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academic culture是什麼
academic culture 學院文化
❷ 誰懂得中國古代學術文化
對啊，問題比較籠統，給你提個思路啊，比如可以講四書五經啊，將孔子孟子他們的學術思想，講他為後世留下的寶貴財富，可以講儒、道文化，這里給你講講「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學術文化。給你拋磚引玉 漢武帝獨尊儒術
在漢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加之漢字尚處於雛形，不具備准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漢初，當時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所謂黃老道行無為之治。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的根本。漢武帝採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已死百餘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漢朝的儒家思想普及過程中，很多社會問題得到解決。儒家思想傾向於施用仁政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制土地過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體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
在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多信奉黃老（傳說中的黃帝和春秋時的老子）道家思想。西漢王朝吸取秦朝覆滅的教訓，從道家清靜無為」思想出發，針對秦朝的殘暴統治而採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使得社會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與此同時，西漢統治者也十分重視儒家對秦朝暴虐統治的批評，贊成儒家倡導的仁政。劉邦最初十分鄙視儒生，認為儒學煩瑣而迂闊。但是後來他也籠絡了一批有才乾的儒生，如酈食其、隨何等人，利用他們為自己爭奪天下效力。劉邦登上皇帝寶座後，又令儒生叔孫通制訂了一套君臣禮儀，從禮制方面加強了他的統治地位和威嚴，劉邦高興地說：「今天我才體會到做皇帝的尊貴滋味！」這時謀士陸賈也向劉邦指出：「當初秦朝統一天下後，若能夠推行仁義、效法先聖，陛下您還能有今天嗎！」他告誡劉邦說，漢家天下可以通過「馬上」（指武力）得之，但不能依靠「馬上」來治理！陸賈的意見受到劉邦的極大重視。於是陸賈從儒家思想出發，全面總結了秦失天下、漢得天下以及古代興亡成敗的原因，前後共著成論文十二篇。陸賈的論文每上奏一篇，都博得劉邦的贊許。劉邦在死前的一年，甚至用太牢（牛、羊、豕三牲具備的祭禮）隆重地祭祀了孔子。
以後漢文帝時，儒家學者賈誼也多次強調，秦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是「仁義不施」。為了消除暴秦的影響，他建議改正歷法、變易服色制度，重定官名，提倡禮樂，並且提出「眾建諸侯」的建議以削弱諸侯王國的勢力、加強中央集權統治。漢景帝時，研治儒學的晁錯又提出一系列固國安邦的建議，其中包括鼓勵向北邊移民以抵禦匈奴的騷擾和利用諸侯王的過錯削弱各王國實力的「削藩之策」等等。我們看到，這些儒家學者們所鼓吹的儒術和政治主張已經同先秦時的儒家思想有很大不同了。他們往往是從儒家的仁義觀點出發，又根據現實政治的需要有所變通，因此能夠被西漢統治者所接受。西漢前期，由於統治者最推崇道家的「無為」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則是面對地方諸侯王國勢力的增長而無所作為，使諸侯王國的勢力得以惡性膨脹，造成干弱枝強的局面，這就最終釀成了景帝三年（前154年）的吳楚七國之亂。這次叛亂終於被平定了，它促使統治者認識到，有必要在意識形態領域重新尋求更有效的理論作為封建統治的指導思想。這時法家的暴力統治已被秦末農民起義所否定，黃老的「無為」思想也表現出十分軟弱無力，於是封建統治者就把這時的儒家學說當作得力的思想武器，利用它宣揚的「君權神授」、「大一統」等思想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這就是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方針的根本原因。儒家被尊奉到唯我獨尊的地位上，不僅適應漢武帝個人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的統治特點，而且也符合加強中央集權的社會需要，因此可以說這是歷史的必然。另一方面，漢武帝實行的「獨尊儒術」，實際上還是以法治相配合，儒法兼施，也就是對被統治者並用安撫與鎮壓兩手。所以後來漢宣帝斥責太子時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1)這充分說明，西漢統治者所謂的獨尊儒術，也只是取其有利於加強封建統治的部分。
漢武帝實行「獨尊儒術」政策，使儒家學說從此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儒家「大一統」的觀念深入人心，大家都贊成統一，把分裂看成是暫時的，這對於維護中華民族的統一是有積極影響的。同時，儒家的許多觀點，如講仁義、謙讓，講孝道、講信用等也逐漸形成中華民族所特有的道德倫理觀念了。
