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是如何在交流中成長的

㈠ 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與發展

正如世界上其他種類一樣，人類也有著不同的形態和性情。從廣義上講，不同的民族之間有既有共性也有個性，而個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文化的角色。正如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句話：「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有個性才有魅力和存在的價值。中國和西方有著不同的地理環境、歷史源流和文化傳統。這就註定了他們的背向和發展的異途。這和個人發展的走勢有相似之處。因而，要想洞察一個民族之文化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倫理、審美價值等觀念的內在靈魂，就必然涉及到對文化的梳理和辨別。然而文化又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所以有必要在一定范圍內來加以界定，這樣有利於闡述。下面我就從幾個方面加以論述。首先，從地理環境方面，之所以把這一方面作為一個重要部分，那是因為，我一直覺得，人的成長離不開他的環境所賦予他的種種特點和品性。同樣，一個民族的生活環境也必然對一民族的文化個性的塑造起到一定的作用。西方各個國家的領土普遍都不是很大，並且緊緊相依，四周又有諸多的海域。國土面積不大，意味著他們的能源就會想到貧乏。在能源處在危機狀態，就會向外擴張（亞洲的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早期的西方人在狹小的空間里生活、勞作，但隨時代的發展，國內的能源匱乏，影響到了自身的發展。所以歷史的「十字軍東征」「世界大戰」和各式各樣的侵略戰爭，都或多或少帶有能源上的經濟因素，當然政治野心是離不開的。正是西方所處的地理環境及其他們的資源狀況，決定他們的民族的性格都具有外擴性特點。相對於西方國家而言，中國就顯得內斂許多。
這也和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細細息息相關。中國可謂地大物博。生活在其中的人們，都能自給自足，不需要向外掠奪。當然元代的鐵蹄曾穿越歐亞，但在中國歷史長河中那隻能算是鳳毛麟角。整體而言，中國對外的擴張在歷史發展長河中，只能算是滄海一粟。這樣的地理環境，讓生活在其中的人們閉關鎖國，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據歷史的記載，清代的一些官員還不知中國的外面還有更大的世界，甚至鬧了笑話：「說的是一位官員對於英國來訪的使者，不願下跪，解釋為外國人的膝蓋是不會彎曲的」還有人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等等。從而，形成了中國文化個性當中的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講究含蓄（不張揚）、圓容（在一個圈裡轉）。這種特點進一步影響了中國的審美和文化心理。例如，在審美上，女性行為上講究「笑不露齒」的含蓄美，文學藝術上，講究含蓄美，重表現而不重再現。這和西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又如在美術上，講究散點透視，講究計白當黑，不講究三維透視等等。正是這樣的地理環境的差異，讓中西方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性格和個性。具體在個體上，也是如此，歷史的觀察不難發現，西方的傳統注重「個人本位」「集團意識」而不太注重「家庭本位」「天下意識」（梁漱溟），而中國正好顛倒。正如陳顧遠在《中國法制史》中所談到的「從來中國社會組織，輕個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後國家。輕個人，故歐西之自由主義遂莫能彰；後國家，故近代之國家主義遂非所夙習」。西方強調個性要張揚，要充分展現自己的魅力包括身體的魅力（如希臘神話中所展現的人體美以及後來發展的雕塑藝術）。而中國則強調個體應該服從集體，應該把自己融入集體當中，不要張揚自己，要處處體現集體的意志和作風。以大局為重，為了大局的利益可以犧牲個體的利益，甚至是個體的尊嚴。當然這里所說的都是相對而言，只不過中西方各自突出自己的特點。這正如，市場經濟制度和計劃經濟制度一樣，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可以運用，只不過是以哪一個為中心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講，不同的地理環境，對於不同民族的性格的塑造是具有特殊意義。正如法國哲學家丹納在他的藝術理論著作《藝術哲學》中所強調環境的意義那樣。不過他過分強調把環境對於民族的成長的意義和作用罷了。可以說，東西方民族的不同的特點應該以不同的地理環境作為一個前提來加以考慮。
有了這一前提，我們才能在其基礎上進行物質生活方面、社會生活方面、精神生活方面的（據著名學者梁漱溟對文化的內涵的界定為其三方面）對比探討。下面就分別對這三個方面進行對比論述。
首先，在物質層面（衣食住行），中國的幾千年的小農經濟，使得中國在農業方面取得了不錯的成績，而西方在中古階段的物質生活也是以農業為主，只不過中西方的氣候不同，所適合種植的東西有所不同，但其發展的內涵是差不多的，沒有質的區別。在物質層面，西方與中國出現質的不同應該表現在產業革命以後，那時的西方已經在工業上大展宏圖，尤其是英國，而中國還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汲汲以求。我們來對比一下就明白了。「我們用的極黑暗的油燈，而西洋卻用電燈；我們的交通上只有很笨的騾車，而西洋人用火車飛艇。」（梁漱溟《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可以說，中國與西方在中古時期，在物質層面是沒有多少質的不同，但由於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呈現出來的穿著打扮也有所不同（西方由於宗教氣氛比較濃烈，參加教會活動時，穿著以黑色為主），住的方面也一樣呈現出文化特色和地理特點。直到產業革命以後，這一切才發生巨大變化。
從社會生活層面講，西方由於受到希伯萊文文化的影響和熏陶，在往後的生活當中，宗教可以是如影隨行，非常之重要。在中古階段，還一度對整個西方起到壟斷作用，教會的勢力之強已達到主宰國家運行的地步。同時希臘、羅馬文化對西方的影響也相當深遠，在文藝復興以後，它們的作用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對近現當代的西方的發展可以說都起到決定性的影響，其中的「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就是它們的瑰寶。使得自然科、社會科學研究得到的蓬勃的發展，國家的法制意識、人權意識得到深入的貫徹。而中國由於在「倫理本位」思想的影響下，對外的探索沒有表現出過大的熱情，而一心在人事上下功夫。社會的一切包括國家制度都在以家庭為核心的思維中蔓延開來，家與國是同構關系，國的制度與家的制度沒有多大的區別，從這個角度講，皇帝就是一家之主，只不過這家的范圍比較大罷了。倫理的名分思想讓家和國都得以有秩序的存在。在加上禮樂的協助和促進，使得整個社會呈現出溫情脈脈的道德秩序。可以說中國古代社會的建設是道德建設為核心，所謂的「修心養性」「修己安人」就是其的表現。就連德國的著名的哲學家黑格爾都很驚訝中國的國家建設，說「中國是用倫理治國」。可想而知，中西方的巨大差異。
