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齊魯文化有關的難忘經歷有哪些

1. 齊魯文化是山東文化代表，這種文化具有哪些特點

齊魯文化能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發揮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來源於其基本精神。「齊魯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為：自強不息的蓬勃精神、崇尚誠信的愛國精神、從世界上拯救世界的精神、使人征服自然的積極精神、重民輕民的以人為本精神、厚德載物的人文精神、無私的群體精神、勤奮睿智的創造精神等。這些都對我們民族優秀傳統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般來說，戰國末期，齊魯文化有以下特點。

第三，駁雜宏富。先秦時期，由於交通不發達，小農經濟佔主導地位，商品經濟落後，形成了許多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每一種地域文化往往是在封閉或半封閉的狀態下發展起來的，從而使得一些地區的文化在內容上比較保守和單一，而齊魯則不同。

比如平原，位於原流的不同文化早就以自由開放為特徵，所以春秋戰國時期就形成了駁雜宏富的特徵。這主要表現在齊魯區文化內容的多樣性。儒家，黃老道家，法家，陰陽家，軍家，墨家等。都是在這里形成的，有著深厚的基礎。在各自的傳播發展中，相互融合吸收，呈現出駁雜宏富和內容充實的特點。

2. 求一篇關於齊魯文化的文章

僅供參考，希望對你有幫助
齊魯傳統文化中的和諧精神思辨
【關鍵詞】精神,和諧,傳統文化,孔子,文化,論語,思想,孟子,天道,強齊魯大地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孕育了孔子、孟子、墨子、管子、孫子等偉大思想家，容納了儒家、道家、墨家、兵家、法家、陰陽家、農家等諸子之學，是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重要基地，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新的歷史時期。齊魯文化傳統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對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可提供重要的借鑒和豐富的滋養。

一

在齊魯文化傳統中，顯然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對中國社會影響最為深遠並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孔子思想的核心觀念「和」，追求的是一種和諧一致的境界，孔子提倡的倫理行為規范等都是為了達到和諧。孟子基於性善論，認為人人都有先天的仁義禮智之心，道德履踐的可能性都是完滿、平等的，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鑒於統治者和民眾在道德上是平等性，認為統治者應該推己及人實行仁政，而且這是實現長治久安的必要條件。
「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觀念，如孔子指出的：「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論語·學而》)孟子則對「和」作了進一步發揮，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儒家所講的「和」並不僅僅局限於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而是基於對周文化天道觀的繼承與發展之上。周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敬天保民，形成了天命靡常、天人感應、天人相通的觀念。周人所理解的「天」並非抽象實體或超時空的主宰，而是天地萬物生命的源泉、統一的基礎，是決定宇宙、社會、人生變動的根本力量。周人對天道懷有無比的尊崇與敬仰之情，強調對天命的體察與順應，認為只有效法上天的生生之道，才稱之為善政，才能保證國家的強盛與民生的安樂，提出：「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尚書·大禹謨》)因此周朝效法天地之道，把「六府三事」即「金、木、水、火、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作為治國方略，以實現長治久安，「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尚書·大禹謨》)。「和」追求的是一種和諧一致的境界，孔子所提倡的倫理行為規范等都是為了達到和諧，消除社會的紛亂與爭斗。但孔子的「和」不是千篇一律，毫無差別，而是「君子和而不同」，和諧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沖突，是多樣性的統一，是在保持差別和個性的前提下的和諧一致，和諧以共生共存。
周文化是先秦諸子思想的直接源泉，中國古代思想家成為道統與學統的傳承者，基於對周文化理解的不同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其中儒家和道家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孔子更是以周文化的正統繼承者和維護者自居，他有「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的自信，以克己復禮、維系和復興周文化的禮樂政制為己任，並把周文化提升到「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微妙境地。孔子對於天道盈虛與時勢變化有著極其豐富和深刻的感觸，因而能夠生存於天人相通的原初境域中，與時偕行，如他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因此孔子對「仁」、「禮」、「和」的理解都基於天人合一的背景之下，他指出：「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凸顯了天道生成萬物與不言而信的至誠本性，作為他的思想核心觀念的「仁」也是天道生生道的體現，孔子強調「仁者愛人」、「泛愛眾而親人」，珍視包括動物在內的一切生命，如《論語》記載的：「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述而》)他反對一切戕害、漠視人的生命的行為，天道按其本來面目呈現自己，無需任何掩飾，自然而然，無私無欲，孕育生成萬物，即是後儒闡發的「不誠無物」，「(《中庸》)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辭》)因此仁者效法天道，同時也能做到文、行、忠、信，剛毅木訥，至誠無私，生生與誠明之道是天人相通的必然途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道」(《中庸》)。在處理人與人、人與事、人與自然等諸關系時，孔子提出「中庸」的思想並把其視為最高的美德，「中庸」的本質含義是：「不偏之謂之中，不易之謂之庸」，無過無及，不偏不倚，主張在對立的兩極之間保持某種平衡，「中庸之道」是齊魯文化的邏輯思維方法。 儒家把統治者效法天道形成的仁德看作政治清明、國家安定的前提，孔子指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孔子政治思想以禮治為核心，而禮是由內在的「仁」所決定的，是仁心的體現，如果缺乏仁德的修養，是不可能真正貫徹禮法的規范的，如孔子所說的：「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他強調仁與禮互為表裡，內在的道德價值決定製度性的外在行為規范，形成以德教為禮治基礎的為政思想，「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綱領和原則，要求統治者以發自內心的自覺道德意識和自身的嚴格履踐引導人民，因此他強調：「政者，正也」(《論語·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只有統治者嚴於律己，以身作則，才能順利地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孔子還提出了治理政事的一些具體原則即「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論語·堯日》)所謂「五美」即五種基本的政治美德，「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它們都是以富民、教民、公正對待百姓為目的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論語·堯日》)所謂「四惡」是「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論語·堯日》)強調避免不教而殺、不戒視成的暴虐之政，統治要以教化人民為目的。
孟子作為戰國時期齊魯文化的最著名代表，在孔子思想基礎上發展出系統的仁政學說。孟子強調了人所具有的道德自覺心，在外在行為上則表現為自覺地「由仁義行」。「仁愛」體現了人道原則與理性原則的統一，要求每個人從人性出發，自覺地約束自己的行為，強調關心人、愛護人、尊重人、理解人，才能自覺地「由仁義行」，才能實現充滿愛心的溫情社會。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之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