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專制帝王，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而作為一種成熟的制度亦同樣成為定型；是他完成了專制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聖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為有了一套完備的仕進制度而得以確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一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為整個宗法制國家的基礎。
不過，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進步意義，但它對歷史的負面影響卻也同樣不容忽視，像專制「大一統」的思想固然能夠增強民族之間的凝聚力，但同時卻也將專制集權推向了登峰造極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雖然的確成為超穩定社會之基石，但同時也使得人治政治成為兩千年不變之定式；至於漢武帝時代連年不斷的戰爭與攻伐，則更是造成了社會動盪、民不聊生之惡劣後果，其間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難盡。
有人說「一個專制的時代必然是一個嚴酷的時代」，這句話質之漢武帝的時代也同樣適用。事實上，在人治社會中，越是有作為的君王，其破壞力往往也會越大，就像宋代詩人蓮池生在自己的詩中所寫的那樣：「漢武愛名馬，將軍出西征。蹀血幾百萬，侯者七十人。區區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固然是君主常態，「好大喜功、黷武嗜殺」對於他們也不過只是一個尋常故事。為一己之私慾而大動干戈，帝王的個人好惡實際關繫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所謂「天子一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即是對帝王個人作為的最佳注腳。作為一代英主，漢武帝的確是中國古代極有作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從漢武帝對待神仙方術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偏執與迷狂的心態，從「巫蠱之禍」的發生，更能夠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殘忍、喜怒無常——人治社會常常會出現像漢武帝這樣的「半截偉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齡等諸多方面的限制，漢武帝的個人作為也不過是暴露了人治社會的共同弊端而已。
附:儒家思想的負面影響
以孔丘為創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為本位，以倫理為中心，以等級為基礎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主張「禮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論的要旨在於：聖賢決定禮法；身正則令行；法先王，順人情。儒家在禮與法的關繫上強調禮治，在德與法的關系中強調德治，在人與法的關系中強調人治[1]。自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成為思想意識形態的一極，後世無非是對它進行修修補補，它獨霸中國二千餘年。封建思想實質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現實社會中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並及於法律等各個層面。物極必反，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單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專制。歷史證明，人治和專制是一脈相承的。要建立現代司法理念，這種本土環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與強調以制度、規則來約束人們的行為的法治觀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現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礙。那就是法治觀念先天不足
或分析漢時獨尊儒術的影響利弊，對今天的中國有極其重要的借鑒意義。
漢代大一統是中國思想史上最具深遠影響的事件之一。經過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盛況，中國的哲學、社會、政治、人文思想得到空前發展。儒、道、墨、法、陰陽諸家都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真可謂「茫茫九派流中國」，泱泱大國的氣派已然奠定！秦時借重法家，漢初崇尚道家，各門各派尚無尊卑主末之分野。直至漢武帝時，儒家才得以獨享尊榮，孔子才被視為千古第一聖人，並流被後世。