從精神內涵上講（這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中西方表現出來的向度也是不同，甚至是巨大的差別。先從中國談起：
中國文化具有「儒、道、佛」三元合一的文化內涵特徵。儒家主「入世」學說，道家、佛家主「出世」學說，它們分工合作，相輔相成，共同塑造中國的文化內涵。儒家主要的貢獻是那種「天行健，君子應自強不息」的積極入世的精神以及「敬鬼神而遠之」的「科學」精神。至於它的「尊卑等級」的觀念從現在的角度講應該放到歷史博物館去。「中庸」（不偏不倚）思想是不利於當今社會的競爭，不利於培養創新精神的，所以也應該取其利避其害。還有其為了維護整個封建社會統一、穩定的「倫理綱常」如：「君為臣綱、夫為婦綱、父為子綱」以及「唯上是尊」的思想，是應該採用「拿來主義」（魯迅）的態度來進行鑒別、吸收、繼承，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這種態度是不可取的。對於其政治上的主張也應該持有歷史批判的態度來對待。如：「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仁政」思想是值得提倡的。如果能融合當今社會的「民主、科學」精神，那麼，其精神將會發揚光大。總之，應該充分挖掘其精華，拋棄其糟粕。
道家與佛家的思想主要體現在「出世」上，道家的「無為」、「道法自然」、的思想是以一種超世的眼光來普照萬事萬物，不局限於人世間的「衣食住行」（在莊子時代，經濟主體形式是屬於小農經濟，其周遭環境沒有現在社會貧富差距這么懸殊的競爭氛圍，大部分百姓過的都是比較貧困的生活。因此，莊子能夠縱情於天地山水之間而忘乎人世）追求的是一種精神境界（當時的自然環境允許他在其中「逍遙」思索）。道家其作用主要體現在藝術上，尤其是其關於「意境」的闡發在藝術史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都有極深遠的意義。
佛家（指的是中國化的禪宗）講究「輪回」，強調「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認為人間處處有佛，只要心中有佛。則可以成佛而不必隱居修行。這種思想的傳入對中國的文化心理的塑造，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在民間表現的尤為突出。在知識分子當中，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例如，唐代詩人王維、宋代詞人蘇軾，就是典型的榜樣。
中國文化可以說是一早熟文化，如打個比方則像是小孩老成化，活像一個小老頭。按照梁漱溟所言，則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而這一位小老頭卻屹立東方幾千年，其原因何在？有一位學者曾有點誇張地說：中國的歷史是孔教的歷史。這話雖然過於偏激，但卻不無道理。周孔教化，的確是中國文化的主脈，佛、法、道都只是它的助手，圍繞它而轉動。中國古人總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而其中的「兼濟天下」就是儒家的入世精神，而相應的「獨善其身」則是道家、佛家起作用的所在。至於法家，中國除了秦朝統一時，採用了李斯的法家思想為其突出外，其他朝代都鮮於見到，因為秦朝短暫的歷史壽命，不能不歸咎於法家的嚴厲，歷代王朝對此都有見識，並以此為鑒。到了漢代，漢武帝獨尊儒術，定儒家於一尊，儒家得到弘揚發展，並奠定了儒家在中國的地位。而儒家又憑借什麼來鞏固其心脈，按照梁漱溟的說法，那就是以「倫理來組織社會，以道德代替宗教，以禮俗代替法律」的一種以「倫理本位」為基礎的建設思想。這一思想，通過一個家庭套一個家庭組成一個大的家庭——國家，並且通過「士」這一階層的積極努力宣傳，通過禮樂的熏陶，使得整個秩序得以強化和鞏固，從此綿綿不絕。要不是西方的「船堅炮利」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的這一套運行機制還會維持整個中國的運轉，就算過幾千年也不會有多大變化。總之，中國文化由於早熟，過分向內發展，而忽略了對外的探求，打個比喻，那就是，身體發育還沒有完全，智慧已過早發達，越到後面，越發現體力不支，難以為繼。這就是跨越發展階段的結果。
相對於中國文化精神而言，西方文化精神所呈現出來的則是異樣的色彩。如果說中國文化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向內探求的生命活力，那麼，西方則表現為一種向外擴張的生命張力，無論是其科學還是其民主。如果說中國文化精神的傾注的對象更多的「人」的話，那麼，西方更多的關注「物」，也正是因為關注物，並且把人和物進行分離，「物」是「人」要政府的對象，而不像中國「人」與「物」是統一的，講究「天人合一」。由於西方「人」與「物」的對立，所以，人要想方法認識客觀事物，正是基於這種精神，才逐步誕生了科學精神。而中國講究「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就好親兄弟一般，當然就不會用心去加以研究對待了，從而也就沒有科學精神的誕生，早期中國的科學發明，只是基於實用的目的，並沒有把所發現的東西，提煉成知識，做系統的研究。這也就造成了中國本有的發明成了別人利用後發展的工具。
而西方文化的另一核心「民主精神」在中國為什麼沒有生根發芽呢？其實中國並不是沒有民主，例如，孟子就提出了「民為重，君為輕，社稷次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中國的民主沒有西方近代國家那樣的民主。如果按梁漱溟的話說那就是：民主精神可以有五種表現，即承認旁人、平等、講理、取決多數、尊重個人自由，而中國的民主只體現了前面的三種，沒有後面兩種。而後面兩種就是西方的政治民主和個人本位權利觀念。中西方為何會如此不同呢？我們來看看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的闡發：「西洋之政治和法律，早於古代海國城邦見其端倪。其次，則基督教會又有千年更好陶冶：在教會之中，每個人都是平等的，直屬於團體；破除家長家族之間隔。最後則經過中古後期之自由都市，培養出近代國家。在近代國家穩定進步之中，乃更發展了其政治和法律。但家族生活偏勝，又演為倫理社會如中國者，天然缺乏政治其事，法律其物。」由此不難看出中國與西方發展方向的差異，也就明白了其之所以存在的樣態。
總而言之，中國與西方在諸多方面的不同，並不是有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中國和西方是屬於不同的發展階段。而是屬於不同的發展路向，就好比是一棵樹上的兩個分支。基於這點考慮，我們應該認清各自的文化優勢和不足，從而揚長避短。而不是一味地「崇洋媚外」
或是「敝帚自珍」。今天的世界是開放、競爭、合作的世界，我們應該善於從西方那裡學習其「科學」和「民主」精神來豐富自己。我想這才是應有的文化態度和文化氣度。