3. 齊魯文化的精髓是什麼對中華文化做出了哪些貢獻

齊魯文化的精髓用傳統的概念，那就是仁義禮智信。這幾方面拿出任何一個方面來都可以中國人的一個品格。只是到了齊魯文化裡面，把這幾個品格都拿出來做要求。

在疫情的早期，全世界的華人華僑，都可以自發的去把世界的醫護用品搜羅干凈寄回中國。這難道還能用某地的文化來冠名嗎？

所以山東文化的精髓，現在已經變成了中華文化的精髓，他不但在全國已經開花結果，還推廣向了全世界，有華人的地方，這種文化都在。

4. 齊魯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齊魯文化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宗,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過程中起核心作用和主體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來自其基本精神.齊魯文化的基本精神,我們大體歸納如下幾點：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崇尚氣節的愛國精神、經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勝天的能動精神、民貴君輕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等.這些,對我們民族優秀傳統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齊文化的源頭是尊賢上（尚）攻,是一種比較開放的思想.主要分為在軍事是富國強兵,思路上不拘一格,注重經濟的發展,在禮儀方面將就簡單實用.是一種重利的文化.
魯文化的源頭是親親尚恩,是一種比較保守的思想文化.注重禮節,是儒家文化的前身.更注重與社會禮儀.是一種尊禮的文化.但是實用性不強.傳統的文化是仁,禮.注重人倫,綱常,宗法,秩序穩定.
齊國兵學獨樹一幟,其他各國無與倫比.孫子集其大成,著成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響的兵典——《孫子兵法》.
在科學技術方面,春秋戰國時代的主要成就也多出齊魯.魯班不僅是能工巧匠,被尊為土木工匠的祖師,他也是一位發明家.傳說鋸、傘等是他發明的.
在天文學方面,齊人甘德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天文著作與魏人石申的著作合為一本,叫《甘石星經》.二人各有所長,但總的看甘氏早於也高於石氏.
在地理學方面,鄒衍的大九州說,雖是由近及遠、「由小推大」地推測加想像推出來的,但征諸後來的地理發現,不能說他不是一項科學的推測.同時,他深觀陰陽的變化,作「五德終始」論,也是有天文學深厚基礎的.
在醫學方面,神醫匾鵲——秦越人出於齊地鄭陽,在當時也是無人可與他比肩的.
五嶽獨尊；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孔子故裏－－曲阜；台兒庄大戰紀念館；鐵道游擊隊影視城等等.

5. 你所不知的山東齊魯文化

齊魯文化，確切地說，齊魯文化是齊文化和魯文化的統稱，春秋時期的魯國，產生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學說，而東臨濱海的齊國卻吸收了當地土著文化（東夷文化）並加以發展。兩種古老文化存在差異，相對來說，齊文化尚功利，魯文化重倫理；齊文化講求革新，魯文化尊重傳統。兩種文化在發展中逐漸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豐富歷史內涵的齊魯文化。

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
剛健自強是齊魯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其發展的內在動力。它像源頭活水，給齊魯文化以無窮的生命活力。齊魯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姜太公、管仲、晏嬰、孔子、孫子、墨子、孟子等，以他們為代表的儒、墨、管、兵等家學派，都是積極入世、救也，充滿剛健進取、自強不息精神的。管仲重功名，尚有為，不拘小節，富國強兵，相齊桓公，霸諸侯，成就了齊桓公的首霸事業。

孔子重「剛」，把「剛」作為仁的德目之一，積極進取，「為之不厭」，「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孔子的這些思想，在《易傳》中有所發展。《彖傳》提出「剛健」觀念，贊揚剛健』精神雲：「剛健而文明」（《大有》），「剛健篤實輝光」（《大畜》）。

《象傳》提出「自強不息」原則。雲：「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乾卦》）。孫子兵家，為安定天下，統一天下，主張用正義的戰爭制止不義之戰。墨家比儒家在進取有為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了救世救民，推行其兼相愛、交相利的主張，「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莊子，天下》），「牽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其他齊魯諸子，雖觀點不同，但在剛健進取方面，則是一致的，齊魯文化這一基本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得到充分發揚，成為我們民族的基本精神，對我們民族的自強、自立、發展、壯大，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起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崇尚氣節的愛國精神
氣節即志氣和節操，指的是為堅持正義和真理，寧死不向邪惡屈服的品質。氣節之中，民族氣節為重。民族氣節是愛國主義的道德基礎，它以維護民族、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表現出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和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在這一點上齊魯諸子是有共同特點的，是他們共同鑄就了齊魯文化尚氣節的愛國精神，但是最突出的還是儒家。兒子有「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的名言，孟子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公孫丑》）的壯語。孔、盂是說到做到的。孔子周遊列國，到處碰壁，窮於宋、困於鄭、呃於陳蔡之間。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繼續彈琴唱歌。在強暴面前，孔干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如公元前500年，齊魯夾谷之會。齊有司黎彌以獻舞樂為名，欲劫持魯君（定公）。在千鈞一發之際，孔子「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以禮嚴辭痛斥齊國君臣，挫敗了齊人的陰謀，保衛了魯君安全，維護了魯國的尊嚴。

（見《史記，孔子世家》）在真理面前孔子是「學而不厭」，「敏以行之」。他創辦私學授徒三干，整理文化遺產，進行思想文化的創建，為我們民族文化的建設，作出了永不磨滅的貢獻。孔子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其思想永遠閃爍著愛國主義的光輝。

孟子則善養「浩然正氣」，以充塞天地的氣概，推行其王道主義，把治理天下作為己任，提出「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孟子，梁惠五下》）的主張，為追求真理，維護正義，可以捨生忘死。管仲，自古有爭議。他與召忽輔佐公子糾，公子糾死難後，召忽死之，管仲不，反事其仇公子小白，也就是齊桓公。因此，有人非議他。孔子的學生子路、子貢就提出管仲「非仁乎？」的問題。孔子對管仲以仁許之，說：「如其仁！如其仁！」又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論語憲問》）管仲自己解釋這件事，不死於公子糾之難，是因為他「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史記，管晏列傳》）管仲的「功名」是與治天下連在一起的。他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救邢，存衛，立曹，北逐戎狄，扞衛了中原和平和文明。這與死於一人、一姓的主人相比，是大局，是民族國家的大節。孔子以仁許之，正是對他這種大節的肯定，故管仲的愛國主義是深層的，一般具有忠君忠主思想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6. 齊魯文化的風俗文化