其實，就思想體系而言，儒家所站的高度並不比道家高明，只是孔子學說積極入世、接受並順應歷史前進的現實態度要比其他各家更適宜用來治理國家，同時，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言，當時所有學派中，只有儒家學說同當時的中國古典學術和歷史知識緊緊地結合在了一起，而這些古籍經典本身即極為寶貴，從而使儒家學說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教育的典範，可以說，儒家思想後來的深入人心，與它以教材為載體進行傳播密不可分。
閑話少講，單說這漢代思想的大一統，產生的正反兩面影響都非常顯著：
積極方面，思想的大一統，鞏固了中國人的國民意識，增強了中國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從而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政治統一、民族統一，使得中國在歷經兩千年發展後依然能夠保持秦皇漢武開疆時的基本版圖，無論出現何種形式、多長時間的分裂，中國人始終不忘國家統一，並且這種統一的意識幾乎是出自中國人天性的要求，無論天南地北，人人皆認為統一是理所當然，人人皆視能為統一做出貢獻為光榮，在分裂與統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奮不顧身、犧牲自我的豪情。這種統一意識與當初所奠定的「大一統」思想，與中國數千來的思想統一，與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國家和中華民族認同感皆一脈相承。
思想的大一統，還對中國兩千年來的民族大融合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外學者都常常驚異於中國文化偉大的「同化」作用，中國歷史上的所謂「正統政權」、「中原王朝」屢遭侵略，除元、清兩代為非漢族統治外，還有十六國、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華大地上逐鹿紛爭的時代，但無論草原文化規模大小，皆最終淹沒、融化在浩浩盪盪的中原傳統文化中，這里，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文明就真如一個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開胸懷，任你們在我的懷抱里折騰，反正大家終究免不了中華民族、中國人的心理認同，從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卻很難有本質上對中國的撼動。
但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帶來的消極影響也不容忽視。簡單地講，首先，儒學占據正統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學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維方式不僅不得光大，甚而漸漸失傳，大大壓縮了中國人的哲學思維空間。
其次，獨尊儒術，使得中國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傑都將精力投注於弘揚儒學，結果中國文化呈現出精光凝聚的現象，最終，儒學是越來越精緻，但其衍生的條條框框的束縛也越來越多，這種文化因成熟過度而走向了糜爛，走向了極度保守，所以，聞一多先生說：簡直就是一潭死水。所以，中國的盛世時間一長，就要走向腐敗，必得外來文明的沖擊，才能獲得新鮮血液，才能注入興奮劑，重新容光煥發，光彩照人
❸ 什麼是學術文化的下移
本來學術文化（學問）只有貴族階級才能接觸得到，但是隨著社會格局的改變，新貴族的產生，地主階級逐步替代奴隸主階級，手工業者通過資產積累形成資產商人，慢慢的「新貴族」越來越多，而且每個人都有成為貴族的可能（相較原本的只有貴族血緣才能成為貴族來說）於是接觸到「學問」的人越來越多，而除了「新貴族」以外，平民也有接觸「學問」的機會，這就叫做學術文化下移
❹ 英國留學生學術文化是什麼樣的
一、英國學術文化
出國留學，或許同學得花點時間來適應英國的學習生活。根據學科、學習階段和學院類型的不同，學術文化和期望也會隨之改變。然而，還是有一些普遍性的問題值得同學注意：
1、學生經常獨立工作，大多數時間是靠自己來完成學習的。
2、對於學生而言，培養批判性判斷是必不可少的，這意味著同學要能判斷一個論證是否正確和充分。
3、學習很多事實數據在某些學科是很重要的，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批判性的思維更加重要。
二、對學術文化了解之後，那接下來就需要知道課程的要求是什麼知道滿足課程要求的要素是非常重要的。通過尋找以下幾個問題的答案，同學也許能對自己的學習計劃和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時間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1、當寫論文或作業的時候，應該花多久時間?
2、手頭的任務是用來評估的還是只用於練習的?
3、手頭的任務和測試在同學的學科成績中佔多大的比例?
4、同學必須要下多少工夫，以及同學要在某個課程達到怎樣的高度?
大多數信息同學都能在課本的指南里找到，它能成為同學學習這門課程的一個有效的參考。
❺ 文化學術包括哪些方面
廣義上的文化學術，包括歷史、思想、哲學、地理、政治、經濟乃至書畫、音樂、易學、術數、醫學、星相、建築。