㈡ 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

中華傳統文化走出去應當遵循以下原則：

第一，在傳播內容上，先術後理，首器次道。海外異域，國情民情迥然不同，文化傳統差異巨大。在國內叫得好、叫得響的作品、項目，在國外不一定叫得好、叫得響；反之亦然。想當然把國內的做法，運用到國際上傳播，很可能適得其反。比如說，在國內傳播傳統文化，我們一般是先從理論上講其重要意義，解決認識問題，然後再著手貫徹實施具體項目。而在他國，相關背景缺乏，文化圈差異帶來的理念截然相異，對我了解有深有淺，感情有好有差，判斷事物的價值標准不一，認知不等於認同，因此或許正好相反：先實施具體的文化項目。如此說來，我們應尊重差異，不強求對方點贊苟同。特別是，不糾纏於文化觀念「形上」的是是非非，而在文化的實證和器物層面上多下工夫，先讓對方感性了解，然後激起其主動的思考、理性的好奇、熱情的學習。
《意見》恰恰體現了這一原則。在例舉的中華傳統文化代表性項目中，大部分具有「普世」的實用價值。有誰能拒絕一個健康身心的需要呢？像我們包含神奇針灸、豐富多彩的醫葯，色、香、味俱全的烹飪飲食，養生技擊一體的武術健身等，頤養了生生不息的中華民族，對其他國度的人民亦大有補益。像園林、戲曲、民樂、書法、國畫等傳統文化藝術，千百年來熏染陶冶出來的精神產品結晶，情感色彩濃厚，如音樂被稱為「無國界的語言」，自然也能讓「國外民眾在審美過程中獲得愉悅、感受魅力」。中華典籍、中國文物聞名於世，更能激起世人探尋文明根源的驚奇。不同文明的交融，一定是先在物質的、感性的表層上相互接觸，然後慢慢深入至神經和骨髓上去。在此基礎上，面對人類共同的問題，放下各自的矜持或傲慢，大家平等坐下來一起研究，然後進行深度的合作才有可能，我們所說的漢學交流、智庫合作、圖書出版，也有可能進一步地展開和擴大。
第二，在傳播方式上，途徑不一，模式多樣。任何文明、文化傳播，都要藉助一定的載體、手段。古代受地理和技術條件限制，各個不同文明板塊來往有限。近代以來，科學技術大踏步提高，國家和民族交流逐漸多了起來，但文明主體的互動染上了大規模殖民和戰爭的色彩。世紀之交，互聯網等新技術、新媒體的出現，正在把人類居住的這個星球變成一個信息瞬間傳遞、擴散的「村落」，構建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中華文化傳播格局」具有了現實的可能性。
2017年1月19日，在中國實學研究會、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領導幹部學國學促進會主辦，26國學網承辦的「國學孔院行」啟動儀式上，有專家就提出：應結合當地政府和學校的有關文化項目，契入進去，豐富其內容，使活動的單向展開變成一種雙方的需求。我們理解，《意見》提出的「充分運用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孔子學院，文化節展、文物展覽、博覽會、書展、電影節、體育活動、旅遊推介和各類品牌活動」來助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個是我們有較大主動性的文化中介機構或人員：比如說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孔子學院，還有華僑華人、各方面出境人員，我駐外機構、中資企業、遍布世界各地的中餐館；一個是雙方合作開展的活動項目，比如說文化節展、文物展覽、博覽會、書展、電影節、體育活動、旅遊推介和各類品牌活動（這些活動有時我們也可以作為主動的一方）；一個是對方主辦的各項文化活動，如果有可能我們也可以考慮參與進去。這樣看來，只要積極性調動起來，並給予適當政策鼓勵甚至資助扶持，機會還是很多的。與某些西方國家文化滲透的圖謀不同，我們不是去故意搞亂別的國家和人民，而是更多地從對方的角度著想，豐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意見》提出要「綜合運用大眾傳播、群體傳播、人際傳播等方式」，其中「大眾傳播」強調了文字（報紙、雜志、書籍）、電波（廣播、電視）、電影、電子網路等大眾傳播媒介和工具，受眾龐雜；「群體傳播」相對范圍小，針對的是利益、觀念、目標、關心等因素相互聯結起來的集合體；「人際傳播」專指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息交流，感官參與度高，可使用語言和大量的非語言符號（如表情、姿勢、語氣、語調）等等。
文化不只是抽象的觀念，還和經濟利益掛鉤。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類開始進入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智能生產力時期，文化除了傳統的意識形態和教化功能外，出現文化經濟化、經濟文化化現象。過去是賣產品（成本+利潤），現在是賣品牌、賣文化、賣價值觀。文化產業已成為全球成長最快、利潤最大產業之一。但是，不要說同歐美發達國家比較，就是和日韓相比，我們在世界文化市場的份額也是很低的——這與文明古國的歷史地位、第二大經濟體的現實很不相稱。新世紀伊始，我國的文化產業年年攀升，潛力巨大。為此，要充分運用我們的經濟對外貿易、「企業走出去」前期奠定的基礎，配合國家制定的經濟開放新格局（如「一帶一路」），擴大人文交流，尤其注重「發展對外文化貿易，讓更多體現中華文化特色、具有較強競爭力的文化產品走向國際市場」，使得雙方受益、多方獲利。
「中華文化國際傳播與交流新模式」究竟是什麼？恐怕一下子也很難講清楚，雙方都能接受的模式，需要在實踐中磨合、探索。本土化、世俗化本來就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要互通有無、友好協商，切忌自以為是、單向流動。在傳播我方文化活動、文化理念的同時，還應注意發掘和汲取所在國的文化精髓。傳播、交流實質是不同文明的對話。換個角度、換個方位看自身，對我們在今天從形式到內容上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而言，也是一個外來的比對「刺激」因素。當一種文化具有全球性影響和眼光時，對比使它能夠回到對自身的反思和自覺中。
第三，在傳播目標上，虛實結合，互利共贏。所謂「實」，就是讓交流的雙方能夠受益得利；所謂「虛」，就是《意見》指出的「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展示好中國形象」——這是我們單向需要達到的一個目標——它同時也意味著我們向對方的好故事、好聲音、好特色、好形象的學習。
「故事」在傳播交流中最富有親和力、感染力。來自於生產生活的故事，富有人情味，傳達的信息可看可聽，大家都樂於接受。如果上升到理論的層面，那就要能作出「打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匯聚和表徵中國的努力、思考和期望，提煉出中國方案、中國智慧。這有利於我們盡快擺脫「國大聲弱」的困局，構建對外話語體系，使我們不僅身置國際舞台中心地帶，還能在舞台中心發出強音。

㈢ 文化交流與文化融合在中華文化的形成和壯大中起到了什麼作用

文化交流與文化融合在中華文化的形成和壯大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促進了中華文化的發展、完善了中華文化的進步等。

