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怎麼讀

Ⅰ 《羋月傳》中的楚人楚文化

《羋(mǐ)月傳》是由鄭曉龍執導，孫儷、方中信、黃軒、劉濤、馬蘇、高雲翔、蔣欣等主演的大型古裝電視劇，以下是我整理的《羋月傳》中的楚人楚 文化 的 文章 ，歡迎大家閱讀。

熱炒了大半年的電視連續劇《羋月傳》，11月30日晚終於開播了。羋月這個曾經稱霸秦國的歷史人物，卻是地地道道的楚國女兒。已經播出前兩集，不僅塑造了楚威王、屈原、唐昧、黃歇等一批歷史上的楚國名人，而且也在熒屏上一定程度展示了璀璨奪目的楚文化。

屈原：那時還是小孩子

在《羋月傳》前兩集中，將楚威王率兵出征、取得徐州大捷作為一段 故事 背景。

張碩介紹，楚威王是使楚國國勢發展最強、疆域最大的君王。歷史記載，楚威王七年(前333年)打敗越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在長江邊石頭山(今清涼山)上建立金陵邑(南京城)。宋代有所謂威王埋金的故事，楚威王覺得南京“有王氣”，吩咐在龍灣(今獅子山以北的江邊)埋金。同一時期，楚威王還大軍伐齊，與齊將申縛戰於泗水，進圍徐州，大敗申縛。楚國的勢力至此不僅直推泗水之上，更擴張到長江中下游與江淮地區。

當然，電視劇總有虛構之處，在劇中人物的登場時間上，就與真實的楚國歷史存在較大不同。

在《羋月傳》中，屈原是楚威王的大祭司，並被幼小的羋月請求拜其為師。張碩說，這其中的時間表述，與真實歷史相差了數十年。

以楚威王七年(前333年)的徐州大捷為例，電視劇里在這一年前後，羋月請求拜屈原為師。真實歷史里，這一年屈原還只有7歲，尚居住在秭歸樂平里。楚威王在世期間，屈原還只是個小孩子，基本與羋月屬於同一時期的人。

羋姓：稀奇不稀奇?

在《羋月傳》熱炒之前，很多人連“羋”(讀音m)，這個字都沒見過。其實羋姓作為中國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是周時楚國貴族的祖姓。

為何羋姓在後代卻很少見到?這與中國古代的姓氏制度有關，氏作為姓的分支，其產生時間自然要晚於姓，氏乃是尊卑等級的標志。

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所長張碩介紹，真實歷史上屈原、項羽都姓羋。生於秭歸的我國最偉大詩人屈原，名平，字原，但實際上他姓羋，並不姓屈。“屈”實際上是和姓相關的另一個稱呼——氏。歷史資料記載，屈原羋姓屈氏，與楚王同姓不同氏。楚王為羋姓熊氏，先秦時期男子稱氏不稱姓，所以人們更習慣叫屈原而不叫羋原。與屈原同姓不同氏的歷史名人還有“西楚霸王”項羽。

先秦時期，姓氏有別，姓是有血緣關系的整個部族的共同稱號，氏是某個支系的稱號。氏，經三代後成為姓。所以，“羋”姓衍生出不少大家熟悉的“氏”，如白氏、葉氏、伍氏、項氏等。

網上有種說法：北宋著名畫家米芾，本來也姓羋。張碩表示，這種說法值得推敲，米芾祖籍太原，後遷居襄陽，並不是土生土長的楚地人氏，與羋姓應該關系不大。

霸星與台：天文建築很發達

電視劇《羋月傳》里，以楚太史令唐昧夜觀星象、發現霸星來展開故事。

張碩介紹，楚人的先祖是已知的中國最早天文學家的傑出代表，他們創立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天文歷法，為觀象授時、確定農事提供了依據。

歷史記載，楚人先祖創立的歷法，在4600年前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先秦時期的楚國也是一個天文歷法發達的諸侯國，所用的《顓頊歷》就是後世所謂農歷的先驅。

我國已知最早的天文文物出土在楚地，一件是曾侯乙墓出土的戰國早期的衣箱上關於二十八星宿和北斗的圖畫，一件是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早期的《天文氣象雜占圖》。其中，尤其前者描述了楚人天文學的成就。

Ⅱ 古代楚文化

荊楚文化的八大特點荊楚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她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經濟文化開發價值。
荊楚文化作為一種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內涵可概括為八大系列：

1、炎帝神農文化。湖北隨州、谷城和神農架是炎帝神農的主要活動區域，有許多民間傳說和文化遺址。在這里，炎帝神農遍嘗百草，為民治病，發明農業，教民耕種，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標志著中華文明從漁獵時代向農耕時代過渡。