自遠古時代，以齊魯為代表的山東地區就確立了堂室、欄廄、宅院為結構的家庭居住模式，孟子稱作「五畝之宅」。數千年來，以家庭副業、樹藝木果、飼養六畜為內容的庭院經濟在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中佔有相當大的成份。
山東地區庭院經濟的開發始於齊魯立國，姜尚、管子、晏子、墨子、孟子的富國思想中都有發展庭院經濟的主張，反映著鮮明的庭院創收的富民意識。管子認為，「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具備，國之富也」，「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很顯然，管仲已把庭院經濟納入他治齊的經濟政策之中。 孟子把庭院經濟納入其「仁政」措施。他向梁惠王構畫了一個田宅、農桑、禽畜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小農家庭經濟藍圖：「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孟子不像孔子那樣不關心耕稼園圃。孟母三遷的故事，說明孟子特別留意四鄰的生業。東鄰殺豬，也要問個為什麼。孟母失口說了個「啖汝」，只好當真從東鄰買肉以明不欺。再聯系孟母斷織的故事，這買肉的錢應為紡織所得。所以，上述主張來自孟子對鄒魯庭院經濟的經驗，帶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質。
墨子沒有孔孟那麼多的人道、倫理情感，他對整個社會的批判都從尊重私有財產出發，以勞動者外在的物質功利為價值取向。從「入人園圃，竊其桃李」，「攘人犬豕雞豚」，到「入人欄廄，取人馬牛」；從「小為非」到「大為非」，通過非道德數值的遞加、積累，來論證自己的思想主張。可以說，墨子是第一個闡明齊魯人庭院保護意識的思想家。
魏晉時期，士族官僚掀起一股聚斂財富的潮流，領導這場 新潮流的是山東琅邪（今臨沂）人王戎。 王戎身為朝廷三公，其聚斂財富的方式，一不貪污受賄，二不盤剝吏民，而是以山東庭院經濟的方式經營田園。他親執牙籌，晝夜忙碌，雖失三公身分，卻顯示了山東人勞動致富的本色。
北魏青州人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除農業知識外，詳細記載了樹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飼養醫治，農業副產品的加工等，可以說是庭院經濟的總結和指導性著作。其體例和創意來自山東人獨特的經濟眼光。
北齊琅邪人顏之推還把庭院富家的經驗作為家訓告誡子孫，「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能守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築室村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琅邪顏氏以文學傳家，卻以樹藝木果，飼養六畜為治家守業之本，顯然是來之於山東庭院富家的傳統。
司馬遷講，鄒魯「頗有桑麻之業」。「齊魯千畝桑麻」，「與千戶侯等」。
桑麻滋養出無與倫比的齊魯「女工」。姜太公到齊，即「勸其女工之業」。到春秋時，齊地女工率先使用鐵制的刀針。《管子·海王》載：「一女必有一刀一針」。《論衡·程材》講：「齊部世刺綉，恆女無不能。」當時，齊地製做的精美絲織品有「冰紈、綺綉、純麗 之物，號冠帶衣履天下」。到漢代，臨淄、定陶、亢父（今濟寧）成為絲織業的三大中心。唐代詩人杜甫「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織不相失」的詩句，足以反映齊魯家庭紡織業的領先地位和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
除桑麻外，齊魯庭院內外的經濟樹種還有漆樹。孔子弟子有漆開、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國蒙（今山東曹縣南）人莊子做過漆園小吏。《漢書·地理志》講，兗州「厥貢漆絲」。說明春秋戰國時期山東已有漆樹、漆園，漢代兗州的漆產量、質量已很可觀，並成為朝廷貢品。
現代常見的樹類，大都已在古代紮根於齊魯宅院。《詩·齊風·東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詩句。榆樹春生榆莢，可良用救荒。《齊民要術》稱「能種（榆）千頃，歲收千匹」。古人稱槐樹為三宮槐或守宮槐。北宋莘縣人王#親植三株槐樹於庭院，說：「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時拜相，成為一代名臣。直到今天，山東仍多柳、榆、槐等樹，各地還有以此命名的村莊。
「瓜桃李棗」是山東人對庭院百果的概稱。管仲治齊，大力提倡種植瓜瓠百果。值得一提的是齊魯的吊瓜和葫蘆，幾千年來一直生長在庭院，至今也沒移植到田間。
中國傳統的六畜是馬、牛、羊、豬、狗、雞，其廣義應包括騾、驢、貓、鴨、鵝等所有的家畜和家禽。
從春秋發明牛耕開始，牛就和農家結下了不解之緣。齊人寧戚是個喂牛的，他以《飯牛歌》說齊桓公，其中有「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的詞句。農諺講：「蠶無夜食不長，馬無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裡添芻料，寧戚的歌反映了齊地所積累的養牛經驗。戰國時，齊將田單被困在即墨（今平度市東南），竟能在久困的城內收得千餘頭牛，以火牛陣大破燕軍。唐代登 州東牟郡（今蓬萊）、萊州東萊郡（今萊州）、密州高密郡，「土貢牛黃」。牛黃是牛的膽結石，十分稀少，上述地區又非牧區，主要來之家畜，可知山東庭院養牛之多。
古人以車代步，馬多為有車的富家所養。孔子講：「有馬者借人乘之。」馮諼說孟嘗君「狗馬實外廄」。直到民國，山東的富戶門前都豎有拴馬樁，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牆壁上。高大豪華的宅院，再拴上幾匹馬，顯得十分氣派。至於其它家畜，更是山東人的家常生業。曾參家養豬，曾父烹豬以存教，與孟母如出一轍。
齊魯人民同樹果六畜在庭院內共處了幾千年，對它們傾注了太多的辛勞和感情，也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他們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樹果六畜的文化意蘊，體味出人生哲理、社會人倫和道德價值觀念，使樹果六畜成為人的文化載體和符號，並以此顯示人的主動立場和主體地位。這種思維方式及全部內容，也反映了齊魯文化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國人往往為樹果披上生命的靈光， 為禽畜賦以人的名分。
桃李為弟子、槐樹為三公、石榴為多子房，桃子、李子、杏子均以「子」命名。人獸之別本來有強烈的道德界定，可自古中國人就人與禽畜互名。先秦時的狗就有名字，山東、河北人呼貓為男貓、女貓。龍的傳人稱兒子為「犬子」，山東人名多「禽」，孔子名兒曰「鯉」，弟子名司馬牛。顏之推講，「北土多有名兒為驢、駒、豚子者」。這種以人度物的現象，反映了樹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員，是中國人熱戀故土家園心態的折射。遠離家鄉的人，望見家中的老槐樹，家中的雞狗，都會倍感親切，它們就是家園的代表和象徵。
其二，庭院經濟培養了山東人民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和正義感，增強了對虧人自利、不勞而獲行為的鄙視。
農夫「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婦女「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是齊魯人民的優良傳統。魯相公儀休家道富足，其妻因職業癖好而紡織不停，由此可知齊魯婦女對家庭紡織的熱衷和專一，對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直到今天，山東人對房前屋後、庭院欄圈都要精心規劃，從不閑置。這種勞動致富的自覺意識，使山東人對「非機杼之物」從不起非分之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普通百姓或許不熟悉孔夫子的這段話，但他們懂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墨子反對竊人牛馬桃李的主張與他們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偷雞摸狗的「小為非」被山東人所不齒，轟轟烈烈的「江洋大盜」的膽氣則為人們所欽服。
其三，古代山東人從樹果六畜中引發和體味出為人處世的哲理和原則， 並將其納入日常生活的吉凶禍福之中。
像「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尊客面前不叱狗」等成語，都是各階層人們體味出的處世哲理。山東人從遠古就有著逢凶化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招鳳之桐，三公之槐特別受人青睞；桑與「喪」諧音，一般不栽在門前；男女婚姻，要看屬相是否相和；梨不分著吃。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產者對「凶禍」的恐懼，對吉祥、美好生活的嚮往，並在被動、命定意識的背後，透露出一種以自己的智慧、進取來主宰生活的主動意識。

7. 論述：齊魯文化與山東旅遊

齊魯文化與山東旅遊
程 勇

內容提要： 作為生活在齊魯大地上的人們的獨特的生存樣態及其表現形態的齊魯文化，屬「中國傳統文化或中的正統派」。而山東旅遊呈現出的人文視界正是對中國正統文化的巡禮。本文即依據對文化旅遊的一般理解，從文物古跡、民俗風情、藝術文化三個層面就齊魯文化之於山東旅遊的氤氳化生意義略做述論。
關鍵詞： 齊魯文化，山東民俗，文化旅遊
作者： 程勇，男，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後，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山東本為地域名稱，但從漢代起就有人用以專指齊魯之地，正式轉成獨立的政區名稱，則是在金代以後的事。明代置山東布政司，清代改稱山東省，由是固定下來。這片遼闊的地域之所以世稱齊魯之邦，則是由於在歷史上曾分屬齊魯兩國。山東不但有海岱湖山的自然勝景，更因齊魯文化的氤氳化生而富藏人文旅遊資源。所謂齊魯文化是有別於中原文化、秦晉文化、燕趙文化、吳越文化、荊楚文化、巴蜀文化的獨立的地域文化體系，也就是生活在山東大地上的人們的獨特的生存樣態及其表現形態。與其他文化體系一樣，齊魯文化也是一個發展著的概念，既有橫向的地域擴展，也有縱向的歷史演進。若以先秦時期齊魯兩國的方國文化為標尺，可將貫通古今的山東地域文化概分為先齊魯方國文化、齊魯方國文化與後齊魯方國文化，其中自有一脈相傳的精神氣質。若依照楊向奎先生所說：「在中國歷史上，齊魯文化，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正統派」 ，則山東旅遊呈現出的人文視界也便是對中國正統文化的巡禮。下面就依據對文化旅遊的一般理解，從文物古跡、民俗風情、藝術文化三個層面就齊魯文化之於山東旅遊的氤氳化生意義略做述論。