其實追及過往的歷史來看，古印度文化也曾經有過輝煌的時候，像是佛教思想，便是從古印度傳過來的，然而現在的印度，卻是那麼的可憐又可悲，他們曾經的文明早已消散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剩下的只有一群盲目自信的後人罷了，他們活在自己臆想的世界裡不想起來。
這是一本以簡易的語言方式來解說《道德經》的書籍，它可以讓我們更清楚的了解到《道德經》裡面的文化，讓我們可以一直把中華文化傳承下去。要是感興趣的朋友，不妨點擊下方藍色鏈接把這本書帶回去細細的品讀，慢慢的參透裡面德的深意。

㈣ 中國文化如何走向繁榮

中國文化發展趨勢

〔內容提要〕 世界進入了一個多元共生的時代，中國社會正處於一個社會轉型時期。20世紀以來，世界各種文化紛紛在中國亮相。中國文化先後出現了五種主要範式：「中體西用」範式，「全盤西化」範式，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範式，「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專政論」範式，「綜合創新」範式。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新世紀伊始，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態勢是主導多元，綜合創新。呈現這種態勢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過程，實質上是一個主導多元文化雙向互動綜合創新的過程。

〔關鍵詞〕中國文化 發展態勢 主導多元 綜合創新 繁榮

當今世界已進入了一個多元共生的時代。中國社會正處於一個大變革的社會轉型時期。自上個世紀以來，中國文化的舞台，五彩繽紛，世界各種文化競相紛呈。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佛教文化，儒、道、釋文化，無不登台亮相。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各種不同性質、色調的主義、理論、學說、思想和主張，都在頑強地表現自己，爭奪和佔領陣地，盡力擴大自己的影響。
進入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態勢是什麼？這不僅是海內外炎黃子孫普遍關心的現實問題，而且也是世界中國學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本文想圍繞這個中心命題，重點談談當代中國文化曾經出現的幾種主要範式和進入新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態勢問題。由於水平所限，自己的看法是否得當，還希國內外專家、學者批評教正。
一
中國現代文化的起始，發生在19世紀40年代。
1840年英國帝國主義用鴉片和大炮打開了清王朝閉關自守的大門，使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迅速解體，逐漸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鴉片戰爭的失敗，敲響了封建主義文化的喪鍾，同時也促使中國人民的覺醒。「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救亡與圖存成了全民族的頭等大事。無數仁人志士和人民群眾在各個戰線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展開了前赴後繼的頑強斗爭。恩格斯在1857年就科學地預見到：「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作垂死的掙扎，同時我們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世紀的曙光。」
從鴉片戰爭開始，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主要有五種文化範式。
一是中體西用範式。清末張之洞最早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里所說的「體」是指原理原則，「用」則是指原理原則的應用。「中體西用」的思維範式，其實質是以封建主義文化的思想體系為「體」、為「本」，以西學即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思想體系為「用」、為「末」，其目的在於維持腐朽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這種思維範式，反映在文化領域，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復古主義理論流派。
二是「全盤西化論」範式。系統提出這種主張的是陳序經（1903－1967）。他認為「中國文化根本上既不如西洋文化之優美，而又不合於現代的環境與趨勢，故不得不徹底與全盤西化」。 而創造新文化的唯一出路，則是「全盤西化」。如果不「全盤西化」，則必然為西洋文化所壓迫，其結果則是「國家滅亡」，「連了種族也許滅亡」。 「全盤西化」論不時在我國以不同形態浮現出來，在一些提倡者和鼓吹者看來，中國的一切不如人，甚至連中國的月亮都沒有西方的圓。在理論上則是不加分析和消化，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論、學說，成為十足的洋人的「傳聲筒」。
三是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範式。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的間接性。「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在一段時間內成了權威的思維模式。蘇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列寧主義藝術概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學」、「文學原理」、「文藝學引論」等等，成了高等學府必修的教科書。但是無可否認，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範式，具有明顯的封閉性和教條主義傾向，並留有庸俗社會學的痕跡。這種思維模式自然要突出意識形態性。因此，文化的黨性、階級性、人民性、思想性，在整個思想體系中佔有很大的比重。相反對各民族文化本身的特點規律的研究和論述就顯得相對薄弱。在文藝領域獨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結果，必然要排斥世界各民族文藝中出現的新理論流派。斯大林時代主管意識形態的日丹諾夫，對西方現代主義一概斥之為反動頹廢的文藝思潮就是重要佐證。前蘇聯文化領域的這種「馬克思主義」範式對中國的影響，我們絕不能低估。
四是中國「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文化專政論」範式。這種範式的代表作是林彪委託江青炮製出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這個「紀要」以毛澤東晚年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為指導，大批「人性論」、「真實論」、「現實主義深化論」、「中間人物論」，鼓吹「根本任務論」。它披著「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外衣，掩蓋著「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的實質。因此「紀要」所代表的是一條形「左」實右的極「左」文藝路線，它所產生的嚴重後果，直接成為毀滅文化的那場「大革命」的前奏曲。
五是「綜合創新」範式。在我國較早倡導「綜合創新論」的是張岱年、王元化先生。在20世紀的30年代中期，張岱年先生就主張哲學發展的一個新路，「當是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於一」，解放後他又明確提出「文化的綜合創新」論，他說：「我反對『中體西用論』、國粹主義，更反對『全盤西化論』，提出『文化綜合創新論』。社會主義文化必然是一個新的創造，同時又是多項有價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綜合。」 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王元化先生呼籲學術界應重視綜合研究法，認為綜合研究是科研工作的必然趨勢，並提出應注意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交叉。 蔣孔陽先生在《美學新論》中，進一步強調在美學、文藝學研究中應走綜合創新之路，他認為不僅在觀點上應綜合創新，而且在研究方法也應綜合創新。這是因為「我們正處在一個古今巨變、中外匯合的時代，各種思想和潮流紛至沓來，我們面臨多種的機遇和選擇。這就決定了我們不能固步自封，我們要把古今中外的成就，盡可能地綜合起來，加以比較，各取所長，相互補充，以為我所用。學者有界別，真理沒有界別，大師海涵，不應偏聽，而應兼收。綜合比較百家之長，乃能自出新意，自創新派。」
歷史是最好的鏡子。經過一個世紀的曲折、反復的發展過程，我國的社會實踐和文化實踐表明前四種範式都不可取，而綜合創新才是適應時代的要求和學術的發展，有益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正確範式。
二
隨著時代的發展，20世紀轉瞬已成為歷史。中國文化將以什麼樣的態勢呈現於21世紀？未來學家在作著種種預測，浪漫主義詩人正在構思自己夢幻般的暢想曲，現實主義不忘自己是從哪裡來的，現在站在哪裡，腳步又要邁向何方？站在新世紀伊始的門檻上，面對20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實際，考慮到時代挑戰，社會的轉型與發展的機遇，我認為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態勢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主導多元，綜合創新。
