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貿易驅動文化產業怎麼樣

1. 服務貿易在中國和世界的現狀

2014年1-9月，中國金融、文化等新興服務出口穩步增長，對服務貿易結構調整和優化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其中，金融服務增幅居首，出口增長41.9%，出口額達27.3億美元。電影音像出口增長31.4%，金額為1.2億美元。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出口增長17.4%。咨詢出口增長8.7%，出口額達314億美元，占服務出口的比重為20%，僅次於旅遊出口。一些新興服務進口也快速增長，其中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金融服務、廣告宣傳、通信服務進口增長顯著，增幅分別為46.4%、37.1%、27%和22.4%。新興服務貿易快速增長，提高了中國服務貿易附加值，促進了知識技術密集型企業發展，為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做出了積極貢獻。

傳統服務貿易發展勢頭遠遠遜色於新興服務貿易。2014年1-9月，三大傳統服務（旅遊、運輸服務和建築服務）出口合計僅增長4.5%，佔比為47.4%，比2013年略有下降。其中，旅遊出口總額仍居各類服務之首，但同比僅增長6.8%，在中國服務出口總額中的佔比下降至24.1%。運輸服務出口位居第二，同比下降2.1%，佔比降至17.6%。建築服務出口同比增長18.8%，佔比為5.7%。

4、服務外包業務發展迅速

2014年1-9月，中國服務外包業務保持快速增長勢頭。據商務部統計，2014年1-9月，中國共簽訂服務外包合同134319份，合同金額和執行金額分別為733.9億美元和545.2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6.3%和32%。其中，承接離岸服務外包合同金額和執行金額分別為481.6億美元和370.7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8.6%和27.6%；在岸服務外包合同金額和執行金額分別為252.3億美元和174.5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44.4%和42.6%。信息技術外包(ITO)仍佔主導地位，知識產權研究、分析學和數據挖掘、醫葯和生物技術研發和測試等知識流程外包業務增長迅速。

美國、歐盟、中國香港和日本是購買中國服務的主要發包市場。2014年1-9月中國承接美國、歐盟、中國香港和日本的離岸服務外包執行金額分別為85.5億美元、53.6億美元、51.9億美元和38.6億美元，合計為229.6美元，占執行總額的62%。

二、影響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因素分析

（一）促進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因素

1、國內服務貿易發展環境不斷優化

服務貿易發展的頂層設計初步形成。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今後要大力發展服務貿易，進一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將推進金融、教育、文化、醫療等服務業領域有序開放，放開育幼養老、建築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2012年以來，中國政府相繼出台了《服務業發展規劃（2011-2015）》、《服務貿易「十二五」發展規劃》和《中國國際服務外包產業發展規劃綱要（2011-2015）》，促進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系統、全面、開放和科學的規劃體系逐步形成。

服務貿易促進平台影響日益增強。中國（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已連續舉辦三屆，國際影響不斷增強，對中國服務貿易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宣傳、推動作用。中國（上海）國際技術進出口交易會、大連軟交會、深圳文博會、中國（香港）服洽會、中韓技術展等一批國際服務貿易展會運轉良好，為促進中外企業開展服務貿易交流合作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在成為服務貿易發展的重要高地。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自2013年9月29日正式掛牌以來，先後出台了23項服務業擴大開放措施，涉及金融、航運、商貿、專業服務、文化服務以及社會服務六大領域。一年多來，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以負面清單管理為核心的投資管理制度已經建立，以貿易便利化為重點的貿易監管制度平穩運行，以資本項目可兌換和金融服務業開放為目標的金融創新制度基本確立，以政府職能轉變為導向的事中事後監管制度基本形成，在進一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發展服務貿易方面示範效應顯著。

2、服務貿易支持政策體系得到加強

近年來，中國政府不斷創新支持服務貿易的政策措施，積極擴大服務業開放，對服務貿易發展起到了較好促進作用。中國政府在財政、稅收方面出台支持服務外包發展的政策措施，大力保護知識產權，鼓勵服務貿易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推動金融機構為服務貿易企業提供更好服務。2014年8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意見》，提出進一步放開生產性服務業領域市場准入，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引導外資企業來華設立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各類功能性總部和分支機構、研發中心、營運基地等。推進生產性服務業領域有序開放，放開建築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隨著生產性服務業開放擴大，中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有望大幅提升，將為服務貿易發展創造新的重大機遇。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日益增強和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貿易發展前景日益看好。2012年，中國政府出台了《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指導目錄》，在市場開拓、技術創新等方面對國家文化出口重點企業和重點項目給予大力支持，打造一批具有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品牌，逐步建立完善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貿易體系，全面支持中國文化企業「走出去」，擴大出口規模，提升質量，推動文化出口實現跨越式發展。此外，《國民旅遊休閑綱要》頒布實施，將促進中國旅遊產品供給日趨豐富、完善，旅遊觀光、休閑度假產品創新力度加大，中國入境旅遊人數、過境旅遊人數和入境旅遊外匯收入也將保持較快增長。

（二）制約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因素

1、全球服務貿易發展環境復雜多變

當前世界經濟和貿易仍處於低速復甦階段，全球服務貿易發展動力依然不足。據世貿組織統計，2014年前8個月，美國服務進口僅增長3.8%。在國際市場需求較弱的情況下，一些新興經濟體加快結構調整和開放步伐，放寬服務業外資持股比例，甚至出售大型國有公司股份，服務業出口潛力快速提升，國際服務貿易競爭出現加劇趨勢。

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多邊服務貿易談判僵持不下，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啟動了《國際服務貿易協定》（TISA）等諸邊談判，力求制定更高標準的服務貿易規則，推動全球服務市場的進一步開放。《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和《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等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蓬勃發展，服務業開放議題成為各方關注焦點，各國談判和擴大市場准入的對象從傳統的商貿、旅遊、運輸擴展到新興的信息、金融、保險等。這對全球服務貿易規則改變將產生深遠影響。

2、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產業基礎總體上仍然薄弱

總的看，中國服務業發展長期滯後，結構不合理，生產性服務業水平不高，尚未形成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有力支撐；生活性服務業有效供給不足，與大眾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有較大差距；國際競爭力不強，缺少大企業大集團和知名品牌。2013年，中國第三產業的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為46.1%，佔比雖然已超過第二產業，但仍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制約了服務貿易規模擴大和結構優化。