拓展：一般來說「國學」又稱「漢學」，泛指傳統的中華文化與學術。中國古代國學包括經、史、子、集等內容。現「國學」概念產生於十九世紀，當時 「西學東漸」改良之風正值熾熱，張之洞、魏源等人為了與西學相對，提出「中學」（中國之學）這一概念，並主張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一方面學習西方，同時又恢復兩漢經學。
❻ 什麼是國學文化
“國學”文化是什麼?簡單地說就是中國傳統學術文化。
19世紀末，面對西學和“歐化主義”的沖擊，日本學界發出了提倡“國學”的呼聲。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啟超、黃遵憲等人商議，想在日本創辦《國學報》。1904年，鄧實發表《國學保存論》，並於次年在上海成立了“國學保存會”，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當時旅居日本的章太炎主編《民報》時，曾舉辦“國學講習會”、“國學振興社”。
將國學看成是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主要是章太炎和鄧實提出來的。顯然這種意義的“國學”就是“中國學”，是針對“外國學”而提出的，“國學”之興亡與國家的興亡緊緊聯系在一起。這一定義，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堅守，已為大眾所普遍接受。
“國學”如果按照《漢書·藝文志》的分類，可分為六類：六藝(六經)、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中醫)。如果按照《四庫全書》的分類，可分為四類：經學、子學、史學、文學。如果按照現代學科分類，可分為哲學、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中醫學、古代科學等。按照學術流派來說，主要有儒學、道學、佛學以及中醫學等。不能把國學僅僅看成是儒學。
從傳統分類看，經典始終是排在第一位的，“六藝”——《易》《書》《詩》《禮》《樂》《春秋》這六部經典，是中國原創精神的主要載體，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想源頭。被稱為當代聖人的馬一浮就說過：“國學者，六藝之學也。”他說的六藝是大六藝，也就是六經。古文經學派按時間先後排序，將《易經》排在六經的第一位。另一位當代聖人熊十力則出佛人儒，最後歸宗於大易。
一源三流：國學的基本結構
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結構是“一源三流”，如同中華大地的地理結構一樣。中華大地的源頭在青藏高原，在玉樹，從這里流出三條河流：黃河、長江、瀾滄江。中華文化的源頭是“易”，三流是儒、道、禪。
為什麼《易》是中華文化的源頭?因為《易》在六經中起源最早。傳說早在六、七千年以前的伏羲就創作了八卦。目前最早的一個八卦圖案是2006年5月在河南淮陽發現的，是離卦，刻在一個黑陶紡輪上，距今四千五百年。八卦是中華文化的基因，是中華文化的源頭。先有八卦，後有《易經》。
《周易》經文(易經)學術界已認定為西周初年所作，傳文(易傳)為戰國時期所作，從漢代開始歷代都有解“易”之作(易學)。《易經》、《易傳》、“易學”不僅是“易文化”形成的三階段，標志著中華文化從巫術文化到人文文化、科學文化的發展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周易》成書的歷史就是一部中華精神文化發生、發展的歷史。
《易經》這本書，是世界四大元典之一。世界四大元典分別代表了四大文化：《聖經》是西方文化第一經典，《吠陀經》是印度文化第一經典，《古蘭經》是阿拉伯文化第一經典，而《易經》作為東方文化的第一經典，不僅僅是中華民族，同時也是日本、韓國這些東方民族所尊崇的。韓國國旗就是太極八卦;日本民族叫大和民族，“大和”就是取自於《周易》：“保和大和，乃利貞”，日本的國教叫神道教，取自於《周易》“神道設教”。如果將世界文化分為東西方文化的話，那麼西方文化可以用《聖經》來代表，東方文化可以用《易經》來代表。
距今3000年左右(西周前期)成書的《周易》經文過了500年之後導源出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道家及其他諸子百家，也影響了中國化的佛家。從學術源流看，孔子弘揚了《周易》乾卦精神，老子弘揚了《周易》坤卦精神。《周易》不僅是人類軸心時代唯一一本由符號系統與文字系統共同構成的經典，而且是唯一一本書儒家和道家共同尊奉的經典。儒家將《周易》奉為五經之首，道家將《周易》奉為三玄之一。
西漢末年，也就是公元前後，從古印度傳來了佛教，它是從三條道路傳來的——南傳、藏傳、漢傳。此後，佛教就在中國生根、開花、結果。到隋唐朝時代，佛教在中國形成了八個宗派，其中最具有中國特色的就是禪宗。我們絕不能說佛家源於《易經》，但禪宗則受到《易經》的影響，我認為禪宗就是印度大乘佛教與中國三玄(易、老、庄)結合的產物。
“一源三流”可分解為八個字：易為主幹，三教互補。我做了一副對聯：“易貫儒道禪，道統天地人”。其中“儒道禪”的“道”是道家、道教;而“道統天地人”的“道”則是“大易之道”。這個“大易之道”不僅深深影響了儒家、道家和中國化佛家，而且影響到了中醫理論體系的形成。如果加上中醫，這副對聯就是“易貫儒道禪醫，道統天地人心”。所以說，中華文化表面上分出這么多家，實際上是互補的，有一條主線貫穿其中。
在中華文化歷史長河中，《易經》是中華文化的源頭活水。《易經》用源頭的那一泓清泉，聚成奔涌不息的生命之水，匯成了悠悠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大易之道”構成中華文明的主線和中華文化的支點。
什麼是國學?