掘《長江開發報》1996年4月10日四版，裴高才同志題為《盤龍考古新發現，「商代」過大別崇山峻嶺，我國興建古城的歷史重新改寫》文章介紹，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家教授20年來潛心研究整理盤龍城遺址及其文物史料得出結論：被譽為中國南方第一古城的商代盤龍城遺址，最近有新發現，該城的興廢歷經近300年，它將我國興建古城的歷史從春秋戰國提前到商代。「……將武漢城市歷史向前推進了兩千年。……改寫了『商代文化不過大別山』的歷史……」。
文章說，盤龍城於1954年防汛時發現，於70年代大規模發掘，迄今共發掘文物二千餘件，其中大銅鼎、大銅、大玉戈等數十件文物為罕世珍品，屬當今中華古文物之最。……令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嘆為觀止。中外專家們稱，盤
龍城系我國迄今發現最大最早，保護最完好的商代古城，是古代南方的文化瑰寶，是江漢大地的一座文物寶庫，是「研究中國古城不可多得的標本。」
文章說，盤龍城遺址東西長二千一百米，南北寬一千八百米，中心面積一百一十萬平方米。擁有古城址、古宮殿、古城牆、古作坊、古墓葬等八大古跡景觀……在已發掘的兩座宮殿中，一座設有四室，周圍是迴廊的宮室，另一座布局為一大空間廳堂。兩座宮殿為前朝後寢格局，系當時祭祀、冊命、聽政、出師、盟會等舉行國家大事的地方，是國家政權的象徵。同時，四周作坊林立、釀酒、制陶、冶煉業十分發達，系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據考古研究所近期鑒定，盤龍城興建於商代二里崗期，荒廢於殷墟一期，歷經時間在二百五十至三百年之間。盤龍古城遺址與武漢市城區僅一河之隔。……為古代河流灄水、漢水注入長江的交匯地帶！
《長江開發報》的上述報道，無疑是「漢江------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這一命題的最新支持論據。一、它有力地證明了我國興建古城的歷史是在漢水之畔開的先河，打破了史學界關於「興建古城於春秋戰國」的統一認識。二、「屬當今中華古文物之最」的、代表漢水文化的數十件文物是從漢水之濱出土的；在商代漢水流域就有了「我國迄今發現最大、最早的」古城。三、從它改寫了「商代文化不過大別山」的歷史，把中國興建古城的歷史由春秋戰國時期提早到商朝時期這一史實上看，正召示出了「商代文化過了大別山」，還是「漢江文化影響、造就了商代文化」這一新的急待重寫的中華文明起源學說課題。
《湖北日報》1996年5月31日第七版報道：「荊州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據不完全統計，近幾年海內外學者近三百人來荊州研究楚文化的冶金、紡織、文學、美術、音樂、舞蹈等。專家們認為，楚文化成就包括銅鐵冶煉與鑄造技術，磨漆彩繪工藝，絲綢加工技術，道家哲學，楚辭散文和音樂舞蹈，在當時都達到世界領先水平。英國大英博物館館長羅森夫人說，「楚文化代表了中華民族強烈的生命力。（漢江流域的）楚文化所創造的物質文明更令人叫絕：世界上第一塊可鍛鑄鐵；世界上第一塊每平方厘米紡織170根絲的高密度絹；世界上第一件脫胎彩繪漆器；世界上第一架可連續發射20箭的弩，世界上第一張可折疊的大床……楚文化的精髓不僅熔鑄於楚人後代的心底，而且成為中華民族所共有財富。」

2、楚國歷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國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和強國之一，在8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明成果。楚國獨步一時的青銅鑄造工藝、領袖群倫的絲織刺綉工藝、巧奪天工的漆器製造工藝、義理精深的哲學、汪洋恣肆的散文、驚采絕艷的辭賦、五音繁會的音樂、翹袖折腰的舞蹈、恢詭譎怪的美術，都是十分寶貴的文化富礦。

3、秦漢三國文化。秦漢時期的湖北地區是當時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雲夢古澤、睡虎地和龍崗秦簡、張家山漢簡、漢明妃王昭君、漢光武帝劉秀、文學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資源。湖北境內還是魏、蜀、吳三國犬牙交錯、激烈爭奪的「四戰之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聯合與斗爭波譎雲詭，驚心動魄，古隆中、赤壁、烏林、長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區是三國文化的重要載體。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後裔。熱情、質朴、勤勞、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優良的民族素質。其婚喪習俗、歌舞曲藝、飲食服飾、建築交通等構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鮮明特色。同時，以恩施自治州和長陽、五峰兩個自治縣為主體的湖北民族地區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這里山川秀美，物產豐富，是發展湖北特色經濟的重要地區。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眾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資源。武當山是道教名山，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武當文化。此外，荊山、大別山、大洪山、齊岳山、九宮山和黃梅五祖寺、當陽玉泉寺、來鳳仙佛寺、漢陽歸元寺、武昌寶通寺以及荊州天星觀、武昌長春觀等眾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鍾祥明顯陵等名勝古跡，都有著較高的知名度和獨特的文化內涵。

6、長江三峽文化。長江三峽是中國最壯觀的峽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峽谷之一，還是舉世聞名的水電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隨著三峽樞紐工程的蓄水發電和勝利竣工，其舉世雄奇的自然風光、色彩斑斕的人文景觀、神秘浪漫的神話傳說和峽江兩岸奇特的風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濃厚峽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構成了三峽文化的鮮明特色。

7、江城武漢文化。武漢地處兩江交匯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早在商周時期就是南方連接中原的戰略據點。以商代盤龍城為標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漢積淀了底蘊豐厚的文化。明清以後，武漢逐步發展成為華中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近現代以來更成為中國的製造業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之一。在現代史上，武漢曾一度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作為華中地區的特大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江城武漢文化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

8、現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在清王朝的統治腹心打響第一槍，一舉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結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黨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沒。以辛亥武昌首義為標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漢近現代史上波瀾壯闊的革命文化內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董必武、陳潭秋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武漢創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武漢曾經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罷工、武昌農講所、「八七」會議、黃麻起義、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八路軍辦事處、武漢保衛戰、新四軍五師司令部、中原突圍和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動、革命事跡、革命遺址等，構成了湖北近現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內容，是極其寶貴的革命文化資源。荊楚文化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時空的強大穿透力和影響力，是我們建設先進文化、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創新的重要基礎。

湖北是荊楚文化的發祥地，也是古代楚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雙重角度審視荊楚文化的發展軌跡，還可以進一步發現它在以下五個方面具有創新特質，是當今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精神遺產。一是「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二是「撫夷屬夏」的開放精神；三是「一鳴驚人」的創新精神；四是「深固難徙」的愛國精神；五是「止戈為武」的和合精神。荊楚文化的這些創新特質，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優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體展現，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資源。

Ⅲ 湖北的簡稱是怎麼讀

湖北的簡稱為:鄂 [è]

來歷有幾個說法：

一、清代湖北的行政中心宜昌，為隋以後鄂州的治所，故湖北簡稱「鄂」。

二、追溯到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這里就有人類活動。商，周時代，噩魚大量分布在長江流域，逐漸形成了一個以捕噩為生的民族，稱為鄂(古時噩，鄂同音，同義)，這就是湖北省簡稱的來歷。據清縣志記載，公元前887年，西周中期，楚國君主熊渠封他的第二個兒子熊洪為鄂王，修建鄂王城，開始了鄂州的第一個鼎盛時期!