三、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展望

當前，世界經濟復甦態勢有所好轉，特別是美國經濟持續較快增長，歐元區、日本和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有所企穩，國際服務貿易需求可能穩中略升。在市場好轉的帶動下，2014年第四季度，中國服務貿易有望保持快速發展態勢，但全年服務貿易逆差規模可能繼續擴大。未來，中國將在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基礎上，繼續探索服務業對外開放新舉措，探索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模式，服務業對外資的吸引力將明顯增強。加上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調整，服務貿易發展環境優化提升，中國服務貿易有望迎來更快速增長的時期。

2. 文化服務貿易的研究意義

文化服務貿易的研究意義如下：近年來，文化服務全球貿易的增長十分迅猛。但是，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文化服務貿易卻是一塊。模糊不清的領域，因此有關文化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爭論也一直存在。尤其是在視聽服務開放的問題上，WTO各成員的立場嚴重對立。當然，就WTO各成員而言，是否推動文化服務貿易自由化，特別是視聽服務的自由化，首先取決於各自的利益。

3. 如何促進中國文化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

2018年上半年，我國文化服務出口32.9億美元；文化服務進口則為140.4億美元，同比增長23.9％。從數據看，文化服務貿易的出口額遠低於文化產品的出口額，我國文化服務貿易仍處於逆差走勢。從區域看，上海、北京、廣東為我國文化服務出口前三位，合計占我文化服務出口的86.7％。

在文化服務貿易仍處於逆差的背景下，中美貿易摩擦將會對我國的文化貿易產生哪些影響？

「數據看，美國是我國上半年第一大文化貿易出口市場，因此中美貿易戰將對下半年文化貿易走勢產生較大影響，特別是文化設備、藝術品收藏、工藝品等行業受到影響較大。」李懷亮說。

李嘉珊指出，與中國對美國貨物貿易順差相比，中國對美國的文化貿易，特別是文化服務貿易歷來是嚴重逆差。隨著我國文化產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我國文化產品和服務質量在穩步提升，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逐漸增強，中國對美國的文化貿易逆差將會逐漸縮小。同時，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有效實施和我國國際文化市場合作的不斷深化，當前我國文化貿易呈現穩中向好的趨勢，出口市場呈多元化發展，中國在文化貿易領域對美國的依賴性也必然會逐步降低，出口國別的多元化也意味著中國面對個別國家對中國國際貿易的不良干涉的抵禦能力會不斷加強。

「雖然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文化貿易的影響是有限的，但美國參議院近期批准了加強審查外國對美投資的法案等必然會波及到中國對美國文化領域投資，而這也會致使中美文化領域的產業合作受到制約。因此，要加強中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產業合作和貿易往來，促使中國文化貿易出口市場進行優化和升級，推動中國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國別多元化發展。」李嘉珊表示。

4. 簡單說說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及發展服務貿易的一些對策！萬分感謝。。特急！