一
作為特定文化精神的凝結、載體和象徵，滿載著歷史滄桑的文物古跡構成文化旅遊的基礎性層面。在山東遼闊的地域上，文物、遺址、史跡、古建築星羅棋布，展現著齊魯文化的精神氣質、歷史進程與輝煌成就，從而成為中國文化旅遊的勝地。
齊魯文化可遠溯至四五十萬年前與北京人同時的沂源猿人，並在山東境內形成從沂沭舊石器文化以迄岳石文化這樣一個國內罕見的完整的史前文化譜系，古文化遺址遍布各地。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考古發掘已經給我們展現出這一遠古文化的輝煌燦爛，大量的古人類化石、舊石器、細石器、青銅器文化遺存無聲地訴說著歷史的進程，而大汶口文化晚期——龍山文化時期精美絕倫、令人嘆為觀止的陶器、石器、玉器，以及文字和夯築技術的率先發明，無不昭示著遠古時代山東人的智慧，影響及於黃河中游、江漢、長江中下游、遼東、冀北以至粵北地區。在山東，更有傳說中的古老部落，主要有兩個系統。一是居住在山東南部和西南部的傳說中黃帝、炎帝和顓頊帝的後裔，構成諸夏族；一是太皞（又號伏羲氏）和少皞（或作少昊）後裔的東夷族。傳說舜生於諸城，皋陶生於曲阜，而大禹治水的活動，也主要集中在黃河下游的山東地區。對於這些上古傳說中的部落首領、英雄與聖王的想像與紀念，不僅深植於齊魯文化的觀念層，孳生出諸多民俗節慶典禮，其物質性表現也構成山東旅遊的一個主題，齊魯風物因此沾溉神聖氣韻。今天，在博物館中徜徉，在文化遺址上信步，凝神諦聽那些文物傳達的歷史脈動，我們彷彿可以超邁時空的阻隔，得與中華民族的古老身影親切照面。倘去濟南千佛山瞻仰舜王廟，到曲阜城東憑吊少昊陵，撫今追昔，基於華夏民族想像性認同的根源性的存在感也便會油然而生。
公元前11世紀，周王為控制殷商舊部，封太公望於營丘，建國為齊，以臨淄為中心，轄域包括今魯東、魯中、魯北、魯西；封周公旦於殷人的發祥地奄，建邦稱魯，以曲阜為中心，轄域包括今泰安、新泰、泗水、兗州一帶。兩國以泰山為界，地理不同，風俗各異。因此，雖然都以東夷文化、商文化、周文化為源頭，齊魯兩國卻分別發展出功利型與倫理型或可說是智者型與仁者型的方國地域文化。雖然先秦時山東地域內還存在著邾、滕、薛等古國，齊魯實際是東方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因此可以說大致以泰山為界，齊魯兩國將山東切割為兩大政治板塊，構成兩大文化區域，流風余韻，澤及後世。
齊魯古都遺址迄今猶存，兩國長達八九百年的歷史更是遺留下極為豐富的文物史跡。考古發掘已經探明，齊魯故城皆規模宏大，交通便利，功能完備，銅鐵冶煉與制陶制骨的作坊遺址尚存，城牆的斷壁殘垣迤邐可辨，宮觀古台痕跡依稀，故城內外墓冢累累。參觀古都遺址，你盡可想像臨淄「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史記•蘇秦列傳》）的繁華，體味依循周禮「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周禮•考工記•匠人》）定製的魯城布局所象徵的庄嚴秩序，設計的精巧與施工的精良使人不能不驚佩祖先們的聰明才智。你甚至可以沿著東周殉馬坑、漢畫像石、陶舞俑等文物古跡所指示的方向，去遙想古人的生存樣態，他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構成了怎樣絢麗多姿的生活世界。你還可以登臨膠州穆陵雄關的齊長城遺址，濟南北郊鞌之戰的戰場馬鞍山、華不注山，前往莘縣的馬陵道古戰場，田單以火牛陣大破燕軍的平度即墨古城，尋訪那些著名戰役的遺跡，於殘陽斜照時感慨歷史行進的慘烈悲壯；你也可以在春光明媚之日登臨曲阜的尼山、舞雩台，虔敬地瞻仰孔子的闕里故宅，和他帶領學生習武的矍相圃、講習詩禮的杏壇，以及顏回居住的陋巷故址、鄒城的孟母三遷處，優入聖域，探詢儒門聖哲的生命歷程與文化傳承，在鄒城嶧山的孔子小魯處、泰山的孔子登臨小天下處，放眼四望，體味一代哲人的寬廣胸襟與心靈境界。於是，往聖先賢的音容笑貌，平民百姓的生活百態，稷下學宮的百家爭鳴、縱橫議論，古戰場上的烽火硝煙、金戈鐵馬，便都在穿越時空隔閡的知識意義追尋和情感體驗中浮現出來。
黃松先生認為：「與魯文化重視義理、道德的倫理型文化形成鮮明對照，齊文化更注重事功、物利。而齊文化的這種功利特質，從未使人產生肅穆的壓抑感，卻帶有極大的開放性和靈活性，在恢宏的氣勢中，透出無所不在的空靈。」 在人文旅遊的歷史文化層面上，現存的曲阜孔廟和煙台蓬萊閣雖多屬明清建築，卻十分鮮明地體現了兩種文化的精神氣質。