國學這個詞彙的出現很早，從《周禮》開始，“國學”一直指的是國立學校。廬山的“白鹿洞書院”在晚唐時稱“白鹿洞國學”。這明顯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國學”。
現代“國學”概念出現的最早文獻則是在1902年。變法失敗後，當時同處湖南的梁啟超和黃遵憲，一個被迫遠走東洋，一個被革職永不續用後回梅縣老家。1902年，黃收到梁啟超從日本來的信，梁提出要辦《國學報》，黃回信表示反對，認為此時辦《國學報》還不是時候。
“注意，這時黃梁通信提到的’國學’，指的就不是國立學校，而是學術的概念。張之洞講’舊學為體，新學為用’，梁啟超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無論是’舊學’還是’中學’，說的都是國學，即中國固有的、千年傳承下來的’學問’。”劉夢溪提醒大家。
第一次對國學概念做分梳的是胡適。1923年，北大國學門創辦《國學季刊》，在發刊詞中，胡適把“國學”定義為“國故學”的簡稱，直接來源於章太炎先生之《國故論衡》。而章先生之“國故學”，實際上包括了中國古代的語言、制度、人物、風俗和文學、藝術等，幾乎中國古代的所有東西都被包括在“國故”之中。
但這個定義並未被學術界採納，後面的一二十年中，很少看到有學者把國學解釋為“國故學”的，而國故這個詞，後來也很少有人使用。大家都把國學當成“中國固有學術”，即先秦諸子百家之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考據學等。
爬梳“國學”理路後，劉夢溪反戈一問：“如果國學只是這些東西的話，那麼，國學跟中國的普通民眾有什麼關系?如果中國的國學跟老百姓都沒有關系，那算什麼國學呢?那是專家之學。”
然而，在劉夢溪看來，真正給國學賦予准確而富有生命力之定義的，當屬“國學研究會”之“主講大師”馬一浮先生。
馬一浮將國學定義為“六藝之學”，即《詩》、《書》、《禮》、《易》、《樂》、《春秋》的“六經之學”。正如馬先生所說，“六藝之教固是中國至高特殊之文化。”除了學理內涵的恰切之外，最關鍵的是，以此定義國學，不僅可以激濁揚清，釐清打著“國學”旗號，糟粕混雜之術士雜學;而且在教育領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有助於“國學”學科的課程設置，更能將儒家最醇正之思想精華播撒至普通民眾之心田。
可見，劉夢溪先生認為，傳統文化與國學最重要之區別，在於傳統文化包容更廣，儒釋道各家全算;而國學則應單指“六藝之學”。
新儒家之舊途徑
張之洞說“舊學為體，新學為用”，梁啟超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無論是舊學或新學，中學或西學，“國學”概念與精神就在這先賢的爭論中越辯越明。馬一浮先生亦曾留洋，通讀過《資本論》，最後依然盡其一生研究本土之學問，終成一代學宗。章太炎、胡適之、陳寅恪等亦是以國學為根基，扎實之後才旁覽西學，故能得其腠理，為我所用。也許國學之根本重要地位正如劉夢溪先生研究的另一學人——陳寅恪先生所說：“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
傳統文化在生命當中生成智慧
人剛生下來是一張白紙，隨著成長，開始物質積累和精神積累。人們更看重的是由簡到繁的物質的積累。但實際上，精神積累也很重要，我更看重的是由繁入簡的精神積累，因為大道至簡。我們從哪裡來不知道，往哪裡去也未知。那麼要想使自己的生命實現一種智慧的升華，能留點東西在世間的話，就要達到大道至簡的境界，這是傳統文化能給到我們的。我的人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沒有悟道之前經歷很多挫折，第二階段，開始進入道的境界之後很多事情就水到渠成。將傳統文化和當下結合，開始傳道，我想是祖先對我的蔭護，我開始做符合天道的事情，所有困難都能解開。
❼ 簡述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歷程及其影響
回顧20世紀中國學術的發展歷程，應該說：這是一個豐收的世紀、創新的世紀、輝煌的世紀。一百年間，名家輩出，群星燦爛，成果豐碩，推陳出新。中國傳統的學術發生蛻變，西方學術大量引入中國，在中西方學術的交流、撞擊、融合中，20世紀的中國學術文化誕育，並迅速地茁壯成長。一百年內，各個學術領域均有新的
突破和重大進展，構建了完整的中國近現代學術文化體系。回顧和總結20世紀的學術發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樁很有意義的工作，是為了推進21世紀的學術，進一步建構中國社會主義學術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驟。
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有著璀璨的成果和豐厚的積累。它長期以來哺育了中華兒女、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性格與精神，在世界學術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從19世紀中葉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也帶來了西方的學術文化。西學東漸，經歷了幾個階段，先是器物文明的傳播，其後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傳播，直到馬克思主義傳人中國。西方的學術文化，涵蓋廣闊，影響深遠，進入中國後生根、開花、結果。它改變了中國學術思想界以至全社會的發展方向和前進步伐，中國從傳統的封建社會跨進近代社會。其間，中學和西學、舊學和新學、傳統學術和近代學術發生了激烈斗爭和逐步融合。中國20世紀之學術即在這一斗爭和融合的再創造過程中呱呱墮地。