知識經濟時代的國際服務貿易趨勢及中國的對策

國際服務貿易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國際文化交流的頻繁以及國際投資的發展而逐步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現已成為各國貿易競爭的新領域和世界經濟新的增長點。21世紀被人們公認為知識經濟世紀,作為世界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國際服務貿易,在知識經濟的發展和作用下,無疑將發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正確地判斷和把握知識經濟影響下的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趨勢,並結合中國服務貿易的現狀及加入WTO的要求,作出積極的政策調整,是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本文試就這一問題作一粗略的探討。
知識經濟時代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趨勢
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與發展,服務業及國際服務貿易將呈現出以下五大發展趨勢:
1、產業結構服務經濟化同工業經濟相比,知識經濟在產業內容上將發生根本變化。工業經濟時代的產業支柱是第二產業,即製造業,而知識經濟時代提供知識和信息服務將成為社會的主流,服務業將以驚人的速度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並呈現出極其豐富多樣的形態。從上世紀的工業革命到本世紀六、七十年代,到處擴展的最富有的企業一直是工業企業。而在知識經濟初露端倪的今天,越來越多的銀行、綜合商社、海陸空運輸公司、電話電報公司、軟體開發公司等紛紛進入世界500強的行列。目前發達國家服務業已佔國內生產總值(GDP)以及就業的60%以上。尤其是美國,服務業的產值佔GDP的比重超過了75%,提供的就業崗位佔80%。發達國家服務業的現狀預示著知識經濟時代世界各國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演變的歷史方向。而且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製造業也開始呈現「業務服務化」趨勢。
知識經濟時代的服務業之所以成為主導產業,一是科技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分工的專業化和精細化,引發了經濟組織形式的分化,從而增加了對服務的需求。原來由企業內部承擔的產前產中產後的各種非核心業務普遍外包給專業化、高效化的服務供應商。而且,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企業之間的競爭將越來越集中在對新知識、新信息和新技能的掌握上,誰吝嗇購買各種專業服務產品誰就可能在新一輪競爭中落伍。這些因素的作用大大增加了社會對生產性服務的需求;二是科技的進步導致供給的增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物空餘時間和可支配財富的增加等,極大地擴展了生活服務消費的新領域;三是知識經濟時代的製造和流通過程所使用的現代化勞動工具要求服務業提供更高質量的服務產品,反過來推動了服務業的發展壯大,強化了服務行業對整個經濟過程的影響和控制;四是知識和信息的廣泛運用使得服務行業成為產品增值的主體,財富越來越向服務行業集中;五是服務經濟本身的結構特點符合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如包括信息產品和信息服務的信息產業在知識經濟時代必然處於中心地位,教育產業也必然成為知識經濟的先導產業。
2、服務貿易結構的技術知識密集化
在知識經濟時代,國際服務貿易內部結構發生變化,知識型服務貿易將佔主導地位。所謂知識型服務業是指那些使用高技能人員,知識、技術佔主要地位的,對社會經濟增長趨勢與軌跡有著重要影響的「高附加值」服務業。參照原關稅總協定秘書處開列的「服務部門參考清單」,這類服務大致包括:專業性服務中法律服務、管理服務、工程設計服務與計算機相關聯的服務;信息和數據服務;金融服務(包括銀行存款服務、與金融市場管理有關的服務、金融貸款、其他貸款業務、與債券市場有關的服務);保險業務中的貨運保險、非貨運保險、再保險以及附屬於保險的服務等。上述各類服務業雖在不同領域存在差異,但卻有一共同特點,即提供的產品均是以知識為基礎的,交易的核心是蘊含在各種服務中的知識。近年來服務貿易的迅速發展主要是建立在迅速增長的以高新技術為載體的知識型服務產業基礎之上的。世貿組織千年回合談判將知識型服務業的開放列為兩個主要議題之一更是表明了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對這種趨勢的認同和把握。
知識型服務產品之所以能夠成為主要的貿易對象,一是信息技術給國際貿易帶來的「時空壓縮效應」,大大增強了知識型服務產品的可流通性,使知識型服務產品變得相對地可儲存、定價及易地易時交易。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存在形式的數字化、編碼化、知識活動方式的計算機化和網路化,刷新了知識與產業及經濟的關系。現在,低成本、高寬頻的通信設備,數字化網路與先進的集成軟體系統等,正在使原來難以或不能進行的服務成為可交換的對象。例如走在知識經濟前列的美國目前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所謂「日不落」軟體公司,把公司的主要實體搬到與其沒有業務關系的國家,就地招聘員工,其決策者和高級管理人員、高級技術開發人員則在美國國內通過網路指揮,24小時連續進行軟體開發,再通過電子手段把軟體產品直接送到另一個國家;二是知識型服務業報酬的遞增性增強了各國在這一領域的投入和競爭。著名的國際咨詢企業麥肯錫公司的一項研究認為,到21世紀初,美國所有工作中,80%以上將屬於用知識來服務的工作。知識型服務業的發展壯大,必然要求其產品在世界范圍內實行自由貿易,要求各國開放其市場。
此外服務貿易結構的「軟化」趨勢在傳統服務貿易中也將明顯體現出來。如餐飲業是一個典型的勞動密集型傳統服務行業,在知識經濟時代,餐飲企業若想再現昔日的輝煌,就必須開發高附加值的餐飲產品,這種高附加值既體現在餐飲產品本身的知識含量上,也體現為顧客在享用餐飲產品的同時所獲得的附加服務上。最近美國快餐業經營商漢堡王把位於紐約市中心金融區的一家分店以專線與網際網路聯接,為前來吃漢堡餐的顧客提供上網服務,利用網路的魅力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客人。
3、服務貿易競爭的信息比較優勢化
在知識經濟社會中,知識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其產生和傳遞主要是通過信息業來完成的。信息通過全球網路在參加國際經貿活動的國家和地區間流動,必然導致國際貿易特別是國際服務貿易信息化的發展趨勢。在這一趨勢下,國際服務貿易的內容、方式以及競爭格局必然發生根本變化。發展中國家在服務貿易上的傳統比較優勢將逐漸弱化,新的信息比較優勢將是形成知識經濟時代國際服務貿易分工的一種新力量,成為貿易國或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構成要素。所謂信息比較優勢是指各國在信息的生產、傳播、反饋和使用能力上的差異以及一國所獲得信息的數量、質量、時效和稀缺程度。正因為信息基礎設施的發達程度、信息產業的規模比重將極大地影響一國在國際貿易乃至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實力和地位,各國為了在知識經濟時代的競爭中不落伍,都加大了對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服務業的投入和競爭。自從1993年美國總統柯林頓提出國家信息基礎設施(NII)即「信息高速公路」建設,便引起了全世界的強烈反響。目前,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等均在籌劃實施「信息高速公路計劃」,歐盟也不甘落後。美國作為「信息高速公路」構想的創始者,更是不遺餘力地加速實施。為了在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中利用自己的科技、經濟優勢謀求最大發展,美國政府1995年又宣布實施「全球信息基礎設施」計劃,呼籲各國加入這一計劃。與此同時,各國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掀起了世界信息服務貿易的爭奪戰,且愈演愈烈。
4、服務貿易政策的進一步自由化
