯》出版。
1988年
台灣嚴一萍合編六家為《集契匯編》發表於《中國文字》新12期。
錫山秦氏古鑒閣藏本《殷墟文字集聯》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孫敘常撰集《龜甲獸骨文字集聯》由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1989年
4月,徐振韜在英國杜倫大學東方博物館舉辦甲骨文書法展,為在國外舉行甲骨文書法展之發端。
6月,王宇信《甲骨學通論》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第十六章為《甲骨文與甲骨書法》。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由四川辭書出版社出版。
10月,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其中收錄有劉江等對商周甲骨文及近現代甲骨文書法篆刻名家名作的品評文章)由大地出版社出版發行。
劉興隆《甲骨文集聯書法篆刻專集》出版。
1990年
徐谷甫、濮茅左編篡《商甲骨文選》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
台灣甲骨文學會成立。
1991年
徐無聞主編《甲金篆隸大字典》由四川辭書出版社出版。
濮茅左編《甲骨學與商史論著目錄》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乃棟書《寫意甲骨文》由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出版發行。
黃孕褚《甲骨文與書法藝術》由香港文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楊仲子金石遺稿》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
秋,安陽花園庄東地發掘有字甲骨579片,其中上有刻辭的完整卜甲達300多版。此為殷墟甲骨文第三次重大發現。
1992年
徐無聞、黃任重編《殷墟甲骨書法選》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吳仁生《從畢達哥拉斯的「美是和諧」談及殷商甲骨文》發表於《書法賞評》第2期。
徐振韜《羅振玉和甲骨文書法》發表於《書法導報》第30期。
台灣董玉京撰《董玉京甲骨文草書集》出版。
9月,安陽段長山、魏峰合編《甲骨文書法藝術大觀》由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被譽為「我國第一部集近現代甲骨文書家作品之大成」的著作。
沙孟海卒(1900—),浙江鄞縣人,所臨武丁時期甲骨文一幀見於《沙孟海書法集》。
商承祚卒(1901—),廣東番禺人,1921年到天津問學羅振玉,研讀甲骨文,1923年編著《殷墟文字類編》,先後在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許多著名學府講授甲骨文。青年時期受其師羅振玉影響學習甲骨文書法,其甲骨文書法古穆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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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甲骨文百年歷史1899-1999
1993年
袁德炯《八然齋習書答記之一》發表於台灣《甲骨文學會會刊》。
張俊之《甲骨文書法談》發表於《書法藝術》第1期。
齊沖天《一項切實有益的工作——<殷墟甲骨書法選>讀後》發表於《書法報》第15期。
8月,《中國書法》雜志社與中國古文字研究會聯合舉辦了在京著名古文字學家關於古文字與書法的座談會。
銳聲《深入淺出雅俗共賞:讀<殷墟甲骨書法選>》發表於《博覽群書》第9期。
翟萬益《殷卜書法藝術的叛逆——周原甲骨文書法藝術探微》收錄於中國書法家協會編《全國第四屆書學討論會論文集》,重慶出版社出版。
安陽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安陽市書法家協會編《甲骨文書法藝術論文集》由華文出版社出版。
徐無聞卒(1931—),四川成都人,西南師范大學教授。曾手抄甲骨文字約20萬字,為書法研究生講授甲骨文及其書法。主編《甲金篆隸大字典》、《殷墟甲骨書法選》,其甲骨文書法篆刻質卜典雅。
1994年
吳仁生《董作賓在甲骨文書法藝術上的造詣》發表於《中國文房四寶》第3期。
10月,安陽舉行「』94中國安陽甲骨文發現95周年國際學術紀念會」,大會還在殷墟博物苑舉辦了甲骨文書法摹刻藝術作品國際大展。