冷戰時代結束後，世界呈現多極化趨向。就全世界范圍來講，意識動態領域（包括文化藝術領域）出現多元化景觀，很難說有哪一種哲學觀、價值觀、文化觀、藝術觀能夠成為全世界的主導理論。那麼，我們是否能據此同意如某些學者所說的中國現在文化發展的基本態勢是多元化呢？我認為這僅僅是說明了部分特徵，不能概括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化發展的總趨向。
主導方面決定著事物的性質和方向。歷史形成的中國現代文化是一個具有不同層次和價值取向的文化整體，其中居於主導地位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它的理論基礎則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我們所說的主導，具體來講又包括兩個層次：一是要求我們完整、准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理論體系，並以此去指導我們的文化建設；二是要求我們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中外古今的一切文化現象，去從事理論研究，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結合當今時代的特點和中國的實際，豐富和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
多元與多樣是有區別的。多樣是指同一種性質的文化體系中，可以有多種多樣不同的表現形態。如同是儒家學說，既有孔孟為代表的正統的儒家學說，又有以荀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還有以朱熹為代表的儒家學說，等等。在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當中，也有馬克思主義文藝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文藝心理學、馬克思主義藝術學、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學等不同形態。它們雖然研究的內容、表現的形態不同，但其理論基礎則是共同的，都是建立在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的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形式。多元是指建立在不同哲學觀、歷史觀、價值觀、美學觀基礎上的不同的文化形態。就文藝學來講，我們看到的有：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波斯彼洛夫的《文學原理》；英伽登的現象學的文學理論；海德格爾、薩特的存在主義文學理論；弗洛伊德、榮格的文學理論；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主義文學理論；瑞恰茲和美英「新批評」派的文學理論； 巴赫金的文學理論；堯斯、伊瑟爾的接受美學理論；德里達及耶魯學派的解構主義文學理論；女權主義文學理論；賽義德的後殖民主義文學理論；「法蘭克福學派」及美國的詹姆遜、英國的伊格爾頓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等等。這些不同文學理論派別的倡導者,他們的哲學觀、歷史觀、價值觀和美學觀是大相徑庭的。但這些不同時期、不同國度、不同學派的學者們,追求的學術目的又有其共同性,即在探討和研究文學藝術活動的 特點與規律方面又可以走在一起,取得共識。
在一個多極化世界，某一國家的文化藝術發展中，主導與多元能否統一，多元文化之間能否共存，國內外學者們的認識並不一致。美國哈佛大學塞繆爾·亨廷頓 (Samuel P·Huntington) 教授在1993年發表在《外交》雙月刊上的《文明的沖突 ? 》一文中說：後冷戰時期的沖突的主要原因不是經濟，也不是意識形態，而是不同的文化。他認為，「新世界的沖突根源，將不再側重於意識形態或經濟，而文化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和引起沖突的主要根源。……全球政治的主要沖突將發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間。文明的沖突將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成為未來的戰斗線。」 對於亨廷頓先生的觀點，國際上曾引起激烈的爭論。按照亨廷頓教授的看法，由不同民族和宗教構成的多元文化國家，必然是一個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地區。對此，新加坡《聯合早報》總編林任君博士以新加坡文化發展的成功典型，有力地反駁了亨廷頓的觀點。他說，新加坡是世界的一個縮影。移民是我們的共同歷史，世界各民族與各種文化是我們的共同資產。由於新加坡是個多元的種族社會，又處於不同文化潮流的要沖，我們有幸繼承了世界的四大文明：中國文明、馬來伊斯蘭教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換句話說，「亨廷頓預言會發生沖突的那些文明正在新加坡並存。然而，文明在新加坡小島范圍內的相互影響並沒有導致沖突，也沒有破壞我們國家的團結，相反地，卻產生了美好的成果。」 耳聞為虛，眼見是實。1997年春本人經去新加坡實地觀察和體驗，我深深感受到新加坡騰飛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正確處理和利用了多元文化的資源。新加坡文化發展和繁榮有兩個顯著的特徵：
第一，現代化與傳統相結合。新加坡人清醒地懂得，隨著電子時代、信息時代的到來，電子計算機的發展，多媒體的廣泛應用和交通的革命，使整個世界成為一個地球村。一個國家要生存、要發展，就必須向西方學習，借鑒和選擇西方文化的優點，學習他們的先進技術、現代化管理制度經驗。他們強調學習西方的現代化，但不是全盤西化，反對盲目接受西方文化。新加坡曾是英國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又一度淪為日本殖民地。西方文化的影響是很大的。但是他們獨立後堅決擯棄了西方文化中的那些平庸的、消極的、對青少年有害的成分，而借鑒和吸取了西方文化中有價值有成分，保持和發揚了民族文化中的特殊性和 獨立性。因此，在新加坡出現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和現代化的生活方式相融合的現象。競爭的觀念、民主、自由的觀念與透明的法律、嚴格的科學管理制度和民族文化傳統得到了比較好的結合。
第二，主導與多元統一。價值觀是任何一種文化的核心。在新加坡並存的多元文化中，東方文化中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的價值觀在全社會得到了廣泛的共識，起著主導作用。政府力倡以群體利益為重的價值觀，批判和抵制西方的那種極端的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在新加坡的街道上、地鐵中、電視、報紙等媒體上和文學作品中，隨時可見儒家的一些著名格言。1997年春節期間，新加坡與山東省聯合舉辦的「春到河畔迎新年」活動,孔子成了最受尊敬的中心人物。濱河灣廣場在孔子的高大的站立塑像周圍,還塑了五個小學生的像,他們分別代表了新加坡存在的五大 價值觀。這組群雕具有審美的象徵意義,它形象地蘊含著新加坡 文化的主導多元的基本特徵。新加坡這種文化發展的模式,、綜合創新不僅給我們以啟迪，而且也給我們觀察中國文化問題提供了一個參照。
中外文化發展的實際情況表明：在一定時代某個國家存在的多元文化之間的關系往往不是平衡的關系，由於歷史的、社會的、文化傳統的原因,不同文化之中,往往由於一、二種文化適用於當時社會的進步和人民大眾的需要,而成為主要的或主導的文化。它之所以成為主導文化，是歷史的必然，不是某些人可以主觀杜撰的。國學大師張岱年對此說得很明確，他說：「每一時代，應有一個主導思想，在社會生活及學術研究中起主導作用，同時又容許不同的學術觀點存在。有同有異，求同存異。《周易·系辭》說：『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又《睽卦·象傳》雲：『君子以同而異』 。同而且異，這是學術發展的規律。」 我們說在新的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態勢是主導多元，這首先是由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所決定的。從空間來講,中國的主體即大陸部分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作為中國的一個省的台灣和香 港、澳門地區,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港、澳、台文化的多元性和體現不同性質、不同價值觀念的文化思想體系的存在，是一個客觀事實。從時間來講,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經濟基礎決定 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形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的經濟結構,必然在社會意識形態領域呈現出主導多元的形態。事實也正是這樣,改革開放以來,世界各國產生的各種各樣的體現不同價值趨向不同哲學基礎和審美觀點的文化理論著作紛紛介紹、翻譯到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20多年的時間,20世紀西方出現的種種 理論學派幾乎都在中國文化舞台上亮了相。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指導下，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打破了前蘇聯的僵化模式,清除了形「左」實右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影響，開始真正走上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的軌道。同時我們又兼容並包，廣泛吸取和融合了世界各國的先進文化，允許不同學派和不同學術觀點的存在和發展。因此，從一元走向多元，呈現主導多元的態勢,成了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走向。