80年代以來,由於服務貿易的迅速發展及其多元化、國際化趨勢的加強,更由於服務貿易對世界各國經濟重要性的日益提高,使國際服務市場的競爭不斷加劇。發達國家由於在國際服務貿易整體利益分配中佔有明顯優勢,因此積極倡導服務貿易自由化,而發展中國家由於受益相對較少而持謹慎態度。但1994年4月15日《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的正式簽署標志著服務貿易正式納入國際多邊貿易體制自由貿易的框架之內,成為當代世界經濟全球化不能進行的服務成為可交換的對象。例如走在知識經濟前列的美國目前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所謂「日不落」軟體公司,把公司的主要實體搬到與其沒有業務關系的國家,就地招聘員工,其決策者和高級管理人員、高級技術開發人員則在美國國內通過網路指揮,24小時連續進行軟體開發,再通過電子手段把軟體產品直接送到另一個國家;二是知識型服務業報酬的遞增性增強了各國在這一領域的投入和競爭。著名的國際咨詢企業麥肯錫公司的一項研究認為,到21世紀初,美國所有工作中,80%以上將屬於用知識來服務的工作。知識型服務業的發展壯大,必然要求其產品在世界范圍內實行自由貿易,要求各國開放其市場。此外服務貿易結構的「軟化」趨勢在傳統服務貿易中也將明顯體現出來。如餐飲業是一個典型的勞動密集型傳統服務行業,在知識經濟時代,餐飲企業若想再現昔日的輝煌,就必須開發高附加值的餐飲產品,這種高附加值既體現在餐飲產品本身的知識含量上,也體現為顧客在享用餐飲產品的同時所獲得的附加服務上。最近美國快餐業經營商漢堡王把位於紐約市中心金融區的一家分店以專線與網際網路聯接,為前來吃漢堡餐的顧客提供上網服務,利用網路的魅力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客人。
3、服務貿易競爭的信息比較優勢化在知識經濟社會中,知識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其產生和傳遞主要是通過信息業來完成的。信息通過全球網路在參加國際經貿活動的國家和地區間流動,必然導致國際貿易特別是國際服務貿易信息化的發展趨勢。在這一趨勢下,國際服務貿易的內容、方式以及競爭格局必然發生根本變化。發展中國家在服務貿易上的傳統比較優勢將逐漸弱化,新的信息比較優勢將是形成知識經濟時代國際服務貿易分工的一種新力量,成為貿易國或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構成要素。所謂信息比較優勢是指各國在信息的生產、傳播、反饋和使用能力上的差異以及一國所獲得信息的數量、質量、時效和稀缺程度。正因為信息基礎設施的發達程度、信息產業的規模比重將極大地影響一國在國際貿易乃至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實力和地位,各國為了在知識經濟時代的競爭中不落伍,都加大了對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服務業的投入和競爭。自從1993年美國總統柯林頓提出國家信息基礎設施(NII)即「信息高速公路」建設,便引起了全世界的強烈反響。目前,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等均在籌劃實施「信息高速公路計劃」,歐盟也不甘落後。美國作為「信息高速公路」構想的創始者,更是不遺餘力地加速實施。為了在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中利用自己的科技、經濟優勢謀求最大發展,美國政府1995年又宣布實施「全球信息基礎設施」計劃,呼籲各國加入這一計劃。與此同時,各國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掀起了世界信息服務貿易的爭奪戰,且愈演愈烈。
4、服務貿易政策的進一步自由化80年代以來,由於服務貿易的迅速發展及其多元化、國際化趨勢的加強,更由於服務貿易對世界各國經濟重要性的日益提高,使國際服務市場的競爭不斷加劇。發達國家由於在國際服務貿易整體利益分配中佔有明顯優勢,因此積極倡導服務貿易自由化,而發展中國家由於受益相對較少而持謹慎態度。但1994年4月15日《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的正式簽署標志著服務貿易正式納入國際多邊貿易體制自由貿易的框架之內,成為當代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重要內容。特別是1997年2月後《基礎電信協議》、《信息技術協議》、《金融服務協議》的最終達成將全球90%以上的電信、信息及金融服務貿易納入其管轄范圍,被認為是多邊貿易體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文件。現在WTO的大多數成員已對某些服務貿易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承諾,亞太經合組織(APEC)也要求在21世紀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世貿組織千年回合談判將知識型服務業列為兩個主要議題之一就表明了服務業市場的開放已成為今後國際貿易的發展趨勢。可以預見,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在服務貿易政策上,自由貿易政策與保護貿易政策的關系將得到新的整合。一方面,知識經濟的產生將大大增進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無論從何種角度看,作為知識經濟時代的主導產業,自由貿易政策都將是服務業發展的方向。經濟的日趨全球化,已不允許單純的自我保護和封閉,只有以更加自由的貿易政策參與服務貿易分工才能達到更加安全的自我保護。當然另一方面,知識經濟要實現健康、穩定的發展,必須以知識產權的保護為保證,再加上知識型服務貿易往往涉及貿易參與國的國民經濟命脈,這就意味著在實行自由的貿易政策的同時,還要藉助於法律、政策等多種手段實行一定的貿易保護,這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顯得十分重要。
5、服務貿易地區分布的不平衡化
進入9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迅速發展,尤以國際服務貿易發展最快。據資料統計,1970年全球服務貿易額僅710億美元,與貨物貿易出口之比為0.117,到1997年猛增到12950億美元,年均增長11.7%,與貨物貿易出口之比上升為0.238,預計15—20年後,這一比值將達到0.5以上。但從地區分布來看則呈現出不平衡趨勢:發達國家在國際服務貿易中處於絕對優勢地位,具有巨額的服務貿易順差。1996年美國、日本、歐共體各國的服務貿易總額已佔全球服務貿易總額的2/3強,如果加上中國香港地區約佔80%。尤其是美國,1997年服務貿易順差達到793億美元,以信息技術為主的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已相當於出口額的40%。而發展中國家雖然服務貿易發展較快,地位不斷上升,但服務出口中主要領域仍然在海上運輸、旅遊和勞務出口方面。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服務經濟化、服務貿易結構的技術知識密集化、競爭的信息比較優勢化及貿易政策的進一步自由化等趨勢的日益明朗,服務貿易地區分布結構的不平衡化不但不會消弱,反而可能進一步強化,這對發展中國家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二、中國的現狀及政策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際服務貿易有了較大發展,服務貿易的增長既高於國民經濟的增長,也高於國內服務業的增長速度,服務貿易的領域也在逐步擴大。但總體看來,中國國際服務貿易尚處於發展初期,存在著許多急待解決的問題1)我國服務業整體發展落後,綜合競爭實力差,服務貿易缺乏國內的產業支柱。目前我國服務業僅佔GDP的32.5%,就業的25%,不僅遠遠低於發達國家的水平,甚至低於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佔GDP的38%)。而且中國的服務業主要集中在傳統服務業上,如旅遊、勞務出口、遠洋運輸等勞動密集型部門和資源稟賦優勢部門,而全球服務貿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險、咨詢、電信等知識、技術密集型行業在我國尚處於初步發展階段。(2)服務貿易總體水平偏低,出口結構不盡合理。目前我國服務貿易額僅佔世界服務貿易額的1%,居於世界排名20位以後。1997年我國服務貿易出口與貨物貿易出口之比僅為0.128,即使在經濟比較發達,都市化程度比較高的上海,1997年的這個比例也只有0.146,均低於全球的平均水平(0.232)。同時,中國服務貿易的出口結構也不合理,貨運和旅遊兩項就接近50%,而知識型服務貿易競爭力弱,存在較大數額的貿易逆差。(3)服務貿易法制不健全,管理落後。服務貿易不同於貨物貿易,大部分貿易無法通過海關加以監控,需要以法律手段來限制或鼓勵人員、資本的流動以及貿易的范圍和規模。在服務貿易立法方面,到目前為止雖已頒布了相當數量的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總體來看,立法未成體系,不少領域還是空白,即使已頒布的一些法律法規或者條文模糊、抽象,甚至相互之間存在沖突,或者缺乏統一性和透明度,或者未能與WTO、GATS原則相符。同時,服務貿易管理滯後。我國長期以來,一直把發展生產性行業,提高社會物質生活水平放在首位,服務行業缺乏明確發展的指導思想和規劃,沒有系統的權威的關於服務行業發展的規章制度,且管理多頭,部門職責不清,產業布局分散且經營規模小。(4)服務貿易方面的人才短缺,尤其是新興服務業和知識型服務業的外向型高層次人才奇缺。(5)信息化建設與信息產業發展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信息技術在某些關鍵領域與世界先進水平差距較大,信息產業普遍企業規模較小,同時缺乏分工與協作的全面統籌安排。