三、西部有鄂西山地，故簡稱鄂。

1. 湖北，簡稱「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省級行政區，省會為武漢，因位於長江中游、洞庭湖以北，故名湖北；地處中國中部，東鄰安徽，南接江西、湖南，西連重慶，西北與陝西接壤，北與河南毗鄰。

2. 湖北文化底蘊深厚，中華民族的始祖炎帝的故里就在湖北。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在長達800多年的歷史中，創造了燦爛的楚文化。湖北還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從武昌辛亥首義到新中國成立，為中國革命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湖北有70萬革命英雄獻出了寶貴生命。
   

Ⅳ 探尋楚文化—楚文化博物館

楚文化，是我國古代一支極其燦爛的歷史文化，它同「吳越文化」和「巴蜀文化」一起，被譽為「盛開在長江流域的三朵上古區域之花」，對中國歷史文化產生過巨大影響。

壽縣博物館，是安徽省建館較早的博物館之一，僅次於安徽省博物館，是國家重點博物館。與友人共同順著歷史的遺跡，一路探尋楚文化的淵源，感受他的厚重與滄桑。

博物館分別設有楚都遺珍、晚蔡履跡、楚墓擷寶、漢魏流韻、璀璨文物、淝水之戰、翰墨流芳、彩瓷繽紛、古窯之光、宗教藝術，較為全面地展示了壽州大地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

秦晉的「淝水之戰」，東晉以弱勝強，在中國戰爭史上，寫下了以少勝多的不朽篇章。「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來到這里看一看，對淝水有了更直觀的印象。而今這里留下的芸芸眾多的人文景觀，無不昭顯著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和底蘊。

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豆腐之法，始於漢淮南王劉安"，劉安為求長生不老之葯 ，招方士數千人，有名者為蘇非等八人，號稱"八公"。他們常聚在楚山，即今日八公山，談仙論道，著書煉丹。在煉丹中以黃豆汁培育丹苗，豆汁偶與石膏相遇，形成了鮮嫩綿滑的豆腐。劉安煉丹未成，卻發明豆腐。

作為古老歷史的見證，壽縣人非常珍愛至今保存完好的城牆，也為有這樣的城牆充滿自信和自豪。當詢問起壽縣還有什麼值得觀看的景觀時，幾名老人紛紛推薦：「你們就去古城牆，離得不遠，可以去那裡走一走，很不錯的。」

古城牆有4門，並各有瓮城，呈方形。與友人聊起，當敵人困入瓮城時,如將主城門和瓮城門關閉,守軍即可對敵形成"瓮中捉鱉」之勢。想想那種場景也是挺血腥與恐怖的，不禁後脊背湧起一陣涼意。遂想起在劉德華主演的電影《墨攻》中，他主演的墨子，主要指導城內百姓為守城池演繹了此驚心動魄的場景。此時身處瓮城之中，不禁感嘆古人的智慧、冷靜與計謀。

仰頭望著那高聳的城樓和綿延的城牆，用手輕輕觸摸著它的堅毅和斑駁，這古城牆上刻印著歷史那悠長的身影，彷彿這就是一部沉甸甸的歷史巨蓍，她的深沉與厚重，也讓人痴醉留連。

留下一張背影。輕輕的，我走了。

心中默默呼喊：「楚國，我來過了……」

Ⅳ 湖北和湖南都屬於楚文化，怎麼簡稱為鄂與湘

由於楚國總地域太大，湖北地處古顎州就簡稱顎，湖南位於湘江流域就簡稱湘。當然在原來楚國的時候並沒有這些簡稱，那會的楚國就是有很多州組成的。

當年的楚國統治時間也就四百多年，當然他們的位置就主要在湖北，湖南，安徽，陝西，山東，江蘇這一塊區域，這么一看其實楚國的面積還不蠻大，而且他所在的區域大部分都是經濟比較好的地區，所以鼎盛時期的楚國可以說沒有別的國家趕惹，所以這些地方一直受到楚文化的熏陶。當時楚國的控制面積確實比較大，而且他是有很多國家組成在一起的，也就是說楚哥先後吞並了很多小的一些國家。當時由於地區跨越太大，為了管理這些地區，逐漸的開始讓他們劃分明細，這樣一來方便管理。

Ⅵ 郢爰怎麼讀

郢爰的讀音yǐng yuán。

詞語解釋

古代黃金貨幣。是楚國的一種稱量貨幣。也是我國最早的原始黃金鑄幣。郢為楚都城名，爰為貨幣重量單位，其含金量在90%以上，質量上好的可達到99%。使用時，根據需要將金版或金餅切割成零星小塊，然後通過特定的等臂天平，稱量使用。

歷史價值

當時黃金的流通限於上層社會，而且只在國際禮聘、游說諸侯、國王贈賞、大宗交易時才使用。它是我國最早的原始黃金鑄幣。東漢之前，盛行黃金貨幣，在交易中發揮了極大作用。東漢之後，由於白銀產量增多，並逐漸成為一種重要的支付手段，形式為銀餅或銀錠，直至清末銀元產生。因此，郢爰金幣在古代貨幣中，有極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