三
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主導多元與綜合創新，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主導多元的文化形態，不是一種並行不悖、相互隔絕的靜止形態，而是一種開放的、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發展形態。中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本身，即可充分說明這個問題。對此，英國哈佛大學著名中國學專家杜維明先生有一段很好的說明，他說：

最近十年國內考古學所取得的成績顯示，中國文化並不像以前所想的那樣，是一種輻射性的文化，即從渭河流域、黃河流域，開始一點逐漸地向四方擴展開來。中國文化在新石器時代就是一個多樣性的、多源頭的。有齊魯的，有燕晉的，有荊楚的，有西秦的，這些文化慢慢地匯集成波瀾壯闊的中國文化。它是一種綜合性的文化。在古代中國的圖騰時期，出現了最有象徵意義的形象――龍。這個形象在自然物中是找不到的，它是由虎頭、蛇身、魚鱗、鷹爪、羊角等多種動物圖騰、所集合起來的一個整合圖形，是很多人的想像所匯集成的一個特殊的形象。一方面表明它的源頭很多，另一方面又表明它是整合統一的。中華民族是以漢族為主，我們比較強調漢族在中國文化塑造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實質上中華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集合體，有五十多個少數民族，……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它特殊的價值，有它特殊的價值趨向。不可否認，少數民族的文化在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中國文化既是多源頭、多側面的，又是統一的整合體。

杜維明先生還從思想史的角度，說明中國文化的思想流派也是多元的。在公元前六世紀，世界是各種不同的軸心文明產生的時代，中國文化呈現出了百家爭鳴的盛況，形成各種不同的文化思想流派。以後在不同朝代，依據社會的需要，而往往以某一學派的思想為主導。大一統的秦代以法家思想為主；漢初出現了「黃老之術」，漢武帝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魏晉玄學時代，則有老、庄、易各種不同的傳統。後來，從印度傳入佛教，從蒙古輸進伊斯蘭教，西藏帶來喇嘛教，17世紀從西方傳入了天主教。這些宗教對中國傳統思想影響很大。「從整個中國文化發展的大勢趨向來看，它的思想是多元的，是各種思想互相撞擊、融合的過程。」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走向綜合的時代。伊·普里戈金和伊·斯唐熱合著的《從混沌到有序》中寫道：「我們相信，我們正朝著一種新的綜合前進，朝著一種新的自然主義前進。也許我們最終能夠把西方的傳統（帶著它對實驗和定量表述的強調）與中國的傳統（帶著它那自發的、自組織的世界觀）結合起來。」 對於來自不同文化、不同理論學派的思想體系，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盡可能地加以綜合。在綜合中分析，在分析中綜合，只有在綜合比較分析的基礎上，結合時代的特點和中國的國情，不斷的進行探索和創新，才有可能推進中國新文化的建設。
綜合是創新的基礎和前提。任何文化上的創新都不是空穴來風，總是有所繼承，有所借鑒，在繼承和借鑒的基礎上，有所創造和發展。因此，綜合不僅在內容上要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各種文化體系中的一切有益的成份，而且在方法上也要善於吸取不同文化中存在的那些被實踐所證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科學的、先進的方法。在這個基礎上，提出和創造新的科學範式，從而引起理論上的革命和文化事業的創新。
綜合不是混合和湊合。「我們主張綜合中西文化之長以創造新文化，並不是說對於中西文化可以東取一點、西取一點，勉強拼湊起來；綜合的過程也即是批判、改造的過程，也就是創造建設新文化體系的過程。」 我們既反對教條主義和庸俗社會學，又反對復古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綜合創新論』要求正確認識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的古代文化以及近代文化，正確認識人類文化的全部成就，同時更要發揮創造性的思維，進一步探索自然界與人類生活的奧秘，有所發現，有所發明，建立新的文化體系。」 理論依賴於實踐，並在實踐中得到檢驗、豐富和發展。我們的綜合創新，只有緊密結合中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的偉大實踐，才能獲得強大的動力，真正走上創新之路。
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過程，實質上是一個主導多元文化不斷的雙向互動綜合創新的過程。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各種不同文化和各種不同理論學派之間，既有相互學習、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相互斗爭的一面。它們之間是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優勝劣汰，推陳出新的過程中向前發展的。只有那些適應時代要求和滿足人民的精神需要而又被實踐證明的合乎真理的理論觀點和學說,才能獲得進一步發展的生機與活力。那些背離人民的需要、不適應時代要求的學說、觀點和成分,自然將逐漸被歷史所拋棄。這正如毛澤東所說:「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 比較而存在 , 相鬥爭而發展的。當某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 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爭。這種斗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的發展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規律。」

㈤ 中國傳統文化是如何發展的

1.現代化。這里的現代化主要指的是現代化的科技手段。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積累了極為豐富的文化遺產，既有物質文化遺產，也有非物質文化遺產。要加強規劃，加大投入，特別是運用現代科技手段，認真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切實保護我們的文化瑰寶。

2.生活化。逐步使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禮義廉恥成為日常生活規范。培育與人為善、樂於助人的道德情感，見利思義、顧全大局的行為准則，形成相互尊重、禮讓寬容的人際關系，互諒互讓、友好協商、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風尚，創造關愛他人、團結互助、維護公平、伸張正義的社會氛圍。

3.社會化。使中華文化走入社區和社會，改造和發展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民間風俗禮儀，開展豐富多樣、健康有益的民間民俗文化活動，保持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記憶和文化傳承。

4.教育化。使中華文化成為小學、中學的重要課程。要切實做好中小學生的傳統文化教育，各學科課程都要結合學科特點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在全國中小學生中廣泛開展典籍誦讀活動。