知識經濟所掀起的服務業全球化浪潮,不僅為我國今後的產業發展指明了方向,也對我國現有的服務行業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結合知識經濟時代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趨勢和我國服務貿易的現狀,充分挖掘我國服務貿易潛力,努力培育我國服務貿易的新增長點必須採取有效的對策。
1、深刻認識中國發展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緊迫性,加大對服務業的支持力度知識經濟時代從一定意義上說是服務經濟時代。大力發展服務業,是服務貿易的基礎和保障。而在中國,傳統上存在著濃厚的「重農抑商」觀念和歧視性的「三教九流」式的社會階層劃分,再加上計劃經濟時期「服務無價值」的觀念深入人心,為此,一要加大宣傳,打破業已形成的落後觀念,實現在社會產品觀和勞動價值觀上的突破,使人們特別是服務貿易領域里的企業和從業人員認識到知識經濟時代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在發展國民經濟、提高國家競爭力和維護國家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認識到服務經濟的大發展是國家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之一,為中國發展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奠定思想基礎。二要加大對服務業的投入。國家財政特別要重視對信息基礎設施的投入。三要增強服務業內資企業的競爭力。服務業企業和工業一樣,規模是決定其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因素。而我國大部分新興服務業特別是知識型服務業企業的規模都很小,面對全球服務業跨國並購的浪潮,政府在增強內資企業競爭力方面首先要做的是推動企業的聯合。其次可以考慮選擇一批有潛在優勢的新興服務業、知識型服務企業特別是外向型企業進行定向扶持。如採取鼓勵性稅收政策,對這些企業實行減免稅;在政府采購方面實行傾斜;幫助他們獲得更多更准確的國際服務貿易信息等。
2、堅持積極穩妥協調有序的方針,逐步開放我國的知識型服務貿易和國內服務市場加快知識型服務貿易的發展是我國向—25—知識經濟過渡的要求,而對其的對外開放又既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要求,又是我國經濟自身發展的需要。當前,我國知識型服務業尚屬發展中的幼稚產業,國際競爭力較弱,開放國內服務市場和服務貿易,必須將尊重GATS基本原則與堅持國家主權自主、安全和保護幼稚產業相結合原則逐步開放。(1)要穩步開放部分急需引進競爭的知識型服務業領域。對國內缺乏競爭力,但又急需發展的知識型服務領域,要積極引導服務業跨國公司進入。一方面,這樣可以引進嶄新的技術和豐富的管理經驗,促進我國新服務品種的培育與發展,提高我國的總體服務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提供一種激勵性壓力,促使本國服務業積極地從事技術與管理創新,盡快縮小與發達國家在該領域的差距;(2)對於已具備一定競爭能力的知識型服務業,要堅持適度保護與鼓勵公平競爭相結合的原則,利用企業和行業的作用,合理保護服務貿易市場。如學習日本經驗,加強服務銷售網路一體化建設,增強市場進入難度。日本雖然公開的保護政策已明顯減少,但仍是最能進入的市場,其經驗在於十分完善的一體化網路;提高國內市場的競爭強度,提高進入成本;充分發揮行業組織的作用等。(3)要真正做到以市場換技術。要站在是否有助於提升我國生產力水平的高度看待知識型服務市場的開放,切忌走製造業利用外資「重量不重質」的老路。知識型服務業跨國公司最關注的是我國巨大的服務市場,因此完全沒有必要給予外資較國內服務業企業更優惠的待遇。(4)開放要以部門傾斜為主,地區傾斜為主。在知識型服務業對外開放中,應按照特定服務業的重要程度、關聯程度及戰略差異實行部門重點傾斜,而不宜採取定式地區梯度開放模式。(5)積極參與服務貿易多邊談判,在千年回合知識型服務業市場開放規則的制定中把握主動權。
3、正確處理傳統比較優勢與信息比較優勢的關系,努力培育信息比較優勢由於信息國際化趨勢的強化,國際服務貿易中傳統比較優勢的重要性在逐步降低,發達國家正在有目的有意識地聯合以試圖控制和壟斷世界信息資源,達到在21世紀主導國際服務貿易主流的目的。在這種形勢下,中國若僅僅以本國擁有的傳統比較優勢來確定自己的國際服務貿易結構,雖能獲得一些貿易利益,但極易跌入「比較優勢陷阱」,無法獲得國際服務貿易中的競爭優勢。因此要加快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扶持局部產業、局部地區信息化的發展,並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加大這方面的比重,通過局部信息比較優勢的動態發展來形成未來的信息競爭優勢。在當前,可以將傳統比較優勢與信息比較優勢結合起來,統籌規劃,相互促進。一方面,用信息比較優勢帶動傳統比較優勢,引導傳統服務業向高增值高信息含量方向發展,促進或保持傳統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用傳統比較優勢支持信息比較優勢,促進信息競爭優勢的形成。
4、加強服務貿易法律法規建設,建立和完善服務貿易的管理體制在進行服務貿易立法時,應遵循以下原則1)漸進原則。由於服務貿易協調的復雜性,立法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須從實際出發,如從暫行辦法、管理條例過渡到正式法律。簡單的法律在先或實踐在先是不能解決問題的。(2)配套原則。在制定地方法規時要考慮到與全國法律的銜接,地方法管什麼,國家法律管理什麼,立法中要明確。(3)系統原則。既要有各部門通用法規,如對服務貿易統計、服務貿易從業人員資格規定、外國移民、服務貿易反不正當競爭、服務貿易企業組織等行為的規范,又要有對具體行業的立法,這對我國已開放和承諾開放的行業特別重要。(4)接軌原則。WTO、GATS已確立了世界范圍服務貿易的法律框架,我們應加強對WTO、GATS有關條款原則的研究,盡快建立既符合本國經濟發展目標又不違背國際法准則的法律法規,對服務市場准入原則、服務貿易的稅收、投資、優惠條件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以增加服務貿易的透明度。此外要特別注意增加反對外國對我國的服務貿易設置壁壘實行歧視性待遇和不公正貿易等專項條款,使其具有與國際法銜接的效力。
解決我國當前國際服務貿易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對我國國際服務貿易實施有效的宏觀管理,關鍵是要迅速建立起全社會的服務貿易組織機構和協調管理機制。建議成立中國國際服務貿易協調小組或委員會,負責我國服務貿易發展規劃,業務統計、立法、對外談判和政策協調等事宜。
5、加快服務貿易人才培養不同產業的企業,關鍵性的生產要素是不同的。對服務貿易企業來講,人才是關鍵要素。我國與發達國家在服務貿易方面的差距,說到底是人才數量和質量的差距。解決人才問題要從多方面著手,一是多渠道多層次培養。建議有條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要積極籌建國際服務貿易專業,培養熟悉國際服務貿易的復合型人才,同時加強對現有人員的短期培訓。二是開展「海外引智」工程,積極引進人才。三是防止人才流失。隨著中國加入WTO後大批外資服務企業的進入,如何防止服務貿易高層次人才的流失顯然十分緊迫。否則一邊培養一邊向外輸送,自己的人才問題還是始終難以解決。