Ⅶ 介紹一下周朝楚國歷史

楚，又稱荊、荊楚，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諸侯國，國君為羋姓（普通話拼音讀作mǐ），熊氏。最早興起於古荊州之地的楚部落，滅於秦國。轄地大致為現在的湖南、湖北全部、重慶、河南、江蘇、江西部分地方。

楚是三苗人在長江中下游建立起，它在周朝初期曾參加了周武王伐紂的戰爭。楚國由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地開始，居楚地丹陽（今湖北秭歸，有爭議），從一個附庸小國逐漸變成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強國。前704年，楚君熊通為武王，有地千里。因其地處中國南方，故而楚國與中原的華夏各諸侯經常發生戰事。通過戰爭，楚莊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楚國先後吞並了四十五個較弱小的諸侯方國。

楚國的族源

大致可分為五說:

華夏說

苗蠻即上著說

東夷說

西方民族說

民族融合說

參閱
楚國的族源

楚文化

語言

在春秋時代，楚語和中原語言之間有明顯的區別。楚國的官名和其他諸侯國不同：楚國宰相叫令尹，司馬叫莫敖。除此之外，《左傳·宣公五年》還記載春秋時代楚語的兩個特殊詞語：

於菟wūtú（上古漢語發音為
aa-laa）為「老虎」（有人懷疑可能和緬甸語 ''kla''「老虎」有關）

谷為「哺乳」

我們之所以知道這兩個詞的意思，是因為令尹子文名字叫做斗谷於菟，《左傳》對他名字的原意做了
解釋。

《左傳·庄公二十八年》有一句話：「楚言而出」（今譯：「他們講楚語就撤退了」），證明當時的楚語和中原的語言不能通話。

在戰國時代，屈原楚辭的詞彙也顯示出楚國語言的特點。

楚國君主列表及在位年份

:楚武王（約前740年至前690年）
:楚文王（前689年至前675年六月庚申）
:楚王堵敖（約前674年至前672年）
:楚成王（前671年至前626年冬季十月）
:楚穆王（前625年至前614年）
:楚莊王（前613年至前591年秋季）
:楚共王（前590年至前560年）
:楚康王（前559年至前545年九月或以後）
:楚王郟敖（前544年至前541年冬季）
:楚靈王（前540年至前529年五月）
:楚平王（前528年至前516年九月）
:楚昭王（前515年至前489年秋季七月或以後）
:楚惠王（前488年至前432年）
:楚簡王（前431年至前408年）
:楚聲王（前407年至前402年）
:楚悼王（前401年至前381年）
:楚肅王（前380年至前370年）
:楚宣王（前369年至前340年）
:楚威王（前339年至前329年）
:楚懷王（前328年至前299年）
:楚頃襄王（前298年至前263年秋季）
:楚考烈王（前262年至前238年）
:楚幽王（前237年至前229年）
:楚哀王（前228年）
:楚王負芻（前227年至前223年）
:昌平君（前223年）
:楚懷王孫心或楚義帝（前208年至前206年）
:西楚霸王項羽（前206年至前202年）