孔廟是西漢以來歷代封建王朝祭祀孔子的地方，與北京故宮、河北承德避暑山莊並稱我國三大古建築群。其構成是我國歷代的廟堂格局，以殿堂為主，廊廡為配；以台閣為變化，門坊為中軸，牆垣為區劃，大成門、大成殿是整個建築群的中心。整個建築群貫穿在南北垂直的中軸線上，左右對稱，結構規整，布局嚴謹。黃瓦紅垣，雕梁畫棟，碑碣如林，古木參天，給人以肅穆庄嚴、博大宏深之感。細致考量，孔廟建築群實是土木寫就的強調禮樂和諧的倫理學。就基本格局說，孔廟的中軸線意識十分強烈，八進序列，使整個建築群的縱深感很強，加強了崇祀即禮的意義，大成殿規模最巨，歷代陪祀者居於兩廡，孔子妻屈尊寢殿，也無不顯示著主次分明的禮的秩序；另一方面，整個建築群又呈現出一種左右勻齊之絕對對稱布局，使其不僅具有禮的特性，而且具有樂的意蘊，是中國式的以禮為基調的禮樂和諧。 這是重視理性、道德的倫理型文化的典範體現，充滿了內向的憂患意識和理性的反省思考，靜穆、壯闊、偉大。
蓬萊閣建築群座落在蓬萊城北面的丹崖山上，由呂祖殿、蓬萊主閣等六個建築單體組成，每個建築單體又由許多別具風格的亭台樓閣所簇擁，層層疊疊，錯落有致。雖然建築技術極盡巧妙，各亭殿的廊壁之間更多有歷代名人楹聯字畫，堪稱人文萃聚，但蓬萊閣旅遊的文化基點卻是齊文化空靈特質所構築起的神仙世界。登臨蓬萊閣，或許你能幸運地看到神仙顯市的奇景，如蘇軾《登州海市》所描繪的：「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搖盪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海市蜃樓的自然幻景翻成蓬瀛神山的無盡想像；漫步於呂祖殿和仙人橋，令人悠然神往的則是八仙過海的美麗傳說；而倘在霧天佇立於主閣明廊之上，憑欄四顧，看樓台殿閣在霧靄中時隱時現，便不禁頓生置身仙境、出塵超凡之感。蓬萊因此被視為仙山的代稱，「煙濤微茫信難求」（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的神仙世界似乎觸手可及。海外神山傳說和蓬萊仙話的文化積淀使得蓬萊閣建築群充滿著輕盈飄逸的氣息，而人間仙境的成型則體現了齊文化精神空靈和行為功利的奇妙融合，神奇、端莊、宏麗。
秦漢以後，齊魯兩國文化便融匯於仁智合一的傳統文化之中，不復具獨立的方國地域文化意義，雖然在齊魯兩國所轄區域內依然保存了一些地方文化特色，在思想、心理、行為模式、風俗習慣等方面仍有不同。 而且，雖然今日山東大地上遺留下的文物古跡多沿循著傳統文化儒釋道雜糅的總體格局和發展態勢，但山東旅遊別具風調的當然還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齊魯方國文化融合所造就的神韻。這里就簡單談談齊文化與魯文化的融匯之於泰山人文旅遊的氤氳化生意義。
泰山有日出雲海松濤飛瀑等極為壯美的自然景觀，但泰山之所以高踞五嶽之首，號稱岱宗，進而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卻更仰賴於其深厚的文化內蘊。早在上古時代，泰山就已經受到東夷部族的頂禮膜拜：泰山是大地的主宰——地主，人死後亡魂都歸泰山神管轄，因而是歸宗神山。齊、魯兩國都承東夷舊邦而建，也均有泰山祭祀，但文化取向卻有差異。齊國更多受到東夷原始自然崇拜遺風的影響，盛行祭祀自然神；魯國更多周禮文化的影響，注重祭山中的等級名分。兩國文化的融匯便造就了泰山的一體兩面形象，一為宗教性的神山，一為倫理性的聖山。這便構成以後泰山封禪的信仰基礎，進而，齊文化的兼容並包導致了多元綜合的封禪典禮，魯文化的尊尊親親構建了封禪典禮的象徵意義，而齊、魯文化共有的重民意識則鑄就了國泰民安的封禪主題。 於是，圍繞上述信仰、意義展開的封建帝王的封禪設祭、文人名士的吟哦題詠、黎庶百姓的踏訪尋根，為泰山留下了大量的歷史文物和古跡，宗教建築遍布全山，碑銘石刻所在皆是，巍峨雄渾的自然勝景集聚了如此豐厚的文化底蘊，五嶽獨尊的泰山理所當然地成為首批世界自然與文化雙遺產。
位於泰山前麓的岱廟，作為泰山古建築的典型代表，也很鮮明地體現了齊、魯文化的融匯。雖然歷代帝王到泰山封禪時皆駐蹕於此，其實乃是供奉泰山神——東岳大帝的宗教建築，主體建築宋天貺殿內傳為宋代所作的巨幅壁畫「泰山神啟蹕回鑾圖」便點明了主題，從而與泰山之巔供奉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碧霞祠遙相呼應。但是，這一源自東夷——齊文化的民間信仰主題的表現，卻依循了魯文化的倫理規范：整個建築群貫穿在南北垂直的中軸線上，東西兩側則均衡對稱地配以殿廡廊亭，即使是碑石的安放、樹木的栽植也十分講究對稱和諧；主要建築物尺度高大，次要建築物則按等級降低，天貺殿正如高高在上的帝王，統攝著其他所有建築，紅牆黃瓦顯示著無比尊榮，一切都那樣井然有序——這不正是禮樂和諧的孔廟的建築模式嗎？神靈信仰與儒學規范便是如此和諧地融合為一體。