5. 文化服務貿易能帶動哪些相關產業的發展

文化服務貿易能帶動人工智慧、大數據產業發展。一般來說，文化服務包括表演服務(劇院、交響樂團、雜技團)、出版、發行、新聞、通信和建築服務。文化服務還包括視聽服務(電影發行、電視廣播節目和家庭錄像。生產的各個環節，如配音和印刷復制。電影展。電纜、衛星、廣播設施和影院的所有及運營等)、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及其他服務

6. 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現狀分析

（一）我國文化產業低水平供求關系與非對稱結構性矛盾

我國的文化市場已有"長足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方面，經濟社會生活各方面條件迅速改善，人民群眾的文化娛樂需求正在被迅速釋放；另一方面，各種新型文化產業門類不斷產生，文化產業結構性變化頻繁。但是現有統計數字顯示，我國文化產業還處在一種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對稱結構性矛盾的狀況之中。

從絕對值來看，我國居民的文化消費需要與文化產業部門的供給之間並沒有很大的出入。

從需求方面說，2000年，我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849美元，反映城鄉居民生活水準的恩格爾系數也降至50%以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6280元，人均消費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統計的，與文化相關的旅遊、娛樂和耐用消費品、教育、文化服務、通訊等項消費總計949元，佔到可支配收入約19%。按照我國目前大約有4億城鎮人口計算，我國目前城鎮居民文化消費需求大約有3796億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達到2253元，人均消費支出中通訊和文教娛樂類支出280元，總計達到2520億元。這樣算下來，我國與文化相關的消費需求應該在6000至6500億之間（6314億元）。

從供給方面看，根據有關統計數據匯總，我們的文化產業各行業近年來（1998或1999年）進入統計的產值大約是6000多億（1998年6240億），其中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影電視業1812.9億元（1998年），國內旅遊收入2831.92億，圖書報刊355億元，郵電通訊是1235.1億元（1998年），音像製品12.7億。（廣告業等尚未計入。

以上兩個大致相符的數字不過是分別從供需兩個方面描繪了我國文化市場的規模，卻還無法得出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狀況可以令人滿意的結論。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場的現狀只是一種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況，由於還存在著各種體制性問題，所以它還只是一個存在結構性矛盾的、非對稱性的平衡。

根據國際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時，消費支出中吃穿用類比重大大下降，住房類基本不變，而文化精神消費類支出開始大大上升；第三產業應該佔到GDP總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類產品的產值所佔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國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產業的比例（33.2%）低於這個標准達6個百分點，其總量大約是5000億人民幣。盡管我們可以去除由於消費習慣和體制因素而出現的誤差，並去除可能用於非文化類消費的支出（如醫療等），餘量也應該有3000至4000億人民幣。

對於這3000至4000億人民幣的市場空缺應該做如何理解？

一種解釋是，我國居民文化消費能力被大大壓抑了，因此制約了文化產業的成長。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比如說，根據我國文化產業部門各種散見的數字，我國的電影業、電視業存在大量的經營不善和虧損，許多作品出版後無人問津，庫存積壓嚴重；而一些作品卻不明原因地驟然獲利。有統計表明，電影的生產近年來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國共生產了170部故事片，為近10年來之最，此後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們本應不斷增加的觀眾都上哪裡去了呢？近年來，火爆一時的傳統文化娛樂業如歌廳舞廳等經濟效益迅速下滑，成為虧損行業。這些現象說明，我國文化產業部門所提供的產品，有相當一部分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和不斷變化著的文化消費需要。

還可以做另一種解釋，即我國居民事實上已經實現的文化消費有相當一個部分沒有被列入統計。目前音像界有一個被公認的市場容量計算方法，即根據居民的消費類視聽技術設備的擁有量估算音像製品的市場容量。根據這種方法，我國居民目前大概擁有：電視3.5億台、CD機1000多萬台、VCD機3000多萬台、LD影碟機500多萬台、多媒體電腦1500多萬台，等等。如果按照每個硬體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製品統計，據信每年音像產品的總銷售額應有超過1000億元的規模，但根據有關部門1996年的統計，我國的音像製品只有不足20億元的正版收入，占總量的2-3%；根據1999年的統計，正版收入約有50億元 ，即使由於政府加大"掃黃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據信實際市場規模也應該在1500億至2000億左右。這方面的事實說明，有相當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費需求正在流失。我們的文化市場供需之間存在巨大的結構性缺口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文化市場巨大的供求差別已經成為國家文化和經濟安全問題的隱憂。目前我國居民個人金融資產已經達到9萬億元左右，銀行存款約7萬億元，隨著我國在住房、養老、醫療和教育等方面各項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們對文化、教育和娛樂的消費需求將得到進一步釋放。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空間，甚至已經形成了一個目前我國文化產業無法填補的真空。加入WTO後，國外文化產業集團將可能以技術與內容的多重優勢大舉進入，迅速佔領我國的文化市場，文化市場"有限開放"的政策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可能會在不長的時間里遭遇嚴峻挑戰。

近年來，人們頻繁地看到這樣的數字：英國文化產業的年產值將近600億英鎊，從業人員約佔全國總就業人數的5%；日本娛樂業的年產值早在1993年就超過汽車工業的年產值；美國的文化產業更加發達，其視聽產品出口額已經成為第一大出口產品，並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了40%以上的份額。根據媒體的報道，我國政府已經開始考慮允許一些國際知名傳媒集團進入我國媒體市場。這是一個重大的信號，說明文化產業國際化的進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國文化市場已經暴露在國際文化資本的強大壓力之下，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積累的經濟和文化之果已經成為國際文化資本垂涎的目標。