台灣《印林》《甲骨文書藝入印。專集出版。
游壽卒(1906—),廣東霞浦人,胡小石弟子,黑龍江師范大學教授,著有《殷契選釋》,其甲骨文書法渾朴自然。
1995年
1月、3月和11月徐振韜分別在英國帝京大學、杜倫大學和美國柏克利大學舉辦個人甲骨文書法展,每次展出30餘幅。
江蘇省甲骨文學會成立,該會與台灣甲骨文學會、日本甲骨文談話會建立了良好的合和關系,進行了多次學術文化交流。
蘇金海《甲骨文治印中的幾個問題》發表於《書法報》第25期。
金開誠、王岳川主編《中國書法文化大觀》(其中有張鐵民對於商周甲骨文藝術的述評文字)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馬洪《甲骨文入印:從文字結構到藝術結構的問題》發表於《書法藝術》第4期。
王天民《甲骨文心理場的現代觀照》發表於《現代書法》第6期。
劉順《我寫甲骨文》發表於《書法報》第46期。
安陽殷墟甲骨文藝術研究會成立。
金學智《甲骨文集唐詩一百首》出版。
劉興隆《甲骨文書法集聯》由榮寶齋出版社出版。
1996年
黎忻《天真爛漫自然天成》發表於《現代書法》第2期。
南京舉辦江蘇省甲骨文學會首屆書法展。
1997年
南京舉辦首屆中日甲骨文書法展。
山東桓台史家遺址發掘成果鑒定會。
劉正成《桓台史家岳石甲骨出土芻議》發表於《中國書法》第5期。
李鴻倫書《甲骨文書法》由安徽美術出版社出版。
戴天仇著《甲骨文書藝》(百日通)出版。
《書法》第3期發表張俊之《羅振玉對甲骨文書法的貢獻》。
7月,南京舉辦首屆海峽兩岸甲骨文書法聯展。
陳愛民《從甲骨文到甲骨文印的審美轉化》收錄於《西泠印社國際印學研討會論文集》。
《書法藝術》4、5期,發表張俊之《談甲骨文書法及篆刻的創作》。
紀念甲骨文發現100周年——「出土文物與書法」國際書法研討會在台北舉行。
畢滌辛《甲骨文斷代分析及其書法風格簡介》發表於台灣《甲骨文論文集》。
12月,《中日首屆甲骨文書法展選集》出版。
劉順卒(1950—),河南安陽人,安陽市博物館副館長、安陽甲骨文學會副會長,其甲骨文書法空靈簡古。
秦士蔚卒(1922—),江蘇淮安人,數十年致力於甲骨文書法篆刻,其甲骨文書印渾朴奇崛,別開生面。
1999年
《中國書法》第1期,發表劉一曼《殷墟甲骨文三次重大發現》。
西泠印社舉辦「西泠印社第4屆篆刻作品評展」、「西泠印社篆刻創作理論研討會」。其作品投稿要求其中希望1方用甲骨文入印。短論內容之(3)為:「甲骨文入印的探討及與篆刻有關的其他方面。」
4月,在山東煙台舉行「紀念王懿榮發現甲骨文100周年」活動。
為紀念甲骨文發現100周年,由江蘇省甲骨文學會與江蘇省社科聯、江蘇省教育工會、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社科院甲骨學商史研究中心、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及台灣甲骨文學會等單位共同發起舉辦「甲骨文與商代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海內外甲骨文書藝展」。
5月,由江蘇省文化廳、中國歷史博物館在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聯合舉辦「紀念甲骨文發現100周年海內外甲骨文書法大展」。
劉一聞《甲骨文與書法篆刻》發表於5月13日《大眾日報》。
《首屆海峽兩岸甲骨文書法聯展作品集》出版。
為紀念甲骨文發現100周年,上海博物館從其館藏的5000版甲骨文中挑選出1000版甲骨文,舉辦上海百年來首次甲骨文專題展。
8月,「魏峰甲骨文書法展覽」在中國美術館舉行。
河南省安陽市8月19日召開甲骨文書法藝術研討會,20日召開甲骨學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暨另安陽甲骨文發現100周年紀念大會,21日舉辦「全國甲骨文書法篆刻作品大展」開幕式。
國家圖書館在北京舉辦「百年甲骨精品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課題項目「甲骨學一百年」科研成果《甲骨文一百年》、《甲骨文合集補編》(共收錄甲骨13450片)和《百年甲骨學論著目錄》出版。
南京舉辦「百年甲骨學——南京圖書館藏甲骨學文獻展」。
《胡小石臨甲骨文金文長卷》由安徽美術出版社出版。
甲骨文孤本《丁山摹本》擬由江蘇出版。
徐振韜、周鳳池主編《國際甲骨文書法篆刻家大辭典》擬出版。
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甲骨文》卷擬由榮寶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