二
以人為載體的民俗風情旅遊是文化旅遊的重要層面，是以入鄉隨俗為追求目標所營造的旨在使遊人親歷和參與的文化與生活空間。 民俗學家指出，民俗是一個較為復雜的概念，它既具有由民俗事象本身存在屬性顯示出的內在特徵，也包括民俗事象在時空及其發展中顯示出的外部特徵。 山東旅遊在民俗文化層上的體現自然是其民俗的鄉土特質，而與本文相關的則是在紛繁百態的山東地域民俗事象中集聚呈現的齊魯文化底蘊。
山東民俗源遠流長，代代傳承。早在新石器時期，反映東夷文化的民俗就在山東地區大量存在，諸如飲食器物、衣著妝飾、生產工具、成年禮儀、婚姻形式、墓葬類型、圖騰崇拜、山川信仰等，都顯示出史前時期山東民俗的特色。齊魯封建之後，齊國較好地整合了東夷文化與商周文化傳統，「因其俗，簡其禮」（《史記•齊太公世家》），較少受宗周禮制的束縛，通商惠工、尊賢尚功，具有商品經濟的鮮明色彩；魯國則更多地保持了宗周文化傳統，對東夷文化傳統則是「變其俗，革其禮」（《史記•魯周公世家》），敦本抑末、祟禮重教，延續和加強了小農經濟形態。 商業繁榮的齊人「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斗雞走狗，六博蹋鞠」（《史記•蘇秦列傳》），而以農立國的魯人「俗好儒，備於禮」（《史記•貨殖列傳》），「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漢書•地理志》）。齊魯民俗之別對後來山東民俗的地區差異與復雜多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例如齊人的疏闊多智和魯人的儉嗇好禮便至今猶有印記。不過，隨著孔孟儒家學說在西漢中葉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便逐步樹立起齊魯禮儀之邦的整體形象，而齊人至少在唐代中後期也以忠義聞名於世，所謂「化青齊為鄒魯」，「風近鄒魯」於是便長期被高懸為評價各地民俗的准則。
俗語說：百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山東地域廣闊，地理環境的差別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造就了各具觀賞性的民俗文化事象。你可以去青島、煙台、威海、日照的漁村海島，體驗濱海文化的神奇瑰麗；你可以去東營、惠民一帶的黃河三角洲地區，感受母親之河的豐厚饋贈；你可以沿京杭運河山東段巡行，體味運河民俗的迷人風情，從漕運習俗、商業經營習俗、造船習俗、城鎮集市習俗、行幫會館習俗中感嘆南北文化的交流碰撞，在微山湖、東平湖的漁船上感受北方江南的別樣風致；你可以在泰山、千佛山的山會廟會上觀覽山嶽文化的民俗畫卷，親身感受深深楔入百姓日常生活的民間信仰世界，可以在梁山、陽谷、鄆城等地欣賞精彩的武術表演，上景陽崗、黃泥崗、獅子樓，大碗喝酒，大塊吃肉，懷想水泊梁山英雄好漢們的轟轟烈烈 ……這些琳琅滿目的民俗風情共同構成了齊魯文化旅遊的民俗層面，其中活躍著的是山東人的精神信念和倫理情懷，並說到底是山東人個性氣質的隱喻性或象徵性體現。
劉德增先生指出：「粗獷、豪放、剛烈、節儉、好客、勤勞、坦直、忠信、孝義，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山東人』。」 在文化旅遊的各個層面中，以人際交流為表象的道德倫理文化層最為直接地體現著山東人的精神氣質和性格特徵，而世代傳承的儒家倫理也便凝結為山東民俗的核心。
山東人的豪爽坦直，重然諾，講孝義，由來已久。梁山好漢和瓦崗寨眾英雄那些膾炙人口的的傳奇故事，《二十四孝》中山東孝子的動人傳說，便足夠充分地表徵著山東人性格的歷史影像。而倘若親身參與進山東人的生活世界，結交一個山東朋友，你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山東人的活法：見面稱「二哥」，不僅可以讓人頓生打虎影響武松一般的豪氣，而且透著一股子比「四海之內皆兄弟」還要親熱得多的情意；聲嗓粗大，不善言辭，吵不上幾句便劍拔弩張、揮拳相向，讓你不能不信服「不到山東不知膽大」的謠諺，就連山東女子也剛烈過人，她們哼唱的搖籃曲讓人不得不頓生感嘆：「這樣的催眠曲好像也只有帶些男子漢氣派的山東小孩的娘才唱得出」 ；胸懷坦盪，感情外露，喜歡開門見山，直來直去，但你盡可放心與山東人交往，因為「山東人的直，是極純正而不含任性、蠻橫或粗野的味道。其直是發源於良心深處，公正庄嚴的動機。所以，這樣的直是一種美德」，是「順道直行」與「順理直言」 ；與朋友交，尤重孝道，不孝順父母的人在哪裡都會遭到唾棄，而一旦傾心相交，便可為朋友兩肋插刀、斷頭瀝血，舉手投足間都帶有忠誠二字，讓你覺得山東人實在是可以完全托賴的人——這樣的性格，再加上強悍的體魄和頗為典型的北方人的臉孔，稱山東人為「山東大漢」實在並非虛譽。
俗語說「民以食為天」，食俗也的確可以鮮明地體現某一地域人們的性格特徵。雖然因為氣候、地理、物產的緣故，山東各地的食俗有不少內涵差異，例如宴席的座次和格局、飯菜設置和上菜的順序，在魯東和魯西南就差異甚大，但其中體現的山東人性格氣質卻是基本一致的。山東固然富產山珍海味、美饌佳餚，但給外地遊客以極深印象的則還是魯西南的煎餅卷大蔥、魯東的玉米餅就大蔥蘸醬，那股生吞活剝、酣暢淋漓的勁頭讓你不能不敬佩山東人的粗獷。山東人生性節儉，自幼兒起就接受節儉即品行端正的教育，以貪吃好奢為戒，可在對待客人上卻又無比大方，寧可自己的家人食不果腹，也要傾囊而出甚至不惜借貸以款待客人。而且，一醉方休是山東人待客的禮數，雖然未免總使外地客人感到不勝酒力的難堪，酒席過後也是一片狼藉的景象，可在豪飲海量當中就體現了山東人的爽直實在。且不說酒酣耳熱之際的放言無忌、摩拳擦掌，就是只看看山東人用的海碗大盤，便能深切體味到撲面而來的豪放大氣了，這可與講究精緻風雅的江南食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過，深受儒家禮教熏染的山東人在飲食上也頗重禮節，舉凡安席、敬酒、勸菜都有種種講究，足可見出山東人對體現在男女、尊卑、長幼關繫上的禮儀的重視程度。
民俗學者認為：山東的腹地濟南、青州、泰安、兗州一帶的民俗傳承，對周圍各地有典型意義，可以作為山東民俗的代表，其中曲阜、鄒城、泰安的民俗特色尤為顯著。 舉凡家族親族俗制、祖神祭祀、婚喪禮俗、節慶典禮習俗以至衣食住行，在體現齊魯禮儀之邦的整體形象上都是具有典範意義的。這當中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至為重要的則是直承宗周文化的儒家倫理對山東民俗的構型、規范與重鑄。假如你有一探究竟的興味，你便會發現不少婚姻、喪葬、祭祀的禮俗形式可以在儒家經典《周禮》、《儀禮》、《禮記》中找到依據，而忠、孝、仁、義的儒家倫理觀念也正是那些民俗事象的核心思想，其中在家族（敬老愛幼、嫡長子繼承製、男尊女卑、婦女三從四德等）、婚姻（尊父母之命，聽媒約之言，要求婦女守寡、守貞節等）、喪葬（服喪、入殯、停靈、出殯、葬禮、家祭等等）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你也可以發現，這些觀念還賦予了一些習俗以新的意義，固定為具有儒家倫理精神的民俗事象。例如，在曲阜，元宵節觀燈便不僅是娛樂性的民間游藝活動，當多年不育的婦女去偷吃那些用豆面、蘿卜做成的燈，以祈求懷孕生子，或者去祖墳上「上燈」「送燈」時，體現的乃是基於「燈」「丁」諧音象徵的對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觀念的儀式性隱喻。 你還可以發現，這些觀念甚至催生出了別具特色的民間信仰。例如，中國各地都有供奉財神的民俗，但外地特別是南方，香火最盛的是趙公元帥，傳說這個道教中的瘟神能驅雷役電，呼風喚雨，除瘟禳災，招財進寶，但在山東，民間信仰的財神卻有文武兩位，文財神是比干，武財神則是關羽，他們之所以成為財神，則是因為他們的忠義，是通過這種信仰提醒志在逐一什之利的商人切勿見利忘義。
當然，在其他民俗文化圈也不難見到儒家倫理對鄉土民俗的規范與重鑄的印記，但不能不承認山東民俗在這方面的典範性質，那就請你到鄒魯聖人之地，在色彩斑斕的民俗事象中去尋訪正統文化的回響吧！錢穆先生說：「若把代表中國正統文化的，譬之於西方的希臘般，則在中國首先要推山東人。自古迄今，山東人比較上最有做中國標准人的資格」 ，在為山東人的崇禮尚義折服的同時，你不也能悄然萌生出極為親切的文化認同感嗎？