熊繹及其後代是江漢流域最早的開發者，他們的創業
史是艱苦卓絕的。《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辟
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荊山，
在今湖北省西部，漢江兩岸。《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自克
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
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於勝之不
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蚧冒篳路藍縷，以
啟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左傳》兩言「篳
路藍縷」，皆指楚國熊繹至熊儀(若敖)、熊胸(蚧冒)等十餘
代君王。可見楚國在建國以後的相當長的時期，都過著艱
苦奮斗的窮日子。國君帶領臣民跋涉山林，開辟疆土，甘苦
與共。面對周邊各國存在的威脅，尤其是面對北方周朝軍
隊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軍經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
楚國君王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特別注重以先王艱苦創業
的事跡對臣民進行傳統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氣，尋
求內部穩定和對外發展。
蚧冒之弟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時在公元前740年東周
平王三十一年。這在楚國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
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個南方大國的崛起。
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於郢，國勢更加強大，江漢一帶的小國
都畏懼楚國。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經「楚地千里」。
楚國「結舊好於諸侯」，迫使周天子「賜胙」，要求楚國「鎮爾
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周天子的話可憐兮兮的，流
露出對楚國的畏怯之情，同時，不得不承認了楚國鎮撫南方
夷越的「首領」地位。公元前656年，齊桓公率兵伐楚，歷數
楚國兩大罪狀，其一即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復，
寡人是問」，另一條罪狀是：「爾貢包茅不人，王祭不共，無以
縮酒，寡人是征」。說明楚國不向周王朝按時納貢，已有很
長的時間。楚國在秦國重兵壓境的時候，毫不畏懼，嚴陣以
待。但出於戰略上的考慮，作了適當妥協，答應納貢，於是
與齊結盟，各自罷兵。齊桓公死後，繼起圖霸的宋襄公不自
量力，欲召見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公元前638年，宋、楚
兩軍戰於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軍大敗，宋襄公受箭
傷，次年身亡，宋國從此一蹶不振。公元前633年，楚成王
率陳、蔡等國軍隊圍攻宋國，宋求救於晉，晉、楚兩國爆發城
濮之戰。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晉國
打敗了強大的楚軍，挫傷了楚國北進的勢頭．為周王室一吐
幾百年郁積的怨氣．晉文公重耳也因此一舉而躋身「春秋五
霸」之列。楚國雖遭此敗而元氣未傷，仍然不斷攻城略地。
公元前606年，楚莊王北伐陸渾戎至於洛陽，在東周的王都
郊外舉行閱兵儀式。周定王派王孫滿勞師，楚莊王公然探
問周朝傳國之鼎的輕重大小，並且揚言說，楚軍只要折斷戈
矛的尖端，就足夠鑄成九鼎了。此後，楚軍鋒芒益銳，所向
披靡。在春秋戰國之交，相繼滅陳，滅吳，滅蔡，後來又滅
越，成為席捲南土、問鼎中原的極強盛的國家。楚國兼並的
小國，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個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
安徽、江蘇等地。《戰國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強國也。
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
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楚國之疆域，雖然時有
得失損益，「但在其鼎盛時期，據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縣
三百餘，為戰國時代最大之國」。」」楚國的這種蓬勃發展的
勢頭，從西周初年算起，持續了大約700年之久，直到戰國
後期楚懷王時代，由於重大決策失誤，才出現轉折。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分裂割據、戰亂頻仍的時
期，也是社會政治發生劇烈變革的重要時期。周王朝從衰
微走向瓦解，諸侯各國通過兼並戰爭奪取政權。其中受益
最大的，莫過於楚國。楚國從局促於丹陽一隅的「蠻夷」之
邦，通過南征北戰，變成「地方五千里」的戰國時代最大之
國，發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斷開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圍內
的民族融合，無疑是使楚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一個重要原
因。所謂「楚人」，非但羋姓一族。楚人的上層統治者，即屈
原所說的「帝高陽之苗裔」，也就是來自西北方的夏人後裔，
本為游牧民族，沿漢水南下，至周已定居於丹陽一帶。江、
漢之間的土著居民，包括楚地固有之周民族與土著民族。
按照姜亮夫先生所說：「此土著之民族，自歷史發展論之，當
即《堯典》『竄三苗於三危』之苗民。此時其主要部分，當已
隨時代而西征，西征而落伍者，則當為屈子所謂之『南人』、
『南夷』，為三苗沿途遺在沅湘辰漵間者。」」 從周代的情況
來看，江漢沅湘一帶的土著居民相當復雜，除了三苗及其遺
民之外，「還有越、濮、巴三族。他們是從不同的地方遷徙到
這里來的」。先民的遷徙是謀求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手段，在
出現比較發達的農業以前，遷徙是不可避免的。狩獵、采
集、游牧以及刀耕火種式的原始農業，都要求在不斷的遷徙
中尋求較好的生產和生活場所。此外，部族繁衍，支系另謀
發展，更是要求遷徙的原因。同族之間的「不相能」，近親族
之間的矛盾斗爭以及不同部族之間的戰爭，都會引起大規
模的遷徙。 從土著居民的構成來說，可能還不僅是苗、
越、濮、巴，而是包括「九夷八蠻」，即南中國的諸多部族和民
族。他們在羋氏之族的統治下，融合成被北方人稱為「荊
蠻」的強大的楚民族，並建立了日益強大的楚國。楚武王前
後，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楚國就完成了對江漢地區許多
姬姓小國的兼並和佔領，造成「漢陽諸姬，楚實盡之」 的
局面。後來終於統一了長江流域，吞並了吳越，並以咄咄逼
人之勢，不斷問鼎中原．不斷兼並中原各國。在兼並戰爭不
斷取勝的過程中，多民族的大融合，也就不斷地在更大的范
圍內得以實現。
楚人英勇善戰，視死如歸，具有為國捐軀的犧牲精神。
即使戰死疆場，馬革裹屍，也視為光榮和自豪。屈原《國殤》
對此作了淋漓盡致的歌頌：「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
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與剛強英武的
愛國主義精神密切相關的，是寬容寬厚的態度和廣闊博大
的胸懷。楚國吞並了如此眾多的國家。縱橫跨越今天的11
個省，面臨的具體情況肯定是極其復雜的。黃瑞雲先生在
<楚國論>一文中說：「華夏蠻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
歷史淵源各不相同，楚國都能加以安撫。楚國在戰爭中從
未有過像秦軍那樣，動輒斬首幾萬，也沒有見過大量俘馘的
記錄。」張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說：「對於
被滅之國，楚人的慣例是遷其公室，存其宗廟，縣其疆土，撫
其臣民，用其賢能。即使對於蠻夷，也是相當寬厚的。」正因
為如此，楚國才能夠得到各民族的擁護，顯示出強大的開放
性和凝聚力，在橫跨大江南北的廣大領域，建立起一個強盛
的積極進取的多民族國家，並且不斷強化其臣民的國家認
同的觀念，激發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及強烈的本土意識
和民族意識。應該說，這是楚國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獲得
迅猛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

Ⅷ 楚文化的影響

先秦時代，楚國歷經八百餘年的發展，由僻處丹陽一隅，到擁有
中國半壁河山；從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問鼎中原，飲馬黃河，不斷
地發展壯大，成為「天下強國」。此間，楚國不僅位列「春秋五霸」、
「戰國七雄」，而且創造了特色鮮明、內涵豐富的楚文化。秦滅楚後，
海內一統，而楚文化在整個中華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則流傳至今。