5.網路化。要把中華文化的豐厚資源與現代數字、網路技術結合起來，使網路成為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使更多的人了解傳統文化，喜愛傳統文化，成為優秀傳統文化的承載者和傳播者。

㈥ 中國與亞洲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如何進行的

中國地處亞洲東部，南北跨溫、熱兩大氣候帶，面積960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早在西漢時期，中國與亞洲諸國之間便已有陸路和海路彼此相通。當時，重要的陸路有四條：一條是自薊（今北京，即燕）出發，東北經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直到朝鮮半島；一條是自長安出發，西經河西走廊和今天的新疆，遠達中亞、南亞、西亞，乃至地中海東岸各國和南歐、北非等地，這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一條是自巴蜀出發，經過西南夷，通到今天的緬甸和印度；一條是自南海（今廣東廣州）出發，經蒼梧（今廣西梧州）、鬱林（今桂平），到達交趾、九真、日南（以上三郡在今越南北部）等地。

由於國與國之間政治、經濟關系日益發展，更由於航海、造船技術的日益進步，當時的海路交通也很發達。比較明確的航線有兩條：一條向東，自齊（今山東北部）東渡渤（勃）海，可達朝鮮半島，再南繞半島東行，可達日本（當時，日本稱「倭」，分為百餘國，最大之國名邪馬台國，在今九州）。漢武帝時，已有30餘國與漢通使；一條向南，自徐聞（今廣東徐聞）、合浦（今廣西合浦），沿今天的印度支那半島近海南行，可到半島南部及馬來半島各國。又經今天的馬六甲海峽，西過印度洋，可達黃支國（今印度東南）。

張騫出使西域，開辟了絲綢之路，從漢武帝起，便在西域設置行政機構，並在今新疆一帶屯田（漢以後歷代政府利用兵士在駐扎的地區種地或者召募農民種地的措施），從而促進了中國與中亞、西亞、南亞的經濟和文化聯系。

中國與亞洲諸國，或國土相連，或一衣帶水，千百年來，人民之間相互尊重，相互往還，相互學習，相互融注，為彼此間的文化交流，譜寫出了一頁頁壯麗篇章。

㈦ 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在中國文化形成與壯大中的作用

文化交流促進了全球化進程中經濟活動規則的統一。經濟全球化是全球化過程中最為普遍的現象，突出表現在國際分工日趨精細、國際貿易日益繁盛、國際經濟組織作用進一步加強、跨國公司加速發展等。經濟在全球范圍進行活動需要一個統一的、受到普遍認可的經濟活動規則。跨地域的大規模經濟活動本身就是文化實現交流的巨大載體，而經濟活動所需要的基本規則，卻要依賴於文化完成一個階段的交流後來健全和鞏固，從而便於操作下一次更大規模的經濟活動。這說明，經濟活動規則是通過文化交流不斷磨合，最終達到符合相互利益的文化產物。

文化交流促進了生產力諸要素的配置優化。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以文化為核心內容的信息產業得到了迅猛發展，為文化交流提供了更為先進的載體。人類文明成果藉助現代信息平台以非常快的速度進行傳播和交流，全球性的信息共享正在形成。特別是信息網路的發展，為生產力諸要素優化配置需要進行的理論准備，提供了進行討論和交流的現代化工具，同時使大量優化配置的方法得到推廣，極大地節約了全社會的生產成本，避免了資源浪費和重復勞動。

文化交流促進了和諧的社會共生。全球化導致了人種遷移和新的種族分布，人和物在全球范圍的流動日益活躍。不同人種、不同種族在信仰、習俗等方面都存在較大的差異，文化作為決定這些差異的重要因素，隨著人和物的流動也進行著大規模的交流，通過廣泛的傳播和時間的推移，不同文化間開始相互溝通、相互融合。人類視野的不斷擴展，國際分工的進一步細化，人類在生存過程中相互依賴的程度也在不斷增大，逐漸認識到文化在促進社會和諧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歷史前進的軌跡表明沒有文化交流就沒有文化融合，沒有文化融合就沒有和諧的社會共生，文化交流是各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基礎。全球性的社會共生需要一個和諧的文化環境，只有進行積極的文化交流才能促進和諧的社會共生。

㈧ 中國文化怎樣融入世界,在融入世界的過程要注意哪些問題

中國文化應該用當地人民喜聞樂見的方式融入世界，同時在融入過程中要注意發揮中國文化潤物細無聲的特點。首先，世界各國有很多人喜愛漢字、古詩詞、古代瓷器等中國文化元素，只需要在中國文化宣傳的深度和廣度上下功夫，就能達到很好的效果。第二，中國文化融入世界的方式要符合新時代的要求，用更多的文學、藝術、電影、視頻和互聯網作品來打動世界人民，而不是生硬說教。第三，各國文化信仰不同，人們對中國文化的喜愛程度不同，在推廣過程中不能強求，應順其自然。綜上所述，只要下功夫，中國文化就能融入世界。