三

藝術文化旅遊是山東人文旅遊的重要層面。齊魯文化在其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培植出了璀璨奪目的藝術奇葩，而就在「湯湯乎若流水」、「巍巍乎若泰山」的齊魯藝術中，折射著正統的山東人的文化——心理結構。去山東旅遊，欣賞那些極具地域特色的藝術表現形態，感受其雅正絢麗的審美品格，於怡然陶醉之際，你同樣可以把捉到齊魯文化的脈動。
山東的藝術文化源遠流長。早在距今八千年至四千年的東夷文化時代，藝術萌芽已經在山東大地上產生了。在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遺址出土的陶角、杯型笛、陶塤等樂器，音色洪亮優美，能吹奏音階和樂曲，而傳說發明排簫的舜帝命其樂師質創作的樂舞《韶》，扮成各種美麗飛鳥的舞人在形似鳳翼的排簫的伴奏下，翩翩起舞，款款而歌，很典型地體現了東夷民族以鳳鳥圖騰為特徵的原始舞樂文化，當中就包涵著詩歌、音樂、舞蹈的萌芽。而龍山文化的薄胎高柄杯、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碧玉鏟、透雕花瓣紋象牙梳、陶器上的刻畫符號、夯築房基，則是雕塑、書法、繪畫、建築等藝術形態的源頭。此後，以齊魯建邦為標志，山東藝術文化不但呈現出雅俗分層發展的總體趨勢，而且與兩國文化氣質相應，表現出不同的地域風格，「泱泱大風」的齊國更重娛樂性，「周禮盡在」的魯國更重教化性。從出土的石磬、編鍾、陶塤等樂器，保存在《詩經•齊風》、《曹風》、《魯頌》中的詩篇，以及《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典籍中有關樂舞表演和評論的記載，我們不難想像當時樂舞之盛、技巧之高，也可約略體味齊魯兩國藝術精神的不同。其中，以宗周禮樂文化傳統為思想資源、植根於魯國藝術精神的儒家美學，對於後來山東的藝術文化創造更是發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山東的藝術文化旅遊資源極為豐富。你可以去「山水甲齊魯，泉甲天下」的濟南，信步於趵突泉等四大名泉、大明湖、萬竹園，在慨嘆天地造化無比神奇的同時，感受北方江南充滿詩情畫意的園林藝術的獨特韻味；你可以去泰山、嶧山、靈岩寺，到孔廟、孟廟、岱廟，在飽覽自然勝景、傾慕聖哲風采、感悟宗教精神的同時，觀摩或雄渾或輕盈的碑刻藝術，體味或遒勁或俊逸的書法藝術，欣賞禮樂和諧的建築藝術、形神兼備的造像藝術；你可以去省市地各級博物館、藝術館甚至工藝品市場轉轉，嘗試去鑒賞美輪美奐的古玉古陶、銅塑石雕；你可以到膠東、濰坊、高密、淄博等地小住，欣賞民間風味濃郁的剪紙、版畫、年畫、風箏，那歡快熱烈的色彩搭配、飽滿勻稱的造型構圖、生機盎然的形象刻畫、匠心獨運的製作工藝，不也能令你欣然神往嗎？假如在大飽眼福之餘，親自印幾版年畫，剪幾張窗花，燒幾件瓷器，從中體會藝術創造的快樂，豈不也是一種彌足珍貴的體驗呢？
若綜合考慮地域特色、審美類型、文化精神各種因素，齊魯藝術文化可分為民間與廟堂兩大類別。民間藝術文化包括民間美術、民間曲藝、民間舞蹈、民間工藝、民歌許多種類，每一種類又因各地地理狀況、生產生活方式甚至語音的不同孳生出繁多的品種，例如戲曲，流行在山東境內的劇種就有柳子戲、山東梆子、柳琴戲、五音戲、呂劇等三十餘種，但是雖然在題材與藝術表現手法上各有特點，各種類別和形態的民間藝術文化在反映普遍百姓的生活、表達勞動者的情感願望、體現山東人的性格氣質上卻是一致的：民間年畫里的人物形象一般都豐滿厚實、樂觀自豪，景物不分遠近、人物不分大小，畫面均勻飽滿，色彩多用紅黃綠紫，這種與文人畫大相徑庭的色調、形象和意境所體現的正是勞動者的審美意識與情感願望；往往是全員參加的鼓子秧歌、膠州秧歌，那花花綠綠的服飾道具、剛勁剽悍的舞蹈動作、驚天動地的陣陣鼓聲，呈現出的正是勞動者頑強的生命力與昂揚的精神風貌，而穿插於舞隊中間的丑角的即興表演，則突出了勞動者的幽默；流行於魯西南的山東梆子，動作粗獷，架勢誇張，唱腔高亢，黑臉一角在表示憤怒急躁情緒時，便吹鬍子瞪眼打飛腳，很能表現山東人性格剛烈的一面；山東快書演說武松故事，輕松、熱烈、豪爽、明快，開篇即道：「閑言碎語不用講，單表好漢武二郎」，一下反映出山東人的率直，至於誇張而富於情趣的細節、語言，則體現了山東人性格上愛詼諧熱鬧的一面。
這些絢麗多姿的藝術品類帶給人們的更多是基於地域特色的奇異的審美享受。不過，雖然這些藝術形態植根於以生命繁榮為理想的民間文化的沃土，但從思想和審美取向上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儒家思想的規范，即以「和」的形態表現「仁」的內容，體現厚重里有典雅、淳樸中見靈秀的中和之美。例如，同樣表現生殖內容，山東的民間美術就極少見山西、陝西地區直接表現性與生育的「抓髻娃娃」，而是多用蓮生貴子、麒麟送子、魚穿蓮花等象徵性圖案來含蓄地表現主題，色彩既鮮亮熱鬧又穩定淳厚，造型既粗壯敦實又不失細膩靈巧，構圖既物象飽滿又變化均衡，這些與各地民間藝術相比較為突出的特點所體現的正是儒家中和的審美理想與民間文化精神的有機融合。
廟堂藝術文化也包括建築、音樂、舞蹈、詩歌等等許多種類，典範地體現了儒家的倫理精神和審美思想。禮樂和諧的建築藝術我們在前面已有分析，這里再以曲阜的祭孔樂舞為例，對音樂、舞蹈、詩歌略做討論，須知去山東旅遊，祭孔樂舞是無論如何不應忽視的。
祭孔樂舞是在孔廟祭祀儀式中使用的樂舞，是詩、樂、舞合一的正宗祭祀樂舞。樂章以頌揚孔子功德為主要內容，從格律上看是對我國周代雅頌樂歌詩體的承襲。祭孔的音樂形象端莊肅穆，旋律古樸，節奏舒緩，基本上是一字一音，屬於最方正的祭祀樂歌。祭孔的舞蹈形式按歌詩每字音階而動其舞容，從其授、受、辭、讓、謙、揖、拜、跪、頓首等舞姿，及其衡、落、拱、呈、
這兩大樂舞都體現了儒家倫理本位、美善合一的藝術精神和古樸雅正的藝術理想，從而與那些充滿生活氣息和原始生命力的民間藝術文化形成鮮明的對比。已經習慣了現代藝術文化的你或許會感到舞容有些過於呆板，感到節奏有些過於遲緩，感到旋律有些過於單調，但卻不能不為這種「接人神之歡」的極簡易而又極堂皇的藝術所感動，這種感動並非瞬間激發的強烈情緒，而是潛移默化的境界升華和精神感染，其中灌注的是指向自身的倫理理性——這便是中國最為正統的藝術。