屈原精神與中華民族精神
一個民族不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還要有體現本民族精神
的典範。楚國的屈原就是這樣一位跨越時空、體現中華民族精神的典
范。
屈原見聞廣博，「明於治亂，嫻於辭令」；為人「正道直行，竭
忠盡智以事其君」，在受懷王重用期間，努力實行其「美政」理想。
他主張以法治國，「舉賢才而授能」，並從制訂「憲令」入手改革內
政。在外交上，則竭力主張改傳統的聯秦政策為聯齊抗秦政策。這兩
方面的改革雖符合歷史實際，有利於楚國的發展，但觸動了一些權貴
以及秦國的利害關系。內外反對勢力因此互相勾結排擠誣陷屈原，懷
王不能明察，怒而疏遠屈原。頃襄王即位後，又偏聽「短屈原」的話，
將屈原放逐江南。但屈原並不因被放逐而改變「前志」，而是時刻
「眷顧楚國」，為表達其「存君興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之意，以辭賦進諫。他痛恨那些禍國殃民的奸佞黨人，同情人民的疾
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國殤》一章，熱情歌頌那
些為國捐軀的將士。在極度的抑鬱苦悶中，他多次產生「遠游以自疏」
的念頭，但或以「覽民尤（災難）以自鎮」（《九章·抽思》）；或
因「懷乎舊宇」，終於沒有離開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國為止。
正是這種執著的愛國情懷，似「受命不遷」，「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九章·橘頌》）的「後皇佳樹」，構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來，歷史選擇了屈原這個實有的歷史人物，充當體現中華
民族的精神的典範。歷代帝王著眼於屈原「竭忠誠而事君」（《九章
·惜誦》）：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為昭靈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為
「忠潔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為「忠節烈公」（《舊唐
書》、《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學者多從儒家角度，
引經據典評論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漢代劉安首次把屈作楚辭同《詩經》
的《國風》、《小雅》相提並論，並對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
的操行予以高度評價：「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離騷
序》引）。宋代晁補之認為：屈原愛君，「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
行其辭，「實羽翼六經於其將殘之時」，可與儒聖同等。故他說：
「原之敬王，何異孟子？」（《雞肋集》朱熹認為：屈原「乃千載而
一人」，其「忠君愛國之誠心」，不辨自顯；其書可以發「天性民彝
之善」，「而增夫三綱五典（常）之重」（《楚辭集注》）。皆意欲
將屈原納入正統的儒家范疇。而人民則因屈原的愛國精神和所受到的
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僅在他的故里秭歸和投水的汨羅江畔
修建了屈原廟、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還以端陽節吃粽子和賽
龍舟的形式來紀念他。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甚至於不同的國
度，都具有強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所倡議紀念的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誠如毛澤東所言：「（屈原）不
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
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
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費德林回憶錄：
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
屈宋辭賦與中國文學
先秦時代，隨著（《詩經》）熱的衰落，以楚辭楚賦為代表的文
學崛起於楚國，並將我國詩歌創作推向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高峰。所謂
「自風雅（指《詩經》）寢聲，莫或抽緒（繼承），奇文郁起，其
《離騷》（代指楚辭楚賦）哉！」（《文心雕龍·辨騷》）即指此而
言。與此相應，涌現了以屈原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內的楚
辭、楚賦的作家群體。其中，屈原以楚辭著稱，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
而以楚賦見長。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為宋玉，故
後世或以「屈宋」並稱。
楚辭作為一種文體，在民歌體式的基礎上，開拓了宏大的篇體和
錯落有致的句式。擺脫了《詩經》以四言為主的句式的束縛，節奏韻
律富於變化，表情達意更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創的這一文
體，「發憤以抒情」（《九章·惜誦》），充分地展現自己的內心世
界，把執著的人生追求與愛國主義思想融為一體。故「其稱文小而其
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還采
用一系列的藝術手法，尤其是把當時流傳的巫文化引入辭章，神遊幻
境，馳騁想像，開創了以現實為基礎、充滿積極浪漫主義特色的新文
學天地，從而成為當世及後世文學藝術的典範。
《楚辭》同《詩經》一樣，是我國文學兩大源泉之一。歷代文人
學者幾乎沒有不讀《楚辭》，沒有不受屈作楚辭影響的。他們追慕屈
原，摹擬屈作楚辭，宋玉、景差開其端緒，入西漢而形成熱潮。漢代
摹擬屈作楚辭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辭章句》所見11篇，如鄭振鐸先
生所言，「不過百中取一而已」。漢代以後仿屈作者較多，唐代柳宗
元「為騷文（楚辭）數十篇」（《舊唐書·韓愈等傳》）；清初王夫
之還將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辭通釋》一書中，尤為
典型。屈作楚辭真可謂「其衣被辭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龍·辨
騷》）。至於「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詩
經》）以上」（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吸引中國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學者研究楚辭，是屈作楚辭的
一種深遠影響。對楚辭的整理研究當始於宋玉，在漢代、宋代、明清
以及20世紀，都分別形成研究熱潮。20世紀的楚辭研究不僅專著多，
單篇論文更多；涉及多種學科，影響更加廣泛。此外，楚辭對其他詩
文、戲曲等等也影響至深。
《楚辭》在漢文化圈內影響也很深廣，它在唐代傳入日本，對日
本文化產生過巨大影響。此外，還被譯為多種外語版本流傳歐美及俄
羅斯諸國。
楚賦與楚辭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種文體。楚賦雖「拓宇於楚
辭」（《文心雕龍·詮賦》），但它是在與楚辭完全不同的創作環境
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來「好辭」，但因在襄王身邊
奉命而作，受宮廷御用性質所決定，結果不是以楚辭見長，「而以賦
見稱」（《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故司馬遷將「辭」與「賦」明
確區分開來。但後世學者往往將二者混為一談，導致了對楚賦的忽略。