中國近現代學術肇始於嚴復翻譯西方的學術名著，19世紀末，他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向中國人介紹了進化學說，使中國學術界的觀念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此後，他又陸續翻譯亞當·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權界論》，甄克思的《社會通詮》，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學》，耶方斯的《名學淺說》，這些都是中國傳統學術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領域，中國近代的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邏輯學得以借鑒，因之萌生。
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說明近代歷史學與傳統歷史學之區別：「自世界學術日進，故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其事實之關系，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系。」他大聲疾呼，歷史學必須沖破傳統，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並認為這是有關國家興亡的大事，他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此時，夏曾佑編寫《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是我國第一部用章節體寫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國通史。其他學科也在20世紀之初相繼跨人近代時期，1910年沈家本創辦的法學會和《法學會雜志》可說是近代法學的萌芽；王國維、羅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說是近代考古學的濫觴；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學、王國維研究叔本華，開近代中國人研究外國哲學的先河；五四時代，陳獨秀、胡適鼓吹文學革命，中國近現代文學得以誕生，胡適寫作《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次用西方觀點對中國古代思想進行分析研究。至於自然科學，19世紀後期已由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翻譯了許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備。1915年，留美的中國留學生成立中國科學社並創辦《科學雜志》，中國近代的自然科學研究也逐步展開。
20世紀的中國學術是先進知識界為了挽救國家危亡，向西方尋找救國真理的產物。西方的各派學說，眾多著作，像打開閘門的洪水一樣，沖進中國。中國學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進行選擇、甄別、吸收，創造適應於自己時代的學術文化。學者們，作為中國人，生於斯，長於斯，在中國接受教育，必定會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
影響。20世紀的第一代學者，從舊時代過來，大都精通中國的傳統文化。五四時代激烈的反傳統文化的戰士們，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吳虞等，他們為了完成除舊創新的歷史使命，竭力反對舊傳統，要與舊傳統決裂，但實際上舊傳統已滲進他們的血液里，他們不可能完全斬斷傳統。真像他們自己所說：他們
是從舊營壘中沖殺出來，進行了反戈一擊。即使像陳序經那樣的「全盤西化論」者，也不可能擺脫舊傳統。只要你是中國人，曾受中國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擺脫中國學術文化的影響，「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盤反對和完全丟棄「昨日之我」。 同樣，20世紀的中國學者，不管他的思想多麼保守、頑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對西方的學術文化。西方學術文化的先進性、優越性日益明顯，人們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盤反對和摒棄西
方學術文化的人也是沒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響，西服革履、西裝大菜、洋房高樓、汽車飛機，西方文明，無處不在，哪個人的生活能離開這些？茅盾在《子夜》中寫的吳老太爺頭腦冬烘，頑固不化，但從鄉下來到了上海，口誦《太上感應篇》，居住的卻是洋房，出門更非坐汽車不可。拖著辮子，倡導復古的辜鴻銘其實是受過西方完備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學者。20世紀的重大特點是中西文化從斗爭走向融合，人們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圍中成長。兩種異質文化的斗爭和融合不會在短時間內結束。歷史上，佛教文化傳人中國，經歷了漢魏兩晉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間發生激烈斗爭和相互排拒，才逐漸地融合，產生了儒學化的佛學——禪宗，和佛學化的儒學——理學。明清之際，耶酥會士將西方文化帶來中國，雖有徐光啟、李之藻甚至順治帝、康熙帝等上層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學的頑強抵抗，經一、二百年之久而煙消雲散，並未能生根、開花、結果。可見異質文化之間的融合，尤其是要從融合中誕生出新的學術文化，是一個長期、緩慢而艱難的過程。 鴉片戰爭後西方文化在中國傳播，這是歷史上異質文化第三次進入中國，其聲勢之大，影響之遠，大大超過了以前的兩次。由於西方學術文化的先進性，使中國傳統文化相形見絀，在上個世紀末，中學和西學的兩軍對戰中，中學已陣腳大亂，敗下陣來。