注 解：

8. 齊魯的齊魯文化

作為齊魯文化核心的齊道家產生於春秋時期的齊國，這一流派由姜太公開創，稷下道家、管子等繼往開來，稷下學宮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學府。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這場不可多見、蔚為壯觀的「百家爭鳴」，是以齊國稷下學宮為中心的，官學為黃老之學。它作為當時百家學術爭鳴的中心園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學術爭鳴局面的形成。而且在周邊的齊、衛、燕、趙、魏等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傳播發展。
在此期間，學術著作相繼問世。有《宋子》、《田子》、《蝸子》、《捷子》等，今巳亡怯。另《管子》、《晏子春秋》、《司馬法》、《周官》等書之編撰，亦有稷下之士的參與。由於不少人是善於把學術和政治結合趁來游說當權者的能手，故在宣王時受上大夫稱號之稷下士多達七十六人。稷下學官的存在，曾為當時百家爭鳴開創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促進了先秦時期學術文化的繁榮。
關於稷下學宮黃老之學的形成和發展的問題，學術界認為稷下黃老之學一開始就受到齊國封建統治者的支持和利用，它在稷下學宮中居於主導地位。這是因為齊國的田氏政權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權，它需要對其合理性進行辯護，以鞏固統治地位。那麼，這種學說是怎樣建立的呢？因為老子是陳國人，而田氏的祖先公子完正是在春秋中期齊桓公時由陳國避亂逃到齊國的。所以，田氏政權選擇了來自南方陳國的老子學說，同時又抬出傳說比堯、舜、禹、神農更早的黃帝來。一方面是要以此壓倒儒、墨、農等家，更重要的是齊威王把黃帝作為田氏的始祖，確是下了一番苦心琢磨出來的。因為田氏是黃帝的後裔，而姜氏是炎帝的後裔。黃帝戰勝炎帝而有天下的傳說，就為田氏代齊的合法性找到了歷史的根據。
同時又打著黃帝的旗號來建立霸業，甚至統一六國。古器物銘文《陳侯因敦》記載：其唯因，揚皇考昭統，高祖黃帝，邇嗣桓文。大意是齊威王（因即因齊）要發揚他父親桓公午的光榮傳統，遠要以黃帝為祖宗，近要繼承齊桓公、晉文公的霸業。齊威王把黃帝作為田氏的始祖，此說是有歷史根據的。齊威王在銘文中宣揚田氏的祖先是黃帝，又把黃帝與老子的學說結合起來形成黃老之學，以此作為稷下學宮的主體，為田氏建立的政權進行辯護，造成田氏代齊的合理觀念。在這樣政治背景下，黃老之學在齊國的稷下學宮形成了。因此，郭沫若說：黃老之術。。。事實上是培植於齊、發育於齊，而昌盛於齊的。這話是很有道理的。
黃老之學是繼儒、墨、楊、法之後興起於齊國的學派，因其有田齊政權的支持，它在齊國的勢力相當大。《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而且著作也很多，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著焉。稷下黃老之學按郭沫若的意見，分為三派：一派是宋鈃、尹文；一派是田駢、慎到；一派是環淵。《老子》一書是環淵整理出來的，這一派較多的保留了老子的虛靜無為思想；田駢、慎到一派，則提出以道變法，比較接近法家。而劉尉華、苗潤田《稷下學史》認為《黃老帛書》可能是環淵的著作。這種意見比較謹慎，又照顧到《黃老帛書》多楚語，其作者應是楚人，而環淵正是楚人，同時又是稷下先生，屬於稷下黃老之學的創始人之一。因此，說他著《黃老帛書》應當是有道理的。戰國時期有名的黃老學者還有申不害、鶡冠子、文子等，而在思想史上地位更為重要的則是宋鈃、尹文一派。
稷下學宮道家
我們習慣上把老莊作為道家的代名詞，然就先秦道家來說，老莊而外，在當時還有一些其他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們以其不同的思想特徵，形成道家中頗具個性的道家流派。可以說，先秦是道家大發展的時期，它人物眾多，流派紛呈，蔚為大觀，形成了戰國百家爭鳴，黃老獨盛；黃老學說，可說是顯學中的顯學。並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以黃老派最盛。黃老思想不但成為田齊的治國官學思想，並通過百家爭鳴對諸子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在楚國和呂不韋統治時期的秦也發揮過一定作用，以至於在戰國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說的「黃老獨盛壓倒百家」的局面。
文子、列子的思想是稍後黃老道家思想主張的萌芽，為早期黃老道家的經典著作。對黃老學的發展影響至深,黃老學一些代表人物都曾直接或間接受文子、列子思想沾溉。田齊推崇黃老、設稷下學宮，為中國最早的大學之一，而在稷下學宮諸子百家中，人數最多、勢力最強、著作最豐、影響最大的當屬稷下黃老道家，稷下學宮的主流學派非道家莫屬，田駢, 季真, 環淵、彭蒙、尹文等等都是道家人物，更別說那些介於道家與法家、介於道家與儒家或介於道家與墨家之間的人物了。他們還把源於楚國的道家新流派發展到非常拉風的程度，並且造成了道家的首次出山，這個學派就是黃老學派。那麼他們為什麼叫黃老學派呢，因為孔子講周公，墨子講大禹，孟子講堯舜，道家呢，講黃帝，所以黃帝是道家的祖師爺，再往下則為老聃。大致而言，田駢偏於法家一些，其後的慎到則乾脆就是法家。尹文偏於墨家一點，和宋鈃類似，一方面主張清心寡慾，一方面主張世界和平。而鄒衍、騶奭則竟成了陰陽家的創始人。在眾多出土的文獻之中，道家黃老之學這一系的古佚書的確最為豐盛。
其實首先將黃帝與老子聯系在一起的，應當說是莊子的《知北游》。這樣「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人說」。但將黃老形成學派的首先應推崇戰國時齊國的稷下道家學派。稷下學宮前後經歷了大約有一百三四十年，在中國學術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它的出現，與戰國時「百家爭鳴」有很大的關系。稷下學宮始建於齊桓公(公元前374一前357在位)時代，規模較小。齊宣王(公元前319一前301在位)時，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於此時達到了鼎盛：「宣王喜文學之士，自如騶衍、淳於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道教將黃帝與老子同尊祖師的根源也是從莊子的文章里宣傳出來的。在《莊子·大宗師》就說黃帝得道，升天成仙了；《在宥》篇中有廣成子向黃帝傳授「至道」。將黃帝尊為祖師的是道家的另一派神仙方士與黃老術士以及神仙方技家。這樣，將原來老莊學派以恢復事物的自然本性為終極目的的學說，轉變成為黃老學說以利用事物的自然本性為我所用。這給神仙信仰及道教以後的內丹術理論的出現埋下了伏筆。在道家系統中，老子的思想發展到戰國時代，形成了兩個主要學派，即黃老之學和庄學。兩者都繼承了老子的道論，但又加以不同的發展。就黃老之學來說，它使老子的道論向著更積極的方向發展，引出了一系列社會政治准則；而庄學則把道演化成了一種人生境界。由帛書《黃帝四經》的發現，我們對老子思想發展的這兩種傾向看得更為清楚，同時，如前段所說，黃老之學本身的發展線索及顯學地位也更加明顯。不過這時讓莊子沒有想到的是，沒過多久，就有一些後學拿著他的「真人」主張，發展出了一個新的流派，那個流派叫做神仙家。
稷下黃老道家代表人物是文子、列子、范蠡、彭蒙、慎到、田駢、捷子、環淵、宋鈃、尹文等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經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等等之外，還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與黃老道家關系密切的鴻篇巨制——《管子》。齊國統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黃老道家思想治國，成為了戰國七雄中最富強的國家之一，史稱東帝。
到了戰國晚期，齊愍王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稷下學宮衰落，稷下黃老學派的傳人也逐漸散去。不久，時任秦相的呂不韋大力召集門客，他們便紛紛投奔呂不韋，成為呂不韋的謀士和助手，並在編撰《呂氏春秋》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呂不韋也在法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秦國推行黃老政治，使得秦國的經濟和文化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誕生在楚地的《鶡冠子》，也是黃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呂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戰國末期黃老思想的風貌。近代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簡《為吏之道》中，即含有黃老與文子之學的內容，即是說文子之學在北方的影響直至秦國。
秦始皇執政後，廢除了呂不韋的大多數措施，重新啟用法家思想，並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將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國，不久又實行「焚書坑儒」的文化專制主義政策，使得包括黃老道家在內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擊。但黃老思想在民間的余脈還在。漢朝取代秦朝以後，當時的丞相曹參在稷下黃老學派的策源地——齊國學到了黃老思想的治國精髓，並將其變為整個國家的指導思想。於是，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個名為「文景之治」的盛世。有了這樣雄厚的現實背景，司馬談（司馬遷之父）對黃老道家思想進行總結。他說：「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另外，當時的淮南王劉安還組織門客編撰了《淮南子》，成為了黃老道家巔峰性的著作。司馬遷受其父的影響，其著作《史記》處處流露出黃老道家的思想，而且因為道家治世帶來了巨大的經濟繁榮，司馬遷還探討了經濟運行規律和企業家精神，成了以後中國古代學術絕無僅有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