（二）我國文化產業經營單位眾多但產業組織集約化程度不高

面對巨量的市場需求，以及國際傳媒文化集團大兵壓境，我國的文化產業在總體上缺乏競爭力，難以滿足人們群眾不斷增長的文化需要，這一點足令我們憂慮。我國的傳統文化產業誕生於計劃體制之下，長期以來既被行政體制分割又被各種政策保護。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總體格局，表現出經營單位眾多，產業集約化程度不高，資源極度分散和不講經濟效益的突出特點。在文化市場迅速成型的今天，這些特點全部轉化為弱點。

從人員規模看，僅以文化部所屬文化產業機構為例。截至1999年，我國文化部下屬的企事業機構共33.07萬個，這里包括了藝術演出團體、影劇院、圖書館、群藝館和文物保護單位，從業人員共166.15萬人；當年國內演出場次是42.3萬場；國內觀眾達4.69億人次。文化娛樂業有機構17.47萬個，90.3萬人；文化市場其他經營機構9.7萬個，23萬人 。這些單位的特點是大多機構較小，如文化部下屬每單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從經營規模看，音像業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國音像製品的生產、復制單位近600家，每年生產正版音像製品（盒帶、VCD、CD和DVD）兩萬種約2億件（盤），平均每家企業年生產34萬件，月生產不足3萬；而銷售單位約有7萬個，每年全部正版音像製品銷售2億件，平均每個銷售點一年不過賣3000來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圖書批發零售業是另一個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屬圖書批發零售機構有13056個，2.3萬人，營業收入只有5.45億元，人均2萬3千元左右，每天營業額為60來元。

資源分散和集約化程度低的問題在新聞出版和廣播影視業中表現得極充分。我國新聞出版體制與傳統工業經濟管理體制有共同特點：新聞出版單位必須是以一定級別的行政機構為"上級單位"，並且建立在其財政撥款的基礎上。這些新聞出版單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組；新的需求一般產生於新的行政機構，通過新的撥款來建立，同樣先天不足。長此以往，新聞出版機構就隨著行政機構的膨脹而膨脹起來。這些新聞出版機構大都規模狹小、重復建設、效益低下，既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資源的閑置和浪費。近20年來，特別是近10年來，各有關方面一直在嘗試對文化管理體制進行多方面的改革實驗，但是基本狀況並沒有根本性改變。

據1999年的統計，我國報紙有2038種、期刊8178種、出版社500餘家，電台電視台3000餘座。這是一筆經數十年積累形成的巨大而寶貴的文化資源。在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們自己不迅速對其加以整合、優化，轉變其經營模式，增強其競爭實力，必然成為國際性傳媒巨頭的獵取對象。

（三）我國文化產業的傳統的資源配置機制與市場化要求之間正在形成尖銳矛盾。

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的體制改革開始進入"快車道"。 1998年，我國政府職能部門不再直接辦刊辦報，退出出版經營領域，切斷了新聞出版單位與各個政府機構的傳統依附關系；2000餘家報紙和8000餘家刊物被"逼"上產業化運行的軌道。1999年，開始了傳媒集團和多傳媒文化產業集團的組建；2000年，"傳媒概念"走紅股市，開始嘗試傳媒集團與資本市場的結合。文化產業的體制改革後浪推前浪，從分行業的、局部的改革，逐步進入整體性改革的階段。

但是，資源配置機制混亂，條塊分割和行業壁壘與市場化要求之間的矛盾仍然困擾著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

文化產業的基礎是市場，現代市場經濟要求公開、公正和公平的競爭，反對各種形式的地方保護和壟斷；我國傳統的文化事業單位是按"條塊"（地方和行業一縱一橫）分割的方式設立的，目前盡管已經在不同程度上開始與行政主管部門脫鉤，實行"專業歸口管理"，但是，離真正的市場競爭還有相當的距離。甚至還有一些企業利用與行政機構的傳統聯系，利用企業特殊的社會公益性質和意識形態功能，壟斷資源，操縱市場，謀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業在做大以後，要做跨行業跨地區的資產重組甚至兼並，卻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勢下，在國際性"傳媒匯流"趨勢的影響下，一些廣電、報刊、出版企業在地方政府的協調下成立了集團公司，實現了"強強聯合"和"資產重組"甚至在當地從事了一些跨行業、跨媒體經營。這當然是一種進步。但我們也注意到，"媒體匯流"在西方是一種市場趨勢，在中國則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將結構調整與體制轉型結合起來，仍然是個問題。

這樣，文化產業的發展就與深層次改革問題相遇了：文化產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既具有一般的行業屬性，又具有社會公益性質。其中的核心產業門類如傳媒產業，既具有大眾傳媒的特點，又是黨和國家的宣傳渠道。如何基於這些特點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康發展，又保證先進文化的主導作用，這是一個全新的問題，需要我們以創新的精神大膽開拓。

但是，保證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是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我黨和國家確保對社會主義文化事業領導權的基礎。應該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勢下，在數字化信息技術的沖擊下，傳統傳媒制度的經濟基礎和技術基礎已經發生了變化，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的實現方式也已經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從以國家行政機制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轉向以市場為中介的自主選擇方式。這就要求我們積極探索在市場競爭條件下發揮傳統政治優勢的新辦法。因此，我們應特別注意研究調控文化市場發展的新體制、引導精神產品流通的新機制，以及活躍文化生產的新組織形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促進文化的發展。

當然，我們也看到，在出現了全球性的"傳媒匯流"和"放鬆管制"之後，由於文化內容產業發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發達國家也在重新考慮如何以新的產業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對待文化內容產業的問題。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確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面對全球化的共同戰略主題，將會出現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我們的政策制訂人員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

（四）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先進性要求與文化原創能力不足之間形成戰略矛盾，資源潛力不能轉化為產業實力

發展我國的文化產業還是有一些得天獨厚的條件。首先是中國文化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世界上使用華語的人口為世界之最，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除在中國境內，還在東南亞、北美及歐洲的華人區具有廣泛的影響。這應該說是中國的文化企業進行市場開拓的最有利條件，因為語言和文化的差異一直被認為是經濟全球化和國際交往中的最大消極因素。在經濟學的壟斷競爭理論中，保持產品差異被認為是維持產品在市場上的壟斷力量的關鍵。文化產品的差異首先是來自價值觀及表達手段的獨特性的；文化差異也是我們在國際競爭中和在趕超發達國家時可以依賴的比較優勢。