楚賦是一種問答對話的方式，鋪陳其事，極聲貌以窮文，韻散結
合的文體。屈原的《卜居》、《漁父》發其端，宋玉的《風賦》、
《釣賦》，始標賦名，「與詩劃境」（《文心雕龍·詮賦》），而宋
玉的《高唐賦》、《神女賦》是賦的成熟之作，其寫法開漢賦名篇
《子虛》、《上林》諸賦的先河，對漢賦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宋玉的楚賦諸篇及其楚辭佳作《九辨》，藉助《楚辭》、《文
選》、《古文苑》，得以廣泛流傳，影響後世。李白「屈宋長逝，無
堪與言」、杜甫「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的詩句，分別
表達了一些文人對屈原、宋玉的仰慕。他們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們的
喜愛。總之，屈宋辭賦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其獨特的文
化韻味，感染國人，影響世界。
楚人的巫、道與中國的哲學和宗教
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國的巫文化和道家學說。巫以楚為盛，
道家學說是楚文化的特色內容，已為共識。這二者在中國哲學和宗教
的發展過程中都發生過深刻的影響。
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遠古時代的楚先祝融。祝融為帝嚳高辛的
「火正」，主「司天」，因功顯名，故後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傳統。
熊繹、平王、懷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較突出的信奉者，而著名
的巫學大師則是被稱為「國寶」的楚臣觀射父。
就其內涵而言，楚國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種巫術、飛升成
仙等等內容。它不僅滲透到楚國文學藝術等諸多層面，而且對後世宗
教信仰影響深刻。如：先秦時代，唯有楚人以東皇太一為至上神。馬
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帛畫《太一出行圖》，太一在諸神中處於主神地
位；漢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為至上神，顯然繼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
為至上神的傳統。神仙觀念是道教的基本觀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終
極追求。先秦時代的神仙觀有兩大系統，燕齊方士刻意於海上求取仙
葯，楚地則重在藉助靈物飛升成仙。楚地這種神仙觀及其各種巫術，
都是後世道教神仙觀和道教法術的重要來源。
道家學說，淵源於晚商時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學
思想的則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學生，楚平王的大
臣，他的思想對楚國朝政產生過影響。入戰國中期以後，道家分化為
兩大派系：即老莊學派和黃老學派。老莊學派以莊子為代表，黃老學
派，主要有�冠子、環淵等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學派中最富哲學內涵，對後世影
響極為深廣。漢初，黃老之學作為「君人南面之術」，清靜無為，與
民休息，治理戰爭創傷，使天下殷富，社會獲得穩定發展。東漢以後，
道教興起，道家學說成為道教的理論基礎。老子被奉為教主，稱之為
「太上老君」，其書《老子》被奉為聖典，稱之為《道德真經》。後
來，文子、莊子也分別被尊為「通玄真人」、「南華真人」，其著作
《文子》、《莊子》也被視作「真經」，列入道藏。魏晉時代，玄學
興起，玄學以老莊道家的無為學說為本，探討綱常名教與自然的關系，
最終使漢末陷入危機的名教重新煥發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於鞏固
統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
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儒、釋、道三教長期合流兼容，老莊思想對
佛、儒二家產生過重大影響。宋代理學開創者周敦頤的「自無極而太
極」的理論，就來源於道家的「有生於無」，「復歸無極」（《老
子》）。老莊道家學說幾乎在歷史進程的每一個階段都能發生思想共
鳴。晚清民國初年，受社會危機與西方思想的影響，一些文人志士如
譚嗣同、嚴復等，重新審視老莊文本，並從中發掘「民主」、「自由」
的思想，再度將道家學說視為匡世安邦理論。當今世界提倡返樸歸真，
回歸自然，遵從自然規律，加強環境保護，道家「天人合一」的整體
觀念，以及「無為而無不為」等思想，不僅在國人中，而且在世界上
都產生了更加強烈的共鳴。
出土楚文化資料與現代學術文化
出土楚文化資料，主要是指考古發現的先秦楚人的文化遺存，包
括有文字的和無文字的兩類。其中一些重要的發現，在我國乃至世界
學術界都發生過和正在發生著深刻的影響。
20世紀30～40年代，因盜掘先後在安徽省壽縣和湖南省長沙楚墓，
出土了著名的「壽縣楚銅器群」和「楚帛書」等重要文物資料。這兩
大發現當時就在學術界形成了研討熱點。尤其是楚帛書流落到美國後，
其研究也逐漸國際化，促進和掀起國內外的帛書研討熱潮，並為中國
史研究走出疑古時代提供了幫助。
20世紀後半期，是楚文化考古成就最大的時期。
楚簡批數多，數量大，居全國先秦簡牘之冠。迄今為止已發現30
余批，其中已產生較大影響的有長沙仰天湖（M25）楚簡、信陽長台
觀（M1）楚簡、荊門包山（M2）楚簡、荊門郭店（M1）楚簡和上海博
物館館藏楚簡。尤其是郭店楚簡，資料一發表，就引起強烈反響，學
術界接連在北京、美國、武漢舉行3次國際學術研討會。
青銅器及其銘文也有重大發現，如安徽省出土的鄂君啟節、河南
省浙川下寺春秋墓銅器群、湖北省隨州曾侯乙墓器群，等等。其中尤
以曾侯乙編鍾編磬舉世聞名，復制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為我國音
樂文化大增光彩。
楚國的貨幣也很有特色，主要有蟻鼻錢和金幣。蟻鼻錢，是一種
有面文的仿海貝的銅質鑄幣。楚金幣是一種稱量貨幣。楚國是先秦時
代唯一通行黃金鑄幣的國家。據初步統計，20世紀50年代以來，出土
600餘件，總重量接近4萬克。其中江蘇省盱眙穆庄鄉南窯庄出土的11
件「郢稱」金幣里，有一件長12．2、寬8厘米，重610克，有完整的
印記54個，半邊形印記6個，是所見最大最重的一件。這些楚幣不僅
為楚文化學界所重視，而且也吸引了經濟學界人士參與研討。
中國傳統的絲織工藝，在世界上獨樹一幟，享有盛譽，而領先於
東周列國的楚國絲織工藝則是先秦中國絲織工藝的代表。湖北江陵馬
山1號戰國楚墓，出土絲織衣物38件，絲綢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種
齊全，色澤鮮艷，被譽為「絲綢寶庫」，甚為絲織與服飾研究者所重
視。
楚地多寶，地下礦藏豐富，湖北大冶縣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南北
長2公里，東西寬1公里，開采時間上起西周下至漢代，出產過大量的
銅礦，揭示了楚人，也揭示了我國古代采礦和冶銅的生產情況，填補
了中國冶金史上的一大空白。
楚文化豐富多彩，對楚文化的考察研究既有利於開發地域文化資
源，也有利於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Ⅸ 楚文化的文化研究