必須吸取西學之長，「以洋為師」在中國學術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創造，才能重建中國的學術文化。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經過中國學人們不懈的努力，20世紀的中國學術得以孕育成形，脫穎而出，並顯示了嶄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紀的中國學術文化，大體上說，有以下特點： 一、以進化學說和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中國傳統學術贊美上古時代的制度和人物，頌先聖而薄後王，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視為道統所在，後世丟失了古代道統，故而欺凌爭斗，社會日益退步。19世紀末，嚴復翻譯《天演論》，社會進化的原理風靡全國，完全改變了陳腐觀念，中國人懂得了用進化史觀來觀察和研究人類社會，得出了與古人全然不同的結論。這樣，20世紀的學術文化拋棄了傳統觀念，樹立起近代新觀念。五四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傳人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掌握了科學的唯物史觀，進一步了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與主觀能動作用等等，把學術文化的研究置於唯物史觀和科學方法的指導之下。20世紀中國的學術文化有了長足的發展。20世紀
的中國學人全都信從進化原理。而在1949年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佔有主導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誕育和成長了大批學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識分類體系。中國傳統學術，分成經、史、子、集，並不嚴格地建立在學科分類的基礎之上，其中經學特別重要，凌駕於上，且涵蓋一切。《易經》中包括數學、哲學、自然科學；《書經》中包括政治學、歷史學、地理學；《詩經》中包括文學、藝術、自然科學；《禮記》中包括政治學、倫理學、教育學；《春秋》中包括歷史學、政治學。許多學科尚在幼年萌芽狀態，尚未從籠統的經學中分化獨立出來，學科之間的界線極為模糊。20世紀的中國學術文化茁壯成長、規模齊備，形成了新的知識分類體系。自然科學移植了西方幾百年積累的學術成果，獨立為一大學科。其中分門別類，學支林立，建立了數、理、化、生、農、工、醫等大學科，門類繁多、內容充實，洋洋大觀，達到了較高水平，且有裨於國計民生。而人文
和社會科學中，文史哲分離，形成各自的專業，經濟學、法學、教育學、社會學、新聞學、政治學、心理學等新學科，紛紛誕生獨立。由於20世紀人類社會的飛速進步，人們對自然、社會、人類自身的認識更加深入，知識量、信息量巨大增長，學術文化的內容日益充實，范圍日益擴展，完全突破了傳統的經、史、子、集的舊框架，形成了近現代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新的學科分類體系。
三、理性方法的運用。傳統學術研究的方法不夠精密、邏輯不夠嚴謹，推理判斷帶有一定程度的主觀色彩。治學中帶有直觀感悟，冥心靜思，自省修養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測的、情緒的方法，只要能表達研究對象或真實、或虛幻的狀態，就能形成某種學術性的知識，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說，天人感應說，明心見性說。20世紀的中國學術引進西方的研究方法，運用歸納和演繹，重視證據，「無征不信」、「孤證不立」，摒棄主觀成見，抱著冷靜、客觀的態度，以理性方法對確定的對象進行具體、准確的認知活動。在自然科學中運用顯微鏡、望遠鏡、以及其它科學儀器和實驗手段，在社會科學中則著重調查研究的方法，獲取第一手的實際材料。20世紀的學術文化追求的是精確而具體地把握現實世界的豐富多樣性，進而認識其本質和規律。近現代學術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權威。
四、高揚愛國主義精神。中國進入20世紀，帝國主義的侵略更加兇狠，封建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的壓迫更加殘酷，內憂外患，民不聊生。20世紀的中國學者們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難，抱著無限的同情，喚起自己的責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為己任，在各個學術領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鑽研，目的就是為了救國。20世紀的中國學術是在風雨如磐的苦難歲月中誕生發育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封建主義壓迫，使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是20世紀學者們共同的強烈願望。搞自然科學的希望科學救國，搞經濟學的希望實業救國，搞教育學的希望教育救國，搞政治學的希望國家繁榮昌盛，搞哲學的希望振興民族精神，搞歷史學的希望以歷史經驗教育和喚起民眾，搞文學的塑造了眾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輝形象。20世紀的中國學術文化伴隨中國的苦難而產生，它推動國家的前進、呼喚民族的奮起、激勵大眾的斗爭，因此，愛國主義滲透其中，成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紀的中國學術高揚著愛國主義的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