從生產要素的角度看，中國的文化資源異常豐富，舉世公認。幾千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文明發展，幅員遼闊的國土上還留存著許許多多的歷史文化遺址、遺跡，還有各種類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觀；圖書館、博物館里保藏著數以百萬計的藝術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國人的言談舉止、風情習俗、節日慶典中保留著大量有形無形的文化符號；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傳統文化進行了不間斷的研究和播傳。凡此種種，都為中國文化產品乃至其他可以負載文化符號的耐用消費品的設計、生產、創新提供了不竭的靈感源泉。

但是僅僅滿足於此顯然落後於時代。當今世界，文化已經具有原生形態、經濟形態和技術形態，新興文化產業得益於資本市場和信息技術兩駕馬車拉動，才有了前所未見的高速度，才將大批文化資源轉化為產業和財富。我國正是在上述兩個方面都顯得被動和遲鈍。

比如，文化旅遊是將民族文化資源潛力化為產業實力的重要方式，旅遊業在我國文化產業各門類中還是產業化程度最高的部門，但是，在該領域將文化遺產轉化為產業的成功案例至今還極為鮮見。從多年前全國各地災難性的"人造景觀熱"，到近年來有關部門關於文化遺產所有權和管理權能否分離，市場機制如何引入問題上的多次爭論，許多問題還沒有進行徹底討論，並轉化為合理的政策法規。事實已經證明，憑空建造的主題公園永遠不會有信譽，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則無異於破壞，正確的道路顯然應該在這二者之間。但是，在如何將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有機結合，做到既保護了文化遺產，又推動了文化旅遊，我們還未能有一個較為明確的方針，因此而貽誤了諸多發展的機遇。

文化遺產數字化是將民族文化資源轉化為新興產業基礎的一個關鍵環節。目前，"文化內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圍內展開。世界各國為迎接信息時代的到來，正大規模地將文化遺產轉換成數字化形態。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推動"世界的記憶"項目，該項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圍內推動文化遺產數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眾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蘭倡議下，歐盟國家開始啟動一項多國框架性合作項目，名為"內容創作啟動計劃"，文化遺產數字化被確定為基礎性內容。我國的文化資源數字化進程因國家數字圖書館工程的啟動（1996年）可以說動手並不晚，但直至目前，還沒有形成國家發展戰略，還沒有將其上升為國家文化產業建設的基礎性工程，這不能不說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深層危機。

向數字媒體轉移是將傳統文化資源開發為經濟資源的必要步驟，實質上是為空前規模的產業整合準備條件，具有巨大的經濟意義。國際性信息技術集團和文化傳媒集團早已開始著手整合世界各國的數字文化資源，為開發新的世界市場做好准備；中國文化資源關繫到對中國文化產品市場的佔有，這塊市場也為他們覷覦已久。1999年，美國大片《木蘭》已經向我們敲響了警鍾：中國的文化資源已經經國際傳媒資本之手轉化為文化產品，成為中國文化產業界的強大競爭對手；2000年五一節，我國經歷了第一個"假日經濟"高峰，敦煌洞窟壁畫在大量遊人參觀的壓力下"不堪重負"，美國的基金會開始與我商談"數字化虛擬洞窟"計劃；同年，日本信息技術企業加速了與我國故宮博物院關於建立數字化多媒體網上故宮博物院的談判進程。這兩件事說明，發達國家已經藉助經濟與技術雙重優勢，開始謀求對我國文化資源的新一輪開發，這一動向值得我們關注。

（五）WTO規制與現行中國文化產業政策支持系統之間的矛盾

WTO是一種法律體系和政策系統。WTO所形成的諸多協定、協議廣泛涉及到文化產業的各個領域，有關文化產業的規章條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基本規則，即《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則也就自然地成為各成員政府制定和執行國內文化貿易政策的文本基礎，這就必然地要給這個國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產業政策支持系統帶來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響。

我國自80年代以來開始進行文化體制改革，90年代開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至今已經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規和規章構築起來的文化產業政策系統，以及由這個系統建立起來的文化管理機制，包括：《文化娛樂場所管理條例》、《演出市場管理條例》、《電影管理條例》、《出版管理條例》、《廣播電視管理條例》、《音像製品管理條例》等，基本上涵蓋了現行文化產業領域。

然而問題是，現有的文化產業政策文本系統，基本上都是在兩種體制轉型過程中制定和形成的，並不是為加入WTO、或根據WTO原則而制定的游戲規則，因此，很大程度上帶有計劃體制的痕跡，這就出現了現存政策的目的性與WTO對中國文化產業政策的要求之間的矛盾。同時，由於我國不同領域里的現行文化管理與文化產業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門制定並以政府的名義發布的，因此，行業和部門的利益保護色彩比較濃重。這樣一來，在整個政策的價值規定、功能及政府對社會文化資源的權威性分配中，應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較差。而所有這些都是與WTO貿易自由化原則、透明度原則、市場准入原則等存在著明顯的不一致和內在的規則沖突。

我國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力度，《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修訂頒布已經在國內法與國際法的規制對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於這些措施並未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在體制和制度上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如行政壟斷、市場准入、投資主體多元化、文化企業產權關系改革等，因此，舊有的矛盾不僅沒有消除，還進一步激起了新的沖突。同時，由於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統並未因機構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門的合並而失去政策效能，還出現了新機構執行舊政策，"新瓶裝陳酒"的現象。在有的地方和領域，文化行政權力在資源重組和優化配置的名義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這種權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制定的文化產業政策不僅沒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礎，反而獲得了新的支持。

我國文化產業管理部門已經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於缺乏政策系統的創新支持，預期的改革效果並未出現，於是政府也就難以實現從"辦文化"向"管文化"的戰略轉變。對中國來說，順利進入WTO的關鍵是實現制度創新和政策系統創新的有機聯動，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層面上不能實現整體性創新，我國文化產業在21世紀的發展前景也就可能並不是那麼樂觀的。

文化產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而且目前還處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問題還是體制性的。任何國家的產業政策的基點都是兩個，即以市場為基礎，以政策為導向，更何況我國的文化產業是生存和成長於一個更為特殊的環境中的。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今天對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的認識，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產業政策的合理性，將影響著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並還會進一步影響我國整個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發展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共識，但是一個真正合理的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才開始，目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