早在20世紀30年代，楚文化作為一種區域文化，就引起了學者的關注。新中國成立以後，先秦楚國遺址、墓葬等的發現，激發了學界探索楚文化的熱情。其研究范圍從先前的文學、哲學領域擴展至歷史、地理、經濟、軍事、文字、建築、服飾、風俗、科技、歌樂舞等方面；其研究方法也隨著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藝術學等多學科理論和方法的滲透，逐步向綜合性研究方向發展。
湖北省博物館常務副館長萬全文告訴記者，上世紀50年代，長沙地區發掘的大批楚墓為楚文化這一學科的創立提供了契機；上世紀70—80年代，鄂、湘、豫、皖等楚國故地的考古發掘層出不窮，特別是隨州市曾侯乙墓的發現，使得楚文化研究開始蓬勃發展。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玉堂也認為，考古發現及其研究和認識的深入，引發了學界對楚文化研究的極大興趣，也為其拓展和精進奠定了良好基礎。
「楚文化研究正是在充分佔有最新材料的基礎上，不斷取得新突破、新進展的。」劉玉堂說，「隨著大量楚簡的不斷問世，其所承載的豐富訊息為楚文化研究向縱深推進提供了可能。例如，傳世文獻記載楚國遷都六七次，都城先後稱丹陽和郢，但清華簡《楚居》則記載楚國遷都達十四五次之多，且未見丹陽名稱，這將引起學界對楚都問題的重新思考。又如，根據傳世文獻記載，楚人先祖季連活動的年代不會晚於虞夏之際。可是清華簡《楚居》中則將季連與盤庚連在一起。若此盤庚即商王盤庚，那麼季連活動的年代豈不要向後推約七百年？諸如此類的情況不勝枚舉。」
華中師范大學楚學研究所所長蔡靖泉表示，楚文化研究曾在20世紀90年中期掀起一次高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由張正明主編的《楚學文庫》。這套叢書是20世紀楚文化研究的集中展示。「經過多年的積累，楚文化已經有了全方位、多角度、體系化的研究和總結性、集成性的成果。所以，當前楚文化研究主要是緊密跟蹤考古新發現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著力解決其囿於資料而未能破解的疑難問題。」蔡靖泉說除了注重考古發現之外，將楚文化和其他區域文化進行比較，對於推進楚文化多層面、全方位的研究也具有積極意義。萬全文向記者介紹說，楚文化與其他區域文化的比較研究，源於20世紀90年代初期。具體說來，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微觀等層面。比如，張正明的《古希臘文化與楚文化比較研究論綱》、王紀潮的《異彩紛呈：楚文化與希臘羅馬文化》等，就將楚文化與古希臘、古羅馬文化進行宏觀比較。中觀角度則是將楚文化與同時期中國其他區域文化進行比較。譬如張正明的《秦與楚》，清晰展現了秦與楚的民族源流、歷史道路、文化特色和成就、國家發展和命運，深刻揭示了秦與楚興衰存亡的歷史原因、秦人與楚人性格傾向對華夏民族性格形成的決定作用。所謂的微觀比較，則是將楚文化與其他區域文化某些具體問題進行對比探討，這也是目前區域文化比較研究方面成果最多的部分。
劉玉堂對此表示贊同。他認為，區域文化比較研究的意義重大。因為只有通過比較研究，才能真正發現不同區域文化的共性與個性；也只有通過比較研究，才能准確把握不同區域文化之間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過程和規律，進而發現中華文化形成與發展的路徑。
蔡靖泉也表示，將楚文化與並世共存的諸地域文化進行比較探討，是楚學研究的重點之一。這不僅能夠拓展楚文化研究視閾，也必將促進中國區域文化和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在新世紀的深入發展。劉玉堂表示，盡管楚文化研究在區域文化研究中處於領先的地位，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多學科的綜合研究還比較薄弱，某些關鍵的研究領域多年沒有突破。他認為，上世紀楚文化研究的輝煌，多半基於震撼性的考古挖掘。一旦楚文化考古缺少轟動性發現，楚文化研究很可能會出現「瓶頸」，甚至無話可說。因此，學界需要對楚文化考古資料作進一步的深入分析，尋求方法論上的突破創新。萬全文認為，從楚學研究的現狀來看，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賴楚簡帛研究的推動。造成這一研究現狀的原因，是由於楚文化考古的重大發現相對上世紀有所減少，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在沒有新材料出現的情況下很難得到解決。
針對此種情況，蔡靖泉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說，之所以楚文化研究沒有上世紀90年代那麼轟動，重大考古發現的稀缺只是原因之一。另外，由於三峽水庫、南水北調等大型工程的陸續開展，使得一大批文物被發現，而對這些考古資料進行整理、消化是需要時間的。只有將這些新發現的研究成果逐步推出，楚文化研究者才能據此繼續深化研究。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羅運環則強調說，除了對楚文化考古資料系統全面的整理之外，加強古文字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他告訴記者：「准確釋讀諸如楚簡、璽、貨幣、器物上的文字資料，不僅能夠幫助研究者找尋新的突破點，還能夠對過去的成果進行重新審視和思考。提升研究者對出土文獻這些一手資料辨識的准確性，對於醞釀楚文化研究下一次高潮不無裨益。