㈨ 中外文化交流對中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的影響

首先，它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自從人猿揖別以來，人類社會就始終處在發展這一動態上。這一動態的難以把握，在予它的多樣性。在眾多種族、民族、國家和地區中，人類社會發展有著依自然條件與社會條件而彼此有別的眾多發展頻道：有的快速發展，很早就達到過某一時代的巔峰，而後迅速滑落向無邊暗夜；有的曾經存在，蹤跡鮮明，卻由於某種自然災害或戰爭面「蒸發」；有的屢屢歷經挫折、迂迴甚至倒退，卻百折不回，千年一脈，不斷再造輝煌；有的始終在歷史長河中沉浮；還有的後來居上，等等。這種動態的多樣性，造成了自古以來人類社會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性現象，也給文化交流製作了基本背景。
其次，它是立體的、而非平面的。人類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民族創造的文明與文化，都同人類社會本身一樣，是一種立體網路式的結構。正因為如此，諸文明與文化之間的交流，自然也是立體網路式的。如果對它們僅僅作平面式的認知與理解，人們筆下的文化交流，一定是蒼白的，遠遠不能表現其錯綜復雜的無比璀璨。按照常規，我們可以將文化劃分為物質的（器物的）、制度的、精神的三個大的范疇，同時要知道它還有眾多的、層出不窮的專門范疇。當文明之問發生碰撞，文化之間發生接觸，這不同的三大范疇與眾多專門范疇的內涵之間，必然發生的交流，顯然也呈立體網路狀。如果再向縱深思索，我們就不難看到，不同文明、文化碰撞的時候，即使是最簡單、最直接也最容易交換的物質（器物）文化，其中也物化著豐富的制度文明乃至精神文明的內容。而與此同時，制度與精神層面的文化問碰撞，其交流的內涵中，亦包含著對物質（器物）文化賴以產生的不同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認知與理解。
第三，它是雙向與多向的，而非單向的。在討論文化交流時，人們一般都注意到它的雙向互動。這一認知，比較起那種單向認知的片面性、偏執性、主觀性來，自然是大進了一步。在這一基礎上，人們還進一步探討了這種雙向互動的不平衡性，即：在某特定的時期，不同文明與文化相遇的時候，其中某一種處在發展較高階段的文明與文化，可能對另一文化墨高屋建瓴式的傾斜式「文化出超」。不過，當我們仔細審視上述這種雙向運動時，就會發現，除了上古時期人類社會處在低級的原始的發展狀態因而可能發生比較純粹的雙向運動以外，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古典時代以降的文化交流在雙向互動中，早已包含了大量的第三、第四乃巨更多種文化內涵，因而文化交流的雙向性，其實也是一種多向性互動。這也從另一側面，證明文化交流的立體網路模式。
第四，中華民族對外文化交流時，其璀璨輝煌的物質文化出超現象常常令人眼花繚亂。當人們集中注視中外文化交流的這一現象時，其實有許多值得重視的事物往往被掩蓋了。發掘並探究這些容易被掩蓋的比較陌生的領域，尤具重要的價值。例如，在制度、精神層面，中華民族似乎並非出超大戶，相反，卻有「文化入超」大戶之嫌。例如，在古代，佛教、伊斯蘭教文明流人中華，甚至基督教文明亦曾在中國境內一度「寺滿百城」，而中國的儒家學說流播的范圍卻僅限於朝鮮半島、日本、越南以及近代以來新加坡與東南亞華人聚居地區；又如，即使在物質文化層面，比較起絲綢、瓷器與四大發明這些高級復雜勞動的產品來，在那些比較簡單勞動的物質文化領域，中華民族恐怕也處於「文化入超」之列吧。
內容如此豐富多彩，難以把握的文化交流史，自然不是一兩代人能夠完成的。這是一場接力賽，壘人類各族人民共同承擔的接力賽。就中外文化交流史而言，中國學人的責任是義不容辭的，除了自己要挺身承擔，更要不斷與國外同行切磋、合作。文化交流史的學研、撰寫本身，也是一部文化交流史呢！這場任重道遠的接力賽，前有古人，後有來者。一良師主編、各位師輩學長共同合作的那部專書，就是我們接力賽的前面一棒；我們接過這一棒，努力疾跑，盡自己這一棒的一份心和力。這一棒的得失，自本書問世之日起，就已經要請下一棒去評說了。我深信不疑的是，這一永遠的接力賽，一棒定比一棒更出色、更完美，更接近人類歷史上文化交流那豐富、復雜、千姿百態的真實。
在中華民族漫長的發展史上，同外部世界的交往，可以追溯到遙遠的上古時代。考古資料證明，早在文明的朝霞時期，今日中國的邊疆居民，便同境外諸族有了相當廣泛的文化接觸。這些文化接觸，無論是陸上的，還是海上的，都離不開交通這一媒介，離不開絲綢之路。
在人類歷史上，絲的驕傲，屬於中國。
早在7000年前，居住在中國大陸上的人民，就知道了絲。夏鼐這位權威級的考古學前輩，以他學者的慎重，指出：至遲在殷商時期，即4000年前，中國人已經掌握了絲的秘密。事實上，浙江吳興錢山漾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了絲帶、絲線和殘絹片等物。經學者鑒定，初步認為，這是蠶絲織物。
中國的絲和絲織品，以它的精美享譽世界，歷久不衰。
20世紀70年代初，在著名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的考古發掘過程中，出土了公元前1世紀的漢代絲織品。一襲紗衣，殘長1.28米，重僅49克。
唐代，一位阿拉伯商人來到中國，在廣州會見市舶司的官員。透過中國官員的絲質衣服，阿拉伯商人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胸痣。正當阿拉伯人驚嘆，以為隔著兩重絲綢衣服還能看清胸痣時，那位中國官員競挽起了5件絲質衣服的袖口。
清代，《紅樓夢》里講述了一段趣事。一天，賈母從箱底找出一件絲織品，考問眾孫媳孫女，誰能說出這件絲貨的名稱。無論寶黛還是三春，甚至連見多識廣的鳳姐，都答不上來，老祖宗驕傲地告訴她們，這還是她做女孩兒時的東西，名叫「軟煙羅」。僅僅從那名稱，就給人以美的無限遐思。
果然，精美的中國絲織品，從一開始就對歐亞大陸各族人民形成了巨大的文明與文化的沖擊波。

㈩ 如何弘揚中華文化

孔子是一個有道的生命，他承奉天命而來，做一個混沌的暗昧的世間的木鐸。他的高尚的人格，使得一群俊偉的青年追隨著他失道絕糧，周遊四方。他們雖然在現實的功績上沒有世功所建立，但是他們對於人性價值的永恆追求為這個民族奠定了永世的道德理想的方向。孔子未出世，我們只能嚮往於聖王之統，我們所有的生民，只能在少數聖王的照輻之中過生活，而孔子的出現卻為我們確定了每一個生命的主體價值都可以盡其本分的於天地間挺立，這就是孔子所開創的仁教。自孔子之後，中國的所有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精神力氣完全對准了生命如何超越，如何在現實中表現最高的價值，這樣的一種求道的方向。

仁教一旦開出，結果就是每一個後世子孫都可以在自己的份位上盡自己可能的實現自己生命的價值。大家知道財富地位這是身外之物，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的，是你想求不一定能得的。而成德---生命的價值，是內在生命本質中，是有求便有，是求有益於得也，這是孟子里所說,所以孔子的價值在於,即便我們有很好的機緣，有財富地位權勢，堂堂的可以挺立於天地之間，但是我作為一個人，縱使我一個字都不認得，我也可以憑我的良心在天地間盡我的本分，做天地人三才之一。這是孔子的價值。

中華民族由於原初文化的形態沒有形成神的設教，而最終形成的是以人性的內在人格的挺立、而完成的盡己生命之所誠、便能夠心誠而天下安這樣的一個主體道德實現的文化。

一個好的老師,能讓他的學生變化氣質。而有一個人,有一本書,能讓一個民族變化氣質,這個人就是孔子,這本書就是《論語》,這個民族就是中華民族,這種氣質就是「文質彬彬」的君子氣質。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唯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洽生民。國學專家、石雕老總潘守宇常說：千年文官祖,百代帝王師.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2500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2500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中國上下5000年文化代表非孔子無與倫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